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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把劳工领袖太当回事。即使芬克尔和克拉姆，它的老板，两位整日愁眉不展的连襟，最初的创办人，也不知他们怎么做到年年盈利的——可就连他们也没觉得自豪。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地在办公室里忙前忙后，他们的拳头与咆哮让墨绿色隔断颤个不停，他们一把抓过长条校样，撕个粉碎；他们折断铅笔尖，把湿湿的烟头扔在地上，鄙视地把电话摔到电话架上。至少，以前，我从他们的这些行为中得出上面的结论。他们俩谁也没想着要把劳工领袖当成毕生的事业，他们似乎憎恨它。
你不能责备他们：这东西像个魔鬼。形式上，它是本厚厚的双周刊小报，印刷质量低劣，页张很容易从你手中散落，却很难再按顺序把它们理好；方针上，它自称为“忠于工会运动精神的独立报纸”可它真正的定位却是为工会头头们办的一种行业期刊，反正头头们从工会经费中出钱订阅，他们肯定是倾向于去容忍而并非真想或是需要这份报纸予他们任何些许的支持。不用说，劳工领袖“从劳工视角”出发报道的全国性事件早已过时，很可能还弄得乱七八糟，经常因排印错误搞得晦涩难懂；它排版密集的专栏里充斥着溜须拍马的报导，都是那些订阅名单上的工会头头们在做什么，常常有更大的新闻不去报道，只因那些工会领导没有订阅它。每一期里都有许多头脑简单的宣传，以多个小型工商企业之名主张“和谐”芬克尔和克拉姆能够乞求或恫吓那些小企业掏钱购买版面——这种妥协几乎肯定会妨碍一份真正劳工报的发展，然而，这种妥协，似乎根本不足以劳工领袖的风格。
编辑部人员流动十分频繁。只要有人辞职，劳工领袖就会在时代周刊的招聘版上登广告，提供“与经验相适的薪水”结果导致劳工领袖办公室外的人行道上总是挤满一大群人，办公室就在靠近服装业区的南面，粗糙的当街门面。主编克拉姆（芬克尔是出版人）.会先让他们等上半小时，才拿起一沓应聘表，猛地甩甩衬衫袖口，神情严肃地打开门——我想他很享受这种时不时的机会，当一个说了算的人。
“好了，慢慢来，别着急，”当应聘人群推搡着往里走，挤压着隔开里面办公室的木栅栏门时，他会说。“别着急，先生们。”然后他抬起一只手，说“我能请你们安静一下吗？”接着他开始解释这份工作。当他谈到薪水时，走了一半应聘者，留下来的大多数人，对任何冷静、整洁、能够造出一个完整英语句子的人来说，都够不上竞争力。
我们都是这样给招进来的。那年冬天，我们六或八个人，蹙眉坐在劳工领袖那惨淡的荧光灯下，大部分人毫不掩饰自己想找份更好工作的愿望。我丢了某都市日报的工作几周后，就在那里工作，直到来年春天一家大型图片杂志社解救了我，至今我还在这家杂志社工作。其他人有其他的解释，像我一样，他们花很多时间讨论：这儿真是哕里巴嗦、添油加醋讲自己倒霉事的好地方。
利昂索贝尔在我之后不到一个月加入了编辑部，从克拉姆领他进到编辑室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他会与众不同。他站在凌乱的桌子中间，脸上那神色仿佛一个人在巡视他即将攻占的新战场，克拉姆把我们一一介绍给他（忘掉了一半人的名字），索贝尔夸张又煞有其事地跟大家握手。他约莫三十五岁，比我们大多数人年纪要大，个头很矮，神情肃然，一头黑发似乎从他头骨上炸开来，薄薄的嘴唇，一本正经的脸上有些疙疙瘩瘩的粉刺疤痕。说话时眉毛总在动，而他的眼睛，与其说洞悉一切，不如说急着想要洞悉一切，从来不会离开听众的眼睛。
关于他，我所知的第一件事是他以前从没做过办公室的活：成年后，他一直干的是钣金工。而且，他来劳工领袖，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是出于需要，相反，用他的话说，是出于原则。事实上，为了来这里，他放弃了一份几乎是这里两倍薪水的工作。
