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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她们显得特别的不一样，她们的随和，宽容，富有同情心，受到一名印度医生的热烈爱戴。这名医生受过英国教育，学的是西医，对他落后的祖国有着怒其不争的感情，对西方的进步抱着赞赏的态度，但对于它们的殖民政策则是反感的，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又怀有民族情感的知识分子。他对这两个女士非常好感，十分殷勤，为她们安排了一次具有历险性质的旅游，就是到一个著名的神秘山洞去，那山洞里有着奇异的回声，传说发生过不可思议的事情。经过紧张繁忙的准备，终于成行。然而在山洞里却发生了传说中的不可思议事情，英国姑娘突然间极端恐惧的奔出山洞，而身后则跟着印度医生，于是，印度医生便以企图强奸的罪名被告上了法庭。这是一个悬念故事，但重要的不在于悬念。这起案子有一个有力的证人，就是姑娘未来的婆母，她虽然没有目睹山洞里的事件，但她以一个英国人的身份来证明印度医生的人品，是具有说服力的。而此时，这案子已激起民众的反英情绪，酿成事端，她的作证可说事关重大，不由陷于犹疑，最终，她在一个长老的影响下，于开庭前夜离开印度，从法庭缺席。这长老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印度教的一个首领，他深谙东方哲学，他认为世界万事都有着必然性，所有的偶然都是暂时的表面的效果，所以行动是无意义的，不自然的，甚至会影响事物的真相。
他说我们印度有条河则恒河，我们的人死了就放在河里，漂向永恒的归宿，无论现在是怎么，最后大家都是一条河里的生命，都是顺流而下的。在这种不承认偶然性，认为一切结果都是必然的思想感染下，老太太在开庭前走了，当她的火车经过一道山壁，暗夜里看见石壁前有个人向她举手致意，就是长老，他认为老太太终于领悟了真谛。这里讲述的已经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差异，而是文化的较量，这是两种对立的人生哲学，一种是西方的精神，一种则是东方精神的。前者充满了行动，是注重现世的，它相信偶然性，相信人是可以抓住国会改变历史和存在，因此他们占据了强者的位置，在世界开辟了一系列的殖民地，但他们无法战胜死亡，恐惧虚无。后者只相信事物的必然性，只关心终结，过程都是转瞬即逝，他们过着闲散的生活，在玄思中漫游，获取着心灵安宁的快乐，但由于他们的惰于行动，只得落入被殖民的地位。电影没有给两种哲学的对比作出回答，就好像没有回答我们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它的问题虽然也是从国家和民族出发，却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内容，走近了人的本身，它问的是生命的存在和精神的内容，什么才是生命的最需要。不管这世界容忍到什么程度，后现代理论怎么扫荡一切差别，人的询问总应该是一步深人一步。
我再要提到别的门类的东西，比如杨丽萍的舞蹈。那年夏天，这个云南的舞蹈家到上海来演出，使我感到非常震惊，她使我震惊的是她对世界的看法，与我们汉族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比如我们汉族人表现下雨，一定是拿把伞跪拿个斗笠，表示我们人在雨中的情形，可杨丽萍不是，她用人来表现雨，人就是雨，最后她才把斗笠戴起来，变成人，走进雨里去了。她表现火，不是表现人在火里或者人在火旁边的景象，她本身就是火。她表现月光，她则是月光的受体影子。她不是表现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是表现自然的本身。我真是有种绝望，我们这种人总归是回不到自然去了，我们老是说回归自然，这口号正说明我们和自然的距离，而杨丽萍却是和自然一体的，她和自然合二为一，是个非常整体性的存在。这种自然人的境界，也许只有像杨丽萍这样，在远离文明社会的偏远地区生长的孩子，才有可能生而俱来，它不可能是后天形成的。也因此，我很难在小说中找到这样的自然的境界，因为小说的材料本身就是文明的形式，不像舞蹈和音乐，它们的起源是在人的初民时期，比较接近人的自然性。现在才能提到小说，就是王蒙的蝴蝶。它写的是一个老干部从理念的生活回到感性的生活里去的经历。这个老革命。的妻子，是他进城后结识的一个女学生，是个非常有天性的女性，她对孩子、对丈夫、对家庭，充满了来自天性的热爱，但是这些感情都被她当官的丈夫忽略甚至扑灭了，他觉得这种感情是没有太大价值的，是私人化的，应当从属于广阔远大的社会生活，就是他所服务的那种生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办公室里，从早到晚电话响，然后坐着车，跑来跑去，没日没夜。忙什么呢？