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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栏目，我跟他说，你是这个栏目最合适的人选。”
我不否认我有点轻飘飘（毕竟，我们都局限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可是我也有点怀疑。“我能署名吗？”
他开始紧张地眨巴眼睛。“哦，不，没有署名，”他说。“克拉姆先生不想让这个变成署名文章。听着，这些家伙会把他们得到的所有信息给你，你只要把它们收集起来，组织一下。这只是你在上班时间干的活，是你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也是我日常薪水的一部分，”我说。“对吗？”
“没错。”
“不，谢谢，”我告诉他，接着，我觉得自己很是慷慨，我建议他找奥利里试试。
“不，我已经问过他了，”芬尼说。“他也不想做。没人想做。”
当然，我本该猜得到，他按名单挨个问过了办公室里的每个人。从这时已将近下班来看，我断定我接近这名单的末尾。
那天晚上下班后，我们离开办公室时，索贝尔紧跟在我身后。他像披斗篷似的披着大衣，袖子空荡荡地晃着，当他敏捷地避开人行道上的一摊污水时，手紧扶着那顶布帽。“告诉你个秘密，麦凯布，”他说。“我要为报纸做个专栏。谈妥了。”
“是吗？”我说。“有钱的吗？”
“钱？”他眨眨眼。“我要跟你谈谈那个。我们去喝杯咖啡吧。”他领我进了铺着瓷砖、热气弥漫、亮堂的自动快餐店，我们在靠墙角的一张湿漉漉的桌子前坐下后，他解释了事情的龙去脉。“芬尼说没有钱，明白吗？于是，我说好吧。他说也不能署名，我说好吧。”他又眨眨眼。“做事聪明点。”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什么意思？”他总是像这样重复你的问题，玩味它，黑眉毛高高挑起，让你等待答案。“听着，我把这个芬尼看透了。这些事情他拍不了板。你以为他能决定这里的什么事么？你最好放聪明点，麦凯布。克拉姆先生说了算。克拉姆先生，个聪明人，别骗自己了。”他点点头，举起咖啡杯，可是嘴唇烫了回来，他撮起嘴，吹开热气，开始小心而不耐烦地抿着咖啡。
“嗯，”我说“好吧，可在你着手千之前，我去跟克拉姆核实一下。”
“核实？”他把杯子往桌上重重一放。“核实什么？听着，克拉姆先生想办个专栏，对吗？你以为他在乎我能不能署名？或能不能加点钱——你以为如果我专栏写得好，他就会小气地为我涨点薪水？那你是痴心妄想。芬尼就是一个例子，你难道不明白吗？他担心自己的专栏不保，他才不会便宜我呢。明白吗？所以，行了。我谁也不会去找，我那个专栏写出来再说。”他用僵硬的拇指戳着自己的胸口。“利用我自己的业余时间。然后我会拿着它去找克拉姆先生，我们来谈正经的。你就别管我了。”他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胳膊放在桌上，两手捧着杯子，吹着热气，只是没有喝咖啡。
“那好，”我说。“我希望你是对的。如果那样能行就好了。”
“啊，也可能不行。”他让了一步，他的嘴扭成思索的模样，头也偏到一边。“你知道，这是场赌博。”可他这样说只是出于礼貌罢了，是为了减轻我的嫉妒。他可以表现出疑虑，因为他压根就没有疑虑，而我看得出他已经想好怎么跟他太太说这件事了。
第二天上午，芬尼到我们每张桌子前绕了一圈，指示我们把能找到的任何闲言琐话都提供给索贝尔；专栏计划下一期就推出。后来我看到他跟索贝尔在商量，简单告诉他这个专栏该如何写，我发现全是芬尼在说，索贝尔只是坐在那里，喷出一口口轻蔑的细烟。
这一期刚刚付印，所以离专栏的截止期还有两周。一开始，没有发现多少消息——很难从我们报道的工会里得到什么新闻，更别提什么“闲谈”了。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有谁传给他张纸条，索贝尔总是皱眉看看；或草草写上几个字，或把它扔进办公桌抽屉里；有一两次，我看到他把它们扔进了废纸篓里。我只记得我给他的有一条是：我分管的当地蒸汽管装修工工会代表隔着关上的门冲我叫道，那天不要打扰他，因为他妻子刚生了双胞胎。可是索贝尔不想要这消息。“这家伙生了双胞胎，”他说。“那又怎样？”
