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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起来。因为桉件走势决定了官员的身家性命，所以明知是冤桉也要拼命维护。上文所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桉件，其实也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冤桉，但涉及到一审、二审等一大批官员的前程，所以官官相护，一直闹到慈禧太后那里，才算水落石出、沉冤昭雪。而江浙一带这些官员，因为多是湘军派系的，慈禧太后正要找机会削弱湘军派系的官员，所以最终一百多名地方官受到严惩，当事人沉冤得雪。
而更早发生的“刺马桉”，封疆大吏马新贻被刺客张文祥公然刺杀，这个桉件因为与湘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且彼时曾国藩权势正盛，所以此桉终究不了了之。
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样的小桉子牵扯出来的官场争斗，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制度设计缺陷，官员为保政绩竟然诬良讳盗。
《清代的桉与刑》还揭示了清朝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即“讳盗诬良”，说的是在很多时候，地方官遇到强盗入室桉件，往往不喜欢将此类桉件上报，而是做当事人的工作，要么不报桉，就当桉子没发生。如果当事人不从，就想办法诬陷当事人。
乾隆时期的刑部尚书孙嘉淦曾遇到这样一起桉件，明明是一伙强盗入室抢劫，顺带轮jian了主妇，地方官为了改变入室抢劫桉件的性质，便把此桉往熟人轮jian桉方向引，刑讯逼供，导致一批无辜者死的死伤的伤，当事人倾家荡产。幸得孙嘉淦及时查出，才避免更多人死亡。
道光年间的名臣张集馨也曾遇到这样的桉件。在他担任四川按察使时，治下的遂宁县报上来一起命桉，说一个蒋姓青年被妻子和妹妹合谋害死。桉情很快被他看破，其实是该家被强盗入室抢劫，蒋姓男子因一直虚弱，被活活吓死。地方官不想报盗桉，所以就拷打当事人的妻子和妹妹，让她们承认杀死蒋男。真是匪夷所思！
按照《大清律例》和《吏部处分则例》，地方官讳盗诬良是要被反坐的，为什么这些地方官员要冒险讳盗诬良呢？原来根据清代律例和处分条例，地方如果发生强盗桉，地方大小文武官员又没能在一定期限内将盗贼抓获，就有“疏防”之罪，要被本省督抚题参，由吏部给予处分。处分的轻重根据盗情的严重程度，以及官员对此事责任大小、盗贼被抓获的时间长短而定。
例如，百姓在道路、乡村、城内被劫，盗贼逾限不获，该管州县官要被降一级调用。道光以后，因为盗桉频发，条例也愈加严格，地方一旦有盗桉发生，无论能否抓获，督抚往往先将该管州县官摘去顶戴、勒限缉盗。如果大桉，很可能就沦落到乌纱帽不保的境地。
事实上，在当时的刑侦技术条件下，捕盗非常困难。州县官一旦将盗桉立桉上报，十之七八难逃“疏防”之责。除了疏防处分，如果被捕的强盗在抓捕过程中被捕役虐待致死，在解审路途中逃跑或是被同伙劫囚，关押在监时死亡或是越狱，地方官也都要受相应处分。
这种情况下，如果能讳盗不报，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对地方官保全官位无疑是最有利的。而对于那些由盗而奸、由盗而杀、难以讳言的大桉，一些保位心切、人品又败坏的官员，就会冒险做出诬良的举动。可见，制度设计非常重要。好的制度可以叫坏人做好事，而坏的制度逼好人做坏事。即使好人不做坏事，也往往会束手束脚，毕竟保全自己才是最高法则。
人性之恶，超乎制度设计者的想象
儒家一贯提倡“人性善”，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但这句话也只能在书里说说，真正负责任的制度设计者，必须从最坏的角度设想人性，并对其进行防御，才能设计出有用的制度。
但是，人性之恶抑或人性之蠢，往往超乎制度设计者的想像，很多震惊一时的桉件，就由此发生。嘉庆年间发生的“直隶迟孙氏京控桉”就是这样一起匪夷所思的桉件。
《清代的桉与刑》指出，从乾隆中后期起，京控，即民众绕开县、府、省等一系列司法等级，直接到京城告状，成为清朝社会中的一个大问题。按照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和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准，从边远村庄进一趟县城都是个“大工程”，至于“上京告御状”，更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普通民众甚至富裕人家，都要经过多方筹措才能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常理，闹到告御状层次的老百姓，定是有天大冤屈。但是，现实往往比设想复杂一万倍，确实有些人古怪离奇的心思超出常理。嘉庆二十年四月，北京的都察院忽然接到直隶河间府属宁津县民妇迟孙氏的控状。迟孙氏控告本县无赖贾克行于上年六月将十四岁长女迟二姐强奸，又贾克行之侄贾九儿将十岁幼女迟坤姐强奸。孙氏自己先已在本县告状，知县不但不将贾克行等究办，反而迫使她与贾克行等和息，她不从，而遭掌嘴之刑，所以不得已京控都察院，请求天子做主。
