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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领导的商人,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诡异绚烂的殷商文明,
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启废禅让
没有证据证明,夏并不存在。
由于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不足,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质疑。它甚至被怀疑是周人捏造出来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当然有道理。问题是,如果没有夏,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讲得通吗?[1]
当然讲不通。事实上,从史前的尧舜到文明的殷商,中间必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和过渡时期。叫不叫“夏”,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尧舜”,反倒是无所谓的。
同样,把夏看作一个发育成熟的“王朝”,也是自作多情。不但夏不是,商和周也不是。准确地说,夏是“部落国家”,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周是“半独立国家联盟”。夏商周可以叫“三代”,却不能叫“三朝”。
事实上,夏商周都不是统一国家,也不是领土国家,甚至不是完全形成的国家。独立主权国家的出现要到战国,完全做到“按照地区划分国民”和“依靠权力处理事务”,则要到秦汉甚至秦汉以后。标志,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之前,是漫长的成长期。
催生这古老文明的助产士是夏启。由于夏的君主称为“后”,所以又叫“夏后启”。夏是国号,后是王衔,启是人名。后,不是前后之“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是“后”,意思是诞育者。在传说中,正是夏启这位诞育者废除了禅让制,开创了世袭制,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中华民族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这就叫“启废禅让”,是中华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启,真是个好名字。
不过,司马迁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恐怕很纠结。
作为历史学家,太史公不能不实事求是;而儒家的影响,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按照儒家的说法,尧舜禹,都是温良恭俭让的。让,十分重要。交权的要禅让,接手的要谦让。所以,舜接班,先要守丧三年,然后是避让,一个人跑到南河之滨躲起来。让谁?尧的儿子丹朱。可惜“同志们”不干。各部落的酋长,谈工作、打官司、唱赞歌,都找舜,没人理睬丹朱。舜,这才正式接替尧,做了部落联盟的CEO。
这个程序,禹也走了一遍。只不过他是躲在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避让的则是商均。
不客气地说,这是胡扯!
尧舜禹时代,制度不是禅让吗?父死子继,不是还没变成规矩吗?那么请问,舜和禹,凭什么要避让前任的儿子?所以这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算有,也是做秀,还是后来那些篡改历史的儒生帮他们做的。
其实这又何必!
我们要问:避让就一定是美德吗?担任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当然好处多多,至少能满足男人的雄心和权欲。要不然,尧和舜为什么死不放手,夏后启又为什么当仁不让?但从法理上讲,接过权杖,毕竟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尤其是在那个多事之秋。那么再请问:舜和禹的避让,或谦让,或礼让,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是有担当呢,还是没有?
何况就算想当老大,又如何?男儿本自重横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欲旺盛,既不光荣,也不可耻,只不过正常。但如果装腔作势,就虚伪。可惜这种虚伪根深蒂固。后来曹操当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让之”。
这是一种恶俗。
永远让人尊敬的司马迁,也未能免俗。
老调子已经唱完
不装的是夏启。
按照也许是编造出来的老规矩,禹在生前也指定了接班人,这就是“益”。禹去世后,益也萧规曹随,躲到了箕山之阳。然而故事却并没重演。酋长们都不理睬他,反倒成群结队地拥戴启当老大。启也不客气,受之无愧了。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戏演不下去。
如此结果,很让儒家没面子,可惜却是铁的事实。更何况,如果不承认世袭制的合理性,则从周武王到汉武帝,其合法性岂不也都成了问题?
