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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曾城府很深，善于钻营，是陈立夫、陈果夫的表兄弟，对二陈很恭敬；和邹韬奋系“老同学、老朋友”，对邹却穷凶极恶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省吴兴县双林镇人。1896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
他和CC派的两位老祖宗(指陈果夫，陈立夫)是表兄弟关系。徐恩曾从美国留学回来，做过电机工程师，还在陈立夫把持的建设委员会无线电工程处干过一段。因为他既是二陈的表兄弟，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做事情有些能耐。1926年，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第一任台长。1928年，便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的陈果夫调到部里安排了总务科长的职务。徐恩曾城府很深，善于钻营，很有投上司所好的本领。在握有实权的二陈面前，他表现得特别恭顺，说话嘴很甜，张口“果兄”，闭口“立兄”。二陈乘车，他亲手给他们开车门；二陈交办的事情，他奉命唯谨，从来不打折扣。他做总务科长一年多，做了好几件很讨二陈喜欢的事；他负责管理的文书档案井井有条，建立了一套相当健全的制度；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装配了一部新电话总机，编了一套较复杂的密电码；在经费开支方面，做到了“厉行节约，开支合理”；他不仅不贪污，偶尔还解私囊为“公家”暂时垫进几个钱去……因此，没有多久，他就取得了二陈的信任和赏识。
中统的原始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活动起来后，当时的科长是吴大钧。吴大钧和徐恩曾是浙江同乡，也是留美同学。徐利用这种关系，千方百计同吴拉近乎。并且极力从吴口中探听有关调查科的情况。由于徐在美国学习时注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些情况，便不时地参照美国的做法为二陈出主意，改进特务工作，一方面表示他对这项工作的热心，再方面借机卖弄他的博学和才智。1929年，吴大钧调走，叶秀峰继任。同年冬，因某一件事，叶与陈立夫翻了脸，叶消极抵抗，请假到杭州“休养”，徐被委为兼代调查科长。这个时期，徐恩曾为取消这个“代”字，挖空心思。他除了对二陈再三表示忠顺和殷勤以外，极力显示自己对特务工作的兴趣和本事。他还不时地派人前往杭州向叶秀峰“慰问”，探听叶的去留态度，相应地做些促叶退位的工作，争取叶为他说点好话，叶秀峰当时本来看不起徐恩曾，徐恩曾不仅不计较，反而曲意奉承，向叶表示尊崇和听命的态度。经过一个时期的活动，叶表示坚决不回调查科工作，要为CC派搞外围组织F.F.。于是徐被委为专职调查科长了。
徐恩曾一经登台，便劲头十足，表示定要为他的主子干出点名堂来。在他正式担任了调查科长的1930年，他为了加强反共力量，确实做了几件对以后特务组织的发展较有影响的事情。比如，以前调查科是两面作战，一方面与国民党内部的所谓异己势力如汪精卫、胡汉民等各派系斗，一方面与共产党斗。
1930年以后，随着蒋介石集中全力剿共，调查科将其全力转向对付共产党了，为了适应情况的转变，在调查科里边增设了一个专门阴谋策划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最机密部门特务组。特务组的成立，是调查科成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机关的标志。特务科的办公地址不设在丁家桥国民中央党部，他们的活动，开始一段时间，在调查科内部也是秘密的。其次，从接受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六期毕业中，一下调来了骨干分子20人，使调查科成了组织部最大的科，特务骨干力量有了明显增强。另外，和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挂上钩，由谷聘请徐恩曾为顾问。徐推荐他的骨干顾建中、季源溥等做宪兵的督察、教官之类，极大地密切了两个反共组织的关系，他们共同对付共产党人，逮捕、关押、审讯、枪杀是通过宪兵去做。而策反、劝降，则往往由调查科去做。
徐恩曾和军统头目戴笠，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臭名远扬的人物。戴笠面色发黑，浓眉傲眼，外形呈凶相；徐恩曾则面庞白皙，戴金丝眼镜，衣着讲究，说话举止文质彬彬，经常面带笑容。很多初和他接触又不明底细的人，往往提出疑问：他是两手沾满革命人士鲜血的特务头目？
李公朴先生从中学到大学，和徐恩曾曾是同班同学的邹韬奋先生，在《抗战以来》这本书里写道：“徐先生的仪表和他担任的职务，似乎完全不配合，他的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他无论穿西装或中装，都漂亮整洁，在学校时，他的房间布置得最整洁讲究……”
就是这样一个外貌像书生的人，为了弄清邹韬奋先生的政治面目——是否共产党人，对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徐当面对邹的称呼)，派遣特务跟了7年之久。一次，他直接警告韬奋先生：“到了现在的时候，不当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其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无所谓民众立场。你们这班文化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替共产党工作！”当时，韬奋先生面对特务头子的威胁，毫无畏惧，他以锐利的目光，透过深度的近视眼镜，盯着徐恩曾，义正词严地说：我不是共产党，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照法律应该有这个自由！他以战士的姿态回答徐恩曾后，愤愤然拂袖而去。徐恩曾对在场的潘公展说：这种书呆子，等我收拾他！
就是这样一个外貌温文尔雅的人，歇斯底里地对待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人士。他施展各种阴谋诡计，采用卑鄙龌龊的手段，陷人于囹圄；他驱使如狼似虎的特务，肆意逮捕杀戮，使无数有志之士被杀害。
因抓获中共叛徒顾顺章有功得以飞黄腾达，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都倒在了他的屠刀下
调查科虽说是蒋介石的保镖，是二陈手中掌握的工具。可是，徐恩曾虽然做了调查科的头目，但他并不能和他要保的主子蒋介石直接发生联系。他在蒋介石那里挂上号，并得到宠信，是从顾顺章被捕叛变开始的。
顾顺章，宝应县白杨人，原来是个流氓无产者，曾在上海烟草公司做过小工头。“五卅”罢工斗争中，他表现勇敢。后来，到苏联学过一段政治保卫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他当过工人纠察队长，参加过一些指挥活动。1927年“四·一二”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工作，是领导成员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为他追求个人享受，生活趋向腐化，个人野心时有暴露，周恩来同志曾多次严厉地批评过他，并且在后来把他调出了特科。
1931年春，为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和毛泽民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央派他到武汉布置行走路线。他完成任务以后不立即返沪复命，竟自由行动，住在大智旅馆，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场演起了魔术。后被调查科驻汉特派员蔡孟坚侦知，因而被捕。
蔡孟坚是徐恩曾做调查科主任以后派往武汉的，当时调查科下面没有普遍建立下级组织，只在上海、开封和武汉各设一个特派员，上海是杨登瀛，开封是黄凯，武汉是蔡孟坚。蔡孟坚是江西萍乡人，在武汉的公开职务是行营侦缉处副处长，此人反动异常，曾化名深入红军开辟的红湖区进行过侦察活动。在武汉，他利用叛徒指认、追捕共产党人，使党的一些组织连连遭受破坏。1931年初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及其夫人，就是被他逮捕后杀害的，同年4月份，他得到情报：一个重要中共人员，以耍魔术为掩护，在武汉进行活动。他立即把尤崇新等一批叛徒派出去，让他们做彻底叛变的“实际表现”，化装上街指认共产党人。4月24日，尤崇新在汉口特三区小高尔夫球场前，发现了顾顺章，他为叛卖立功，连声呼喊：“他是上海暴动的总指挥。”
顾顺章没有躲闪，便被特务所逮捕。事后得知，顾顺章早就有投敌的打算，他在家里已经起草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只是还没有发出，因此他被捕以后，未经任何周折，立即叛变，并且向蔡孟坚提出：“我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请迅速安排本人晋见蒋总司令，我要当面陈情。”在蔡孟坚与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向南京发电请示以后，当晚由宪兵随特务押解顾顺章乘江轮驶往南京。顾顺章为表示他对敌人的忠诚，在离开武汉前，出卖了共产党在武汉的交通机关，鄂西红区及红军驻武汉的办事处，以及江轮上的一位做工友的共产党员。
因案情重大，怕中间出纰漏，翌日清晨，蔡孟坚又乘飞机提前赶到南京。在押解顾顺章的江轮到南京后，江轮不能靠岸，也为了保密，由蔡孟坚和徐恩曾的其他几个骨干，乘一只小船到江心把顾接上岸来。顾来到南京中山路305号徐恩曾秘密办公处时，顾告诉蔡孟坚这是共产党在南京的一个通信处，请赶快逮捕徐恩曾身旁的机要秘书钱壮飞，钱是共产党员，这对徐恩曾说来，简直是晴天霹雳。徐恩曾惊慌万状，面色苍白，赶快在调查科各部门查询钱壮飞的去向，并派人四处寻找。
钱壮飞是徐恩曾招收无线电人员时考进去的共产党员。他聪明干练，书写，绘图，待人接物，样样精明，又是徐的同乡，因此很快就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和周围人的好感。并且越往后越受到徐的器重，后来就做了徐的机要秘书。徐恩曾制定计划、发布文件，答复来往函电，多要请钱代庖。因为在南京国民党机要部门中有了这样一位忠勇机智的同志，国民党的许多机密便为中国共产党所了解，所以，国民党特务尽管在上海用最大的气力追踪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在顾顺章被捕以前，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从来没有被破坏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周恩来等同志在上海办了多期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为党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干部。顾顺章被捕叛变以后，蔡孟坚发往南京的电报，在南京首先看到的，不是别人，而是钱壮飞同志。钱壮飞同志看到电报以后，知道顾顺章长期在特科工作，对中央机关的情况和负责同志的住址、行踪等非常清楚，认为情况万分紧急，他必须赶往上海向中央汇报。于是，他从容不迫地把汉口来电译好，送呈徐恩曾以后，以最快的速度到了上海。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上海的所有中央办事机关全部做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有过来往的负责同志全都搬了家，所有与顾有联系的关系全部切断。经过两天三夜不分昼夜地工作，一切都做了妥善的处理。
