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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对母亲很孝敬，从小就是一个讨人嫌的顽童，长大更是骠悍、桀骜不驯、好胜逞强
戴笠，又名春风，字雨农，1897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他的父亲早逝，母亲是农村妇女，能认识不少的字，也能记忆和背诵一些封建教条，如《三字经》、《女儿经》、《百家姓》、《朱柏庐家训》之类的蒙馆学童必读的课本。戴笠对他母亲很孝敬，也很怕他母亲出来说话。每当其发牛脾气不可理喻时，只要他母亲一出面，轻言数语，他便会改变凶神恶煞的态度。戴笠死后，大家瞒着她说是出国了。由于美国特务头子梅乐斯两次到过她的家里，她对此深信不疑。1948年春，戴笠的接班人毛人凤等人发起为戴母庆贺80大寿。她活到近90高龄才死去。
戴笠有一个同胞弟弟名云霖，年龄比他只小3岁，形象与他很相似，脾气粗暴，品行卑劣，依靠戴笠的权势，保送到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过训。他取得高教班受训的资格后，戴笠就托胡宗南手下任师长的马志超为之管教（马志超是军统的大特务。笔者注）。马便称之为“二老板”，安置其为军需，不久提升到军需处长，大概是云霖一生中最大的官位。1934年秋，当马志超奉调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而离开西北时，戴云霖也离职了。
戴笠早年有结发的妻子毛秀丛，于抗战初期因患子宫癌死去。毛氏是一个三从四德的家庭妇女，对其夫千依百顺、畏惧异常。毛氏有一个胞弟名毛宗亮，为戴笠做过管家，在特务训练班作过事务员一类的小差事，对戴笠也是畏之如虎。毛宗亮常常感叹地说：“毛家的风水被毛人凤、毛万里两兄弟占光了，我的姐姐倒霉而死，我是永无出头之日的。”
戴笠有一个独生子名藏宜，形象酷似其父，受过高中教育，也在厦门大学混过一年。戴笠曾与十人团拜把兄弟中的王天木拉姻亲关系，将王的女儿要来做儿媳订过婚。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藏宜另外找了一个女子结了婚。戴笠从此对儿子不满，对儿媳也很冷淡，安置在乡下随祖母生活。戴藏宜在乡下办了一所小学，自称校长，因为十分怕他的父亲，一直乡居，不敢越雷池一步。
戴家在江山县硖口镇从清朝末年起，可算得殷实的中等地主，拥有良田庄园和林场，但八口之家，坐吃山空，到了戴笠兄弟的这一代，家产无多，便成了破落地主，生活窘困，就全靠母亲张罗，做点针线活补助家用，苦苦撑持，才使戴笠受完了中等教育。戴笠从小就是一个讨人嫌的顽童，长大更是骠悍、桀骜不驯、好胜逞强，是一名团丁队的打手。每当团防出动清乡镇压农民时，他总是自告奋勇，不辞劳累地去起到猎犬一般的作用；特别是遇到山岭崎岖、地势险要的艰难情况时，他便选择在风雨交加或者大雪纷飞的深夜，攀藤附葛，亲自探龙潭入虎穴。
戴笠成年后，在乡间地主武装民团中混的时间不长，以后便投到新江军阀周凤岐部队中当兵，大约只有两年多，又脱离部队，只身到上海租界打流。日后戴笠每一谈及他的打流生活，连笑带骂，津津乐道，认为是他发迹的最好陶冶，但在人家听来，便是他无赖的丑史。他的丑史只能由他自己谈出来，绝不许他的部属说长道短。如果被他知道了，便会灾难临头。
戴笠在上海和杭州混的时候，认识了蒋介石、戴季陶和陈果夫等人
戴笠1920年初到上海时，苦于没有落脚栖身之所，只好寄居在表弟张冠夫的亭子间里。张夫妻俩睡在床铺上，他就打地铺，弄得表弟夫妇的生活很不安。张当年是商务印书馆的一名小职员，当然是招待不起，念在至亲，短时间内尚无怨言，但表弟的妻子则不免冷言讽语的。后来戴笠发迹了，念着表弟待他的一点好处，引为亲信，一直将张安置在管金柜、管外汇的岗位上，也为戴笠管私财。张冠夫最大的官做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少将衔的经理组长。可是戴笠对表弟的妻子一直视同仇人一般，有时指桑骂槐，大骂黄脸婆。张妻不失为有骨气的女性，并不因为戴笠有权有势而假以颜色，多年来都是怒而不言地对立着。有一次戴笠到香港与杜月笙有所密谋，张冠夫在港管外汇，因事须向戴笠汇报，欲带着妻子一道登门问候，借以消除多年来的积怨。可是张妻怎么也不听其夫的劝说，一硬到底，坚持不去，戴笠也无可奈何。
戴笠在上海混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饿几天是经常的事。后来混不下去又来到杭州，在一个夏天里，他只穿一身由灰军装改成的便服，他没有别的衣服，每穿一两天便汗臭难闻，为了使人摸不清老底，每隔一两天，就去灵隐寺旁边的湖里假装洗澡游泳，抢时间将脱下的衣服洗涤干净，摊在草皮上晾晒。等到衣服干了，才出水穿上东游西逛，探亲访友。他甚至自夸衣服只有一套，却比别人穿得干干净净，比之穿绸着纱还要好。
有一次他在灵隐寺旁边洗澡洗衣时，认识了胡宗南。当时胡宗南自吴兴乡湖师范毕业后，在杭州某小学当小学教员。有一天，胡领着一队小学生去灵隐寺湖边游览。小学生无意中发现了草地上晾晒的衣服，用小石子压着，他们不解压上小石子的用处，顺手将石子拾去，迫使戴笠不得不大声叫喊，既不能出水，又怕一股风把衣裤吹跑了。这时从学生中走出一位带队的老师，将拾去的石子追还，同时也觉察到泡在水里的人之所以急得大喊大叫的原因，两人相视一笑，似乎有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后来戴笠找到学校里去致谢，两人畅谈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遂成为生死之交的朋友。
1921年，蒋介石同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经营股票贸易市场，为孙中山集资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又从杭州回到上海混的戴笠。开始时，他们视戴笠为小瘪三，不过是差使跑跑脚、送茶递水而已。后来戴季陶知道他姓戴，又是浙江同乡，便问他读过书没有，青年人想干些什么的一类关心的话。戴笠那时感到这伙人不像商人，一天到晚来往的青年人不少，十有八九是革命党，可又不敢说出来，便答复说：“有饭吃就行。”他趁机又说：“青年人要干，就要像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我受过中学教育，当过团丁当过兵，现在打流打到上海来了。”
从那以后，戴季陶对戴笠改变了态度，对他关心起来。戴笠便改口称戴季陶做叔叔。蒋介石见戴季陶器重戴笠，凡属是跑腿出街的事，便叫他去干。
但戴笠对陈果夫的使唤却很不满意，非常讨厌他那股老爷气，经常在背后骂陈果夫是个肺病鬼。有时陈果夫叫他小瘪三，他就回敬他，叫他大瘪三。
没有多久，蒋介石一行人回到广州，在孙中山的努力下创建黄埔军校。
戴笠是一个天生干间谍的料，他在黄埔军校专事搜集情报，致使周恩来等200多人被捕
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后，蒋介石在广东初露头角。这些情况，戴笠在上海、杭州流浪中，既听到传说，也间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蒋介石事迹的报道。于是他便在儿时的好朋友毛人凤的建议下，到广东来找蒋介石，他在报考黄埔军校时没有毛人凤那么幸运，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想到去广东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山大学)找校长戴季陶作引荐，然后才见到蒋介石，被收容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去学习。这时他表示要在蒋介石身边当差，而且很坚决。蒋介石一听非常高兴，要他先当勤务兵再说。从此，戴笠便成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也是他一生中青云直上的起点。
戴笠当了4个月的勤务兵，他是一个天生干间谍的料。包打听，整天东奔西跑，将蒋介石身边内内外外的情况都搜集来，简简单单地列出条条来，送到蒋介石的案前。起初，蒋介石不以为意，当作字纸丢到字纸篓里了。戴笠知道没有看，便又从字纸篓里拾起抹平，用压纸条压好置之原处，这样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渐渐感到这可补耳目之不足，于是偶尔面授机宜，不久即令其下连队去学骑兵。戴笠明的是一个学生，暗地里却是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胡靖安手下的特工，但他的情报通常都是直接交给蒋介石。蒋介石规定戴笠要密报的有两大类：第一是注意同学中的思想情况，矛头指向共产党员的活动，革命军人青年联合会左派分子的活动；第二是监视在校官佐的思想活动及生活有否腐化等情况。
胡宗南与戴笠在西湖奇遇而成为知交朋友以后，他得风气之先，入了黄埔第一期，北伐前夕胡已升到营长的地位，是经常为戴笠提供情报资料的一人。1926年3月12日中山舰事变前，胡为戴笠提供的有关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分子活动的材料很多，其中特别注意的是周恩来当年在第一师充任政治部主任兼东江专区行政督察专员的种种活动，收集的情报资料都交给了戴笠。不久，周恩来及第一师部队中的政工人员、党代表等等，不论共产党员或涉嫌的，自周恩来以下两百多人都被捕了。逮捕和看守周恩来的是杨光钰。二十几年后，杨在解放战争中于清风店被俘后，曾坦白交待过这个问题。
胡靖安在中山舰事变和“四一五”广东大屠杀的血案中，都曾向戴笠提供黑名单，对进步学生和官佐们，极尽诬告迫害之能事。戴笠与胡靖安勾结起来所干的罪恶活动，每每从胡靖安的牢骚中反映出来。有一次军统局宴请高级干部聚会时，忘记发请帖给胡靖安，被他知道而来到宴会厅，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指责戴笠看不起他，闹得参加宴会的人不欢而散。记得他咬牙切齿地骂道：“戴笠，狗婆养的，翻脸无情，如果没有当年我在广东提拔他一手，介绍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大头杨引之、贺衷寒、潘佑强等人见面谈过话，谁知道他是老几？老子毫不自私将名单开给他，否则他又哪里去找报功请赏的材料。”
戴笠在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以后又编入第六期骑兵科，虽然没有毕业，总算是取得了黄埔学生的学籍。但是他学骑兵，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高兴就请假往上跑，自习时就写信，大家很怀疑他，怎么那么多信要写？后来才知道他是跑上头，写信通报到校长(指蒋介石)那里，看样子他的来头很大，所以没有谁敢惹他！
戴笠有做情报的天赋，他在黄埔军校入伍不到半个月，从官到兵他都熟悉。他不吸烟，却随身有烟有火柴。他能喝酒，常请人喝，兰花豆、花生米、西瓜子也是随身带。这些都是他的交际品，除了少数官长不奉送招待外，凡与他接近认识的都有好处。他特别喜欢当采买，跑腿的事少不了他。后来大家都知道他是校长交待下来的挂名学生，来头大，不得不另眼相看。也有人怀疑他是有任务的，可是他从来不与人谈政治、军事或争论问题。他的记忆力很强，只要见过一面的，即使十多年不见，一见面他就能叫出那个人的名字。
蒋介石对他的垂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密报”二字。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了北伐宣言。戴笠从那天起得到校长手谕离校，随东路军北上，入闽浙转入沪宁。他赶在部队前头，潜入敌境，打探虚实，有闻必报。他进入江浙境内，利用他在社会上打混时认识的朋友来搞情报，然后用米汤写在纸上，并派专人将这些情报送给蒋介石(米汤写的情报，用碘酒一涂，字迹就显示出来了)。由于他的情报大多数是准确的，所以也为北伐立下了不少功劳。这为他日后取得蒋介石的重用奠定了基础。
