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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监盐监茶监等，正是‘奉旨捞钱’，所有的矿山海边最大的盐田各处最好的茶园桑田，沿海的海贸等行当都直属于他一人。把持这些产业的内侍再贪婪，再换个内侍去，哪怕前任贪了根针，继任者都能给他挖出来。例如世宗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查抄了一大批内侍监，其中贪得最狠的一个，抄出黄金百万两。
作为独家或最大的供应商，这些商业利润和******成果自然都归了内库，其他商人只是中间环节而已，皇帝心情好，便不给你们加税啦。
如果说国库是‘取之于民，只用于民’，内库便是‘聚举国之力，为帝王之商’，皇帝是最有钱的商人。所以，从太宗玩这一手开始，内库从不缺钱，除了明文规定的军饷俸禄，额外的银钱赏赐都从内库出。太宗无视烂泥儿子，去世前直接把内库交给世宗，这是世宗可以无视高宗想换太子的愚蠢举动，坐稳帝位的原因，当然也是高宗敢弄出那么多女人和孩子的底气所在。
有个善敛财的开国皇帝，商税低廉，商业自然繁荣昌盛，有圣眷的宗亲勋戚文武新贵可以跟着一起喝口汤，被拒之门外的人只能一腔热血投入对土地的热爱之中。对于不缺钱的世宗来说，商业肯定不是他最关心之事，他的精力全花在对土地和勋贵的控制上。世宗末年，基本完成摊丁入亩之后，国库以银为税，只从几处鱼米之乡，先以定额税款购入谷粮，一并入库作为存粮。御极四十载，三公六侯九伯之爵，不少换了人来做，从前的勋贵旧戚几乎淘汰一半，更不用说只能领白银禄米，却无太多田地的不入流宗亲，被抛弃的人家，都是不能和皇帝站一条线上的累赘。
世宗给神宗留下一群比较听话的臣子，安稳的政局，和满满当当的内库。神宗元年，国库银米总计约三千三百万两和五百二十万石，内库却有近三千万两余银，作为非产银国，可以说大虞近九成白银都在国家控制中。
神宗执政十几年，这个数字更是有增无减，全国土地平均田赋为‘上地三分中地两分下地一分’，之前握在皇帝手中的垄断行业，要么像茶布一样完全开放给民间，要么如矿盐等并入皇家产业，三成商税归国库三成归内库。所以在东瀛和海外流入的白银支持下，神宗十年的国库存银高达九千八百万两，存粮八百二十万石，内库八千万余两。
看起来国富民强，仓禀殷实，为什么仍有反对新政的声音？
神宗元年和十五年的两个数字，其构成差异极大。三千三百万银，八成半是田赋，还拿出一些购置存粮，即杂税银大概五到七百万左右。九千八百万这个数字里，因为有了安南东北卑谬高丽等地的粮产，尤其是去年的东北大丰收，让田赋创了历史新高，增加到四千二百万，剩下的五千六百万，各地钞关并市舶税计三千一百万，登记制下的商税二百万，赃银三百万余，余下两千万皆由免商税的皇家产业贡献。
缴税多，意味着创造的财富更多，但是从田地持有者的角度看，他们能得到的孳息和十几年前几十年前并没多大不同，即便他们买了新地新农具，比起商业提供的增幅，亩产的增加简直是毛毛雨，甚至愿意给他们干活的人也越来越少，逼得他们花更多钱去雇人买机器。
这些反对者有通过科举吏考掌握权柄的现任官员，他们在执政时，自然想‘恢复旧制’，废除保护商人的新法和限制流民迁徙，可考成法不答应，连续三年不到中等，就得去边远山区实现这个梦想了。不走仕途之人想转行与商贾为伍，或抱上皇家产业的大腿赚钱，又有不少因为经验不足，从零开始，被海上风暴或黑死病坑了一笔，得花大钱买了个教训。
穷者越穷，富者愈富，清贵的名声和高人一等的地位，都得靠钱来维持滴！
激进的反对派认为他们的窘境都是新政造成的，皇家产业在帝后的庇护下‘与民夺利’，没看从‘蛮夷之地’运来的稻米卖得比我们本地米还便宜么！这样‘国人’赚什么？！工造局的耕犁机那么贵，这些钱搁我爷爷那辈，能买百来个佃农了！所以恳请皇帝废除新政，让一切回归原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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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红旗下长大的好学生，‘资本主义萌芽’是个学政经必知的词，真是一种玄之又玄的玩意儿。类似这种人文科学概念，一般都是事后诸葛亮总结而成，对当下过日子的人来说，不会突然‘叮’的一下，蹦出个赵老师画外音来广而告之，“春暖花开，万物复苏，非洲大草原的雨季过后，又到了‘萌芽’的季节”。
