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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到故乡给母亲奔丧的第二天早晨，我会躺在外甥女小米的床上。窗帘透出微弱的光来，墙上有幅画，是日本导演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幽灵公主，她骑在白狼身上，披着银色的兽皮披风，手持长矛和短刀，短发飞扬，愤怒又聪慧。对我而言，非常美。
突然这小小的空间属于我一个人，周身上下放松一些。母亲属猪，今年八十三岁。我属虎，今年四十四岁，母亲在她三十九岁那年生下我。记得幽灵公主说，我一无所有，我被人类遗弃。她的话深深地震动了我，这正是这个世界留给我最初的记忆。
但是我有母亲，活了半辈子的我才明白，母亲从未舍弃我，她生了我，养大了我。
母亲大半生的历史，在我那本自传《饥饿的女儿》里详细写了。写那书，是十一年前，在伦敦开了个头，就回南岸老家继续写，正值酷夏，母亲一大早起来做稀饭，有时加绿豆，有时加冬苋菜，有时加皮蛋瘦肉，稀饭到中午已凉，吃时正好。她做的凉菜每天不一样，尖椒清炒后，与生莴笋丝相拌，折耳根配嫩子姜薄片，空心菜在开水里焯过，放油辣子蒜盐。酱油、糖醋茄子排骨，清淡开胃可口。算起来，那时她七十二岁。母亲的晚年以1996年为界，之前与父亲在一起，不必担心。父亲1999年6月15日过世后，她过的日子，都是她描述，姐姐哥哥的描述，嫂子甚至邻居的描述，除此之外，我知之甚少。这功课得好好做，我才能弄清楚。
1996年我带着丈夫回去住了一个多月，是我和父母生前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天我吐得很厉害，怀疑自己怀孕了。
他说：“若是真的，我们不要，有孩子很麻烦。你受不了当母亲的苦，我们花不起这时间，更不用说要负起当父母的责任。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已有一个女儿，千辛万苦养大，你看她也不在我身边，尤其是她自己有了工作，结了婚，一年半载才有一次电话，都是要钱的，有孩子没有任何好处。”
一检查，果然是孩子。我没有选择余地做了流产手术，与十八年前一样，在七星岗妇产科医院，同样的手术室，只是那时不能打麻醉，而现在可以。
我做完手术当天，丈夫就飞到上海与前妻见面。他和前妻都是上海人，她从澳大利亚回去看娘家人。母亲清早去菜市场买了只老母鸡给我补身体，母亲怕血，不敢杀。父亲眼盲，母亲就扶着他到走廊里，把刀递给他。父亲把鸡交到母亲手里，母亲还在发抖。她怕血。这点我与她相同，最惧怕杀生。如果父亲不杀那可怜的鸡，母亲只得干瞪眼，我也没有吃的。
母亲不高兴我丈夫抽身离开，但对我啥话也没有说，只有一次，我写得不顺手，坐在那儿望南山，听见母亲在叹气。她对父亲说，我找你这个男人不像看上去那么好，但终生可靠。
不等父亲说话，母亲又嘀咕：“有孩子，一个家才是家。没孩子，两个大人是两条随风飘的影子。哎，六妹心本就苦，不多说了。”
我呆在那儿，心里有一肚子的话想对母亲说。母亲似乎没有祝福过我的婚礼，当我把结婚照片寄回重庆，她看看照片，继续抬头看电视节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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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丈夫是我前男友的同事，两人在办公大楼里打过几个照面，称兄道弟。前男友在1989年夏天匆忙到美国留学，之后来了几封短信便没了信息。我在前男友那儿见过他的信，字迹不大，有孟体风格，语气谦虚，学识广博却不卖弄，心还细，附了好几张英国邮票。两人一起编译一本《外国艺术空间蒙太奇集》，可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
前男友的老师听说他从伦敦回北京，离婚后，想找一个中国人结婚。这位老师想到我，正好在北京，于是安排我们见面。打了几次电话都不巧，最后他干脆让我们自己商量时间。在电话里他问我愿意到旅馆去不？
我说没问题。
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敲响他的房门。他打开了门，很亲切地看着我，目光很熟悉很特别。就是那注视，注定了我们的今生。他握着我的手，让我坐在沙发上，他自己坐床头。他比我想的年轻，大我二十岁，看上去最多年长十岁，因为个头结实，显得高，戴着一副讲究的眼镜，透出一种睿智和儒家知识分子气质，他的眼睛没离开我半分钟。第一次遇上心仪已久之人，又如此待我，我内心激动加紧张，手脚都不知如何放了。
他说见面前担心我不会大热天来见他，天底下女人都死要面子，让人讨厌，而我不一样。他问我是不是处女？我说我不是，可能从来就不是。
他说我就是他想找的人。