在北伐期间，他还北上到北平、天津、太原、西安、郑州、开封、徐州等重要城市，跑遍了华北五省，有条有序地组建了自己庞大的特务网。自此以后，凡是内战都少不了戴笠这个角色。
在上海时，戴笠拜访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杨直率地告诉他：“你要在上海搞情报，就得跟一个朋友联系。”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第二天，杨虎带了戴笠去拜访杜月笙，戴笠只不过30岁的年纪，身着整洁的西服，头发梳得平整光亮，一双明亮的双眼睁得很大，他刚离开军校不久，受在军校时的影响，谈吐也很得体，在杜、杨二人面前讲起话来却既慷慨激昂又胸有成竹。尤其是在简单的客气话后，他直截了当地向杜提出要杜配合他搞情报的请求，而杜先生则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好吧。以后有事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我不在，你可以让万墨林转告。”
后来戴、杜、杨三人成了结拜兄弟（戴笠比他们两人小8到9岁）。
1927年，唐生智雄踞武汉三镇，拥有两湖地盘，掌握武力20余万，与蒋介石争天下，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唐生智原系湘军的一个师长，归属广东国民政府后，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西路军前敌总指挥，与蒋介石各据一方，分庭抗礼。在如此情势下，蒋介石引为大忧，寝食不安，命戴笠到武汉一探虚实。不料事机不密，戴笠被武汉宪兵部队所捕，连同搜集的情报资料全被抄获，如果上报，即有生命之危。戴笠打听到宪兵连长周伟龙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同学，便要求与周相见，用一套共同拥护校长坐天下的说词打动他。周不但释放了戴笠，而且结为生死之交，弃官而逃到南京，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嘉奖。以后戴笠引为美谈，频频告人，还将周列入十人团的前列。周在军统大特务中，居功而骄，目中无人，连戴笠有时也只好让他三分。
在“双十二事变”中，戴笠冒死前去救蒋介石，深得宠信。为了授予戴笠正式权力，蒋介石决定成立军统
戴笠平日喜欢夸耀的，是他持有蒋介石赐给的墨宝“艰苦卓绝”四个字，这是他初出茅庐随东路北伐军出发前校长亲笔写给他的。因此，他时常自诩是“艰苦卓绝”四字的忠实执行者。后来当军统在南京鸡鹅巷53号办公时，“十人团”的成员(张炎元、周伟龙、唐纵、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梁干乔、王天木，黄雍)，在熬夜工作这点上，谁也比不上戴笠。他能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有时吃烧饼油条、喝白开水，一天两顿，就可过一天。这与他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骄奢淫乱，挥霍恣肆的生活相比，判若两人。特务头子唐纵每每谈到，在鸡鹅巷的岁月里，能够陪着戴笠熬夜而不发牢骚的只有他一人。
十人团的正式名称是“调查通讯小组”，对于它斯巴达式紧张而严厉的工作风格，有过各种叙述。从中可以看出，它很少有时间从事军统在全面发展到后期时所特有的腐败活动。大夏天里，在南京这个中国最闷热的城市里工作的戴笠，会经常在十人团位于鸡鹅巷53号的总部连续三天三夜废寝忘食地工作，最多只是就着一杯开水咽下油条之类的点心而已。
尽管密查组名义上归陈立夫统一领导，但它的各个部门之间竞争激烈。当戴笠和他的十人团在密查组设在鸡鹅巷的办公处活动的同时，另一个对手小组——它被认为是代表了陈立夫“CC”派的利益，也在瞻园路的办公处对国民党非军事人员中进行反共的调查活动。这个被称为密查组一科的小组由徐恩曾领导，同样由党中央总部的秘密资金支付经费。
与此同时，另一个秘密警察机构在由江西南昌“剿匪”总部管辖的三个省份成立。而蒋介石于1931年也开始授命组建谍报科。次年，蒋介石在军事事务委员会的秘书之一邓文仪向总司令递交了一份计划，要求在“剿共”地区内三个省的保安行营里成立调查科，其总部归南昌保安行营领导。
1932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发表反蒋宣言。戴笠的亲信范汉杰潜伏在十九路军中作参谋处长，对于十九路军的部队番号、作战部署以及团长以上的主官姓名，了如指掌。戴笠和郑介民亲自去厦门、福州策动指挥，弄得十九路军四面受敌，不战而北。1936年6月，“华南王”陈济棠兴师反蒋，蒋介石引为大患。戴笠派郑介民去香港策动，利用老牌特务邢山打入陈的空军内部，封官许愿，巨金收买，一夜之间使陈多年苦心经营的一支空军部队和机群，几乎全数起飞投蒋。后来陈部余汉谋又被蒋介石收买过来，于是不可一世的“华南王”众叛亲离，土崩瓦解。
蒋介石统治旧中国22年，依靠的三大台柱，即：以黄埔学生打出天下；以CC派包办党务，也就是以党治天下；以政学系出谋划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三大台柱中，又以黄埔学生作核心。戴笠就是依靠门生关系爬上去的。他紧紧抓住黄埔这个招牌，也就成为他手中降魔伏妖的符篆。
1932年3月18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洛阳召开，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了授予戴笠正式权力，并防止CC派和黄埔派互相之间的对立增长而削弱自己的情报机构，蒋介石决定使用他新的权力，在军委之下设立一个正规的情报局，以将这些非正式和秘密的调查部门组合在一起。3月下旬，在溥仪作为伪满洲国傀儡政府首脑登位后不久，蒋介石召集了他的高级军事顾问，共同决定组织一个“情报网”，“以便抵抗外国侵略，平定国家”。于是，“一个军事情报机构”便于1932年4月1日成立，它就是后来作恶多端的军统。
因此戴笠原来的“十人团”，现在已成为一个正规的官僚机构。
同年4月，蒋介石命令在军委内成立由陈立夫及其副手、南京警察厅厅长陈绰领导的“调查统计局”。于是三个处相继成立。第一处是原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密查组一科，它设在特务处所在的瞻园路，由徐恩曾领导。这个处便成了党务调查处，后来成为陈立夫抗衡戴笠军统局的部门——中统局。
第二个部门是戴笠设在鸡鹅巷的特务部，负责监视和调查军队，就是后来的“军统”。被提升为少将的戴笠，把这个部门当作自己的家，而他则是这个家的“家长”。他原来特务部的部下们管他叫这个组织的“老板”。
第三处先是由丁默邨管理，后来由金斌领导，负责监查邮电检查局，后来并入特检处，办公处在江西路。
统计局本应负责协调这三个处的工作。但实际上只有徐恩曾和戴笠派出了他们自己的人员到设立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军委特务处总部工作。真正的工作是由各部门自己执行的，他们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合作。后来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对这个组织的控制，任命自己的亲信郑介民和徐人翼分别为副处长和军委特务处的总管。郑介民曾是广东的一个冒险家，加入黄埔二期之前在新加坡开过一个咖啡店。他也是特务处的审查科长。唐纵任军委特务处书记时，反对军阀的云南绅士邱开基当了执行科科长。
“十人团”原来的成员中，那些能够接受戴笠越来越严重的家长式独裁领导的人就在二处呆了下来，而其他受不了新的安排的人便转到了蒋介石正在建立的秘密政权的其他位子上。
二处现在有了具体的调查使命，它可以在“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下利用军事委员会的权力来扩展它的业务。但它的扩展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才行：它的前身已同军事或政府当局下属的执法部门建立了固定的关系。
戴笠心里也明白，作为一个特务组织，清一色的黄埔学生，有如作茧自缚，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的手法是将黄埔学生摆在主脑机关及外勤大单位做骨架，摆给校长看。他对喽啰们，便十分注意用不同的口语来对待不同的对象。例如对蒋介石称“老头子”、“校长”、“领袖”、“委座”，他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称呼，四种称呼是有分寸的，决不令人不快。他称呼“老头子”是用于对平行地位的人说的；“校长”是对清一色的黄埔同学用的；“领袖”是纪念周上以及吸收特务入团宣誓，或在各特务干部训练班的讲话时用的；“委座”是夹在领袖的称呼中并用的。真是用尽心机，莫此为甚了。
戴笠的唯我独尊、绝对的家长主义作风，是维妙维肖地继承祖师爷蒋介石而来的。有一次，华北训练班第一批受训完毕的学员杨清植，被戴笠委派为浙江警校警士教练所的队长，限即日前往到差。杨为了安置家眷，赶不上当日的火车，吓得面无人色，连忙去报告戴笠。本来杨不去报告还可能无事，一报告便倒霉。戴笠二话不说，将杨关了禁闭，半年后才释放。另一个倒霉的人是戴笠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包潜，1936年，军统从杭州警校调一批政治指导员到招商局各长江轮船上去当高级的交通员，被调的都限令当日搭车成行，唯独包潜一人没有赶上火车。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逼着包潜雇用一辆小汽车星夜赶到南京报到。包潜慌里慌张的，自恃是与老板穿过草鞋的同学，以为赶在火车未到之前去报到，总该会讨得表扬一番。不料戴笠也是将他关押起来。他的这种法西斯的统治，事例是非常多的。十人团的大头头们，好比恶婆婆带媳妇一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形成了一套法西斯化的家法。
戴笠在“双十二”事变中的行动，也是他取得蒋介石的宠信的原因之一。
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张、杨举行兵谏，蒋介石被扣于西安。如果不是中共以国事为重，出面斡旋，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而解决了重起内战的危机，则我国人民遭受的祸害实难想象。戴笠在这次事变中，又是一宝押中，从此取得主子更大的欢心而巩固他的地位。
“双十二”事变发生后，报纸上还不曾登载，戴笠已经收到西安站长江雄风的来电。他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先去见了何应钦和复兴社的头头们，又去见了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之后，坐着汽车跑到慧园街慧圆里参谋业务训练班来找余乐醒，说是有要事相商。那时郑介民、梁干乔也相继到来。戴笠哭丧着脸说：“如何是好，领袖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劫持了，生死难卜。我见了何部长，他主张立即讨伐。见了宋院长和夫人，他们则认为打不得，要用政治解决。贺衷寒、桂永清等人也是主张兴师问罪。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得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人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
