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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高达十五万之多！在最后的大决战之中，更有辽东总兵吴襄、永平兵备道张春、昌平副总兵左良玉、通州副总兵杨御蕃等一干宿将被俘，明朝重金豢养的关宁铁骑几乎全军覆没。总指挥官辽东督师孙承宗虽然侥幸脱离了战场，但也是仓皇逃回山海关，随身亲兵仅剩数骑，从此只得坐视祖大寿在大凌河城内自生自灭，其情形简直不堪入目。
至于被困在大凌河城内的祖大寿，在守城大半年之后弹尽粮绝，甚至以人肉为食物，很快就再也无法坚持，而又无法突围，最后只得于崇祯五年三月打开城门，向皇太极投降。
至此，后金军大获全胜，而明军则是败得惨不忍睹。
就在大凌河城内外一系列战事的进行过程之中，为了牵制明朝的援军，皇太极还派遣阿巴泰贝勒，率领东拼西凑出来的若干八旗与蒙古兵马，以及杂色汉军，合计一万余人，又一次绕道蓟镇，于一月初突破边墙大举入寇，旋即转战北直隶各府县，连破各路朝廷官军，明国满朝文武束手无策。直至四月，阿巴泰方才在明军“护送”之下满载而归，出长城之时，因沿途掳掠人口和收编降军，人数竟已膨胀至四万之多。
不幸之中的万幸，本时空的登州之乱没有像历史上那样发生——登莱巡抚孙元化第一次派遣自己的亲信嫡系辽东军（从东江镇招募来的部队，用以弹压山东辖区的土著）走海路救援大凌河城的时候，这些早已被女真人杀破了胆的辽兵，原本是打算出海随便转一圈，就回来报告海上起了风暴，无法行船，以此为理由逃避去女真兵的刀下送死。谁知他们的船队却好死不死的，刚巧撞上了远东公司的“移民招募船队”……结果在现代的钢铁战舰面前，两千辽兵和主将孔有德尽数成了俘虏，目前刚刚出了海参崴的防疫隔离营，正苦哈哈地在深山老林之中当伐木工，暂时是不可能跑回山东去搞兵变了。
而待在登州的登莱巡抚孙元化，因为一直收不到消息，就真的以为他们是遇上风浪，尽数淹死了。
后来，迫于兵部的严令，孙元化又集结起剩下的辽东军，由脑后生反骨的李九成率领，走陆路出山海关援救辽西，因为出兵的人数少了，军粮和饷银相对变得充足，所以这支辽东军比历史上走得更远，一直走到深入北直隶的时候，才因为粮饷供给不上而爆发哗变。正好阿巴泰在这时率领女真八旗偏师破关南下，已经到了这支登州援军的附近，于是李九成果断倒戈投鞑，跟着八旗兵在北直隶狐假虎威，蹂躏了不少州县，最终和后金军一起出关去了辽东——期间，李九成也曾劝说阿巴泰挥师远征登州，届时可以跟当地辽军里应外合，一举破城云云……但阿巴泰认为登州的距离太远，如果孤军深入，恐有不测，同时对新投靠的李九成也不太信任，故而否决了这个提议，在四月就返身出关了，只留下背后的一地废墟狼藉。
另一方面，虽然在大凌河战役结束的时候，阿巴泰已经出关撤退，战火烽烟貌似已经告一段落，但北京的大明朝廷上下还是犹如惊弓之鸟——此时，辽镇和北直隶的全部精兵已经尽数覆灭，前线兵力极度空虚，唯一能战的就只剩下山海关的几千川军。蓟镇和辽西的边境军民风声鹤唳，人人都担心建奴接着很快就要再次大举入寇，即便只是几个蒙古牧民偶然出现，也能吓得早已丧胆的边境守兵成百上千地溃逃。
而在朝堂之上，更是群情汹汹——因为在此番兵灾之中的拙劣表现，还有大凌河战场和北直隶各州县的惨重损失，东林党内阁和地方上的东林党要员一时间沦为千夫所指，其余派系的朝臣趁机发起倒阁运动，京师的科道御史更是从去年秋天就不断上蹿下跳，弹劾孙承宗、周延儒等一干东林重臣的奏章堆起来比人还高……没办法，自从在崇祯元年一举得势之后，东林党在官场上的吃相就越来越难看，而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恶劣，似乎这个集团天生就是为了在朝廷里扩张自己，排斥别人的。一时间，东林党在明王朝的官僚体系里一家独大，弄得读书人要是不入这个非法组织（东林党从来没得到合法承认），几乎就没法出头。
至于这个非法组织的治国业绩嘛，呃，还真是让人有点不好意思开口——战争、修路，赈灾，抗洪、水利……似乎每一样都搞得很糟糕，尤其是好些原本应该年年投入、维护运作的水利体系，在诸位正人君子的管理下全完蛋了，以至于一旦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后果便比过去加倍严重。至于在战争方面，更是一个惨败接着又一个惨败。如此结怨天下、如此祸国殃民……这样的内阁要是能稳如泰山，才是见了鬼呢！
