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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讲堂看电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连杰精美绝伦的武打动作，这次的打击对象成了蜂拥而上的日本武士。当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发的李连杰脚下时，电影院里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掌声是真诚而热烈的，正因为它的真诚和热烈。正因为它在北大响起，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阵接一阵的掌声中，我突然感到一种透骨的悲凉。作为中国最精明的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种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中鼓掌，掌声之外，还有些什么呢？
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五四”的内核已经在我们手里失落了。今年“五四”报纸上又是老调重弹“弘扬五四爱国主义传统”其实，这种弘扬是一种遮蔽。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20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者所控制和操纵，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来解释‘五四’运动，以便于夺取政权，支持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权威。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热烈号召，对权威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给掩盖抹杀了。”我身处“五四”发源地的北大，亦有这种痛切的感觉。“五四”已经退却成一道遥远的背景，我们谈论“五四”憧憬“五四”却并不知道“五四”为何物。
胡适的老师，美国学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时来到中国，他几乎目睹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作为一名在民主社会生活的自由主义学者，杜威看“五四”反倒比许多当事人来得真切。他很少这样热情地称赞一个异国的学生运动：“他们要以学生的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大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在沸腾的学运及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背后，杜威还发现当时学生撰写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质：“第一特点是有很多问号；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这些问题。在一个思想信仰一度被正统约束成教条和自满自足的国家里，这种讨论问题的狂热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兆。”当许多当事者尚不清楚“五四”的历史地位时，杜威已经明晰地看到了“五四”是现代中国变革的关键，它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各方面，都提供了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周策纵先生认为：“‘五四’的真精神不仅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的信念。”在“五四”时期，这两种精神是水乳交融，互为因果的状态。然而，20年代之后，随着现实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两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隙，政治集团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往往需要高涨“爱国主义”的旗帜，诱惑深受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传统浸染的知识者参与其中。在整合社会思想的同时“德先生”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爱国主义”对这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是个极其神圣的字眼，谁敢对它发生疑问，谁就与“五四”中举国声讨的营、章、陆三个卖国贼无异。因此“爱国主义”使一切不合理都变得合理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询就尖锐地批评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伪“爱国主义”在其名义下盲从家长，崇拜权威，思想有许多条条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尖刻的批评，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事实。
