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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起合作了多年。没有余岚,就没有我事业上的黄金时代。
这些年来,余岚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小说家。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我们不再合作了。我也受困于抑郁症,关了公司出国休养。若不是余岚现在的出版人的力邀,我是不会回来的。
可是抱歉了,我到底没能准时如约。我即使不说,你也猜得出来:此刻我坚信就是我人生的终点了。我死后的一切事宜我都会全权委托给我的好友余岚,也包括这座房子。我知道她会打理得很周到的。
最后,烦请发现我的尸体的人将这封遗书转交给余岚,谢谢。
周锐亲笔
2015年9月14号20:00
萧郁将稿子拿在手上,在众人面前公开讲话,她有点紧张,念了几句后,她才发现她的书面报告以口语的方式念出,像是小学生在朗读课文一样幼稚。
她虽然没有看到在场同事们的表情,但她知道,报告上的长句子肯定令听者觉得很不友好。于是,在生硬地念完第一个小段落后,她决定从头来过,将自己的报告总结以口述方式讲出:
“刚才各位对案情进行了多重可能分析,接下来,我希望我对这封遗书的看法,能够将这些案件的线索打通。说结论,我认为这封自杀遗书是伪造的。当然,对于笔迹鉴定是死者本人这个结论,我目前没有想到合理解释。我试图从这封自杀遗书的文本开始分析,原因有三个:第一,自杀遗书的背景语境通常而言,都不是非常明确的,自杀者很少用太过明确的意思讲出他的自杀原因,而在死者周锐的自杀遗书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他很清晰地讲出他的死因是抑郁症;
“第二,是这封自杀遗书预设的收信人问题,通常而言,自杀遗书只针对一个收信人,自杀者不会去假定是谁会在第一时间看这封信,它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考虑在它死后的问题,而这封遗书,我们能看到,它似乎在假定第一个收信人一定不会是余岚,在信件的末尾,他还再次强调提醒让看到信的第三方将信件转交给余岚;
“第三,这封自杀遗书的篇幅过长,通常,鼓起勇气自杀的人在告别时,不会这么事无巨细,这么有条理的书写过长的篇幅,这简直像在做职业履历报告一样,这里面与自杀不相关的多余材料很多,而且遗书中所说,除了抑郁症,大部分材料我都能在网络上查到相关的资料。
“总结下来,过于详细的自杀背景原因叙述、不明确的收信人、过于详细的遗书内容,以上这三个点,我认为,这封自杀遗书不是出自作者的本意。或许他当时受到了某种胁迫,才写下的这封遗书。”
萧郁几乎是将报告中的内容,一气呵成。说完后,会议室一时间很安静,片刻后曾勇站起来,夸奖她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
这之后,大家开始针对她的分析展开讨论。同事双成觉得,萧郁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自杀遗书针对不同个人,也完全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质,比如,周锐生前不仅仅是个出版人,他还是个书评专栏作者,也就是说是个文字工作者,这一身份是否会对他这封遗书的内容有一定的影响,是需要考虑的变量。
在场的刑侦大队的另一个同事则直言萧郁的看法价值不大,他觉得萧郁的这一套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分析,经不起实践的推敲,“有的人死前完全有可能做一番精心的料理和准备,没什么稀奇的,该交代的后事都交代清楚了,然后踏踏实实去死。”他带着漫不经心的口气说,仿佛刚才萧郁的一番话就是个仅供娱乐的儿戏。
“可是显然,死者不是踏踏实实死去的,他在死前备受折磨,而这正跟这封伪造的自杀遗书——不,确切说,是疑似伪造的自杀遗书构成了一种鲜明对比,为什么凶手在那么残忍地杀害他之后,还故意留下死者亲笔书写的遗书。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曾勇以反问的方式为萧郁的结论做了背书,证明她对自杀遗书的分析是完全能站住脚的,接下来,曾勇又要求萧郁根据遗书中的内容配合专案组,作进一步的分析。
不用曾勇提醒,她也明白自己到底需要干些什么。接下来,她的工作量还有很大,她要去研究死者和余岚之间的关系,研究能查到的所有相关死者和嫌疑人文本,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余岚从出道以来所写的数本长篇小说。会议结束,萧郁心里松了一口气,虽然她的初步分析报告并未能获得所有同事的认可,但毕竟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种认可,给了她继续扑在这些文本上的钻研的信心。
