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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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从前一样,并不看重自己写出的那些文字。不过我可以赖此生活,还有了点积蓄,有时也给我父亲汇一点钱去。他兴高采烈地拿着钱去酒店,在那里为我大唱赞歌,甚至想到要反过来替我出点力。我曾经告诉过他,我多半是靠替报纸写文章糊口。他便把我当成了农村地区报纸的编辑或记者,于是,口授了三封信寄给我,告诉我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并且相信,我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材料,写成文章去挣钱。一封信讲一次谷仓失火,第二封谈两名登山的游客失足坠亡,第三封写一次乡长选举的结果。这些报道本身就是用怪腔怪调的报刊文风叙述的,使我读了真正感到高兴,因为这的确标志着他同我之间有了亲切的关系,又是多年以来我收到的第一批家乡来信。这些信也是对我写的文章的无心的嘲弄,真使我读后神清气爽;因为我月复一月地评论的那些书,它们的出版就重要性和影响而论,远远及不上在农村发生的那些事件。
当时正好出版了两本书,书的作者我在苏黎世时就认识,当年是两个癫狂多情的青年。现在一个住在柏林,专写这个大都市的咖啡馆和妓院里种种龌龊下流的事情。另一个在慕尼黑郊外给自己盖了一所奢华的隐居别墅,时而神经衰弱地作自我观察,时而乞求招魂术的刺激,恍恍惚惚,鄙视一切而又悲观绝望。我得评论这两本书,自然也就不怀恶意地开了开他们两个的玩笑。那个神经衰弱者只来了一封信,采用不折不扣的王公贵族的文体,表示了他的鄙夷不屑的态度。那个柏林人却在一本杂志上进行恶意的诽谤,说我无视他的严肃认真的意图,还搬出左拉来作佐证,并借着我这篇不识货的评论,不仅痛骂了我,甚至痛骂瑞士人自命不凡却又思想平庸。可是此人当年在苏黎世的那段日子。或许是他的文人生涯中唯一比较健康和差堪自慰的岁月呢!
我从来不是特别有爱国心的人,但是我觉得这种柏林人的老大作风未免太过分,使发表一封长信来答复这位愤愤不平者。我在这封信中毫不隐讳地说出了我对于自吹自擂的大都市时髦文化的蔑视。
这场争论使我精神为之一爽,并促使我重新仔细思考我对干现代文化生活的看法。但这件工作既费力又沉闷,也没有探究出多少振奋人心的结果。假如一开始我就保持沉默,照样无损于我的评论。
同时,这番努力还迫使我对于自己和计划多年的毕生著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读者知道,我心中的宿愿便是要用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使当今的世人去接近和爱自然的宏伟而无言的生活。我要教他们去倾听大地的心脏的搏动,参加到宇宙万有的生活中去,使他们在为小我而疲于奔命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不是神,也不是由我们自己所创造,而是大地和宇宙万有的儿女和组成部分。我要使人们联想到,一如诗人的歌和我们夜间的梦,江河、海洋、浮云和风暴都是渴念的象征和承受者。它们展翅于天地之间,其目标便是不存怀疑地确信自己享有这种宇宙公民的权利,确信一切有生命者的不朽。任何生命的最内在的核心都肯定享有这些权利,都是上帝的孩子,毫无恐惧地安宁地偎依在永恒的怀抱里。但是,我们身上所承担的坏的、病的、腐败的一切则相反,这一切都相信死亡。
