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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一旦青少年时代养成了坏习惯，长大了就很难改过来。颜之推接着还引用当时的一句俗话“教妇初来，教儿婴孩”，就是说，教老婆要从她嫁过来的时候就开始，教孩子要从婴儿时代就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社会，老婆刚嫁过来的时候，年纪还轻，十五六岁，又没有依靠，在家里完全没有地位，要在夫家站稳脚跟，就必须虚心接受丈夫和婆婆的指点才行，所以这个时候教育最起作用，最容易被接受。为什么教孩子要从婴儿期开始呢？因为婴儿刚生下来，离开父母不能生存，一切都是一张白纸，这个时候教他什么就是什么，也最起作用，最容易被接受。
颜之推在这一篇中提出了教育子女的第二个重要原则，就是教育要从严，不能只爱不教。
颜之推说：“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我看到世上有些父母，对子女不加以教诲，而只是一味宠爱，总觉得不能同意）。”还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做父母的既威严又慈爱，那么子女就会敬畏谨慎，并由此产生孝心了）。”就是说，他很不同意一般人对子女只爱不教，说只有父母威严又有慈爱，子女才会畏惧谨慎，对父母产生孝顺之心。
父母对子女慈爱是一种天性，甚至可以说这是连动物都具有的本能，因为这是任何一个物种要延续自身的生命都必须具有的品性。一只母狗生了一群小狗，当陌生人走近，它便会龇牙咧嘴地发出恐吓的叫声，生怕自己的子女受到伤害。愚夫愚妇，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都知道疼爱自己的子女，所谓“水往下流”“虎毒不食子”。但对子女要严加管教，却不是每个父母都懂得的，因为这需要更高的理性，更长远的目光。教养程度不高、理性不强的人，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总是怕孩子受委屈，不忍心看孩子受眼前之苦，该骂不骂，该打不打，用颜之推的话来讲，就是“重于诃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挞，惨其肌肤（不愿意严厉地呵责怒骂，怕伤了子女的脸面；不忍心用荆条抽打，怕子女皮肉受苦）”，一些父母甚至溺爱自己的子女，失去是非准则，“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他们对子女的饮食起居、言行举止，任其为所欲为，本该训诫的，反而加以奖励；本该呵责的，反而一笑了之）”，就是说，孩子想吃什么就喂什么，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应该批评的反而奖励，应该责骂的却一笑而过。这样的结果是让孩子不懂得是非，以为应当这样，等到长大了，习惯养成，再来管教已经不起作用了。这个时候父母的责骂反而引起子女的反感，造成父子之间的怨恨，养出一些逆子、败家子来，“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等到孩子懂事以后，还以为本来就该如此。子女骄横轻慢的习性已经养成了，这时才去管教、制止，即使将他们鞭抽棍打至死，也难以树立父母的威信。父母的火气一天天增加，子女对父母的怨恨也越来越深。这样的子女长大成人以后，必然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更加严重。我们应当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慈是天性，是不需要教的；而孝却不是天性，是需要教的。所以我们看传统的《十三经》里面，有一部《孝经》，却没有《慈经》，就是这个道理。康有为在《大同书》里也说过：“人之情，于慈为顺德，于孝为逆德。”“顺德”是顺天性而得到的，是无须教的；“逆德”则是逆天性才有的，所以必须教。如果我们不想自己的子女将来变成不孝子、逆子，那就请从小严加管教吧，否则将来后悔都来不及了。
颜之推在《教子》篇中举了一严一宠两个例子。一个是梁朝的名将王僧辩，母亲管教甚严，他已经做了将军，年过四十，若做错了事，母亲还会拿棍子打他，结果他成就了一番大功业。另外一个例子是梁朝的一个学士，很聪明，有点小才华，父母逢人便夸奖，有了错误则替他掩盖，结果从小养成了骄傲自大的习惯，后来做武将周逖的幕僚，因为言语顶撞，被周逖杀了，连肠子都抽出来，以血涂鼓。所以父母对儿女太过宠爱，反而会害了他们，而严加管教才是真正的长远的爱。
颜之推提出的第三个教子原则是：保持适当距离，不可过分亲密。
颜之推在《教子》篇中还提到，父母跟儿女之间，一方面要亲爱周到，另一方面又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可以过于亲密。他说：“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父亲对孩子要有威严，不能过分亲密；骨肉之间要相亲相爱，不能简慢。如果流于简慢，就无法做到父慈子孝；如果过分亲密，就会产生放肆不敬的行为）。”“狎”是亲昵，亲爱得没有分寸，没有规矩；“简”是怠慢，不周到，不细致。中国的传统观念是，父子之间首先是一种尊卑的关系，这种关系永远不可能颠倒，连君臣关系也是仿照父子关系建立的，所以叫“君父”“臣子”。这种尊卑关系必须严格遵守，否则整个社会都会乱套。所以父子之间再亲密，也不可以没有分寸没有规矩。这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教育，并不是说对儿女不要慈爱，或儿女对父母不要孝顺，而是说慈爱与孝顺都要在承认尊卑上下的基础上进行，只要不破坏这个基础，慈爱与孝顺则愈周到愈好。