他说完便大哭起来。大家面面相觑，无以为对。余乐醒流着眼泪说：“救是要救，越快越好。飞檐走壁的人，一时何处去找？我愿随戴先生化装混入西安，再想办法。”戴笠不置答。
郑介民、梁干乔则在打与不打上做文章。他们都主张打，认为政治解决是空想，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戴笠说：“打吗？不打都难得救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顾虑重重，认为主张打是别有文章。自古以来，政治如果没武力作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没有武力便是空谈。我看两手都要，不过打不能真打，只能作手段，谈是目的。只有兵临城下，张、杨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
他这第一说，大家默然。余乐醒提不出实际可行的办法，大家也就怏怏而散。
随后戴笠随宋子文兄妹专机去西安，许多人预料他不会活命回来。但是不几天，他自西安归来，把自己此行同蒋介石当年于永丰舰护卫总理蒙难相比，大言大惭，抬高身价。
戴笠所属特务系统训练青年学生达20万，训练武装部队亦逾20万
1934年，由陈立夫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戴笠被任命为这个局的第二处长，虽然戴笠一身兼两职，名称前后也不相同，特务处上上下下都称鸡鹅巷53号以代机关之名，从来不自称第二处，陈立夫知道戴笠是别立门户的好手，也就不敢过问这个处的一切，以免自讨没趣。张学良将军与戴笠的私交很厚，将他原作办事处的公司房屋及地皮都送给戴笠。这样，戴笠才有了较宽敞的办公房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在上海发了劫收财，并在汤恩伯假公济私的支援下，由陆根记营造公司于洪公祠扩建了一座五层装有防弹设备的办公大楼，可惜他连一天也没有去住过就坠机死去了。这座高楼也就是军统特务组织演变到保密局最后一幕罪恶历史的见证物。
戴笠的官衔称谓，外面弄不明白，连特务处的特务也弄不明白。蒋介石叫戴笠为戴科长叫顺了口，等于封建帝王叫太监大臣作奴一样，不论官大官小，一律叫奴才。戴笠的官衔不论升得多高，总归是科长。于是老头子的左右及公馆侍卫打杂的，也是照着喊下去。
1935年夏，正当红军北上抗日离开江西根据地不久，南昌飞机场发生了大火案，飞机和油库等付之一炬。本来飞机场的负责者是亲德派徐培根，此人是机械化的军事理论家，平日在蒋介石面前是很跑红的。不料突然发生了这场大火，损失巨大，一时谣言纷起，有的说是共产党谍报干的，有的说是日本汉奸们干的，有的说是因购买飞机贪污分赃不均导致的，甚至还有的说是复兴社与政学系之间的争权夺利干出来的。蒋介石暴跳如雷，下令邓文仪一周内破案。可是一周两周、一个月两月的拖延下去，抓了不少的人，谁也不知道起火的原因，疑案仍破不了。蒋介石一怒之下，便将邓文仪撤职，凡邓手下的特务成员，一律交戴笠接收并入特务处，戴笠为了避开飞机案，免得见罪于复兴社的大头，虽私心欢喜，却并不亲自出马，而是派黄埔三期老大哥柯建安作代表去接收。邓系中的第二把手张严佛（即张毅夫）率领该调查科百余人到南京归并报到。戴笠为了安抚人心，声言一视同仁，慷慨地任命张毅夫作了一个短期过渡的书记长。戴笠自鸣得意的是通过接收抓到一批留苏留日的所谓学有专长者。例如这批人中有出卖陈独秀的谢少册（即改名的谢力公），著书立说的程一鸣，日本通顾子载，等等。戴笠接收的邓系人物中，被陈诚弄入私囊的有朱代杰、李毓九等一批名人名士，戴笠对陈无可奈何，常常背后诟骂，发泄发泄。
自并入邓文仪的摊子，戴笠便开始走了红运。特务处的组织，内内外外原来不到300人，这时几乎扩大了一倍。以往特务处没有定制，经费开销，捉襟见肘，在蒋介石的特别办公费荐下开支，批多少算多少。接过邓的摊子后，有了定制，自此也就敢于大胆造具预算请领经费。戴笠平日认为钱可通神，钱可买得鬼推磨，红运不红运，离开了钱，什么也谈不上。
此外，戴笠利用公开机构，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来办他自己为所欲为的特务勾当。
戴笠利用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的身份逐渐将警校的大权抓在自己的手里。这所警官学校是省府经费开办的，最先掌握在CC派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手里，戴笠怕得罪朱家骅，莫敢伸手独吞。以后省主席相继更换，由鲁涤平而黄绍竑。鲁任主席时，浙江有首民谣：主席病三年，秘书长(鲁岱)嫖三年，民政厅长(吕必筹)醉三年，各有千秋。鲁病死换来了桂系的黄绍竑做主席。黄对警校也是不闻不问，除了开学、毕业一类的典礼仪式来点缀一下以外，对校事从不言他。戴笠在如此得心应手的环境下，于1934年前后，由政治特派员逐渐变成为警校的“太上皇”，将该校人员从校长到处室以及各队队长等等，几乎全部变成了黄埔学生出身的特务骨干。个别的上层人物，如校长赵龙文、教务处主任酆裕坤这样的人，也非要进入复兴社的染缸上色不可，否则是没有他们饭碗的。
戴笠对警校学员、学生的培训和考核极为重视，将认为够得上做特务干部条件的，除了极少数保送出国留学外，绝大多数都挑选入甲、乙、丙三种特警训练班去“深造”。甲训班设在雄镇楼，学校内部习称为“租界”，没有出入证的人误入了，便有被抓坐禁闭的危险。甲训班培训高级特务骨干，挑选是很严格的。乙训班设在警校校本部内，整天骑马、打靶、驾驶、练武术(拳击、摔跤、擒拿、举重)等等，这是培训行动打手的专门技术。丙训班专收十五六岁的女青年，培训的课目，除了武术之类以外，特别注意烹调、缝纫、洗涤衣服、理发等等属于女佣做的活，戴笠派他的一个从反省院保释出来的叛徒戴学南做女生管理员，此人是北京女师大毕业，是戴笠同宗的侄女。她虽然对在校的女生都管，主要的精力是用在丙训班。
除了上述的甲、乙、丙等训练班外，还有电训班，为训练无线电工程和收发报通讯的专业人员而设。
戴笠与另一特务头子康泽合作的庐山星子特训班，名曰合作，实际上是寄生的方式。这与杭州警官学校一样，是利用现成的机构和批准有案的经费来做自己要做的事。在复兴社十三太保中，戴笠、康泽两人既有联合又有矛盾，这是众所周知的。1934年前后。蒋介石为了“剿共”，居庐山时多，设的大本营有可靠的部队担任警卫。但是当蒋介石坐着大轿在牯岭上上下下，就唯恐从树林丛中走出刺客，这个责任便落在庐山管理局警察署的肩上。戴笠为了献殷勤，便多次亲自率领浙江警校正在受训的男女学生，到山上以保卫领袖安全作业为实习课程，既要与康泽合作，也要与山上的警务署合作。戴笠所拟的实习计划书，事先送蒋介石批阅过。蒋介石在那个计划书上批了“与康泽合作”五个字。很明显，蒋介石批的“合作”是指安全计划，并非指星子特训班的合作。戴笠假装糊涂，对康泽说了几句捧场的语，康也就乐得做顺水人情，将合作二字扩大到训练学生的合作。康泽所办的星子特训班毕业的学生，经蒋介石批准有案，可取得中央军校本校同期毕业学生的学籍待遇。换句话说，这些学生与蒋介石便有师生关系，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比之一个省的警官学校或者是特务训练班的学生，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戴笠一次将浙江省警校正要毕业的学生，全部送上庐山，派老牌特务谢力公为政治总教官，连谋为队长，要求康泽另编一个队从事训练。六个月结业后，蒋介石赐给每人一柄“军人魂”佩剑；教官们则各赐一柄鹤头佩剑，“不成功便成仁”。这也是戴笠的如意算盘的胜利。
戴笠在第一阶段的走红运，如果没有警校与庐山特训班的“学生”，那么，大量特务骨干的制造者，就会受到只有南京那块小小的拓荒地的限制，红运走不起来。
戴笠的另一特长，就是指使手下特务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进行绑架和暗杀。
除了情报工作外，戴笠的另一个长项就是搞暗杀
1933年初，蒋介石亲自向戴笠布置的谋杀吉鸿昌和张敬尧的行动。暗杀张敬尧的命令是在河南军阀开始与日本人勾结后下达的，而戴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特务处华北站站长郑介民执行。
郑介民又把这项行动交给了行动员白世维负责，后者是黄埔军校七期班毕业生。在特务处的仰慕者们的心目中，白世维（旗人后裔）是个传统豪杰的典范。因为他具备燕赵之士的气质，慷慨豪爽，胆大心细，沉着勇敢。
1933年5月的一个早晨8点，白世维和他的同学王天木和陈恭澍在北平北场大街甲18号的一个秘密据点与郑介民碰头，郑介民对白说：此去必须达成任务！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同归于尽，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增加政府的困难，给日本军阀以侵略的借口。此去生还的机会不多，若不幸牺牲，你对家庭有什么交待？
白回答说：“家有父母，两个哥哥，老婆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宗蕙。我家尚有薄产，生活不成问题，若不幸牺牲，希望政府对我的父母妻女略加照顾，就死而瞑目了。”
张敬尧在北平六国饭店租下了几个房间。当天，白世维带着“尊严和行刺的决心”，找到了这个军阀的据点。他冲进去将张敬尧击倒。军阀女伴的尖叫声引来了饭店侍从和经理，白世维咄咄逼人的举动吓得他们居然让刺客在眼皮底下逃走了。
顺利逃走并在抗日中幸存的白世维，1949年后成了台南市警察局局长，后来当选为台南市参议院参议。
戴笠的另一个暗杀目标是吉鸿昌。《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冯玉祥在1933年5月组成了20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副司令，由此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蒋介石迫使冯玉祥辞去总司令的职位后，包括吉鸿昌在内的副总司令们被诱惑投降。但当逮捕他们的命令下达时，国民党负责这一行动的将军不肯下手，反而给吉鸿昌提供前往天津的交通工具，吉在天津租界区安身。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特工，他在法租界的国民饭店租了38号房间。
戴笠安排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负责谋杀吉鸿昌。1933年11月9日，陈与另一个行动组特工吕一民到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谋杀失败了。吉仅被一颗流弹击中肩头，而另一叫作王化南的人却被错杀了。此事件导致了法租界的警察逮捕吉鸿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吉被引渡给中方并遣送到北平宪兵部。在何应钦作为“北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调查了此案后，吉鸿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拒绝投降，于1933年11月24日英勇就义。
杀害吉鸿昌被认为是军统早期戴笠在华北地区的重大成功之一。他在南方最著名的类似“成就”——后来被特务处夸耀为“杰出之作”，是在上海法租界杀害反蒋的杨杏佛和在浙江海宁杀害史量才。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偕长子由上海中央研究院乘车外出，遭国民党特务袭击，中弹身亡。在此前，他一直从事反蒋反独裁的民权运动工作，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
