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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里能够给秦主任开隆重的追悼会，原来是刘鎏的姑夫一帮子老同志闹大的。没有升上职务的女同胞，嗤之以鼻地挖苦周志茹，呸，什么非党副职，是这个骚货脱裤子脱出来的，于是就谣传周志茹是“脱”党干部。一项明春后来听说，县里能够给秦主任开那么隆重的追悼会，还是刘鎏的姑夫一帮子老同志闹大的。
五十四岁的秦主任“百年”的时候，正好县级换届改选已经胜利完成，曾经是县委委员的秦主任虽然从来没有被免去政府办主任的职务，但再当县委委员已经不可能了，变成了一般同志。
“曾经”与“现正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时候死去的秦主任，死得偏偏不是时候，在追悼会的规格上，不大不小给当家人出了个难题。因为按照不成文的规定，在职的委员献身后，由县委召开追悼大会，而且是常委的应当由市委来一名领导主持，县委书记致悼词；一般委员的追悼会，书记、县长参加，由一名县委副书记主持，另一名副书记致悼词。“身份”与“名分”同时失去的秦“主任”此时也失去了资格。县里领导们草草地议了一下，这事情就由郗县长拿出意见，但也要隆重一些。县长办公会决定，本来该由接任的庞玉立主持，常务副县长徐立身致悼词的追悼会，临时升格为徐县长主持，郗县长亲自致悼词。
这样的安排，本来已经大大地破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首先不同意的不是别人，而是秦主任自己的老婆。
对已经作古的人不应该开玩笑，但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要紧。秦主任在世时一头白发，秦大嫂却一头青丝，两个人站在一起很不般配。多少与秦主任相近的同志，都调笑过秦氏夫妇，说他们不像是夫妻，倒像是父女。秦主任也常常说，你嫂子是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但人家两口子夫唱妇随，甚是相得。别看秦大嫂看上去不过不惑之年，可脾气温柔，平时对秦主任百依百顺，如同小鸟依人，相夫教子，功莫大焉。县妇联会、文明办年年都把“模范夫妻”的奖状、锦旗或者奖牌授给他们，两口子是这一项荣誉的“专业户”
本来，开追悼会是盖棺论定，生者追念逝者的丰功伟绩，寄托我们的哀思，具有激励后人向前人看齐的重大意义。其实，也不过是借死人这个名目，活人演戏给活人自己看的，说穿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的干部再伟大，也伟大不过开国元勋、革命老前辈，多少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时，不要说开追悼会，有的甚至尸骨无存。在和平年代里死，就比死在战场上意义重大了，不仅要开追悼会，而且讲究规格和档次，就有人想到攀比，讲究个“生前光荣，死后哀荣”
庞主任对这个处理办法，心里是犯嘀咕的。但这是郗县长的主张，徐县长支持，副县长戴敬烨、艾朋庆、唐国发附议，副县长余乐萌不置可否，非党副县长周志茹（女）无所谓，叶兆楠对秦主任不太熟悉，当然郗县长说啥都拥护。只有另一个副县长王彪，说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这事情不能这么简单处理，恐怕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回民出身的副县长艾朋庆打了个哈哈，开玩笑说，不是什么大事儿，要是我们回族，开个追悼会后，还可以请阿訇念古兰经超度超度。这个意见就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庞玉立本来想据理力争一下，但想到自己刚刚被选进政府办，立足未稳，况且在县长办公会上，并没有自己说话的份儿，就忍住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
谁知，这个一向温柔软弱的秦大嫂，在庞玉立筹办追悼会，到秦主任家通知亲属们如何参加时，却显得刚强无比，大义凛然地反对这种做法，说出去的话不软不硬：“你们愿意开这样的追悼会，你们就开吧，我们不会参加，老秦也不会去参加（意思是不提供骨灰和遗像），这不是糟蹋我们老秦嘛。我们等孩子从省会赶回来，悄悄地把老秦的骨灰掩埋了就是了，免得折腾辛辛苦苦一辈子的秦鸣鸥。”顿时，弄得亲自去和秦大嫂政治协商的庞玉立主任灰头土脸，没有一点脾气。
再说，刘鎏的姑夫作为秦主任生前好友，接到政府办的通知以后，一向以颐养天年为己任，不再过问政治的老人家，竟然震怒了。并且退下来的几个老同志，三五成群地来到刘鎏的姑夫家里，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刘鎏的姑夫说，秦鸣鸥同志的治丧委员会名单，我看到后就很有意见，觉得格次不够。这个追悼会的安排，更是儿戏！不要说秦鸣鸥同志曾经是县委委员，应当作为县级处理，县委主要领导必须参加。就说这秦鸣鸥仍然在职，也不能这么草率地追悼一个堂堂的政府办主任。走，我们找曹明祥这小子去，怎么搞的嘛！
曹明祥一向重视老干部工作，听说一群老同志找他，没有像对待上访户一样不予接待。他马上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把刘鎏的姑夫他们引到了小会议室，泡上清茶，亲自掏出自己抽的“大中华”烟卷，近的敬，远的扔，发了一遍儿，还学着当年通信员小山子说的，后来流传很广的一句俏皮话说：“有事没事儿，上根白棍儿，上根白棍儿，咱谈话有劲儿。”接着开玩笑：“我的老小哥们儿，消消气，不要动怒，息气好养身。气出病来我还得掏腰包到特护病房探视你们哩。”
