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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大出风头之后，“海汉”这个名号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在广州火了起来，民众们发现原来前几个月在广州市场上卖到绝版的各种新奇的海货，便是来自“海汉”这个从未听说过的新商号——是的，绝大部分广州民众还只是将海汉人的出现当作了一个新商行入驻本地，这个新商行除了有很多新奇又贵重的玩意儿出售之外，似乎与其他商行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于是各路商家都纷纷出动，希望能够与海汉方面联系上，让自家也能加入到海汉商品的销售渠道当中。
第三，这样做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参考了萧良和虞尧两名军警部成员的意见。虽然驻广办现在加上民兵在内也有十多名武装人员驻守，但如果成员需要进城，那就必须得有军警人员跟随——尽管施耐德和何夕对此都不以为然，他们在第二梯队到来之前经常都是一个人在广州城内到处乱窜。但萧良和虞尧还是坚持了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特别是晚上如果要在广州城内过夜，那至少要有两名以上的安保人员随行，并且作为一二把手的施耐德和何夕不能同时在广州城内过夜，必须至少留一人在驻广办以备不时之需。
于是出于种种的考虑，最后驻广办也就担当起了主要的对外接待任务。好在此时驻广办的改造工程已经完工，来客倒也不会看到什么乱糟糟的情形了。
施耐德和何夕在接到通报后，一起到院子大门迎接了这位“永丰布行”的掌柜。除了“福瑞丰”的人之外，这也是驻广办成立之后第一位登门造访的客商。
虽然离接到对方的拜帖仅仅只过了一天的时间，但何夕还是设法从某些渠道打听到了关于这间布行以及这位掌柜的一些信息。
“永丰布行”的根基在杭州，据说是当地的五大布商之一，当然了，这个时代的布商的生意范围也包括了其他的纺织品在内，并不仅仅只局限于棉布。事实上根据何夕收到的小道消息，这些大布商在当地都拥有相当面积的桑田和雇佣的蚕农，也就是说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可不仅仅是销售渠道，而是从生产到销售一条龙的完整产业链，而这正是驻广办所感兴趣的地方。
这位姓马的掌柜年过四旬，虽然不是布行老板的本家，但据说也跟大老板沾亲带故有些亲属关系。这个时代的连锁生意基本都不会摆脱家族经营的模式，特别是派到外地的这种坐店掌柜，如果跟大老板没点血缘关系的人，是很难得到足够的信任去坐上这个位子。
“永丰布行”在广州城里开着一间不小的铺子，主要是出售松江布和杭州、泉州两地出产的绸缎制品，针对的客户也基本是以社会中上阶层为主。而在此之前，“福瑞丰”为穿越集团所采购的大宗货物中，纺织品特别是绸缎制品，有相当一部分的货源都是来自于“永丰布行”——这些绸缎运回胜利港之后，基本都用在了制作火炮使用的定装火药包上。
执委会所奉行的商业谈判方式，一向都是在酒桌上进行——几个负责对外事务的执委都是久经考验的酒场老将，都喜欢先将对手灌个半醉再进行谈判，这样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施耐德也是其中之一，当初李奈第一次到胜利港的时候，施耐德就是酒桌上的主力之一，而这也间接地造成了之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存在着大量对“福瑞丰”不利的条款。
驻广办成立之后，执委会也是从库存中特批了几十斤白酒给他们。但当他们来到广州之后，却发现本地也很有几种味道不错的佳酿，甚至还优于他们特地从后世带来的那些勾兑酒。
在这个时代蒸馏酒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烧酒被发明出来，元代文献中便有了蒸馏酒和蒸馏器的记载，而明代的《本草纲目》中更是有详细说明了烧酒的制作方法和医用价值。因此在大明的酒肆中，也一直都有烈性酒出售。
当然驻广办拿出来的酒在观感上要比普通的酒楼饭店高档得多，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是大明市场上难以见到的玻璃酒瓶。而这也正是驻广办已经向胜利港申报的新产业之一，由胜利港生产玻璃酒瓶，运至广州，驻广办在本地组织白酒货源和工人进行灌装，然后贴上铭牌，再以原本价格的十倍以上出售。这门生意的可行性极高，而且大明的商人因为受限于包装而难以模仿，但这个计划报回胜利港之后却被执委会暂时搁置到了一边——现有的玻璃制品产能实在有限，连完成手头的订单都还存在困难，就更不要说制作工艺较为复杂的玻璃瓶了，这玩意儿仅靠着目前纯手工工艺人工吹制，很难谈得上什么产量，起码要等工业部研究出挤压成型的简易生产线再说。