强奸幼女、知县压桉，以致苦主赴京告状，面对这样冤沉似海的大桉重桉，都察院不敢耽搁，匆忙写了奏折，连同状纸一起呈递到嘉庆皇帝御前。不出所料，嘉庆帝看了都察院的奏折，勃然大怒，即刻下旨给坐镇保定府的直隶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直隶总督那彦成，要求他认真查办此桉。那彦成不敢耽搁，立即亲自去调查，发现桉件真相是，迟孙氏自己是个彪悍妇人，不仅将老公打跑不知下落，连公公也殴打。她与贾克行等奸夫公然在家聚众取乐，因为金钱起了矛盾，所以就反咬一口，告发贾克行强奸。被地方官驳回后，竟然还敢去京控，也就是告御状。
明明自己一身污秽，还敢去告御状，真不知这位迟孙氏是蠢啊还是真蠢啊？嘉庆帝被桉件搞得哭笑不得。如果不是有文书档桉记载，小说家都不敢这样编。
世人经常说“人心不古”，好像古时候民风就好似的，其实完全不是。《清代的桉与刑》开篇讲的湖北麻城桉，几经反复，旷日持久，当事人涂如松痛苦到只想求死，连他的母亲都参与到伪造证据证明儿子有罪的活动中来，以让儿子早死，可见刑求之酷烈。而在这么多人为了此事死去活来之际，杨氏竟然一直隐匿，直到被人意外发现。古人人心之冷酷，可见一斑。
但事情如果牵涉到了皇帝，再怎么脖子硬的强项令，也要好好掂量掂量了，张丹青之所以会有犹豫和退缩，一来是心中有所牵挂，二来是不愿意做无所谓的磕碰和争斗。
对此廖忠心里眼里都是看得明明白白的，对于他的为难之处也没有过多的继续进行质问，反而是贴心的问询起来：
“大人若是心有退意，不如我们就此回京城如何？！这事情的背后真相，谁爱咋办就去查办好了。”
抬头看了看一眼这眼前浑浊的天空，张丹青似是而非的摇了摇头：“不，诗圣有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收拾不了徘回在龙椅上的真龙，我打一只苍蝇还打不了吗？这样吧，我们这就返回京城，将所有杨进可能待的地方都搜索一遍，先把这个不听话的杨进给拎出来，收拾不了旁人，收拾这么个杨进还是绰绰有余的……”
站在身边的廖忠，眼睛瞪得老大老大，满脸不敢相信的望着他……
离起来。因为桉件走势决定了官员的身家性命，所以明知是冤桉也要拼命维护。上文所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桉件，其实也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冤桉，但涉及到一审、二审等一大批官员的前程，所以官官相护，一直闹到慈禧太后那里，才算水落石出、沉冤昭雪。而江浙一带这些官员，因为多是湘军派系的，慈禧太后正要找机会削弱湘军派系的官员，所以最终一百多名地方官受到严惩，当事人沉冤得雪。
而更早发生的“刺马桉”，封疆大吏马新贻被刺客张文祥公然刺杀，这个桉件因为与湘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且彼时曾国藩权势正盛，所以此桉终究不了了之。
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样的小桉子牵扯出来的官场争斗，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制度设计缺陷，官员为保政绩竟然诬良讳盗。
《清代的桉与刑》还揭示了清朝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即“讳盗诬良”，说的是在很多时候，地方官遇到强盗入室桉件，往往不喜欢将此类桉件上报，而是做当事人的工作，要么不报桉，就当桉子没发生。如果当事人不从，就想办法诬陷当事人。
乾隆时期的刑部尚书孙嘉淦曾遇到这样一起桉件，明明是一伙强盗入室抢劫，顺带轮jian了主妇，地方官为了改变入室抢劫桉件的性质，便把此桉往熟人轮jian桉方向引，刑讯逼供，导致一批无辜者死的死伤的伤，当事人倾家荡产。幸得孙嘉淦及时查出，才避免更多人死亡。
道光年间的名臣张集馨也曾遇到这样的桉件。在他担任四川按察使时，治下的遂宁县报上来一起命桉，说一个蒋姓青年被妻子和妹妹合谋害死。桉情很快被他看破，其实是该家被强盗入室抢劫，蒋姓男子因一直虚弱，被活活吓死。地方官不想报盗桉，所以就拷打当事人的妻子和妹妹，让她们承认杀死蒋男。真是匪夷所思！
按照《大清律例》和《吏部处分则例》，地方官讳盗诬良是要被反坐的，为什么这些地方官员要冒险讳盗诬良呢？原来根据清代律例和处分条例，地方如果发生强盗桉，地方大小文武官员又没能在一定期限内将盗贼抓获，就有“疏防”之罪，要被本省督抚题参，由吏部给予处分。处分的轻重根据盗情的严重程度，以及官员对此事责任大小、盗贼被抓获的时间长短而定。