“怎么啦，你不相信？”他在告诉我这个之后问道。
“嗯，不是，”我说。“只是我——”
“也许你以为我疯了，”他说，脸上挤精明的微笑。
我想辩解，可是他不让。“着，别着急，麦凯布。我早就被人叫做疯子，它对我没什么影响。我太太说，‘利昂，你应该得到，.她，‘人们根本不会理解，一个人对生活的要求不仅仅是钱。’她是对的！她是对的！”
“不，”我说。“等等。我——”
“人们觉得你只能在以下二者中居其一：要么你是条鲨鱼，要么你只得躺在那里，任鲨鱼活生生地把你吃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而我，我是那种会走出去，与鲨鱼搏斗的人。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不是疯了？好吧。”
“等等，”我说。我试着解释，我压根不反对他为社会正义斗争，如果他脑子里有这种法的话；只是我觉得劳工领袖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他的事业之处。
可是他耸耸肩，觉得我这是在吹毛求疵。“那又怎样？”他说。“这是份报纸，不是吗？其实，我是个作家。如果一个作家无法让自己的文字发表出来，那么这个作家有什么用？听着。”他抬起一条腿，搭在我办公桌边上——他太矮了，很难优雅地做出这个姿势，但是他有力的说理帮他成功地做到了。“听着，麦凯布。你还是个年轻人。我想跟你说点事。知道我已经写了多少本书吗？”现在他的手伸出来开始表演，因为它们迟早会这样的。两个短粗的拳头伸到我鼻子下，并在那里晃荡了片刻，然后爆发成一丛僵硬、颤抖的手指丛林——只有一只手的大拇指没有伸出来，还弯在掌心里。“九本，”他说，两手又垂到大腿两侧，在他再次需要它们之前在那儿休息。“九本。小说、哲学、理论——涵盖所有领域。没有一本出版。相信我吧，我写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相信，”我说。
“所以，最后我坐下来想：答案是什么？我这样想：我的书，它们说的全是，这就是麻烦所在。是样可笑的东西，麦凯布。人们想看，可只有出自他们知道名字的那些人之口，他们才想看。我说得对不对？那好。我想，如果我想写这些书，首先我得让自己成名。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别无他途。你知道吗？麦凯布，我写最后一本书花了两年时间？”两根手指弹出来，说明这一点后，又收了回去。“两年，每晚工作四五个小时，周末一整天。你应该听听我从出版商那里得到的废话。市里所有该死的出版商。我太太哭了。她说，‘可是为什么，利昂？为什么？此时，他的嘴唇抿得紧紧的，牢牢贴住小而发黄的牙齿，他一拳砸在放在大腿上的另一只手掌里，随后放松下。“我告诉她，‘听着，亲爱的。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他带着恬静的喜悦朝我笑笑。“我说，‘这本书讲了实话。这就是为什么。”’接着，他朝我挤挤眼，腿滑下我的办公桌，腰板挺得笔直，自信满满地走了。他穿着件脏兮兮的运动衫，黑色哔叽裤管松垮垮地晃荡着，屁股那里磨得发亮。这就是索贝尔。
他花了些时间才适应工作，放松下来：大约在第一周，他不开口说话的所有时间，都在满腔热诚、全力以赴地工作。他担心工作没做好，会让执行主编芬尼注之外的所有人都不安。像我们其余人一样，索贝尔有张本市十二到十五家工会办公室的清单，他的主要工作便是与它们保持联系，把它们发布的一点点新闻写成捧场文章。按惯例，并没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可写。通常的报道，连同一个通栏标题也只有两到三段：
管道工成功
