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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使然的。作为沙文主义的，或种族主义的，而不是政治民族主义的组织，这些协会表达了对以各州为基础的马来传统的完全忠诚，以及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同等的热情，以此在当时定居于马来亚的外国人的贪婪要求下来保护马来人的利益。我们毫不怀疑，马来协会运动及其领导人已经预见到了那样一个时代，不管其多久才能来临，那时，马来人会提出从英国统治下‘民族’独立的要求，他们亦渴望为此而努力工作。”的确，正是由于这一运动及其领导人倾向英国殖民统治的态度，在日本占领期间自然无法得到支持而继续发展，但是，二战后以马来人为首的马来亚国家独立运动却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所以，它所代表的可以看做是正在觉醒的马来亚的马来人族群意识。
无论如何，在20世纪上半叶，面对其人口迅速增长的以华人为主的外来移民的威胁，马来统治上层及其知识分子的族群意识亦在不断加强，他们要求英国殖民当局下放政治权利，给予马来人以保留地和参政的特权地位，限制外来移民（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移民，而不包括甚至鼓励印尼移民）的到来，其激进派甚至强烈反对殖民统治，要求独立，并推动建立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联盟等，并为此而组织各类协会，倡导民族和宗教改革，所以这些，尽管在马来人内部因其复杂的利益关系而未形成统一共识，至于泛马来亚发展的时代亦未真正到来，但是，却昭示着马来族群这时正在从封建蒙昧状态下进入现代自觉发展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也就是在这时，关于“马来人”的定义，亦被提出来成为探讨的主题。如1939年和1940年召开的各州马来协会的泛马来亚（亦包括砂拉越和文莱）大会所发动的“马来血统纯洁运动”，就已“引起了官方的注意”。1940年10月，《现代之光》(The ht)在一封题为“马来人是谁？”的“致马来统治者、首领和议员的公开信”中就讲道：“根据这一运动，马来人是指其男系双亲为这个马来半岛或马来群岛任何相邻岛屿上的土著（这样便排除了其父系为印度和阿拉伯裔的人，而如非穆斯林的爪哇人或巴厘人则包括在内）。”并继续讲道：“也许，在新加坡对于马来人和阿拉伯与印裔人有所误解，这是出于商业上的敌对或其他个人原因；但发生这些误解的人却无权向任何人灌输他们‘仇恨的说教’以反对他们自己的敌人，更不用说反对那些马来州的人了。”这反映了关于“马来人”定义讨论的背景，即马来亚本土的马来人与马来化的阿拉伯和印度人之间的矛盾，后者主要分布于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和槟城，且一般都属于较富裕阶层。无论如何，这一问题更直接地反映了马来人的族群意识的确是正在加强。
三、日本占领期间华人本土意识的形成就一般情况而非个别情况而言，华人在历史上向包括今马来西亚在内的“南洋”地区移民，从一开始就注定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当他们深深地融人当地现代经济建设并为之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后，这块浸透着他们无数血汗的土地自然成了他们落地生根的栖身之地，所以，就马来西亚华人而言，他们或迟或早地生发出一种本土意识，乃是势所必然，也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广大移民对中国这个他们曾经的祖国的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怀是难以轻言放弃的，而且，在以商品贸易为主的时代，商人的漂泊生活，还不足以令他们在异土他乡长久地扎下根来（不排除个别少量情况），但到了现代商品经济时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需要他们在海外建立永久的基业，并为此而提出在当地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包括政治在内的全面的权利。
所以，笔者认为，正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和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基础的全面奠定，他们的本土意识才逐渐变得强烈起来，只是这一天的来临比较晚而已。而由此所引发的与原住民的利益冲突或为当地带来的某些社会问题，一般说来亦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这就提醒人们一定要以一种常态心理对待之，而不是要对之大惊小怪。