在徐恩曾确知钱壮飞已经出走以后，在南京继续派人追寻他的同时，亲自率领大批特务，押解着顾顺章赶到了上海。徐恩曾这个外表文雅内心凶狠又有勃勃野心的特务头子，很想借这个机会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一切机关、组织和负责人，特别是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切机关、组织和负责人，一网打尽，创建奇功。他一连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母亲、妻子、女儿虽然都在上海他也不去看一眼，国民党反动派称赞他“数过其门而不入”。
顾顺章这个灵魂丧尽的可耻的叛徒，为了保他的狗命，在敌人面前立功争赏，不遗余力地领着特务们东奔西窜，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搜查，又一处处布置监视哨，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处所，特务们走遍了，上海的许多地方被搞得鸡犬不宁，但是他的毒辣的计划却全都落空。
顾顺章为敌人破坏共产党在沪机关的目的没有达到，回过头来就出卖了当时在我国青年中很有影响的优秀共产党员恽代英同志。恽代英同志1930年在上海做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4月19日，他在某纱厂门口等夜班工人出厂时转交宣传口讯，被敌人突然逮捕。他化名王作霖，机智地对付过了诡诈的敌人，一直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坐了一年监狱，敌人也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恽代英。叛徒顾顺章，向敌人提供了他的化名，监狱号，并且告诉敌人，由于共产党人多方营救，近期内恽代英很可能获释。
徐恩曾让特务们拿着刊有恽代英同志照片的黄埔军校同学录到监狱做了核对，才肯定这位只承认自己是“赤色群众”的在押犯，确实是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二陈和徐恩曾等，对恽代英同志实施了一系列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使恽叛变。恽代英同志坚贞不屈，在酷刑下没有让敌人得到一句有用的供词。最后，经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毙恽代英。恽代英同志在临刑时，大义凛然毫无惧色，高呼“共产党万岁！”引吭高唱《国际歌》。
徐恩曾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想到当时的情景，他都要情不自禁地带上一句惊恐的话：“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于此！”
顾顺章叛变、恽代英被杀，在上海的中共机关被查抄，这在国民党反动派心目中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经过二陈的汇报、吹嘘，调查科这个特务组织在蒋介石眼里称得上功勋卓著，徐恩曾这个调查科头目也因而得宠了。接着，蒋介石召见了徐恩曾，给他以鼓励，还发了奖金。徐恩曾也借这个机会，争得蒋介石的恩准和支持，使他的特务组织来了一个大发展。至于钱壮飞打入敌人内部，上海搜查一一落空等等，徐恩曾对蒋介石则打了埋伏。
之后，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如翟秋白、毛泽民、陈潭秋等，都倒在了他的屠刀下。
打起反共的旗号，成立特工总部，８个月即杀共产党人近百
1931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使我近百万公里土地，三千万同胞，遭到日寇的践踏、蹂躏。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浪潮，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蒋介石因此而被迫下台。但是到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又继续发动侵略，临近“一·二八”事变时，蒋介石的亲信极力促蒋东山再起。这个从制造“中山舰事件”开始，连连掀起反共浪潮的蒋介石，再次登台以后，首先破坏上海抗战，随即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无耻地叫嚣，“第一个责任乃是剿匪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所属部下今后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
在这方面一直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二陈和因杀害共产党有功而得到垂青的徐恩曾，立即抓住这个时机，打起反共的旗号；更积极地招收丑类，开办训练班。经过一段筹备之后，在南京瞻园(原道署街)132号，建起了以迫害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人士为任务的魔窟——特工总部。
特工总部是个私生子、秘密机关，在国民党所有组织条例和规程中，都没有这个名称，局外人一般也不知道有这个组织。它的门口也从来不挂“特工总部”的招牌。从组织系统讲，上面它直属蒋介石，二陈则实际控制，徐恩曾为具体负责人。徐恩曾的官衔是主任，但特务们在正式场合称呼他“徐先生”，在非正式场合和私人交谈中称他“徐老板”，很少有人称他主任的。
特工总部的大门呈黑色，白天经常关得死死的，只在旁边开个不到二尺宽的小角门供人出入。它的门口没有岗哨，但若干米外有几个摆摊的小贩做暗哨，门内有几条彪形大汉负责守卫。开始一个时期，有一些好奇的陌生人曾因窥探门内情况而被打骂过。据说，1934年某日，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纪亮，在夫子庙喝了几杯酒，路过特工总部门口时，得知这里原是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府第，想进去逛逛，守卫人员不答应，他不听劝阻，坚持要进，曾经挨过一顿好揍。因此，尽管一般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机关，却知道它有来头，为避免出事，都自动避开，甚至连瞻园路西口北边的人行道，也很少有人走动了。可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里经常是大门敞开，汽车进进出出，行人来来往往，内部人知道，汽车拉进来的，大都是新捕来的所谓“犯人”，送出去的，不是进监狱，反省院，就是被杀害。这里简直是阎王殿，老虎凳、杠子、烫人的烙铁等刑具样样都有。吊打、灌辣椒水、用毛竹针钉指甲缝等等酷刑，项项使用。
徐恩曾的特工总部，开始较简单，越发展组织越复杂越庞大，人也越来越多，最后成了布满全国城乡的特务组织的领导机关。整个特工总部的组织，分若干层次，最上一层是特工总部本部。本部内除了负责行政管理的以外，有专管训练特务的组织，有专管侦察、搜集、登记、整理情报的组织，有专管逮捕、跟踪、绑架、暗杀的行动队，有专管通讯联络的交通、无线电台等，人数由50人左右逐渐发展到三四百人之多。
第二个层次是特工总部的附属机构。比如，“南京市实验区”，是专管南京市特务活动的，看守所，是专门扣押秘密逮捕(公开逮捕的送公开机关)后，准备审讯、处置人的。各种各样的招待所，是变相的监狱和反省院，其中“留俄学生招待所”的迫害对象是苏联留学生，“自新人招待所”的迫害对象是所谓有屈服表示的人，这种“招待所”光南京就有好几个。安品街38号那个招待所的所长，由专司暗杀、跟踪、绑架等罪恶活动的行动队长苏成德兼任，他怎样招待客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此外，还有以时事通讯社为幌子的布向全国的特务网，以破坏学生运动为任务的外围组织学生生活社，以网罗帮会分子为任务的外围组织乾坤正气山；还学着德意法西斯的样子，组织过公开号召人们忠于“领袖”、反对共产党的“挺进队”，队下分社会中队、学生中队、工人中队等，宣誓、填表，按手印，潜伏在群众中帮助军警，至于各种名称的侦察点、联络点，如“儿童教育玩具用品公司”、“民生书店”、“模范鞋店”等，那就更多了。
第三个层次是特工总部的下属机构。在各省市国民党势力范围的地区，都设立了肃反专员办公室和特务室，重要地区还建立了工作区。肃反专员办公室公开挂牌子，是特务室和工作区的掩护机关；特务室和工作区则实际进行特务活动。这些区和室名义上属于省市党部，受党部主任委员的指导和监督，实际上一切听命于徐老板。有的省政府下面，也专门设立了对付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特务机关，如江西的特种工作办事处，安徽的特训处、绥靖团等。这些单位的武器、经费由省政府供应，人员配备和特务活动同样归特工总部。在省市以下，大县设特务室，小县设特务员。蒋介石势力未达到的地区，特工总部则采用各种手段、各种方式，派遣特务秘密地深入进去。到1933年，除少数的边远省区外，基本上都建立了特工总部的下属职业特务机关，布下了特务人员。
第四个层次是职业特务机关、特务人员在各个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和城乡基层单位布下的情报网，发展的情报关系。有的叫义务情报员，有的叫通讯员。名称各种各样，实际上都是做暗探、奸细的，特务们称他们为“细胞”。比如在南京，不仅国民党中央各机关，金陵大学等大中学校、工厂、大饭店、大旅馆布下了这种“细胞”，连安乐酒店的茶房头、三新池澡堂的负责人，也被发展成了“细胞”，在里边设下眼线。顾顺章这个无耻的叛徒，还专门训练了一批娘姨，开办了一个荐头店，有计划地送这些人到一些人家做佣工，为特工总部探听消息。陈果夫在江苏做省长时，特工总部在江苏的情报网布遍了所有的城乡，很多县长、警察局长本身都是特务，至少也是情报关系。
在1935年和1936年，在国民党政府的盐务、税务部门，还专门由特工总部给他们开办了特务培训班，派特务担任了督察，建立了缉私队。
徐恩曾实在是野心勃勃，他想把全国人民全部网入他的特务网、情报网，使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从而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一切革命组织、革命人士予以彻底消灭。蒋介石为了支持徐恩曾实现他的梦想，仅1932年，就经过军需署，拨给他特务经费十万元。