我也要教众人在对自然的情同手足的爱之中找到欢乐的源泉和生活的激流,我要宣讲观察。漫游和享受的本领以及面向现实的乐趣。我要让群山、海洋和郁郁葱葱的岛屿用诱人的有力的语言对你们说话,并要强迫你们去注意,有一种多么层出不穷、熙熙攘攘的生活,天天都象繁花盛开,象清泉迸涌。我要使你们对自己感到羞愧,因为你们知道得更多的是国外的战争,是时髦、流言蜚语、文学艺术,却很少了解在你们的都市以外不受约束地繁忙活动的春天,在你们的桥下汩汩流去的江河,以及你们的铁路所穿越的森林和绚丽的草原。我要告诉你们,我这个孤寂者和严肃认真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由无数难以忘怀的享受串成的金链,尽管你们或许比我更幸福、更快活,但我仍要你们怀着更大的欢乐去发现这个世界。我首先要把美好的爱的秘密放在你们的心中。我希望教会你们成为一切有生命者的兄弟,并且充满了爱,这样你们便不再会惧怕苦和死,而且作为严肃的兄弟妹妹,当苦和死来到你们身边时,你们也会严肃地怀着手足之情去接待他们。
我不希望用颂歌和高雅的歌诗去表现这一切,只是朴素、真实、具体地去描述,宛如一个返乡的游子认真而风趣地向他的伙伴讲述外界的种种。
我想——我愿——我希望——,这话现在听来自然滑稽可笑。我还一直期待着这许多想法能形成一个方案的那一天。我至少已经做了许多收集工作。不仅装在我的头脑里,而且记在许多狭长的小本子里,我每次乘车或徒步旅行时,口袋里总要带上这种小本子,几个星期就写满一本。我把这个世界上有形的一切都简要地记录下来,不加思考,不加联系,好似画家的速写,三言两语记下真实的事物:小巷和公路的画面,群山和城市的轮廓,偷听来的农夫、手工业帮工、集市女贩的谈话,还有天气规律,以及各种光、风、雨、石、动植物、鸟的飞翔、波浪的形成、海的色彩变幻和云的形态。我有时也把这些记录加工成短故事,作为自然研究和游记发表,但同与人有关的一切无涉。我觉得,一棵树的故事,一头动物的生活,一片浮云的游记,没有人的点缀也趣味盎然。
我已经多次想到,一部篇幅较大的作品,其中根本不出现人的形象。那是荒唐的;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坚执着这种理想,还暗暗希望,也许会有伟大的灵感使我能把做不到的事情做成。现在我终于认识到,我必须让我那些美丽的山水田野住上人,至于山水田野,也根本不可能表现得十分自然、十分逼真。需要补充的内容还真不少,我今天还在继续增补。到眼前为止,对于我来说,人只是个抽象的整体,是完全陌生的。最近,我开始学着去熟悉和研究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类,这是值得一为的,我的记录本和我的记忆里填满了崭新的画面。
开始研究时,非常令人愉快。我跨出那种对什么都无所谓的冷漠状态,并对某些人产生了兴趣。我看到,有多少不言而喻的事情我过去一直感到陌生,我也看到,多次出游和到处观察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的目光敏锐。过去我一向对儿童有一种偏爱,现在我更特别喜欢经常同他们打交道。
不管怎么说,观看浮云和波浪要比研究人来得愉快。我惊奇地察觉到人同其他自然物的区别,首先在于他周身有一层滑溜溜的谎言构成的明胶保护着他。不久我在所有我认识的人身上都观察到了这种现象——这是环境的产物,每个人都必需扮成一个人物,一个清清楚楚的角色,可是没有一个知道自己独特的本性。我惊奇地断定我自己身上也有这种现象,于是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不再去探究人的内核。在大多数人身上,这层明胶的外壳要重要得多。我甚至在儿童的身上也发现了这层外壳,儿童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喜欢模仿一种角色,而不是毫不掩饰地由着本能来显现自身。