加薪3分钱或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可是索贝尔像写十四行诗一般仔细创作，稿件交上去后，他坐在那儿焦虑地咬着嘴唇，直到芬尼抬起一根食指说：“索贝尔，过来一下。”
于是他走过去，站在那里，芬尼吹毛求疵地指出一点小小的语法错误时，他就抱歉地点头。“永远不要以一个介词结尾，索贝尔。你不能说，‘给管道工们新的讨价还价的理由。’你要说，‘给管道工们新的理由去讨价还价。注芬尼很享受这种说教。可恶的是，在一个旁观者看来，索贝尔用太长时间才明白别人凭直觉就能知道的事：芬尼是个胆小鬼，只要你抬高嗓门，他就会软下来。这是个脆弱的神经质男人，兴奋时，他会流口水，用手指梳理他那油腻腻的头发，结果手指把他的发油，就像他的一丝人品一样，传播到他碰触的任何东西上：他的衣服、他的铅笔、他的电话，还有他的打字机键盘。我猜他当执行主编的主要原因是其他人不愿意忍受克拉姆对他的那种欺辱：他们的编辑会议总是从克拉姆的咆哮开始，克拉姆从他的格子间后面吼道：“芬尼！芬尼！”芬尼像只松鼠似的马上跳起来，急匆匆地跑进去了。于是，你到克拉姆冷酷而单调的质问声，还有芬尼气急败坏哆嗦着的解释，最后总是以克拉姆一拳打在他的办公桌上结束。“不，芬尼。不，不，不！你怎么回事？要怎么跟你解释，你才能听懂？好吧，好吧，滚出去，我自己来做。”一开始，你会想，芬尼干吗要忍受这个——没人需要一份这样糟糕的工作——可是答案就像事实摆在那里，劳工领袖只有三篇署名文章：一篇是来自报业辛迪加注的毫无新意的体育特写，一篇呆板无聊的专栏“今日劳工，作者：朱利斯。克拉姆”这篇文章占了整个社论版，报纸最后还有一篇两栏的带框文章，标题是：
百老汇直击
作者：韦斯芬尼在文章左上角甚至还有指甲大小的作者照片，他头发抹得油光锃亮，自信地露齿而笑。文章尽量从劳工角度出发，东指西戳地写点东西——比如，来上一段关于演员工会的报道，要不就是后台工作人员工会——可是大多数时候，他开门见山，以两三名真正的百老汇及专栏作家的笔法写道：“你听说过科巴注里的当红女歌星吗？”他会问那些工会头头；接着他告诉他们她叫什么名字，还有两条按语，一条淘气地写上她的胸围臀围尺寸，一条简单地说明她“来自”哪个州，他会这样结束：”全城沸腾，人们蜂拥而至。他们断言，对此本编辑部全体同仁一致同意：此位女士很有品位。”没有读者会想到韦斯芬尼的鞋子需要补了，也想不到他会没有任何免费门票，除了看场电影或蹲在自动快餐店注里吃上一个肝泥香肠三明治外，他从不外出。他用业余时间撰写专栏，挣点外块——那数目，我听说是一个月五十美元。因此这是彼此满意的交易：花一笔小钱，克拉姆绝对奴役着他的受鞭伴读；注受点小折磨，芬尼可以剪报粘在剪贴簿上，把劳工领袖上的所有垃圾剪下来扔进他带家具的房间里的废纸篓里，睡前小声说个不停，直到睡着，再做个彻底自由的美梦。
不管怎样，就是这个人，可以让索贝尔为他的新闻报道中的语法问题而道歉，看着这一幕，真令人伤感。当然，也不可能永远这样。一天，它终于结束了。
那天，芬尼索贝尔叫了过去，向他解释什么是分裂不定式，注索贝尔蹙着眉，努力理解着。他俩都没发现克拉姆一直站在自己办公室门口听着，他盯着湿乎乎的雪茄嘴在研究，仿佛味道极差。他的办公室离这里只有几尺远。
“芬尼，”他说。“你应该去当英语老师，在高中里谋个职位。”
芬尼一惊，想把铅笔别在耳朵后面，却没注意那里已有一枝了，两枝铅笔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嗯，我——”他说。“我只是想我——”
“芬尼，这我不感兴趣。把铅笔捡起来，请听我说。仅供参考。我们不指望索贝尔先生是个精通文学的英国人，他该是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而对此，我完全相信。我说清楚了吗？”
当索贝尔走回自己的办公桌时，脸上的表情仿佛从监狱获释归来。