马来亚华人本土意识的形成，首先反映在华人移民人口的两性结构比例的变化上。历史上，东南亚华人移民主要以男性为主，直到19世纪末，移民中男女两性的比例相差仍很悬殊，如1891年，霹雳州华人男女比例为18.6:l，其中，在4687名女性中，还有20%参与妓业。这反映了马来亚的一般情况。尽管在马来亚华人可与当地妇女结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部分华人移民婚姻家庭方面的需要，但事实证明这只占少数，因此，华人男女比例相差悬殊状况多少还是反映了华人移民并未抱定扎根本土的决心，他们出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挣钱，当然也有少数是为了避难等其他原因。有学者把清政府限制妇女移民看做是马来亚华人妇女比例小的原因，其实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知道，清朝政府对于男性移民也同样是限制的，但他们仍能冲破阻力甚至冒杀头危险来到南洋。相信如果有必要，他们也应有同样的决心和智慧让大量女性移民来到马来亚。这样，大概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马来亚现代经济发展相同步，当地的华人男女比例也开始逐步获得迅速改善，如到1911年，就已上升到4:1，一年后的1912年又上升到1000：384。此后，由于当地华人或生产对女性移民或女工的需要，即使是英国殖民政府制定的移民条例亦未能限制女牲移民，相反，法令颁布后，她们却迅速增加，到1931年，男女比例就已达l000：513，1947年再上升为1000: 833。毫无疑问，半个世纪内马来亚华人女性移民的迅速增加，在某个方面看，正好反映了华人的本土意识的增强，反过来，亦为其扎根当地提供了动力。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马来亚华人性别比例趋进平衡，必然导致当地出生的儿童人数的增加，这又促进华人教育的发展，如以1938年情况为例，在各语言源流学校中，华人小学的学校、教师和注册学生数都是最高的。
马来西亚华人本土意识增强的还有一个重要表现是开始关注自己在当地的政治权利。长期以来，不管是以哪一种原因来到马来亚，华人移民在这里的主要关心基本上局限于经济领域。20世纪上半叶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在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后，亦开始提出政治要求，这是因为，在英国殖民当局与马来上层联合统治下，通过政治干预经济发展的现象愈来愈明显，如“亲马来人”的土地保护法令、限制华人移民的法令等，这无疑使华人清楚地看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本来就有的密切关系。再就是，马来亚的华人由于一直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保持着密切联系，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历次政治变迁亦都有他们不同程度的参与，甚至中国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康有为和孙中山，以及一些重要的党派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他们或亲自来新马等地活动（办报、办学校、成立各种组织、搞政治宣传等），或在此发展自己的势力，有时亦把党派斗争引入进来，而当地华人则毫无例外地被卷了进去，所以，他们本来就不缺乏政治觉悟和经验，是因为对当地政治的发展以及自身的政治权益很快就有了清醒的意识。另外，二战前，英国殖民政府也已经适当地照顾到了华人的参政要求，因而使他们有了当地的政治经验，以及深入参政的基础。也正是这种多少是突如其来的咄咄逼人的政治发展态势，才引起了马来人的全面恐慌。而当华人代表利用殖民政府提供的政治舞台发出“谁说这是马来人的国家？”的质问的时候，局面显然更为难堪了。如海峡殖民地立法委员会中的一名华人代表Lig Yan在发出这样的质问后，又讲道：“当Light船长到来的时候，难道他看到过马来人吗？看到过马来村庄吗？我们的祖先来到这里，作为苦力——当苦力难道不令人感到羞耻吗——而努力工作，他们没有把钱寄回中国。他们在这里结婚、花钱，就是这样，政府才能把这个国家由丛林带入文明。我们与这个国家已不可分。
她是我们的，我们的国家。”在这里，尽管话语显得很激进，但是，却再明确不过地表明了华人对当地的政治认同，显然他是从华人已为当地做出牺牲和贡献这一资格来讲这番话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或类似的心理，所以，当英国殖民政府把马来联邦的权力下放给各州时，华人才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因为这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在政治上偏向马来人。
