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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电视剧。我坐在躺椅上，开始打量“老头儿”可黑咕隆咚的也看不太清。他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只是他的西服是在高级服装店订做的，这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朋友和她的那位相拥而坐，真像一对恩爱的小两口。她的那位是饭店的经理，我们通过他可以认识好多老外。干吗认识老外？当然是探讨国际局势呗，这还不明白？
普格乔娃总算哭完了，我朋友开了大灯。姑娘们，我一眼就相中了这家伙。你们还没看见他的西装、衬衫、手表呢——都是地地道道的洋货。根本不是船员们带回来的洋垃圾一类的东西，全都是正宗的名牌儿。于是我冲他飞个媚眼，又甜甜一笑，挺了挺奶子，一门心思想迷住他。他把我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一遍，似笑非笑地说：“主妇的酒柜大概空了吧。
该喝点什么上路了。”
我朋友赶快去拿酒，我留在这儿惨兮兮的。这头蠢猪，我想，他竟然不理我。可我还是鼓起劲儿站起来，这儿露出条腿，那儿又露出点屁股，过去帮我朋友拿杯子。我注意到我那位英俊少年这时正用赞许的目光瞧着我。要的正是这种效果。我走过去把电唱机打开，然后转过身，随音乐扭了起来。
这回他靠在椅子上好更仔细地看我。他以鉴赏的目光打量着我的身段儿。我觉得我已经迷住了他。
长话短说，总之我把他勾上手了，姑娘们。他把我带回他的住处，开始了一段妙不可言的爱情。他先让我把自己的衣服都扔了，给我换了一套行头，然后就带我去了黑海。之后我就跟他出国了。我成了他的随身翻译，尽管我压根儿就不懂英语或其它外语。可他逼我学外语，为此我至死都对他感激不尽，因为我现在飞的是国际航班。
要是我想自己挣点体己钱，最不济我也能找个持不同政见者，有时还能拉到外国官员。跟他的那3年里，我见到了你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生活，也去了好多你们根本看不见的地方。我期满以后——他只要20岁以下的女孩——他没像那帮畜生那样把我一脚踢开，而是把我安置到民航当了空姐儿。这就是我的初恋。
听完阿尔宾娜讲的故事，有人惊得合不拢嘴，有人笑得喘不过气。“谢谢你，阿尔宾娜，是你让我们大家开窍儿了。
现在我们总算明白了什么是新潮青年的爱情。阿尔宾娜，真有你的。”
只有“浪荡女”吉娜站在阿尔宾娜一边。“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女孩走这条路也许是因为家庭所迫，或有什么难言之苦，咱们并不了解。从劳改营出来后，我被发配去垦荒，我在那儿算是亲眼见到了那些女孩子的遭遇。她们都是纯洁的小姑娘，有的还是共青团员，到那里去劳动”下面该轮到佳丽娜讲了。她身材瘦小，头发浅黄，看起来就像个小姑娘。她老是捧着本书看，现在听了大家的故事后变得活跃起来，还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故事之七
不同政见者的妻子佳丽娜讲的是她这位“简-爱”式的人物在一次给朋友帮忙的机会中，在苏联政治劳改营里找到了幸福——当然，她自己并不是那里的囚犯。
你们肯定听说过持不同政见者。我丈夫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我的第一个恋人。
大家能看出来，我长得不漂亮，不是那种让男人着魔的女人。我很瘦，戴副眼镜，很不起眼我到了20岁还没被男人吻过呢，我自己也不大想这方面的事。我酷爱戏剧和诗歌，那时是国家艺术学院建筑分院的学生。当然我有朋友，还不少呢。其中一位是很要好的中学同学，叫柳德米拉。上了大学后虽不常见，可一见面就聊个没完，甚至能聊个通宵。
我们的友谊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因为我们都喜爱诗歌。
那时大家都迷上了叶塞宁的诗，后来又迷上了一阵阿萨多夫，而我们俩已经在啃茨维塔耶娃和曼杰利什塔姆的作品。此外，不知什么原因我俩都读吉卜林的作品，还把其中最喜欢的一首小诗谱了曲子一起唱：我从没见过美洲虎，也没见过犰狳——在它的甲胄里伸曲，我大概不会看到，除非我去里约热内卢才会见到这些奇兽——滚落吧——滚落到里约热内卢——真的滚落到里约热内卢。
啊，我真想滚落到里约热内卢
趁我还不老的时候。
上了大学后的一天，我去看望柳德米拉。
她正在包包裹，还一边兴高采烈地唱着我们编的歌，不过歌词却有所改动：我从没见过英雄们大胆发表意见，直到他们被关进监牢，我大概不会看到，除非我去古拉格才会见到这些英豪——滚落——滚落到古拉格——真的滚落到古拉格。