从那时起，他放松下来；或者说几乎是从那时起——与这种转变牢牢粘在一起的是奥利里的帽子。
奥利里是城市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编辑中最优秀的人之一（打那以后他干得很好；现在你经常能在某份晚报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那年冬天他戴着顶帽子，是那种防水布做的，雨衣店里就有得卖的帽子。这帽子并没什么特别时髦之处——实际上，它松软下垂，奥利里戴上它脸显得更小——可是，索贝尔心里一定对这顶帽子羡慕不已，把它看作记者身份的象征，或者洒脱不羁的象征，因为一天清晨，他戴着顶一模一样的帽子来上班，只不过是全新的。可戴在他头上比戴在奥利里头上更糟，特别是他穿着那件粗笨的外套。但他似乎很喜欢这顶帽子，为了配这顶帽子还慢慢形成了一套新的做事风格：每天上午，当他坐下来打例行电话（“我是劳工领袖的利昂索贝尔”）时，食指轻轻一弹，让帽子往后翘起；当他有采访任务要外出时，他把帽子潇洒地往前一拉；当他回到办公室写他的报道时，他把帽子一扔，让它旋转着挂到衣帽钩上。一天结束，临下班时，他把定稿扔进芬尼的文件篮里时，帽子斜斜地遮住一侧眉毛，然后他绕着肩膀一甩大衣，貌似随意地扬手再见，然后大步走了出去。那时我心里总有着一幅他的画面：他一路坐地铁回布朗克斯注，研究着漆黑的地铁玻璃窗上自己的影子。
看来他立意要热爱这份工作。他甚至把家人的照片都带来了——疲惫可怜的妇人和两个孩子——他用透明胶带照片贴在桌上。而我们其他人，除了一盒火柴，从不会留任何个人物品在办公室过夜。
二月末的一个下午，芬尼把我叫到他油腻腻的办公桌前。“麦凯布，”他说。“想不想为我们做个专栏？”
“什么样的专栏？”
“劳工杂谈，”他说。“坦率的工会栏目，从杂谈或闲聊的角度出发——小幽默、人物这类的东西。克拉姆先生认为我们需... -->>
没人把劳工领袖太当回事。即使芬克尔和克拉姆，它的老板，两位整日愁眉不展的连襟，最初的创办人，也不知他们怎么做到年年盈利的——可就连他们也没觉得自豪。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地在办公室里忙前忙后，他们的拳头与咆哮让墨绿色隔断颤个不停，他们一把抓过长条校样，撕个粉碎；他们折断铅笔尖，把湿湿的烟头扔在地上，鄙视地把电话摔到电话架上。至少，以前，我从他们的这些行为中得出上面的结论。他们俩谁也没想着要把劳工领袖当成毕生的事业，他们似乎憎恨它。
你不能责备他们：这东西像个魔鬼。形式上，它是本厚厚的双周刊小报，印刷质量低劣，页张很容易从你手中散落，却很难再按顺序把它们理好；方针上，它自称为“忠于工会运动精神的独立报纸”可它真正的定位却是为工会头头们办的一种行业期刊，反正头头们从工会经费中出钱订阅，他们肯定是倾向于去容忍而并非真想或是需要这份报纸予他们任何些许的支持。不用说，劳工领袖“从劳工视角”出发报道的全国性事件早已过时，很可能还弄得乱七八糟，经常因排印错误搞得晦涩难懂；它排版密集的专栏里充斥着溜须拍马的报导，都是那些订阅名单上的工会头头们在做什么，常常有更大的新闻不去报道，只因那些工会领导没有订阅它。每一期里都有许多头脑简单的宣传，以多个小型工商企业之名主张“和谐”芬克尔和克拉姆能够乞求或恫吓那些小企业掏钱购买版面——这种妥协几乎肯定会妨碍一份真正劳工报的发展，然而，这种妥协，似乎根本不足以劳工领袖的风格。
编辑部人员流动十分频繁。只要有人辞职，劳工领袖就会在时代周刊的招聘版上登广告，提供“与经验相适的薪水”结果导致劳工领袖办公室外的人行道上总是挤满一大群人，办公室就在靠近服装业区的南面，粗糙的当街门面。主编克拉姆（芬克尔是出版人）.会先让他们等上半小时，才拿起一沓应聘表，猛地甩甩衬衫袖口，神情严肃地打开门——我想他很享受这种时不时的机会，当一个说了算的人。