只好打圆场,说明“事出有因”。
司马迁说,启这个人,其实是很优秀的。不像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扶不起来。再说了,益当二把手的日子短,才干和功劳都还没来得及表现。所以酋长们都拥护启,都说我们的领袖不愧为缔造者大禹的儿子啊![2]
好一个“吾君帝禹之子也”!扯来扯去,只有这句话说到了根本,说到了点子上。
是的。禹的儿子,这才是关键。
其实,前面讲的那些,什么“禹子启贤”,什么“佐禹日浅”,都不能自圆其说。启优秀,难道益不优秀?不优秀怎么能入禹的法眼?益当副手的时间短,难道启的时间长?他可是一天都没干过。说到底,就因为世袭制势在必行,此刻不过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就算益的资历深、功劳大,比启还要德才兼备,恐怕也没用,除非益的实力大大超过启。
实力才是资本,世袭才是趋势。
事实上,启废禅让之前,各部落的酋长恐怕早就已经世袭。这时,如果联盟的老大还得“让”,谁都别扭。相反,能把禅让制给废了,则皆大欢喜。那些早已变成“各路诸侯”的家伙,当然乐观其成。
事不宜迟,顺水推舟,夏后启毅然闯红灯。
结果怎么样呢?他成了“元后”。其他那些,则叫“群后”。当然,他们原本就叫“后”,比如后夔、后稷、后羿等等。但,名称没改,性质变了。过去是部落酋长,现在是国家元首。这就像古代印度,部落首领叫“罗惹”,邦国君主也叫“罗惹”。正所谓“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当然,这时的国家还不成熟,只是雏形,因此只能叫“部落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也一定很多,它们被整体地称为“诸夏”。诸,意思是“众多”。诸多的部落国家都叫夏,并非成了夏的“王臣”,只意味着仿效和承认。
诸夏,是“文化的认同”。
不认同的,则叫“诸狄”和“诸羌”。
也有不服的。
不服的部落叫“有扈”,地盘在今天的陕西户县,跟夏启原本一家,都姓姒(读如四)。他们的唱反调,是反对夏启还是反对世袭,不清楚,也许兼而有之。反正,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必须用拳头教训。于是夏启毫不犹豫地率兵讨伐,并且下令说:奋勇当先的“赏于祖”,临阵脱逃的“戮于社”。
文化密码,就在这道命令里。
夏启所谓“祖”和“社”,指的都是牌位。祖是祖宗的牌位,叫“神主”;社是社神的牌位,叫“社主”。社神就是土地神,也就是“皇天后土”中的“后土”。古代行军打仗,如果是元首“御驾亲征”,就要用专车装载这两种牌位随行,以便用神祇和祖宗的名义进行赏罚。夏启的车上有祖,说明他们已经有了祖宗崇拜,甚至早就有了。早到什么时候?尧舜。因为尧舜都没有图腾。没有图腾,崇拜什么呢?也只能是祖宗。
祖宗崇拜跟世袭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它甚至就是世袭制度的文化准备、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因为一旦确立了祖宗的地位,领导人的选举和禅让就不再可能。想想也知道,天底下哪有“选爸爸”和“换祖宗”的?
也许,我们的故事就该这样讲下去,如果不是有了商。
谁代表中国
商也是一个“闯红灯”的。
闯红灯是使命所在。事实上,正如尧舜禹只不过“三个代表”,夏商周也不是“三个王朝”。尧舜禹与夏商周,分界线是国家的诞生。尧舜禹代表之前的部落联盟,夏商周则代表之后的初级阶段:夏是草创,商是探索,周是形成。进入西周后,国家就是国家,不再是部落。但即便是西周,也只有城市国家,没有领土国家,更谈不上“中央集权,天下一统”。因此,夏商周都不是“朝代”,而是“时代”。
时代总要终结,集权则是趋势。春秋是准备,战国是实验,秦汉是完成。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是反复,唐宋元明清则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再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十月革命三声炮响,这个时代也终结,中国又走到了今天。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夏商周也一样。
事实上,夏商周不但是三个阶段和三个时代,也是三种文化和三种文明,创造它们的则是三个民族:夏族、商族和周族。当然,他们起先都不是民族,充其量是“部族”。这三个部族,应该大体上同时起源。司马迁说,夏的始祖禹,商的始祖契(读如谢),周的始祖弃,都是尧舜联盟的“内阁成员”。这个说法,并非一点影子都没有。张光直说,夏商周三代相继又三国并存,则完全可能是事实。
奇怪!并存的三家,怎么会是三代?
关键在于“谁代表中国”。
什么叫“中国”?古人所谓“中国”,首先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意思是“世界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地理条件是要在中原,因为这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建立在这个地方的城市,就叫“中国”。
当然,所谓“中原”,有一个较大范围;“中国”所在,也有弹性。比如夏启都安邑,在山西;夏桀都洛阳,在河南;商汤都亳(读如博),在山东;盘庚迁殷,又在河南。他们都是多次迁都的,所以商又叫“殷”或“殷商”。周的都城则有两个,一个叫“宗周”(长安),在陕西;一个叫“成周”(洛阳),在河南。反正,夏商周的都城在哪里,哪里就是“天下之中”,就是“中国”,就是“华夏”。
问题是,凭什么归他们说了算?
因为综合国力最强。
文化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谁是江湖老大,大家就跟谁学。何况综合国力最强的,往往文化水平也最高,至少当时是这样。何况夏商周,也会有意识地推行,体面的说法叫“以文明去教化”,简称“文化”,是动词。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先“武化”,再“文化”。刘向的《说苑·指武篇》讲得很清楚,“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也就是说,我好心好意用文明去教化你,你还死不改悔,那就看刀!