徐恩曾登台初期对共产党采用的手段是一味杀戮，非叛即杀，宁错杀一千不漏掉一个，在他的指挥下，上海的龙华，南京的雨花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洒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烈士的鲜血，无数英雄豪杰壮烈地牺牲在特务们的屠刀下。有人说，1932年12月至1933年7月，8个月内，仅经特工总部逮捕，假手首都卫戍司令部杀害的共产党人，就有近百人。通过其他手段杀害的有多少，整个特工总部系统杀害的又有多少，特工总部存在近7年一共杀害多少，无疑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经过一段疯狂屠杀以后，特务们发现他们这样做并不能把共产党斩尽杀绝，而且大屠杀激起了人们更强烈的反抗，使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特别是追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经过大屠杀以后，他们越来越感到难于找到了，于是，他们转而采取了招降纳叛的所谓“自首自新”的策略。1931年起，徐恩曾把一些叛徒拉入特工总部做特务，逐渐地还给了陈庆斋(即胡大海)、杜衡、陈建中，周亚光等忠诚于特务的叛徒们官衔。与此同时，他大抓反省院。一方面派遣特务进反省院，一方面拉反省院的人加入他的特务组织。在首都反省院，他一次派进去7个特务，从院长到训育员，大权均为特务把持，并且把特务的整套手段运用到反省院中去，使国民党在各地的反省院完全为他的特务组织所掌握。
由于徐恩曾采取了这些狠毒的措施，也由于中共中央一度执行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30年代的那几年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确实受到了严重损失。在上海，1932年至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曾经连年遭到破坏。中共江苏省委，那几年差不多每年都被破坏一二次。在北平和华北一些地区的党组织，1933年受过一次大破坏。这年4月，北平的知名人士和人民群众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送葬者达数千人。事后，经过中统与宪兵三团的追寻，被逮捕者成千，在狱内被杀害的达四五百人。其他地区也大致如此。
当然，国民党特务危害的不只是共产党人，只要不是他们一伙的，无论什么人，他们随时都可以找个借口逮捕、扣押、查抄、暗杀。在当时的学校里，社会上，经常有人失踪，有的人家凭空被抄，徐恩曾的特工总部是重要的祸根之一。
徐恩曾的特务们，外出活动都带有专门制作的调查证，凭这个调查证，任何场合都通行无阻，因此他们可以随意闯机关、进学校、入民宅，抓人抄家横行霸道。因为调查证上载有“希军政警宪予以工作上的协助”这样的文字，在他们为非作歹时，国民党的军警不仅不制止，往往还要服从他们的调动，配合他们的行动。因为国民党的军政警宪特，归根到底是一丘之貉。
他用过的化名很多，行踪诡秘，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徐恩曾的领袖欲很强，很注意研究怎样驾驭人管理人。他手下的喽啰们，以经过政治训练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为骨干，包括大小反动知识分子、地痞、流氓、盗匪、会道门头子以及叛徒等等，可以说各路牛鬼蛇神应有尽有。他是怎样把这伙人拢到一起，让他们听命于自己的呢？
徐曾对原中统局的秘书张国栋说：“‘用人之道，恩威并济，缺一不可。’这是古人的经验，但必须继之以情。曹锟之于吴佩孚，李宗仁之于白崇禧，曹李庸碌无能，吴白精明能干，但后者一心一意拥戴前者，自己甘居其下，此即‘情’之大效，为恩威之所不及也。”徐恩曾是怎样运用他这套手段的呢？这里概括地介绍以下几点：一、“金箍咒”加凶狠的镇压。参加特工总部的人，都叫做特务工作人员，简称“特工”(到中统时期称为调查工作人员，简称“调工”)。特工加入特务组织时，要有两个特务保荐、介绍，这是为了显示这个组织挑选人的严格，也是为了切实实行“连环保”。此外，都要写自传、填特工人员登记表和誓书。自传和登记表，要把个人的一切，包括从祖辈开始家庭情况，个人的详细经历和社会关系等，交代得清清楚楚。所谓誓书，实际上是个紧箍咒，内容是：“余誓以至诚，参加特务工作，绝对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决不自动求去、泄露机密，如若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谨誓。”
徐恩曾对按誓言办事，毫不含糊、说话算数。谁不听他摆布，轻则辱骂，重则关押以至处死。特工总部原香港电台台长项濂，1933年夏被调回南京，项与戴笠是黄埔六期骑兵科同学，又是浙江同乡，戴笠想拉项濂到军统办电台，项想带一批人一起走，徐恩曾不答应，便暗中派人监视项与军统的来往。一次，项濂又跑向戴笠的鸡鹅巷53号，盯梢人发现、阻止，项不听，盯梢人当即举枪射击。叛徒顾顺章，为徐恩曾出谋划策，编写教材，训练特务，干了很多罪恶勾当，有过突出的功勋，后来顾嫌徐恩曾对他不够器重，有投靠戴笠的意图，徐恩曾便给他制造了一条“妄图独树一帜”的罪状，枪毙了。徐恩曾动辄关人、押人、处罚人，出口像金科玉律，就得执行，不准别人讲情。因此，徐恩曾制定的纪律，徐恩曾说的话，特务们是不敢不听从的。
二、灌法西斯主义的迷魂汤，徐恩曾对蒋介石吹捧得极高，有时称蒋介石为世界三大领袖之一，中国的墨索里尼，中国的希特勒，有时说蒋介石是“天下无二，地上无双”的大伟人。对特务们，他宣扬为“领袖的耳目”，领袖的“保镖”，是干光荣、伟大、崇高事业的英雄。他歇斯底里地叫嚣：“反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为升官，不为发财，是为党为国干神圣事业的无名英雄”，“国民党需要新生力量，需要注入新的血液，需要有统一的意志、集中的力量，特务是这里的核心”，“谁看不起自己的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就是对党国不忠诚”。每逢纪念周，徐恩曾就要不厌其烦地重复这类骗人的、颠倒是非的精神讲话。平日也是一样，他开口“团体”，闭口“组织”，极力加强喽啰们的组织观念。他讲孔孟之道，讲四维八德，和消灭共产党扯到一起。他利用人们崇拜名人的思想，经常请陈果夫、陈立夫、潘公展、黄少谷以及叶青之流，给特务们演讲，以致使特务们完全丧失理智，把为国民党做奴仆当成高尚的事业。
三、进行收买和以“情”感人的表演。在社会上谋生困难，找职业无门路，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下，徐恩曾以铁饭碗、保证终身有职业，给高薪招徕人们，这是一些丧尽天良的人肯做特务，各路牛鬼蛇神肯到徐恩曾麾下的重要原因。郑大纶是师范毕业生，原来在县里当高小教员，月薪12元，因为作风恶劣在县里无法立足，跑到特工总部当特务，实习期间月薪30元，转正后是50元，三个月后升为95元。祝韵雅在校教书时月薪25元，跑到特工总部做秘书，月薪一跃而为80元，都比原来高好几倍。此外，特务们没有不敲诈勒索拿外快的，或被正式批准，或有意地给以方便，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过去，这些做法使特务们对徐恩曾感恩戴德。但是，这也使徐恩曾拿住了每个特务的把柄，稍不顺从他即可抓来整治。特务们说，那时的大小商行和厂家，为自身的安全计，大都暗地里养活着几个特务，徐恩曾从不干涉。这也是徐的收买手法。
徐恩曾还在每年的纪念日，给死去的特务做纪念。这天，他们把死去的特务的大照片挂起来，摆供品，燃香烛，设灵堂，挂挽联，慰问家属。徐恩曾还假惺惺地致悼词，为死去的特务颂扬一番，为死者家属送若干慰问品。至于用小恩小惠笼络喽啰，那更是徐恩曾耍尽的把戏。特工总部大小特务结婚，除非有特殊情况，徐总要赶去做证婚人。并且非不得已，他不提前退席。部属父母生日，他要送一份寿礼，并且装模作样登门三鞠躬。谁家生了孩子，他也送点小衣服之类。逢年过节，对科级以上的人，照例每人送一份特别费，数额多少各不相等，对于想笼络的人，有时会送一个月的薪金甚至更多。可是除本人外，谁也不知道送其他人多少。一般特务要求晋见他，他多不拒绝，并且尽量让人把话说完，借机给晋见人一点好处，如生活补助之类，以示关心。徐恩曾在行政组织之外，组织了一个联谊会。办法是根据特务们薪金的多少，每月扣留其中的2％、5％或10％做为基金，为特务们办所谓福利事业。职工有需要可以贷款；联谊会办的企业，商品价格优惠，可以分期付款；每半年或一年，组织一次同乐会、聚餐、体育活动等。
对于租界内的警务处、政治部、华人探长等，徐恩曾每月要送给津贴，圣诞节更是要送厚礼的。
四、设立监视网。徐恩曾在特工总部设有公开的总督察，总督察之外还安排有没有名义的眼线，让他们侦察了解各人对徐恩曾是否忠实，对国民党是否忠诚，有无所谓非法活动，等等。这一招很厉害，谁被抓住都倒霉，所以一般特务都怕总督察，称总督察为特务中的特务。徐恩曾除安排一般的监督之外，对特殊人物还布置专门监督，即使对于他很信任的人，他也这样做。这一方面反映了他的阴险狡诈，一另方面也反映了他的心虚。自从发生了钱壮飞问题以后，徐恩曾表现得特别警惕，处处防范。选择私人秘书，非常小心，一定要选真心诚意愿为他做心腹的，要选保证对他的事情绝对保密的。另外，他对秘书的工作范围也限得很死，专门交代的事，相互间不得互通音讯，而且不让身边的私人秘书干得很久。这都是为了防止别人对他的事情知道得太多，会泄密，会揭露他，会再出一个钱壮飞。也正因为这样，给他做私人秘书的，即使中途想走开，往往也不敢申请调走，怕引起徐的怀疑。虽然徐恩曾不像某些特务头子那样，对身边的人一不高兴就破口大骂，伸手就打，他骂人的词不过是“饭桶”、“无能”之类，并不很野蛮，但他说话尖刻、挖苦，曾给他做秘书的人形容说：他往往一句话出口，好像恨不得戳断你的神经，让你难堪得无地自容。特别是他生气的时候，脸色一红一白，神态叫人害怕，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收拾你。
他曾有个私人秘书叫秦宗尧，由于看到他对逮捕的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神经经受不住刺激，想摆脱又不敢，一天几次向徐恩曾表白“我对徐先生是忠实的！”逐渐成了神经病。
人常说，做贼心虚，狡兔三窟。徐恩曾的神经经常处于高度紧张中。他会客从来不在自己家里。白天办公，或在丁家桥党部内，或在瞻园路132号，晚上多在正元实业社，宿舍则在右婆婆巷三号。石婆婆巷三号门禁森严，大门经常紧闭，只留一个小孔往外看，门房有守卫，还养着几条狗。他的行踪、住址一般特务都是不知道的。
徐恩曾本人怕机密外泄，整个特工总部的警惕性也非常高。特工总部与其他机关联系是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处)或陈立夫为首的军事委员会情报局第一处(徐恩曾为处长)的名义，对上行文是徐恩曾具名，此外，凡特工总部内部各部门、上下级联系，都用化名。徐恩曾本人有化名，特工总部有化名，各业各部门也有化名，这些化名还经常更换。特工总部和以后的中统，先后用过的化名很多，什么“华统”、“唐纵远威”“秦唯真”、“鲁黎”、“盛励”、“程恭”、“杜真”、“钟桐”等都是。“华统”、“唐纵远威”的意思是要“统一中华”、“威势远扬”，反映了徐恩曾的勃勃野心；“秦唯真”反映了他们对法西斯一套的迷信；其他则是“努力”、“胜利”、“成功”、“斗争”、“中统”的谐音。徐恩曾的字写得很糟，但特工总部的化名确定之后，他总要亲自书写出来，制成图章供缮发函件等使用，以显示他的地位和权威。
总的来说，徐恩曾这个人，在他们内部，是仁义道德、法西斯教义挂在口上，微笑、关心人的样子堆在脸上，手铐脚镣拿在手上，入了他手掌心的人，不俯首贴耳地听命于他，他是断然不答应的。
由“侦破”刺汪案而取得高位，渐得蒋介石的信任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徐恩曾继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之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大批杀害共产党人是徐恩曾向上爬的基本因素，侦破刺杀汪精卫的案件则是新的晋升契机。