“好了，慢慢来，别着急，”当应聘人群推搡着往里走，挤压着隔开里面办公室的木栅栏门时，他会说。“别着急，先生们。”然后他抬起一只手，说“我能请你们安静一下吗？”接着他开始解释这份工作。当他谈到薪水时，走了一半应聘者，留下来的大多数人，对任何冷静、整洁、能够造出一个完整英语句子的人来说，都够不上竞争力。
我们都是这样给招进来的。那年冬天，我们六或八个人，蹙眉坐在劳工领袖那惨淡的荧光灯下，大部分人毫不掩饰自己想找份更好工作的愿望。我丢了某都市日报的工作几周后，就在那里工作，直到来年春天一家大型图片杂志社解救了我，至今我还在这家杂志社工作。其他人有其他的解释，像我一样，他们花很多时间讨论：这儿真是哕里巴嗦、添油加醋讲自己倒霉事的好地方。
利昂索贝尔在我之后不到一个月加入了编辑部，从克拉姆领他进到编辑室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他会与众不同。他站在凌乱的桌子中间，脸上那神色仿佛一个人在巡视他即将攻占的新战场，克拉姆把我们一一介绍给他（忘掉了一半人的名字），索贝尔夸张又煞有其事地跟大家握手。他约莫三十五岁，比我们大多数人年纪要大，个头很矮，神情肃然，一头黑发似乎从他头骨上炸开来，薄薄的嘴唇，一本正经的脸上有些疙疙瘩瘩的粉刺疤痕。说话时眉毛总在动，而他的眼睛，与其说洞悉一切，不如说急着想要洞悉一切，从来不会离开听众的眼睛。
关于他，我所知的第一件事是他以前从没做过办公室的活：成年后，他一直干的是钣金工。而且，他来劳工领袖，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是出于需要，相反，用他的话说，是出于原则。事实上，为了来这里，他放弃了一份几乎是这里两倍薪水的工作。
“怎么啦，你不相信？”他在告诉我这个之后问道。
“嗯，不是，”我说。“只是我——”
“也许你以为我疯了，”他说，脸上挤精明的微笑。
我想辩解，可是他不让。“着，别着急，麦凯布。我早就被人叫做疯子，它对我没什么影响。我太太说，‘利昂，你应该得到，.她，‘人们根本不会理解，一个人对生活的要求不仅仅是钱。’她是对的！她是对的！”
“不，”我说。“等等。我——”
“人们觉得你只能在以下二者中居其一：要么你是条鲨鱼，要么你只得躺在那里，任鲨鱼活生生地把你吃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而我，我是那种会走出去，与鲨鱼搏斗的人。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不是疯了？好吧。”
“等等，”我说。我试着解释，我压根不反对他为社会正义斗争，如果他脑子里有这种法的话；只是我觉得劳工领袖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他的事业之处。
可是他耸耸肩，觉得我这是在吹毛求疵。“那又怎样？”他说。“这是份报纸，不是吗？其实，我是个作家。如果一个作家无法让自己的文字发表出来，那么这个作家有什么用？听着。”他抬起一条腿，搭在我办公桌边上——他太矮了，很难优雅地做出这个姿势，但是他有力的说理帮他成功地做到了。“听着，麦凯布。你还是个年轻人。我想跟你说点事。知道我已经写了多少本书吗？”现在他的手伸出来开始表演，因为它们迟早会这样的。两个短粗的拳头伸到我鼻子下，并在那里晃荡了片刻，然后爆发成一丛僵硬、颤抖的手指丛林——只有一只手的大拇指没有伸出来，还弯在掌心里。“九本，”他说，两手又垂到大腿两侧，在他再次需要它们之前在那儿休息。“九本。小说、哲学、理论——涵盖所有领域。没有一本出版。相信我吧，我写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相信，”我说。