但哪怕是后世带来的普通白酒瓶子，现在也足以镇住这位曾以为自己见多识广的马掌柜了——不光是酒瓶，桌上的碗、碟、杯、盏，除了筷子之外的所有东西，甚至连放筷子的小托架都是晶莹剔透的玻璃制品，这种奢侈感是马掌柜在过去的人生中从未见识过的。哪怕是他以前曾经有幸参加过的某知府大人的家宴，也不过就拿出两个单把手的瓜型玻璃瓶盛酒而已，而眼前的这一桌子玻璃器，其形制都是在市面上所没有见过的，必定是海汉人自用的高级货，马掌柜迅速地在心里估了下价，至少应该在五百两以上。
这些东西当然都是非卖品，因为它们都是来自后世的工业品，尺寸规整，工艺先进，而不是胜利港玻璃作坊里靠着人工制出的粗糙商品。这些东西在穿越初期向外界出售了少量之后就被执委会列为了禁售物资，目前只在社交或者其他一些特殊场合作为展示品来使用，而不会再轻易对外大宗出售了。
看到了这些东西，马掌柜便基本可以确信市面上的传言都是真的，前些日子在广州城内炒得火热的玻璃制品的确是来自海汉人的供应，而这也让他更加确信自己将会不虚此行——掌握了这种先进工艺的海汉人无疑就等于是掌握了海量的财富，剩下的就要看自己能有多大的本事从海汉人的口袋里掏到钱了。
酒过三巡，马掌柜便有意无意开始打听海汉人的根基所在，而施耐德对此也并不隐瞒，声称自家的产业座落在崖州某处海港之中，并邀请马掌柜在方便的时候能够去亲身游历一番。当然，施耐德宣传的重点并非是当地的自然风光如何漂亮，而是海汉商品的丰富种类，以及胜利港的自由免税政策。
这位马掌柜显然也是长期在外面走动的人，一听到“免税”眼睛就亮了：“施先生是说在胜利港交易，货物无需缴纳税赋？”
施耐德笑道：“连一个铜板都不用缴！”
马掌柜眼睛转了转又问道：“那是否会按船只大小，或是货舱大小来收取费用？”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广州市舶司所征的水饷就是按船只的尺寸来收取，只要想收钱，主管单位总是能想到办法的。
施耐德解释道：“在胜利港对外来商船不存在以任何名义征收的税赋。当然了，如果贵商行要在胜利港开店售货，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业的大出风头之后，“海汉”这个名号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在广州火了起来，民众们发现原来前几个月在广州市场上卖到绝版的各种新奇的海货，便是来自“海汉”这个从未听说过的新商号——是的，绝大部分广州民众还只是将海汉人的出现当作了一个新商行入驻本地，这个新商行除了有很多新奇又贵重的玩意儿出售之外，似乎与其他商行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于是各路商家都纷纷出动，希望能够与海汉方面联系上，让自家也能加入到海汉商品的销售渠道当中。
第三，这样做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参考了萧良和虞尧两名军警部成员的意见。虽然驻广办现在加上民兵在内也有十多名武装人员驻守，但如果成员需要进城，那就必须得有军警人员跟随——尽管施耐德和何夕对此都不以为然，他们在第二梯队到来之前经常都是一个人在广州城内到处乱窜。但萧良和虞尧还是坚持了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特别是晚上如果要在广州城内过夜，那至少要有两名以上的安保人员随行，并且作为一二把手的施耐德和何夕不能同时在广州城内过夜，必须至少留一人在驻广办以备不时之需。
于是出于种种的考虑，最后驻广办也就担当起了主要的对外接待任务。好在此时驻广办的改造工程已经完工，来客倒也不会看到什么乱糟糟的情形了。
施耐德和何夕在接到通报后，一起到院子大门迎接了这位“永丰布行”的掌柜。除了“福瑞丰”的人之外，这也是驻广办成立之后第一位登门造访的客商。
虽然离接到对方的拜帖仅仅只过了一天的时间，但何夕还是设法从某些渠道打听到了关于这间布行以及这位掌柜的一些信息。
“永丰布行”的根基在杭州，据说是当地的五大布商之一，当然了，这个时代的布商的生意范围也包括了其他的纺织品在内，并不仅仅只局限于棉布。事实上根据何夕收到的小道消息，这些大布商在当地都拥有相当面积的桑田和雇佣的蚕农，也就是说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可不仅仅是销售渠道，而是从生产到销售一条龙的完整产业链，而这正是驻广办所感兴趣的地方。