“随你便，”我说。“你手头有很多其他材料吗？”
他耸耸肩。“有一点，我不着急。可是，我跟你说件事——我不会用太多这些垃圾的。这种闲话。谁他妈的会看这些东西？你不能把整个专栏全塞满这种垃圾。你得用些东西把它们拼在一起。我说得对不对？”
还有一次（现在他满嘴里说的只有专栏）.他笑盈盈地说：“我太太说我现在变得跟以前写书时一样糟了。写，写，写。可她不在乎，”他补充道。“她对这件事真是很兴奋。她逢人便说——邻居们，所有的人。星期天她哥哥过来看她，问我这份工作怎么样——你知道，一种自以为是的口吻。我一声没吭，可是我太太高声说了：‘利昂在为报纸做一个专栏’——她详详细细跟他说了一切。伙计，你真该看看他那张脸。”
每天早上，他把前一天晚上干的活带来，以沓手写的稿子，用午饭时间把它打出来，坐在桌前一边嚼着三明治，一边修改。每天晚上，他最后一个回家；我们走时，他一个人还心醉神迷地专心敲着打字机。芬尼不停地烦他——“索贝尔，那个特写做得怎样了？”——可他总是眯着眼，凶狠地扬起下巴，川避这个问题。“你着什么急？我会给你的。”说完他冲我眨眨眼。
交稿日那天清晨，他来上班时脸上还粘着一小块手纸；刮胡子时一紧张把脸给划破了。不过，其他方面，他看上去还是一如从前自信满满。那天早上没人打电话——截稿日我们全都在誊写、校对——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摊开定稿最后读一遍。他十分专注，竞没发现芬尼站在他手边了。“你想把那特写给我吗，索贝尔？”
索贝尔一把抓起稿件，傲慢地用前臂把它们遮起。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芬尼，得那么坚定，看来这两周他一定在练习：“我要把这个给克拉姆先生看。不是给你。”
芬尼气急败坏，脸扭成一团。“不，不，克拉姆先生没必要看这个，”他。“再说，他还没来。来吧，给我。”
“你在浪费时间，芬尼，”索贝尔说“我在等克拉姆先生。”
芬尼嘴上嘀咕着，避开索贝尔洋洋得意的目光，回到自己桌前，读百老汇直击进行校对。
那天早上我在排版桌前忙自己的活，往第一版块上贴样张。我站在那里，与难以操纵的页面版式和粘满胶水的剪刀搏斗，索贝尔悄悄走到我身后，看上去焦躁不安。“麦凯布，在我交上去之前，”他问。“你想看看吗？”他递我那叠手稿。
给我的第一个震惊是首页上贴了张照片，是他戴着那顶帽子的一张小照。接着是他的标题：
索贝尔闲谈
作者：利昂索贝尔第一段的字句我记不太准了，大意如下：
这是劳工领袖新栏目的“处女作”而且，对你们的这位记者而言，它也是“崭新的”之前他从来没有经手过专栏。然而，在写作上，他早非新兵，相反，在思想领域的战场上，他身经百战，是个“双手沾满墨水的老兵”自他笔下现已写出九本书。
当然，在这些著作里，他的任务与他在这个专栏里略有不同，然而他希望这个专栏也能和以前那些著作一样，努力洞察人性本质之谜，换言之，讲实话。
我抬起头，发现他在揭开脸上剃须刀割破的地方，现在血自由地渗出来。“嗯，”我说“首先，我不会把有你那种照片的稿子交给他——我是说，难道你不觉得最好先让他看看，再—一”
“好吧，”他说，用揉成一团的手帕把脸擦花了。“好吧，我把照片拿掉。接着说，读读其余部分。”
可是没有时间再读了。克拉姆来了，芬尼跟他说了，现在他站在自己办公室门口，大声嚼着一根熄了的雪茄。“索贝尔，你想见我？”他叫道。
“等一下，”索贝尔说。他把“索贝尔闲谈”的各页理整齐，撕下相片，塞进屁股后面的口袋里，向那门走去。半路上，他想起要摘下帽子，扔到衣帽钩上，可没扔中。着，他消失在格子间后，我们全都坐下来听。
没多久，克拉姆开始发作了。“不，索贝尔。不，不，不！这是什么？你想骗我吗？”