刺杀汪精卫的案件，发生在1935年11月1日。这天，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接下去就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的第一天，汪精卫在开幕典礼上发表了演说。典礼过后，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们齐集中央政治会议厅新厦门首照相。蒋介石多疑诡诈，知道这次会议集中了国民党的各派势力——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均已经到会，胡汉民也答应要来，人员复杂，在礼堂前观察了一阵形势，还是决定不出场照相。照相以后，人们准备再入会场继续开会时，忽然砰！砰！砰！连响数枪。汪精卫被击倒在地。张静江魂不附体，从椅子上滚落下来；孔祥熙为了逃命，钻到了汽车底下；大多数委员跟斗趔趄四散奔逃。张继拦腰抱住了凶手，张学良一拳击落了凶手的手枪，把他踢倒在地。一个警卫走过来砰砰两枪，把凶手打成重伤。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呼天喊地，大吵大闹，扭住下楼来的蒋介石不肯松手，认为蒋介石既不照相，警卫人员又将凶手“打死”，事件定与蒋介石有关。她边哭边喊：“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国民党为了从凶手身上讨口供，把他送往中央医院，让医生给他打强心针，前后打了百多针。凶手愤激地说：“请看看中国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还是我们的吗？”“我是专来刺杀蒋介石的，蒋介石未出场，才临时决定刺杀汪精卫。我不懂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杀蒋汪的是我的良心。”
第二天凶手就死了，特务们从凶手身上搜出一个记者证，知道凶手的名字叫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采访记者。于是军警赶往晨光通讯社搜查，发现通讯社的人已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几件破家具和一堆纸灰。追查晨光通讯社申请备案的担保人，据说是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的两个职员，他们对晨光通讯社的背景情况毫无所知。虽然事发之后，中央党部内立即戒严，警察厅长陈焯和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现场，逮捕了不少嫌疑犯；南京水陆空交通马上切断，乘客被扣了一大堆，晨光通讯社的人仍然一个也没找到。
汪精卫被刺事件传出以后，南京满城风雨，舆论哗然。人们议论纷纷，报纸报道：在堂堂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军警森严之地，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五次代表大会时，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竟被枪击，这说明什么？蒋介石破例不出面照相，凶手要单单刺杀汪精卫，除了蒋介石的特务队，会有何人？！没有来南京开会的李宗仁、白崇禧，也专门从广西打来电报质问此事。
蒋介石被弄得下不了台。他找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戴笠等严加申斥，骂他们“每月花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期你们一周破案，倘若逾期，拿你们的脑袋是问”。
蒋介石下令以后，特务们四处奔忙。戴笠的特务处按下不说。徐恩曾急忙派手下大将顾建中再查孙凤鸣的尸体，从中寻找线索。顾建中胡诌什么孙的衣着式样和质料，是广州、香港最流行的，这证明凶手是南方来的；凶手脚上有中过枪弹的痕迹，证明凶手是军人出身；凶手伤疤上绑有一块红布，证明……至于从何下手破案，仍然茫无头绪。后来他们查出为孙凤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贺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便顺藤摸瓜千方百计追查贺的下落。因为事件万分火急，徐恩曾专门给顾安排一架飞机飞上海，并再三叮嘱顾建中，要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宁枉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可疑人。还限他三天破案。
与此同时，徐下令上海、南京、京沪沿线以及南京附近各县的特务走卒，实行全体总动员。还通过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把他所属的地方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和警察之类，也一齐动员起来，配合行动。顾建中在上海，把所有与贺坡光有过来往的人，包括一切亲戚朋友，不论远近亲疏，只要沾上边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列入嫌疑之列，予以逮捕，严刑审讯，吊打、坐老虎凳、火烧脊背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的、致死的、致残的，因受刑不过而胡乱供认的，什么都有，但问题不得落实，二百多人就一个不放，继续刑讯。后来从一个线索中得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那里有他一个寡嫂。徐恩曾便从南京另派一批特务赶去追查，得知贺坡光确曾来过他寡嫂家，已于前一天他去。在特务们继续跟踪之下，贺坡光终于被抓到。
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审问，徐恩曾、顾建中拿出的审查结论是：主谋为陈铭枢，是陈指使贺坡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即使当时，人们对这个结论也有很多怀疑，比如，孙凤鸣命都不要，要钱做什么？说他要钱，可是他家里的景况相当窘困，搜遍他的全身，也只有毫洋六角，钱到哪里去了？贺坡光和陈铭枢是什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联系？……徐恩曾的结论回答不出来。至于孙凤鸣等为什么要杀蒋介石、汪精卫？仇恨从何而来？他们则根本不敢接触。尽管如此，总算拿到了一个与孙凤鸣有关系的人，也就稀里糊涂地说“案情大白了”，特别是给蒋介石解了围，使陈璧君等不能说是蒋介石加害于汪精卫了。这不仅使蒋介石转怒为喜，而且使蒋介石对徐恩曾更加宠信了。于是，在蒋介石导演下，在国民党的一个会议上，让徐恩曾登台讲话，做所谓“破案经过”的报告。徐恩曾既然捞到了机会，便绘声绘色地大吹大擂了一阵，也博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掌声。但是这时徐恩曾并没有在报告中提陈铭枢的名字。此后，在接下去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是由于蒋介石的“钦定”，第二是由于徐恩曾确实抓到了贺坡光，第三由于有二陈的“组织保证”，徐恩曾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接着，什么“东方福尔摩斯”之类的赞誉，被徐恩曾的狐群狗党、徒子徒孙们很是叫唤了一阵。
可是刺汪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包括中统、军统在内，国民党始终没有真正弄清楚，实际上也不愿意真正弄清楚。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从1937年4月25日起，连续8天发表《刺汪宋(指宋子文——笔者)案判决书内容》，共18000字，把与刺汪事件毫无关系的原十九路军离队军人余立奎充当主犯，和张玉华、贺坡光一起判处死刑；把与刺汪案同样毫无关系的海员周世平、炊事员胡大海也各判12年徒刑。而对事件的真正策划者、组织者华克之，虽悬赏重金10万进行通缉，却始终没有捕到。这对因“侦破刺汪案”而升官，被吹嘘为“东方福尔摩斯”的徐恩曾这个特务头子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多年后，年已耄耋的华克之老人发表了他的有关回忆，刺汪事件的主要人物是华克之、张玉华（原名张维）、孙凤鸣（原名孙凤海）、贺坡光（原名贺少茹）等几位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他们痛恨蒋介石汪政权丧权辱国媚外亲日，坚持内战荼毒人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为了给革命扫除障碍，在一时找不到其他道路的情况下，便采取了这种五步流血的方式。他们刺杀的首要目标是他们眼中的最大暴君蒋介石，因蒋介石不在场，才刺杀汪精卫。只是因为孙凤鸣所用的手枪是四寸六响左轮，弹力太小，以致汪精卫虽中弹3发，又非要害处，才未毙命，华克之等的行动，确曾得到陈铭枢、李济深和许多有志之士的支持。
抗日消极，反共透顶，派特务混入延安，伺机进行暗杀。1942年破坏中共南方工委，逮捕廖承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机密会议，计划组织抗日大本营以应付局势，因为他担心对日正式宣战，会失掉以后和谈、妥协的可能，便又保留了军事委员会的名称，只接受孔祥熙、宋子文紧缩开支以充军需的建议，把国民党中央党政机构加以裁减，并入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密，军事委员会以下各部都以数字称谓。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与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一起并为第六部，陈立夫为部长，张厉生、周佛海为副部长。徐恩曾当了第六部第四组中将组长，仍管他那些特务组织。徐恩曾对抗战并不热心，焦急的是他培植多年的特务组织将如何。按当时的整个部署，在战区的特工总部下属特务组织，均改编为战地特种工作团，性质、任务没有变化，只是换了换名称。不过，它遇到了日本侵略者这个新对手，自然会出现一些新问题。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徐恩曾知道上海、南京会很快失守，便着力于两件事。一是组织撤退；二是安排上海等地特务的潜伏。撤退本来比较简单，主要是筹备交通工具、整理文件、材料等。但是国民党中央机关过于庞大，在短期内来个彻底大搬家，车船等等势必紧张。徐恩曾为了个人方便，在为机关争车争船的同时，赶派他的亲信谢永存科长到芜湖包了一艘供他个人使用的小火轮。怕被别人抓差，偷偷地把小火轮藏到不易为人发现的小河汊里。11月12日上海失守，19日特工总部和调查处(这时调查科已改为处)人员乘“建国轮”西逃。20日，徐恩曾偕姘妇费侠和谢永存，端木子等，登小火轮溯江而上。因为徐恩曾的老婆王书青已被送走，徐恩曾摆脱了干扰，兴奋异常，什么炮火连天浴血奋战，什么国土被践踏，他都抛诸脑后，像度蜜月... -->>