啊，我真想滚落到古拉格
趁我还不老的时候。
在我接着讲下去之前，咱们先约法三章：我讲的这一切你们就当没听见，以后在任何场合都不要提起。尽管我不会透露太多，也不用真实姓名，但还是提醒你们几句为好。这些话尤其是说给你听的，瓦伦蒂娜。不管怎么说，我并没掌握任何国家机密，所以作为党的干部，你的良心不必不安。大家都同意吧？那我就接着讲。
我便开始怀疑我的好朋友是不是跟持不同政见者有什么联系。有时从她那里能听到一些报纸上见不到的消息；有时对那些人人都在谈论却没有人明白的书籍，她能做出解释。她总是很公开地亮出自己的观点。
有一天我去找她，发现她泪流满面地坐在那里，桌子上摆满了不易搞到的紧俏食品：熏肠，速溶咖啡，贴着外国商标的罐头食品，还有一罐鱼子酱。
“老天，你这是怎么啦，柳德米拉，”我问她“对着一桌子好吃的你还哭？这太不合情理了。”
柳德米拉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佳尔卡，真是老天有眼，派你来助我。听我告诉你。你知道那次班机事件吧？”
“知道，你给我讲过。”
“这三年来我一直在探望一个小伙子，他因为那次事件被判得不轻。”
“到哪儿探望？”
“哪儿？弗拉基米尔的中央政治犯监狱。我的身份是他的未婚妻。他没有亲人，也没有结婚。我一直在申请和他结婚，可还没批下来。现在他又被送到劳改营。到了探监的日子了，可我脱不开身。我母亲病得很厉害——昨天刚住院，准备动手术呢。没人能替我去看他，他们也不会放别人进去的，因为他的档案里只注明我一个人。你我长得很像——你可以冒充我去看他。”
开始我真吃了一惊。我非常害怕，这很自然：到政治犯集中营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可看到柳德米拉哭得如此伤心，为他感到如此难过，我便有些动心了。她拿出他的信来给我看，每封信里都是对她的感激之辞，都洋溢着热情；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想象着他在那里焦急地盼着、等着，却空等一唱-柳德米拉和我长得确实很相似——小时候人们都说我们是姐妹俩。况且这个想法多么富有浪漫色彩。于是我决定去一趟。
柳德米拉高兴地使劲亲我，差点把我吃了。她又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路怎么走，找谁，怎么说等等——还有一些不便在此透露的细节。
在去那个被上帝所遗忘的莫德维亚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大包小包的食品几乎把胳膊压断，至于交通——只好赶上什么就坐什么。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没有柳德米拉在身旁，恐惧渐渐占了上风。
到了集中营后我愈加害怕：简直就像描写德国法西斯的电影中的镜头。瓦伦蒂娜，请你不要发表议论好不好。集中营就是集中营，不论大门口是挂着五星还是d字，对于里面的人来说都同样恐怖。也请你不要忘记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多少你们的党员同志。不，这不是从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看到的，虽然我读过他的书。这是我们的赫鲁晓夫从上面向人民大众公布的消息。好了，我们讲的是初恋，不谈那些。
他们让我填了几张表，然后领着抖得半死的我穿过一条走廊，来到会见室。屋内有一张很长的桌子，桌子的两边放着椅子。他们让我坐下等着。屋里就剩我一个人时，我抖成了一团。一会儿，要是我的“未婚夫”被带进来后，我该怎样做呢？我知道他的名字，也见过他被捕前的照片，大概能够认出他来。可我该怎么跟他打招呼，才会使他立刻明白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望他的呢？要是他说：“她不是我的未婚妻，我不认识她”可怎么办呀？也许他们带进来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那可怎么办呢？这屋里也可能同时安排了其他人见面，我要是认错了人，把别人的兄弟或丈夫当成了我的未婚夫，那又怎么办呢？除此之外，我该怎样跟他打招呼呢？