胡适晚年曾说“五四”运动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他这里所指的“五四”正是从被改写的“五四”的意义上来说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高潮的“五四”运动里，新兴知识分子不仅公开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也宣称，中国的伦理观念、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社会制度，都应该彻底重估，参考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些时候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革，或者局部改良，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个停滞不前的旧传统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有一番精彩的论述：“所谓文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使用它某一部门的科学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技术，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家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可见，甲午之败，中国败不在军事，败在文化。可惜的是，直至今天，我们还自欺欺人地要以畸形的新加坡为样板，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爱国主义古已有之，并非“五四”独创z“五四”独创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表达自由、全盘西化等现代理念。统治者很害怕后者。因此便巧妙地将“五四”改头换面，装饰成舞台上一个浓妆艳抹的角色，照样能吸引观众好奇的眼光。北大电影院里掌声响起时，除了情绪，别无他物，情绪之外，是思想的空壳。不要忘了，这部电影产自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渲染民族主义的目的不过是投合我们迷狂的“爱国心”多赚几个钱而已。时下，有诸多学者谈“超越五四”、“走出五四”口号倒是很响亮，依我看“超越”、“走出”还远远谈不上，现在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认识五四”的时候了。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一、裂缝之中诞生的恶魔
不久前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不起眼的消息：阿根廷陆军司令承认，军入政权期间阿根廷有3万多人被杀害。1973年3月，阿军人政变推翻庇隆夫人的文人政府，解散议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不到10年间，军人政府先后逮捕5万名左派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学生和市民，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受尽酷刑后，被装上直升机，分批扔进浩瀚的大洋。在给他们家庭的通知里，只有“失踪”这个最简单的解释。
读到这则报道时，是一个炎热的夏夜。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凉入骨髓的感觉。想想那麻袋中的活人被扔进大海时的场面，那响彻天空与大海之间的惨号仿佛索绕在我的耳边，那入水时溅起的水花仿佛也飞溅到了我的脸上。我又想起50年前柏林那阴沉沉的地堡里，希特勒向自己的太阳穴开枪的时候，眼光依旧如鹰隼一样冷酷强悍。他是以一种心满意足的而并非绝望的的心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他也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虽然死去，但法西斯主义并不像陪葬品一样消亡。法西斯的幽灵将徘徊在整个20世纪人类的历史里。
我宁愿以宽泛的视角，从文化——心理层面来剖析法西斯主义。从中非以吃人为乐的皇帝博萨卡到拉美文豪阿斯杜里亚斯笔下的“总统先生”从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其内核都与法西斯紧紧相联。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历史断裂处，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所共通的缺陷与危机。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在荒原狼中写道，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化，每一种道德风俗与传统都有自己的方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温和与严厉，美好与丑陋。只要当两个时代，两种文化与宗教相互交错的时候，一代人失去了一切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失去了一切惯例，一切安全感和纯洁无邪。于是，地狱之门就打开了。这里，黑塞敏锐地预见到法西斯产生的社会基础：动荡时代里失去根基，失去希望，惊恐交加的人群。
20年代末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将恐怖笼罩在每个德国人的头上，经济基础的瓦解引发了上层建筑的崩溃，文艺复兴以来人的神话破灭了，康德那曾被奉为圣经的名言：“人是一种如此高尚的生物，所以他不能只被当作他人的工具”现在已被雨打风吹去。在风雨飘零、朝不保夕之中，秩序与自由变得无足轻重了。人为的法律最主要的功能是划定某种界限，在界限之内建立起人与人沟通的孔道。而在恐惧中孤立的人误把“界限”当作灾难的根源建立新的“最高秩序”时，便在选票上虔诚地填上了他的名字——有什么比“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字眼还要诱人呢？即使是那个时代的精美人物，如海德格尔、庞德等人也义无反顾地加入这一历史逆流之中。俄国哲学家洛斯基痛苦地检讨这段历史时说：“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自觉服从它。”波兰哲学家柯夫斯基是集中营里的虎口余生者，他的体验更加真切：“恶魔声称他们是出于大爱才对你们行恶，他们要解救你们，给你们提供心灵的帮助，给你们带来伟大的学说，让你们灵魂开启。恶魔这样声称时，他们并没有说谎，他们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并早已打算为自己崇高的事业献身。”那么，这种“崇高的事业”是如何*呾淆善恶，深入人心的呢？