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申报》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早在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介石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介石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
《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介石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介石对戴笠下令准备谋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参议会任会长。
戴笠原计划在上海实行暗杀，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难绕过那里的警察保护。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
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别克牌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他的同学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轰动。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由于此案一直未破，鲁涤平当了替罪羊，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在耻辱中病死。
政治谋杀很快就与抗日的恐怖主义密切相连：先是在长城抗战期间和之后的华北，然后是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南。而与此同时，“刺杀王”王亚樵，继续刺激着公众的想像力，尤其是在发生于1935年11月南京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刺杀汪精卫的轰动事件之后。
然而，暗杀更多的是集体行动。执政党为“歼灭”共产党而成立的秘密组织是一种政治工具，强调盲从和一心无二地服从蒋介石和党中央。参加“剿共”组织“上海市政同志会”的男女们必须进行会员宣誓，填写登记表，并同意遵守一系列复杂的与亲友、他人和组织内其他人员交往的保密纪律。至于谋杀技术，30年代特务处的刺客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秘密特工暗杀队和团体训练单位的现代手段，而非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人英雄模式。
在华中为戴笠的秘密特务机构执行政治谋杀的主要的秘密人员，全部由包括小组领头毛森在内的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组成并领导，他们在那里受到使用刀枪技术的集体训练。同样的集体纪律也用于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成员，如白世维、黄泗钦和陈恭澍。
蒋介石对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绑架和暗杀活动非常满意。但让蒋对戴笠最满意的地方是出谋划策擒杀“山东王”韩复榘一事。
成功诱杀山东王韩复榘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9月4日自南京发来支电，令戴笠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合作，限1月内组成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等。戴笠接电后，经与杜月笙几次协商结果，复电遵命办理，决定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以上海法租界拉斐德路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为临时办公地点，指定沈醉为办事处长兼人事科长。苏浙行动委员会拟订了组织大纲及别动队总指挥部和各级部队的编制预算等呈报批准。苏浙行动委员会有委员9至11人，聘请杜月笙、戴笠、俞鸿钧、杨虎、刘志陆、俞作柏等人为委员，公推杜月笙为主任委员，戴笠兼书记长。戴笠设立庞大的书记长办公室，一手操纵包办，充分暴露出抓军权的野心。杜月笙推荐刘志陆为别动队总指挥，戴笠推荐杨仲华为总指挥部参谋长。同年11月11日夜，日寇自金山卫登陆成功，国军被迫撤退，溃乱不堪；别动队全告瓦解，以后经过收容整训，尚余2000多人。杜月笙对这支武装游击部队从此不再过问。戴笠安排好了撤退诸事，于11月15日前后，离沪赴港。后来这支残部经过补充训练，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先后委派俞作柏、周伟龙、马志超等为总指挥，将这支部队扩充到20余个支队，号称10万之众。
俞作柏奉戴笠之命，派人和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联系，想让忠义救国军在山东立住脚跟，日后反攻上海。韩复榘因与蒋介石有矛盾，没有答应俞作柏的要求，且又对抗日持观望态度，所属部队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后于1937年12月22日弃济南，继后又丢失泰安、曲阜、兖州、青岛。几天之内，使山东大半陷入敌手。
戴笠接到俞作柏送来的消息后，心里十分冒火，可一时对韩复榘无可奈何。他从有关方面获悉：日本间谍土肥原贤二已与韩复榘有勾结，妄图在山东建立伪政权。韩在济南与日本领事会商五省自治，已经得到日方的允许，但没有应日本人之请亲自签字。同时，韩又同刘湘、宋哲元密商倒蒋介石活动。蒋介石闻讯大怒，立即指示李宗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召韩复榘参加，令戴笠去徐州将韩复榘逮捕。不料，韩复榘系山东一霸，听说委员长对丢失济南有所指责却哈哈大笑说：“济南丢失，由我负责，不知南京陷落应当由谁负责呢？”于是拒绝出席徐州会议，蒋介石的打算成了泡影。
其实，韩复榘作为山东的土皇帝，反蒋介石已非一日。他手下拥有3个师的军事实力，蒋介石本来答允给他每个月60万元军饷，后来一直没有兑现，韩就擅自派人接收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山东的税务机关，赶走了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长，促使蒋、韩矛盾激化。蒋介石杀韩决心已定，遂问计于戴笠。戴笠觉得机会来了，迅速想出了一套置韩复榘于死地的计划。
先是，戴笠佯装奉命至河南开封，为筹划“北方抗日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做出安排。他先自武汉至郑州，后到开封，一路上向有关方面透露消息说，政府要在中原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会议地点设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礼堂，会前要妥善布置出席会议者的住所，尤其如山东省韩主席要来参加，还须准备警卫部队住宿的地方。郑州警察局局长杨蔚心直口快，对韩复榘公然有所批评，戴笠立即严加斥责。戴笠的小道消息传进了韩复榘的耳里，韩复榘果然宽慰自解，对蒋介石的疑虑消失大半。
戴笠布置停当，会了一下在开封驻军的老友汤恩伯，而后从开封急返武汉，向蒋介石汇报后，又请示了开会的时间。蒋介石指示开会定于1938年1月11日正式召开。戴笠建议以避免日本飞机扰乱为借口，开会时间定在当天夜晚7时，接着又示意军委会致电韩复榘伪称：“因沿途不靖，蒋委员长关照保证韩主席的安全，特请多带卫队，严加防护”云云。韩复榘看过军委会的电报，面有得意之色，便吩咐率警卫一个团，随身警卫员10人，由陇海路挂专列，浩浩荡荡，开往开封赴会。
1月10日，戴笠派毛人凤、王兆槐先到开封。11日，戴笠亲随蒋介石到开封。当日，韩复榘亦到开封，接待人员奉戴笠之命到车站迎接，转告韩复榘说是警卫团住地尚在打扫，请暂留在车厢稍候。韩复榘随带警卫员10人脱离警卫团至开会地点南关袁家花园礼堂，时已傍晚。
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礼堂，经戴笠精心布置，门口张贴了一张“通知”：参加会议的各位将领请在此下车。韩复榘下车后，进入第二道门口，见左旁的门房上贴着“随员接待处”字样，韩的卫兵被留在“接待处”。随后，韩复榘来到“副官处”，又看到上面贴有一张通知：“奉委座谕：今日召开高级军理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与会将领，不得携带武器进入礼堂，请将随身携带武器，暂交副官处保管，俟会议结束后，凭收据取回。”
韩复榘不疑此中有诈，将两支手枪交给了副官处。不想韩复榘交了枪；开封空袭警报大作，韩复榘稀里糊涂被拥挤进入礼堂。他那留在车厢里的警卫团，也被火车头强行拖走，飞驰至汤恩伯部队的包围圈，被解除了武装。
过了片刻，李宗仁、白崇禧、刘峙、宋哲元等高级将领都已到场。会议开始，蒋介石手里拿着一本书，先问大家，谁带有《步兵操典》，结果只有一个人回答带有此书。蒋介石指责道，在俘获的敌人身上，常发现带有此书，而我们带这本书的却很少，足见我们不注意战时训练。蒋介石随即把话题一转，又说，抗战胜利是有把握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服从中央和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没有命令，绝对不准擅自后退。但有的人就是不听命令。你自己不听命令，你的部队怎么能听你的指挥？蒋介石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韩复榘而发的。韩复榘此时在座位上，脸色青一阵紫一阵。中间休息的时候，蒋介石派人请韩复榘到休息室谈话。半小时后，蒋介石在会上宣布，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在抗日战场撤退，现在已经把他扣押交军法讯办。当时到会的人，均为之愕然。宋哲元将军特别激动，当即站起来为韩复榘求情说：“韩复榘不听命令，罪有应得，请委员长原谅他是一个粗人，从轻发落。”此时，坐在前排的一些人也都站了起来，蒋介石连声嗯嗯，遂即宣布散会。
原来，韩复榘一离开会场走进休息室，就中了戴笠的招。戴笠安排毛人凤和于兆槐指挥一批打手挟持韩复榘到开封火车站，登上事先准备好的专列。由他和龚仙舫直接指挥，宪兵便衣荷枪实弹，外加汤恩伯部队的一个连押送。当夜专列开至汉口，将韩复榘关押在军统局汉口招待所，禁止与任何人接触。
1938年1月19日，蒋介石组织了高等军法会审，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审判长，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为审判官，对韩复榘进行审讯。
鉴于韩复榘被捕后，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桐萱等人一直在设法营救，宣扬韩复榘北伐战争时作战有功，只是个性很强的军人，有不周到的地方，委员长要能原谅他才是，无论如何留他一条命，教他痛改前非，或叫他出国……1月24日晚7时，戴笠奉命派两名特... -->>