过了一些时候,我觉得自己再也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了,我被善变的细节弄得迷失了方向。我先在自己身上寻找有没有犯了错误,可是,不久我不再能欺瞒自己了:我失望了,我周围时环境里没有我想要寻找的人。我所需要的不是不寻常的特征而是典型。学术界和社交圈子都不会向我提供这种典型。我思念着意大利,思念着多次徒步旅行时的个别朋友和同伴,那些年轻的手工业帮工。我多次同这些人一起漫游,在他们中间找到过许多出色的小伙子。
我到回乡途中的客栈和一些村野酒店去探访,但毫无结果。大批川流不息的过客都不合我的目的。我有一阵子无计可施,便与儿童为伍,到各处酒店去研究,自然一无所获。一连几个星期闷闷不乐,我不信任自己,觉得自己的希望过奢,未免可笑,便到野外四处徘徊,或者借酒浇愁打发半个长夜。
当时,我桌上又堆了好几摞书,都是我想保存而不愿卖给旧书店的;可是,我的书柜已经没有空地方了。为了彻底改善一下这种状况,我便到一家小小的木匠铺里,请一位师傅到我的住所来,量出一块地方,立一个书架。
他来了,小个儿,慢性子,一举一动都谨慎小心。他测量房间的大小,跪在地上把米尺顶到天花板,身上散发着点胶水味,用一时见方的字仔细地把一个又一个数字记在他的本子上。他在干活时,碰巧撞在摞满书的一把椅子上。掉下了几本书,他弯腰去拣。那些书里有一本手工业帮工语言小辞典。几乎在所有德国手工业帮工临时住宿的客店里,都能找到这本厚纸面书,这是一本装订良好、饶有兴味的小书。
那位木匠见到这本他所熟悉的小书时,便好奇地抬头望着我,半是高兴半是猜疑。
“什么呀?”我问。
“我想说,我看到一本书,我也熟悉的书。这本书您当真研究过吗?”
“我曾经在旅途中学过这种专业语言,”我回答说“有时也喜欢翻翻,找一个词汇。”
“是这样!”他大声说“您也当过手工业帮工到处找活吗?”
“同您说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不过我出去的一次数是够多的,还在一些小客栈里投过宿。”
说话间他已经把书又重新摞好,准备走了。
“您当年去过哪儿?”我问他。
“从此地到科布伦茨,后来又往南到日内瓦。那可不是我最糟的年头。”
“您也有过几次发愁的时候?”
“只有一次,在杜拉赫。”
“您要是愿意,还可以给我讲讲。咱们哪天去酒店聊聊怎么样?”
“我不去酒店,先生。要是哪天下了工,您到我家来,问一声:近来好吗?身体怎样?我就觉得满不错了。只要您别瞧不起我。”
过了几天,正值伊丽莎白家举行社交晚会,我出了门又站住了,心想还不如到木匠家去。我于是回家,换下大礼服,去拜访木匠。作坊已经上锁,漆黑一片,我摸索着穿过阴暗的门廊和狭窄的天井,爬上后屋的楼梯又下来,终于在一扇门上找到写着这位师傅姓名的牌子。我径直走进一个很小的厨房,一个瘦女人在那里做晚饭,同时照顾着三个孩子,他们使这个狭小的天地充满了生气和喧闹。那个女人诧异地领我到隔壁的小屋去,木匠师傅正坐在窗边借着黄昏的微光在读报。他为难地哼了一声,因为在昏暗中他把我当成了一个有急需的主顾,接着他认出是我,便向我伸出手来。
他感到意外和窘迫,我便转过身去同孩子们说话;他们躲开我,逃进厨房,我偏跟了过去。我见到主妇正在那儿准备做米饭,使记起了我在翁布里亚时那位女房东的烹调术。于是动手帮她做了。在我们这里多半把大米煮成糊状,什么味道都没有了,粘粘糊糊的很难吃,完全糟踏了这样好东西。现在眼看大米在这里也将遭受这份不幸了,我总算及时地挽救了它,要了锅和漏勺,赶紧自己动手做饭。那位主妇也依了我,不胜惊讶。米饭凑合做得了,我们端上桌,点亮了灯,我也分享了一盘。