二、“我”与“你们”的深层结构
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地回忆了20年代在德国的留学生活。那和蔼可亲、关怀备至的房东太太，那机灵活泼又带几分忧郁的德国同学，那一丝不苟做学问，把东方青年视若己出的老教授人们是那样地善良、聪明、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于是，一个最大的悻论产生了：为什么具有高度哲学、科学和艺术修养的德意志民族会被纳粹组织成一架疯狂的杀人机器？为什么平时爱好文学与音乐的市民面对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的悲剧，居然会无动于衷，甚至助纣为虐？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护犹太血统的妻子，因而被解除教职，逐出大学，差点付出生命代价。然而，正是他第一个开始深刻的忏悔。1945年底，在一片废墟与墓碑之间，雅斯贝尔斯发表了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他指出，除了负有法律上罪责的战犯以外，全民族中所有没有公开反对纳粹的人都不可推卸地负有政治上、道德上和本体上三个层次的罪责。因为罪责是全民性的，对它的惩罚也是全民性的。这种忏悔已经不仅仅是忏悔了，雅斯贝尔斯将铁锹深深地挖向法西斯主义盘根错节的根系。
希特勒在一次对闪电部队的讲演中，有一句流传甚广却未被深入剖析的名言：“你们所有的一切透过我的存在而存在；我所有的一切也透过你们的存在而存在。”这里“我”与“你们”似乎水乳交融，独裁似乎是一种比民生更民主的制度。美国学者*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伏在观念脚下的民众。有一部德国影片里，集中营的司令它原来是个整天乐呵呵的啤酒商人，他在公务闲暇还自得其乐地教小女儿制作植物标本。然而，一入集中营他便面若冰霜，动辄处死战俘。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是如何统一于一人身上的呢？我们也许觉得难于理解，但法西斯主义轻而易举地将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法西斯主义认为，全权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具有合乎规律的价值根据，他们代表着某种总体的权益，例如德意志民族的振兴、大同乌托邦的实现等等。他们通过恐怖的形式将历史或自然的力里透过人类，而自由自在地运行。因此，有罪与无罪、善良与残暴这类名词变得没有意义：所谓有罪就是指阻碍自然或历史过程的行为，犯有这种罪行的人被控诉为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与消灭他们是自然而然的方。法西斯主义就这样巧妙地完成了对人的精神的整合。
美国作家苏珊娜曾经研究法西斯的美学，她透过希特勒大阅兵的记录片、欧洲修剪整齐的宫廷园艺、斯大林红场上的群众集会、日本三岛由纪夫和伊朗霍梅尼的个人装束等等，看到了人们动灵深处强烈的生命欲求和对神秘主义的向往。“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今天混在别种名目f的理想：以生命为艺术、迷信美、盲目尊崇勇、丢弃理智、隐身群众消解疏离。这些理想显得生机勃勃，无限动人。”而西班牙作家奥德加则针对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挖掘民族的劣根性：“西班牙是一个一百年以来就生活在治理与服从之间良心败坏的国家。”这种中世纪以来形成的波希米亚式的游民风格，正为法西斯的崛起提供了现成的无政府状态。推展开去，这也正是拉美极权主义的渊源。由此可见，法西斯主义是现代社会隐藏甚深的一大恶疾。
三、记忆与忘却
北大放映辛德勒名单时，近二千人的大影院自始至终鸦雀无声，异国的恐怖异国的灾难异国的悲剧深深地打动了学子们的心。在惯于用掌声、笑声、嘘声、哈喝声来表达自己情感的北大，极少有哪部电影是在如此静穆的氛围中放映完毕的。在放映活着时，北大学生对影片中一个接一个喜剧性的场面：大炼钢铁时沸腾的村庄、用来作订婚礼物的红宝书，婚礼上对毛主席像的鞠躬，大食堂里狼吞虎咽的农民时而引起哄堂大笑，时而引起掌声如雷，观众比看周星驰的喜剧还要开心。我无意责怪以商业为准绳的张艺谋或影院里年轻的观众们，也不想用时髦的理论来分析这种现象。面对悲喜剧的错位，我不寒而栗了。
乐黛云教授说过，一位德国学者想与她合著一本比较纳粹与文革的书，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短短的30年之间，东西方两大最优秀的民族会发生同样令人发指的暴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回忆是艰难的，在回忆中忏悔与反省则更为艰难。苏联女诗人阿赫玛多娃在悲歌中写道“可怕的叶诺夫时代里，我在列宁格勒的监狱中渡过了17个月，某人认出了我：‘你能说明这些吗月我说：‘我可以！’她那往昔曾为面孔的脸上掠过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显然，对方对阿赫玛多娃描述历史真实的信念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但是，俄罗斯毕竟有了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面对文革我们有什么呢？在张贤亮、王蒙这代亲历者自传性的作品里，文革仅仅成为他们品格的试金石，他们以受难者的身份沾沾自喜，灾难像日蚀一样，一旦过去，他们便信心百倍地踏上红地毯。风靡一时的柳色黄昏处处是暴戾和血腥之气。一个曾经用皮带上的铜扣抽打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的红卫兵这样为自己辩解：“我要说，在红卫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完全是正常的乃至美好的。我们追随毛泽东的最根本原因毕竟不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雄的灵魂，其外在表现为愚昧、盲从、打架、凶暴，可是他内心中是正义的烈火、友谊的信念，斯巴达克的灵魂是壮美的境界和不屈不挠的追求。”如此混淆目的伦理与实践伦理的自白居然获得了满堂喝彩，巴金所倡导的“全民共忏悔”至今没几个人跟上。没有对自身法西斯毒素的清理，当人们在现实中产生困惑与不满时，文革的惨剧完全有可能以理想和激情的方式重演。福柯不愧为当代危机的最高明的诊断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司。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30年代，面临日寇疯狂进攻，民心全面溃散的局势，钱瑞升、蒋廷故等学者向蒋介石鼓吹“法西斯救国论”；而面临世纪交替的今天，一些学术刊物又开始讨论“新权威主义”我们是否应该有某种警觉呢？
