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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马来人和华人所面临的任务是不同的，由于发生了“马来亚联邦”问题，马来人的当务之急是保住自己的主权和特权地位，巩固其与英国殖民统治者战前就已结成的政治同盟，同时尽量阻止非马来人获得公民权，在此基础上逐步谋求殖民地的独立；华人虽在追求殖民地独立问题上与马来人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在战后初期所面临的最急迫的恰是公民权问题，因为，没有公民权，他们就连在当地参政的权利也没有，其他政治社会权益就更无从谈起。当时对于华人而言，带有同等急迫性的，还有列华语为官方语文问题，这是一个被证明在后来的华人发展史上意义非常重大的问题，在当时提出并坚持这一立场，既出于华裔社会的生存本能，也证明了华裔领袖所具有的很强的政治预见力。所以，可以看出，就在独立任务当前之际，马来人与华人之间，却出现了尖锐的权益对立和冲突。而在如何解决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上，显然英国殖民政府的态度是十分关键的。不幸的是，战后的马来亚华人实际上是处在被动受制状态。他们不仅在公民权问题上受到马来人的顽强抵制，在政治方面，马来亚**过早地被迫放弃合法斗争，马来亚华人公会又姗姗来迟（马来西亚的三大族基巫统和印度国大党都成立于1946年），致使华人的权益和要求无法得到及时而有效的维护。不过，马华公会作为马来亚庞大华人族群的政党，其建立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作为后来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政坛上，仅次于巫统的族群党，在马来亚的族群政治中同样是不可取代的。
一、马来亚**尽管马来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调整自己的纲领和目标，甚至为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而一度与英国政府合作，但是，它却从未放弃自己的反帝反殖立场，在马来亚建立民主共和国更是其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因此，在马来亚，它与英国殖民当局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和对立，尽管在特定情况下可以缓和，却决不会消除，这就是为什么当其共同敌人消失，两者继续和平相处了一段时期之后，又走上了对立面，而马来亚**最终被迫退出合法斗争舞台的根本原因。
马来亚**战时与英国殖民当局的合作态度，为其赢得了战后一个时期的合法活动机会，甚至其在马来亚建立民主共和国目标的实现也曾获得过一线希望，因为，日本投降后，该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曾是半岛上一度最有影响的武装力量，但是这一线希望却随着英国殖民当局的很快返回（1945年9月3日英军首先在槟城登陆）而最终破灭了。之后，马共只得解散武装，利用战后短暂的宽松环境从事合法斗争，为马来亚的“民主自治”而奋斗。
马共利用英**政府执政初期实行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政策，先后创办了《时代日报》（1945年8月15日创于怡保）、《民声报》（1945年9月创于吉隆坡）、《新民主报》（1945年9月创于新加坡）和《战友报》等报纸，并组织了退伍战士、工会、妇女、青年等外围组织，其中较重要的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和“各业总工会”。1945年12月1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正式解散，8日便在吉隆坡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总会，并在雪兰莪、森美兰、柔佛、吡叻和吉达等州设立了分会，《战友报》就是在总会成立的当天创刊的。该组织的建立使得马共领导的这部分武装，虽作为战斗组织被解散了，但作为一支力量却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又投入到了新的任务之中。正如马共的一位发言人指出的：“人民抗日军的复员，这决不是意味着我们的斗争已经停止了，而只是说明我们的斗争任务和斗争方式的转变罢了。正是这样，当我们把枪支弹药交还英政府后，我们全体同志立即又站在新的战斗岗位上展开我们的工作了。”这个新的工作就包括为马来亚的民主自治而斗争。马共的另一庞大外围组织“各业总工会”最早于1945年10月25日在新加坡成立，到1946年1月，马来半岛西海岸各州也都有成立，2月又在新加坡成立了“泛马各业总工会”，会员以华人居多，印度人次之。马共领导的工会组织在其存在期间领导了许多罢工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劳工阶层的利益。
马共作为以华人为主的政党，在维护华人的权益方面，主要是针对公民权问题而来的。它批判英国《白皮书》所规定的公民资格，认为只规定了公民资格，却没有赋予公民权利，要求平等授予全民公民权。并从反殖和民主角度对其评价道：首先，政府只是以公民权作为意义模糊的口实来缓和马来亚人民对摆脱亡国奴地位的热烈要求；其次，白皮书企图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争论公民资格问题，忽略了白皮书缺乏的民主内容；第三，白皮书把人民分成公民与非公民两个集团，以分化人民的团结。与马来亚联合邦同时实施的新宪制将申请公民权资格限制得更加严峻后，马共于1948年1月20日亦发表了反对声明，认为新宪制的实施，对马来亚的民族团结与和睦是一个更大的破坏。就在当年，由于同英殖民当局的矛盾愈来愈难以调和，马共决意重新举起武装斗争大旗。1949年，马共中委会再次提出建立“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强调凡是“以马来亚为永久家乡和效忠对象的各民族人民，得为马来亚公民”，且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教育上享有平等的权利”。