是简单地问候，还是过去吻吻他？这些问题搅得我头昏脑涨，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嘀咕着：我肯定会露出马脚来，然后也被送进去，因为用了柳德米拉的证件，最后连她也得被抓进来，至少得关她十年。这时，我看见卫兵带进来一名身穿囚服的高个儿小伙子，我立即冲了过去，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喊道：“斯拉瓦，亲爱的。亲爱的。”又吻起他来。同时还小声告诉他：“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你的”他也拥抱了我一下，看了看我，眨一眨眼。之后他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开始亲我——我几乎快晕过去了。他一边亲我，一边低声说：“告诉柳德米拉，盖克在医院里病得很重。他需要动手术，可他们只给他吃止痛片。我们为他的性命而担忧。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声援活动。”
卫兵把我们分开，让我们中间隔着桌子坐下，然后他也坐在旁边听我们谈话。可是我们有什么可谈的呢？有好几次我们互相询问健康情况。然后沉默了一、两分钟。我忽然想起来，应该把我的实际生活情况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我父亲已经在托斯可夫买下一幢名符其实的消夏别墅，附近有湖，还有个跳水板。我们全家下个月就去度假。突然他来了精神，用更加友善的声音问道：“是科波亚威湖还是运河？”
“就是跳水板后面的半岛。”
“我祖母曾在那里住过，你们是有意选中那个地方呢，还是巧合？”
“是巧合。我们的一切都是巧合。噢，你别生气”“我怎么会生气呢，我非常高兴。你比上次来时更漂亮了。”
虽然柳德米拉和我长得很像，可她比我有趣得多，而且会打扮自己。跟她相比，我就像个十足的女学究所以我感到局促不安，可斯拉瓦用那种目光盯着我，一直看到我的心。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这种眼神看我。而且从他的眼睛里就能看出他是个心地纯洁、而又异常深刻的人。我刚才的不安消失得无影无踪请你别这样，瓦伦蒂娜。你讲你的模范家庭时我可没打断你。难道你还没注意到我只字不提政治？我们只不过在谈论爱情，没别的。其他人还想听吗？那我就讲下去。瓦伦蒂娜，你不想听可以找本书看。
第一次见面我们还谈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到时间了。我跑这么远的路就为了这两个小时。斯拉瓦走过来，抱住我的肩膀，默默地吻了一下我的脸，又吻了一个我的手。这两个吻简直太让我吃惊了。
他们把他押走了。我带来的食品，卫兵只允许他拿了些苹果和一点香肠。这个卫兵还算不错呢，后来有的人连这些都不准他拿。我只好再把东西带回去。
回到列宁格勒后，我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向柳德米拉汇报了关于盖克的情况。我以后几乎天天都去她那里。她很惊讶，而我又不好意思问她斯拉瓦来信没有。后来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斯拉瓦刚刚来了封信。我想可能是是写给你的”我接过信读了起来：“亲爱的柳达，上次我一见到你就知道我一生中苦苦寻觅的就是你这样的姑娘，你支配自己的不是思想、观念和高尚的情感，而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和蔼与善良，那样慷慨，又是那样纯情”信中还有许多美丽的辞句，都是写给我的，不是给柳德米拉的。我的好朋友瞄了我一眼问道：“我们的斯拉瓦是不是找到真正的未婚妻了？”
“现在还说不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所以请你告诉我怎么申请和政治犯结婚。”
下次探望斯拉瓦时我用的是自己的证件。我担心他们会不让我见，又怕碰见上次的卫兵和狱长，他们会发现我又换了名字。结果还算顺利。三年以后，我们得到许可，结婚了。
安德鲁什卡就是我在一次探监时带回来的小东西。现在他的爸爸正在流放，等我儿子再大一点、长得壮一些时，我们就去加入他爸爸的行列。
“原来不同政见者就是这样的。”爱丽什卡听佳丽娜讲完后叫道“我还以为你们是一种特殊的人呢”“还能长着4只耳朵？好能收听敌台？”娜塔莎笑道“人就是人。我们单位有个不同政见者，他从前搞过征集签名，可现在特别老实。显然，时代不同了不是被抓进去，就是一走了之。人们都这么看。”
接着大家又谈起了政治犯的妻子。她们还把19世纪和20世纪做了个比较，看看到底哪个时代政治犯的妻子更不容易。多数人认为上个世纪的要更难一些，特别是对于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贵族太太们，因为今天的妇女对苦日子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
