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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三年的新年在上京人民对真金白银的期盼中到来了，许多人通过海贸获利颇丰，引发了‘全民海贸’的热潮。与之截然相反的声音也在报纸上出现，天水城一下县土地贫瘠，向来物产不丰，其知县投稿说辖下‘十室八空’，青壮年都去沿海地区出洋谋生，只留下老弱妇孺，即便有新农具和适合沙碱地的物种，也无力保证明年收成，恐怕口粮都成问题。此话题得到江南许多忧国忧民的骚客附和，他们的佃农也跑了不少。
三位主编对此农务不知如何回应，上疏请皇帝注意‘均仓廪’，皇帝忙于军政无暇他顾，还是皇后看到三天都没议到此事，忍不住自己写了条陈放到奏折最上面，让袁懿可以第一眼看到。随后皇帝直接把这个问题转交庆丰司，责令他们根据各城情况出具农畜业指导目录，并且每城可在报纸免费刊登广告招商引资。
其实看到天水城可能缺粮，已有不少嗅觉灵敏的粮商去探路了，而且那处的特产也有不少，枸杞、梭梭、胡麻、党参等药材质量极好，只是土地面积少才导致农民穷而已。至于南方，那纯粹是给工钱还和以前一样，佃农觉得低，不如耕点小田够自家吃用，再做些小本生意来得有赚头。
萧律特意为此事撰文一篇，提出《四民论》——即‘工商皆本’。
他认为‘士农工商’这‘四民异业而同道，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但一直以来的论调都是‘崇士、重农、轻工、抑商’，是一种偏见。定朝以沈括为‘工’阶层的榜样，盛赞他‘虽经日与格物之技为伍，不害其为圣为贤’，还废除了匠籍，尊工匠手艺为‘技艺之道’，如今工造与时俱进，‘工以技、器节劳力，促农商，利国器’，应坚持秉承‘格物致知’的理念，发展工业。而古来皆以‘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为由，坚持‘重农抑商’的观念，已经过时了。如今现状是良田少闲人多，‘仓禀殷实而患不均’，粮米之乡谷贱伤农，而贫荒之地则食不果腹，正需要商人‘以所有致所无’。又举了陶朱、子贡为例，提倡‘士魂商才’，推崇‘君子爱财，取之以道’之风气。在‘农为民生之首重，然工商皆本’的前提下，‘经世济民’的百官也需作出相应改变，具备廉、能、勤三者即为循吏，然除此之外更要看到本县的民生重点，百姓的生计根本，因势利导，利在千秋，才是‘官道’。所以，结论是，以‘士’为根本，‘农’为主，‘工、商’为辅，要适当提高工匠和商人的地位，大家各安其位，共同建设有大虞特色的新中华。
此文影响广泛，得到极大反响，让汉商们普遍树立了‘先义后利’的道德标准，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儒商’准则，也让进士老爷们把眼光放到长远处，不再为了忍受考成法的折磨得个‘优’而营营汲汲，也不再对武官的权重加大而杞人忧天，更不用担心持证上岗的胥吏们冲击他们的乌纱帽——吏考开这么些年，真做到六品以上的没几个，多是七八品就再无寸进，进士含金量没有降低，何况皇帝总不可能让将领们来治民。
也有不少人注意到皇家产业并未大举进入出口事业，反而一直致力于国内各地经济平衡和调整，专门做粮食、生铁、各类物种特产的进口。首先进驻各个下县的基本也是皇家粮行、书局和医馆，鸿都的试验田几乎扩大三倍，就等来年春天开始试种更抗旱高产的麦稻品种。大家认为这是朝廷和皇后‘让利于民’，纷纷歌功颂德，特别是下县的官吏们也开始广开思路发展各地民生，而不一味追求产粮量。
皇家产业内部对此情况不是没意见，但皇后总让他们稍安勿躁，眼下的海贸都是小打小闹，欧洲船队还没进来呐。她要做的是先稳定亚洲贸易圈，建立起统一的游戏规则，于龙牙门成立皇家贸易公司，针对西夷和天方教国家进行商品倾销，那时候才是皇家产业发力的好时机。现在让小商家们抢占桥头堡，更多的是为了政治需要，可以顺利地开展经济渗透，以皇家名义出现过于敏感，他们作为移民的意义更重于商人的身份。