到某地开会动员，制定生产指标，统计完成数字，就是这样一个由报表、数字、会议的报告，秘书的电话组成的世界，生活就是通过这些抽象的东西传达给他，渐渐的，他便失去了对真实的生活的感受能力。妻子与他的隔阂越来越远，终于和他离婚，他又重新结了婚。到了文革，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被打倒，孩子同他划清界限，妻子改弦易张，他被放逐到农村，成了一个老农民。然而，就是在这场钙劫之中，他不期然地进入了真实的生活，重新发现了自己。徒步走路爬山，他感觉到自己的脚，站在公路旁边看着小汽车开过去，发现了自己的眼睛，他烧饭，发现了自己的手，他接受帮助或者遭人拒绝，发现了自己的感情，他所有的感官都回来了，自己能感觉自己的心跳，自己肌体的活力。但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四人帮打倒后，他又官复原职，回到报表、数字、工作报告的生活里，他非常怀念原来那种感性的生活，于是他自己搞了一次活动，没带秘书也没带小车，徒步回到他下乡的地方。一路上，他忽然发现，在这个人力已经参与改造的世界上，如果完全不带有一点社会性的防身武器的话，简直寸步难行，他的手和脚似乎都被缚住了，行动受到障碍：拥挤、肮脏、不讲理、买不到车票、吃不上饭，等等。一个社会人要去寻找一个完全自然的生活，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妄想。因此当他再回到办公桌前的时候，他想的是：要把这个世界建设得更加合乎人性，他必须努力的工作。这就是王蒙和杨丽萍的不同，杨丽萍生来就是个自然人，人和山、水对她来说完全是一体的。而王蒙知道人和自然的分离，知道分离的现实不可避免，但他认为人有力量再去创造一个自然，王蒙期望的自然是经历了理性的过程，是人的自觉性所为的自然，它更具有人性的复杂性和悲剧感。而电影霸王别姬的人性理想却是反自然的，陈蝶衣这个人物承担了这个理想。他是个旦角，他完全把戏台上的生活当作他的生活，尽管人的命运是受着戏台下生活左右的，可他到死都不承认这一点，执着地生活在戏剧之中，毫不畏惧那种存在的虚无。他不要性别，不要爱情，他只要做一个舞台上的虞姬，当他的搭档段小楼和菊仙结婚，去过世俗生活的时候，他的愤怒和伤心不是由于失去友爱的伴侣，而是失去了那个戏台上的伴侣，他对着菊仙，满怀轻蔑问了一句“你会唱戏吗？”以为就此可将菊仙击败，可事实上，失败的是他。他永远找不到一个同伴，没有人可能始终陪伴他生活在那么一个虚无的世界里。这个虚无的世界我以为是高于自然的。
接下来我例举一组关于个人价值实现主题的小说。第一篇是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九号。它写一个老工人，因为历史清白，苦大仇深，被吸收进工宣队，政治地位大大上升，有一年的国庆节，他还进入中南海，参加了国宴。就此他在他所住的大杂院里成了个人物，变得不同凡响，中南海和国宴的见闻成了这院子里的一档重要节目，而他则是主角。文革结束以后，工宣队解散了，他又回到工厂，重新过他平常的日子，中南海成了一去不回的历史，而杂院里其他人的生活倒在变化，变得好起来了，比如一个旧日的格格的儿子长成人了，钱还挣得蛮多；一个穷困的臭老九竟涨了工资相比之下，他的生活就像是倒退了。退休以后，他越发寂寞，经常怀念那段辉煌的日子，可是再没有人听他讲述中南海和国宴了，心里失落得很。有一天，他百无聊赖地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门口却被等退票的人团团包围，硬把他的电影票买去了。就在人们拉拉扯扯抢他的票时，他忽然有一种得意，多年以前的感觉又回来了：被大家簇拥着，被大家强烈地需要着。
他很激动，这种感觉还要去找一找，就又去电影院，从此他就形成一个习惯：一有票子比较抢手的电影，他就早早去排队，买了很多票，再平价卖给别人。时间长了，引起了人家的注意，都知道这边有个票贩子，结果他就被警察抓住了，抓住阁却发现他是平价出让，并没有谋利，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自然是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是一个小人物的悲剧，他低贱地去实现卑微的个人价值，结果却是失败。再要提到的是陈世旭的小说小镇上的将军。它写一个地处偏远的小镇，镇上生活着许多小手工业者，做裁缝的、剃头的、打铁的、拉车的，他们过着一种刚够温饱、庸庸碌碌、自得其乐的生活。文革中，镇旁边的秃山上造起了一座房子，一个被贬职的将军来到了此地。将军到了小镇，开始度他的流放生活，他常常在街上走来走去，向小镇人提些出人意料的问题：“这路那么泥泞，一下雨就不能走，你们为什么不修两条水泥路呢？”“你们为什么不把河里的淤泥清一清呢？”他的问题使他们意识到他们生活现状的不令人满意，开始想到是不是应该将事情改变改变。将军的出现给小镇带来新的气象，将小镇的居民从麻木的状态下唤醒。