她瞥了眼手机,才发现刚才会议室开会的时候,有好几通林康的未接来电,还有一条消息,问萧郁什么时候回家,孩子不想睡,在等她。自她来转行当警察,林康和她交流起来,总是不冷不热,每次说话都借由孩子的事来搭话,仿佛自己跟她无话可说似的。
她觉得林康通过对她的讽刺来达到一种快感,同时还占领了道德上的制高点:看吧,是我,一个还在创业的人,一直照看孩子,一早起来给他做早饭,送他上学接他放学,晚上还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坐在床头给儿子讲那些已经讲了几百遍的幼稚童话故事。
从语言研究所辞职转行警察这两年,这还是她所学专业“司法语言学”第一次被应用在一桩凶杀案上。自杀遗书与谋杀现场,这种鲜明的悖谬立刻就吸引了她。这是属于她的案子。尽管她并不知道在这起案子中,她的司法语言学能为破案带来多大的帮助。但她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或许未来的一年、甚至几年都不会再遇上这样的案子。
况且这两年,林康一直觉得她大龄转行做刑警,是想一出是一出,还说她在警局的这两年,根本没用上自己的专业技能。
站在外人的角度看,萧郁的确是有些“自讨苦吃”的感觉,和语言研究所的差事、福利待遇相比,刑警的活确实又苦又累,难免令人生出一种“何必呢”的同情。可她知道,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她已经厌烦了酱缸式的学术圈文化。
开车回家的路上,她想到家后孩子也许不会睡着。说不定还能给他讲一个睡前小故事。曾勇的电话打过来,她接起电话。
曾勇直入正题:“刚才技术科的人搜查资料,发现十一年前在清远的时候,她有过一任丈夫。”
“后来呢,离婚了?”萧郁问。
“没有离婚。”
“那她现在是怎么结的婚?”
“人失踪了,没两年,法院判了婚姻关系自动解除。你知道巧合的是什么吗?他失踪后没几天,余岚就从清远来这了。好了,不耽误你下班陪孩子了,跟你说这个,是给你提个醒,余岚这个女人,不简单呐。”
电话挂断时,车子驶过一家24小时营业的文艺书店。她没有马上回家,找了个路边的地方停车,走去书店,那里应该会有余岚的小说,包括那本最新的《戏弄》。
,此后一起合作了多年。没有余岚,就没有我事业上的黄金时代。
这些年来,余岚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小说家。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我们不再合作了。我也受困于抑郁症,关了公司出国休养。若不是余岚现在的出版人的力邀,我是不会回来的。
可是抱歉了,我到底没能准时如约。我即使不说,你也猜得出来:此刻我坚信就是我人生的终点了。我死后的一切事宜我都会全权委托给我的好友余岚,也包括这座房子。我知道她会打理得很周到的。
最后,烦请发现我的尸体的人将这封遗书转交给余岚,谢谢。
周锐亲笔
2015年9月14号20:00
萧郁将稿子拿在手上,在众人面前公开讲话,她有点紧张,念了几句后,她才发现她的书面报告以口语的方式念出,像是小学生在朗读课文一样幼稚。
她虽然没有看到在场同事们的表情,但她知道,报告上的长句子肯定令听者觉得很不友好。于是,在生硬地念完第一个小段落后,她决定从头来过,将自己的报告总结以口述方式讲出:
“刚才各位对案情进行了多重可能分析,接下来,我希望我对这封遗书的看法,能够将这些案件的线索打通。说结论,我认为这封自杀遗书是伪造的。当然,对于笔迹鉴定是死者本人这个结论,我目前没有想到合理解释。我试图从这封自杀遗书的文本开始分析,原因有三个:第一,自杀遗书的背景语境通常而言,都不是非常明确的,自杀者很少用太过明确的意思讲出他的自杀原因,而在死者周锐的自杀遗书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他很清晰地讲出他的死因是抑郁症;
“第二,是这封自杀遗书预设的收信人问题,通常而言,自杀遗书只针对一个收信人,自杀者不会去假定是谁会在第一时间看这封信,它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考虑在它死后的问题,而这封遗书,我们能看到,它似乎在假定第一个收信人一定不会是余岚,在信件的末尾,他还再次强调提醒让看到信的第三方将信件转交给余岚;
“第三,这封自杀遗书的篇幅过长,通常,鼓起勇气自杀的人在告别时,不会这么事无巨细,这么有条理的书写过长的篇幅,这简直像在做职业履历报告一样,这里面与自杀不相关的多余材料很多,而且遗书中所说,除了抑郁症,大部分材料我都能在网络上查到相关的资料。