在这样的市场风气下，市舶司运转良好，暂时还没人敢捋虎须，侵占关税和不菲的保费，尤其是审计司的威名随着留津城府衙贪腐税粮一案传遍全国，在审计司的监察下想对账目动手脚难度太大。
案子本身很简单，从知府一职被降级下来的留津城知州花了大钱，得以来到甲等城的望县，而不是柳陵城这样的边陲上等州。他之前所在的风津城以盐田为主要收益，来了粮产为主的留津城突感失去熟悉的赚钱路子，很心塞，于是他暗示小妾主动吸纳当地一家粮行，卖官粮赚钱，在盘库时挪粮行的存粮充数。结果这次上头刚盘完库，调粮令跟着下来，直接把粮食装船运往靖西城。粮行自然要找知州要粮或退钱，知州使了拖字诀，两方扯皮中，被人一纸告密。都察院的巡按御史带着审计员把账查个透，连知州去年挪用一笔七两的税银付饭钱都能查清。一个月内，从留津城知府、知州、几个同知到粮行，家产全没，以罪籍送去新明城修路。
报纸详细报道此案，廖御史奏请试点‘官邸与商家类同，财资皆审’，好在皇帝忙于军务，没打算对内政痛下狠手，只下了明诏确定都察院的‘袭检权’，御史可随时突然袭击，查谁查哪皆不用事先通禀，如欲抵抗可以‘抗旨’论罪，只不许误公伤民。百官均以此为戒，谁也不想成为第一个领教审计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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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懿这段时间确实很忙，天不亮就起，三更鼓才睡。别说一家人吃饭了，顾辞连去养心殿陪他的时间都少了许多，因为他的行事历上满满当当都是见人开会，难得有独自批奏折的片刻时间，她坐一边陪着，也不能像以前似的聊天。夫妻俩看着天天黏一处，却说不上什么话，让她很寂寞，连跟几个孩子玩闹都提不起兴致。
“哥哥，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趁着刚给袁懿喂完串串的时机，顾辞从背后搂住他的脖子撒娇，
袁懿正想起身伸展一下，继续看舆报，听到小丫头闷闷地抱怨，才恍觉似乎好些天没听到她娇嫩轻柔的声音，心底涌起一阵愧疚，反手将人拉到怀里坐着，心疼地亲亲委屈的大眼睛，“宝贝抱歉，改天带你们去骑马好不好？”
“不用，”怨妇紧贴着他的胸口不肯离开，满足又郁卒地说，“你先忙正事。”
袁懿没多说，和她一起翻看手里的情报。
此时的匈奴已经东进，经过尼雅和且末，往若羌而来，欲北扼敦煌南联吐蕃，一起进攻河西走廊。西域回鹘、吐谷浑、黑汗等在唐末曾经纷纷有统一独立的苗头，尤以鲜卑后裔党项人为首，然而更为彪悍的匈奴铁骑把他们踩了个遍，接着定朝大军过境当了英雄，流官驻军，通商移民，把他们牢牢控制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体系里。济朝的疆域收缩也没有斩断这条黄金通道，只是让各处古城重镇形成实质上的自治而已。即便游牧民族凭借军事力量不停侵扰，甚至有某些部落出现了杰出人物一统某区域，比如畏兀儿、叶尔羌、月即别等，但在重要地区掌握经济命脉的还是亲中原文化之人，或根本就是汉族后裔。他们像不倒翁一样，在政权势力更迭中屹立不败，庇护着西域的异族平民。虽然客观上也让西域各国力量壮大许多，但他们所代表的汉文化影响力和包容力也得到西域民众的认可，汉商向来是首选的交易对象，中原王朝也永远是他们遭遇强大敌人时第一时间求援的救世主。因先帝暮年对匈奴在国境之外的动作采取绥靖政策，不论是畏兀儿、哈萨克还是叶尔羌，被匈奴占了都未发兵相助，当时还是太子的袁懿力争之下，派出斥候打听消息，救助汉人，联合反抗匈奴的残部，没有太多实际行动。因此，党项人所控制的敦煌受到威胁，除了向大虞求助，还打算北上越过金微山，联系蒙兀部落中实力最强的乞雅惕部。
