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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着说。“有就好啦!有就好啦!”说完,那叠照片又被仔细的放回了皮包,很温柔的动作。然后,将皮包关上,放在双手的下面,靠了下去,对我笑一笑,拉拉丈夫的袖口,说:“我困一下,你也休息。”那个拉丈夫袖口的小动作,十分爱娇又自然。突然觉得,她——那个妇人,仍是一个小女孩。在信任的人身边,她沉沉睡去了。“今天去哪里?”随车的一位小姐靠过来笑问我。“彰化市。”我说。“晚车回台北?”我摇摇头,笑说:“明天在员林,我的故乡。”“你是员林人呀?”她叫了起来。“总得有一片土地吧!在台北,我们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做员林人。”“真会骗人,又为什么特别是员林呢?”“又为什么不是呢?水果鲜花和蜜饯,当然,还有工业。”“去讲演?”“我不会做别的。”我们笑看了一眼,随车小姐去忙了。为什么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话:“我在彰化生命线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两个号码。”生命线,我从来不是那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可是,这一生,两次在深夜里找过生命线,两次,分隔了十年的两个深夜。“活不下去了”同样的一句话,对着那个没有生命的话筒,那条接不上的线,那个闷热黑暗的深渊,爬不出来啊的深渊。“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啊——”对方的劝语那么的弱,弱到被自己心里的呐喊淹没;没有人能救我,一切都是黑的,黑的黑的黑的那条生命线,接不上源头,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在那里没有需要的东西。就为了这个回忆,向郭教授讲了,他想了几分钟,慢慢的说了一句:“可不可以来彰化讲讲话?”那一天,只有两小时的空档和来台北的郭教授碰一个面,吃一顿晚饭。记事簿上,是快满到六月底的工作。“要讲演?”我艰难的问。“是,请求你。”我看着这位基督徒,这位将青春奉献给非洲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绝这个要求,心里不愿意,又为着不愿意而羞惭。生命线存在一天,黑夜就没有过去,值大夜班的人,就坐在自己面前。我禁不住问自己,这一生,除了两个向人求命的电话之外,对他人的生命做过什么,又值过几秒钟的班?“好,请您安排,三月还有两天空。”“谢谢你!”郭教授居然说出这样的字,我心里很受感动,笑了笑,说不出什么话来。回家的路上,经过重庆南路,一面走一面抢时间买书,提了两口袋,很重,可是比不得心情的重。公开说话,每一次要祈祷上苍和良知,怕影响了听的人,怕讲不好,怕听的人误会其中见仁见智的观念,可是,不怕自己的诚实。我欠过生命线。那么,还吧!本来,生日是母亲父亲和自己的日子,是一个人,来到世间的开始。那一天,有权利不做任何事。吃一碗面,好好的安心大睡一天。既然欠的是生命线,既然左手腕上那缝了十几针的疤已经结好,那么在生日的前一日将欠过的还给这个单位;因为再生的人,不再是行尸走肉。第二日,去员林,悄悄的一个人去过吧!员林,清晨还有演讲,不能睡,是乡亲,应该的。然后,青年会和生命线安排了一切。你要讲什么题目?长途电话里问着。要讲什么题目?讲那些原上一枯一荣的草,讲那野火也烧不尽的一枝又一枝小草,讲那没有人注意却蔓向天涯的生命,讲草上的露水和朝阳。就讲它,讲它,讲它,讲那一枝枝看上去没有花朵的青草吧!火车里,每一张脸,都有它隐藏的故事,这群一如我一般普通的人,是不是也有隐藏的悲喜?是不是一生里,曾经也有过几次,在深夜里有过活不下去的念头?