“我从电影里看到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老婆在西伯利亚游荡时，个个都穿着毛皮大衣，那款式、质地，嘿，没说的，准震了阿尔宾娜这样的时髦女郎。依我看哪，有这样的大衣穿在身上，还有什么受不了的罪。”
这通议论自然又是流浪女吉娜发表的。忽然，拉丽莎想到了尼尔娅：“尼尔娅，现在该给我们讲讲你母亲的事了吧？我记得你开始时曾提到她的猫皮大衣。”
“好吧，我讲。只不过这不是关于初恋的。因为我没能像正常人那样体验初恋，这里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够。”
故事之八
音乐教师尼尔娅在这里讲了她是如何先学会了恨，而不是爱。本书作者把这个中篇敬献给那位最善良的俄国诗人——诺姆-柯扎文，他曾写过一首题为“人折磨孩子”的诗，写的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孩子们。这首诗在苏联的劳改营广为传抄——这都是作者亲眼所见。作者还建议那些对尼尔娅的故事并非无动于衷的人找来诺姆-柯扎文的诗读一读。
我在大战的前夕生于利沃夫，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波兰人。我总觉得自己是犹太人这倒不是因为犹太民族习惯让孩子随母亲的民族，而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你们以后就会明白。
我的父母都酷爱音乐。我对那时生活的唯一记忆就是母亲在弹钢琴。后来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一直以为那个记忆是一场梦：那时的生活怎么会那样美好？窗户半开着，和风荡起带花边的窗帘，花边轻轻地触着钢琴。母亲坐在钢琴前，穿着洁白的衣裙，是那样美丽动人。她不时地把微笑着的脸庞向我转过来，头随着乐曲的节奏轻微地点着——在光洁如镜的琴盖上，在她洁白如云的衣裙上，在清香宜人的嫩黄色地板上，一束束阳光也在音乐的伴奏下轻快地舞蹈。窗外，一株大树轻轻摇动，树叶在舞蹈，窗帘在舞蹈，我也手舞足蹈起来——手抓住小床的栏杆，一蹦一蹦的，可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舞蹈。以后再告诉你们我是怎样弄清楚这不是一场梦这就是那时的情景。后来战争爆发了，这也印在我的记忆中，法西斯开进了利沃夫，开始了犹太人大搜捕。我们的父亲——这是我长大后妈妈告诉我的——决定还是收拾东西，第二天早晨赶到火车站，这是对所有犹太人下的命令。我们家的犹太人包括母亲和她的3个孩子。我两岁，哥哥列夫什卡12岁，姐姐琴娅7岁。对犹太人下的命令不包括我父亲，我说过他是波兰人母亲哭了起来——她担心3个孩子。
“你担什么心呀，”父亲有点发急“德国是文明之国，他们不会伤害你们的。你们会被疏散到德国的安全地带，到那儿以后你就给我写信。别忘记首先告诉他们你是位著名的钢琴演奏家——说不定他们会在德国为你安排一次巡回演出呢。他们都是有文化素养的人，芭丝娅。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
可父亲的话并没有使母亲平静下来，她说要到亲戚家看看他们打算怎么办。她匆忙赶到阿朗舅舅家，想听听他的主意。
阿朗舅舅非常聪明、有见识。他悄悄地告诉大家，要想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真地倾听法西斯的每一项命令，然后反其道而行之。母亲来到阿朗舅舅家时发现他们全家都忙着收拾东西。
“你们不是去火车站吧？”她吃惊地问道。
“好像是不去。”阿朗舅舅说“我们要去地下。”
原来阿朗舅舅和其他几位有勇有谋的犹太人设法搞到了一份利沃夫市区地下排污系统的图纸，他们决定顺着污水管爬到横穿全市的地下河。阿朗舅舅让母亲回家收拾东西，带上所有的必需品，尽量多带些食品，穿上厚衣服，夜里带孩子赶到他家。他还叮嘱母亲别把这事告诉父亲，只对他说亲戚们决定一起去火车站，以免路上大家走散。
夜深人静时，我们便向阿朗舅舅家摸去。路上有哨兵巡逻，很危险。我们终于赶到阿朗舅舅家，和他们全家还有另外几个犹太人一起穿过后花园来到很远的一处院子里。这里有一个能钻进人去的洞口，通着排水道，洞口的盖子已经打开。我们一个挨一个地钻了进去，太小的孩子就让大人递下去。阿朗舅舅的母亲已经老得走不动了，也让大家抬了下去。