二战胜利50周年了，今天的世界并非尽善尽美。南斯拉夫出现了对峙双方杀害战俘的暴行；索马里、卢旺达，难民的生命更是贱如草芥轻若鸿毛；在中国南方某个开放城市的街头，因为小小的降擦，一名大学生光天化日之下被父子三人活活打死在历史的回音壁旁边，我们听到了希魔狰狞的笑声。法西斯的幽灵，依旧徘徊在我们这个太平盛世里。
除了理性与良心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面对“真理”与“正义”的旗帜，我们该作怎样的选择？在核时代的阴影下，每一种选择都将波及“人类是否能继续存在”这一并非耸人听闻的话题。我们有权主宰自己，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恐怖或自由的生活，都将由我们一手创造。我们应当记住——昨天。
乌托邦
乌托邦，如同一面伟大的哈哈镜，落地后摔成一堆无法复原的碎片。每个碎片里，照出的都是我们变形的面目。
然而理想者依旧。
真正的理想者站在悬崖边，只有悬崖才适宜于眺望，而眺望是理想者固有的姿态。理想是一种个人化的品德，理想拒绝“主义”因而理想者与“理想主义”格格不入。“理想主义”是败坏理想尊严的恶魔，理想的主义化便意味着理想的死亡。“理想主义”带来统一和规范，故“理想主义者”多矣，每个纳粹党徒，每个契卡成员，每个红卫兵都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用最卑劣的方式创造着“美好”“理想”则带来自由与独立，故“理想者”少矣，谁能在惊涛骇浪中让自己成为一座屹然不动的孤岛呢？又有谁能在时代的分崩离析，个人的穷途末路中拒绝黑暗的来临？
首先想起的是齐克果。首先想起的是这位身材矮小、背有点驼、面孔白皙而消瘦的丹麦人。在哥本哈根狭长的街道上，每天都有一群恶作剧的小孩跟在他后面大喊：“疯子，疯子！”而他迎着苦涩的海风往前走，恍若未闻。齐克果把自己看作一棵自我封闭的枫树“处在除了我以外任何一个人都把事情说得比较容易的时代，我的任务就是要把某件一事说得比较艰难。”为了寻求自基督受难以后这个世界就不曾有过的“大爱”为了克服现代社会人类普遍承受的“不安”的感受，他解除了与心爱的未婚妻的婚约，放弃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幸福。那是一个谎言根深蒂固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幽暗难明的时代，齐克果却认为，一个人只有在精神生活中才有希望发现他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否则，他就会继续淹没在理智生活与道德生活的贫乏和虚伪之中。他在灵魂深处忍受着难以形容的痛苦，绝望他与世界以及一切属于世界之物断绝关系。齐克果悲惨而不朽的一生说明了凡是理想都要忍受痛苦，都要被嘲弄，都要被贬抑。“我是自己的忏悔者”他的忏悔却打动了千千万万异时异地的理想者的心灵。；就“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理解生活”这个意义而言，理想者等同于疯子；就“从相同的位置探究和反省生活”这个意义而言，理想者等同于忏悔老。
理想是逃避现实，是反抗现实，亦是创造现实。因为理想与现实既相冲突又相依存，所以我们有两种选择：或者是现实将理想粉碎之后回归平凡庸俗的人生，或者是理想将现实升华之后变成新的现实。前者易如反掌，后者却难于上青天。
贵为俄罗斯帝国伯爵的托尔斯泰，穿了几十年的烨水鞋与褐布衣，尝遍农奴的艰难困苦。然而，府哪里伯爵夫人却天天操办着豪华奢侈的筵席与舞会。在双重生活中煎熬的托翁1890年开.始创作（光在黑暗中发亮），这是他晚年最矛盾的作品。他没有为主人公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这部作品也就始终没有完成。1910年10月末，风蚀残年的托翁毅然决定离家出走，这并不是一个孩子气的决定，正如托尔斯泰自己所说：“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江，也是最困难的一件事，临死之前像一头野兽似的及时爬回那丛莽中去。因为死在家里，就象我活着时一样，是完全不合我的心意的。我已经83岁了，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使自己完全摆脱世俗的力量。”10月28日，一辆马车在黎明前的黑夜中远远驶去，前面是茫茫苍天。3天之后，这位曾代表俄罗斯良心的老人因患肺炎不得不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下车。在这个小站站长简陋的木头屋子里，在一张临时拼凑起来的小床上，在窗外无数旅客哀痛的目光下，11月7日清晨老人与世长辞。关于托翁的出走，历史上有种种捕风捉影的说法。我赞同茨威格的说法：“这种没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后命运无损于托尔斯泰的伟大。如果他不为我们这些人去受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也就永远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堂吉珂德要成为他那个时代的理想者，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风车。托尔斯泰则要艰难得多，他面对的是从他的妻小到他的国家的巨大压力。