东北的渤海国曾在唐罗战争后分崩离析，其贵族有遁留东瀛不归者，也有南投高丽反新罗者，高丽的陕溪太氏也是渤海国后裔之一。后来定朝趁虚而入，连东北带高丽一起拿下，整改为东丹道，统辖辽东，渤海王室迁入齐安城，采取同化政策，使渤海文明得到保护，也让道佛教得以扎根，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少数不愿归附的渤海国掌兵者一部分西逃到达赉呼伦湖成为羯夷八部中的郁伏都部，还有一些北退回更荒凉寒冷的伯力一带，称为黑水靺鞨。他们腾出来的这一大片冻土不好开垦，定朝没有大举移民戍边，原来在鲜卑荒野上生活的鄂部才有机会南下。在济朝的无为之治下，郁部伙同其他羯夷部落在边境打草谷很活跃，伯力一带的靺鞨忙于扫荡附近小部落搞统一。等大虞把羯夷狠狠收拾干净后，暂时只推进了一部分边界线，余下的广漠给了蒙兀人壮大的机会，被袁懿标注为库伦城的地方已经发现他们的踪影了。
这些年鄂部与虞朝互通，不但经济上依赖汉人，连治病救人更见效的道佛教都发展了大批信徒，尤其明显的是娶了汉人女子的几个头人实力发展迅猛，族人的生活比其他人好很多，招致保守人士的妒忌和中伤。保守派不甘没落，以‘光复’萨满教为纽带，想联合渤海国搞分立。江格应该没什么能力压制保守派的躁动，因为他自己的五个妻子中，有两人属于保守派。
针对以上情况，枢密院既定的战略是联合敦煌等重城的汉人和叶畏残部，争取与党项人合作，守住河西走廊一线，警惕乞部的来意；此外在稳固六诏的情况下，利用宗教矛盾分化吐蕃，争取在冬季前能遏制住吐蕃和匈奴东征的脚步，让西域有喘息的机会；派人试探性地接触一下月即别有没有合作可能。
目前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一，是否将兴庆和西宁的防线推进到河西走廊最东端的武威，以发挥火炮的防守优势；第二，是否让镇北军西移，和靖西军一起应对乞部的侵略性，这样的话，刚复立的渤海国泰半要靠鄂部去应付，是不是心有点大？
幸好南方和海上传来的消息还不错，安东海军足以应付。与流鬼国通航后，皇家盐厂已经派人去考察在那儿开展盐业、渔业和皮毛养殖业的可行性，应该能很快开始互贸，他们本身也有一些与汉族相同的文化，如‘死解封树，哭之三年’，‘弓箭与中国同’值得拿下。苦兀岛和虾夷岛的地理位置对于大虞解决渤海国问题很有帮助，准备即刻驻军，直面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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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主编对此农务不知如何回应，上疏请皇帝注意‘均仓廪’，皇帝忙于军政无暇他顾，还是皇后看到三天都没议到此事，忍不住自己写了条陈放到奏折最上面，让袁懿可以第一眼看到。随后皇帝直接把这个问题转交庆丰司，责令他们根据各城情况出具农畜业指导目录，并且每城可在报纸免费刊登广告招商引资。
其实看到天水城可能缺粮，已有不少嗅觉灵敏的粮商去探路了，而且那处的特产也有不少，枸杞、梭梭、胡麻、党参等药材质量极好，只是土地面积少才导致农民穷而已。至于南方，那纯粹是给工钱还和以前一样，佃农觉得低，不如耕点小田够自家吃用，再做些小本生意来得有赚头。
萧律特意为此事撰文一篇，提出《四民论》——即‘工商皆本’。
他认为‘士农工商’这‘四民异业而同道，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但一直以来的论调都是‘崇士、重农、轻工、抑商’，是一种偏见。定朝以沈括为‘工’阶层的榜样，盛赞他‘虽经日与格物之技为伍，不害其为圣为贤’，还废除了匠籍，尊工匠手艺为‘技艺之道’，如今工造与时俱进，‘工以技、器节劳力，促农商，利国器’，应坚持秉承‘格物致知’的理念，发展工业。而古来皆以‘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为由，坚持‘重农抑商’的观念，已经过时了。如今现状是良田少闲人多，‘仓禀殷实而患不均’，粮米之乡谷贱伤农，而贫荒之地则食不果腹，正需要商人‘以所有致所无’。又举了陶朱、子贡为例，提倡‘士魂商才’，推崇‘君子爱财，取之以道’之风气。在‘农为民生之首重，然工商皆本’的前提下，‘经世济民’的百官也需作出相应改变，具备廉、能、勤三者即为循吏，然除此之外更要看到本县的民生重点，百姓的生计根本，因势利导，利在千秋，才是‘官道’。所以，结论是，以‘士’为根本，‘农’为主，‘工、商’为辅，要适当提高工匠和商人的地位，大家各安其位，共同建设有大虞特色的新中华。