木匠妻子同我详谈了一个晚上的烹调术,她的丈夫几乎插不上嘴,我只好改天再请他谈他的漫游经历。此外,这一家人很快就打听出,我仅仅外表是个绅士,本来是个农夫的儿子和穷苦人家的子女,所以,第一个晚上我们就能友好相处,互相信赖。他们知道了我与他们根底相同,我也在这清贫人家闻到了下层人民的亲如故乡的气息。这里的人没有工夫去讲斯文,装腔作势。逢场作戏,对他们来说,这艰辛、贫苦的生活即使没有教养和高雅的志趣来掩盖也是可爱的,十分美好的,不必用好话来粉饰。
我越来越经常地去木匠家,在那里,我不仅忘掉了鄙俗的社交虚礼,而且忘掉了我的悲伤和困难、我觉得这里为我保存着一段童年,当时被神甫所打断。他们把我送进学校以前的那段生活又在这里继续下去了。
木匠和我趴在一张发黄的老式大地图上,追寻着他和我昔日的足迹,凡是我们两个都熟悉的每一座城门、每一条小巷,都使我们见了心花怒放,我们又讲起手工业帮工的俏皮话,甚至有一回,我们唱了许多支永葆青春的漫游者之歌。我们谈论手工业者的忧虑、家务、孩子和城里的事情,渐渐地,这位师傅和我不知不觉地互换了角色,我成了受惠者,他成了施惠者和教师。我深深呼吸着,感觉到了自己周围代替了沙龙情调的现实。
在他的孩子们中间有一个五岁的小姑娘,她弱不禁风,因此引人注目。她名叫阿格奈斯,可是大家都叫她阿吉,金黄头发,又瘦又小,一双怕羞的大眼睛,天性温柔腼腆。一个星期天,我去约他们全家外出散步,见到阿吉病了。母亲留下陪她,我们其余的人信步出了城。在圣玛格雷滕门后,我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孩子们去捡石头、采花朵、追甲虫,我们两个大人眺望夏日的草场,宾宁公墓,优美的、浅蓝色服连绵不绝的侏罗山脉,木匠疲惫、抑郁、沉静,看来心事重重。
“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师傅?”我见孩子们走远了便发问。他茫然而悲哀地望着我的脸。
“您没看出来吗?”他说话了“阿吉要死了。我早就知道了,而且一直很奇怪,她才这么点年纪,却老是看到死神。不过现在我们不得不相信了。”
我开始安慰他,可是很快自己就停下不言语了。
“您瞧,”他苦笑着说“您也不相信这孩子能活下去了。我不是严守教规的,这您知道,也只是逢到节庆才上一回教堂,但是我感觉到,主上帝现在有话要同我讲。她只是一个孩子,生来就不健康,不过,上帝知道,其他几个合起来都不及她讨我喜欢。”
孩子们欢呼雀跃,向这边跑来,围住我,提出许许多多的小问题,让我告诉他们花的名字,草的名字,末了要我讲故事。我告诉他们,花、树、丛林同孩子们一样,各有各的灵魂,各有各的天使。他们的父亲也倾听着,微笑着,时而轻声地表示同意。我们看到群山变得更蓝了,听到了晚钟敲响,便走回家去。草场上蒙着一层谈红的暮霭,远处寺院的钟楼耸入暖和的空气中,细小朦胧,天边,夏日的蓝色渐渐变成美的浅绿色和金黄色,绿树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孩子们累了,不作声了。他们想着罂粟花、丁香花、钟形花的天使,而我们大人想的是小阿吉,她的灵魂已经准备插上双翼,离开我们这小小的惶恐的一群。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里,情况不坏。那个小姑娘似乎见好了,可以下床几个小时,躺在凉垫上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漂亮,更加愉快;然后接连几夜发烧,这时我们全都心里明白,这孩子只能在这里作几周甚至几天的客人了,只是谁都不说罢了。唯有一次,她父亲谈到了这一点。那是在作坊里、我见他在木板堆里翻寻,不说我也知道,他是在找材料给孩子做棺材。
