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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太监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一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一一人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西方直到希腊文明晚期才有关于“阉人”的记载,今天英文中的eunuch便是从希腊言语中沿用而来。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中记载:“他是天生的阉人,有被人阉的,但也有为天国而自阉的,能够接受他的人就接受他吧!”这句话是要令国粹家们失望的:怎么,蛮夷之邦也有阉人?呸,红胡子绿眼睛,他们算什么东西!

    不过,国粹家们确实有骄傲的本钱:没有哪个国家的太监有中国这么多,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会在这样大的程度上受到太监的支配,即使是雄踞西亚与我们并称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

    上帝造出了亚当和夏娃两种性别,殊不知东方还有个民族,运用他们卓越的魄力与想象,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第三性。”上帝,在他们的成就面前低下你高贵的头颅吧!

    幸亏我们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我发现了创造“第三性”的方法:被手术者仰面躺下,两名助手一名接住他的双肩,一名分开他的双腿。用白色的绳子或纱布将手术者的下腹及腰间上部绑紧,用热胡椒将阳jù附近仔细洗三遍,然后用一根桩韧的细丝系在阳jù的尽头,另一端系在屋梁之上。这时“刀子匠”上场了。所谓“刀子匠”是公认的行业专家,是人人眼红的一种技术型的职业,一次手术的收入抵得上小康之家一年的开支。“刀子匠”拿起镰刀状的小刀,先用手感觉一下阳jù的大小,然后手起刀落,寒光一闪便将阳jù及阴囊一起切除。无论怎样凄烈的惨叫,都无力回天了。之后用白蜡的针形拴插入尿道,伤口则用浸过冷水的纸小心地包起来。手术完成后,被手术者由两名助手扶着在房间里走动二至三小时,然后才允许躺下。3天之内不许喝开水,据说这段伤痛及口渴的时间最是痛苦难熬。等过了3天之后将拴拔出,如果尿像泉水般涌出来就表示手术完全成功了,否则便是失败。大约手术后一百天才能基本痊愈。至于割下来的阳jù,则呈送大内有关部门放在瓶子里,置于房间的高处,取“高升”意,祝福该名未来的太监飞黄腾达,荣登高位。

    一个帝制大厦中的尤物又产生了。

    唐甄在潜挪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摩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我在古籍中看到了一些年纪不等的太监的画像,经过比较发现:年青时被阉的宦官会逐渐发胖,但肌肉却柔软不结实,当然也无缚鸡之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又会持续下降,而且皮肤易生皱纹,往往四十岁的富官看起来就像六十岁的老人一样。’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很,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呷申记优中载,明未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恢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份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水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王夫之在柳书引义舜典四中针对太监大发了一通议论:“宫刑施之,绝人生理,老无收养,死无与殡。天罪之鬼,无人除墓草而奠怀染。故宫者,均予大辟也。且宫刑之后,二气内乖,肢体外病,性情内琢。故阉腐之于,豹声阴骛,安忍无亲。且刑人并齿于天地之间,人道绝而发已凋、音已雌矣,何惧乎其不冒死而求逞于一朝?而又美其名曰,姑且怜其无用,引而置之官府之间,不知理下祸根深矣。宦寺之恶,稳于士人,只因其无廉隅之错,子孙之虑耳,故们不怕死,何况乎其以淫而在傍君主之侧耳。”船山先生的推论大抵是正确的,汉、唐、明三代都有皇帝死于太监之手,这大概是发明太监制的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吧。船山先生隐晦地讽刺了君主们作茧自缚的行为。正所谓“害人终害已”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一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卡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怅,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太监的来源,多为战争俘虏和贫寒之子。如明英宗时征苗,便阉了贵族苗族男童1565人,显然有种族灭绝的动机在其中。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咱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白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构记载:“南海产净身男九百六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重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丐阀中记载:“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选者,以致为乞为劫,固其所宜也。”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矾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宦官职位依统辖内容的不同,区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有“影子内阁”之称,其执掌太监权重于首辅大臣。而令官民谈虎变色的特务机构,也全在太监的控制中: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的头目清一色全是太监,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一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f史记入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份,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法,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束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土、溢文忠,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踞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柳识分子—一开价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字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一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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