徐恩曾城府很深，善于钻营，是陈立夫、陈果夫的表兄弟，对二陈很恭敬；和邹韬奋系“老同学、老朋友”，对邹却穷凶极恶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省吴兴县双林镇人。1896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
他和CC派的两位老祖宗(指陈果夫，陈立夫)是表兄弟关系。徐恩曾从美国留学回来，做过电机工程师，还在陈立夫把持的建设委员会无线电工程处干过一段。因为他既是二陈的表兄弟，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做事情有些能耐。1926年，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第一任台长。1928年，便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的陈果夫调到部里安排了总务科长的职务。徐恩曾城府很深，善于钻营，很有投上司所好的本领。在握有实权的二陈面前，他表现得特别恭顺，说话嘴很甜，张口“果兄”，闭口“立兄”。二陈乘车，他亲手给他们开车门；二陈交办的事情，他奉命唯谨，从来不打折扣。他做总务科长一年多，做了好几件很讨二陈喜欢的事；他负责管理的文书档案井井有条，建立了一套相当健全的制度；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装配了一部新电话总机，编了一套较复杂的密电码；在经费开支方面，做到了“厉行节约，开支合理”；他不仅不贪污，偶尔还解私囊为“公家”暂时垫进几个钱去……因此，没有多久，他就取得了二陈的信任和赏识。
中统的原始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活动起来后，当时的科长是吴大钧。吴大钧和徐恩曾是浙江同乡，也是留美同学。徐利用这种关系，千方百计同吴拉近乎。并且极力从吴口中探听有关调查科的情况。由于徐在美国学习时注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些情况，便不时地参照美国的做法为二陈出主意，改进特务工作，一方面表示他对这项工作的热心，再方面借机卖弄他的博学和才智。1929年，吴大钧调走，叶秀峰继任。同年冬，因某一件事，叶与陈立夫翻了脸，叶消极抵抗，请假到杭州“休养”，徐被委为兼代调查科长。这个时期，徐恩曾为取消这个“代”字，挖空心思。他除了对二陈再三表示忠顺和殷勤以外，极力显示自己对特务工作的兴趣和本事。他还不时地派人前往杭州向叶秀峰“慰问”，探听叶的去留态度，相应地做些促叶退位的工作，争取叶为他说点好话，叶秀峰当时本来看不起徐恩曾，徐恩曾不仅不计较，反而曲意奉承，向叶表示尊崇和听命的态度。经过一个时期的活动，叶表示坚决不回调查科工作，要为CC派搞外围组织F.F.。于是徐被委为专职调查科长了。
徐恩曾一经登台，便劲头十足，表示定要为他的主子干出点名堂来。在他正式担任了调查科长的1930年，他为了加强反共力量，确实做了几件对以后特务组织的发展较有影响的事情。比如，以前调查科是两面作战，一方面与国民党内部的所谓异己势力如汪精卫、胡汉民等各派系斗，一方面与共产党斗。
1930年以后，随着蒋介石集中全力剿共，调查科将其全力转向对付共产党了，为了适应情况的转变，在调查科里边增设了一个专门阴谋策划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最机密部门特务组。特务组的成立，是调查科成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机关的标志。特务科的办公地址不设在丁家桥国民中央党部，他们的活动，开始一段时间，在调查科内部也是秘密的。其次，从接受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六期毕业中，一下调来了骨干分子20人，使调查科成了组织部最大的科，特务骨干力量有了明显增强。另外，和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挂上钩，由谷聘请徐恩曾为顾问。徐推荐他的骨干顾建中、季源溥等做宪兵的督察、教官之类，极大地密切了两个反共组织的关系，他们共同对付共产党人，逮捕、关押、审讯、枪杀是通过宪兵去做。而策反、劝降，则往往由调查科去做。
徐恩曾和军统头目戴笠，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臭名远扬的人物。戴笠面色发黑，浓眉傲眼，外形呈凶相；徐恩曾则面庞白皙，戴金丝眼镜，衣着讲究，说话举止文质彬彬，经常面带笑容。很多初和他接触又不明底细的人，往往提出疑问：他是两手沾满革命人士鲜血的特务头目？
李公朴先生从中学到大学，和徐恩曾曾是同班同学的邹韬奋先生，在《抗战以来》这本书里写道：“徐先生的仪表和他担任的职务，似乎完全不配合，他的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他无论穿西装或中装，都漂亮整洁，在学校时，他的房间布置得最整洁讲究……”
就是这样一个外貌像书生的人，为了弄清邹韬奋先生的政治面目——是否共产党人，对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徐当面对邹的称呼)，派遣特务跟了7年之久。一次，他直接警告韬奋先生：“到了现在的时候，不当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其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无所谓民众立场。你们这班文化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替共产党工作！”当时，韬奋先生面对特务头子的威胁，毫无畏惧，他以锐利的目光，透过深度的近视眼镜，盯着徐恩曾，义正词严地说：我不是共产党，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照法律应该有这个自由！他以战士的姿态回答徐恩曾后，愤愤然拂袖而去。徐恩曾对在场的潘公展说：这种书呆子，等我收拾他！
就是这样一个外貌温文尔雅的人，歇斯底里地对待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人士。他施展各种阴谋诡计，采用卑鄙龌龊的手段，陷人于囹圄；他驱使如狼似虎的特务，肆意逮捕杀戮，使无数有志之士被杀害。
因抓获中共叛徒顾顺章有功得以飞黄腾达，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都倒在了他的屠刀下
调查科虽说是蒋介石的保镖，是二陈手中掌握的工具。可是，徐恩曾虽然做了调查科的头目，但他并不能和他要保的主子蒋介石直接发生联系。他在蒋介石那里挂上号，并得到宠信，是从顾顺章被捕叛变开始的。
顾顺章，宝应县白杨人，原来是个流氓无产者，曾在上海烟草公司做过小工头。“五卅”罢工斗争中，他表现勇敢。后来，到苏联学过一段政治保卫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他当过工人纠察队长，参加过一些指挥活动。1927年“四·一二”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工作，是领导成员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为他追求个人享受，生活趋向腐化，个人野心时有暴露，周恩来同志曾多次严厉地批评过他，并且在后来把他调出了特科。
1931年春，为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和毛泽民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央派他到武汉布置行走路线。他完成任务以后不立即返沪复命，竟自由行动，住在大智旅馆，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场演起了魔术。后被调查科驻汉特派员蔡孟坚侦知，因而被捕。
蔡孟坚是徐恩曾做调查科主任以后派往武汉的，当时调查科下面没有普遍建立下级组织，只在上海、开封和武汉各设一个特派员，上海是杨登瀛，开封是黄凯，武汉是蔡孟坚。蔡孟坚是江西萍乡人，在武汉的公开职务是行营侦缉处副处长，此人反动异常，曾化名深入红军开辟的红湖区进行过侦察活动。在武汉，他利用叛徒指认、追捕共产党人，使党的一些组织连连遭受破坏。1931年初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及其夫人，就是被他逮捕后杀害的，同年4月份，他得到情报：一个重要中共人员，以耍魔术为掩护，在武汉进行活动。他立即把尤崇新等一批叛徒派出去，让他们做彻底叛变的“实际表现”，化装上街指认共产党人。4月24日，尤崇新在汉口特三区小高尔夫球场前，发现了顾顺章，他为叛卖立功，连声呼喊：“他是上海暴动的总指挥。”
顾顺章没有躲闪，便被特务所逮捕。事后得知，顾顺章早就有投敌的打算，他在家里已经起草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只是还没有发出，因此他被捕以后，未经任何周折，立即叛变，并且向蔡孟坚提出：“我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请迅速安排本人晋见蒋总司令，我要当面陈情。”在蔡孟坚与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向南京发电请示以后，当晚由宪兵随特务押解顾顺章乘江轮驶往南京。顾顺章为表示他对敌人的忠诚，在离开武汉前，出卖了共产党在武汉的交通机关，鄂西红区及红军驻武汉的办事处，以及江轮上的一位做工友的共产党员。
因案情重大，怕中间出纰漏，翌日清晨，蔡孟坚又乘飞机提前赶到南京。在押解顾顺章的江轮到南京后，江轮不能靠岸，也为了保密，由蔡孟坚和徐恩曾的其他几个骨干，乘一只小船到江心把顾接上岸来。顾来到南京中山路305号徐恩曾秘密办公处时，顾告诉蔡孟坚这是共产党在南京的一个通信处，请赶快逮捕徐恩曾身旁的机要秘书钱壮飞，钱是共产党员，这对徐恩曾说来，简直是晴天霹雳。徐恩曾惊慌万状，面色苍白，赶快在调查科各部门查询钱壮飞的去向，并派人四处寻找。
钱壮飞是徐恩曾招收无线电人员时考进去的共产党员。他聪明干练，书写，绘图，待人接物，样样精明，又是徐的同乡，因此很快就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和周围人的好感。并且越往后越受到徐的器重，后来就做了徐的机要秘书。徐恩曾制定计划、发布文件，答复来往函电，多要请钱代庖。因为在南京国民党机要部门中有了这样一位忠勇机智的同志，国民党的许多机密便为中国共产党所了解，所以，国民党特务尽管在上海用最大的气力追踪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在顾顺章被捕以前，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从来没有被破坏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周恩来等同志在上海办了多期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为党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干部。顾顺章被捕叛变以后，蔡孟坚发往南京的电报，在南京首先看到的，不是别人，而是钱壮飞同志。钱壮飞同志看到电报以后，知道顾顺章长期在特科工作，对中央机关的情况和负责同志的住址、行踪等非常清楚，认为情况万分紧急，他必须赶往上海向中央汇报。于是，他从容不迫地把汉口来电译好，送呈徐恩曾以后，以最快的速度到了上海。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上海的所有中央办事机关全部做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有过来往的负责同志全都搬了家，所有与顾有联系的关系全部切断。经过两天三夜不分昼夜地工作，一切都做了妥善的处理。