顾辞深刻记得，西方的萌芽带来了欧洲资本面向全球的急速扩张，而中国的萌芽长势缓慢，还没等抽条，便被海那边而来的八国联军踩到泥里当了肥料。在皇家产业运作这么多年后，她早已不是那个只会出主意，让大人们去操作运营的小女孩了，虽不懂判断什么是萌芽，不懂如何解决反对派的声音，但她可以通过袁懿，将内库聚集的资本散出去，尽可能的实现‘还之于民’。
‘资本即是聚财’，如果说西方式的扩张是为了得到足够大的市场，用商业模式和商品攫取更多资本，那么大虞本身就有足够广阔的体量可以容纳和完成资本的循环流动，皇权手中的资本通过行政手段去到地方，同样能带动当地的资本聚集。
现在，全国甚至海外至少六成以上商人依靠皇家产业而活，国库内库文武百官勋戚显贵的赏银各个学府的资金军备军资数以万计的雇员等等都是它养着，比田地更能产生财富，价值只会越来越高。在皇家产业这个怪物面前，不论是想用手中权势驱逐其影响，或侵占其好处，难度如同蝼蚁撼树。换哪个皇帝，即使把股份全部收回手里，只要想让它像现在一样赚大钱，就得按设定好的奖惩机制来运作。
她梦想的良性循环是依靠皇家产业的对外竞争力聚集西方资本，通过朝廷和皇帝的手，花在大虞的基础设施和军事技术服务上，保持自家产品在海外的倾销和优势。即便缺少海贸这一环节，在目前大虞控制的版图内，一样能实现这个模式，套句老话，外国需要大虞，大虞不一定需要外国。
‘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馀，而上不忧不足’，这种‘以外商养内民’的模式持续个小百年，该出现的新思想和新阶层也差不多定型了吧？怎么也能护住那一丁点小萌芽了吧？八国联军来再多少人，打个持久战耗死丫挺的总可以吧？
矿监盐监茶监等，正是‘奉旨捞钱’，所有的矿山海边最大的盐田各处最好的茶园桑田，沿海的海贸等行当都直属于他一人。把持这些产业的内侍再贪婪，再换个内侍去，哪怕前任贪了根针，继任者都能给他挖出来。例如世宗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查抄了一大批内侍监，其中贪得最狠的一个，抄出黄金百万两。
作为独家或最大的供应商，这些商业利润和******成果自然都归了内库，其他商人只是中间环节而已，皇帝心情好，便不给你们加税啦。
如果说国库是‘取之于民，只用于民’，内库便是‘聚举国之力，为帝王之商’，皇帝是最有钱的商人。所以，从太宗玩这一手开始，内库从不缺钱，除了明文规定的军饷俸禄，额外的银钱赏赐都从内库出。太宗无视烂泥儿子，去世前直接把内库交给世宗，这是世宗可以无视高宗想换太子的愚蠢举动，坐稳帝位的原因，当然也是高宗敢弄出那么多女人和孩子的底气所在。
有个善敛财的开国皇帝，商税低廉，商业自然繁荣昌盛，有圣眷的宗亲勋戚文武新贵可以跟着一起喝口汤，被拒之门外的人只能一腔热血投入对土地的热爱之中。对于不缺钱的世宗来说，商业肯定不是他最关心之事，他的精力全花在对土地和勋贵的控制上。世宗末年，基本完成摊丁入亩之后，国库以银为税，只从几处鱼米之乡，先以定额税款购入谷粮，一并入库作为存粮。御极四十载，三公六侯九伯之爵，不少换了人来做，从前的勋贵旧戚几乎淘汰一半，更不用说只能领白银禄米，却无太多田地的不入流宗亲，被抛弃的人家，都是不能和皇帝站一条线上的累赘。
世宗给神宗留下一群比较听话的臣子，安稳的政局，和满满当当的内库。神宗元年，国库银米总计约三千三百万两和五百二十万石，内库却有近三千万两余银，作为非产银国，可以说大虞近九成白银都在国家控制中。
神宗执政十几年，这个数字更是有增无减，全国土地平均田赋为‘上地三分中地两分下地一分’，之前握在皇帝手中的垄断行业，要么像茶布一样完全开放给民间，要么如矿盐等并入皇家产业，三成商税归国库三成归内库。所以在东瀛和海外流入的白银支持下，神宗十年的国库存银高达九千八百万两，存粮八百二十万石，内库八千万余两。