马共重新开展武装斗争后，尽管已成为非法组织，并退出了马来亚的政治舞台，但是，它的影响却继续存在着，尤其在马来人与华人的关系方面，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这是因为，普通马来人会因华人中仍存在的与马共的某种联系，把马共武装斗争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和破坏现象，不加区别地算在广大华人头上，从而破坏华人在其心目中的形象，在两族群关系上投下暗影。
不仅如此，英国殖民政府为割断马共武装与华人之间的联系而实施的“新村”计划，其影响就更为深远了。根据这项“Briggs计划”( Briggs Plan)，大批居住在森林边缘和偏僻地区的华人，被强行迁到了园丘、矿场、城市周边及规划的新村中，到1954年，已建新村达480个，涉及华人人口57万余。新村的建立，从族群关系角度上看，极大地阻碍了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交往，不仅如此，通过政府投入而实现的公共设施建设，亦使得华人新村有了不同于传统马来农村的新面貌，这反而带来了马来人的心理不平衡。
二、华人反联合邦运动战后初期英国政府推行的“马来亚联邦”计划的失败，主要归因于马来人的强烈反对。对于一般华人，该计划有关公民权的规定与后来相比虽已相当有利，并因此而招致马来人的强烈反对，但他们自己的反应却是冷漠的，显然当时有关公民权问题并不是他们所迫切关心的，所以对于未经努力而得到的公民权资格未加珍惜，而任由马来人反对使其破产。可是，当英国政府屈从马来人反对浪潮的压力，决定重新考虑马来亚联邦问题，并成立“宪制工作委员会”，且只与马来苏丹和巫统代表协商，而将华人等其他族群代表排除在外，以至准备出台新的联合邦协定之际，华人才以商界为主做出强烈反应。
1946年7月25日，英国政府任命了一个工作委员会以研究制定一部新的联合邦协定，以取代英国人自己拟定的联邦协定，其成员包括6名英国官员、4名马来统治者和2名巫统代表。该委员会建议新协定有以下几点不同：保护马来人统治者的主权；严格限制非马来人公民权资格；以及保护马来人特权。新协议是为了建立“马来亚联合邦”而制定的，1946年12月已基本拟就。
在实施前，为了听取其他族群的意见，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9名成员中包括印度人和华人（2人）代表。尽管如此，新协议建议书中的许多重要内容还是引起了华人的强烈抗议。他们以商界为主，联合其他华人社团，纷纷召开集会，研究协议条文，向咨询委员会、马来亚联邦总... -->>
二战后，马来人和华人所面临的任务是不同的，由于发生了“马来亚联邦”问题，马来人的当务之急是保住自己的主权和特权地位，巩固其与英国殖民统治者战前就已结成的政治同盟，同时尽量阻止非马来人获得公民权，在此基础上逐步谋求殖民地的独立；华人虽在追求殖民地独立问题上与马来人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在战后初期所面临的最急迫的恰是公民权问题，因为，没有公民权，他们就连在当地参政的权利也没有，其他政治社会权益就更无从谈起。当时对于华人而言，带有同等急迫性的，还有列华语为官方语文问题，这是一个被证明在后来的华人发展史上意义非常重大的问题，在当时提出并坚持这一立场，既出于华裔社会的生存本能，也证明了华裔领袖所具有的很强的政治预见力。所以，可以看出，就在独立任务当前之际，马来人与华人之间，却出现了尖锐的权益对立和冲突。而在如何解决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上，显然英国殖民政府的态度是十分关键的。不幸的是，战后的马来亚华人实际上是处在被动受制状态。他们不仅在公民权问题上受到马来人的顽强抵制，在政治方面，马来亚**过早地被迫放弃合法斗争，马来亚华人公会又姗姗来迟（马来西亚的三大族基巫统和印度国大党都成立于1946年），致使华人的权益和要求无法得到及时而有效的维护。不过，马华公会作为马来亚庞大华人族群的政党，其建立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作为后来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政坛上，仅次于巫统的族群党，在马来亚的族群政治中同样是不可取代的。
一、马来亚**尽管马来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调整自己的纲领和目标，甚至为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而一度与英国政府合作，但是，它却从未放弃自己的反帝反殖立场，在马来亚建立民主共和国更是其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因此，在马来亚，它与英国殖民当局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和对立，尽管在特定情况下可以缓和，却决不会消除，这就是为什么当其共同敌人消失，两者继续和平相处了一段时期之后，又走上了对立面，而马来亚**最终被迫退出合法斗争舞台的根本原因。
马来亚**战时与英国殖民当局的合作态度，为其赢得了战后一个时期的合法活动机会，甚至其在马来亚建立民主共和国目标的实现也曾获得过一线希望，因为，日本投降后，该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曾是半岛上一度最有影响的武装力量，但是这一线希望却随着英国殖民当局的很快返回（1945年9月3日英军首先在槟城登陆）而最终破灭了。之后，马共只得解散武装，利用战后短暂的宽松环境从事合法斗争，为马来亚的“民主自治”而奋斗。