而在制度化的周世纪，理想者的艰难与危机显得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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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讲堂看电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连杰精美绝伦的武打动作，这次的打击对象成了蜂拥而上的日本武士。当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发的李连杰脚下时，电影院里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掌声是真诚而热烈的，正因为它的真诚和热烈。正因为它在北大响起，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阵接一阵的掌声中，我突然感到一种透骨的悲凉。作为中国最精明的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种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中鼓掌，掌声之外，还有些什么呢？
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五四”的内核已经在我们手里失落了。今年“五四”报纸上又是老调重弹“弘扬五四爱国主义传统”其实，这种弘扬是一种遮蔽。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20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者所控制和操纵，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来解释‘五四’运动，以便于夺取政权，支持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权威。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热烈号召，对权威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给掩盖抹杀了。”我身处“五四”发源地的北大，亦有这种痛切的感觉。“五四”已经退却成一道遥远的背景，我们谈论“五四”憧憬“五四”却并不知道“五四”为何物。
胡适的老师，美国学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时来到中国，他几乎目睹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作为一名在民主社会生活的自由主义学者，杜威看“五四”反倒比许多当事人来得真切。他很少这样热情地称赞一个异国的学生运动：“他们要以学生的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大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在沸腾的学运及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背后，杜威还发现当时学生撰写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质：“第一特点是有很多问号；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这些问题。在一个思想信仰一度被正统约束成教条和自满自足的国家里，这种讨论问题的狂热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兆。”当许多当事者尚不清楚“五四”的历史地位时，杜威已经明晰地看到了“五四”是现代中国变革的关键，它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各方面，都提供了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周策纵先生认为：“‘五四’的真精神不仅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的信念。”在“五四”时期，这两种精神是水乳交融，互为因果的状态。然而，20年代之后，随着现实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两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隙，政治集团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往往需要高涨“爱国主义”的旗帜，诱惑深受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传统浸染的知识者参与其中。在整合社会思想的同时“德先生”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爱国主义”对这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是个极其神圣的字眼，谁敢对它发生疑问，谁就与“五四”中举国声讨的营、章、陆三个卖国贼无异。因此“爱国主义”使一切不合理都变得合理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询就尖锐地批评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伪“爱国主义”在其名义下盲从家长，崇拜权威，思想有许多条条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尖刻的批评，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事实。