外面，芬尼滑稽地往后一缩，拍着一侧的脑袋，咯咯笑r，奥利里只好瞪着他直到他止住笑声。
我们听到索贝尔的声音，一两句含混的辩解，接着克拉姆又发作道：人性本质之谜’——这是杂谈？这是琐议？你不能按照指示做？等等——芬尼！芬尼！”
芬尼迈着轻松的步伐小跑至门边，很高兴被召唤，我们听见他清楚、正当地回答了克拉姆的询问：是的，他已经告诉索贝尔专栏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是的，他已明确说明不能署名；是的，已经向索贝尔提供了丰富的闲谈资料。我们到的索贝尔的话很模糊，语调简洁平淡。到克拉姆粗声粗气的回答，即使我们听不清字句，我们也知道一切都完了。接着，他们出来了，芬尼面带愚蠢的笑容，你有时候在张口呆看街头事故的人群中看得到这种笑容，索贝尔面无表情，死了一般。
他从地上拾起帽子，从衣帽钩上取下大衣，穿戴好，走到我跟前。“再见，麦凯布，”他说。“保重。”
我跟他握手，觉得我自己脸上也浮现出芬尼式的傻笑，我还问了个愚蠢的问题。“你要走吗？”
他点点头。接着他与奥利里握手——“再见，孩子”——然后，犹豫着，不确定要不要跟其他同事握手。他勉强晃了晃食指，走到街上。
芬尼等不及要告诉我们里面发生的故事，他急切而小声地说：“那家伙疯了！他对克拉姆说，‘要么你接受这个专栏，要么我辞职’——就是那样说的。克拉姆只是看着他，说道，‘辞职？给我滚出去，你给炒掉了。’我的意思是，他还能说别的吗？”
转过身，我看到索贝尔的妻儿照片还贴在他桌上。我撕下来，拿着它跑到街上。“嘿，索贝尔！”我叫道。他到一个街区外了，人影已很小，向地铁站走去。我开始追他，在结了冰的烂泥里，我差点摔断脖子。“嘿，索贝尔！”可他没听到。
回到办公室，我在布朗克斯区的电话簿上找到他的地址，把照片装进信封，丢进邮筒，我希望故事就此结束。
可那天下午，我给战前工作过的五金行业期刊的主编打了个电话，他说现在他那儿没有空缺，但不久后可能会有，如果索贝尔想顺道来看看的话，他愿意面试一下。这真是个愚蠢的主意：那里的薪水甚至比劳工领袖给的还低，而且，那个地方适合那些父亲想让他们学点五金业务的年轻人——索贝尔只要一张口，可能人家就根本不会考虑他。可这还是聊胜于无吧，所以那天晚上，我一出办公室，就找了个电话亭，再次查找起索贝尔家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可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尖细而虚弱的声音。它低沉而悦耳——这是我的第一个惊奇。
“是索贝尔太太吗？”我问，对着话筒傻笑。“利昂在家吗？”
她开始说“等一下，”可是又改口说“请问你是谁？我现在不打扰他。”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试着解释五金业期刊这码事。
“我不明白.”她说。“这究竟是份什么报纸？”
“嗯，这是份行业期刊，”我说。“我想，不是很那什么，可是它——你知道，在它那类期刊中，多少还算好的。”
“我明白了，”她说。“你想让他去那里申请一份工作？是那样吗？”
“嗯，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愿意的话，当然，”我说。我开始出汗了。很难把索贝尔照片中那苍白病态的脸跟这个宁静、几乎优美的声音联系在一起。“我只是想他可以试一下，如此而已。”
“哦，”她说“等一下，我问问他。”她放下电话，我听到他们在后面小声地谈话。开始他们的字句有点含糊，可后来我听到索贝尔说：“啊，我要跟他说——我只是谢谢他打电话过来。”我听到她的回答，绝对温柔的回答“不，亲爱的，为什么你该谢谢他呢？他不配。”
“麦凯布还好了，”他说。
“不，他不是的，”她告诉他“要不他该给你留点面子，不来打扰你。让我来吧。求求你，我来打发掉他。”