“所以，最后我坐下来想：答案是什么？我这样想：我的书，它们说的全是，这就是麻烦所在。是样可笑的东西，麦凯布。人们想看，可只有出自他们知道名字的那些人之口，他们才想看。我说得对不对？那好。我想，如果我想写这些书，首先我得让自己成名。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别无他途。你知道吗？麦凯布，我写最后一本书花了两年时间？”两根手指弹出来，说明这一点后，又收了回去。“两年，每晚工作四五个小时，周末一整天。你应该听听我从出版商那里得到的废话。市里所有该死的出版商。我太太哭了。她说，‘可是为什么，利昂？为什么？此时，他的嘴唇抿得紧紧的，牢牢贴住小而发黄的牙齿，他一拳砸在放在大腿上的另一只手掌里，随后放松下。“我告诉她，‘听着，亲爱的。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他带着恬静的喜悦朝我笑笑。“我说，‘这本书讲了实话。这就是为什么。”’接着，他朝我挤挤眼，腿滑下我的办公桌，腰板挺得笔直，自信满满地走了。他穿着件脏兮兮的运动衫，黑色哔叽裤管松垮垮地晃荡着，屁股那里磨得发亮。这就是索贝尔。
他花了些时间才适应工作，放松下来：大约在第一周，他不开口说话的所有时间，都在满腔热诚、全力以赴地工作。他担心工作没做好，会让执行主编芬尼注之外的所有人都不安。像我们其余人一样，索贝尔有张本市十二到十五家工会办公室的清单，他的主要工作便是与它们保持联系，把它们发布的一点点新闻写成捧场文章。按惯例，并没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可写。通常的报道，连同一个通栏标题也只有两到三段：
管道工成功
加薪3分钱或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可是索贝尔像写十四行诗一般仔细创作，稿件交上去后，他坐在那儿焦虑地咬着嘴唇，直到芬尼抬起一根食指说：“索贝尔，过来一下。”
于是他走过去，站在那里，芬尼吹毛求疵地指出一点小小的语法错误时，他就抱歉地点头。“永远不要以一个介词结尾，索贝尔。你不能说，‘给管道工们新的讨价还价的理由。’你要说，‘给管道工们新的理由去讨价还价。注芬尼很享受这种说教。可恶的是，在一个旁观者看来，索贝尔用太长时间才明白别人凭直觉就能知道的事：芬尼是个胆小鬼，只要你抬高嗓门，他就会软下来。这是个脆弱的神经质男人，兴奋时，他会流口水，用手指梳理他那油腻腻的头发，结果手指把他的发油，就像他的一丝人品一样，传播到他碰触的任何东西上：他的衣服、他的铅笔、他的电话，还有他的打字机键盘。我猜他当执行主编的主要原因是其他人不愿意忍受克拉姆对他的那种欺辱：他们的编辑会议总是从克拉姆的咆哮开始，克拉姆从他的格子间后面吼道：“芬尼！芬尼！”芬尼像只松鼠似的马上跳起来，急匆匆地跑进去了。于是，你到克拉姆冷酷而单调的质问声，还有芬尼气急败坏哆嗦着的解释，最后总是以克拉姆一拳打在他的办公桌上结束。“不，芬尼。不，不，不！你怎么回事？要怎么跟你解释，你才能听懂？好吧，好吧，滚出去，我自己来做。”一开始，你会想，芬尼干吗要忍受这个——没人需要一份这样糟糕的工作——可是答案就像事实摆在那里，劳工领袖只有三篇署名文章：一篇是来自报业辛迪加注的毫无新意的体育特写，一篇呆板无聊的专栏“今日劳工，作者：朱利斯。克拉姆”这篇文章占了整个社论版，报纸最后还有一篇两栏的带框文章，标题是：
百老汇直击