戴笠对母亲很孝敬，从小就是一个讨人嫌的顽童，长大更是骠悍、桀骜不驯、好胜逞强
戴笠，又名春风，字雨农，1897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他的父亲早逝，母亲是农村妇女，能认识不少的字，也能记忆和背诵一些封建教条，如《三字经》、《女儿经》、《百家姓》、《朱柏庐家训》之类的蒙馆学童必读的课本。戴笠对他母亲很孝敬，也很怕他母亲出来说话。每当其发牛脾气不可理喻时，只要他母亲一出面，轻言数语，他便会改变凶神恶煞的态度。戴笠死后，大家瞒着她说是出国了。由于美国特务头子梅乐斯两次到过她的家里，她对此深信不疑。1948年春，戴笠的接班人毛人凤等人发起为戴母庆贺80大寿。她活到近90高龄才死去。
戴笠有一个同胞弟弟名云霖，年龄比他只小3岁，形象与他很相似，脾气粗暴，品行卑劣，依靠戴笠的权势，保送到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过训。他取得高教班受训的资格后，戴笠就托胡宗南手下任师长的马志超为之管教（马志超是军统的大特务。笔者注）。马便称之为“二老板”，安置其为军需，不久提升到军需处长，大概是云霖一生中最大的官位。1934年秋，当马志超奉调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而离开西北时，戴云霖也离职了。
戴笠早年有结发的妻子毛秀丛，于抗战初期因患子宫癌死去。毛氏是一个三从四德的家庭妇女，对其夫千依百顺、畏惧异常。毛氏有一个胞弟名毛宗亮，为戴笠做过管家，在特务训练班作过事务员一类的小差事，对戴笠也是畏之如虎。毛宗亮常常感叹地说：“毛家的风水被毛人凤、毛万里两兄弟占光了，我的姐姐倒霉而死，我是永无出头之日的。”
戴笠有一个独生子名藏宜，形象酷似其父，受过高中教育，也在厦门大学混过一年。戴笠曾与十人团拜把兄弟中的王天木拉姻亲关系，将王的女儿要来做儿媳订过婚。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藏宜另外找了一个女子结了婚。戴笠从此对儿子不满，对儿媳也很冷淡，安置在乡下随祖母生活。戴藏宜在乡下办了一所小学，自称校长，因为十分怕他的父亲，一直乡居，不敢越雷池一步。
戴家在江山县硖口镇从清朝末年起，可算得殷实的中等地主，拥有良田庄园和林场，但八口之家，坐吃山空，到了戴笠兄弟的这一代，家产无多，便成了破落地主，生活窘困，就全靠母亲张罗，做点针线活补助家用，苦苦撑持，才使戴笠受完了中等教育。戴笠从小就是一个讨人嫌的顽童，长大更是骠悍、桀骜不驯、好胜逞强，是一名团丁队的打手。每当团防出动清乡镇压农民时，他总是自告奋勇，不辞劳累地去起到猎犬一般的作用；特别是遇到山岭崎岖、地势险要的艰难情况时，他便选择在风雨交加或者大雪纷飞的深夜，攀藤附葛，亲自探龙潭入虎穴。
戴笠成年后，在乡间地主武装民团中混的时间不长，以后便投到新江军阀周凤岐部队中当兵，大约只有两年多，又脱离部队，只身到上海租界打流。日后戴笠每一谈及他的打流生活，连笑带骂，津津乐道，认为是他发迹的最好陶冶，但在人家听来，便是他无赖的丑史。他的丑史只能由他自己谈出来，绝不许他的部属说长道短。如果被他知道了，便会灾难临头。
戴笠在上海和杭州混的时候，认识了蒋介石、戴季陶和陈果夫等人
戴笠1920年初到上海时，苦于没有落脚栖身之所，只好寄居在表弟张冠夫的亭子间里。张夫妻俩睡在床铺上，他就打地铺，弄得表弟夫妇的生活很不安。张当年是商务印书馆的一名小职员，当然是招待不起，念在至亲，短时间内尚无怨言，但表弟的妻子则不免冷言讽语的。后来戴笠发迹了，念着表弟待他的一点好处，引为亲信，一直将张安置在管金柜、管外汇的岗位上，也为戴笠管私财。张冠夫最大的官做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少将衔的经理组长。可是戴笠对表弟的妻子一直视同仇人一般，有时指桑骂槐，大骂黄脸婆。张妻不失为有骨气的女性，并不因为戴笠有权有势而假以颜色，多年来都是怒而不言地对立着。有一次戴笠到香港与杜月笙有所密谋，张冠夫在港管外汇，因事须向戴笠汇报，欲带着妻子一道登门问候，借以消除多年来的积怨。可是张妻怎么也不听其夫的劝说，一硬到底，坚持不去，戴笠也无可奈何。
戴笠在上海混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饿几天是经常的事。后来混不下去又来到杭州，在一个夏天里，他只穿一身由灰军装改成的便服，他没有别的衣服，每穿一两天便汗臭难闻，为了使人摸不清老底，每隔一两天，就去灵隐寺旁边的湖里假装洗澡游泳，抢时间将脱下的衣服洗涤干净，摊在草皮上晾晒。等到衣服干了，才出水穿上东游西逛，探亲访友。他甚至自夸衣服只有一套，却比别人穿得干干净净，比之穿绸着纱还要好。
有一次他在灵隐寺旁边洗澡洗衣时，认识了胡宗南。当时胡宗南自吴兴乡湖师范毕业后，在杭州某小学当小学教员。有一天，胡领着一队小学生去灵隐寺湖边游览。小学生无意中发现了草地上晾晒的衣服，用小石子压着，他们不解压上小石子的用处，顺手将石子拾去，迫使戴笠不得不大声叫喊，既不能出水，又怕一股风把衣裤吹跑了。这时从学生中走出一位带队的老师，将拾去的石子追还，同时也觉察到泡在水里的人之所以急得大喊大叫的原因，两人相视一笑，似乎有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后来戴笠找到学校里去致谢，两人畅谈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遂成为生死之交的朋友。
1921年，蒋介石同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经营股票贸易市场，为孙中山集资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又从杭州回到上海混的戴笠。开始时，他们视戴笠为小瘪三，不过是差使跑跑脚、送茶递水而已。后来戴季陶知道他姓戴，又是浙江同乡，便问他读过书没有，青年人想干些什么的一类关心的话。戴笠那时感到这伙人不像商人，一天到晚来往的青年人不少，十有八九是革命党，可又不敢说出来，便答复说：“有饭吃就行。”他趁机又说：“青年人要干，就要像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我受过中学教育，当过团丁当过兵，现在打流打到上海来了。”
从那以后，戴季陶对戴笠改变了态度，对他关心起来。戴笠便改口称戴季陶做叔叔。蒋介石见戴季陶器重戴笠，凡属是跑腿出街的事，便叫他去干。
但戴笠对陈果夫的使唤却很不满意，非常讨厌他那股老爷气，经常在背后骂陈果夫是个肺病鬼。有时陈果夫叫他小瘪三，他就回敬他，叫他大瘪三。
没有多久，蒋介石一行人回到广州，在孙中山的努力下创建黄埔军校。
戴笠是一个天生干间谍的料，他在黄埔军校专事搜集情报，致使周恩来等200多人被捕
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后，蒋介石在广东初露头角。这些情况，戴笠在上海、杭州流浪中，既听到传说，也间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蒋介石事迹的报道。于是他便在儿时的好朋友毛人凤的建议下，到广东来找蒋介石，他在报考黄埔军校时没有毛人凤那么幸运，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想到去广东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山大学)找校长戴季陶作引荐，然后才见到蒋介石，被收容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去学习。这时他表示要在蒋介石身边当差，而且很坚决。蒋介石一听非常高兴，要他先当勤务兵再说。从此，戴笠便成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也是他一生中青云直上的起点。
戴笠当了4个月的勤务兵，他是一个天生干间谍的料。包打听，整天东奔西跑，将蒋介石身边内内外外的情况都搜集来，简简单单地列出条条来，送到蒋介石的案前。起初，蒋介石不以为意，当作字纸丢到字纸篓里了。戴笠知道没有看，便又从字纸篓里拾起抹平，用压纸条压好置之原处，这样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渐渐感到这可补耳目之不足，于是偶尔面授机宜，不久即令其下连队去学骑兵。戴笠明的是一个学生，暗地里却是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胡靖安手下的特工，但他的情报通常都是直接交给蒋介石。蒋介石规定戴笠要密报的有两大类：第一是注意同学中的思想情况，矛头指向共产党员的活动，革命军人青年联合会左派分子的活动；第二是监视在校官佐的思想活动及生活有否腐化等情况。
胡宗南与戴笠在西湖奇遇而成为知交朋友以后，他得风气之先，入了黄埔第一期，北伐前夕胡已升到营长的地位，是经常为戴笠提供情报资料的一人。1926年3月12日中山舰事变前，胡为戴笠提供的有关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分子活动的材料很多，其中特别注意的是周恩来当年在第一师充任政治部主任兼东江专区行政督察专员的种种活动，收集的情报资料都交给了戴笠。不久，周恩来及第一师部队中的政工人员、党代表等等，不论共产党员或涉嫌的，自周恩来以下两百多人都被捕了。逮捕和看守周恩来的是杨光钰。二十几年后，杨在解放战争中于清风店被俘后，曾坦白交待过这个问题。
胡靖安在中山舰事变和“四一五”广东大屠杀的血案中，都曾向戴笠提供黑名单，对进步学生和官佐们，极尽诬告迫害之能事。戴笠与胡靖安勾结起来所干的罪恶活动，每每从胡靖安的牢骚中反映出来。有一次军统局宴请高级干部聚会时，忘记发请帖给胡靖安，被他知道而来到宴会厅，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指责戴笠看不起他，闹得参加宴会的人不欢而散。记得他咬牙切齿地骂道：“戴笠，狗婆养的，翻脸无情，如果没有当年我在广东提拔他一手，介绍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大头杨引之、贺衷寒、潘佑强等人见面谈过话，谁知道他是老几？老子毫不自私将名单开给他，否则他又哪里去找报功请赏的材料。”
戴笠在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以后又编入第六期骑兵科，虽然没有毕业，总算是取得了黄埔学生的学籍。但是他学骑兵，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高兴就请假往上跑，自习时就写信，大家很怀疑他，怎么那么多信要写？后来才知道他是跑上头，写信通报到校长(指蒋介石)那里，看样子他的来头很大，所以没有谁敢惹他！
戴笠有做情报的天赋，他在黄埔军校入伍不到半个月，从官到兵他都熟悉。他不吸烟，却随身有烟有火柴。他能喝酒，常请人喝，兰花豆、花生米、西瓜子也是随身带。这些都是他的交际品，除了少数官长不奉送招待外，凡与他接近认识的都有好处。他特别喜欢当采买，跑腿的事少不了他。后来大家都知道他是校长交待下来的挂名学生，来头大，不得不另眼相看。也有人怀疑他是有任务的，可是他从来不与人谈政治、军事或争论问题。他的记忆力很强，只要见过一面的，即使十多年不见，一见面他就能叫出那个人的名字。
蒋介石对他的垂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密报”二字。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了北伐宣言。戴笠从那天起得到校长手谕离校，随东路军北上，入闽浙转入沪宁。他赶在部队前头，潜入敌境，打探虚实，有闻必报。他进入江浙境内，利用他在社会上打混时认识的朋友来搞情报，然后用米汤写在纸上，并派专人将这些情报送给蒋介石(米汤写的情报，用碘酒一涂，字迹就显示出来了)。由于他的情报大多数是准确的，所以也为北伐立下了不少功劳。这为他日后取得蒋介石的重用奠定了基础。