在徐恩曾确知钱壮飞已经出走以后，在南京继续派人追寻他的同时，亲自率领大批特务，押解着顾顺章赶到了上海。徐恩曾这个外表文雅内心凶狠又有勃勃野心的特务头子，很想借这个机会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一切机关、组织和负责人，特别是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切机关、组织和负责人，一网打尽，创建奇功。他一连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母亲、妻子、女儿虽然都在上海他也不去看一眼，国民党反动派称赞他“数过其门而不入”。
顾顺章这个灵魂丧尽的可耻的叛徒，为了保他的狗命，在敌人面前立功争赏，不遗余力地领着特务们东奔西窜，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搜查，又一处处布置监视哨，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处所，特务们走遍了，上海的许多地方被搞得鸡犬不宁，但是他的毒辣的计划却全都落空。
顾顺章为敌人破坏共产党在沪机关的目的没有达到，回过头来就出卖了当时在我国青年中很有影响的优秀共产党员恽代英同志。恽代英同志1930年在上海做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4月19日，他在某纱厂门口等夜班工人出厂时转交宣传口讯，被敌人突然逮捕。他化名王作霖，机智地对付过了诡诈的敌人，一直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坐了一年监狱，敌人也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恽代英。叛徒顾顺章，向敌人提供了他的化名，监狱号，并且告诉敌人，由于共产党人多方营救，近期内恽代英很可能获释。
徐恩曾让特务们拿着刊有恽代英同志照片的黄埔军校同学录到监狱做了核对，才肯定这位只承认自己是“赤色群众”的在押犯，确实是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二陈和徐恩曾等，对恽代英同志实施了一系列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使恽叛变。恽代英同志坚贞不屈，在酷刑下没有让敌人得到一句有用的供词。最后，经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毙恽代英。恽代英同志在临刑时，大义凛然毫无惧色，高呼“共产党万岁！”引吭高唱《国际歌》。
徐恩曾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想到当时的情景，他都要情不自禁地带上一句惊恐的话：“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于此！”
顾顺章叛变、恽代英被杀，在上海的中共机关被查抄，这在国民党反动派心目中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经过二陈的汇报、吹嘘，调查科这个特务组织在蒋介石眼里称得上功勋卓著，徐恩曾这个调查科头目也因而得宠了。接着，蒋介石召见了徐恩曾，给他以鼓励，还发了奖金。徐恩曾也借这个机会，争得蒋介石的恩准和支持，使他的特务组织来了一个大发展。至于钱壮飞打入敌人内部，上海搜查一一落空等等，徐恩曾对蒋介石则打了埋伏。
之后，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如翟秋白、毛泽民、陈潭秋等，都倒在了他的屠刀下。
打起反共的旗号，成立特工总部，８个月即杀共产党人近百
1931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使我近百万公里土地，三千万同胞，遭到日寇的践踏、蹂躏。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浪潮，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蒋介石因此而被迫下台。但是到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又继续发动侵略，临近“一·二八”事变时，蒋介石的亲信极力促蒋东山再起。这个从制造“中山舰事件”开始，连连掀起反共浪潮的蒋介石，再次登台以后，首先破坏上海抗战，随即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无耻地叫嚣，“第一个责任乃是剿匪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所属部下今后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
在这方面一直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二陈和因杀害共产党有功而得到垂青的徐恩曾，立即抓住这个时机，打起反共的旗号；更积极地招收丑类，开办训练班。经过一段筹备之后，在南京瞻园(原道署街)132号，建起了以迫害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人士为任务的魔窟——特工总部。
特工总部是个私生子、秘密机关，在国民党所有组织条例和规程中，都没有这个名称，局外人一般也不知道有这个组织。它的门口也从来不挂“特工总部”的招牌。从组织系统讲，上面它直属蒋介石，二陈则实际控制，徐恩曾为具体负责人。徐恩曾的官衔是主任，但特务们在正式场合称呼他“徐先生”，在非正式场合和私人交谈中称他“徐老板”，很少有人称他主任的。
特工总部的大门呈黑色，白天经常关得死死的，只在旁边开个不到二尺宽的小角门供人出入。它的门口没有岗哨，但若干米外有几个摆摊的小贩做暗哨，门内有几条彪形大汉负责守卫。开始一个时期，有一些好奇的陌生人曾因窥探门内情况而被打骂过。据说，1934年某日，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纪亮，在夫子庙喝了几杯酒，路过特工总部门口时，得知这里原是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府第，想进去逛逛，守卫人员不答应，他不听劝阻，坚持要进，曾经挨过一顿好揍。因此，尽管一般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机关，却知道它有来头，为避免出事，都自动避开，甚至连瞻园路西口北边的人行道，也很少有人走动了。可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里经常是大门敞开，汽车进进出出，行人来来往往，内部人知道，汽车拉进来的，大都是新捕来的所谓“犯人”，送出去的，不是进监狱，反省院，就是被杀害。这里简直是阎王殿，老虎凳、杠子、烫人的烙铁等刑具样样都有。吊打、灌辣椒水、用毛竹针钉指甲缝等等酷刑，项项使用。
徐恩曾的特工总部，开始较简单，越发展组织越复杂越庞大，人也越来越多，最后成了布满全国城乡的特务组织的领导机关。整个特工总部的组织，分若干层次，最上一层是特工总部本部。本部内除了负责行政管理的以外，有专管训练特务的组织，有专管侦察、搜集、登记、整理情报的组织，有专管逮捕、跟踪、绑架、暗杀的行动队，有专管通讯联络的交通、无线电台等，人数由50人左右逐渐发展到三四百人之多。
第二个层次是特工总部的附属机构。比如，“南京市实验区”，是专管南京市特务活动的，看守所，是专门扣押秘密逮捕(公开逮捕的送公开机关)后，准备审讯、处置人的。各种各样的招待所，是变相的监狱和反省院，其中“留俄学生招待所”的迫害对象是苏联留学生，“自新人招待所”的迫害对象是所谓有屈服表示的人，这种“招待所”光南京就有好几个。安品街38号那个招待所的所长，由专司暗杀、跟踪、绑架等罪恶活动的行动队长苏成德兼任，他怎样招待客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此外，还有以时事通讯社为幌子的布向全国的特务网，以破坏学生运动为任务的外围组织学生生活社，以网罗帮会分子为任务的外围组织乾坤正气山；还学着德意法西斯的样子，组织过公开号召人们忠于“领袖”、反对共产党的“挺进队”，队下分社会中队、学生中队、工人中队等，宣誓、填表，按手印，潜伏在群众中帮助军警，至于各种名称的侦察点、联络点，如“儿童教育玩具用品公司”、“民生书店”、“模范鞋店”等，那就更多了。
第三个层次是特工总部的下属机构。在各省市国民党势力范围的地区，都设立了肃反专员办公室和特务室，重要地区还建立了工作区。肃反专员办公室公开挂牌子，是特务室和工作区的掩护机关；特务室和工作区则实际进行特务活动。这些区和室名义上属于省市党部，受党部主任委员的指导和监督，实际上一切听命于徐老板。有的省政府下面，也专门设立了对付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特务机关，如江西的特种工作办事处，安徽的特训处、绥靖团等。这些单位的武器、经费由省政府供应，人员配备和特务活动同样归特工总部。在省市以下，大县设特务室，小县设特务员。蒋介石势力未达到的地区，特工总部则采用各种手段、各种方式，派遣特务秘密地深入进去。到1933年，除少数的边远省区外，基本上都建立了特工总部的下属职业特务机关，布下了特务人员。
第四个层次是职业特务机关、特务人员在各个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和城乡基层单位布下的情报网，发展的情报关系。有的叫义务情报员，有的叫通讯员。名称各种各样，实际上都是做暗探、奸细的，特务们称他们为“细胞”。比如在南京，不仅国民党中央各机关，金陵大学等大中学校、工厂、大饭店、大旅馆布下了这种“细胞”，连安乐酒店的茶房头、三新池澡堂的负责人，也被发展成了“细胞”，在里边设下眼线。顾顺章这个无耻的叛徒，还专门训练了一批娘姨，开办了一个荐头店，有计划地送这些人到一些人家做佣工，为特工总部探听消息。陈果夫在江苏做省长时，特工总部在江苏的情报网布遍了所有的城乡，很多县长、警察局长本身都是特务，至少也是情报关系。
在1935年和1936年，在国民党政府的盐务、税务部门，还专门由特工总部给他们开办了特务培训班，派特务担任了督察，建立了缉私队。
徐恩曾实在是野心勃勃，他想把全国人民全部网入他的特务网、情报网，使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从而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一切革命组织、革命人士予以彻底消灭。蒋介石为了支持徐恩曾实现他的梦想，仅1932年，就经过军需署，拨给他特务经费十万元。
