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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换到河东镇守，避免与原来地方势力勾结。
对一些图谋不轨的藩王，典签更是警惕性极高。南朝齐的鄱阳王萧锵想谋反，“典签知谋告之，数日，明帝遣二千人围锵府，害之”。正是典签侦知了鄱阳王的阴谋，将一场反叛扼杀在摇篮之中。
典签还有一项工作任务是对藩王和地方大员的政绩进行评估，并可以影响到这些人的政治生命。根据《南史》记载，皇帝往往会将一郡之事悉数委派给典签，让他们“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写成奏章上报皇帝，对这些地方大员的去留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如果刺史得罪了典签，很大可能会被降职降级。比如齐武帝时江州刺史与典签不和，典签将刺史的工作成绩打上不合格，导致刺史被贬。
典签采取密折将情况上报皇帝，被看成中国最早的特务。他们使用的手段基本上是秘密调查为主，手段上有别于黜陟使之类的钦差大臣那种明查。
为什么要给典签那么大的权力？
宋孝武帝是靠政变上位的，他的政变中，出力最大的戴法兴就是典签出身。所以孝武帝上位后，深知典签的能量，将典签的任用、选派之权收回到皇帝手上，将典签的职权也提升，作为监视地方大员的工具。《资治通鉴》上说：“至是，长王临藩，素族出镇，典签皆出纳教命，执其枢要”。作为皇帝耳目的典签制度正式成形。
魏晋时期作用官员采取的是九品中正制，士族在国家机关中占据多数职位，士族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皇权受到很大限制。这些士族子弟过着优渥的生活，处理政务的能力很差，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但是国家需要运转，需要有人出来做事，所以很多寒门子弟不计较名位的高低，对世家大族们不屑一顾的低等职位也趋之若鹜，希望通过这些职位发挥自己的才干。在这种一正一反之间，部门实权往往由一些职级不高的职位掌握，典签也由原来的处理文书、照顾藩王起居变成掌握地方权力的一个重要岗位。
在皇帝们眼中，掌握地方大权的藩王、刺史和将军们是需要提防的可怕的力量。历史上不乏从地方起兵最终夺取天下的先例，所以皇帝需要士族在地方上管理，又怕他们尾大不掉，即使由自己的皇子和兄弟出镇地方也不能让皇帝完全放心，特别是晋朝“八王之乱”告诉南北朝的那些皇帝们，自己人也未必靠得住。
而赋予寒门人士比较大的实权就没有上述的问题。因为寒门子弟没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纽带，缺乏与皇权竞争的基础，所以作为皇帝信任的寒门子弟担任的典签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限，而且更容易得到皇帝的偏袒，将他们当作中央与地方争斗的马前卒。
典签权力过大，也给政治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典签权力膨胀，导致地方上的长官没有事务决断权，不少地方大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与典签搞好关系上，对政务无心处理，或者一切唯典签是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也有一些典签利用手中的权力过分压制地方上的官员，引起了反抗或者激发了反叛。整个南朝时期发生过多起藩王或者刺史杀死典签反叛的事例。这些反叛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加剧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危害了皇权的统治，给人民带来了灾难。
当然，典签制度也有积极的一面。最主要的是巩固了皇权，限制了地方上的一些乱政。比如梁武帝时，邵陵王萧纶性格暴燥，动不动就将百姓下狱治罪，或者杀掉，老百姓人心惶惶。正是萧纶的典簦将他的所作所为密报武帝，萧纶最后被搞撤职，“一郡心安”。
典签制是对南北朝时期监察制度的重要补充。当时虽然有监察制度，但中央委派的监察大员往往是士族出身，与各地士族担任的地方大员以及外镇的藩王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很难做到公平公正。而寒门担任的典签，往往会为了自己的前途，只忠于皇帝，他们和士族并无瓜葛，或者利益链接很少，往往能公正执法，仗义执言，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士族大家对老百姓的欺凌。
典签制造成了地方官员权力的流失，削弱了中央在地方上的统治力度。特别是做为地方最高行政、军事长官的刺史的权力被架空或者分割，遇事无法及时处理，失去了地方政府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突发事件面前，更是手足无措。
典签制是君权与地方上权利之争的结果，量是这项制度造成的中央与地方上的矛盾，对王朝的统治极为不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央政府对地方上过于不信任的矛盾发展到最后，往往会逼迫地方强烈的反抗。整个南北朝时期，因为杀死典签造反的事件多达数十起，还有一些官员和将军走投无路之下投降北朝其他国家。这些投降者为了泄愤，往往会引敌国之兵攻打祖国，杀死与之有仇的以典签为代表的寒门官吏，客观上加剧了王朝的灭亡。
我们从实行典签制的南朝的兴亡中可以看出，统治集团内部如果互相猜忌，王朝的寿命一般不会长久。典签制最大的弊端是典签可以监督藩王和官员，而没有人监督典签，造成典签权力的无限扩大。
典签的权力之大，超过很多人的想像。邵陵王萧子贞一次想吃熊掌，但是厨子却说因典签不在，所以不敢制作。连一个王爷吃什么都要经过典签的批准，可以看出典签制发展到后来已脱离了初衷，脱离了实际。蕃王们“威不在身，恩未接下”，连自家性命都不保，后来萧鸾诛夺位称帝时，皇室大多被典签杀光。这都是典签制度给王朝带来的悲剧。
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措施和防范，更不要说制度发展到巅峰时期的明朝了，魏国公徐辉祖手握重兵，他的姐夫燕王朱棣又在造反，身为皇帝的朱允文也不得不防范，面对徐辉祖的主动请战，自然下意识的选择忽视和压制了。