颜之推既提醒做父母的要跟儿女保持一定的距离，又强调父母子女之间慈孝要周到，这是很全面的看法。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常常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不好，要么就是跟子女太亲密，不注意尊卑上下、应有的距离与礼节；要么就是漫不经心，关心不够。父母子女之间的种种矛盾与不睦，就是这样产生的。
颜之推教子的第四个原则是：父母对子女不可以偏爱，要平等对待。父母如果在子女中有偏爱，并且把这种偏爱明显地表现在言谈行为甚至物质分配上，就会造成子女之间的不和睦，甚至造成子女之间的仇恨，引发严重的后果。颜之推在《教子》篇中就举了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希望子孙引以为戒。
颜之推在《教子》篇的最后提出教育子女的一个根本原则：教子要有义方，身教重于言教。
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北齐有一个士大夫，曾经对颜之推讲，他有一个儿子，十七岁了，略通文墨，他就让儿子学鲜卑语、弹琵琶，用来服侍当时的达官贵人，很得达官贵人的宠爱。因为北齐是鲜卑人的政权，琵琶是鲜卑皇族和贵族喜欢的乐器，所以讲鲜卑话、弹琵琶，能得到达官贵人的赏爱，因而就有当官发财的机会。讲完这个故事后，颜之推发感慨说：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教育子女的方法真奇怪啊，如果用这种歪门邪道，就是子女能当部长、总理，我也不愿意让你们走这条路。”
在颜之推的时代，中国北方的政权都是胡人建立的，他自己也在北齐做官二十来年，所以他的话不能不说得很含蓄，但是他的感慨是明显深沉的。稍加分析，就知道这感叹里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对本民族文化也就是汉文化的热爱；第二，对趋炎附势、不择手段谋求利益的人的鄙视；第三，颜之推在这里其实提出了教育子女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则问题，即：怎么教子女？教子女什么？天下父母个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子孙发达，但是怎么样才能使子成龙，使女成凤，使子孙发达呢？这就大有讲究了。一些目光短浅的父母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一时的权势，总想走捷径，甚至不择手段通过歪门邪道来达到目的，而不知道教育子女的根本原则是要让他们走正道，让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用古人的话来讲，就是“教子要有义方”（朱柏庐《治家格言》）什么是“义方”？怎样才叫“有义方”？简单地说，就是以“圣贤之道”来教育子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教给子女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但是什么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就取决于父母自身的思想境界了。这样就归结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教育子女的前提和根本乃是教育自己，提高自己。自己境界不高，却要教出优秀的子女来，恐怕很难。其实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更多是靠身教而非言教，自己思想境界高，堂堂正正，事业有成就，对社会有贡献，就是子女的最好榜样。如果做父母的自己不走正道，却要儿女走正道，自己天天打麻将，甚至沉溺于赌博，却要子女不打麻将，不沉溺网络，这如何办得到呢？《颜氏家训·教子》最后一段提到的那个教儿子说鲜卑语、弹琵琶的北齐士人，不难想象，他自己就是一个趋炎附势而不懂大义的小人。
《颜氏家训》出现在两晋之后的南朝，显然不是个偶然现象，也不是颜氏一家特别重视家教，而是魏晋南北朝整个士族阶级重视家教、重视门风的反映，是他们在管理家族、教育子弟方面的经验总结。魏晋南北朝以后，隋唐兴起，人才选拔的途径逐渐由荐举征辟变为科举考试，这种变化使得大士族的存在失去了社会依据，大士族于是逐渐瓦解而变成许多小士族，直到中国传统社会被现代社会（五四以后）代替之前，遍布中国各地的大小士族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骨干，社会各阶层的管理人才基本上都出身于这些士族家庭。所以，像魏晋时期的大士族，后世虽然已经不多见，但中国士族的家训传统却一直受重视，不仅是读书人家庭培养子弟的规范，也是整个社会培养管理人才的重要基础，因而累世相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