他们本来觉得一切都挺好，日子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往下过，将军却给他们提出了更高的生活理想，并且自己也参与了建设理想生活的行动，小镇上居民的人生观由此走出停滞的状态。在将军受迫害而死的时候，小镇人以他们前所未有的正义气势和崇高感情，为将军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这个葬礼使小镇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这个故事也是讲人的价值实现，但这个人的价值要比前面那个老工人崇高，他可算得上一个英雄，它写了一个英雄，在芸芸众生之中依然不放弃崇高的立场竿追求，并以全力唤起良知的觉醒，在逆境里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再要举的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小镇上的将军的人生价值是体现在客观世界里的，而约翰克利斯朵夫要实现的人生价值则是在一个虚无的境界里。小镇上的将军所实现的人生价值是可视可闻的，他领导修的路，清的河，他唤起的民心，都是实有的存在，而罗曼罗兰赋予克利斯朵夫的理想，音乐，却抓不住，看不见，是灵魂的寄宿地。我在分析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过，作者交给音乐的任务是很重大的，他是将它作为灵界的人间名称。一个实体的人却要在虚幻的世界里实现他的价值，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将经过如何艰难险阻的跋涉？我举这三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在人生价值的实现上有哪些阶梯。
再举一组作品，目前挺时髦的题目，就是关于女性主义。第一个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写的是年轻女性流苏，离婚回到娘家，和兄嫂姐妹住在一起，开始身边还有些钱贴补家用，给些小恩小馆，后来钱用得差不多了，大家更觉得她多余。这时，有替她堂妹介绍对象的，那男的却对流苏有了兴趣，流苏尽管知道那是个花花公子，但也顾不了许多了。这两人都是世故的男女，动着心机谈恋爱，那男的又想要流苏，又不想失去自由，迟迟不谈婚姻，流苏则只能亦退亦守，伺机进逼，两人正胶着在同居的状态，恰该碰上太平洋战争，香港失陷，相依为命的患难日子，终于成全了他们这对夫妇。流苏是不自觉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是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为之，她孤身一人和男性作战，竭力制服对手，而矛盾的是，她所要争取的，其实就是对男性的更牢固可靠的依附。也因为这个最终目的，她不得不和女性为敌，周围的女性都是她胜利的威胁，有可能与她争夺战利品，她必须把她的敌人扫清。于是，她最终是彻底排除了她的同性，将自己更牢不可破的契进从属男性的位置。第二个例子，是张洁的小说方舟。小说中的3个女性，都是不同程度上受过男性侵害的，从婚姻中撤退出来的单身女人。她们自己租了套房子，3个人在一起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生活。她们和流苏的不一样在于，她们要把自己塑造成一种能够脱离男性，和男性竞争，在社会上平等生存的一种女性。流苏自强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男性生活里的位置，一个受供养的位置，而到了方舟，她们是要把自己变成了和男性同类的人。流苏所做的自强实际上是把女性的被男性需要的东面扩张，然后去和男xìng交换自己的利益。方舟里的她们则拒绝扩张这种供男性享受的东西，她们所扩张的是和男性同样的立足的素质。然而，她们却没有意识到，当她们极力将自己推到和男性同一起跑线上去的时候，她们因为违反自己性别的努力搞得筋疲力尽，碰得遍体鳞伤，只能互相舔着伤口的时候，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她们的参加有所改变，相反，却因为她们的取消女性性别更为坚固的男性化，她们的努力实质上是承认了这个世界的男性主宰权。然后我要提到美国黑人女作家的长篇小说紫色。