将他换到河东镇守，避免与原来地方势力勾结。
对一些图谋不轨的藩王，典签更是警惕性极高。南朝齐的鄱阳王萧锵想谋反，“典签知谋告之，数日，明帝遣二千人围锵府，害之”。正是典签侦知了鄱阳王的阴谋，将一场反叛扼杀在摇篮之中。
典签还有一项工作任务是对藩王和地方大员的政绩进行评估，并可以影响到这些人的政治生命。根据《南史》记载，皇帝往往会将一郡之事悉数委派给典签，让他们“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写成奏章上报皇帝，对这些地方大员的去留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如果刺史得罪了典签，很大可能会被降职降级。比如齐武帝时江州刺史与典签不和，典签将刺史的工作成绩打上不合格，导致刺史被贬。
典签采取密折将情况上报皇帝，被看成中国最早的特务。他们使用的手段基本上是秘密调查为主，手段上有别于黜陟使之类的钦差大臣那种明查。
为什么要给典签那么大的权力？
宋孝武帝是靠政变上位的，他的政变中，出力最大的戴法兴就是典签出身。所以孝武帝上位后，深知典签的能量，将典签的任用、选派之权收回到皇帝手上，将典签的职权也提升，作为监视地方大员的工具。《资治通鉴》上说：“至是，长王临藩，素族出镇，典签皆出纳教命，执其枢要”。作为皇帝耳目的典签制度正式成形。
魏晋时期作用官员采取的是九品中正制，士族在国家机关中占据多数职位，士族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皇权受到很大限制。这些士族子弟过着优渥的生活，处理政务的能力很差，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但是国家需要运转，需要有人出来做事，所以很多寒门子弟不计较名位的高低，对世家大族们不屑一顾的低等职位也趋之若鹜，希望通过这些职位发挥自己的才干。在这种一正一反之间，部门实权往往由一些职级不高的职位掌握，典签也由原来的处理文书、照顾藩王起居变成掌握地方权力的一个重要岗位。
在皇帝们眼中，掌握地方大权的藩王、刺史和将军们是需要提防的可怕的力量。历史上不乏从地方起兵最终夺取天下的先例，所以皇帝需要士族在地方上管理，又怕他们尾大不掉，即使由自己的皇子和兄弟出镇地方也不能让皇帝完全放心，特别是晋朝“八王之乱”告诉南北朝的那些皇帝们，自己人也未必靠得住。
而赋予寒门人士比较大的实权就没有上述的问题。因为寒门子弟没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纽带，缺乏与皇权竞争的基础，所以作为皇帝信任的寒门子弟担任的典签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限，而且更容易得到皇帝的偏袒，将他们当作中央与地方争斗的马前卒。
典签权力过大，也给政治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典签权力膨胀，导致地方上的长官没有事务决断权，不少地方大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与典签搞好关系上，对政务无心处理，或者一切唯典签是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也有一些典签利用手中的权力过分压制地方上的官员，引起了反抗或者激发了反叛。整个南朝时期发生过多起藩王或者刺史杀死典签反叛的事例。这些反叛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加剧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危害了皇权的统治，给人民带来了灾难。
当然，典签制度也有积极的一面。最主要的是巩固了皇权，限制了地方上的一些乱政。比如梁武帝时，邵陵王萧纶性格暴燥，动不动就将百姓下狱治罪，或者杀掉，老百姓人心惶惶。正是萧纶的典簦将他的所作所为密报武帝，萧纶最后被搞撤职，“一郡心安”。
典签制是对南北朝时期监察制度的重要补充。当时虽然有监察制度，但中央委派的监察大员往往是士族出身，与各地士族担任的地方大员以及外镇的藩王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很难做到公平公正。而寒门担任的典签，往往会为了自己的前途，只忠于皇帝，他们和士族并无瓜葛，或者利益链接很少，往往能公正执法，仗义执言，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士族大家对老百姓的欺凌。
典签制造成了地方官员权力的流失，削弱了中央在地方上的统治力度。特别是做为地方最高行政、军事长官的刺史的权力被架空或者分割，遇事无法及时处理，失去了地方政府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突发事件面前，更是手足无措。
典签制是君权与地方上权利之争的结果，量是这项制度造成的中央与地方上的矛盾，对王朝的统治极为不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央政府对地方上过于不信任的矛盾发展到最后，往往会逼迫地方强烈的反抗。整个南北朝时期，因为杀死典签造反的事件多达数十起，还有一些官员和将军走投无路之下投降北朝其他国家。这些投降者为了泄愤，往往会引敌国之兵攻打祖国，杀死与之有仇的以典签为代表的寒门官吏，客观上加剧了王朝的灭亡。
我们从实行典签制的南朝的兴亡中可以看出，统治集团内部如果互相猜忌，王朝的寿命一般不会长久。典签制最大的弊端是典签可以监督藩王和官员，而没有人监督典签，造成典签权力的无限扩大。
典签的权力之大，超过很多人的想像。邵陵王萧子贞一次想吃熊掌，但是厨子却说因典签不在，所以不敢制作。连一个王爷吃什么都要经过典签的批准，可以看出典签制发展到后来已脱离了初衷，脱离了实际。蕃王们“威不在身，恩未接下”，连自家性命都不保，后来萧鸾诛夺位称帝时，皇室大多被典签杀光。这都是典签制度给王朝带来的悲剧。
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措施和防范，更不要说制度发展到巅峰时期的明朝了，魏国公徐辉祖手握重兵，他的姐夫燕王朱棣又在造反，身为皇帝的朱允文也不得不防范，面对徐辉祖的主动请战，自然下意识的选择忽视和压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