她回到电话旁，她说：“不，我丈夫说他对那种工作不感兴趣。”然后她客气地谢谢我，说再见，任凭我走出电话亭，心越来越虚，汗越来越多。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栏目，我跟他说，你是这个栏目最合适的人选。”
我不否认我有点轻飘飘（毕竟，我们都局限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可是我也有点怀疑。“我能署名吗？”
他开始紧张地眨巴眼睛。“哦，不，没有署名，”他说。“克拉姆先生不想让这个变成署名文章。听着，这些家伙会把他们得到的所有信息给你，你只要把它们收集起来，组织一下。这只是你在上班时间干的活，是你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也是我日常薪水的一部分，”我说。“对吗？”
“没错。”
“不，谢谢，”我告诉他，接着，我觉得自己很是慷慨，我建议他找奥利里试试。
“不，我已经问过他了，”芬尼说。“他也不想做。没人想做。”
当然，我本该猜得到，他按名单挨个问过了办公室里的每个人。从这时已将近下班来看，我断定我接近这名单的末尾。
那天晚上下班后，我们离开办公室时，索贝尔紧跟在我身后。他像披斗篷似的披着大衣，袖子空荡荡地晃着，当他敏捷地避开人行道上的一摊污水时，手紧扶着那顶布帽。“告诉你个秘密，麦凯布，”他说。“我要为报纸做个专栏。谈妥了。”
“是吗？”我说。“有钱的吗？”
“钱？”他眨眨眼。“我要跟你谈谈那个。我们去喝杯咖啡吧。”他领我进了铺着瓷砖、热气弥漫、亮堂的自动快餐店，我们在靠墙角的一张湿漉漉的桌子前坐下后，他解释了事情的龙去脉。“芬尼说没有钱，明白吗？于是，我说好吧。他说也不能署名，我说好吧。”他又眨眨眼。“做事聪明点。”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什么意思？”他总是像这样重复你的问题，玩味它，黑眉毛高高挑起，让你等待答案。“听着，我把这个芬尼看透了。这些事情他拍不了板。你以为他能决定这里的什么事么？你最好放聪明点，麦凯布。克拉姆先生说了算。克拉姆先生，个聪明人，别骗自己了。”他点点头，举起咖啡杯，可是嘴唇烫了回来，他撮起嘴，吹开热气，开始小心而不耐烦地抿着咖啡。
“嗯，”我说“好吧，可在你着手千之前，我去跟克拉姆核实一下。”
“核实？”他把杯子往桌上重重一放。“核实什么？听着，克拉姆先生想办个专栏，对吗？你以为他在乎我能不能署名？或能不能加点钱——你以为如果我专栏写得好，他就会小气地为我涨点薪水？那你是痴心妄想。芬尼就是一个例子，你难道不明白吗？他担心自己的专栏不保，他才不会便宜我呢。明白吗？所以，行了。我谁也不会去找，我那个专栏写出来再说。”他用僵硬的拇指戳着自己的胸口。“利用我自己的业余时间。然后我会拿着它去找克拉姆先生，我们来谈正经的。你就别管我了。”他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胳膊放在桌上，两手捧着杯子，吹着热气，只是没有喝咖啡。
“那好，”我说。“我希望你是对的。如果那样能行就好了。”
“啊，也可能不行。”他让了一步，他的嘴扭成思索的模样，头也偏到一边。“你知道，这是场赌博。”可他这样说只是出于礼貌罢了，是为了减轻我的嫉妒。他可以表现出疑虑，因为他压根就没有疑虑，而我看得出他已经想好怎么跟他太太说这件事了。
第二天上午，芬尼到我们每张桌子前绕了一圈，指示我们把能找到的任何闲言琐话都提供给索贝尔；专栏计划下一期就推出。后来我看到他跟索贝尔在商量，简单告诉他这个专栏该如何写，我发现全是芬尼在说，索贝尔只是坐在那里，喷出一口口轻蔑的细烟。
这一期刚刚付印，所以离专栏的截止期还有两周。一开始，没有发现多少消息——很难从我们报道的工会里得到什么新闻，更别提什么“闲谈”了。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有谁传给他张纸条，索贝尔总是皱眉看看；或草草写上几个字，或把它扔进办公桌抽屉里；有一两次，我看到他把它们扔进了废纸篓里。我只记得我给他的有一条是：我分管的当地蒸汽管装修工工会代表隔着关上的门冲我叫道，那天不要打扰他，因为他妻子刚生了双胞胎。可是索贝尔不想要这消息。“这家伙生了双胞胎，”他说。“那又怎样？”