他如此直截了当，我很惊奇。他说起以前在旧金山读大学的冒险，赶上西方60年代性解放的末班车，他与好几个女友的事，包括他带女友去性俱乐部的事，他问我，到那种地方会胆怯吗？
怎么会？中国也有80年代性解放。我告诉他，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没人敢说恋爱，连对自己父母都不说，我爱你。爱是罪过，性更是丑恶，长久政治高压，伪善道德，导致我们这一代人身心压抑，精神空虚，渴望得到解放，叛逆世俗和传统。我们开黑灯舞会，沉醉烟酒，朗读外国诗歌，辩论尼采萨特哲学，女人都崇尚波伏娃的女性主义，试验各种艺术形式，我们跳裸体舞，随便找男友，第二天，可能就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有天我喝醉了，读到一张油印纸上的诗，说的就是灾难中的孩子。诗里那种恐惧和无畏，就像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安慰着我好些年。
他含笑看着我，眼睛里充满惊喜。我突然明白过来，那首诗就是他写的，我一直等着有一天和他见面，想与他这样的人成为莫逆之交。
他说，你看我们注定会见面。
我倒不好意思了。
他很羡慕我在自己的国家进行了解放自己的革命。
见面五分钟不到，他问我愿不愿嫁给他？
我没说愿意，甚至也没说考虑，我只是开心地笑了。
那个下午，他要看我身体。我说，那就平等吧。我们彼此脱了衣服，他从后面抱住我。我把他带到镜子前，侧过身去看他身体。他要与我做ài。我没同意，说还没有准备。他没有不高兴，只是理解地点点头。
之后我们到街上，到处找一家有空调的餐馆。不负有心人，我们找到一家小餐馆，干净清静，服务员热情，递上冰水，递上菜单，向我们推荐田螺，说是早上送来的，很新鲜，用姜爆炒。我们还点了一个木须肉和豆腐。没一会儿，菜端上来，尤其是田螺做得非常可口。我们用冰水当酒庆贺我们终于相遇，他让我说自己，随便说什么他都爱听。吃完饭，他叫了一辆出租，带我到北大，见一个著名教授，她是他的好朋友。教授对我很亲切，削梨给我吃，又说我的性格像她年轻时。看得出来，他明显是请她做参谋。
第二天傍晚，门房告诉我有人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他。我没想到，陪他到京顺路走，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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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到故乡给母亲奔丧的第二天早晨，我会躺在外甥女小米的床上。窗帘透出微弱的光来，墙上有幅画，是日本导演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幽灵公主，她骑在白狼身上，披着银色的兽皮披风，手持长矛和短刀，短发飞扬，愤怒又聪慧。对我而言，非常美。
突然这小小的空间属于我一个人，周身上下放松一些。母亲属猪，今年八十三岁。我属虎，今年四十四岁，母亲在她三十九岁那年生下我。记得幽灵公主说，我一无所有，我被人类遗弃。她的话深深地震动了我，这正是这个世界留给我最初的记忆。
但是我有母亲，活了半辈子的我才明白，母亲从未舍弃我，她生了我，养大了我。
母亲大半生的历史，在我那本自传《饥饿的女儿》里详细写了。写那书，是十一年前，在伦敦开了个头，就回南岸老家继续写，正值酷夏，母亲一大早起来做稀饭，有时加绿豆，有时加冬苋菜，有时加皮蛋瘦肉，稀饭到中午已凉，吃时正好。她做的凉菜每天不一样，尖椒清炒后，与生莴笋丝相拌，折耳根配嫩子姜薄片，空心菜在开水里焯过，放油辣子蒜盐。酱油、糖醋茄子排骨，清淡开胃可口。算起来，那时她七十二岁。母亲的晚年以1996年为界，之前与父亲在一起，不必担心。父亲1999年6月15日过世后，她过的日子，都是她描述，姐姐哥哥的描述，嫂子甚至邻居的描述，除此之外，我知之甚少。这功课得好好做，我才能弄清楚。
1996年我带着丈夫回去住了一个多月，是我和父母生前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天我吐得很厉害，怀疑自己怀孕了。
他说：“若是真的，我们不要，有孩子很麻烦。你受不了当母亲的苦，我们花不起这时间，更不用说要负起当父母的责任。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已有一个女儿，千辛万苦养大，你看她也不在我身边，尤其是她自己有了工作，结了婚，一年半载才有一次电话，都是要钱的，有孩子没有任何好处。”
一检查，果然是孩子。我没有选择余地做了流产手术，与十八年前一样，在七星岗妇产科医院，同样的手术室，只是那时不能打麻醉，而现在可以。