胡适晚年曾说“五四”运动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他这里所指的“五四”正是从被改写的“五四”的意义上来说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高潮的“五四”运动里，新兴知识分子不仅公开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也宣称，中国的伦理观念、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社会制度，都应该彻底重估，参考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些时候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革，或者局部改良，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个停滞不前的旧传统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有一番精彩的论述：“所谓文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使用它某一部门的科学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技术，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家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可见，甲午之败，中国败不在军事，败在文化。可惜的是，直至今天，我们还自欺欺人地要以畸形的新加坡为样板，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爱国主义古已有之，并非“五四”独创z“五四”独创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表达自由、全盘西化等现代理念。统治者很害怕后者。因此便巧妙地将“五四”改头换面，装饰成舞台上一个浓妆艳抹的角色，照样能吸引观众好奇的眼光。北大电影院里掌声响起时，除了情绪，别无他物，情绪之外，是思想的空壳。不要忘了，这部电影产自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渲染民族主义的目的不过是投合我们迷狂的“爱国心”多赚几个钱而已。时下，有诸多学者谈“超越五四”、“走出五四”口号倒是很响亮，依我看“超越”、“走出”还远远谈不上，现在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认识五四”的时候了。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一、裂缝之中诞生的恶魔
不久前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不起眼的消息：阿根廷陆军司令承认，军入政权期间阿根廷有3万多人被杀害。1973年3月，阿军人政变推翻庇隆夫人的文人政府，解散议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不到10年间，军人政府先后逮捕5万名左派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学生和市民，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受尽酷刑后，被装上直升机，分批扔进浩瀚的大洋。在给他们家庭的通知里，只有“失踪”这个最简单的解释。
读到这则报道时，是一个炎热的夏夜。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凉入骨髓的感觉。想想那麻袋中的活人被扔进大海时的场面，那响彻天空与大海之间的惨号仿佛索绕在我的耳边，那入水时溅起的水花仿佛也飞溅到了我的脸上。我又想起50年前柏林那阴沉沉的地堡里，希特勒向自己的太阳穴开枪的时候，眼光依旧如鹰隼一样冷酷强悍。他是以一种心满意足的而并非绝望的的心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他也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虽然死去，但法西斯主义并不像陪葬品一样消亡。法西斯的幽灵将徘徊在整个20世纪人类的历史里。
我宁愿以宽泛的视角，从文化——心理层面来剖析法西斯主义。从中非以吃人为乐的皇帝博萨卡到拉美文豪阿斯杜里亚斯笔下的“总统先生”从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其内核都与法西斯紧紧相联。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历史断裂处，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所共通的缺陷与危机。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在荒原狼中写道，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化，每一种道德风俗与传统都有自己的方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温和与严厉，美好与丑陋。只要当两个时代，两种文化与宗教相互交错的时候，一代人失去了一切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失去了一切惯例，一切安全感和纯洁无邪。于是，地狱之门就打开了。这里，黑塞敏锐地预见到法西斯产生的社会基础：动荡时代里失去根基，失去希望，惊恐交加的人群。
20年代末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将恐怖笼罩在每个德国人的头上，经济基础的瓦解引发了上层建筑的崩溃，文艺复兴以来人的神话破灭了，康德那曾被奉为圣经的名言：“人是一种如此高尚的生物，所以他不能只被当作他人的工具”现在已被雨打风吹去。在风雨飘零、朝不保夕之中，秩序与自由变得无足轻重了。人为的法律最主要的功能是划定某种界限，在界限之内建立起人与人沟通的孔道。而在恐惧中孤立的人误把“界限”当作灾难的根源建立新的“最高秩序”时，便在选票上虔诚地填上了他的名字——有什么比“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字眼还要诱人呢？即使是那个时代的精美人物，如海德格尔、庞德等人也义无反顾地加入这一历史逆流之中。俄国哲学家洛斯基痛苦地检讨这段历史时说：“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自觉服从它。”波兰哲学家柯夫斯基是集中营里的虎口余生者，他的体验更加真切：“恶魔声称他们是出于大爱才对你们行恶，他们要解救你们，给你们提供心灵的帮助，给你们带来伟大的学说，让你们灵魂开启。恶魔这样声称时，他们并没有说谎，他们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并早已打算为自己崇高的事业献身。”那么，这种“崇高的事业”是如何*呾淆善恶，深入人心的呢？