紫色也是将女性放在和男人对立的位置，而女性和女性则是最好的朋友，这和方舟不谋而合，但和方舟不同的是，在这里女性的世界是天堂，她们安身立命于那个粗暴霸道的男性世界之外，自给自足，感到极其幸福。那个妻子眼看着丈夫把他的情人带回家，看见那个情人非常美，并且对她丈夫非常任性和跋扈，她竟感到高兴，没有一点嫉妒。她看到男人对情人赔着小心，给她送饭，那个姑娘却把他赶了出来，她不由爱上了她。从此她们就成了好朋友，她向她丈夫的情人学习了很多东酉，甚至学会了做ài，那姑娘告诉她，女性的快感来自何处，在什么位置，而以住她在和丈夫的性生活里是完全体会不到的，她以为性只是对男性有意义，是男性的需要，现在情形却变了。就这样，紫色描写了一个妇女乐园，它产生于男权的压迫之下，最终又被男权所破坏，但就是它这短暂的存在，成立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天堂。
最后一组作品。我们建国巷，是湖南作者叶子臻写的。它写一条老巷叫建国巷，住的都是几辈子的老户人家，知根知底，你来我往，一家烧肉，各家一碗，有福共享，很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可是后来事情有些变了，起因是一件小事，建国巷里有个居民在厂里得了技术革新的奖，奖品是一台黑白电视机，这是建国巷第一台电视机，于是他们家就变成电影院了。每天晚上，家里坐满了人，带着自家的板凳，这家的大人孩子则拿出瓜子、茶水招待，大家都很快乐，就像过节。但渐渐的却感到了不方便，他家的晚上总是敞开了门户，无法享有自己的私生活，因此有几次他们开始拒绝观众，说：“今天晚上我们家不放电视了。”自然人们对他家就有了看法，纷纷疏远了他家，使他们孤立起来，最终失去了建国巷的融融亲情。这就是为保护个人生活所付出的代价，亲情萧瑟，人际关系疏远，随之孤独来临。可是没有个人生活又不行，在那种公有的生活里，我们失去了自由，人性受到压抑，所以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还是要争取个人生活的空间。第二部，我将举电影九周半为例子。这是一部美国电影，讲一对男女从邂逅相遇到分道扬镳，仅达九周半时间的爱情，它的名字就这么来的。这个女性对这个男性一见钟情以后，便很自然的要去了解他，也被他了解，以达到互相契合的目的。她谈自己，也询问对方，她请他一块去参加朋友家的party，到对方工作的地方去。这是一种社会化的恋爱方式，就是在人群里建立一个两人共同的生活空间。
而这个男性却不是这样，他把人当作孤立环境里的动物，和周围没有关系。他不向对方讲述自己，不和对方参加晚会，当这个女的到他公司里来，他的态度也是很冷淡的。那么，他是以什么方式进行交往呢？他只以性的手段，他用极其怪诞的性方式做ài，企图建立两人间的亲密关系，开始时她觉得很新鲜，觉得他很有热情和想象力，而直到他找来一个妓女，在她面前和妓女做ài，以激起她的激情，这时候，她受不了了，这种畸形的爱的方式伤害了她，她虽然很爱他，却觉得与他无法相通，最后离开了他。等到要分手时，这个男的开始向她介绍自己，说我出生在什么地方，我的父亲是做什么的，我从小怎么样长大，可那女的说，已经晚了。电影最后结束在这样的情景上，男的压在他那个空洞到抽象的房间里，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有着许多电视机，女的则挥泪如雨地走在人群拥挤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两个人就此天各一方。在这个故事里，人处在完全孤独的境地，封闭在自我之中，这种封闭是那样牢固，就好像是一个坚硬的核，突破它几乎没有手段，连两性相悦也无法开拓出路。我觉得九周半走到了个人性的极至，再往前还有没有路？我就必须要说到张承志的小说北方的河。张承志总是给我们定些很高的人性的标准。北方的河写一个学历史的青年，去考察北方河流的经历，北方的河流对于他有一种特殊的含义，他将它视为父亲的河，而他其实是没有父亲的，因此北方河流的含义就变得很抽象。他和一个女记者一同去找北方的河，他们一路上成了好朋友，然而，在河的面前，他却感到了孤独。他说不出这河是什么，他只能感受到它的至高无上，只有他能了解它，没有人能够和他交流，和他并肩同步。他能从他周围的人身上吸取养料充实自己，比如那个同路的女记者，但他很快就把她甩在身后，又一个人走远了，反而比先前更加孤单。他也是极力扩张他的自我，但他的自我里有着强悍的生命力，它不断地吸取养料，壮大自我，使之升格。北方的河常常提到一个过时的日本歌星冈林信康，总是在唱着一曲歌，里面有一句：“我就是我，我不能变成你。”他也是和人群隔绝，封闭自我的，可是他的隔绝不是在一个平面上的隔绝，将自己圈一个领地，拒绝别人进入，他是不断上升，上升到一个高度，别人都走不上来，于是他就使他身处绝境。在这三个作品里，我们看到个人的实现和发展可以走到怎样的彻底的情形。
关于小说的思想的质量，我列了九组作品的例子，希望在思想的各类内容里搭成一种阶梯的状态，可使我们看清一些问题。这些作品很可能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它们只是在我了解的范围内，有一些也许会是牵强的，我只是想尝试一种方法，一种能使思想量化的方法，这可帮助我们检验思想的质量。在我强调小说是一个存在于现实之外的心灵世界，现实世界是为小说世界提供材料的前提下，思想也是被我当作材料来对待的，它决定现实世界的材料以何种形式在小说世界里运用，因而也决定了这个心灵世界的完美程度。