结果，自从崇祯元年以来就在朝堂上一家独大的东林党，终于再也无法把持朝政，在其余各派系官员的联手围攻和崇祯皇帝的愤怒厌弃之下，首辅周延儒被迫辞职返乡，其余东林要员的官位也是岌岌可危。
虽然这样的下场明显是咎由自取，但东林党人可不是这么想的，而是很委屈地认为当前朝中“妖邪日盛”，居然敢把他们这些正人君子往台下赶，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朝堂政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不服输的东林党人继续发动自己的各种人脉和势力，企图把局面重新扳回来，至少也不能再输下去。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制造新的战乱来转移朝野的注意力，给朝中处境艰难的东林党人暂且解困——当战事变得十分紧急的时候，朝廷和内阁的争斗就会被暂时压下来，如此一来，就能让“朝中奸党”和“被蒙蔽的圣上”无法进一步反攻倒算，从而避免整个东林党势力被完全赶出朝堂。
于是，远在南方的黄石，就不幸成为了首选目标——这当然不是因为他跟澳洲髡贼有勾结，屡屡违反朝廷体制，而是因为：首先，听说黄石这个粗鄙武夫从澳洲髡贼那里学来了不少生财之术，日子过得很是滋润，却不肯把发财的产业拿出来献给江南缙绅，而赚到的钱也没有给诸位清正廉洁的东林君子们分润；
其次，福宁军为了敛财养兵，居然不顾朝廷素来少收、不收商税的传统，悍然在台湾海峡向每一艘商船征收“靖海税”，拒绝缴税的商船通常连人带货都会一起失踪……福宁军每年的此项收入高达白银五百万两以上，等于是硬生生地从东林党的幕后金主口袋里掏银子，早已让江南的地主缙绅富商集团恨得咬牙切齿，只是因为并非每一家士绅都在做海贸，而福宁军的势力又着实不弱，所以暂时才没下定决心要对付他。
再次，才是黄石在闽南敛聚土地、迫害士绅，把读书人的体面尊荣踩进泥里……虽然这多少让东林党有点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觉，但天下地主从来都不是一家，除非是牵扯到亲戚故旧，否则江南的地主缙绅可不会为闽南地主的遭遇抹眼泪——更何况，类似的巧夺豪取、兼并土地之事，他们自己也没有少做。
总之，趁着这次机会，东林党计划把黄石和福宁军打成叛逆，在转移朝野议论焦点的同时，将原本控制在那批卑贱武夫手里的各项财源都夺过来，供他们这些清贵文士享用。至于福宁军造反之后该如何清剿，事后又该怎样收拾烂摊子，就都是朝廷的责任了，不管损失多少人力物力也是朝廷担着，东林党们只需要凭着先见之明多捞好处就行了——送死你去，发财我来……这么多年以来的规矩，不是一向如此么？
所以，在最初的震动和惊骇之后，钱谦益又渐渐地心情轻松起来——不管挑起事端的过程如何惊天动地，张溥的手段如何残忍毒辣，作为引子的邹维琏巡抚死得如何憋屈，反正死道友不死贫道，或许这就是朝中诸公的意思呢？只是以后自己看来要多留点神，莫要一个不小心就被张溥这条疯狗给坑了……
——但江南这些乐观到无法无天的东林党们不知道的是，由于全国各地的东林党和其余缙绅豪门并没有互相好好通气，此时在大明帝国的其它地方，也有人在做着差不多同样的勾当……
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隐居江南乡下的钱谦益，便目瞪口呆地收到了一则又一则石破天惊的噩耗——虽然在家退隐，但身为标榜着“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党，他的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
尽管在如今这会儿，他倒是宁愿自己不要这么消息灵通才好：
——山东登州爆发兵变，登莱巡抚孙元化于乱中失踪，原登州总兵陈新率叛军渡海偷袭天津！
——大同、宣府各路边军为争夺银矿而爆发激烈内讧，死伤无数，如今还在互相指责对方为叛军。
——陕北三十多股流寇推举高迎祥为首领，结盟渡河入山西，轻取省府太原，诛杀晋王阖府！
——山东闻香教再次于鲁南作乱，现已聚众数十万，围攻济宁，截断了运河命脉！
……
——最后，“奴酋”皇太极派大凌河之战投降的诸多明朝将领，对辽西的关宁军残部展开游说劝降，蓟辽边镇一时间谣言纷飞、人心混乱。督师的文官和太监已经连番密报，称军心不稳，恐有不测之祸……