以培养，一旦青少年时代养成了坏习惯，长大了就很难改过来。颜之推接着还引用当时的一句俗话“教妇初来，教儿婴孩”，就是说，教老婆要从她嫁过来的时候就开始，教孩子要从婴儿时代就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社会，老婆刚嫁过来的时候，年纪还轻，十五六岁，又没有依靠，在家里完全没有地位，要在夫家站稳脚跟，就必须虚心接受丈夫和婆婆的指点才行，所以这个时候教育最起作用，最容易被接受。为什么教孩子要从婴儿期开始呢？因为婴儿刚生下来，离开父母不能生存，一切都是一张白纸，这个时候教他什么就是什么，也最起作用，最容易被接受。
颜之推在这一篇中提出了教育子女的第二个重要原则，就是教育要从严，不能只爱不教。
颜之推说：“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我看到世上有些父母，对子女不加以教诲，而只是一味宠爱，总觉得不能同意）。”还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做父母的既威严又慈爱，那么子女就会敬畏谨慎，并由此产生孝心了）。”就是说，他很不同意一般人对子女只爱不教，说只有父母威严又有慈爱，子女才会畏惧谨慎，对父母产生孝顺之心。
父母对子女慈爱是一种天性，甚至可以说这是连动物都具有的本能，因为这是任何一个物种要延续自身的生命都必须具有的品性。一只母狗生了一群小狗，当陌生人走近，它便会龇牙咧嘴地发出恐吓的叫声，生怕自己的子女受到伤害。愚夫愚妇，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都知道疼爱自己的子女，所谓“水往下流”“虎毒不食子”。但对子女要严加管教，却不是每个父母都懂得的，因为这需要更高的理性，更长远的目光。教养程度不高、理性不强的人，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总是怕孩子受委屈，不忍心看孩子受眼前之苦，该骂不骂，该打不打，用颜之推的话来讲，就是“重于诃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挞，惨其肌肤（不愿意严厉地呵责怒骂，怕伤了子女的脸面；不忍心用荆条抽打，怕子女皮肉受苦）”，一些父母甚至溺爱自己的子女，失去是非准则，“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他们对子女的饮食起居、言行举止，任其为所欲为，本该训诫的，反而加以奖励；本该呵责的，反而一笑了之）”，就是说，孩子想吃什么就喂什么，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应该批评的反而奖励，应该责骂的却一笑而过。这样的结果是让孩子不懂得是非，以为应当这样，等到长大了，习惯养成，再来管教已经不起作用了。这个时候父母的责骂反而引起子女的反感，造成父子之间的怨恨，养出一些逆子、败家子来，“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等到孩子懂事以后，还以为本来就该如此。子女骄横轻慢的习性已经养成了，这时才去管教、制止，即使将他们鞭抽棍打至死，也难以树立父母的威信。父母的火气一天天增加，子女对父母的怨恨也越来越深。这样的子女长大成人以后，必然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更加严重。我们应当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慈是天性，是不需要教的；而孝却不是天性，是需要教的。所以我们看传统的《十三经》里面，有一部《孝经》，却没有《慈经》，就是这个道理。康有为在《大同书》里也说过：“人之情，于慈为顺德，于孝为逆德。”“顺德”是顺天性而得到的，是无须教的；“逆德”则是逆天性才有的，所以必须教。如果我们不想自己的子女将来变成不孝子、逆子，那就请从小严加管教吧，否则将来后悔都来不及了。
颜之推在《教子》篇中举了一严一宠两个例子。一个是梁朝的名将王僧辩，母亲管教甚严，他已经做了将军，年过四十，若做错了事，母亲还会拿棍子打他，结果他成就了一番大功业。另外一个例子是梁朝的一个学士，很聪明，有点小才华，父母逢人便夸奖，有了错误则替他掩盖，结果从小养成了骄傲自大的习惯，后来做武将周逖的幕僚，因为言语顶撞，被周逖杀了，连肠子都抽出来，以血涂鼓。所以父母对儿女太过宠爱，反而会害了他们，而严加管教才是真正的长远的爱。
颜之推提出的第三个教子原则是：保持适当距离，不可过分亲密。
颜之推在《教子》篇中还提到，父母跟儿女之间，一方面要亲爱周到，另一方面又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可以过于亲密。他说：“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父亲对孩子要有威严，不能过分亲密；骨肉之间要相亲相爱，不能简慢。如果流于简慢，就无法做到父慈子孝；如果过分亲密，就会产生放肆不敬的行为）。”“狎”是亲昵，亲爱得没有分寸，没有规矩；“简”是怠慢，不周到，不细致。中国的传统观念是，父子之间首先是一种尊卑的关系，这种关系永远不可能颠倒，连君臣关系也是仿照父子关系建立的，所以叫“君父”“臣子”。这种尊卑关系必须严格遵守，否则整个社会都会乱套。所以父子之间再亲密，也不可以没有分寸没有规矩。这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教育，并不是说对儿女不要慈爱，或儿女对父母不要孝顺，而是说慈爱与孝顺都要在承认尊卑上下的基础上进行，只要不破坏这个基础，慈爱与孝顺则愈周到愈好。