作者：韦斯芬尼在文章左上角甚至还有指甲大小的作者照片，他头发抹得油光锃亮，自信地露齿而笑。文章尽量从劳工角度出发，东指西戳地写点东西——比如，来上一段关于演员工会的报道，要不就是后台工作人员工会——可是大多数时候，他开门见山，以两三名真正的百老汇及专栏作家的笔法写道：“你听说过科巴注里的当红女歌星吗？”他会问那些工会头头；接着他告诉他们她叫什么名字，还有两条按语，一条淘气地写上她的胸围臀围尺寸，一条简单地说明她“来自”哪个州，他会这样结束：”全城沸腾，人们蜂拥而至。他们断言，对此本编辑部全体同仁一致同意：此位女士很有品位。”没有读者会想到韦斯芬尼的鞋子需要补了，也想不到他会没有任何免费门票，除了看场电影或蹲在自动快餐店注里吃上一个肝泥香肠三明治外，他从不外出。他用业余时间撰写专栏，挣点外块——那数目，我听说是一个月五十美元。因此这是彼此满意的交易：花一笔小钱，克拉姆绝对奴役着他的受鞭伴读；注受点小折磨，芬尼可以剪报粘在剪贴簿上，把劳工领袖上的所有垃圾剪下来扔进他带家具的房间里的废纸篓里，睡前小声说个不停，直到睡着，再做个彻底自由的美梦。
不管怎样，就是这个人，可以让索贝尔为他的新闻报道中的语法问题而道歉，看着这一幕，真令人伤感。当然，也不可能永远这样。一天，它终于结束了。
那天，芬尼索贝尔叫了过去，向他解释什么是分裂不定式，注索贝尔蹙着眉，努力理解着。他俩都没发现克拉姆一直站在自己办公室门口听着，他盯着湿乎乎的雪茄嘴在研究，仿佛味道极差。他的办公室离这里只有几尺远。
“芬尼，”他说。“你应该去当英语老师，在高中里谋个职位。”
芬尼一惊，想把铅笔别在耳朵后面，却没注意那里已有一枝了，两枝铅笔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嗯，我——”他说。“我只是想我——”
“芬尼，这我不感兴趣。把铅笔捡起来，请听我说。仅供参考。我们不指望索贝尔先生是个精通文学的英国人，他该是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而对此，我完全相信。我说清楚了吗？”
当索贝尔走回自己的办公桌时，脸上的表情仿佛从监狱获释归来。
从那时起，他放松下来；或者说几乎是从那时起——与这种转变牢牢粘在一起的是奥利里的帽子。
奥利里是城市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编辑中最优秀的人之一（打那以后他干得很好；现在你经常能在某份晚报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那年冬天他戴着顶帽子，是那种防水布做的，雨衣店里就有得卖的帽子。这帽子并没什么特别时髦之处——实际上，它松软下垂，奥利里戴上它脸显得更小——可是，索贝尔心里一定对这顶帽子羡慕不已，把它看作记者身份的象征，或者洒脱不羁的象征，因为一天清晨，他戴着顶一模一样的帽子来上班，只不过是全新的。可戴在他头上比戴在奥利里头上更糟，特别是他穿着那件粗笨的外套。但他似乎很喜欢这顶帽子，为了配这顶帽子还慢慢形成了一套新的做事风格：每天上午，当他坐下来打例行电话（“我是劳工领袖的利昂索贝尔”）时，食指轻轻一弹，让帽子往后翘起；当他有采访任务要外出时，他把帽子潇洒地往前一拉；当他回到办公室写他的报道时，他把帽子一扔，让它旋转着挂到衣帽钩上。一天结束，临下班时，他把定稿扔进芬尼的文件篮里时，帽子斜斜地遮住一侧眉毛，然后他绕着肩膀一甩大衣，貌似随意地扬手再见，然后大步走了出去。那时我心里总有着一幅他的画面：他一路坐地铁回布朗克斯注，研究着漆黑的地铁玻璃窗上自己的影子。
看来他立意要热爱这份工作。他甚至把家人的照片都带来了——疲惫可怜的妇人和两个孩子——他用透明胶带照片贴在桌上。而我们其他人，除了一盒火柴，从不会留任何个人物品在办公室过夜。
二月末的一个下午，芬尼把我叫到他油腻腻的办公桌前。“麦凯布，”他说。“想不想为我们做个专栏？”
“什么样的专栏？”
“劳工杂谈，”他说。“坦率的工会栏目，从杂谈或闲聊的角度出发——小幽默、人物这类的东西。克拉姆先生认为我们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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