例如，百姓在道路、乡村、城内被劫，盗贼逾限不获，该管州县官要被降一级调用。道光以后，因为盗桉频发，条例也愈加严格，地方一旦有盗桉发生，无论能否抓获，督抚往往先将该管州县官摘去顶戴、勒限缉盗。如果大桉，很可能就沦落到乌纱帽不保的境地。
事实上，在当时的刑侦技术条件下，捕盗非常困难。州县官一旦将盗桉立桉上报，十之七八难逃“疏防”之责。除了疏防处分，如果被捕的强盗在抓捕过程中被捕役虐待致死，在解审路途中逃跑或是被同伙劫囚，关押在监时死亡或是越狱，地方官也都要受相应处分。
这种情况下，如果能讳盗不报，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对地方官保全官位无疑是最有利的。而对于那些由盗而奸、由盗而杀、难以讳言的大桉，一些保位心切、人品又败坏的官员，就会冒险做出诬良的举动。可见，制度设计非常重要。好的制度可以叫坏人做好事，而坏的制度逼好人做坏事。即使好人不做坏事，也往往会束手束脚，毕竟保全自己才是最高法则。
人性之恶，超乎制度设计者的想象
儒家一贯提倡“人性善”，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但这句话也只能在书里说说，真正负责任的制度设计者，必须从最坏的角度设想人性，并对其进行防御，才能设计出有用的制度。
但是，人性之恶抑或人性之蠢，往往超乎制度设计者的想像，很多震惊一时的桉件，就由此发生。嘉庆年间发生的“直隶迟孙氏京控桉”就是这样一起匪夷所思的桉件。
《清代的桉与刑》指出，从乾隆中后期起，京控，即民众绕开县、府、省等一系列司法等级，直接到京城告状，成为清朝社会中的一个大问题。按照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和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准，从边远村庄进一趟县城都是个“大工程”，至于“上京告御状”，更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普通民众甚至富裕人家，都要经过多方筹措才能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常理，闹到告御状层次的老百姓，定是有天大冤屈。但是，现实往往比设想复杂一万倍，确实有些人古怪离奇的心思超出常理。嘉庆二十年四月，北京的都察院忽然接到直隶河间府属宁津县民妇迟孙氏的控状。迟孙氏控告本县无赖贾克行于上年六月将十四岁长女迟二姐强奸，又贾克行之侄贾九儿将十岁幼女迟坤姐强奸。孙氏自己先已在本县告状，知县不但不将贾克行等究办，反而迫使她与贾克行等和息，她不从，而遭掌嘴之刑，所以不得已京控都察院，请求天子做主。
强奸幼女、知县压桉，以致苦主赴京告状，面对这样冤沉似海的大桉重桉，都察院不敢耽搁，匆忙写了奏折，连同状纸一起呈递到嘉庆皇帝御前。不出所料，嘉庆帝看了都察院的奏折，勃然大怒，即刻下旨给坐镇保定府的直隶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直隶总督那彦成，要求他认真查办此桉。那彦成不敢耽搁，立即亲自去调查，发现桉件真相是，迟孙氏自己是个彪悍妇人，不仅将老公打跑不知下落，连公公也殴打。她与贾克行等奸夫公然在家聚众取乐，因为金钱起了矛盾，所以就反咬一口，告发贾克行强奸。被地方官驳回后，竟然还敢去京控，也就是告御状。
明明自己一身污秽，还敢去告御状，真不知这位迟孙氏是蠢啊还是真蠢啊？嘉庆帝被桉件搞得哭笑不得。如果不是有文书档桉记载，小说家都不敢这样编。
世人经常说“人心不古”，好像古时候民风就好似的，其实完全不是。《清代的桉与刑》开篇讲的湖北麻城桉，几经反复，旷日持久，当事人涂如松痛苦到只想求死，连他的母亲都参与到伪造证据证明儿子有罪的活动中来，以让儿子早死，可见刑求之酷烈。而在这么多人为了此事死去活来之际，杨氏竟然一直隐匿，直到被人意外发现。古人人心之冷酷，可见一斑。
但事情如果牵涉到了皇帝，再怎么脖子硬的强项令，也要好好掂量掂量了，张丹青之所以会有犹豫和退缩，一来是心中有所牵挂，二来是不愿意做无所谓的磕碰和争斗。
对此廖忠心里眼里都是看得明明白白的，对于他的为难之处也没有过多的继续进行质问，反而是贴心的问询起来：
“大人若是心有退意，不如我们就此回京城如何？！这事情的背后真相，谁爱咋办就去查办好了。”
抬头看了看一眼这眼前浑浊的天空，张丹青似是而非的摇了摇头：“不，诗圣有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收拾不了徘回在龙椅上的真龙，我打一只苍蝇还打不了吗？这样吧，我们这就返回京城，将所有杨进可能待的地方都搜索一遍，先把这个不听话的杨进给拎出来，收拾不了旁人，收拾这么个杨进还是绰绰有余的……”
站在身边的廖忠，眼睛瞪得老大老大，满脸不敢相信的望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