当然,表面上,那看不出来,他们没有什么表情,他们甚而专心的在吃一个并不十分可口的便当。这,使我更爱他们。下火车的时候,经过同车的人,眼光对上的,就笑一笑。他们常常有一点吃惊,不知道我是不是认错了人,不太敢也回报一个笑容。站在月台上,向那对同坐的夫妇挥着手,看火车远去,然后拎起小猪,又拿披风将它盖盖好,大步往出口走去。收票口的那位先生,我又向他笑,对他说:“谢谢!”花开一季,草存一世,自从做了一枝草之后,好似心里非常宁静,总是忍不住向一切微笑和道谢。“你的妈妈在电话里说,你整天还没有吃一口东西,来,还有一小时,我们带你去吃饭。”果然,妈妈讲了长途电话,猜得不会错。接我的青年会和生命线,给我饭吃。“很忙?”雅惠问我。我点点头:“你们不是更忙,服务人群。”“大家都在做,我们也尽一份心力。”高信义大夫说。我们,这两个字我真爱。我们里面,是没有疆域的人类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个小小的人,顶着我尘世的名字。这个,不太愿意,却是事实。“还有十分钟。”雅惠说,她是青年会的人。“只要五分钟换衣服,来得及。”侧门跑进礼堂,小猪里的东西拔出来,全是棉布的,不会太绉,快速的换上衣服,深呼吸一口,向司仪的同工笑着点一下头,好了,可以开始了。你要将真诚和慈爱挂在颈项上,刻在心版上,就能够得到智慧。箴言第四章的句子,我刻了,刻在心上很多年,越刻越深,那拿不去、刮不掉的刻痕,是今日不再打生命线那支电话的人。既然躲不掉这个担在身上的角色,那么只有微笑着大步走出去,不能再在这一刻还有挣扎。走出去,给自己看;站在聚光灯下的一枝小草,也有它的一滴露水。告诉曾经痛哭长夜的自己;站出来的,不是一个被忧伤压倒的灵魂。讲演的舞台,是光芒四射的,那里没有深渊,那里没有接不上的线,那里没有呼救的呐喊。在这样的地方,黑暗退去,正如海潮的来,也必然的走,再也没有了长夜。没有了雨季,没有了长夜,也没有了我,没有了你,没有了他。我的名字,什么时候已经叫我们?我们,是火车上那群人;我们,是会场的全体,我们,是全中国、全地球、全宇宙的生命。“你要送我什么东西?”那时,已经讲完了。我蹲在讲台边,第一排的那个女孩,一拐一拐的向我走来,她的左手弯着,不能动,右手伸向我,递上来一个小皮套子。“一颗印章。”她笑着说。“刻什么字?”我喊过去,双手伸向她。“春风吹又生。我自己刻的——给你。”我紧紧的握住这个印,紧紧的,将它放在胸口,看那个行动不便、只能动一只手的女孩慢慢走回位子。全场、全场两三千人,给这个美丽的女孩响彻云霄的鼓掌。在那一刹那,我将这颗章,忍不住放在唇上轻轻快速的亲了一下,就如常常亲吻的小十字架一样。这个小印章,一只手的女孩子一刀一刀刻出来的;还刻了么多字,居然送给了我。这里面,又有多少不必再诉的共勉和情意。我告诉自己,要当得起,要受得下,要这一句话,也刻进我们的心版上去,永不消失。那是站着的第七十五场讲话——又一场汗透全身、筋疲力尽的两小时又十五分种。是平均一天睡眠四小时之后的另一份工作,是因为极度的劳累而常常哭着抗拒的人生角色——但愿不要做一个笔名下的牺牲者。可是,我欠过生命线,给我还一次吧!那是第一次,在人生的戏台上,一个没有华丽声光色的舞台,一个只是扮演着一枝小草的演员,得到了全场起立鼓掌的回报。曲终人不散,每一个人都站了起来,每一个人,包括行动困难的、包括扶拐杖的、包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们站着站着,站成了一片无边无涯的青青草原,站出了必来的又一个春天。晴空万里的芳草地啊!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爱你?也是那一个时刻,又一度看见了再升起的朝阳,在夜间的彰化,那么温暖宁静又安详的和曦,在瞳中的露水里,再度光照了我。尘归于尘,土归于土,我,归于了我们。悲喜交织的里面,是印章上刻给我的话。好孩子,我不问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就是我。感谢同胞,感谢这片土地,感谢父母上苍。感谢慈爱和真诚。
