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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大开言路，正触权臣李额图、明珠之忌，所谓“浮躁轻率”如此而已。
朱彝尊的被逐，是“文字之祸”先引孟心史先生己未词科录外录：
“竹以咏史二绝，为人所嫉，此自是当时事实，然未明言嫉者何人？今按诗中所指，乃高士奇耳。士奇与励杜讷，先以善书直南斋。鸿博试后，明年，高、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得此殊遇，盖非竹所指及。竹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其诗言：‘汉室将将出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降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
“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以士奇之人品空疏寡学，实不是四大雅之林。”
据周弃子先生见告，孟引朱诗有误“汉室将将出群雄”应作“屈群雄”“片石韩陵”应作“海内文章”第一首咏汉初大封功臣事，品后定十八侯位次，萧何为首，降及丁复、虫逢之流，竟不知功勋何在。“绛”者绛侯周勃“灌”者，颍阴侯灌婴，皆为从高祖定天下的大功臣。“后来不分”无名小卒亦在“十八元功”之列，此所以谓之“屈群雄”亦是朱彝尊为其“同年”叫屈。
这首讥刺鸿博冒滥的诗，凡未应十八年三月初一之试，而赐鸿博出身者，多在被骂之列。至于第二首则专骂高士奇，拟之为祖孝征，后先继步，奇切无比，难怪高士奇恨之刺骨。
按：孝征为祖之字，北齐范阳人，后主时官至尚书左仆射，豪纵淫逸。本传说他“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此与高士奇的情况，大致相同。尤为巧合的是，祖孝征有修文殿御览一书，而高士奇恰好亦有天禄识余一书，皆为士林笑谈。
修文殿御览是一部类书，共三百六十卷，据说是太平御览的祖本。己未词科录外录引文献通考云：
“通考经籍考‘御览’下云：‘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世。当盗编略论众，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权所为也。”
天禄识余是一部读书笔记。高士奇自以为获读禁中秘笈，心得殊多，其资了无足观。孟心史先生指出：“稍阅岁时，遂为艺林笑柄，发之者杭堇浦，述之者四库提要，而士奇著书之声价定矣！”
按：纪晓岚所作四库提要，述天禄识余；“是书杂采宋、明人说部，缀缉成篇，辗转裨贩，了无新解，舛误之处尤多。”以下全录杭堇浦所作此书的跋语“纠缪多处，如不观地理通释，妄分两函谷关为秦、汉”；如“银八两为‘流’本汉书食货志，乃引集韵以为创获”；如“‘青云’二字有四解，乃遽以隐逸当之”以为“采撷若此，可以征其造诣”提要则作评断：“取此书复勘之，竟不能谓世骏（杭堇浦）轻诋。”
高士奇的其他著作，如左传纪事本末“因袭前人成书，稍稍变其面目，为尽人所能为”“春秋地名考略，乃倩秀水徐胜代作”等等，经孟先生所指出者，亦即为当时士林的公评。其行径与“小人之尤”的祖孝征何异？不过他人知不言，朱彝尊以精警之语，标而出之，使士奇之学，不待盖棺，便可论定，其为致憾于朱，必欲去之而后快，是可以想像得之的。
朱、潘之被黜，以及同一年亦为朱、潘一榜的无锡秦松龄，因顺天乡试磨勘而革职，都是高士奇捣的鬼。但如康熙好文爱才，重视词臣，必不因小故作重谴，亦必不使朱、潘、秦等，受辱于牛钮、高士奇之流。则陈其年果真持着柳屯田的那种想法，希冀以词臣进用，实为大谬。康熙朝自亦有词臣而得重用者，但于其学问才气无关，如李光地、徐乾学、高士奇等辈。无非布耳目、驱鹰犬，是一种政治技巧上的高度运用。
当朱、潘被黜时，陈其年已下世两年。自鸿博试后，他在史馆两年有余，看花、饮酒、填词，依然度其名士生涯。其年早岁颇得龚芝麓的照应，所以与龚一辈的高年大臣如李慰、冯溥等，亦都另眼相看。李、冯又为鸿博的读卷官，于陈新结师生之谊，情分更觉不同。史馆的俸给无几，陈其年常得这两位老师的接济，可想而知。至如高士奇者，有心结纳，而其年意思落落，并无往还。湖海楼词中有贺新郎一首，题作“赠高内翰澹人”可证：