“随你便，”我说。“你手头有很多其他材料吗？”
他耸耸肩。“有一点，我不着急。可是，我跟你说件事——我不会用太多这些垃圾的。这种闲话。谁他妈的会看这些东西？你不能把整个专栏全塞满这种垃圾。你得用些东西把它们拼在一起。我说得对不对？”
还有一次（现在他满嘴里说的只有专栏）.他笑盈盈地说：“我太太说我现在变得跟以前写书时一样糟了。写，写，写。可她不在乎，”他补充道。“她对这件事真是很兴奋。她逢人便说——邻居们，所有的人。星期天她哥哥过来看她，问我这份工作怎么样——你知道，一种自以为是的口吻。我一声没吭，可是我太太高声说了：‘利昂在为报纸做一个专栏’——她详详细细跟他说了一切。伙计，你真该看看他那张脸。”
每天早上，他把前一天晚上干的活带来，以沓手写的稿子，用午饭时间把它打出来，坐在桌前一边嚼着三明治，一边修改。每天晚上，他最后一个回家；我们走时，他一个人还心醉神迷地专心敲着打字机。芬尼不停地烦他——“索贝尔，那个特写做得怎样了？”——可他总是眯着眼，凶狠地扬起下巴，川避这个问题。“你着什么急？我会给你的。”说完他冲我眨眨眼。
交稿日那天清晨，他来上班时脸上还粘着一小块手纸；刮胡子时一紧张把脸给划破了。不过，其他方面，他看上去还是一如从前自信满满。那天早上没人打电话——截稿日我们全都在誊写、校对——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摊开定稿最后读一遍。他十分专注，竞没发现芬尼站在他手边了。“你想把那特写给我吗，索贝尔？”
索贝尔一把抓起稿件，傲慢地用前臂把它们遮起。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芬尼，得那么坚定，看来这两周他一定在练习：“我要把这个给克拉姆先生看。不是给你。”
芬尼气急败坏，脸扭成一团。“不，不，克拉姆先生没必要看这个，”他。“再说，他还没来。来吧，给我。”
“你在浪费时间，芬尼，”索贝尔说“我在等克拉姆先生。”
芬尼嘴上嘀咕着，避开索贝尔洋洋得意的目光，回到自己桌前，读百老汇直击进行校对。
那天早上我在排版桌前忙自己的活，往第一版块上贴样张。我站在那里，与难以操纵的页面版式和粘满胶水的剪刀搏斗，索贝尔悄悄走到我身后，看上去焦躁不安。“麦凯布，在我交上去之前，”他问。“你想看看吗？”他递我那叠手稿。
给我的第一个震惊是首页上贴了张照片，是他戴着那顶帽子的一张小照。接着是他的标题：
索贝尔闲谈
作者：利昂索贝尔第一段的字句我记不太准了，大意如下：
这是劳工领袖新栏目的“处女作”而且，对你们的这位记者而言，它也是“崭新的”之前他从来没有经手过专栏。然而，在写作上，他早非新兵，相反，在思想领域的战场上，他身经百战，是个“双手沾满墨水的老兵”自他笔下现已写出九本书。
当然，在这些著作里，他的任务与他在这个专栏里略有不同，然而他希望这个专栏也能和以前那些著作一样，努力洞察人性本质之谜，换言之，讲实话。
我抬起头，发现他在揭开脸上剃须刀割破的地方，现在血自由地渗出来。“嗯，”我说“首先，我不会把有你那种照片的稿子交给他——我是说，难道你不觉得最好先让他看看，再—一”
“好吧，”他说，用揉成一团的手帕把脸擦花了。“好吧，我把照片拿掉。接着说，读读其余部分。”
可是没有时间再读了。克拉姆来了，芬尼跟他说了，现在他站在自己办公室门口，大声嚼着一根熄了的雪茄。“索贝尔，你想见我？”他叫道。
“等一下，”索贝尔说。他把“索贝尔闲谈”的各页理整齐，撕下相片，塞进屁股后面的口袋里，向那门走去。半路上，他想起要摘下帽子，扔到衣帽钩上，可没扔中。着，他消失在格子间后，我们全都坐下来听。
没多久，克拉姆开始发作了。“不，索贝尔。不，不，不！这是什么？你想骗我吗？”
外面，芬尼滑稽地往后一缩，拍着一侧的脑袋，咯咯笑r，奥利里只好瞪着他直到他止住笑声。