“事情快了。”他说“我情愿下工后一个人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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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从前一样,并不看重自己写出的那些文字。不过我可以赖此生活,还有了点积蓄,有时也给我父亲汇一点钱去。他兴高采烈地拿着钱去酒店,在那里为我大唱赞歌,甚至想到要反过来替我出点力。我曾经告诉过他,我多半是靠替报纸写文章糊口。他便把我当成了农村地区报纸的编辑或记者,于是,口授了三封信寄给我,告诉我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并且相信,我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材料,写成文章去挣钱。一封信讲一次谷仓失火,第二封谈两名登山的游客失足坠亡,第三封写一次乡长选举的结果。这些报道本身就是用怪腔怪调的报刊文风叙述的,使我读了真正感到高兴,因为这的确标志着他同我之间有了亲切的关系,又是多年以来我收到的第一批家乡来信。这些信也是对我写的文章的无心的嘲弄,真使我读后神清气爽;因为我月复一月地评论的那些书,它们的出版就重要性和影响而论,远远及不上在农村发生的那些事件。
当时正好出版了两本书,书的作者我在苏黎世时就认识,当年是两个癫狂多情的青年。现在一个住在柏林,专写这个大都市的咖啡馆和妓院里种种龌龊下流的事情。另一个在慕尼黑郊外给自己盖了一所奢华的隐居别墅,时而神经衰弱地作自我观察,时而乞求招魂术的刺激,恍恍惚惚,鄙视一切而又悲观绝望。我得评论这两本书,自然也就不怀恶意地开了开他们两个的玩笑。那个神经衰弱者只来了一封信,采用不折不扣的王公贵族的文体,表示了他的鄙夷不屑的态度。那个柏林人却在一本杂志上进行恶意的诽谤,说我无视他的严肃认真的意图,还搬出左拉来作佐证,并借着我这篇不识货的评论,不仅痛骂了我,甚至痛骂瑞士人自命不凡却又思想平庸。可是此人当年在苏黎世的那段日子。或许是他的文人生涯中唯一比较健康和差堪自慰的岁月呢!
我从来不是特别有爱国心的人,但是我觉得这种柏林人的老大作风未免太过分,使发表一封长信来答复这位愤愤不平者。我在这封信中毫不隐讳地说出了我对于自吹自擂的大都市时髦文化的蔑视。
这场争论使我精神为之一爽,并促使我重新仔细思考我对干现代文化生活的看法。但这件工作既费力又沉闷,也没有探究出多少振奋人心的结果。假如一开始我就保持沉默,照样无损于我的评论。
同时,这番努力还迫使我对于自己和计划多年的毕生著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读者知道,我心中的宿愿便是要用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使当今的世人去接近和爱自然的宏伟而无言的生活。我要教他们去倾听大地的心脏的搏动,参加到宇宙万有的生活中去,使他们在为小我而疲于奔命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不是神,也不是由我们自己所创造,而是大地和宇宙万有的儿女和组成部分。我要使人们联想到,一如诗人的歌和我们夜间的梦,江河、海洋、浮云和风暴都是渴念的象征和承受者。它们展翅于天地之间,其目标便是不存怀疑地确信自己享有这种宇宙公民的权利,确信一切有生命者的不朽。任何生命的最内在的核心都肯定享有这些权利,都是上帝的孩子,毫无恐惧地安宁地偎依在永恒的怀抱里。但是,我们身上所承担的坏的、病的、腐败的一切则相反,这一切都相信死亡。