海峡殖民地尤其是槟城和马六甲是华人在马来亚定居较早的地方，所以，华人的本土意识最早在这里出现也绝非偶然。事实上，正是当地出生并受过英国教育的海峡华人最早掀起了“以马来亚为中心的政治运动”，其最有影响的组织有“不列颠海峡华人协会”( 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该协会最早发起成立于新加坡（1900年），随后在马六甲和槟城都建有分会。主要代表海峡殖民地受过英语教育的职业人士与商人的利益，是最早敦促马来亚华人政治上认同当地的组织。其成员有大商人、业主，也有来自“华人顾问委员会”(the Chinese Advisory Boards)、联邦立法委员会、州委员会的华人代表。其领袖如陈祯禄曾提出过殖民地自治主张，并号召华人培养自己对本土忠诚的情感。日本占领期间，又在印度成立了“海外华人协会”(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着手制定有关马来亚解放后华人前途的计划。
日本占领新加坡和马来亚以后，华人的本土意识又进一步从提出政治要求而落实为行动，这就是在马来亚**的领导下，全力投入到了当地的抗日斗争之中，他们甚至提出驱逐日本，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实际上，马来亚华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很早就开始了，而且与中国反日斗争一直保持着同步发展的联系。在历次反日**中，新马华人进行了无数次的抵制日货、为中国抗日斗争募捐等活动，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后，以著名华人领袖陈嘉庚领导的“南洋筹赈总会”甚至包括了多达45个组织，所以，从道义上和物质上都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新加坡和马来亚被占领后，广大华人继续发扬这一传统，在本土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的贡献甚至得到了英国殖民官员的认同。这期间，马来亚**(1927年成立时称“南洋**”，1930年改为现名)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一直奋战在抗日的最前线，所作的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在此，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斗争纲领的及时变化，代表了华人本土意识的变化。马来亚**成立早期，主要是从阶级斗争出发，提出了驱逐英帝国主义，打倒马来封建势力，建立“马来亚工农苏维埃共和国”等斗争纲领。鲜明地表明了马来亚**立足于马来亚本土的斗争立场。抗日斗争开始后，马共多次调整自己的斗争路线，先是提出“团结马来亚各民族与协助英国人抵抗日军侵略，保卫马来亚”，继而确立了“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以及“建立各民族普选的国家机构，保卫祖国，实现民主权利，改善民生，振兴工农商业，建设各民族友爱、自由、幸福的马来亚”的斗争纲领。以华人为主体的马来亚**的这一纲领的提出，尤其是视马来亚为“祖国” 的思想转变之完成，而在纲领中仅把苏联和中国作为国际联合的对象等，标志着日本占领期间至少是以马共为主的华人的马来亚本土意识已基本形成，而它在当时是有影响力的。
马来亚华人本土意识的出现，早在二战前，在当地华人思想舆论界也已有明显反应。1941年4月，一位名叫李秋的作者在《南洋商报》发表文章“论马华民族属性问题”，表示马来亚华人在本地定居已有长久历史，他们应被称做“马华”，这是因为“它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一个特殊的支脉，同时又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基干民族。”战后初期，另一位作者屈哲夫在文章“南洋华族的政治危机”中，则进一步提出“华族”概念，用来替代马来亚“华侨”之称呼，他认为大部分华侨此时在南洋都已不是侨居而是定居了，他们也早已成了为当地作贡献的建设主体，而不再是客体。当然相反的意见也有存在。无论如何，马来亚华人的本土意识，通过舆论界的讨论，反而会更有利于启发人们认真思考。二战后，效忠本土亦成了华人政党追求的目标之一，如1945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ion)，其目标就是“通过向马来人灌输超越其对苏丹的自然之忠诚的国家忠诚，……以及让非马来民族在其祖先故乡的思乡之情中醒来，使各族树立对马来亚的真正的忠诚感”。