中间，她们显得特别的不一样，她们的随和，宽容，富有同情心，受到一名印度医生的热烈爱戴。这名医生受过英国教育，学的是西医，对他落后的祖国有着怒其不争的感情，对西方的进步抱着赞赏的态度，但对于它们的殖民政策则是反感的，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又怀有民族情感的知识分子。他对这两个女士非常好感，十分殷勤，为她们安排了一次具有历险性质的旅游，就是到一个著名的神秘山洞去，那山洞里有着奇异的回声，传说发生过不可思议的事情。经过紧张繁忙的准备，终于成行。然而在山洞里却发生了传说中的不可思议事情，英国姑娘突然间极端恐惧的奔出山洞，而身后则跟着印度医生，于是，印度医生便以企图强奸的罪名被告上了法庭。这是一个悬念故事，但重要的不在于悬念。这起案子有一个有力的证人，就是姑娘未来的婆母，她虽然没有目睹山洞里的事件，但她以一个英国人的身份来证明印度医生的人品，是具有说服力的。而此时，这案子已激起民众的反英情绪，酿成事端，她的作证可说事关重大，不由陷于犹疑，最终，她在一个长老的影响下，于开庭前夜离开印度，从法庭缺席。这长老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印度教的一个首领，他深谙东方哲学，他认为世界万事都有着必然性，所有的偶然都是暂时的表面的效果，所以行动是无意义的，不自然的，甚至会影响事物的真相。
他说我们印度有条河则恒河，我们的人死了就放在河里，漂向永恒的归宿，无论现在是怎么，最后大家都是一条河里的生命，都是顺流而下的。在这种不承认偶然性，认为一切结果都是必然的思想感染下，老太太在开庭前走了，当她的火车经过一道山壁，暗夜里看见石壁前有个人向她举手致意，就是长老，他认为老太太终于领悟了真谛。这里讲述的已经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差异，而是文化的较量，这是两种对立的人生哲学，一种是西方的精神，一种则是东方精神的。前者充满了行动，是注重现世的，它相信偶然性，相信人是可以抓住国会改变历史和存在，因此他们占据了强者的位置，在世界开辟了一系列的殖民地，但他们无法战胜死亡，恐惧虚无。后者只相信事物的必然性，只关心终结，过程都是转瞬即逝，他们过着闲散的生活，在玄思中漫游，获取着心灵安宁的快乐，但由于他们的惰于行动，只得落入被殖民的地位。电影没有给两种哲学的对比作出回答，就好像没有回答我们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它的问题虽然也是从国家和民族出发，却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内容，走近了人的本身，它问的是生命的存在和精神的内容，什么才是生命的最需要。不管这世界容忍到什么程度，后现代理论怎么扫荡一切差别，人的询问总应该是一步深人一步。
我再要提到别的门类的东西，比如杨丽萍的舞蹈。那年夏天，这个云南的舞蹈家到上海来演出，使我感到非常震惊，她使我震惊的是她对世界的看法，与我们汉族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比如我们汉族人表现下雨，一定是拿把伞跪拿个斗笠，表示我们人在雨中的情形，可杨丽萍不是，她用人来表现雨，人就是雨，最后她才把斗笠戴起来，变成人，走进雨里去了。她表现火，不是表现人在火里或者人在火旁边的景象，她本身就是火。她表现月光，她则是月光的受体影子。她不是表现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是表现自然的本身。我真是有种绝望，我们这种人总归是回不到自然去了，我们老是说回归自然，这口号正说明我们和自然的距离，而杨丽萍却是和自然一体的，她和自然合二为一，是个非常整体性的存在。这种自然人的境界，也许只有像杨丽萍这样，在远离文明社会的偏远地区生长的孩子，才有可能生而俱来，它不可能是后天形成的。也因此，我很难在小说中找到这样的自然的境界，因为小说的材料本身就是文明的形式，不像舞蹈和音乐，它们的起源是在人的初民时期，比较接近人的自然性。现在才能提到小说，就是王蒙的蝴蝶。它写的是一个老干部从理念的生活回到感性的生活里去的经历。这个老革命。的妻子，是他进城后结识的一个女学生，是个非常有天性的女性，她对孩子、对丈夫、对家庭，充满了来自天性的热爱，但是这些感情都被她当官的丈夫忽略甚至扑灭了，他觉得这种感情是没有太大价值的，是私人化的，应当从属于广阔远大的社会生活，就是他所服务的那种生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办公室里，从早到晚电话响，然后坐着车，跑来跑去，没日没夜。忙什么呢？到某地开会动员，制定生产指标，统计完成数字，就是这样一个由报表、数字、会议的报告，秘书的电话组成的世界，生活就是通过这些抽象的东西传达给他，渐渐的，他便失去了对真实的生活的感受能力。