这位姓马的掌柜年过四旬，虽然不是布行老板的本家，但据说也跟大老板沾亲带故有些亲属关系。这个时代的连锁生意基本都不会摆脱家族经营的模式，特别是派到外地的这种坐店掌柜，如果跟大老板没点血缘关系的人，是很难得到足够的信任去坐上这个位子。
“永丰布行”在广州城里开着一间不小的铺子，主要是出售松江布和杭州、泉州两地出产的绸缎制品，针对的客户也基本是以社会中上阶层为主。而在此之前，“福瑞丰”为穿越集团所采购的大宗货物中，纺织品特别是绸缎制品，有相当一部分的货源都是来自于“永丰布行”——这些绸缎运回胜利港之后，基本都用在了制作火炮使用的定装火药包上。
执委会所奉行的商业谈判方式，一向都是在酒桌上进行——几个负责对外事务的执委都是久经考验的酒场老将，都喜欢先将对手灌个半醉再进行谈判，这样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施耐德也是其中之一，当初李奈第一次到胜利港的时候，施耐德就是酒桌上的主力之一，而这也间接地造成了之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存在着大量对“福瑞丰”不利的条款。
驻广办成立之后，执委会也是从库存中特批了几十斤白酒给他们。但当他们来到广州之后，却发现本地也很有几种味道不错的佳酿，甚至还优于他们特地从后世带来的那些勾兑酒。
在这个时代蒸馏酒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烧酒被发明出来，元代文献中便有了蒸馏酒和蒸馏器的记载，而明代的《本草纲目》中更是有详细说明了烧酒的制作方法和医用价值。因此在大明的酒肆中，也一直都有烈性酒出售。
当然驻广办拿出来的酒在观感上要比普通的酒楼饭店高档得多，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是大明市场上难以见到的玻璃酒瓶。而这也正是驻广办已经向胜利港申报的新产业之一，由胜利港生产玻璃酒瓶，运至广州，驻广办在本地组织白酒货源和工人进行灌装，然后贴上铭牌，再以原本价格的十倍以上出售。这门生意的可行性极高，而且大明的商人因为受限于包装而难以模仿，但这个计划报回胜利港之后却被执委会暂时搁置到了一边——现有的玻璃制品产能实在有限，连完成手头的订单都还存在困难，就更不要说制作工艺较为复杂的玻璃瓶了，这玩意儿仅靠着目前纯手工工艺人工吹制，很难谈得上什么产量，起码要等工业部研究出挤压成型的简易生产线再说。
但哪怕是后世带来的普通白酒瓶子，现在也足以镇住这位曾以为自己见多识广的马掌柜了——不光是酒瓶，桌上的碗、碟、杯、盏，除了筷子之外的所有东西，甚至连放筷子的小托架都是晶莹剔透的玻璃制品，这种奢侈感是马掌柜在过去的人生中从未见识过的。哪怕是他以前曾经有幸参加过的某知府大人的家宴，也不过就拿出两个单把手的瓜型玻璃瓶盛酒而已，而眼前的这一桌子玻璃器，其形制都是在市面上所没有见过的，必定是海汉人自用的高级货，马掌柜迅速地在心里估了下价，至少应该在五百两以上。
这些东西当然都是非卖品，因为它们都是来自后世的工业品，尺寸规整，工艺先进，而不是胜利港玻璃作坊里靠着人工制出的粗糙商品。这些东西在穿越初期向外界出售了少量之后就被执委会列为了禁售物资，目前只在社交或者其他一些特殊场合作为展示品来使用，而不会再轻易对外大宗出售了。
看到了这些东西，马掌柜便基本可以确信市面上的传言都是真的，前些日子在广州城内炒得火热的玻璃制品的确是来自海汉人的供应，而这也让他更加确信自己将会不虚此行——掌握了这种先进工艺的海汉人无疑就等于是掌握了海量的财富，剩下的就要看自己能有多大的本事从海汉人的口袋里掏到钱了。
酒过三巡，马掌柜便有意无意开始打听海汉人的根基所在，而施耐德对此也并不隐瞒，声称自家的产业座落在崖州某处海港之中，并邀请马掌柜在方便的时候能够去亲身游历一番。当然，施耐德宣传的重点并非是当地的自然风光如何漂亮，而是海汉商品的丰富种类，以及胜利港的自由免税政策。
这位马掌柜显然也是长期在外面走动的人，一听到“免税”眼睛就亮了：“施先生是说在胜利港交易，货物无需缴纳税赋？”
施耐德笑道：“连一个铜板都不用缴！”
马掌柜眼睛转了转又问道：“那是否会按船只大小，或是货舱大小来收取费用？”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广州市舶司所征的水饷就是按船只的尺寸来收取，只要想收钱，主管单位总是能想到办法的。
施耐德解释道：“在胜利港对外来商船不存在以任何名义征收的税赋。当然了，如果贵商行要在胜利港开店售货，那就得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