础使然的。作为沙文主义的，或种族主义的，而不是政治民族主义的组织，这些协会表达了对以各州为基础的马来传统的完全忠诚，以及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同等的热情，以此在当时定居于马来亚的外国人的贪婪要求下来保护马来人的利益。我们毫不怀疑，马来协会运动及其领导人已经预见到了那样一个时代，不管其多久才能来临，那时，马来人会提出从英国统治下‘民族’独立的要求，他们亦渴望为此而努力工作。”的确，正是由于这一运动及其领导人倾向英国殖民统治的态度，在日本占领期间自然无法得到支持而继续发展，但是，二战后以马来人为首的马来亚国家独立运动却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所以，它所代表的可以看做是正在觉醒的马来亚的马来人族群意识。
无论如何，在20世纪上半叶，面对其人口迅速增长的以华人为主的外来移民的威胁，马来统治上层及其知识分子的族群意识亦在不断加强，他们要求英国殖民当局下放政治权利，给予马来人以保留地和参政的特权地位，限制外来移民（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移民，而不包括甚至鼓励印尼移民）的到来，其激进派甚至强烈反对殖民统治，要求独立，并推动建立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联盟等，并为此而组织各类协会，倡导民族和宗教改革，所以这些，尽管在马来人内部因其复杂的利益关系而未形成统一共识，至于泛马来亚发展的时代亦未真正到来，但是，却昭示着马来族群这时正在从封建蒙昧状态下进入现代自觉发展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也就是在这时，关于“马来人”的定义，亦被提出来成为探讨的主题。如1939年和1940年召开的各州马来协会的泛马来亚（亦包括砂拉越和文莱）大会所发动的“马来血统纯洁运动”，就已“引起了官方的注意”。1940年10月，《现代之光》(The ht)在一封题为“马来人是谁？”的“致马来统治者、首领和议员的公开信”中就讲道：“根据这一运动，马来人是指其男系双亲为这个马来半岛或马来群岛任何相邻岛屿上的土著（这样便排除了其父系为印度和阿拉伯裔的人，而如非穆斯林的爪哇人或巴厘人则包括在内）。”并继续讲道：“也许，在新加坡对于马来人和阿拉伯与印裔人有所误解，这是出于商业上的敌对或其他个人原因；但发生这些误解的人却无权向任何人灌输他们‘仇恨的说教’以反对他们自己的敌人，更不用说反对那些马来州的人了。”这反映了关于“马来人”定义讨论的背景，即马来亚本土的马来人与马来化的阿拉伯和印度人之间的矛盾，后者主要分布于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和槟城，且一般都属于较富裕阶层。无论如何，这一问题更直接地反映了马来人的族群意识的确是正在加强。
三、日本占领期间华人本土意识的形成就一般情况而非个别情况而言，华人在历史上向包括今马来西亚在内的“南洋”地区移民，从一开始就注定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当他们深深地融人当地现代经济建设并为之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后，这块浸透着他们无数血汗的土地自然成了他们落地生根的栖身之地，所以，就马来西亚华人而言，他们或迟或早地生发出一种本土意识，乃是势所必然，也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广大移民对中国这个他们曾经的祖国的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怀是难以轻言放弃的，而且，在以商品贸易为主的时代，商人的漂泊生活，还不足以令他们在异土他乡长久地扎下根来（不排除个别少量情况），但到了现代商品经济时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需要他们在海外建立永久的基业，并为此而提出在当地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包括政治在内的全面的权利。
所以，笔者认为，正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和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基础的全面奠定，他们的本土意识才逐渐变得强烈起来，只是这一天的来临比较晚而已。而由此所引发的与原住民的利益冲突或为当地带来的某些社会问题，一般说来亦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这就提醒人们一定要以一种常态心理对待之，而不是要对之大惊小怪。