徐恩曾登台初期对共产党采用的手段是一味杀戮，非叛即杀，宁错杀一千不漏掉一个，在他的指挥下，上海的龙华，南京的雨花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洒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烈士的鲜血，无数英雄豪杰壮烈地牺牲在特务们的屠刀下。有人说，1932年12月至1933年7月，8个月内，仅经特工总部逮捕，假手首都卫戍司令部杀害的共产党人，就有近百人。通过其他手段杀害的有多少，整个特工总部系统杀害的又有多少，特工总部存在近7年一共杀害多少，无疑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经过一段疯狂屠杀以后，特务们发现他们这样做并不能把共产党斩尽杀绝，而且大屠杀激起了人们更强烈的反抗，使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特别是追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经过大屠杀以后，他们越来越感到难于找到了，于是，他们转而采取了招降纳叛的所谓“自首自新”的策略。1931年起，徐恩曾把一些叛徒拉入特工总部做特务，逐渐地还给了陈庆斋(即胡大海)、杜衡、陈建中，周亚光等忠诚于特务的叛徒们官衔。与此同时，他大抓反省院。一方面派遣特务进反省院，一方面拉反省院的人加入他的特务组织。在首都反省院，他一次派进去7个特务，从院长到训育员，大权均为特务把持，并且把特务的整套手段运用到反省院中去，使国民党在各地的反省院完全为他的特务组织所掌握。
由于徐恩曾采取了这些狠毒的措施，也由于中共中央一度执行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30年代的那几年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确实受到了严重损失。在上海，1932年至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曾经连年遭到破坏。中共江苏省委，那几年差不多每年都被破坏一二次。在北平和华北一些地区的党组织，1933年受过一次大破坏。这年4月，北平的知名人士和人民群众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送葬者达数千人。事后，经过中统与宪兵三团的追寻，被逮捕者成千，在狱内被杀害的达四五百人。其他地区也大致如此。
当然，国民党特务危害的不只是共产党人，只要不是他们一伙的，无论什么人，他们随时都可以找个借口逮捕、扣押、查抄、暗杀。在当时的学校里，社会上，经常有人失踪，有的人家凭空被抄，徐恩曾的特工总部是重要的祸根之一。
徐恩曾的特务们，外出活动都带有专门制作的调查证，凭这个调查证，任何场合都通行无阻，因此他们可以随意闯机关、进学校、入民宅，抓人抄家横行霸道。因为调查证上载有“希军政警宪予以工作上的协助”这样的文字，在他们为非作歹时，国民党的军警不仅不制止，往往还要服从他们的调动，配合他们的行动。因为国民党的军政警宪特，归根到底是一丘之貉。
他用过的化名很多，行踪诡秘，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徐恩曾的领袖欲很强，很注意研究怎样驾驭人管理人。他手下的喽啰们，以经过政治训练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为骨干，包括大小反动知识分子、地痞、流氓、盗匪、会道门头子以及叛徒等等，可以说各路牛鬼蛇神应有尽有。他是怎样把这伙人拢到一起，让他们听命于自己的呢？
徐曾对原中统局的秘书张国栋说：“‘用人之道，恩威并济，缺一不可。’这是古人的经验，但必须继之以情。曹锟之于吴佩孚，李宗仁之于白崇禧，曹李庸碌无能，吴白精明能干，但后者一心一意拥戴前者，自己甘居其下，此即‘情’之大效，为恩威之所不及也。”徐恩曾是怎样运用他这套手段的呢？这里概括地介绍以下几点：一、“金箍咒”加凶狠的镇压。参加特工总部的人，都叫做特务工作人员，简称“特工”(到中统时期称为调查工作人员，简称“调工”)。特工加入特务组织时，要有两个特务保荐、介绍，这是为了显示这个组织挑选人的严格，也是为了切实实行“连环保”。此外，都要写自传、填特工人员登记表和誓书。自传和登记表，要把个人的一切，包括从祖辈开始家庭情况，个人的详细经历和社会关系等，交代得清清楚楚。所谓誓书，实际上是个紧箍咒，内容是：“余誓以至诚，参加特务工作，绝对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决不自动求去、泄露机密，如若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谨誓。”
徐恩曾对按誓言办事，毫不含糊、说话算数。谁不听他摆布，轻则辱骂，重则关押以至处死。特工总部原香港电台台长项濂，1933年夏被调回南京，项与戴笠是黄埔六期骑兵科同学，又是浙江同乡，戴笠想拉项濂到军统办电台，项想带一批人一起走，徐恩曾不答应，便暗中派人监视项与军统的来往。一次，项濂又跑向戴笠的鸡鹅巷53号，盯梢人发现、阻止，项不听，盯梢人当即举枪射击。叛徒顾顺章，为徐恩曾出谋划策，编写教材，训练特务，干了很多罪恶勾当，有过突出的功勋，后来顾嫌徐恩曾对他不够器重，有投靠戴笠的意图，徐恩曾便给他制造了一条“妄图独树一帜”的罪状，枪毙了。徐恩曾动辄关人、押人、处罚人，出口像金科玉律，就得执行，不准别人讲情。因此，徐恩曾制定的纪律，徐恩曾说的话，特务们是不敢不听从的。
二、灌法西斯主义的迷魂汤，徐恩曾对蒋介石吹捧得极高，有时称蒋介石为世界三大领袖之一，中国的墨索里尼，中国的希特勒，有时说蒋介石是“天下无二，地上无双”的大伟人。对特务们，他宣扬为“领袖的耳目”，领袖的“保镖”，是干光荣、伟大、崇高事业的英雄。他歇斯底里地叫嚣：“反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为升官，不为发财，是为党为国干神圣事业的无名英雄”，“国民党需要新生力量，需要注入新的血液，需要有统一的意志、集中的力量，特务是这里的核心”，“谁看不起自己的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就是对党国不忠诚”。每逢纪念周，徐恩曾就要不厌其烦地重复这类骗人的、颠倒是非的精神讲话。平日也是一样，他开口“团体”，闭口“组织”，极力加强喽啰们的组织观念。他讲孔孟之道，讲四维八德，和消灭共产党扯到一起。他利用人们崇拜名人的思想，经常请陈果夫、陈立夫、潘公展、黄少谷以及叶青之流，给特务们演讲，以致使特务们完全丧失理智，把为国民党做奴仆当成高尚的事业。
三、进行收买和以“情”感人的表演。在社会上谋生困难，找职业无门路，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下，徐恩曾以铁饭碗、保证终身有职业，给高薪招徕人们，这是一些丧尽天良的人肯做特务，各路牛鬼蛇神肯到徐恩曾麾下的重要原因。郑大纶是师范毕业生，原来在县里当高小教员，月薪12元，因为作风恶劣在县里无法立足，跑到特工总部当特务，实习期间月薪30元，转正后是50元，三个月后升为95元。祝韵雅在校教书时月薪25元，跑到特工总部做秘书，月薪一跃而为80元，都比原来高好几倍。此外，特务们没有不敲诈勒索拿外快的，或被正式批准，或有意地给以方便，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过去，这些做法使特务们对徐恩曾感恩戴德。但是，这也使徐恩曾拿住了每个特务的把柄，稍不顺从他即可抓来整治。特务们说，那时的大小商行和厂家，为自身的安全计，大都暗地里养活着几个特务，徐恩曾从不干涉。这也是徐的收买手法。
徐恩曾还在每年的纪念日，给死去的特务做纪念。这天，他们把死去的特务的大照片挂起来，摆供品，燃香烛，设灵堂，挂挽联，慰问家属。徐恩曾还假惺惺地致悼词，为死去的特务颂扬一番，为死者家属送若干慰问品。至于用小恩小惠笼络喽啰，那更是徐恩曾耍尽的把戏。特工总部大小特务结婚，除非有特殊情况，徐总要赶去做证婚人。并且非不得已，他不提前退席。部属父母生日，他要送一份寿礼，并且装模作样登门三鞠躬。谁家生了孩子，他也送点小衣服之类。逢年过节，对科级以上的人，照例每人送一份特别费，数额多少各不相等，对于想笼络的人，有时会送一个月的薪金甚至更多。可是除本人外，谁也不知道送其他人多少。一般特务要求晋见他，他多不拒绝，并且尽量让人把话说完，借机给晋见人一点好处，如生活补助之类，以示关心。徐恩曾在行政组织之外，组织了一个联谊会。办法是根据特务们薪金的多少，每月扣留其中的2％、5％或10％做为基金，为特务们办所谓福利事业。职工有需要可以贷款；联谊会办的企业，商品价格优惠，可以分期付款；每半年或一年，组织一次同乐会、聚餐、体育活动等。
对于租界内的警务处、政治部、华人探长等，徐恩曾每月要送给津贴，圣诞节更是要送厚礼的。
四、设立监视网。徐恩曾在特工总部设有公开的总督察，总督察之外还安排有没有名义的眼线，让他们侦察了解各人对徐恩曾是否忠实，对国民党是否忠诚，有无所谓非法活动，等等。这一招很厉害，谁被抓住都倒霉，所以一般特务都怕总督察，称总督察为特务中的特务。徐恩曾除安排一般的监督之外，对特殊人物还布置专门监督，即使对于他很信任的人，他也这样做。这一方面反映了他的阴险狡诈，一另方面也反映了他的心虚。自从发生了钱壮飞问题以后，徐恩曾表现得特别警惕，处处防范。选择私人秘书，非常小心，一定要选真心诚意愿为他做心腹的，要选保证对他的事情绝对保密的。另外，他对秘书的工作范围也限得很死，专门交代的事，相互间不得互通音讯，而且不让身边的私人秘书干得很久。这都是为了防止别人对他的事情知道得太多，会泄密，会揭露他，会再出一个钱壮飞。也正因为这样，给他做私人秘书的，即使中途想走开，往往也不敢申请调走，怕引起徐的怀疑。虽然徐恩曾不像某些特务头子那样，对身边的人一不高兴就破口大骂，伸手就打，他骂人的词不过是“饭桶”、“无能”之类，并不很野蛮，但他说话尖刻、挖苦，曾给他做秘书的人形容说：他往往一句话出口，好像恨不得戳断你的神经，让你难堪得无地自容。特别是他生气的时候，脸色一红一白，神态叫人害怕，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收拾你。
他曾有个私人秘书叫秦宗尧，由于看到他对逮捕的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神经经受不住刺激，想摆脱又不敢，一天几次向徐恩曾表白“我对徐先生是忠实的！”逐渐成了神经病。
人常说，做贼心虚，狡兔三窟。徐恩曾的神经经常处于高度紧张中。他会客从来不在自己家里。白天办公，或在丁家桥党部内，或在瞻园路132号，晚上多在正元实业社，宿舍则在右婆婆巷三号。石婆婆巷三号门禁森严，大门经常紧闭，只留一个小孔往外看，门房有守卫，还养着几条狗。他的行踪、住址一般特务都是不知道的。
徐恩曾本人怕机密外泄，整个特工总部的警惕性也非常高。特工总部与其他机关联系是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处)或陈立夫为首的军事委员会情报局第一处(徐恩曾为处长)的名义，对上行文是徐恩曾具名，此外，凡特工总部内部各部门、上下级联系，都用化名。徐恩曾本人有化名，特工总部有化名，各业各部门也有化名，这些化名还经常更换。特工总部和以后的中统，先后用过的化名很多，什么“华统”、“唐纵远威”“秦唯真”、“鲁黎”、“盛励”、“程恭”、“杜真”、“钟桐”等都是。“华统”、“唐纵远威”的意思是要“统一中华”、“威势远扬”，反映了徐恩曾的勃勃野心；“秦唯真”反映了他们对法西斯一套的迷信；其他则是“努力”、“胜利”、“成功”、“斗争”、“中统”的谐音。徐恩曾的字写得很糟，但特工总部的化名确定之后，他总要亲自书写出来，制成图章供缮发函件等使用，以显示他的地位和权威。
总的来说，徐恩曾这个人，在他们内部，是仁义道德、法西斯教义挂在口上，微笑、关心人的样子堆在脸上，手铐脚镣拿在手上，入了他手掌心的人，不俯首贴耳地听命于他，他是断然不答应的。
由“侦破”刺汪案而取得高位，渐得蒋介石的信任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徐恩曾继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之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大批杀害共产党人是徐恩曾向上爬的基本因素，侦破刺杀汪精卫的案件则是新的晋升契机。