二、“我”与“你们”的深层结构
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地回忆了20年代在德国的留学生活。那和蔼可亲、关怀备至的房东太太，那机灵活泼又带几分忧郁的德国同学，那一丝不苟做学问，把东方青年视若己出的老教授人们是那样地善良、聪明、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于是，一个最大的悻论产生了：为什么具有高度哲学、科学和艺术修养的德意志民族会被纳粹组织成一架疯狂的杀人机器？为什么平时爱好文学与音乐的市民面对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的悲剧，居然会无动于衷，甚至助纣为虐？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护犹太血统的妻子，因而被解除教职，逐出大学，差点付出生命代价。然而，正是他第一个开始深刻的忏悔。1945年底，在一片废墟与墓碑之间，雅斯贝尔斯发表了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他指出，除了负有法律上罪责的战犯以外，全民族中所有没有公开反对纳粹的人都不可推卸地负有政治上、道德上和本体上三个层次的罪责。因为罪责是全民性的，对它的惩罚也是全民性的。这种忏悔已经不仅仅是忏悔了，雅斯贝尔斯将铁锹深深地挖向法西斯主义盘根错节的根系。
希特勒在一次对闪电部队的讲演中，有一句流传甚广却未被深入剖析的名言：“你们所有的一切透过我的存在而存在；我所有的一切也透过你们的存在而存在。”这里“我”与“你们”似乎水乳交融，独裁似乎是一种比民生更民主的制度。美国学者*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伏在观念脚下的民众。有一部德国影片里，集中营的司令它原来是个整天乐呵呵的啤酒商人，他在公务闲暇还自得其乐地教小女儿制作植物标本。然而，一入集中营他便面若冰霜，动辄处死战俘。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是如何统一于一人身上的呢？我们也许觉得难于理解，但法西斯主义轻而易举地将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法西斯主义认为，全权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具有合乎规律的价值根据，他们代表着某种总体的权益，例如德意志民族的振兴、大同乌托邦的实现等等。他们通过恐怖的形式将历史或自然的力里透过人类，而自由自在地运行。因此，有罪与无罪、善良与残暴这类名词变得没有意义：所谓有罪就是指阻碍自然或历史过程的行为，犯有这种罪行的人被控诉为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与消灭他们是自然而然的方。法西斯主义就这样巧妙地完成了对人的精神的整合。
美国作家苏珊娜曾经研究法西斯的美学，她透过希特勒大阅兵的记录片、欧洲修剪整齐的宫廷园艺、斯大林红场上的群众集会、日本三岛由纪夫和伊朗霍梅尼的个人装束等等，看到了人们动灵深处强烈的生命欲求和对神秘主义的向往。“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今天混在别种名目f的理想：以生命为艺术、迷信美、盲目尊崇勇、丢弃理智、隐身群众消解疏离。这些理想显得生机勃勃，无限动人。”而西班牙作家奥德加则针对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挖掘民族的劣根性：“西班牙是一个一百年以来就生活在治理与服从之间良心败坏的国家。”这种中世纪以来形成的波希米亚式的游民风格，正为法西斯的崛起提供了现成的无政府状态。推展开去，这也正是拉美极权主义的渊源。由此可见，法西斯主义是现代社会隐藏甚深的一大恶疾。
三、记忆与忘却
北大放映辛德勒名单时，近二千人的大影院自始至终鸦雀无声，异国的恐怖异国的灾难异国的悲剧深深地打动了学子们的心。在惯于用掌声、笑声、嘘声、哈喝声来表达自己情感的北大，极少有哪部电影是在如此静穆的氛围中放映完毕的。在放映活着时，北大学生对影片中一个接一个喜剧性的场面：大炼钢铁时沸腾的村庄、用来作订婚礼物的红宝书，婚礼上对毛主席像的鞠躬，大食堂里狼吞虎咽的农民时而引起哄堂大笑，时而引起掌声如雷，观众比看周星驰的喜剧还要开心。我无意责怪以商业为准绳的张艺谋或影院里年轻的观众们，也不想用时髦的理论来分析这种现象。面对悲喜剧的错位，我不寒而栗了。
乐黛云教授说过，一位德国学者想与她合著一本比较纳粹与文革的书，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短短的30年之间，东西方两大最优秀的民族会发生同样令人发指的暴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回忆是艰难的，在回忆中忏悔与反省则更为艰难。苏联女诗人阿赫玛多娃在悲歌中写道“可怕的叶诺夫时代里，我在列宁格勒的监狱中渡过了17个月，某人认出了我：‘你能说明这些吗月我说：‘我可以！’她那往昔曾为面孔的脸上掠过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显然，对方对阿赫玛多娃描述历史真实的信念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但是，俄罗斯毕竟有了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面对文革我们有什么呢？在张贤亮、王蒙这代亲历者自传性的作品里，文革仅仅成为他们品格的试金石，他们以受难者的身份沾沾自喜，灾难像日蚀一样，一旦过去，他们便信心百倍地踏上红地毯。风靡一时的柳色黄昏处处是暴戾和血腥之气。一个曾经用皮带上的铜扣抽打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的红卫兵这样为自己辩解：“我要说，在红卫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完全是正常的乃至美好的。我们追随毛泽东的最根本原因毕竟不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雄的灵魂，其外在表现为愚昧、盲从、打架、凶暴，可是他内心中是正义的烈火、友谊的信念，斯巴达克的灵魂是壮美的境界和不屈不挠的追求。”如此混淆目的伦理与实践伦理的自白居然获得了满堂喝彩，巴金所倡导的“全民共忏悔”至今没几个人跟上。没有对自身法西斯毒素的清理，当人们在现实中产生困惑与不满时，文革的惨剧完全有可能以理想和激情的方式重演。福柯不愧为当代危机的最高明的诊断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司。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30年代，面临日寇疯狂进攻，民心全面溃散的局势，钱瑞升、蒋廷故等学者向蒋介石鼓吹“法西斯救国论”；而面临世纪交替的今天，一些学术刊物又开始讨论“新权威主义”我们是否应该有某种警觉呢？