马来亚华人本土意识的形成，首先反映在华人移民人口的两性结构比例的变化上。历史上，东南亚华人移民主要以男性为主，直到19世纪末，移民中男女两性的比例相差仍很悬殊，如1891年，霹雳州华人男女比例为18.6:l，其中，在4687名女性中，还有20%参与妓业。这反映了马来亚的一般情况。尽管在马来亚华人可与当地妇女结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部分华人移民婚姻家庭方面的需要，但事实证明这只占少数，因此，华人男女比例相差悬殊状况多少还是反映了华人移民并未抱定扎根本土的决心，他们出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挣钱，当然也有少数是为了避难等其他原因。有学者把清政府限制妇女移民看做是马来亚华人妇女比例小的原因，其实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知道，清朝政府对于男性移民也同样是限制的，但他们仍能冲破阻力甚至冒杀头危险来到南洋。相信如果有必要，他们也应有同样的决心和智慧让大量女性移民来到马来亚。这样，大概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马来亚现代经济发展相同步，当地的华人男女比例也开始逐步获得迅速改善，如到1911年，就已上升到4:1，一年后的1912年又上升到1000：384。此后，由于当地华人或生产对女性移民或女工的需要，即使是英国殖民政府制定的移民条例亦未能限制女牲移民，相反，法令颁布后，她们却迅速增加，到1931年，男女比例就已达l000：513，1947年再上升为1000: 833。毫无疑问，半个世纪内马来亚华人女性移民的迅速增加，在某个方面看，正好反映了华人的本土意识的增强，反过来，亦为其扎根当地提供了动力。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马来亚华人性别比例趋进平衡，必然导致当地出生的儿童人数的增加，这又促进华人教育的发展，如以1938年情况为例，在各语言源流学校中，华人小学的学校、教师和注册学生数都是最高的。
马来西亚华人本土意识增强的还有一个重要表现是开始关注自己在当地的政治权利。长期以来，不管是以哪一种原因来到马来亚，华人移民在这里的主要关心基本上局限于经济领域。20世纪上半叶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在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后，亦开始提出政治要求，这是因为，在英国殖民当局与马来上层联合统治下，通过政治干预经济发展的现象愈来愈明显，如“亲马来人”的土地保护法令、限制华人移民的法令等，这无疑使华人清楚地看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本来就有的密切关系。再就是，马来亚的华人由于一直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保持着密切联系，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历次政治变迁亦都有他们不同程度的参与，甚至中国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康有为和孙中山，以及一些重要的党派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他们或亲自来新马等地活动（办报、办学校、成立各种组织、搞政治宣传等），或在此发展自己的势力，有时亦把党派斗争引入进来，而当地华人则毫无例外地被卷了进去，所以，他们本来就不缺乏政治觉悟和经验，是因为对当地政治的发展以及自身的政治权益很快就有了清醒的意识。另外，二战前，英国殖民政府也已经适当地照顾到了华人的参政要求，因而使他们有了当地的政治经验，以及深入参政的基础。也正是这种多少是突如其来的咄咄逼人的政治发展态势，才引起了马来人的全面恐慌。而当华人代表利用殖民政府提供的政治舞台发出“谁说这是马来人的国家？”的质问的时候，局面显然更为难堪了。如海峡殖民地立法委员会中的一名华人代表Lig Yan在发出这样的质问后，又讲道：“当Light船长到来的时候，难道他看到过马来人吗？看到过马来村庄吗？我们的祖先来到这里，作为苦力——当苦力难道不令人感到羞耻吗——而努力工作，他们没有把钱寄回中国。他们在这里结婚、花钱，就是这样，政府才能把这个国家由丛林带入文明。我们与这个国家已不可分。
她是我们的，我们的国家。”在这里，尽管话语显得很激进，但是，却再明确不过地表明了华人对当地的政治认同，显然他是从华人已为当地做出牺牲和贡献这一资格来讲这番话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或类似的心理，所以，当英国殖民政府把马来联邦的权力下放给各州时，华人才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因为这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在政治上偏向马来人。