此文影响广泛，得到极大反响，让汉商们普遍树立了‘先义后利’的道德标准，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儒商’准则，也让进士老爷们把眼光放到长远处，不再为了忍受考成法的折磨得个‘优’而营营汲汲，也不再对武官的权重加大而杞人忧天，更不用担心持证上岗的胥吏们冲击他们的乌纱帽——吏考开这么些年，真做到六品以上的没几个，多是七八品就再无寸进，进士含金量没有降低，何况皇帝总不可能让将领们来治民。
也有不少人注意到皇家产业并未大举进入出口事业，反而一直致力于国内各地经济平衡和调整，专门做粮食、生铁、各类物种特产的进口。首先进驻各个下县的基本也是皇家粮行、书局和医馆，鸿都的试验田几乎扩大三倍，就等来年春天开始试种更抗旱高产的麦稻品种。大家认为这是朝廷和皇后‘让利于民’，纷纷歌功颂德，特别是下县的官吏们也开始广开思路发展各地民生，而不一味追求产粮量。
皇家产业内部对此情况不是没意见，但皇后总让他们稍安勿躁，眼下的海贸都是小打小闹，欧洲船队还没进来呐。她要做的是先稳定亚洲贸易圈，建立起统一的游戏规则，于龙牙门成立皇家贸易公司，针对西夷和天方教国家进行商品倾销，那时候才是皇家产业发力的好时机。现在让小商家们抢占桥头堡，更多的是为了政治需要，可以顺利地开展经济渗透，以皇家名义出现过于敏感，他们作为移民的意义更重于商人的身份。
在这样的市场风气下，市舶司运转良好，暂时还没人敢捋虎须，侵占关税和不菲的保费，尤其是审计司的威名随着留津城府衙贪腐税粮一案传遍全国，在审计司的监察下想对账目动手脚难度太大。
案子本身很简单，从知府一职被降级下来的留津城知州花了大钱，得以来到甲等城的望县，而不是柳陵城这样的边陲上等州。他之前所在的风津城以盐田为主要收益，来了粮产为主的留津城突感失去熟悉的赚钱路子，很心塞，于是他暗示小妾主动吸纳当地一家粮行，卖官粮赚钱，在盘库时挪粮行的存粮充数。结果这次上头刚盘完库，调粮令跟着下来，直接把粮食装船运往靖西城。粮行自然要找知州要粮或退钱，知州使了拖字诀，两方扯皮中，被人一纸告密。都察院的巡按御史带着审计员把账查个透，连知州去年挪用一笔七两的税银付饭钱都能查清。一个月内，从留津城知府、知州、几个同知到粮行，家产全没，以罪籍送去新明城修路。
报纸详细报道此案，廖御史奏请试点‘官邸与商家类同，财资皆审’，好在皇帝忙于军务，没打算对内政痛下狠手，只下了明诏确定都察院的‘袭检权’，御史可随时突然袭击，查谁查哪皆不用事先通禀，如欲抵抗可以‘抗旨’论罪，只不许误公伤民。百官均以此为戒，谁也不想成为第一个领教审计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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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懿这段时间确实很忙，天不亮就起，三更鼓才睡。别说一家人吃饭了，顾辞连去养心殿陪他的时间都少了许多，因为他的行事历上满满当当都是见人开会，难得有独自批奏折的片刻时间，她坐一边陪着，也不能像以前似的聊天。夫妻俩看着天天黏一处，却说不上什么话，让她很寂寞，连跟几个孩子玩闹都提不起兴致。
“哥哥，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趁着刚给袁懿喂完串串的时机，顾辞从背后搂住他的脖子撒娇，
袁懿正想起身伸展一下，继续看舆报，听到小丫头闷闷地抱怨，才恍觉似乎好些天没听到她娇嫩轻柔的声音，心底涌起一阵愧疚，反手将人拉到怀里坐着，心疼地亲亲委屈的大眼睛，“宝贝抱歉，改天带你们去骑马好不好？”