在北伐期间，他还北上到北平、天津、太原、西安、郑州、开封、徐州等重要城市，跑遍了华北五省，有条有序地组建了自己庞大的特务网。自此以后，凡是内战都少不了戴笠这个角色。
在上海时，戴笠拜访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杨直率地告诉他：“你要在上海搞情报，就得跟一个朋友联系。”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第二天，杨虎带了戴笠去拜访杜月笙，戴笠只不过30岁的年纪，身着整洁的西服，头发梳得平整光亮，一双明亮的双眼睁得很大，他刚离开军校不久，受在军校时的影响，谈吐也很得体，在杜、杨二人面前讲起话来却既慷慨激昂又胸有成竹。尤其是在简单的客气话后，他直截了当地向杜提出要杜配合他搞情报的请求，而杜先生则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好吧。以后有事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我不在，你可以让万墨林转告。”
后来戴、杜、杨三人成了结拜兄弟（戴笠比他们两人小8到9岁）。
1927年，唐生智雄踞武汉三镇，拥有两湖地盘，掌握武力20余万，与蒋介石争天下，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唐生智原系湘军的一个师长，归属广东国民政府后，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西路军前敌总指挥，与蒋介石各据一方，分庭抗礼。在如此情势下，蒋介石引为大忧，寝食不安，命戴笠到武汉一探虚实。不料事机不密，戴笠被武汉宪兵部队所捕，连同搜集的情报资料全被抄获，如果上报，即有生命之危。戴笠打听到宪兵连长周伟龙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同学，便要求与周相见，用一套共同拥护校长坐天下的说词打动他。周不但释放了戴笠，而且结为生死之交，弃官而逃到南京，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嘉奖。以后戴笠引为美谈，频频告人，还将周列入十人团的前列。周在军统大特务中，居功而骄，目中无人，连戴笠有时也只好让他三分。
在“双十二事变”中，戴笠冒死前去救蒋介石，深得宠信。为了授予戴笠正式权力，蒋介石决定成立军统
戴笠平日喜欢夸耀的，是他持有蒋介石赐给的墨宝“艰苦卓绝”四个字，这是他初出茅庐随东路北伐军出发前校长亲笔写给他的。因此，他时常自诩是“艰苦卓绝”四字的忠实执行者。后来当军统在南京鸡鹅巷53号办公时，“十人团”的成员(张炎元、周伟龙、唐纵、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梁干乔、王天木，黄雍)，在熬夜工作这点上，谁也比不上戴笠。他能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有时吃烧饼油条、喝白开水，一天两顿，就可过一天。这与他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骄奢淫乱，挥霍恣肆的生活相比，判若两人。特务头子唐纵每每谈到，在鸡鹅巷的岁月里，能够陪着戴笠熬夜而不发牢骚的只有他一人。
十人团的正式名称是“调查通讯小组”，对于它斯巴达式紧张而严厉的工作风格，有过各种叙述。从中可以看出，它很少有时间从事军统在全面发展到后期时所特有的腐败活动。大夏天里，在南京这个中国最闷热的城市里工作的戴笠，会经常在十人团位于鸡鹅巷53号的总部连续三天三夜废寝忘食地工作，最多只是就着一杯开水咽下油条之类的点心而已。
尽管密查组名义上归陈立夫统一领导，但它的各个部门之间竞争激烈。当戴笠和他的十人团在密查组设在鸡鹅巷的办公处活动的同时，另一个对手小组——它被认为是代表了陈立夫“CC”派的利益，也在瞻园路的办公处对国民党非军事人员中进行反共的调查活动。这个被称为密查组一科的小组由徐恩曾领导，同样由党中央总部的秘密资金支付经费。
与此同时，另一个秘密警察机构在由江西南昌“剿匪”总部管辖的三个省份成立。而蒋介石于1931年也开始授命组建谍报科。次年，蒋介石在军事事务委员会的秘书之一邓文仪向总司令递交了一份计划，要求在“剿共”地区内三个省的保安行营里成立调查科，其总部归南昌保安行营领导。
1932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发表反蒋宣言。戴笠的亲信范汉杰潜伏在十九路军中作参谋处长，对于十九路军的部队番号、作战部署以及团长以上的主官姓名，了如指掌。戴笠和郑介民亲自去厦门、福州策动指挥，弄得十九路军四面受敌，不战而北。1936年6月，“华南王”陈济棠兴师反蒋，蒋介石引为大患。戴笠派郑介民去香港策动，利用老牌特务邢山打入陈的空军内部，封官许愿，巨金收买，一夜之间使陈多年苦心经营的一支空军部队和机群，几乎全数起飞投蒋。后来陈部余汉谋又被蒋介石收买过来，于是不可一世的“华南王”众叛亲离，土崩瓦解。
蒋介石统治旧中国22年，依靠的三大台柱，即：以黄埔学生打出天下；以CC派包办党务，也就是以党治天下；以政学系出谋划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三大台柱中，又以黄埔学生作核心。戴笠就是依靠门生关系爬上去的。他紧紧抓住黄埔这个招牌，也就成为他手中降魔伏妖的符篆。
1932年3月18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洛阳召开，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了授予戴笠正式权力，并防止CC派和黄埔派互相之间的对立增长而削弱自己的情报机构，蒋介石决定使用他新的权力，在军委之下设立一个正规的情报局，以将这些非正式和秘密的调查部门组合在一起。3月下旬，在溥仪作为伪满洲国傀儡政府首脑登位后不久，蒋介石召集了他的高级军事顾问，共同决定组织一个“情报网”，“以便抵抗外国侵略，平定国家”。于是，“一个军事情报机构”便于1932年4月1日成立，它就是后来作恶多端的军统。
因此戴笠原来的“十人团”，现在已成为一个正规的官僚机构。
同年4月，蒋介石命令在军委内成立由陈立夫及其副手、南京警察厅厅长陈绰领导的“调查统计局”。于是三个处相继成立。第一处是原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密查组一科，它设在特务处所在的瞻园路，由徐恩曾领导。这个处便成了党务调查处，后来成为陈立夫抗衡戴笠军统局的部门——中统局。
第二个部门是戴笠设在鸡鹅巷的特务部，负责监视和调查军队，就是后来的“军统”。被提升为少将的戴笠，把这个部门当作自己的家，而他则是这个家的“家长”。他原来特务部的部下们管他叫这个组织的“老板”。
第三处先是由丁默邨管理，后来由金斌领导，负责监查邮电检查局，后来并入特检处，办公处在江西路。
统计局本应负责协调这三个处的工作。但实际上只有徐恩曾和戴笠派出了他们自己的人员到设立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军委特务处总部工作。真正的工作是由各部门自己执行的，他们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合作。后来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对这个组织的控制，任命自己的亲信郑介民和徐人翼分别为副处长和军委特务处的总管。郑介民曾是广东的一个冒险家，加入黄埔二期之前在新加坡开过一个咖啡店。他也是特务处的审查科长。唐纵任军委特务处书记时，反对军阀的云南绅士邱开基当了执行科科长。
“十人团”原来的成员中，那些能够接受戴笠越来越严重的家长式独裁领导的人就在二处呆了下来，而其他受不了新的安排的人便转到了蒋介石正在建立的秘密政权的其他位子上。
二处现在有了具体的调查使命，它可以在“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下利用军事委员会的权力来扩展它的业务。但它的扩展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才行：它的前身已同军事或政府当局下属的执法部门建立了固定的关系。
戴笠心里也明白，作为一个特务组织，清一色的黄埔学生，有如作茧自缚，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的手法是将黄埔学生摆在主脑机关及外勤大单位做骨架，摆给校长看。他对喽啰们，便十分注意用不同的口语来对待不同的对象。例如对蒋介石称“老头子”、“校长”、“领袖”、“委座”，他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称呼，四种称呼是有分寸的，决不令人不快。他称呼“老头子”是用于对平行地位的人说的；“校长”是对清一色的黄埔同学用的；“领袖”是纪念周上以及吸收特务入团宣誓，或在各特务干部训练班的讲话时用的；“委座”是夹在领袖的称呼中并用的。真是用尽心机，莫此为甚了。
戴笠的唯我独尊、绝对的家长主义作风，是维妙维肖地继承祖师爷蒋介石而来的。有一次，华北训练班第一批受训完毕的学员杨清植，被戴笠委派为浙江警校警士教练所的队长，限即日前往到差。杨为了安置家眷，赶不上当日的火车，吓得面无人色，连忙去报告戴笠。本来杨不去报告还可能无事，一报告便倒霉。戴笠二话不说，将杨关了禁闭，半年后才释放。另一个倒霉的人是戴笠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包潜，1936年，军统从杭州警校调一批政治指导员到招商局各长江轮船上去当高级的交通员，被调的都限令当日搭车成行，唯独包潜一人没有赶上火车。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逼着包潜雇用一辆小汽车星夜赶到南京报到。包潜慌里慌张的，自恃是与老板穿过草鞋的同学，以为赶在火车未到之前去报到，总该会讨得表扬一番。不料戴笠也是将他关押起来。他的这种法西斯的统治，事例是非常多的。十人团的大头头们，好比恶婆婆带媳妇一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形成了一套法西斯化的家法。
戴笠在“双十二”事变中的行动，也是他取得蒋介石的宠信的原因之一。
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张、杨举行兵谏，蒋介石被扣于西安。如果不是中共以国事为重，出面斡旋，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而解决了重起内战的危机，则我国人民遭受的祸害实难想象。戴笠在这次事变中，又是一宝押中，从此取得主子更大的欢心而巩固他的地位。
“双十二”事变发生后，报纸上还不曾登载，戴笠已经收到西安站长江雄风的来电。他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先去见了何应钦和复兴社的头头们，又去见了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之后，坐着汽车跑到慧园街慧圆里参谋业务训练班来找余乐醒，说是有要事相商。那时郑介民、梁干乔也相继到来。戴笠哭丧着脸说：“如何是好，领袖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劫持了，生死难卜。我见了何部长，他主张立即讨伐。见了宋院长和夫人，他们则认为打不得，要用政治解决。贺衷寒、桂永清等人也是主张兴师问罪。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得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人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