“总结下来,过于详细的自杀背景原因叙述、不明确的收信人、过于详细的遗书内容,以上这三个点,我认为,这封自杀遗书不是出自作者的本意。或许他当时受到了某种胁迫,才写下的这封遗书。”
萧郁几乎是将报告中的内容,一气呵成。说完后,会议室一时间很安静,片刻后曾勇站起来,夸奖她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
这之后,大家开始针对她的分析展开讨论。同事双成觉得,萧郁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自杀遗书针对不同个人,也完全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质,比如,周锐生前不仅仅是个出版人,他还是个书评专栏作者,也就是说是个文字工作者,这一身份是否会对他这封遗书的内容有一定的影响,是需要考虑的变量。
在场的刑侦大队的另一个同事则直言萧郁的看法价值不大,他觉得萧郁的这一套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分析,经不起实践的推敲,“有的人死前完全有可能做一番精心的料理和准备,没什么稀奇的,该交代的后事都交代清楚了,然后踏踏实实去死。”他带着漫不经心的口气说,仿佛刚才萧郁的一番话就是个仅供娱乐的儿戏。
“可是显然,死者不是踏踏实实死去的,他在死前备受折磨,而这正跟这封伪造的自杀遗书——不,确切说,是疑似伪造的自杀遗书构成了一种鲜明对比,为什么凶手在那么残忍地杀害他之后,还故意留下死者亲笔书写的遗书。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曾勇以反问的方式为萧郁的结论做了背书,证明她对自杀遗书的分析是完全能站住脚的,接下来,曾勇又要求萧郁根据遗书中的内容配合专案组,作进一步的分析。
不用曾勇提醒,她也明白自己到底需要干些什么。接下来,她的工作量还有很大,她要去研究死者和余岚之间的关系,研究能查到的所有相关死者和嫌疑人文本,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余岚从出道以来所写的数本长篇小说。会议结束,萧郁心里松了一口气,虽然她的初步分析报告并未能获得所有同事的认可,但毕竟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种认可,给了她继续扑在这些文本上的钻研的信心。
她瞥了眼手机,才发现刚才会议室开会的时候,有好几通林康的未接来电,还有一条消息,问萧郁什么时候回家,孩子不想睡,在等她。自她来转行当警察,林康和她交流起来,总是不冷不热,每次说话都借由孩子的事来搭话,仿佛自己跟她无话可说似的。
她觉得林康通过对她的讽刺来达到一种快感,同时还占领了道德上的制高点:看吧,是我,一个还在创业的人,一直照看孩子,一早起来给他做早饭,送他上学接他放学,晚上还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坐在床头给儿子讲那些已经讲了几百遍的幼稚童话故事。
从语言研究所辞职转行警察这两年,这还是她所学专业“司法语言学”第一次被应用在一桩凶杀案上。自杀遗书与谋杀现场,这种鲜明的悖谬立刻就吸引了她。这是属于她的案子。尽管她并不知道在这起案子中,她的司法语言学能为破案带来多大的帮助。但她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或许未来的一年、甚至几年都不会再遇上这样的案子。
况且这两年,林康一直觉得她大龄转行做刑警,是想一出是一出,还说她在警局的这两年,根本没用上自己的专业技能。
站在外人的角度看,萧郁的确是有些“自讨苦吃”的感觉,和语言研究所的差事、福利待遇相比,刑警的活确实又苦又累,难免令人生出一种“何必呢”的同情。可她知道,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她已经厌烦了酱缸式的学术圈文化。
开车回家的路上,她想到家后孩子也许不会睡着。说不定还能给他讲一个睡前小故事。曾勇的电话打过来,她接起电话。
曾勇直入正题:“刚才技术科的人搜查资料,发现十一年前在清远的时候,她有过一任丈夫。”
“后来呢,离婚了?”萧郁问。
“没有离婚。”
“那她现在是怎么结的婚?”
“人失踪了,没两年,法院判了婚姻关系自动解除。你知道巧合的是什么吗?他失踪后没几天,余岚就从清远来这了。好了,不耽误你下班陪孩子了,跟你说这个,是给你提个醒,余岚这个女人,不简单呐。”
电话挂断时,车子驶过一家24小时营业的文艺书店。她没有马上回家,找了个路边的地方停车,走去书店,那里应该会有余岚的小说,包括那本最新的《戏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