二战胜利50周年了，今天的世界并非尽善尽美。南斯拉夫出现了对峙双方杀害战俘的暴行；索马里、卢旺达，难民的生命更是贱如草芥轻若鸿毛；在中国南方某个开放城市的街头，因为小小的降擦，一名大学生光天化日之下被父子三人活活打死在历史的回音壁旁边，我们听到了希魔狰狞的笑声。法西斯的幽灵，依旧徘徊在我们这个太平盛世里。
除了理性与良心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面对“真理”与“正义”的旗帜，我们该作怎样的选择？在核时代的阴影下，每一种选择都将波及“人类是否能继续存在”这一并非耸人听闻的话题。我们有权主宰自己，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恐怖或自由的生活，都将由我们一手创造。我们应当记住——昨天。
乌托邦
乌托邦，如同一面伟大的哈哈镜，落地后摔成一堆无法复原的碎片。每个碎片里，照出的都是我们变形的面目。
然而理想者依旧。
真正的理想者站在悬崖边，只有悬崖才适宜于眺望，而眺望是理想者固有的姿态。理想是一种个人化的品德，理想拒绝“主义”因而理想者与“理想主义”格格不入。“理想主义”是败坏理想尊严的恶魔，理想的主义化便意味着理想的死亡。“理想主义”带来统一和规范，故“理想主义者”多矣，每个纳粹党徒，每个契卡成员，每个红卫兵都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用最卑劣的方式创造着“美好”“理想”则带来自由与独立，故“理想者”少矣，谁能在惊涛骇浪中让自己成为一座屹然不动的孤岛呢？又有谁能在时代的分崩离析，个人的穷途末路中拒绝黑暗的来临？
首先想起的是齐克果。首先想起的是这位身材矮小、背有点驼、面孔白皙而消瘦的丹麦人。在哥本哈根狭长的街道上，每天都有一群恶作剧的小孩跟在他后面大喊：“疯子，疯子！”而他迎着苦涩的海风往前走，恍若未闻。齐克果把自己看作一棵自我封闭的枫树“处在除了我以外任何一个人都把事情说得比较容易的时代，我的任务就是要把某件一事说得比较艰难。”为了寻求自基督受难以后这个世界就不曾有过的“大爱”为了克服现代社会人类普遍承受的“不安”的感受，他解除了与心爱的未婚妻的婚约，放弃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幸福。那是一个谎言根深蒂固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幽暗难明的时代，齐克果却认为，一个人只有在精神生活中才有希望发现他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否则，他就会继续淹没在理智生活与道德生活的贫乏和虚伪之中。他在灵魂深处忍受着难以形容的痛苦，绝望他与世界以及一切属于世界之物断绝关系。齐克果悲惨而不朽的一生说明了凡是理想都要忍受痛苦，都要被嘲弄，都要被贬抑。“我是自己的忏悔者”他的忏悔却打动了千千万万异时异地的理想者的心灵。；就“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理解生活”这个意义而言，理想者等同于疯子；就“从相同的位置探究和反省生活”这个意义而言，理想者等同于忏悔老。
理想是逃避现实，是反抗现实，亦是创造现实。因为理想与现实既相冲突又相依存，所以我们有两种选择：或者是现实将理想粉碎之后回归平凡庸俗的人生，或者是理想将现实升华之后变成新的现实。前者易如反掌，后者却难于上青天。
贵为俄罗斯帝国伯爵的托尔斯泰，穿了几十年的烨水鞋与褐布衣，尝遍农奴的艰难困苦。然而，府哪里伯爵夫人却天天操办着豪华奢侈的筵席与舞会。在双重生活中煎熬的托翁1890年开.始创作（光在黑暗中发亮），这是他晚年最矛盾的作品。他没有为主人公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这部作品也就始终没有完成。1910年10月末，风蚀残年的托翁毅然决定离家出走，这并不是一个孩子气的决定，正如托尔斯泰自己所说：“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江，也是最困难的一件事，临死之前像一头野兽似的及时爬回那丛莽中去。因为死在家里，就象我活着时一样，是完全不合我的心意的。我已经83岁了，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使自己完全摆脱世俗的力量。”10月28日，一辆马车在黎明前的黑夜中远远驶去，前面是茫茫苍天。3天之后，这位曾代表俄罗斯良心的老人因患肺炎不得不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下车。在这个小站站长简陋的木头屋子里，在一张临时拼凑起来的小床上，在窗外无数旅客哀痛的目光下，11月7日清晨老人与世长辞。关于托翁的出走，历史上有种种捕风捉影的说法。我赞同茨威格的说法：“这种没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后命运无损于托尔斯泰的伟大。如果他不为我们这些人去受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也就永远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堂吉珂德要成为他那个时代的理想者，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风车。托尔斯泰则要艰难得多，他面对的是从他的妻小到他的国家的巨大压力。而在制度化的周世纪，理想者的艰难与危机显得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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