海峡殖民地尤其是槟城和马六甲是华人在马来亚定居较早的地方，所以，华人的本土意识最早在这里出现也绝非偶然。事实上，正是当地出生并受过英国教育的海峡华人最早掀起了“以马来亚为中心的政治运动”，其最有影响的组织有“不列颠海峡华人协会”( 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该协会最早发起成立于新加坡（1900年），随后在马六甲和槟城都建有分会。主要代表海峡殖民地受过英语教育的职业人士与商人的利益，是最早敦促马来亚华人政治上认同当地的组织。其成员有大商人、业主，也有来自“华人顾问委员会”(the Chinese Advisory Boards)、联邦立法委员会、州委员会的华人代表。其领袖如陈祯禄曾提出过殖民地自治主张，并号召华人培养自己对本土忠诚的情感。日本占领期间，又在印度成立了“海外华人协会”(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着手制定有关马来亚解放后华人前途的计划。
日本占领新加坡和马来亚以后，华人的本土意识又进一步从提出政治要求而落实为行动，这就是在马来亚**的领导下，全力投入到了当地的抗日斗争之中，他们甚至提出驱逐日本，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实际上，马来亚华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很早就开始了，而且与中国反日斗争一直保持着同步发展的联系。在历次反日**中，新马华人进行了无数次的抵制日货、为中国抗日斗争募捐等活动，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后，以著名华人领袖陈嘉庚领导的“南洋筹赈总会”甚至包括了多达45个组织，所以，从道义上和物质上都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新加坡和马来亚被占领后，广大华人继续发扬这一传统，在本土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的贡献甚至得到了英国殖民官员的认同。这期间，马来亚**(1927年成立时称“南洋**”，1930年改为现名)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一直奋战在抗日的最前线，所作的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在此，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斗争纲领的及时变化，代表了华人本土意识的变化。马来亚**成立早期，主要是从阶级斗争出发，提出了驱逐英帝国主义，打倒马来封建势力，建立“马来亚工农苏维埃共和国”等斗争纲领。鲜明地表明了马来亚**立足于马来亚本土的斗争立场。抗日斗争开始后，马共多次调整自己的斗争路线，先是提出“团结马来亚各民族与协助英国人抵抗日军侵略，保卫马来亚”，继而确立了“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以及“建立各民族普选的国家机构，保卫祖国，实现民主权利，改善民生，振兴工农商业，建设各民族友爱、自由、幸福的马来亚”的斗争纲领。以华人为主体的马来亚**的这一纲领的提出，尤其是视马来亚为“祖国” 的思想转变之完成，而在纲领中仅把苏联和中国作为国际联合的对象等，标志着日本占领期间至少是以马共为主的华人的马来亚本土意识已基本形成，而它在当时是有影响力的。
马来亚华人本土意识的出现，早在二战前，在当地华人思想舆论界也已有明显反应。1941年4月，一位名叫李秋的作者在《南洋商报》发表文章“论马华民族属性问题”，表示马来亚华人在本地定居已有长久历史，他们应被称做“马华”，这是因为“它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一个特殊的支脉，同时又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基干民族。”战后初期，另一位作者屈哲夫在文章“南洋华族的政治危机”中，则进一步提出“华族”概念，用来替代马来亚“华侨”之称呼，他认为大部分华侨此时在南洋都已不是侨居而是定居了，他们也早已成了为当地作贡献的建设主体，而不再是客体。当然相反的意见也有存在。无论如何，马来亚华人的本土意识，通过舆论界的讨论，反而会更有利于启发人们认真思考。二战后，效忠本土亦成了华人政党追求的目标之一，如1945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ion)，其目标就是“通过向马来人灌输超越其对苏丹的自然之忠诚的国家忠诚，……以及让非马来民族在其祖先故乡的思乡之情中醒来，使各族树立对马来亚的真正的忠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