看起来国富民强，仓禀殷实，为什么仍有反对新政的声音？
神宗元年和十五年的两个数字，其构成差异极大。三千三百万银，八成半是田赋，还拿出一些购置存粮，即杂税银大概五到七百万左右。九千八百万这个数字里，因为有了安南东北卑谬高丽等地的粮产，尤其是去年的东北大丰收，让田赋创了历史新高，增加到四千二百万，剩下的五千六百万，各地钞关并市舶税计三千一百万，登记制下的商税二百万，赃银三百万余，余下两千万皆由免商税的皇家产业贡献。
缴税多，意味着创造的财富更多，但是从田地持有者的角度看，他们能得到的孳息和十几年前几十年前并没多大不同，即便他们买了新地新农具，比起商业提供的增幅，亩产的增加简直是毛毛雨，甚至愿意给他们干活的人也越来越少，逼得他们花更多钱去雇人买机器。
这些反对者有通过科举吏考掌握权柄的现任官员，他们在执政时，自然想‘恢复旧制’，废除保护商人的新法和限制流民迁徙，可考成法不答应，连续三年不到中等，就得去边远山区实现这个梦想了。不走仕途之人想转行与商贾为伍，或抱上皇家产业的大腿赚钱，又有不少因为经验不足，从零开始，被海上风暴或黑死病坑了一笔，得花大钱买了个教训。
穷者越穷，富者愈富，清贵的名声和高人一等的地位，都得靠钱来维持滴！
激进的反对派认为他们的窘境都是新政造成的，皇家产业在帝后的庇护下‘与民夺利’，没看从‘蛮夷之地’运来的稻米卖得比我们本地米还便宜么！这样‘国人’赚什么？！工造局的耕犁机那么贵，这些钱搁我爷爷那辈，能买百来个佃农了！所以恳请皇帝废除新政，让一切回归原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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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红旗下长大的好学生，‘资本主义萌芽’是个学政经必知的词，真是一种玄之又玄的玩意儿。类似这种人文科学概念，一般都是事后诸葛亮总结而成，对当下过日子的人来说，不会突然‘叮’的一下，蹦出个赵老师画外音来广而告之，“春暖花开，万物复苏，非洲大草原的雨季过后，又到了‘萌芽’的季节”。
顾辞深刻记得，西方的萌芽带来了欧洲资本面向全球的急速扩张，而中国的萌芽长势缓慢，还没等抽条，便被海那边而来的八国联军踩到泥里当了肥料。在皇家产业运作这么多年后，她早已不是那个只会出主意，让大人们去操作运营的小女孩了，虽不懂判断什么是萌芽，不懂如何解决反对派的声音，但她可以通过袁懿，将内库聚集的资本散出去，尽可能的实现‘还之于民’。
‘资本即是聚财’，如果说西方式的扩张是为了得到足够大的市场，用商业模式和商品攫取更多资本，那么大虞本身就有足够广阔的体量可以容纳和完成资本的循环流动，皇权手中的资本通过行政手段去到地方，同样能带动当地的资本聚集。
现在，全国甚至海外至少六成以上商人依靠皇家产业而活，国库内库文武百官勋戚显贵的赏银各个学府的资金军备军资数以万计的雇员等等都是它养着，比田地更能产生财富，价值只会越来越高。在皇家产业这个怪物面前，不论是想用手中权势驱逐其影响，或侵占其好处，难度如同蝼蚁撼树。换哪个皇帝，即使把股份全部收回手里，只要想让它像现在一样赚大钱，就得按设定好的奖惩机制来运作。
她梦想的良性循环是依靠皇家产业的对外竞争力聚集西方资本，通过朝廷和皇帝的手，花在大虞的基础设施和军事技术服务上，保持自家产品在海外的倾销和优势。即便缺少海贸这一环节，在目前大虞控制的版图内，一样能实现这个模式，套句老话，外国需要大虞，大虞不一定需要外国。
‘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馀，而上不忧不足’，这种‘以外商养内民’的模式持续个小百年，该出现的新思想和新阶层也差不多定型了吧？怎么也能护住那一丁点小萌芽了吧？八国联军来再多少人，打个持久战耗死丫挺的总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