他说完便大哭起来。大家面面相觑，无以为对。余乐醒流着眼泪说：“救是要救，越快越好。飞檐走壁的人，一时何处去找？我愿随戴先生化装混入西安，再想办法。”戴笠不置答。
郑介民、梁干乔则在打与不打上做文章。他们都主张打，认为政治解决是空想，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戴笠说：“打吗？不打都难得救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顾虑重重，认为主张打是别有文章。自古以来，政治如果没武力作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没有武力便是空谈。我看两手都要，不过打不能真打，只能作手段，谈是目的。只有兵临城下，张、杨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
他这第一说，大家默然。余乐醒提不出实际可行的办法，大家也就怏怏而散。
随后戴笠随宋子文兄妹专机去西安，许多人预料他不会活命回来。但是不几天，他自西安归来，把自己此行同蒋介石当年于永丰舰护卫总理蒙难相比，大言大惭，抬高身价。
戴笠所属特务系统训练青年学生达20万，训练武装部队亦逾20万
1934年，由陈立夫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戴笠被任命为这个局的第二处长，虽然戴笠一身兼两职，名称前后也不相同，特务处上上下下都称鸡鹅巷53号以代机关之名，从来不自称第二处，陈立夫知道戴笠是别立门户的好手，也就不敢过问这个处的一切，以免自讨没趣。张学良将军与戴笠的私交很厚，将他原作办事处的公司房屋及地皮都送给戴笠。这样，戴笠才有了较宽敞的办公房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在上海发了劫收财，并在汤恩伯假公济私的支援下，由陆根记营造公司于洪公祠扩建了一座五层装有防弹设备的办公大楼，可惜他连一天也没有去住过就坠机死去了。这座高楼也就是军统特务组织演变到保密局最后一幕罪恶历史的见证物。
戴笠的官衔称谓，外面弄不明白，连特务处的特务也弄不明白。蒋介石叫戴笠为戴科长叫顺了口，等于封建帝王叫太监大臣作奴一样，不论官大官小，一律叫奴才。戴笠的官衔不论升得多高，总归是科长。于是老头子的左右及公馆侍卫打杂的，也是照着喊下去。
1935年夏，正当红军北上抗日离开江西根据地不久，南昌飞机场发生了大火案，飞机和油库等付之一炬。本来飞机场的负责者是亲德派徐培根，此人是机械化的军事理论家，平日在蒋介石面前是很跑红的。不料突然发生了这场大火，损失巨大，一时谣言纷起，有的说是共产党谍报干的，有的说是日本汉奸们干的，有的说是因购买飞机贪污分赃不均导致的，甚至还有的说是复兴社与政学系之间的争权夺利干出来的。蒋介石暴跳如雷，下令邓文仪一周内破案。可是一周两周、一个月两月的拖延下去，抓了不少的人，谁也不知道起火的原因，疑案仍破不了。蒋介石一怒之下，便将邓文仪撤职，凡邓手下的特务成员，一律交戴笠接收并入特务处，戴笠为了避开飞机案，免得见罪于复兴社的大头，虽私心欢喜，却并不亲自出马，而是派黄埔三期老大哥柯建安作代表去接收。邓系中的第二把手张严佛（即张毅夫）率领该调查科百余人到南京归并报到。戴笠为了安抚人心，声言一视同仁，慷慨地任命张毅夫作了一个短期过渡的书记长。戴笠自鸣得意的是通过接收抓到一批留苏留日的所谓学有专长者。例如这批人中有出卖陈独秀的谢少册（即改名的谢力公），著书立说的程一鸣，日本通顾子载，等等。戴笠接收的邓系人物中，被陈诚弄入私囊的有朱代杰、李毓九等一批名人名士，戴笠对陈无可奈何，常常背后诟骂，发泄发泄。
自并入邓文仪的摊子，戴笠便开始走了红运。特务处的组织，内内外外原来不到300人，这时几乎扩大了一倍。以往特务处没有定制，经费开销，捉襟见肘，在蒋介石的特别办公费荐下开支，批多少算多少。接过邓的摊子后，有了定制，自此也就敢于大胆造具预算请领经费。戴笠平日认为钱可通神，钱可买得鬼推磨，红运不红运，离开了钱，什么也谈不上。
此外，戴笠利用公开机构，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来办他自己为所欲为的特务勾当。
戴笠利用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的身份逐渐将警校的大权抓在自己的手里。这所警官学校是省府经费开办的，最先掌握在CC派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手里，戴笠怕得罪朱家骅，莫敢伸手独吞。以后省主席相继更换，由鲁涤平而黄绍竑。鲁任主席时，浙江有首民谣：主席病三年，秘书长(鲁岱)嫖三年，民政厅长(吕必筹)醉三年，各有千秋。鲁病死换来了桂系的黄绍竑做主席。黄对警校也是不闻不问，除了开学、毕业一类的典礼仪式来点缀一下以外，对校事从不言他。戴笠在如此得心应手的环境下，于1934年前后，由政治特派员逐渐变成为警校的“太上皇”，将该校人员从校长到处室以及各队队长等等，几乎全部变成了黄埔学生出身的特务骨干。个别的上层人物，如校长赵龙文、教务处主任酆裕坤这样的人，也非要进入复兴社的染缸上色不可，否则是没有他们饭碗的。
戴笠对警校学员、学生的培训和考核极为重视，将认为够得上做特务干部条件的，除了极少数保送出国留学外，绝大多数都挑选入甲、乙、丙三种特警训练班去“深造”。甲训班设在雄镇楼，学校内部习称为“租界”，没有出入证的人误入了，便有被抓坐禁闭的危险。甲训班培训高级特务骨干，挑选是很严格的。乙训班设在警校校本部内，整天骑马、打靶、驾驶、练武术(拳击、摔跤、擒拿、举重)等等，这是培训行动打手的专门技术。丙训班专收十五六岁的女青年，培训的课目，除了武术之类以外，特别注意烹调、缝纫、洗涤衣服、理发等等属于女佣做的活，戴笠派他的一个从反省院保释出来的叛徒戴学南做女生管理员，此人是北京女师大毕业，是戴笠同宗的侄女。她虽然对在校的女生都管，主要的精力是用在丙训班。
除了上述的甲、乙、丙等训练班外，还有电训班，为训练无线电工程和收发报通讯的专业人员而设。
戴笠与另一特务头子康泽合作的庐山星子特训班，名曰合作，实际上是寄生的方式。这与杭州警官学校一样，是利用现成的机构和批准有案的经费来做自己要做的事。在复兴社十三太保中，戴笠、康泽两人既有联合又有矛盾，这是众所周知的。1934年前后。蒋介石为了“剿共”，居庐山时多，设的大本营有可靠的部队担任警卫。但是当蒋介石坐着大轿在牯岭上上下下，就唯恐从树林丛中走出刺客，这个责任便落在庐山管理局警察署的肩上。戴笠为了献殷勤，便多次亲自率领浙江警校正在受训的男女学生，到山上以保卫领袖安全作业为实习课程，既要与康泽合作，也要与山上的警务署合作。戴笠所拟的实习计划书，事先送蒋介石批阅过。蒋介石在那个计划书上批了“与康泽合作”五个字。很明显，蒋介石批的“合作”是指安全计划，并非指星子特训班的合作。戴笠假装糊涂，对康泽说了几句捧场的语，康也就乐得做顺水人情，将合作二字扩大到训练学生的合作。康泽所办的星子特训班毕业的学生，经蒋介石批准有案，可取得中央军校本校同期毕业学生的学籍待遇。换句话说，这些学生与蒋介石便有师生关系，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比之一个省的警官学校或者是特务训练班的学生，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戴笠一次将浙江省警校正要毕业的学生，全部送上庐山，派老牌特务谢力公为政治总教官，连谋为队长，要求康泽另编一个队从事训练。六个月结业后，蒋介石赐给每人一柄“军人魂”佩剑；教官们则各赐一柄鹤头佩剑，“不成功便成仁”。这也是戴笠的如意算盘的胜利。
戴笠在第一阶段的走红运，如果没有警校与庐山特训班的“学生”，那么，大量特务骨干的制造者，就会受到只有南京那块小小的拓荒地的限制，红运走不起来。
戴笠的另一特长，就是指使手下特务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进行绑架和暗杀。
除了情报工作外，戴笠的另一个长项就是搞暗杀
1933年初，蒋介石亲自向戴笠布置的谋杀吉鸿昌和张敬尧的行动。暗杀张敬尧的命令是在河南军阀开始与日本人勾结后下达的，而戴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特务处华北站站长郑介民执行。
郑介民又把这项行动交给了行动员白世维负责，后者是黄埔军校七期班毕业生。在特务处的仰慕者们的心目中，白世维（旗人后裔）是个传统豪杰的典范。因为他具备燕赵之士的气质，慷慨豪爽，胆大心细，沉着勇敢。
1933年5月的一个早晨8点，白世维和他的同学王天木和陈恭澍在北平北场大街甲18号的一个秘密据点与郑介民碰头，郑介民对白说：此去必须达成任务！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同归于尽，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增加政府的困难，给日本军阀以侵略的借口。此去生还的机会不多，若不幸牺牲，你对家庭有什么交待？
白回答说：“家有父母，两个哥哥，老婆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宗蕙。我家尚有薄产，生活不成问题，若不幸牺牲，希望政府对我的父母妻女略加照顾，就死而瞑目了。”
张敬尧在北平六国饭店租下了几个房间。当天，白世维带着“尊严和行刺的决心”，找到了这个军阀的据点。他冲进去将张敬尧击倒。军阀女伴的尖叫声引来了饭店侍从和经理，白世维咄咄逼人的举动吓得他们居然让刺客在眼皮底下逃走了。
顺利逃走并在抗日中幸存的白世维，1949年后成了台南市警察局局长，后来当选为台南市参议院参议。
戴笠的另一个暗杀目标是吉鸿昌。《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冯玉祥在1933年5月组成了20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副司令，由此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蒋介石迫使冯玉祥辞去总司令的职位后，包括吉鸿昌在内的副总司令们被诱惑投降。但当逮捕他们的命令下达时，国民党负责这一行动的将军不肯下手，反而给吉鸿昌提供前往天津的交通工具，吉在天津租界区安身。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特工，他在法租界的国民饭店租了38号房间。
戴笠安排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负责谋杀吉鸿昌。1933年11月9日，陈与另一个行动组特工吕一民到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谋杀失败了。吉仅被一颗流弹击中肩头，而另一叫作王化南的人却被错杀了。此事件导致了法租界的警察逮捕吉鸿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吉被引渡给中方并遣送到北平宪兵部。在何应钦作为“北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调查了此案后，吉鸿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拒绝投降，于1933年11月24日英勇就义。
杀害吉鸿昌被认为是军统早期戴笠在华北地区的重大成功之一。他在南方最著名的类似“成就”——后来被特务处夸耀为“杰出之作”，是在上海法租界杀害反蒋的杨杏佛和在浙江海宁杀害史量才。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偕长子由上海中央研究院乘车外出，遭国民党特务袭击，中弹身亡。在此前，他一直从事反蒋反独裁的民权运动工作，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