我也要教众人在对自然的情同手足的爱之中找到欢乐的源泉和生活的激流,我要宣讲观察。漫游和享受的本领以及面向现实的乐趣。我要让群山、海洋和郁郁葱葱的岛屿用诱人的有力的语言对你们说话,并要强迫你们去注意,有一种多么层出不穷、熙熙攘攘的生活,天天都象繁花盛开,象清泉迸涌。我要使你们对自己感到羞愧,因为你们知道得更多的是国外的战争,是时髦、流言蜚语、文学艺术,却很少了解在你们的都市以外不受约束地繁忙活动的春天,在你们的桥下汩汩流去的江河,以及你们的铁路所穿越的森林和绚丽的草原。我要告诉你们,我这个孤寂者和严肃认真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由无数难以忘怀的享受串成的金链,尽管你们或许比我更幸福、更快活,但我仍要你们怀着更大的欢乐去发现这个世界。我首先要把美好的爱的秘密放在你们的心中。我希望教会你们成为一切有生命者的兄弟,并且充满了爱,这样你们便不再会惧怕苦和死,而且作为严肃的兄弟妹妹,当苦和死来到你们身边时,你们也会严肃地怀着手足之情去接待他们。
我不希望用颂歌和高雅的歌诗去表现这一切,只是朴素、真实、具体地去描述,宛如一个返乡的游子认真而风趣地向他的伙伴讲述外界的种种。
我想——我愿——我希望——,这话现在听来自然滑稽可笑。我还一直期待着这许多想法能形成一个方案的那一天。我至少已经做了许多收集工作。不仅装在我的头脑里,而且记在许多狭长的小本子里,我每次乘车或徒步旅行时,口袋里总要带上这种小本子,几个星期就写满一本。我把这个世界上有形的一切都简要地记录下来,不加思考,不加联系,好似画家的速写,三言两语记下真实的事物:小巷和公路的画面,群山和城市的轮廓,偷听来的农夫、手工业帮工、集市女贩的谈话,还有天气规律,以及各种光、风、雨、石、动植物、鸟的飞翔、波浪的形成、海的色彩变幻和云的形态。我有时也把这些记录加工成短故事,作为自然研究和游记发表,但同与人有关的一切无涉。我觉得,一棵树的故事,一头动物的生活,一片浮云的游记,没有人的点缀也趣味盎然。
我已经多次想到,一部篇幅较大的作品,其中根本不出现人的形象。那是荒唐的;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坚执着这种理想,还暗暗希望,也许会有伟大的灵感使我能把做不到的事情做成。现在我终于认识到,我必须让我那些美丽的山水田野住上人,至于山水田野,也根本不可能表现得十分自然、十分逼真。需要补充的内容还真不少,我今天还在继续增补。到眼前为止,对于我来说,人只是个抽象的整体,是完全陌生的。最近,我开始学着去熟悉和研究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类,这是值得一为的,我的记录本和我的记忆里填满了崭新的画面。
开始研究时,非常令人愉快。我跨出那种对什么都无所谓的冷漠状态,并对某些人产生了兴趣。我看到,有多少不言而喻的事情我过去一直感到陌生,我也看到,多次出游和到处观察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的目光敏锐。过去我一向对儿童有一种偏爱,现在我更特别喜欢经常同他们打交道。
不管怎么说,观看浮云和波浪要比研究人来得愉快。我惊奇地察觉到人同其他自然物的区别,首先在于他周身有一层滑溜溜的谎言构成的明胶保护着他。不久我在所有我认识的人身上都观察到了这种现象——这是环境的产物,每个人都必需扮成一个人物,一个清清楚楚的角色,可是没有一个知道自己独特的本性。我惊奇地断定我自己身上也有这种现象,于是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不再去探究人的内核。在大多数人身上,这层明胶的外壳要重要得多。我甚至在儿童的身上也发现了这层外壳,儿童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喜欢模仿一种角色,而不是毫不掩饰地由着本能来显现自身。