马共利用英**政府执政初期实行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政策，先后创办了《时代日报》（1945年8月15日创于怡保）、《民声报》（1945年9月创于吉隆坡）、《新民主报》（1945年9月创于新加坡）和《战友报》等报纸，并组织了退伍战士、工会、妇女、青年等外围组织，其中较重要的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和“各业总工会”。1945年12月1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正式解散，8日便在吉隆坡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总会，并在雪兰莪、森美兰、柔佛、吡叻和吉达等州设立了分会，《战友报》就是在总会成立的当天创刊的。该组织的建立使得马共领导的这部分武装，虽作为战斗组织被解散了，但作为一支力量却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又投入到了新的任务之中。正如马共的一位发言人指出的：“人民抗日军的复员，这决不是意味着我们的斗争已经停止了，而只是说明我们的斗争任务和斗争方式的转变罢了。正是这样，当我们把枪支弹药交还英政府后，我们全体同志立即又站在新的战斗岗位上展开我们的工作了。”这个新的工作就包括为马来亚的民主自治而斗争。马共的另一庞大外围组织“各业总工会”最早于1945年10月25日在新加坡成立，到1946年1月，马来半岛西海岸各州也都有成立，2月又在新加坡成立了“泛马各业总工会”，会员以华人居多，印度人次之。马共领导的工会组织在其存在期间领导了许多罢工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劳工阶层的利益。
马共作为以华人为主的政党，在维护华人的权益方面，主要是针对公民权问题而来的。它批判英国《白皮书》所规定的公民资格，认为只规定了公民资格，却没有赋予公民权利，要求平等授予全民公民权。并从反殖和民主角度对其评价道：首先，政府只是以公民权作为意义模糊的口实来缓和马来亚人民对摆脱亡国奴地位的热烈要求；其次，白皮书企图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争论公民资格问题，忽略了白皮书缺乏的民主内容；第三，白皮书把人民分成公民与非公民两个集团，以分化人民的团结。与马来亚联合邦同时实施的新宪制将申请公民权资格限制得更加严峻后，马共于1948年1月20日亦发表了反对声明，认为新宪制的实施，对马来亚的民族团结与和睦是一个更大的破坏。就在当年，由于同英殖民当局的矛盾愈来愈难以调和，马共决意重新举起武装斗争大旗。1949年，马共中委会再次提出建立“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强调凡是“以马来亚为永久家乡和效忠对象的各民族人民，得为马来亚公民”，且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教育上享有平等的权利”。
马共重新开展武装斗争后，尽管已成为非法组织，并退出了马来亚的政治舞台，但是，它的影响却继续存在着，尤其在马来人与华人的关系方面，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这是因为，普通马来人会因华人中仍存在的与马共的某种联系，把马共武装斗争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和破坏现象，不加区别地算在广大华人头上，从而破坏华人在其心目中的形象，在两族群关系上投下暗影。
不仅如此，英国殖民政府为割断马共武装与华人之间的联系而实施的“新村”计划，其影响就更为深远了。根据这项“Briggs计划”( Briggs Plan)，大批居住在森林边缘和偏僻地区的华人，被强行迁到了园丘、矿场、城市周边及规划的新村中，到1954年，已建新村达480个，涉及华人人口57万余。新村的建立，从族群关系角度上看，极大地阻碍了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交往，不仅如此，通过政府投入而实现的公共设施建设，亦使得华人新村有了不同于传统马来农村的新面貌，这反而带来了马来人的心理不平衡。
二、华人反联合邦运动战后初期英国政府推行的“马来亚联邦”计划的失败，主要归因于马来人的强烈反对。对于一般华人，该计划有关公民权的规定与后来相比虽已相当有利，并因此而招致马来人的强烈反对，但他们自己的反应却是冷漠的，显然当时有关公民权问题并不是他们所迫切关心的，所以对于未经努力而得到的公民权资格未加珍惜，而任由马来人反对使其破产。可是，当英国政府屈从马来人反对浪潮的压力，决定重新考虑马来亚联邦问题，并成立“宪制工作委员会”，且只与马来苏丹和巫统代表协商，而将华人等其他族群代表排除在外，以至准备出台新的联合邦协定之际，华人才以商界为主做出强烈反应。
1946年7月25日，英国政府任命了一个工作委员会以研究制定一部新的联合邦协定，以取代英国人自己拟定的联邦协定，其成员包括6名英国官员、4名马来统治者和2名巫统代表。该委员会建议新协定有以下几点不同：保护马来人统治者的主权；严格限制非马来人公民权资格；以及保护马来人特权。新协议是为了建立“马来亚联合邦”而制定的，1946年12月已基本拟就。
在实施前，为了听取其他族群的意见，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9名成员中包括印度人和华人（2人）代表。尽管如此，新协议建议书中的许多重要内容还是引起了华人的强烈抗议。他们以商界为主，联合其他华人社团，纷纷召开集会，研究协议条文，向咨询委员会、马来亚联邦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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