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申报》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早在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介石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介石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
《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介石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介石对戴笠下令准备谋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参议会任会长。
戴笠原计划在上海实行暗杀，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难绕过那里的警察保护。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
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别克牌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他的同学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轰动。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由于此案一直未破，鲁涤平当了替罪羊，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在耻辱中病死。
政治谋杀很快就与抗日的恐怖主义密切相连：先是在长城抗战期间和之后的华北，然后是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南。而与此同时，“刺杀王”王亚樵，继续刺激着公众的想像力，尤其是在发生于1935年11月南京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刺杀汪精卫的轰动事件之后。
然而，暗杀更多的是集体行动。执政党为“歼灭”共产党而成立的秘密组织是一种政治工具，强调盲从和一心无二地服从蒋介石和党中央。参加“剿共”组织“上海市政同志会”的男女们必须进行会员宣誓，填写登记表，并同意遵守一系列复杂的与亲友、他人和组织内其他人员交往的保密纪律。至于谋杀技术，30年代特务处的刺客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秘密特工暗杀队和团体训练单位的现代手段，而非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人英雄模式。
在华中为戴笠的秘密特务机构执行政治谋杀的主要的秘密人员，全部由包括小组领头毛森在内的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组成并领导，他们在那里受到使用刀枪技术的集体训练。同样的集体纪律也用于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成员，如白世维、黄泗钦和陈恭澍。
蒋介石对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绑架和暗杀活动非常满意。但让蒋对戴笠最满意的地方是出谋划策擒杀“山东王”韩复榘一事。
成功诱杀山东王韩复榘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9月4日自南京发来支电，令戴笠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合作，限1月内组成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等。戴笠接电后，经与杜月笙几次协商结果，复电遵命办理，决定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以上海法租界拉斐德路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为临时办公地点，指定沈醉为办事处长兼人事科长。苏浙行动委员会拟订了组织大纲及别动队总指挥部和各级部队的编制预算等呈报批准。苏浙行动委员会有委员9至11人，聘请杜月笙、戴笠、俞鸿钧、杨虎、刘志陆、俞作柏等人为委员，公推杜月笙为主任委员，戴笠兼书记长。戴笠设立庞大的书记长办公室，一手操纵包办，充分暴露出抓军权的野心。杜月笙推荐刘志陆为别动队总指挥，戴笠推荐杨仲华为总指挥部参谋长。同年11月11日夜，日寇自金山卫登陆成功，国军被迫撤退，溃乱不堪；别动队全告瓦解，以后经过收容整训，尚余2000多人。杜月笙对这支武装游击部队从此不再过问。戴笠安排好了撤退诸事，于11月15日前后，离沪赴港。后来这支残部经过补充训练，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先后委派俞作柏、周伟龙、马志超等为总指挥，将这支部队扩充到20余个支队，号称10万之众。
俞作柏奉戴笠之命，派人和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联系，想让忠义救国军在山东立住脚跟，日后反攻上海。韩复榘因与蒋介石有矛盾，没有答应俞作柏的要求，且又对抗日持观望态度，所属部队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后于1937年12月22日弃济南，继后又丢失泰安、曲阜、兖州、青岛。几天之内，使山东大半陷入敌手。
戴笠接到俞作柏送来的消息后，心里十分冒火，可一时对韩复榘无可奈何。他从有关方面获悉：日本间谍土肥原贤二已与韩复榘有勾结，妄图在山东建立伪政权。韩在济南与日本领事会商五省自治，已经得到日方的允许，但没有应日本人之请亲自签字。同时，韩又同刘湘、宋哲元密商倒蒋介石活动。蒋介石闻讯大怒，立即指示李宗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召韩复榘参加，令戴笠去徐州将韩复榘逮捕。不料，韩复榘系山东一霸，听说委员长对丢失济南有所指责却哈哈大笑说：“济南丢失，由我负责，不知南京陷落应当由谁负责呢？”于是拒绝出席徐州会议，蒋介石的打算成了泡影。
其实，韩复榘作为山东的土皇帝，反蒋介石已非一日。他手下拥有3个师的军事实力，蒋介石本来答允给他每个月60万元军饷，后来一直没有兑现，韩就擅自派人接收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山东的税务机关，赶走了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长，促使蒋、韩矛盾激化。蒋介石杀韩决心已定，遂问计于戴笠。戴笠觉得机会来了，迅速想出了一套置韩复榘于死地的计划。
先是，戴笠佯装奉命至河南开封，为筹划“北方抗日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做出安排。他先自武汉至郑州，后到开封，一路上向有关方面透露消息说，政府要在中原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会议地点设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礼堂，会前要妥善布置出席会议者的住所，尤其如山东省韩主席要来参加，还须准备警卫部队住宿的地方。郑州警察局局长杨蔚心直口快，对韩复榘公然有所批评，戴笠立即严加斥责。戴笠的小道消息传进了韩复榘的耳里，韩复榘果然宽慰自解，对蒋介石的疑虑消失大半。
戴笠布置停当，会了一下在开封驻军的老友汤恩伯，而后从开封急返武汉，向蒋介石汇报后，又请示了开会的时间。蒋介石指示开会定于1938年1月11日正式召开。戴笠建议以避免日本飞机扰乱为借口，开会时间定在当天夜晚7时，接着又示意军委会致电韩复榘伪称：“因沿途不靖，蒋委员长关照保证韩主席的安全，特请多带卫队，严加防护”云云。韩复榘看过军委会的电报，面有得意之色，便吩咐率警卫一个团，随身警卫员10人，由陇海路挂专列，浩浩荡荡，开往开封赴会。
1月10日，戴笠派毛人凤、王兆槐先到开封。11日，戴笠亲随蒋介石到开封。当日，韩复榘亦到开封，接待人员奉戴笠之命到车站迎接，转告韩复榘说是警卫团住地尚在打扫，请暂留在车厢稍候。韩复榘随带警卫员10人脱离警卫团至开会地点南关袁家花园礼堂，时已傍晚。
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礼堂，经戴笠精心布置，门口张贴了一张“通知”：参加会议的各位将领请在此下车。韩复榘下车后，进入第二道门口，见左旁的门房上贴着“随员接待处”字样，韩的卫兵被留在“接待处”。随后，韩复榘来到“副官处”，又看到上面贴有一张通知：“奉委座谕：今日召开高级军理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与会将领，不得携带武器进入礼堂，请将随身携带武器，暂交副官处保管，俟会议结束后，凭收据取回。”
韩复榘不疑此中有诈，将两支手枪交给了副官处。不想韩复榘交了枪；开封空袭警报大作，韩复榘稀里糊涂被拥挤进入礼堂。他那留在车厢里的警卫团，也被火车头强行拖走，飞驰至汤恩伯部队的包围圈，被解除了武装。
过了片刻，李宗仁、白崇禧、刘峙、宋哲元等高级将领都已到场。会议开始，蒋介石手里拿着一本书，先问大家，谁带有《步兵操典》，结果只有一个人回答带有此书。蒋介石指责道，在俘获的敌人身上，常发现带有此书，而我们带这本书的却很少，足见我们不注意战时训练。蒋介石随即把话题一转，又说，抗战胜利是有把握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服从中央和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没有命令，绝对不准擅自后退。但有的人就是不听命令。你自己不听命令，你的部队怎么能听你的指挥？蒋介石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韩复榘而发的。韩复榘此时在座位上，脸色青一阵紫一阵。中间休息的时候，蒋介石派人请韩复榘到休息室谈话。半小时后，蒋介石在会上宣布，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在抗日战场撤退，现在已经把他扣押交军法讯办。当时到会的人，均为之愕然。宋哲元将军特别激动，当即站起来为韩复榘求情说：“韩复榘不听命令，罪有应得，请委员长原谅他是一个粗人，从轻发落。”此时，坐在前排的一些人也都站了起来，蒋介石连声嗯嗯，遂即宣布散会。
原来，韩复榘一离开会场走进休息室，就中了戴笠的招。戴笠安排毛人凤和于兆槐指挥一批打手挟持韩复榘到开封火车站，登上事先准备好的专列。由他和龚仙舫直接指挥，宪兵便衣荷枪实弹，外加汤恩伯部队的一个连押送。当夜专列开至汉口，将韩复榘关押在军统局汉口招待所，禁止与任何人接触。
1938年1月19日，蒋介石组织了高等军法会审，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审判长，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为审判官，对韩复榘进行审讯。
鉴于韩复榘被捕后，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桐萱等人一直在设法营救，宣扬韩复榘北伐战争时作战有功，只是个性很强的军人，有不周到的地方，委员长要能原谅他才是，无论如何留他一条命，教他痛改前非，或叫他出国……1月24日晚7时，戴笠奉命派两名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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