气氛缓和后，刘鎏的姑夫代表老同志发表了关于对秦主任追悼会的看法。曹书记虽然已经听说了政府的处理意见和秦大嫂的反对态度，这时，却十分惊讶地说：“有这种事情？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放心，我把郗县长叫来，再仔细地合计合计，一定要让秦鸣鸥同志含笑长眠的。”
老同志们放心地走后，曹明祥认真想了想，老秦侍候自己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有熬劳，就这点交情，自己也得到场，破一点规格完全行得通。这个郗应松是怎么搞的？应该和自己商量商量嘛。看来他没有和秦主任在一起共过事儿，不可能有深感情的。这种照章办事、官样文章的态度，真的害死人啊。
虽然说感情代替不了政治，但政治只要掺入了感情色彩，内容毕竟丰富许多。两下夹击，再加上曹明祥和秦鸣鸥的友谊，曹明祥决定把秦鸣鸥的追悼会当做安慰死者、安抚生者，创造稳定和谐局面的重大举措来搞一搞。
于是，曹书记召开了紧急常委会议，肯定了郗县长的安排是有道理的。但是，（请读者注意，官面上的讲话，最怕“但是”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后边的，往往是实质性问题。）对待秦鸣鸥同志，追悼会的这种规格显得不够到位。我并不是因为和鸣鸥同志相交多年，出于偏爱，而是鸣鸥同志在县里的影响重大，低调处理不足以服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们这些楼主，应当让“黄鹤楼”闪光不是？沸沸扬扬，街谈巷议，毕竟不好嘛。我听说，当年，县委办常务副主任丁卯同志在岗位上以身殉职，宋维山同志曾经号召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向丁卯同志学习，搞得相当热烈隆重。鸣鸥同志是病死的，这个意向就免了。但鸣鸥同志仍然在职，要不是病重了，五十五岁才能退下来，安排作为县委委员候选人是顺理成章的，所以追悼会的规格不能低于丁卯同志。大家看怎么样？
郗应松本来已经了解到办秦鸣鸥追悼会的事情民怨沸腾，犯了众怒，正准备找台阶下，好比瞌睡时，曹书记塞给他了一个枕头。但此时却感到曹明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了自己上任后第一次做出的重大决策，心里依然掠过一丝不快。不快归不快，但还是很快同意了曹书记的英明决定。
因为要重新筹备，追悼会顺延了两天时间，规格大大地提高了。由郗县长主持，曹书记亲自致悼词。
在这个意义非同寻常的活动中，刘鎏的姑夫以及老同志们是一种兔死狐悲的凄凉，所以不依不饶了这件事儿。项明春当然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他是县委办的老人儿，与秦主任交往多年，很敬重这个厚道的长者。再说“两办”历来关系不错，项明春不管受到受不到邀请，都会以生前好友的身份参加追悼会。由于会议的规格提高，宣布出来的参加追悼会的名单中，项明春的名字不再是生前好友，而是列在了乡镇、局委领导里边。
秦主任之死，虽然没有一石激起千层浪，却产生了不小的涟漪，这涟漪的波纹一直延伸在县里主要领导们的心里。二项明春在黄公庙乡这几年里，最深刻理解的词汇是“突发”两个字。他几年如一日，手机从来没有敢关过，说不定半夜里冷不丁的就有电话打过来，突发事件就迎面而来了。
咱们暂且不说突发事件让项明春疲于招架，先说说这吃饭财政，就足以让项明春头疼。
随着国家民本意识的增强，上级越来越关注民生，对老百姓日益好起来。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免除后，乡镇已经组织不上来多少收入了。有人会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鸡子不撒尿，各有便转，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子，乡镇干部自然会有新的敛钱办法。
这种说法，可能对有些乡镇的判断是正确的，但项明春却不搞这一套。不是他怕事儿，怕触上边的“高压线”而是天性使然。要不是父亲抹不开舅舅的情面，曾经为自己的表弟谋求工作，讨碗饭吃，一般说来，父母和兄弟姐妹们从来不给项明春找事儿，并且告诫他不图升官发财，只图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儿，不能让项家祖宗丢脸。
项明春常常奇怪地想，祖祖辈辈都是穷人，拉棍要饭吃的，原本没有什么脸面，因为自己当上了乡镇党委书记，祖宗们就开脸了，所以父亲才不让丢他们的脸。可见，穷人也有尊严，任何人在尊严面前，总是一样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要不是有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乡里的工资都发不下来。机关的干部、职工们，能够在上级拨款一次到位后，领一大把可怜的基本工资，无怨无悔地开展工作，确实靠的是对事业的忠诚和对职业的忠诚。挤着吃皇粮的人太多了，工资的附加成分就没有了，而基本工资算下来没有多少。所有乡镇都是这么处理的，不这样过不了日子。你想，人员爆满，僧多粥少，谁让你在老百姓开始富起来的时候，执迷不悟，一味地往乡镇穷干部队伍里扎堆儿？天塌砸大家，中国人历来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大家都持之以恒地挤在机关里，不肯下海，工资多少都没有意见。