刺杀汪精卫的案件，发生在1935年11月1日。这天，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接下去就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的第一天，汪精卫在开幕典礼上发表了演说。典礼过后，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们齐集中央政治会议厅新厦门首照相。蒋介石多疑诡诈，知道这次会议集中了国民党的各派势力——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均已经到会，胡汉民也答应要来，人员复杂，在礼堂前观察了一阵形势，还是决定不出场照相。照相以后，人们准备再入会场继续开会时，忽然砰！砰！砰！连响数枪。汪精卫被击倒在地。张静江魂不附体，从椅子上滚落下来；孔祥熙为了逃命，钻到了汽车底下；大多数委员跟斗趔趄四散奔逃。张继拦腰抱住了凶手，张学良一拳击落了凶手的手枪，把他踢倒在地。一个警卫走过来砰砰两枪，把凶手打成重伤。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呼天喊地，大吵大闹，扭住下楼来的蒋介石不肯松手，认为蒋介石既不照相，警卫人员又将凶手“打死”，事件定与蒋介石有关。她边哭边喊：“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国民党为了从凶手身上讨口供，把他送往中央医院，让医生给他打强心针，前后打了百多针。凶手愤激地说：“请看看中国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还是我们的吗？”“我是专来刺杀蒋介石的，蒋介石未出场，才临时决定刺杀汪精卫。我不懂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杀蒋汪的是我的良心。”
第二天凶手就死了，特务们从凶手身上搜出一个记者证，知道凶手的名字叫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采访记者。于是军警赶往晨光通讯社搜查，发现通讯社的人已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几件破家具和一堆纸灰。追查晨光通讯社申请备案的担保人，据说是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的两个职员，他们对晨光通讯社的背景情况毫无所知。虽然事发之后，中央党部内立即戒严，警察厅长陈焯和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现场，逮捕了不少嫌疑犯；南京水陆空交通马上切断，乘客被扣了一大堆，晨光通讯社的人仍然一个也没找到。
汪精卫被刺事件传出以后，南京满城风雨，舆论哗然。人们议论纷纷，报纸报道：在堂堂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军警森严之地，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五次代表大会时，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竟被枪击，这说明什么？蒋介石破例不出面照相，凶手要单单刺杀汪精卫，除了蒋介石的特务队，会有何人？！没有来南京开会的李宗仁、白崇禧，也专门从广西打来电报质问此事。
蒋介石被弄得下不了台。他找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戴笠等严加申斥，骂他们“每月花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期你们一周破案，倘若逾期，拿你们的脑袋是问”。
蒋介石下令以后，特务们四处奔忙。戴笠的特务处按下不说。徐恩曾急忙派手下大将顾建中再查孙凤鸣的尸体，从中寻找线索。顾建中胡诌什么孙的衣着式样和质料，是广州、香港最流行的，这证明凶手是南方来的；凶手脚上有中过枪弹的痕迹，证明凶手是军人出身；凶手伤疤上绑有一块红布，证明……至于从何下手破案，仍然茫无头绪。后来他们查出为孙凤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贺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便顺藤摸瓜千方百计追查贺的下落。因为事件万分火急，徐恩曾专门给顾安排一架飞机飞上海，并再三叮嘱顾建中，要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宁枉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可疑人。还限他三天破案。
与此同时，徐下令上海、南京、京沪沿线以及南京附近各县的特务走卒，实行全体总动员。还通过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把他所属的地方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和警察之类，也一齐动员起来，配合行动。顾建中在上海，把所有与贺坡光有过来往的人，包括一切亲戚朋友，不论远近亲疏，只要沾上边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列入嫌疑之列，予以逮捕，严刑审讯，吊打、坐老虎凳、火烧脊背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的、致死的、致残的，因受刑不过而胡乱供认的，什么都有，但问题不得落实，二百多人就一个不放，继续刑讯。后来从一个线索中得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那里有他一个寡嫂。徐恩曾便从南京另派一批特务赶去追查，得知贺坡光确曾来过他寡嫂家，已于前一天他去。在特务们继续跟踪之下，贺坡光终于被抓到。
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审问，徐恩曾、顾建中拿出的审查结论是：主谋为陈铭枢，是陈指使贺坡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即使当时，人们对这个结论也有很多怀疑，比如，孙凤鸣命都不要，要钱做什么？说他要钱，可是他家里的景况相当窘困，搜遍他的全身，也只有毫洋六角，钱到哪里去了？贺坡光和陈铭枢是什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联系？……徐恩曾的结论回答不出来。至于孙凤鸣等为什么要杀蒋介石、汪精卫？仇恨从何而来？他们则根本不敢接触。尽管如此，总算拿到了一个与孙凤鸣有关系的人，也就稀里糊涂地说“案情大白了”，特别是给蒋介石解了围，使陈璧君等不能说是蒋介石加害于汪精卫了。这不仅使蒋介石转怒为喜，而且使蒋介石对徐恩曾更加宠信了。于是，在蒋介石导演下，在国民党的一个会议上，让徐恩曾登台讲话，做所谓“破案经过”的报告。徐恩曾既然捞到了机会，便绘声绘色地大吹大擂了一阵，也博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掌声。但是这时徐恩曾并没有在报告中提陈铭枢的名字。此后，在接下去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是由于蒋介石的“钦定”，第二是由于徐恩曾确实抓到了贺坡光，第三由于有二陈的“组织保证”，徐恩曾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接着，什么“东方福尔摩斯”之类的赞誉，被徐恩曾的狐群狗党、徒子徒孙们很是叫唤了一阵。
可是刺汪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包括中统、军统在内，国民党始终没有真正弄清楚，实际上也不愿意真正弄清楚。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从1937年4月25日起，连续8天发表《刺汪宋(指宋子文——笔者)案判决书内容》，共18000字，把与刺汪事件毫无关系的原十九路军离队军人余立奎充当主犯，和张玉华、贺坡光一起判处死刑；把与刺汪案同样毫无关系的海员周世平、炊事员胡大海也各判12年徒刑。而对事件的真正策划者、组织者华克之，虽悬赏重金10万进行通缉，却始终没有捕到。这对因“侦破刺汪案”而升官，被吹嘘为“东方福尔摩斯”的徐恩曾这个特务头子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多年后，年已耄耋的华克之老人发表了他的有关回忆，刺汪事件的主要人物是华克之、张玉华（原名张维）、孙凤鸣（原名孙凤海）、贺坡光（原名贺少茹）等几位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他们痛恨蒋介石汪政权丧权辱国媚外亲日，坚持内战荼毒人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为了给革命扫除障碍，在一时找不到其他道路的情况下，便采取了这种五步流血的方式。他们刺杀的首要目标是他们眼中的最大暴君蒋介石，因蒋介石不在场，才刺杀汪精卫。只是因为孙凤鸣所用的手枪是四寸六响左轮，弹力太小，以致汪精卫虽中弹3发，又非要害处，才未毙命，华克之等的行动，确曾得到陈铭枢、李济深和许多有志之士的支持。
抗日消极，反共透顶，派特务混入延安，伺机进行暗杀。1942年破坏中共南方工委，逮捕廖承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机密会议，计划组织抗日大本营以应付局势，因为他担心对日正式宣战，会失掉以后和谈、妥协的可能，便又保留了军事委员会的名称，只接受孔祥熙、宋子文紧缩开支以充军需的建议，把国民党中央党政机构加以裁减，并入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密，军事委员会以下各部都以数字称谓。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与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一起并为第六部，陈立夫为部长，张厉生、周佛海为副部长。徐恩曾当了第六部第四组中将组长，仍管他那些特务组织。徐恩曾对抗战并不热心，焦急的是他培植多年的特务组织将如何。按当时的整个部署，在战区的特工总部下属特务组织，均改编为战地特种工作团，性质、任务没有变化，只是换了换名称。不过，它遇到了日本侵略者这个新对手，自然会出现一些新问题。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徐恩曾知道上海、南京会很快失守，便着力于两件事。一是组织撤退；二是安排上海等地特务的潜伏。撤退本来比较简单，主要是筹备交通工具、整理文件、材料等。但是国民党中央机关过于庞大，在短期内来个彻底大搬家，车船等等势必紧张。徐恩曾为了个人方便，在为机关争车争船的同时，赶派他的亲信谢永存科长到芜湖包了一艘供他个人使用的小火轮。怕被别人抓差，偷偷地把小火轮藏到不易为人发现的小河汊里。11月12日上海失守，19日特工总部和调查处(这时调查科已改为处)人员乘“建国轮”西逃。20日，徐恩曾偕姘妇费侠和谢永存，端木子等，登小火轮溯江而上。因为徐恩曾的老婆王书青已被送走，徐恩曾摆脱了干扰，兴奋异常，什么炮火连天浴血奋战，什么国土被践踏，他都抛诸脑后，像度蜜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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