虽然头脑中的地理概念很一般，但钱谦益也隐约判断得出，此时的北京城外恐怕已是四面火起了。
“……这、这么多塌天的祸事，怎么就撞到了一块儿呢？朝堂之上的诸位相公，到底在干什么啊？”
坐在自家的小书斋里，他愣愣地张着嘴，不可置信地如此喃喃低语道。
居然高达十五万之多！在最后的大决战之中，更有辽东总兵吴襄、永平兵备道张春、昌平副总兵左良玉、通州副总兵杨御蕃等一干宿将被俘，明朝重金豢养的关宁铁骑几乎全军覆没。总指挥官辽东督师孙承宗虽然侥幸脱离了战场，但也是仓皇逃回山海关，随身亲兵仅剩数骑，从此只得坐视祖大寿在大凌河城内自生自灭，其情形简直不堪入目。
至于被困在大凌河城内的祖大寿，在守城大半年之后弹尽粮绝，甚至以人肉为食物，很快就再也无法坚持，而又无法突围，最后只得于崇祯五年三月打开城门，向皇太极投降。
至此，后金军大获全胜，而明军则是败得惨不忍睹。
就在大凌河城内外一系列战事的进行过程之中，为了牵制明朝的援军，皇太极还派遣阿巴泰贝勒，率领东拼西凑出来的若干八旗与蒙古兵马，以及杂色汉军，合计一万余人，又一次绕道蓟镇，于一月初突破边墙大举入寇，旋即转战北直隶各府县，连破各路朝廷官军，明国满朝文武束手无策。直至四月，阿巴泰方才在明军“护送”之下满载而归，出长城之时，因沿途掳掠人口和收编降军，人数竟已膨胀至四万之多。
不幸之中的万幸，本时空的登州之乱没有像历史上那样发生——登莱巡抚孙元化第一次派遣自己的亲信嫡系辽东军（从东江镇招募来的部队，用以弹压山东辖区的土著）走海路救援大凌河城的时候，这些早已被女真人杀破了胆的辽兵，原本是打算出海随便转一圈，就回来报告海上起了风暴，无法行船，以此为理由逃避去女真兵的刀下送死。谁知他们的船队却好死不死的，刚巧撞上了远东公司的“移民招募船队”……结果在现代的钢铁战舰面前，两千辽兵和主将孔有德尽数成了俘虏，目前刚刚出了海参崴的防疫隔离营，正苦哈哈地在深山老林之中当伐木工，暂时是不可能跑回山东去搞兵变了。
而待在登州的登莱巡抚孙元化，因为一直收不到消息，就真的以为他们是遇上风浪，尽数淹死了。
后来，迫于兵部的严令，孙元化又集结起剩下的辽东军，由脑后生反骨的李九成率领，走陆路出山海关援救辽西，因为出兵的人数少了，军粮和饷银相对变得充足，所以这支辽东军比历史上走得更远，一直走到深入北直隶的时候，才因为粮饷供给不上而爆发哗变。正好阿巴泰在这时率领女真八旗偏师破关南下，已经到了这支登州援军的附近，于是李九成果断倒戈投鞑，跟着八旗兵在北直隶狐假虎威，蹂躏了不少州县，最终和后金军一起出关去了辽东——期间，李九成也曾劝说阿巴泰挥师远征登州，届时可以跟当地辽军里应外合，一举破城云云……但阿巴泰认为登州的距离太远，如果孤军深入，恐有不测，同时对新投靠的李九成也不太信任，故而否决了这个提议，在四月就返身出关了，只留下背后的一地废墟狼藉。
另一方面，虽然在大凌河战役结束的时候，阿巴泰已经出关撤退，战火烽烟貌似已经告一段落，但北京的大明朝廷上下还是犹如惊弓之鸟——此时，辽镇和北直隶的全部精兵已经尽数覆灭，前线兵力极度空虚，唯一能战的就只剩下山海关的几千川军。蓟镇和辽西的边境军民风声鹤唳，人人都担心建奴接着很快就要再次大举入寇，即便只是几个蒙古牧民偶然出现，也能吓得早已丧胆的边境守兵成百上千地溃逃。
而在朝堂之上，更是群情汹汹——因为在此番兵灾之中的拙劣表现，还有大凌河战场和北直隶各州县的惨重损失，东林党内阁和地方上的东林党要员一时间沦为千夫所指，其余派系的朝臣趁机发起倒阁运动，京师的科道御史更是从去年秋天就不断上蹿下跳，弹劾孙承宗、周延儒等一干东林重臣的奏章堆起来比人还高……没办法，自从在崇祯元年一举得势之后，东林党在官场上的吃相就越来越难看，而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恶劣，似乎这个集团天生就是为了在朝廷里扩张自己，排斥别人的。一时间，东林党在明王朝的官僚体系里一家独大，弄得读书人要是不入这个非法组织（东林党从来没得到合法承认），几乎就没法出头。
至于这个非法组织的治国业绩嘛，呃，还真是让人有点不好意思开口——战争、修路，赈灾，抗洪、水利……似乎每一样都搞得很糟糕，尤其是好些原本应该年年投入、维护运作的水利体系，在诸位正人君子的管理下全完蛋了，以至于一旦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后果便比过去加倍严重。至于在战争方面，更是一个惨败接着又一个惨败。如此结怨天下、如此祸国殃民……这样的内阁要是能稳如泰山，才是见了鬼呢！