当然，说没意见也不尽然，发点牢骚还是允许的。黄公庙乡的乡长姓冯，财政所长姓陈，干部职工每当领到几个月集中发放一次的工资时，就有几个秀才说怪话，把“百家姓”中的一句“冯陈朱魏”一句“郗范彭郎”篡改成为“冯陈喂猪，稀饭哄郎”既显得黑色幽默，又让人笑得苦涩。
副职们没有少向项明春建言，总得想办法从群众那里敛一些钱，缓解经费压力，项明春一概不同意这么做。他... -->>
县里能够给秦主任开隆重的追悼会，原来是刘鎏的姑夫一帮子老同志闹大的。没有升上职务的女同胞，嗤之以鼻地挖苦周志茹，呸，什么非党副职，是这个骚货脱裤子脱出来的，于是就谣传周志茹是“脱”党干部。一项明春后来听说，县里能够给秦主任开那么隆重的追悼会，还是刘鎏的姑夫一帮子老同志闹大的。
五十四岁的秦主任“百年”的时候，正好县级换届改选已经胜利完成，曾经是县委委员的秦主任虽然从来没有被免去政府办主任的职务，但再当县委委员已经不可能了，变成了一般同志。
“曾经”与“现正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时候死去的秦主任，死得偏偏不是时候，在追悼会的规格上，不大不小给当家人出了个难题。因为按照不成文的规定，在职的委员献身后，由县委召开追悼大会，而且是常委的应当由市委来一名领导主持，县委书记致悼词；一般委员的追悼会，书记、县长参加，由一名县委副书记主持，另一名副书记致悼词。“身份”与“名分”同时失去的秦“主任”此时也失去了资格。县里领导们草草地议了一下，这事情就由郗县长拿出意见，但也要隆重一些。县长办公会决定，本来该由接任的庞玉立主持，常务副县长徐立身致悼词的追悼会，临时升格为徐县长主持，郗县长亲自致悼词。
这样的安排，本来已经大大地破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首先不同意的不是别人，而是秦主任自己的老婆。
对已经作古的人不应该开玩笑，但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要紧。秦主任在世时一头白发，秦大嫂却一头青丝，两个人站在一起很不般配。多少与秦主任相近的同志，都调笑过秦氏夫妇，说他们不像是夫妻，倒像是父女。秦主任也常常说，你嫂子是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但人家两口子夫唱妇随，甚是相得。别看秦大嫂看上去不过不惑之年，可脾气温柔，平时对秦主任百依百顺，如同小鸟依人，相夫教子，功莫大焉。县妇联会、文明办年年都把“模范夫妻”的奖状、锦旗或者奖牌授给他们，两口子是这一项荣誉的“专业户”
本来，开追悼会是盖棺论定，生者追念逝者的丰功伟绩，寄托我们的哀思，具有激励后人向前人看齐的重大意义。其实，也不过是借死人这个名目，活人演戏给活人自己看的，说穿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的干部再伟大，也伟大不过开国元勋、革命老前辈，多少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时，不要说开追悼会，有的甚至尸骨无存。在和平年代里死，就比死在战场上意义重大了，不仅要开追悼会，而且讲究规格和档次，就有人想到攀比，讲究个“生前光荣，死后哀荣”
庞主任对这个处理办法，心里是犯嘀咕的。但这是郗县长的主张，徐县长支持，副县长戴敬烨、艾朋庆、唐国发附议，副县长余乐萌不置可否，非党副县长周志茹（女）无所谓，叶兆楠对秦主任不太熟悉，当然郗县长说啥都拥护。只有另一个副县长王彪，说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这事情不能这么简单处理，恐怕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回民出身的副县长艾朋庆打了个哈哈，开玩笑说，不是什么大事儿，要是我们回族，开个追悼会后，还可以请阿訇念古兰经超度超度。这个意见就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庞玉立本来想据理力争一下，但想到自己刚刚被选进政府办，立足未稳，况且在县长办公会上，并没有自己说话的份儿，就忍住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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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明祥一向重视老干部工作，听说一群老同志找他，没有像对待上访户一样不予接待。他马上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把刘鎏的姑夫他们引到了小会议室，泡上清茶，亲自掏出自己抽的“大中华”烟卷，近的敬，远的扔，发了一遍儿，还学着当年通信员小山子说的，后来流传很广的一句俏皮话说：“有事没事儿，上根白棍儿，上根白棍儿，咱谈话有劲儿。”接着开玩笑：“我的老小哥们儿，消消气，不要动怒，息气好养身。