“不用，”怨妇紧贴着他的胸口不肯离开，满足又郁卒地说，“你先忙正事。”
袁懿没多说，和她一起翻看手里的情报。
此时的匈奴已经东进，经过尼雅和且末，往若羌而来，欲北扼敦煌南联吐蕃，一起进攻河西走廊。西域回鹘、吐谷浑、黑汗等在唐末曾经纷纷有统一独立的苗头，尤以鲜卑后裔党项人为首，然而更为彪悍的匈奴铁骑把他们踩了个遍，接着定朝大军过境当了英雄，流官驻军，通商移民，把他们牢牢控制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体系里。济朝的疆域收缩也没有斩断这条黄金通道，只是让各处古城重镇形成实质上的自治而已。即便游牧民族凭借军事力量不停侵扰，甚至有某些部落出现了杰出人物一统某区域，比如畏兀儿、叶尔羌、月即别等，但在重要地区掌握经济命脉的还是亲中原文化之人，或根本就是汉族后裔。他们像不倒翁一样，在政权势力更迭中屹立不败，庇护着西域的异族平民。虽然客观上也让西域各国力量壮大许多，但他们所代表的汉文化影响力和包容力也得到西域民众的认可，汉商向来是首选的交易对象，中原王朝也永远是他们遭遇强大敌人时第一时间求援的救世主。因先帝暮年对匈奴在国境之外的动作采取绥靖政策，不论是畏兀儿、哈萨克还是叶尔羌，被匈奴占了都未发兵相助，当时还是太子的袁懿力争之下，派出斥候打听消息，救助汉人，联合反抗匈奴的残部，没有太多实际行动。因此，党项人所控制的敦煌受到威胁，除了向大虞求助，还打算北上越过金微山，联系蒙兀部落中实力最强的乞雅惕部。
东北的渤海国曾在唐罗战争后分崩离析，其贵族有遁留东瀛不归者，也有南投高丽反新罗者，高丽的陕溪太氏也是渤海国后裔之一。后来定朝趁虚而入，连东北带高丽一起拿下，整改为东丹道，统辖辽东，渤海王室迁入齐安城，采取同化政策，使渤海文明得到保护，也让道佛教得以扎根，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少数不愿归附的渤海国掌兵者一部分西逃到达赉呼伦湖成为羯夷八部中的郁伏都部，还有一些北退回更荒凉寒冷的伯力一带，称为黑水靺鞨。他们腾出来的这一大片冻土不好开垦，定朝没有大举移民戍边，原来在鲜卑荒野上生活的鄂部才有机会南下。在济朝的无为之治下，郁部伙同其他羯夷部落在边境打草谷很活跃，伯力一带的靺鞨忙于扫荡附近小部落搞统一。等大虞把羯夷狠狠收拾干净后，暂时只推进了一部分边界线，余下的广漠给了蒙兀人壮大的机会，被袁懿标注为库伦城的地方已经发现他们的踪影了。
这些年鄂部与虞朝互通，不但经济上依赖汉人，连治病救人更见效的道佛教都发展了大批信徒，尤其明显的是娶了汉人女子的几个头人实力发展迅猛，族人的生活比其他人好很多，招致保守人士的妒忌和中伤。保守派不甘没落，以‘光复’萨满教为纽带，想联合渤海国搞分立。江格应该没什么能力压制保守派的躁动，因为他自己的五个妻子中，有两人属于保守派。
针对以上情况，枢密院既定的战略是联合敦煌等重城的汉人和叶畏残部，争取与党项人合作，守住河西走廊一线，警惕乞部的来意；此外在稳固六诏的情况下，利用宗教矛盾分化吐蕃，争取在冬季前能遏制住吐蕃和匈奴东征的脚步，让西域有喘息的机会；派人试探性地接触一下月即别有没有合作可能。
目前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一，是否将兴庆和西宁的防线推进到河西走廊最东端的武威，以发挥火炮的防守优势；第二，是否让镇北军西移，和靖西军一起应对乞部的侵略性，这样的话，刚复立的渤海国泰半要靠鄂部去应付，是不是心有点大？
幸好南方和海上传来的消息还不错，安东海军足以应付。与流鬼国通航后，皇家盐厂已经派人去考察在那儿开展盐业、渔业和皮毛养殖业的可行性，应该能很快开始互贸，他们本身也有一些与汉族相同的文化，如‘死解封树，哭之三年’，‘弓箭与中国同’值得拿下。苦兀岛和虾夷岛的地理位置对于大虞解决渤海国问题很有帮助，准备即刻驻军，直面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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