”我笑着说。“有就好啦!有就好啦!”说完,那叠照片又被仔细的放回了皮包,很温柔的动作。然后,将皮包关上,放在双手的下面,靠了下去,对我笑一笑,拉拉丈夫的袖口,说:“我困一下,你也休息。”那个拉丈夫袖口的小动作,十分爱娇又自然。突然觉得,她——那个妇人,仍是一个小女孩。在信任的人身边,她沉沉睡去了。“今天去哪里?”随车的一位小姐靠过来笑问我。“彰化市。”我说。“晚车回台北?”我摇摇头,笑说:“明天在员林,我的故乡。”“你是员林人呀?”她叫了起来。“总得有一片土地吧!在台北,我们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做员林人。”“真会骗人,又为什么特别是员林呢?”“又为什么不是呢?水果鲜花和蜜饯,当然,还有工业。”“去讲演?”“我不会做别的。”我们笑看了一眼,随车小姐去忙了。为什么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话:“我在彰化生命线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两个号码。”生命线,我从来不是那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可是,这一生,两次在深夜里找过生命线,两次,分隔了十年的两个深夜。“活不下去了”同样的一句话,对着那个没有生命的话筒,那条接不上的线,那个闷热黑暗的深渊,爬不出来啊的深渊。“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啊——”对方的劝语那么的弱,弱到被自己心里的呐喊淹没;没有人能救我,一切都是黑的,黑的黑的黑的那条生命线,接不上源头,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在那里没有需要的东西。就为了这个回忆,向郭教授讲了,他想了几分钟,慢慢的说了一句:“可不可以来彰化讲讲话?”那一天,只有两小时的空档和来台北的郭教授碰一个面,吃一顿晚饭。记事簿上,是快满到六月底的工作。“要讲演?”我艰难的问。“是,请求你。”我看着这位基督徒,这位将青春奉献给非洲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绝这个要求,心里不愿意,又为着不愿意而羞惭。生命线存在一天,黑夜就没有过去,值大夜班的人,就坐在自己面前。我禁不住问自己,这一生,除了两个向人求命的电话之外,对他人的生命做过什么,又值过几秒钟的班?“好,请您安排,三月还有两天空。”“谢谢你!”郭教授居然说出这样的字,我心里很受感动,笑了笑,说不出什么话来。回家的路上,经过重庆南路,一面走一面抢时间买书,提了两口袋,很重,可是比不得心情的重。公开说话,每一次要祈祷上苍和良知,怕影响了听的人,怕讲不好,怕听的人误会其中见仁见智的观念,可是,不怕自己的诚实。我欠过生命线。那么,还吧!本来,生日是母亲父亲和自己的日子,是一个人,来到世间的开始。那一天,有权利不做任何事。吃一碗面,好好的安心大睡一天。既然欠的是生命线,既然左手腕上那缝了十几针的疤已经结好,那么在生日的前一日将欠过的还给这个单位;因为再生的人,不再是行尸走肉。第二日,去员林,悄悄的一个人去过吧!员林,清晨还有演讲,不能睡,是乡亲,应该的。然后,青年会和生命线安排了一切。你要讲什么题目?长途电话里问着。要讲什么题目?讲那些原上一枯一荣的草,讲那野火也烧不尽的一枝又一枝小草,讲那没有人注意却蔓向天涯的生命,讲草上的露水和朝阳。就讲它,讲它,讲它,讲那一枝枝看上去没有花朵的青草吧!火车里,每一张脸,都有它隐藏的故事,这群一如我一般普通的人,是不是也有隐藏的悲喜?是不是一生里,曾经也有过几次,在深夜里有过活不下去的念头?当然,表面上,那看不出来,他们没有什么表情,他们甚而专心的在吃一个并不十分可口的便当。这,使我更爱他们。下火车的时候,经过同车的人,眼光对上的,就笑一笑。