气出病来我还得掏腰包到特护病房探视你们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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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志们放心地走后，曹明祥认真想了想，老秦侍候自己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有熬劳，就这点交情，自己也得到场，破一点规格完全行得通。这个郗应松是怎么搞的？应该和自己商量商量嘛。看来他没有和秦主任在一起共过事儿，不可能有深感情的。这种照章办事、官样文章的态度，真的害死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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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曹书记召开了紧急常委会议，肯定了郗县长的安排是有道理的。但是，（请读者注意，官面上的讲话，最怕“但是”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后边的，往往是实质性问题。）对待秦鸣鸥同志，追悼会的这种规格显得不够到位。我并不是因为和鸣鸥同志相交多年，出于偏爱，而是鸣鸥同志在县里的影响重大，低调处理不足以服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们这些楼主，应当让“黄鹤楼”闪光不是？沸沸扬扬，街谈巷议，毕竟不好嘛。我听说，当年，县委办常务副主任丁卯同志在岗位上以身殉职，宋维山同志曾经号召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向丁卯同志学习，搞得相当热烈隆重。鸣鸥同志是病死的，这个意向就免了。但鸣鸥同志仍然在职，要不是病重了，五十五岁才能退下来，安排作为县委委员候选人是顺理成章的，所以追悼会的规格不能低于丁卯同志。大家看怎么样？
郗应松本来已经了解到办秦鸣鸥追悼会的事情民怨沸腾，犯了众怒，正准备找台阶下，好比瞌睡时，曹书记塞给他了一个枕头。但此时却感到曹明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了自己上任后第一次做出的重大决策，心里依然掠过一丝不快。不快归不快，但还是很快同意了曹书记的英明决定。
因为要重新筹备，追悼会顺延了两天时间，规格大大地提高了。由郗县长主持，曹书记亲自致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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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主任之死，虽然没有一石激起千层浪，却产生了不小的涟漪，这涟漪的波纹一直延伸在县里主要领导们的心里。二项明春在黄公庙乡这几年里，最深刻理解的词汇是“突发”两个字。他几年如一日，手机从来没有敢关过，说不定半夜里冷不丁的就有电话打过来，突发事件就迎面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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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可能对有些乡镇的判断是正确的，但项明春却不搞这一套。不是他怕事儿，怕触上边的“高压线”而是天性使然。要不是父亲抹不开舅舅的情面，曾经为自己的表弟谋求工作，讨碗饭吃，一般说来，父母和兄弟姐妹们从来不给项明春找事儿，并且告诫他不图升官发财，只图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儿，不能让项家祖宗丢脸。
项明春常常奇怪地想，祖祖辈辈都是穷人，拉棍要饭吃的，原本没有什么脸面，因为自己当上了乡镇党委书记，祖宗们就开脸了，所以父亲才不让丢他们的脸。可见，穷人也有尊严，任何人在尊严面前，总是一样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要不是有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乡里的工资都发不下来。机关的干部、职工们，能够在上级拨款一次到位后，领一大把可怜的基本工资，无怨无悔地开展工作，确实靠的是对事业的忠诚和对职业的忠诚。挤着吃皇粮的人太多了，工资的附加成分就没有了，而基本工资算下来没有多少。所有乡镇都是这么处理的，不这样过不了日子。你想，人员爆满，僧多粥少，谁让你在老百姓开始富起来的时候，执迷不悟，一味地往乡镇穷干部队伍里扎堆儿？天塌砸大家，中国人历来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大家都持之以恒地挤在机关里，不肯下海，工资多少都没有意见。
当然，说没意见也不尽然，发点牢骚还是允许的。黄公庙乡的乡长姓冯，财政所长姓陈，干部职工每当领到几个月集中发放一次的工资时，就有几个秀才说怪话，把“百家姓”中的一句“冯陈朱魏”一句“郗范彭郎”篡改成为“冯陈喂猪，稀饭哄郎”既显得黑色幽默，又让人笑得苦涩。
副职们没有少向项明春建言，总得想办法从群众那里敛一些钱，缓解经费压力，项明春一概不同意这么做。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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