结果，自从崇祯元年以来就在朝堂上一家独大的东林党，终于再也无法把持朝政，在其余各派系官员的联手围攻和崇祯皇帝的愤怒厌弃之下，首辅周延儒被迫辞职返乡，其余东林要员的官位也是岌岌可危。
虽然这样的下场明显是咎由自取，但东林党人可不是这么想的，而是很委屈地认为当前朝中“妖邪日盛”，居然敢把他们这些正人君子往台下赶，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朝堂政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不服输的东林党人继续发动自己的各种人脉和势力，企图把局面重新扳回来，至少也不能再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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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远在南方的黄石，就不幸成为了首选目标——这当然不是因为他跟澳洲髡贼有勾结，屡屡违反朝廷体制，而是因为：首先，听说黄石这个粗鄙武夫从澳洲髡贼那里学来了不少生财之术，日子过得很是滋润，却不肯把发财的产业拿出来献给江南缙绅，而赚到的钱也没有给诸位清正廉洁的东林君子们分润；
其次，福宁军为了敛财养兵，居然不顾朝廷素来少收、不收商税的传统，悍然在台湾海峡向每一艘商船征收“靖海税”，拒绝缴税的商船通常连人带货都会一起失踪……福宁军每年的此项收入高达白银五百万两以上，等于是硬生生地从东林党的幕后金主口袋里掏银子，早已让江南的地主缙绅富商集团恨得咬牙切齿，只是因为并非每一家士绅都在做海贸，而福宁军的势力又着实不弱，所以暂时才没下定决心要对付他。
再次，才是黄石在闽南敛聚土地、迫害士绅，把读书人的体面尊荣踩进泥里……虽然这多少让东林党有点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觉，但天下地主从来都不是一家，除非是牵扯到亲戚故旧，否则江南的地主缙绅可不会为闽南地主的遭遇抹眼泪——更何况，类似的巧夺豪取、兼并土地之事，他们自己也没有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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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隐居江南乡下的钱谦益，便目瞪口呆地收到了一则又一则石破天惊的噩耗——虽然在家退隐，但身为标榜着“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党，他的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
尽管在如今这会儿，他倒是宁愿自己不要这么消息灵通才好：
——山东登州爆发兵变，登莱巡抚孙元化于乱中失踪，原登州总兵陈新率叛军渡海偷袭天津！
——大同、宣府各路边军为争夺银矿而爆发激烈内讧，死伤无数，如今还在互相指责对方为叛军。
——陕北三十多股流寇推举高迎祥为首领，结盟渡河入山西，轻取省府太原，诛杀晋王阖府！
——山东闻香教再次于鲁南作乱，现已聚众数十万，围攻济宁，截断了运河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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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奴酋”皇太极派大凌河之战投降的诸多明朝将领，对辽西的关宁军残部展开游说劝降，蓟辽边镇一时间谣言纷飞、人心混乱。督师的文官和太监已经连番密报，称军心不稳，恐有不测之祸……
虽然头脑中的地理概念很一般，但钱谦益也隐约判断得出，此时的北京城外恐怕已是四面火起了。
“……这、这么多塌天的祸事，怎么就撞到了一块儿呢？朝堂之上的诸位相公，到底在干什么啊？”
坐在自家的小书斋里，他愣愣地张着嘴，不可置信地如此喃喃低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