文化,就是“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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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领导的商人,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诡异绚烂的殷商文明,
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启废禅让
没有证据证明,夏并不存在。
由于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不足,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质疑。它甚至被怀疑是周人捏造出来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当然有道理。问题是,如果没有夏,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讲得通吗?[1]
当然讲不通。事实上,从史前的尧舜到文明的殷商,中间必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和过渡时期。叫不叫“夏”,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尧舜”,反倒是无所谓的。
同样,把夏看作一个发育成熟的“王朝”,也是自作多情。不但夏不是,商和周也不是。准确地说,夏是“部落国家”,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周是“半独立国家联盟”。夏商周可以叫“三代”,却不能叫“三朝”。
事实上,夏商周都不是统一国家,也不是领土国家,甚至不是完全形成的国家。独立主权国家的出现要到战国,完全做到“按照地区划分国民”和“依靠权力处理事务”,则要到秦汉甚至秦汉以后。标志,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之前,是漫长的成长期。
催生这古老文明的助产士是夏启。由于夏的君主称为“后”,所以又叫“夏后启”。夏是国号,后是王衔,启是人名。后,不是前后之“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是“后”,意思是诞育者。在传说中,正是夏启这位诞育者废除了禅让制,开创了世袭制,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中华民族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这就叫“启废禅让”,是中华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启,真是个好名字。
不过,司马迁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恐怕很纠结。
作为历史学家,太史公不能不实事求是;而儒家的影响,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按照儒家的说法,尧舜禹,都是温良恭俭让的。让,十分重要。交权的要禅让,接手的要谦让。所以,舜接班,先要守丧三年,然后是避让,一个人跑到南河之滨躲起来。让谁?尧的儿子丹朱。可惜“同志们”不干。各部落的酋长,谈工作、打官司、唱赞歌,都找舜,没人理睬丹朱。舜,这才正式接替尧,做了部落联盟的CEO。
这个程序,禹也走了一遍。只不过他是躲在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避让的则是商均。
不客气地说,这是胡扯!
尧舜禹时代,制度不是禅让吗?父死子继,不是还没变成规矩吗?那么请问,舜和禹,凭什么要避让前任的儿子?所以这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算有,也是做秀,还是后来那些篡改历史的儒生帮他们做的。
其实这又何必!
我们要问:避让就一定是美德吗?担任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当然好处多多,至少能满足男人的雄心和权欲。要不然,尧和舜为什么死不放手,夏后启又为什么当仁不让?但从法理上讲,接过权杖,毕竟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尤其是在那个多事之秋。那么再请问:舜和禹的避让,或谦让,或礼让,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是有担当呢,还是没有?
何况就算想当老大,又如何?男儿本自重横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欲旺盛,既不光荣,也不可耻,只不过正常。但如果装腔作势,就虚伪。可惜这种虚伪根深蒂固。后来曹操当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让之”。
这是一种恶俗。
永远让人尊敬的司马迁,也未能免俗。
老调子已经唱完
不装的是夏启。
按照也许是编造出来的老规矩,禹在生前也指定了接班人,这就是“益”。禹去世后,益也萧规曹随,躲到了箕山之阳。然而故事却并没重演。酋长们都不理睬他,反倒成群结队地拥戴启当老大。启也不客气,受之无愧了。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戏演不下去。
如此结果,很让儒家没面子,可惜却是铁的事实。更何况,如果不承认世袭制的合理性,则从周武王到汉武帝,其合法性岂不也都成了问题?
