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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
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2），——中间我不大明白了——现在又有一个叫作新月书店的。这新月书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闲话，这本闲话的广告里有下面这几句话：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派”呀“首领”呀，这种谥法实在有些可怕。不远就又会有人来诮骂。甲道：看哪！鲁迅居然称为首领了。天下有这种首领的么？乙道：他就专爱虚荣。人家称他首领，他就满脸高兴。我亲眼看见的。
但这是我领教惯的教训了，并不为奇。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现代派”的“主将”去对垒。我早已说过：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3）。大义么，我连它是圆柱形的呢还是椭圆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
“主将”呢，自然以有“义旗”为体面罢。不过我没有这么冠冕。既不成“派”也没有做“首领”更没有“仗”过“大义”更没有用什么“战略”因为我未见广告以前，竟没有知道西滢先生是“现代派”的“主将”——我总当他是一个喽罗儿。
我对于我自己，所知道的是这样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现代派”该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称我为“学匪”“学棍”“刀笔吏”的，而今忽假“鲁迅先生”以“大义”者，但为广告起见而已。
呜呼，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成立于一九二三年，主要人物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取名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曾以诗社的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报副刊版面出过诗刊（周刊）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该社分子多数南下，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综合性的新月月刊。他们原来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蒋介石政权。
（3）“公理”和“正义”是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在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女师大学生时经常使用的字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当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回校复课时，陈西滢、王世杰等人又组织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支持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
作者在新的蔷薇一文中曾说：“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见华盖集续编）
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
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2），——中间我不大明白了——现在又有一个叫作新月书店的。这新月书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闲话，这本闲话的广告里有下面这几句话：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派”呀“首领”呀，这种谥法实在有些可怕。不远就又会有人来诮骂。甲道：看哪！鲁迅居然称为首领了。天下有这种首领的么？乙道：他就专爱虚荣。人家称他首领，他就满脸高兴。我亲眼看见的。
但这是我领教惯的教训了，并不为奇。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现代派”的“主将”去对垒。我早已说过：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3）。大义么，我连它是圆柱形的呢还是椭圆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
“主将”呢，自然以有“义旗”为体面罢。不过我没有这么冠冕。既不成“派”也没有做“首领”更没有“仗”过“大义”更没有用什么“战略”因为我未见广告以前，竟没有知道西滢先生是“现代派”的“主将”——我总当他是一个喽罗儿。
我对于我自己，所知道的是这样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现代派”该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称我为“学匪”“学棍”“刀笔吏”的，而今忽假“鲁迅先生”以“大义”者，但为广告起见而已。
呜呼，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成立于一九二三年，主要人物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取名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曾以诗社的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报副刊版面出过诗刊（周刊）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该社分子多数南下，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综合性的新月月刊。他们原来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蒋介石政权。
（3）“公理”和“正义”是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在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女师大学生时经常使用的字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当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回校复课时，陈西滢、王世杰等人又组织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支持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
作者在新的蔷薇一文中曾说：“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见华盖集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