过了一些时候,我觉得自己再也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了,我被善变的细节弄得迷失了方向。我先在自己身上寻找有没有犯了错误,可是,不久我不再能欺瞒自己了:我失望了,我周围时环境里没有我想要寻找的人。我所需要的不是不寻常的特征而是典型。学术界和社交圈子都不会向我提供这种典型。我思念着意大利,思念着多次徒步旅行时的个别朋友和同伴,那些年轻的手工业帮工。我多次同这些人一起漫游,在他们中间找到过许多出色的小伙子。
我到回乡途中的客栈和一些村野酒店去探访,但毫无结果。大批川流不息的过客都不合我的目的。我有一阵子无计可施,便与儿童为伍,到各处酒店去研究,自然一无所获。一连几个星期闷闷不乐,我不信任自己,觉得自己的希望过奢,未免可笑,便到野外四处徘徊,或者借酒浇愁打发半个长夜。
当时,我桌上又堆了好几摞书,都是我想保存而不愿卖给旧书店的;可是,我的书柜已经没有空地方了。为了彻底改善一下这种状况,我便到一家小小的木匠铺里,请一位师傅到我的住所来,量出一块地方,立一个书架。
他来了,小个儿,慢性子,一举一动都谨慎小心。他测量房间的大小,跪在地上把米尺顶到天花板,身上散发着点胶水味,用一时见方的字仔细地把一个又一个数字记在他的本子上。他在干活时,碰巧撞在摞满书的一把椅子上。掉下了几本书,他弯腰去拣。那些书里有一本手工业帮工语言小辞典。几乎在所有德国手工业帮工临时住宿的客店里,都能找到这本厚纸面书,这是一本装订良好、饶有兴味的小书。
那位木匠见到这本他所熟悉的小书时,便好奇地抬头望着我,半是高兴半是猜疑。
“什么呀?”我问。
“我想说,我看到一本书,我也熟悉的书。这本书您当真研究过吗?”
“我曾经在旅途中学过这种专业语言,”我回答说“有时也喜欢翻翻,找一个词汇。”
“是这样!”他大声说“您也当过手工业帮工到处找活吗?”
“同您说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不过我出去的一次数是够多的,还在一些小客栈里投过宿。”
说话间他已经把书又重新摞好,准备走了。
“您当年去过哪儿?”我问他。
“从此地到科布伦茨,后来又往南到日内瓦。那可不是我最糟的年头。”
“您也有过几次发愁的时候?”
“只有一次,在杜拉赫。”
“您要是愿意,还可以给我讲讲。咱们哪天去酒店聊聊怎么样?”
“我不去酒店,先生。要是哪天下了工,您到我家来,问一声:近来好吗?身体怎样?我就觉得满不错了。只要您别瞧不起我。”
过了几天,正值伊丽莎白家举行社交晚会,我出了门又站住了,心想还不如到木匠家去。我于是回家,换下大礼服,去拜访木匠。作坊已经上锁,漆黑一片,我摸索着穿过阴暗的门廊和狭窄的天井,爬上后屋的楼梯又下来,终于在一扇门上找到写着这位师傅姓名的牌子。我径直走进一个很小的厨房,一个瘦女人在那里做晚饭,同时照顾着三个孩子,他们使这个狭小的天地充满了生气和喧闹。那个女人诧异地领我到隔壁的小屋去,木匠师傅正坐在窗边借着黄昏的微光在读报。他为难地哼了一声,因为在昏暗中他把我当成了一个有急需的主顾,接着他认出是我,便向我伸出手来。
他感到意外和窘迫,我便转过身去同孩子们说话;他们躲开我,逃进厨房,我偏跟了过去。我见到主妇正在那儿准备做米饭,使记起了我在翁布里亚时那位女房东的烹调术。于是动手帮她做了。在我们这里多半把大米煮成糊状,什么味道都没有了,粘粘糊糊的很难吃,完全糟踏了这样好东西。现在眼看大米在这里也将遭受这份不幸了,我总算及时地挽救了它,要了锅和漏勺,赶紧自己动手做饭。那位主妇也依了我,不胜惊讶。米饭凑合做得了,我们端上桌,点亮了灯,我也分享了一盘。