只好打圆场,说明“事出有因”。
司马迁说,启这个人,其实是很优秀的。不像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扶不起来。再说了,益当二把手的日子短,才干和功劳都还没来得及表现。所以酋长们都拥护启,都说我们的领袖不愧为缔造者大禹的儿子啊![2]
好一个“吾君帝禹之子也”!扯来扯去,只有这句话说到了根本,说到了点子上。
是的。禹的儿子,这才是关键。
其实,前面讲的那些,什么“禹子启贤”,什么“佐禹日浅”,都不能自圆其说。启优秀,难道益不优秀?不优秀怎么能入禹的法眼?益当副手的时间短,难道启的时间长?他可是一天都没干过。说到底,就因为世袭制势在必行,此刻不过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就算益的资历深、功劳大,比启还要德才兼备,恐怕也没用,除非益的实力大大超过启。
实力才是资本,世袭才是趋势。
事实上,启废禅让之前,各部落的酋长恐怕早就已经世袭。这时,如果联盟的老大还得“让”,谁都别扭。相反,能把禅让制给废了,则皆大欢喜。那些早已变成“各路诸侯”的家伙,当然乐观其成。
事不宜迟,顺水推舟,夏后启毅然闯红灯。
结果怎么样呢?他成了“元后”。其他那些,则叫“群后”。当然,他们原本就叫“后”,比如后夔、后稷、后羿等等。但,名称没改,性质变了。过去是部落酋长,现在是国家元首。这就像古代印度,部落首领叫“罗惹”,邦国君主也叫“罗惹”。正所谓“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当然,这时的国家还不成熟,只是雏形,因此只能叫“部落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也一定很多,它们被整体地称为“诸夏”。诸,意思是“众多”。诸多的部落国家都叫夏,并非成了夏的“王臣”,只意味着仿效和承认。
诸夏,是“文化的认同”。
不认同的,则叫“诸狄”和“诸羌”。
也有不服的。
不服的部落叫“有扈”,地盘在今天的陕西户县,跟夏启原本一家,都姓姒(读如四)。他们的唱反调,是反对夏启还是反对世袭,不清楚,也许兼而有之。反正,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必须用拳头教训。于是夏启毫不犹豫地率兵讨伐,并且下令说:奋勇当先的“赏于祖”,临阵脱逃的“戮于社”。
文化密码,就在这道命令里。
夏启所谓“祖”和“社”,指的都是牌位。祖是祖宗的牌位,叫“神主”;社是社神的牌位,叫“社主”。社神就是土地神,也就是“皇天后土”中的“后土”。古代行军打仗,如果是元首“御驾亲征”,就要用专车装载这两种牌位随行,以便用神祇和祖宗的名义进行赏罚。夏启的车上有祖,说明他们已经有了祖宗崇拜,甚至早就有了。早到什么时候?尧舜。因为尧舜都没有图腾。没有图腾,崇拜什么呢?也只能是祖宗。
祖宗崇拜跟世袭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它甚至就是世袭制度的文化准备、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因为一旦确立了祖宗的地位,领导人的选举和禅让就不再可能。想想也知道,天底下哪有“选爸爸”和“换祖宗”的?
也许,我们的故事就该这样讲下去,如果不是有了商。
谁代表中国
商也是一个“闯红灯”的。
闯红灯是使命所在。事实上,正如尧舜禹只不过“三个代表”,夏商周也不是“三个王朝”。尧舜禹与夏商周,分界线是国家的诞生。尧舜禹代表之前的部落联盟,夏商周则代表之后的初级阶段:夏是草创,商是探索,周是形成。进入西周后,国家就是国家,不再是部落。但即便是西周,也只有城市国家,没有领土国家,更谈不上“中央集权,天下一统”。因此,夏商周都不是“朝代”,而是“时代”。
时代总要终结,集权则是趋势。春秋是准备,战国是实验,秦汉是完成。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是反复,唐宋元明清则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再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十月革命三声炮响,这个时代也终结,中国又走到了今天。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夏商周也一样。
事实上,夏商周不但是三个阶段和三个时代,也是三种文化和三种文明,创造它们的则是三个民族:夏族、商族和周族。当然,他们起先都不是民族,充其量是“部族”。这三个部族,应该大体上同时起源。司马迁说,夏的始祖禹,商的始祖契(读如谢),周的始祖弃,都是尧舜联盟的“内阁成员”。这个说法,并非一点影子都没有。张光直说,夏商周三代相继又三国并存,则完全可能是事实。
奇怪!并存的三家,怎么会是三代?
关键在于“谁代表中国”。
什么叫“中国”?古人所谓“中国”,首先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意思是“世界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地理条件是要在中原,因为这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建立在这个地方的城市,就叫“中国”。
当然,所谓“中原”,有一个较大范围;“中国”所在,也有弹性。比如夏启都安邑,在山西;夏桀都洛阳,在河南;商汤都亳(读如博),在山东;盘庚迁殷,又在河南。他们都是多次迁都的,所以商又叫“殷”或“殷商”。周的都城则有两个,一个叫“宗周”(长安),在陕西;一个叫“成周”(洛阳),在河南。反正,夏商周的都城在哪里,哪里就是“天下之中”,就是“中国”,就是“华夏”。
问题是,凭什么归他们说了算?
因为综合国力最强。
文化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谁是江湖老大,大家就跟谁学。何况综合国力最强的,往往文化水平也最高,至少当时是这样。何况夏商周,也会有意识地推行,体面的说法叫“以文明去教化”,简称“文化”,是动词。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先“武化”,再“文化”。刘向的《说苑·指武篇》讲得很清楚,“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也就是说,我好心好意用文明去教化你,你还死不改悔,那就看刀!
文化,就是“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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