我们听到索贝尔的声音，一两句含混的辩解，接着克拉姆又发作道：人性本质之谜’——这是杂谈？这是琐议？你不能按照指示做？等等——芬尼！芬尼！”
芬尼迈着轻松的步伐小跑至门边，很高兴被召唤，我们听见他清楚、正当地回答了克拉姆的询问：是的，他已经告诉索贝尔专栏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是的，他已明确说明不能署名；是的，已经向索贝尔提供了丰富的闲谈资料。我们到的索贝尔的话很模糊，语调简洁平淡。到克拉姆粗声粗气的回答，即使我们听不清字句，我们也知道一切都完了。接着，他们出来了，芬尼面带愚蠢的笑容，你有时候在张口呆看街头事故的人群中看得到这种笑容，索贝尔面无表情，死了一般。
他从地上拾起帽子，从衣帽钩上取下大衣，穿戴好，走到我跟前。“再见，麦凯布，”他说。“保重。”
我跟他握手，觉得我自己脸上也浮现出芬尼式的傻笑，我还问了个愚蠢的问题。“你要走吗？”
他点点头。接着他与奥利里握手——“再见，孩子”——然后，犹豫着，不确定要不要跟其他同事握手。他勉强晃了晃食指，走到街上。
芬尼等不及要告诉我们里面发生的故事，他急切而小声地说：“那家伙疯了！他对克拉姆说，‘要么你接受这个专栏，要么我辞职’——就是那样说的。克拉姆只是看着他，说道，‘辞职？给我滚出去，你给炒掉了。’我的意思是，他还能说别的吗？”
转过身，我看到索贝尔的妻儿照片还贴在他桌上。我撕下来，拿着它跑到街上。“嘿，索贝尔！”我叫道。他到一个街区外了，人影已很小，向地铁站走去。我开始追他，在结了冰的烂泥里，我差点摔断脖子。“嘿，索贝尔！”可他没听到。
回到办公室，我在布朗克斯区的电话簿上找到他的地址，把照片装进信封，丢进邮筒，我希望故事就此结束。
可那天下午，我给战前工作过的五金行业期刊的主编打了个电话，他说现在他那儿没有空缺，但不久后可能会有，如果索贝尔想顺道来看看的话，他愿意面试一下。这真是个愚蠢的主意：那里的薪水甚至比劳工领袖给的还低，而且，那个地方适合那些父亲想让他们学点五金业务的年轻人——索贝尔只要一张口，可能人家就根本不会考虑他。可这还是聊胜于无吧，所以那天晚上，我一出办公室，就找了个电话亭，再次查找起索贝尔家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可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尖细而虚弱的声音。它低沉而悦耳——这是我的第一个惊奇。
“是索贝尔太太吗？”我问，对着话筒傻笑。“利昂在家吗？”
她开始说“等一下，”可是又改口说“请问你是谁？我现在不打扰他。”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试着解释五金业期刊这码事。
“我不明白.”她说。“这究竟是份什么报纸？”
“嗯，这是份行业期刊，”我说。“我想，不是很那什么，可是它——你知道，在它那类期刊中，多少还算好的。”
“我明白了，”她说。“你想让他去那里申请一份工作？是那样吗？”
“嗯，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愿意的话，当然，”我说。我开始出汗了。很难把索贝尔照片中那苍白病态的脸跟这个宁静、几乎优美的声音联系在一起。“我只是想他可以试一下，如此而已。”
“哦，”她说“等一下，我问问他。”她放下电话，我听到他们在后面小声地谈话。开始他们的字句有点含糊，可后来我听到索贝尔说：“啊，我要跟他说——我只是谢谢他打电话过来。”我听到她的回答，绝对温柔的回答“不，亲爱的，为什么你该谢谢他呢？他不配。”
“麦凯布还好了，”他说。
“不，他不是的，”她告诉他“要不他该给你留点面子，不来打扰你。让我来吧。求求你，我来打发掉他。”
她回到电话旁，她说：“不，我丈夫说他对那种工作不感兴趣。”然后她客气地谢谢我，说再见，任凭我走出电话亭，心越来越虚，汗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