颜之推既提醒做父母的要跟儿女保持一定的距离，又强调父母子女之间慈孝要周到，这是很全面的看法。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常常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不好，要么就是跟子女太亲密，不注意尊卑上下、应有的距离与礼节；要么就是漫不经心，关心不够。父母子女之间的种种矛盾与不睦，就是这样产生的。
颜之推教子的第四个原则是：父母对子女不可以偏爱，要平等对待。父母如果在子女中有偏爱，并且把这种偏爱明显地表现在言谈行为甚至物质分配上，就会造成子女之间的不和睦，甚至造成子女之间的仇恨，引发严重的后果。颜之推在《教子》篇中就举了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希望子孙引以为戒。
颜之推在《教子》篇的最后提出教育子女的一个根本原则：教子要有义方，身教重于言教。
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北齐有一个士大夫，曾经对颜之推讲，他有一个儿子，十七岁了，略通文墨，他就让儿子学鲜卑语、弹琵琶，用来服侍当时的达官贵人，很得达官贵人的宠爱。因为北齐是鲜卑人的政权，琵琶是鲜卑皇族和贵族喜欢的乐器，所以讲鲜卑话、弹琵琶，能得到达官贵人的赏爱，因而就有当官发财的机会。讲完这个故事后，颜之推发感慨说：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教育子女的方法真奇怪啊，如果用这种歪门邪道，就是子女能当部长、总理，我也不愿意让你们走这条路。”
在颜之推的时代，中国北方的政权都是胡人建立的，他自己也在北齐做官二十来年，所以他的话不能不说得很含蓄，但是他的感慨是明显深沉的。稍加分析，就知道这感叹里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对本民族文化也就是汉文化的热爱；第二，对趋炎附势、不择手段谋求利益的人的鄙视；第三，颜之推在这里其实提出了教育子女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则问题，即：怎么教子女？教子女什么？天下父母个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子孙发达，但是怎么样才能使子成龙，使女成凤，使子孙发达呢？这就大有讲究了。一些目光短浅的父母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一时的权势，总想走捷径，甚至不择手段通过歪门邪道来达到目的，而不知道教育子女的根本原则是要让他们走正道，让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用古人的话来讲，就是“教子要有义方”（朱柏庐《治家格言》）什么是“义方”？怎样才叫“有义方”？简单地说，就是以“圣贤之道”来教育子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教给子女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但是什么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就取决于父母自身的思想境界了。这样就归结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教育子女的前提和根本乃是教育自己，提高自己。自己境界不高，却要教出优秀的子女来，恐怕很难。其实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更多是靠身教而非言教，自己思想境界高，堂堂正正，事业有成就，对社会有贡献，就是子女的最好榜样。如果做父母的自己不走正道，却要儿女走正道，自己天天打麻将，甚至沉溺于赌博，却要子女不打麻将，不沉溺网络，这如何办得到呢？《颜氏家训·教子》最后一段提到的那个教儿子说鲜卑语、弹琵琶的北齐士人，不难想象，他自己就是一个趋炎附势而不懂大义的小人。
《颜氏家训》出现在两晋之后的南朝，显然不是个偶然现象，也不是颜氏一家特别重视家教，而是魏晋南北朝整个士族阶级重视家教、重视门风的反映，是他们在管理家族、教育子弟方面的经验总结。魏晋南北朝以后，隋唐兴起，人才选拔的途径逐渐由荐举征辟变为科举考试，这种变化使得大士族的存在失去了社会依据，大士族于是逐渐瓦解而变成许多小士族，直到中国传统社会被现代社会（五四以后）代替之前，遍布中国各地的大小士族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骨干，社会各阶层的管理人才基本上都出身于这些士族家庭。所以，像魏晋时期的大士族，后世虽然已经不多见，但中国士族的家训传统却一直受重视，不仅是读书人家庭培养子弟的规范，也是整个社会培养管理人才的重要基础，因而累世相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