木匠妻子同我详谈了一个晚上的烹调术,她的丈夫几乎插不上嘴,我只好改天再请他谈他的漫游经历。此外,这一家人很快就打听出,我仅仅外表是个绅士,本来是个农夫的儿子和穷苦人家的子女,所以,第一个晚上我们就能友好相处,互相信赖。他们知道了我与他们根底相同,我也在这清贫人家闻到了下层人民的亲如故乡的气息。这里的人没有工夫去讲斯文,装腔作势。逢场作戏,对他们来说,这艰辛、贫苦的生活即使没有教养和高雅的志趣来掩盖也是可爱的,十分美好的,不必用好话来粉饰。
我越来越经常地去木匠家,在那里,我不仅忘掉了鄙俗的社交虚礼,而且忘掉了我的悲伤和困难、我觉得这里为我保存着一段童年,当时被神甫所打断。他们把我送进学校以前的那段生活又在这里继续下去了。
木匠和我趴在一张发黄的老式大地图上,追寻着他和我昔日的足迹,凡是我们两个都熟悉的每一座城门、每一条小巷,都使我们见了心花怒放,我们又讲起手工业帮工的俏皮话,甚至有一回,我们唱了许多支永葆青春的漫游者之歌。我们谈论手工业者的忧虑、家务、孩子和城里的事情,渐渐地,这位师傅和我不知不觉地互换了角色,我成了受惠者,他成了施惠者和教师。我深深呼吸着,感觉到了自己周围代替了沙龙情调的现实。
在他的孩子们中间有一个五岁的小姑娘,她弱不禁风,因此引人注目。她名叫阿格奈斯,可是大家都叫她阿吉,金黄头发,又瘦又小,一双怕羞的大眼睛,天性温柔腼腆。一个星期天,我去约他们全家外出散步,见到阿吉病了。母亲留下陪她,我们其余的人信步出了城。在圣玛格雷滕门后,我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孩子们去捡石头、采花朵、追甲虫,我们两个大人眺望夏日的草场,宾宁公墓,优美的、浅蓝色服连绵不绝的侏罗山脉,木匠疲惫、抑郁、沉静,看来心事重重。
“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师傅?”我见孩子们走远了便发问。他茫然而悲哀地望着我的脸。
“您没看出来吗?”他说话了“阿吉要死了。我早就知道了,而且一直很奇怪,她才这么点年纪,却老是看到死神。不过现在我们不得不相信了。”
我开始安慰他,可是很快自己就停下不言语了。
“您瞧,”他苦笑着说“您也不相信这孩子能活下去了。我不是严守教规的,这您知道,也只是逢到节庆才上一回教堂,但是我感觉到,主上帝现在有话要同我讲。她只是一个孩子,生来就不健康,不过,上帝知道,其他几个合起来都不及她讨我喜欢。”
孩子们欢呼雀跃,向这边跑来,围住我,提出许许多多的小问题,让我告诉他们花的名字,草的名字,末了要我讲故事。我告诉他们,花、树、丛林同孩子们一样,各有各的灵魂,各有各的天使。他们的父亲也倾听着,微笑着,时而轻声地表示同意。我们看到群山变得更蓝了,听到了晚钟敲响,便走回家去。草场上蒙着一层谈红的暮霭,远处寺院的钟楼耸入暖和的空气中,细小朦胧,天边,夏日的蓝色渐渐变成美的浅绿色和金黄色,绿树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孩子们累了,不作声了。他们想着罂粟花、丁香花、钟形花的天使,而我们大人想的是小阿吉,她的灵魂已经准备插上双翼,离开我们这小小的惶恐的一群。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里,情况不坏。那个小姑娘似乎见好了,可以下床几个小时,躺在凉垫上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漂亮,更加愉快;然后接连几夜发烧,这时我们全都心里明白,这孩子只能在这里作几周甚至几天的客人了,只是谁都不说罢了。唯有一次,她父亲谈到了这一点。那是在作坊里、我见他在木板堆里翻寻,不说我也知道,他是在找材料给孩子做棺材。
“事情快了。”他说“我情愿下工后一个人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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