”主张大开言路，正触权臣李额图、明珠之忌，所谓“浮躁轻率”如此而已。
朱彝尊的被逐，是“文字之祸”先引孟心史先生己未词科录外录：
“竹以咏史二绝，为人所嫉，此自是当时事实，然未明言嫉者何人？今按诗中所指，乃高士奇耳。士奇与励杜讷，先以善书直南斋。鸿博试后，明年，高、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得此殊遇，盖非竹所指及。竹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其诗言：‘汉室将将出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降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
“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以士奇之人品空疏寡学，实不是四大雅之林。”
据周弃子先生见告，孟引朱诗有误“汉室将将出群雄”应作“屈群雄”“片石韩陵”应作“海内文章”第一首咏汉初大封功臣事，品后定十八侯位次，萧何为首，降及丁复、虫逢之流，竟不知功勋何在。“绛”者绛侯周勃“灌”者，颍阴侯灌婴，皆为从高祖定天下的大功臣。“后来不分”无名小卒亦在“十八元功”之列，此所以谓之“屈群雄”亦是朱彝尊为其“同年”叫屈。
这首讥刺鸿博冒滥的诗，凡未应十八年三月初一之试，而赐鸿博出身者，多在被骂之列。至于第二首则专骂高士奇，拟之为祖孝征，后先继步，奇切无比，难怪高士奇恨之刺骨。
按：孝征为祖之字，北齐范阳人，后主时官至尚书左仆射，豪纵淫逸。本传说他“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此与高士奇的情况，大致相同。尤为巧合的是，祖孝征有修文殿御览一书，而高士奇恰好亦有天禄识余一书，皆为士林笑谈。
修文殿御览是一部类书，共三百六十卷，据说是太平御览的祖本。己未词科录外录引文献通考云：
“通考经籍考‘御览’下云：‘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世。当盗编略论众，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权所为也。”
天禄识余是一部读书笔记。高士奇自以为获读禁中秘笈，心得殊多，其资了无足观。孟心史先生指出：“稍阅岁时，遂为艺林笑柄，发之者杭堇浦，述之者四库提要，而士奇著书之声价定矣！”
按：纪晓岚所作四库提要，述天禄识余；“是书杂采宋、明人说部，缀缉成篇，辗转裨贩，了无新解，舛误之处尤多。”以下全录杭堇浦所作此书的跋语“纠缪多处，如不观地理通释，妄分两函谷关为秦、汉”；如“银八两为‘流’本汉书食货志，乃引集韵以为创获”；如“‘青云’二字有四解，乃遽以隐逸当之”以为“采撷若此，可以征其造诣”提要则作评断：“取此书复勘之，竟不能谓世骏（杭堇浦）轻诋。”
高士奇的其他著作，如左传纪事本末“因袭前人成书，稍稍变其面目，为尽人所能为”“春秋地名考略，乃倩秀水徐胜代作”等等，经孟先生所指出者，亦即为当时士林的公评。其行径与“小人之尤”的祖孝征何异？不过他人知不言，朱彝尊以精警之语，标而出之，使士奇之学，不待盖棺，便可论定，其为致憾于朱，必欲去之而后快，是可以想像得之的。
朱、潘之被黜，以及同一年亦为朱、潘一榜的无锡秦松龄，因顺天乡试磨勘而革职，都是高士奇捣的鬼。但如康熙好文爱才，重视词臣，必不因小故作重谴，亦必不使朱、潘、秦等，受辱于牛钮、高士奇之流。则陈其年果真持着柳屯田的那种想法，希冀以词臣进用，实为大谬。康熙朝自亦有词臣而得重用者，但于其学问才气无关，如李光地、徐乾学、高士奇等辈。无非布耳目、驱鹰犬，是一种政治技巧上的高度运用。
当朱、潘被黜时，陈其年已下世两年。自鸿博试后，他在史馆两年有余，看花、饮酒、填词，依然度其名士生涯。其年早岁颇得龚芝麓的照应，所以与龚一辈的高年大臣如李慰、冯溥等，亦都另眼相看。李、冯又为鸿博的读卷官，于陈新结师生之谊，情分更觉不同。史馆的俸给无几，陈其年常得这两位老师的接济，可想而知。至如高士奇者，有心结纳，而其年意思落落，并无往还。湖海楼词中有贺新郎一首，题作“赠高内翰澹人”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