妻子与他的隔阂越来越远，终于和他离婚，他又重新结了婚。到了文革，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被打倒，孩子同他划清界限，妻子改弦易张，他被放逐到农村，成了一个老农民。然而，就是在这场钙劫之中，他不期然地进入了真实的生活，重新发现了自己。徒步走路爬山，他感觉到自己的脚，站在公路旁边看着小汽车开过去，发现了自己的眼睛，他烧饭，发现了自己的手，他接受帮助或者遭人拒绝，发现了自己的感情，他所有的感官都回来了，自己能感觉自己的心跳，自己肌体的活力。但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四人帮打倒后，他又官复原职，回到报表、数字、工作报告的生活里，他非常怀念原来那种感性的生活，于是他自己搞了一次活动，没带秘书也没带小车，徒步回到他下乡的地方。一路上，他忽然发现，在这个人力已经参与改造的世界上，如果完全不带有一点社会性的防身武器的话，简直寸步难行，他的手和脚似乎都被缚住了，行动受到障碍：拥挤、肮脏、不讲理、买不到车票、吃不上饭，等等。一个社会人要去寻找一个完全自然的生活，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妄想。因此当他再回到办公桌前的时候，他想的是：要把这个世界建设得更加合乎人性，他必须努力的工作。这就是王蒙和杨丽萍的不同，杨丽萍生来就是个自然人，人和山、水对她来说完全是一体的。而王蒙知道人和自然的分离，知道分离的现实不可避免，但他认为人有力量再去创造一个自然，王蒙期望的自然是经历了理性的过程，是人的自觉性所为的自然，它更具有人性的复杂性和悲剧感。而电影霸王别姬的人性理想却是反自然的，陈蝶衣这个人物承担了这个理想。他是个旦角，他完全把戏台上的生活当作他的生活，尽管人的命运是受着戏台下生活左右的，可他到死都不承认这一点，执着地生活在戏剧之中，毫不畏惧那种存在的虚无。他不要性别，不要爱情，他只要做一个舞台上的虞姬，当他的搭档段小楼和菊仙结婚，去过世俗生活的时候，他的愤怒和伤心不是由于失去友爱的伴侣，而是失去了那个戏台上的伴侣，他对着菊仙，满怀轻蔑问了一句“你会唱戏吗？”以为就此可将菊仙击败，可事实上，失败的是他。他永远找不到一个同伴，没有人可能始终陪伴他生活在那么一个虚无的世界里。这个虚无的世界我以为是高于自然的。
接下来我例举一组关于个人价值实现主题的小说。第一篇是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九号。它写一个老工人，因为历史清白，苦大仇深，被吸收进工宣队，政治地位大大上升，有一年的国庆节，他还进入中南海，参加了国宴。就此他在他所住的大杂院里成了个人物，变得不同凡响，中南海和国宴的见闻成了这院子里的一档重要节目，而他则是主角。文革结束以后，工宣队解散了，他又回到工厂，重新过他平常的日子，中南海成了一去不回的历史，而杂院里其他人的生活倒在变化，变得好起来了，比如一个旧日的格格的儿子长成人了，钱还挣得蛮多；一个穷困的臭老九竟涨了工资相比之下，他的生活就像是倒退了。退休以后，他越发寂寞，经常怀念那段辉煌的日子，可是再没有人听他讲述中南海和国宴了，心里失落得很。有一天，他百无聊赖地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门口却被等退票的人团团包围，硬把他的电影票买去了。就在人们拉拉扯扯抢他的票时，他忽然有一种得意，多年以前的感觉又回来了：被大家簇拥着，被大家强烈地需要着。
他很激动，这种感觉还要去找一找，就又去电影院，从此他就形成一个习惯：一有票子比较抢手的电影，他就早早去排队，买了很多票，再平价卖给别人。时间长了，引起了人家的注意，都知道这边有个票贩子，结果他就被警察抓住了，抓住阁却发现他是平价出让，并没有谋利，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自然是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是一个小人物的悲剧，他低贱地去实现卑微的个人价值，结果却是失败。再要提到的是陈世旭的小说小镇上的将军。它写一个地处偏远的小镇，镇上生活着许多小手工业者，做裁缝的、剃头的、打铁的、拉车的，他们过着一种刚够温饱、庸庸碌碌、自得其乐的生活。文革中，镇旁边的秃山上造起了一座房子，一个被贬职的将军来到了此地。将军到了小镇，开始度他的流放生活，他常常在街上走来走去，向小镇人提些出人意料的问题：“这路那么泥泞，一下雨就不能走，你们为什么不修两条水泥路呢？”“你们为什么不把河里的淤泥清一清呢？”他的问题使他们意识到他们生活现状的不令人满意，开始想到是不是应该将事情改变改变。将军的出现给小镇带来新的气象，将小镇的居民从麻木的状态下唤醒。他们本来觉得一切都挺好，日子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往下过，将军却给他们提出了更高的生活理想，并且自己也参与了建设理想生活的行动，小镇上居民的人生观由此走出停滞的状态。