他们常常有一点吃惊,不知道我是不是认错了人,不太敢也回报一个笑容。站在月台上,向那对同坐的夫妇挥着手,看火车远去,然后拎起小猪,又拿披风将它盖盖好,大步往出口走去。收票口的那位先生,我又向他笑,对他说:“谢谢!”花开一季,草存一世,自从做了一枝草之后,好似心里非常宁静,总是忍不住向一切微笑和道谢。“你的妈妈在电话里说,你整天还没有吃一口东西,来,还有一小时,我们带你去吃饭。”果然,妈妈讲了长途电话,猜得不会错。接我的青年会和生命线,给我饭吃。“很忙?”雅惠问我。我点点头:“你们不是更忙,服务人群。”“大家都在做,我们也尽一份心力。”高信义大夫说。我们,这两个字我真爱。我们里面,是没有疆域的人类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个小小的人,顶着我尘世的名字。这个,不太愿意,却是事实。“还有十分钟。”雅惠说,她是青年会的人。“只要五分钟换衣服,来得及。”侧门跑进礼堂,小猪里的东西拔出来,全是棉布的,不会太绉,快速的换上衣服,深呼吸一口,向司仪的同工笑着点一下头,好了,可以开始了。你要将真诚和慈爱挂在颈项上,刻在心版上,就能够得到智慧。箴言第四章的句子,我刻了,刻在心上很多年,越刻越深,那拿不去、刮不掉的刻痕,是今日不再打生命线那支电话的人。既然躲不掉这个担在身上的角色,那么只有微笑着大步走出去,不能再在这一刻还有挣扎。走出去,给自己看;站在聚光灯下的一枝小草,也有它的一滴露水。告诉曾经痛哭长夜的自己;站出来的,不是一个被忧伤压倒的灵魂。讲演的舞台,是光芒四射的,那里没有深渊,那里没有接不上的线,那里没有呼救的呐喊。在这样的地方,黑暗退去,正如海潮的来,也必然的走,再也没有了长夜。没有了雨季,没有了长夜,也没有了我,没有了你,没有了他。我的名字,什么时候已经叫我们?我们,是火车上那群人;我们,是会场的全体,我们,是全中国、全地球、全宇宙的生命。“你要送我什么东西?”那时,已经讲完了。我蹲在讲台边,第一排的那个女孩,一拐一拐的向我走来,她的左手弯着,不能动,右手伸向我,递上来一个小皮套子。“一颗印章。”她笑着说。“刻什么字?”我喊过去,双手伸向她。“春风吹又生。我自己刻的——给你。”我紧紧的握住这个印,紧紧的,将它放在胸口,看那个行动不便、只能动一只手的女孩慢慢走回位子。全场、全场两三千人,给这个美丽的女孩响彻云霄的鼓掌。在那一刹那,我将这颗章,忍不住放在唇上轻轻快速的亲了一下,就如常常亲吻的小十字架一样。这个小印章,一只手的女孩子一刀一刀刻出来的;还刻了么多字,居然送给了我。这里面,又有多少不必再诉的共勉和情意。我告诉自己,要当得起,要受得下,要这一句话,也刻进我们的心版上去,永不消失。那是站着的第七十五场讲话——又一场汗透全身、筋疲力尽的两小时又十五分种。是平均一天睡眠四小时之后的另一份工作,是因为极度的劳累而常常哭着抗拒的人生角色——但愿不要做一个笔名下的牺牲者。可是,我欠过生命线,给我还一次吧!那是第一次,在人生的戏台上,一个没有华丽声光色的舞台,一个只是扮演着一枝小草的演员,得到了全场起立鼓掌的回报。曲终人不散,每一个人都站了起来,每一个人,包括行动困难的、包括扶拐杖的、包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们站着站着,站成了一片无边无涯的青青草原,站出了必来的又一个春天。晴空万里的芳草地啊!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爱你?也是那一个时刻,又一度看见了再升起的朝阳,在夜间的彰化,那么温暖宁静又安详的和曦,在瞳中的露水里,再度光照了我。尘归于尘,土归于土,我,归于了我们。悲喜交织的里面,是印章上刻给我的话。好孩子,我不问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就是我。感谢同胞,感谢这片土地,感谢父母上苍。感谢慈爱和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