我做完手术当天，丈夫就飞到上海与前妻见面。他和前妻都是上海人，她从澳大利亚回去看娘家人。母亲清早去菜市场买了只老母鸡给我补身体，母亲怕血，不敢杀。父亲眼盲，母亲就扶着他到走廊里，把刀递给他。父亲把鸡交到母亲手里，母亲还在发抖。她怕血。这点我与她相同，最惧怕杀生。如果父亲不杀那可怜的鸡，母亲只得干瞪眼，我也没有吃的。
母亲不高兴我丈夫抽身离开，但对我啥话也没有说，只有一次，我写得不顺手，坐在那儿望南山，听见母亲在叹气。她对父亲说，我找你这个男人不像看上去那么好，但终生可靠。
不等父亲说话，母亲又嘀咕：“有孩子，一个家才是家。没孩子，两个大人是两条随风飘的影子。哎，六妹心本就苦，不多说了。”
我呆在那儿，心里有一肚子的话想对母亲说。母亲似乎没有祝福过我的婚礼，当我把结婚照片寄回重庆，她看看照片，继续抬头看电视节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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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丈夫是我前男友的同事，两人在办公大楼里打过几个照面，称兄道弟。前男友在1989年夏天匆忙到美国留学，之后来了几封短信便没了信息。我在前男友那儿见过他的信，字迹不大，有孟体风格，语气谦虚，学识广博却不卖弄，心还细，附了好几张英国邮票。两人一起编译一本《外国艺术空间蒙太奇集》，可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
前男友的老师听说他从伦敦回北京，离婚后，想找一个中国人结婚。这位老师想到我，正好在北京，于是安排我们见面。打了几次电话都不巧，最后他干脆让我们自己商量时间。在电话里他问我愿意到旅馆去不？
我说没问题。
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敲响他的房门。他打开了门，很亲切地看着我，目光很熟悉很特别。就是那注视，注定了我们的今生。他握着我的手，让我坐在沙发上，他自己坐床头。他比我想的年轻，大我二十岁，看上去最多年长十岁，因为个头结实，显得高，戴着一副讲究的眼镜，透出一种睿智和儒家知识分子气质，他的眼睛没离开我半分钟。第一次遇上心仪已久之人，又如此待我，我内心激动加紧张，手脚都不知如何放了。
他说见面前担心我不会大热天来见他，天底下女人都死要面子，让人讨厌，而我不一样。他问我是不是处女？我说我不是，可能从来就不是。
他说我就是他想找的人。
他如此直截了当，我很惊奇。他说起以前在旧金山读大学的冒险，赶上西方60年代性解放的末班车，他与好几个女友的事，包括他带女友去性俱乐部的事，他问我，到那种地方会胆怯吗？
怎么会？中国也有80年代性解放。我告诉他，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没人敢说恋爱，连对自己父母都不说，我爱你。爱是罪过，性更是丑恶，长久政治高压，伪善道德，导致我们这一代人身心压抑，精神空虚，渴望得到解放，叛逆世俗和传统。我们开黑灯舞会，沉醉烟酒，朗读外国诗歌，辩论尼采萨特哲学，女人都崇尚波伏娃的女性主义，试验各种艺术形式，我们跳裸体舞，随便找男友，第二天，可能就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有天我喝醉了，读到一张油印纸上的诗，说的就是灾难中的孩子。诗里那种恐惧和无畏，就像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安慰着我好些年。
他含笑看着我，眼睛里充满惊喜。我突然明白过来，那首诗就是他写的，我一直等着有一天和他见面，想与他这样的人成为莫逆之交。
他说，你看我们注定会见面。
我倒不好意思了。
他很羡慕我在自己的国家进行了解放自己的革命。
见面五分钟不到，他问我愿不愿嫁给他？
我没说愿意，甚至也没说考虑，我只是开心地笑了。
那个下午，他要看我身体。我说，那就平等吧。我们彼此脱了衣服，他从后面抱住我。我把他带到镜子前，侧过身去看他身体。他要与我做ài。我没同意，说还没有准备。他没有不高兴，只是理解地点点头。
之后我们到街上，到处找一家有空调的餐馆。不负有心人，我们找到一家小餐馆，干净清静，服务员热情，递上冰水，递上菜单，向我们推荐田螺，说是早上送来的，很新鲜，用姜爆炒。我们还点了一个木须肉和豆腐。没一会儿，菜端上来，尤其是田螺做得非常可口。我们用冰水当酒庆贺我们终于相遇，他让我说自己，随便说什么他都爱听。吃完饭，他叫了一辆出租，带我到北大，见一个著名教授，她是他的好朋友。教授对我很亲切，削梨给我吃，又说我的性格像她年轻时。看得出来，他明显是请她做参谋。
第二天傍晚，门房告诉我有人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他。我没想到，陪他到京顺路走，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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