在将军受迫害而死的时候，小镇人以他们前所未有的正义气势和崇高感情，为将军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这个葬礼使小镇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这个故事也是讲人的价值实现，但这个人的价值要比前面那个老工人崇高，他可算得上一个英雄，它写了一个英雄，在芸芸众生之中依然不放弃崇高的立场竿追求，并以全力唤起良知的觉醒，在逆境里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再要举的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小镇上的将军的人生价值是体现在客观世界里的，而约翰克利斯朵夫要实现的人生价值则是在一个虚无的境界里。小镇上的将军所实现的人生价值是可视可闻的，他领导修的路，清的河，他唤起的民心，都是实有的存在，而罗曼罗兰赋予克利斯朵夫的理想，音乐，却抓不住，看不见，是灵魂的寄宿地。我在分析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过，作者交给音乐的任务是很重大的，他是将它作为灵界的人间名称。一个实体的人却要在虚幻的世界里实现他的价值，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将经过如何艰难险阻的跋涉？我举这三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在人生价值的实现上有哪些阶梯。
再举一组作品，目前挺时髦的题目，就是关于女性主义。第一个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写的是年轻女性流苏，离婚回到娘家，和兄嫂姐妹住在一起，开始身边还有些钱贴补家用，给些小恩小馆，后来钱用得差不多了，大家更觉得她多余。这时，有替她堂妹介绍对象的，那男的却对流苏有了兴趣，流苏尽管知道那是个花花公子，但也顾不了许多了。这两人都是世故的男女，动着心机谈恋爱，那男的又想要流苏，又不想失去自由，迟迟不谈婚姻，流苏则只能亦退亦守，伺机进逼，两人正胶着在同居的状态，恰该碰上太平洋战争，香港失陷，相依为命的患难日子，终于成全了他们这对夫妇。流苏是不自觉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是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为之，她孤身一人和男性作战，竭力制服对手，而矛盾的是，她所要争取的，其实就是对男性的更牢固可靠的依附。也因为这个最终目的，她不得不和女性为敌，周围的女性都是她胜利的威胁，有可能与她争夺战利品，她必须把她的敌人扫清。于是，她最终是彻底排除了她的同性，将自己更牢不可破的契进从属男性的位置。第二个例子，是张洁的小说方舟。小说中的3个女性，都是不同程度上受过男性侵害的，从婚姻中撤退出来的单身女人。她们自己租了套房子，3个人在一起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生活。她们和流苏的不一样在于，她们要把自己塑造成一种能够脱离男性，和男性竞争，在社会上平等生存的一种女性。流苏自强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男性生活里的位置，一个受供养的位置，而到了方舟，她们是要把自己变成了和男性同类的人。流苏所做的自强实际上是把女性的被男性需要的东面扩张，然后去和男xìng交换自己的利益。方舟里的她们则拒绝扩张这种供男性享受的东西，她们所扩张的是和男性同样的立足的素质。然而，她们却没有意识到，当她们极力将自己推到和男性同一起跑线上去的时候，她们因为违反自己性别的努力搞得筋疲力尽，碰得遍体鳞伤，只能互相舔着伤口的时候，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她们的参加有所改变，相反，却因为她们的取消女性性别更为坚固的男性化，她们的努力实质上是承认了这个世界的男性主宰权。然后我要提到美国黑人女作家的长篇小说紫色。
紫色也是将女性放在和男人对立的位置，而女性和女性则是最好的朋友，这和方舟不谋而合，但和方舟不同的是，在这里女性的世界是天堂，她们安身立命于那个粗暴霸道的男性世界之外，自给自足，感到极其幸福。那个妻子眼看着丈夫把他的情人带回家，看见那个情人非常美，并且对她丈夫非常任性和跋扈，她竟感到高兴，没有一点嫉妒。她看到男人对情人赔着小心，给她送饭，那个姑娘却把他赶了出来，她不由爱上了她。从此她们就成了好朋友，她向她丈夫的情人学习了很多东酉，甚至学会了做ài，那姑娘告诉她，女性的快感来自何处，在什么位置，而以住她在和丈夫的性生活里是完全体会不到的，她以为性只是对男性有意义，是男性的需要，现在情形却变了。就这样，紫色描写了一个妇女乐园，它产生于男权的压迫之下，最终又被男权所破坏，但就是它这短暂的存在，成立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天堂。
最后一组作品。我们建国巷，是湖南作者叶子臻写的。它写一条老巷叫建国巷，住的都是几辈子的老户人家，知根知底，你来我往，一家烧肉，各家一碗，有福共享，很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可是后来事情有些变了，起因是一件小事，建国巷里有个居民在厂里得了技术革新的奖，奖品是一台黑白电视机，这是建国巷第一台电视机，于是他们家就变成电影院了。每天晚上，家里坐满了人，带着自家的板凳，这家的大人孩子则拿出瓜子、茶水招待，大家都很快乐，就像过节。但渐渐的却感到了不方便，他家的晚上总是敞开了门户，无法享有自己的私生活，因此有几次他们开始拒绝观众，说：“今天晚上我们家不放电视了。”自然人们对他家就有了看法，纷纷疏远了他家，使他们孤立起来，最终失去了建国巷的融融亲情。这就是为保护个人生活所付出的代价，亲情萧瑟，人际关系疏远，随之孤独来临。可是没有个人生活又不行，在那种公有的生活里，我们失去了自由，人性受到压抑，所以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还是要争取个人生活的空间。第二部，我将举电影九周半为例子。这是一部美国电影，讲一对男女从邂逅相遇到分道扬镳，仅达九周半时间的爱情，它的名字就这么来的。这个女性对这个男性一见钟情以后，便很自然的要去了解他，也被他了解，以达到互相契合的目的。她谈自己，也询问对方，她请他一块去参加朋友家的party，到对方工作的地方去。这是一种社会化的恋爱方式，就是在人群里建立一个两人共同的生活空间。
而这个男性却不是这样，他把人当作孤立环境里的动物，和周围没有关系。他不向对方讲述自己，不和对方参加晚会，当这个女的到他公司里来，他的态度也是很冷淡的。那么，他是以什么方式进行交往呢？他只以性的手段，他用极其怪诞的性方式做ài，企图建立两人间的亲密关系，开始时她觉得很新鲜，觉得他很有热情和想象力，而直到他找来一个妓女，在她面前和妓女做ài，以激起她的激情，这时候，她受不了了，这种畸形的爱的方式伤害了她，她虽然很爱他，却觉得与他无法相通，最后离开了他。等到要分手时，这个男的开始向她介绍自己，说我出生在什么地方，我的父亲是做什么的，我从小怎么样长大，可那女的说，已经晚了。电影最后结束在这样的情景上，男的压在他那个空洞到抽象的房间里，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有着许多电视机，女的则挥泪如雨地走在人群拥挤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两个人就此天各一方。在这个故事里，人处在完全孤独的境地，封闭在自我之中，这种封闭是那样牢固，就好像是一个坚硬的核，突破它几乎没有手段，连两性相悦也无法开拓出路。我觉得九周半走到了个人性的极至，再往前还有没有路？我就必须要说到张承志的小说北方的河。张承志总是给我们定些很高的人性的标准。北方的河写一个学历史的青年，去考察北方河流的经历，北方的河流对于他有一种特殊的含义，他将它视为父亲的河，而他其实是没有父亲的，因此北方河流的含义就变得很抽象。他和一个女记者一同去找北方的河，他们一路上成了好朋友，然而，在河的面前，他却感到了孤独。他说不出这河是什么，他只能感受到它的至高无上，只有他能了解它，没有人能够和他交流，和他并肩同步。他能从他周围的人身上吸取养料充实自己，比如那个同路的女记者，但他很快就把她甩在身后，又一个人走远了，反而比先前更加孤单。他也是极力扩张他的自我，但他的自我里有着强悍的生命力，它不断地吸取养料，壮大自我，使之升格。北方的河常常提到一个过时的日本歌星冈林信康，总是在唱着一曲歌，里面有一句：“我就是我，我不能变成你。”他也是和人群隔绝，封闭自我的，可是他的隔绝不是在一个平面上的隔绝，将自己圈一个领地，拒绝别人进入，他是不断上升，上升到一个高度，别人都走不上来，于是他就使他身处绝境。在这三个作品里，我们看到个人的实现和发展可以走到怎样的彻底的情形。
关于小说的思想的质量，我列了九组作品的例子，希望在思想的各类内容里搭成一种阶梯的状态，可使我们看清一些问题。这些作品很可能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它们只是在我了解的范围内，有一些也许会是牵强的，我只是想尝试一种方法，一种能使思想量化的方法，这可帮助我们检验思想的质量。在我强调小说是一个存在于现实之外的心灵世界，现实世界是为小说世界提供材料的前提下，思想也是被我当作材料来对待的，它决定现实世界的材料以何种形式在小说世界里运用，因而也决定了这个心灵世界的完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