以后几个月的地下生活，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到处都是漆黑一片，自制的油灯光线昏暗，四处都在滴水，里面的气味令人作呕。有时能听到上面电车开过的声音和车铃声。孩子们哭闹着要出去。我自然也不愿呆在里面。听母亲讲她必须时刻紧紧抱住我：稍一松手，我就会往外跑。里面还有许多大耗子，到处乱窜，偷吃我们带的干粮。这样一来，母亲不光得搂着我，还必须紧紧地把干粮袋抱在怀里。她不敢把干粮袋交给我哥哥列夫什卡和姐姐琴娅看管，因为这里空气太坏，他们不停地打盹，耗子会趁机偷吃。可是有一次，耗子还是把我们剩下不多的食品偷了个精光。不知是母亲睡着了，还是昏过去了。耗子咬破了她的皮大衣，又啃坏了口袋，把东西全都拖走了。母亲借了一根针，用破口袋把大衣上的窟窿补好。我们并没有挨饿；母亲在集中营里还穿着这件补丁的大衣，那里的德国女人常常笑话她。是的，我们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德国人带着警犬找到我们，又把我们带到奥斯威辛。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抓走了，有九家人设法逃了出去。显然，他们是利沃夫市的犹太人中唯一逃出去的。
我们被赶上火车，拉到德国。这对所有的犹太人来说简直是一大灾难。可对那些还不懂事的孩子却不然，他们很高兴能见到阳光。当然，刚从地下上来的时候我们怕见阳光——眼睛受不了——过一段时间就恢复了。
这里我就不讲集中营的事了，你们从电影里、书里都看到不少，比我知道的还要详细——我那时还小，不大记事。唯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这些跟妈妈一起住在女牢房的孩子们都十分害怕男人。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牢牢地刻上了这样的原则：女人就是安全，而男人则是可怕的危险。他们打小孩，杀小孩，他们会仅仅因为孩子哭的声大就把他像只小狗一样杀死。最可怕的是，他们会把你和妈妈分开。年龄小的孩子吓得寸步不离妈妈；我们时刻拉住妈妈的衣服不松手。
列夫什卡哥哥被带到男牢房，后来再也没见到他。琴娅很快就病倒了，被送到医院，又从医院被拉到焚尸炉。剩母亲和我了。我们还算幸运，居然活了下来，又回到了利沃夫。
可父亲在家中又娶了一个位新太太，还生了个孩子。他给母亲路费，让她到列宁格勒投奔亲戚。他还答应给我生活费，但母亲拒绝了：那种时候钱算什么，她相信，自己是位钢琴家，在列宁格勒会很快找到工作。然而正是这种单纯与天真毁了她。
我还要讲一讲发生在奥斯威辛的另一件事。一天，女囚们发现一项灭绝所有犹太儿童的命令正在策划之中。实际上那时在那里的犹太孩子已经被灭绝得差不多了，尽管大家都想方设法保护我们，可还是无济于事。我母亲叮嘱我切不可离开她半步，要是看到“好看的男人”不管他是谁，我必须赶紧跑回去，钻到我们那张床的褥垫下面藏起来。我那时瘦得皮包骨头，趴在垫子底下上面连个包都鼓不起来。后来，母亲强迫我改掉这个坏习惯时可真费了不少劲。甚至我们到列宁格勒住下之后，我又懂了些事，每当有陌生男子进我们家，像房管所的人或是邻居，我都会一言不发地径直跑到母亲的褥子底下躲起来。
我一天天长大，开始上学了。我不再往褥子底下藏，可对男人的恐惧心理还没有消失。在学校，我门门功课都是优秀，除了美术——这门课的任课老师是男教师。每次我在走廊遇见校长，我都畏缩地退到墙根，他跟我说话时我一个字也答不出来，我吓得根本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地好些了。可到了十几岁时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我的朋友们：她们怎么会跟青年男人产生温柔的感情？每当男孩子跟我接近时，我便想象他穿着德国党卫军的制服。母亲给我讲她跟父亲的事，这在我心中已播下了对男人不信任的种子；但最可怕的是在集中营时打下的烙印：一有男人来就赶快藏起来，不然就会大难临头。
大家也许会奇怪，既然有恐惧心理，我怎么还结了婚呢？
很简单。母亲逝去后，亲戚们供我读完音乐中学又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他们便开始操心我的婚事，想让我尽快成家安定下来。抚养我的舅舅和姨妈年纪都大了，他们想尽快实现对母亲许下的诺言，而不想在我还没找到归宿以前就离去。他们给我介绍了好几个聪明漂亮的年轻人，都是犹太人，而且他们都想娶一位住在列宁格勒的姑娘。其中好多人都很喜欢我，可我每次都哭着拒绝了，说我不想使我的家庭不幸福。有一天舅舅的朋友来看他，那是一位年近40岁的鳏夫，想让舅舅替他介绍一位性情贞静、贤惠的女人，来为他12岁的女儿当妈妈。这个人我一点也不害怕，并且我还十分可怜那小姑娘：我也是12岁的时候没了母亲的。
但是波里斯-尼古拉维奇根本没注意我，那小姑娘也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他们走后，我鼓起勇气告诉舅舅说只有这个人我不害怕，我可以嫁给他。可舅舅吃了一惊，想说服我：“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你怎么能抚养那么大的女儿呢？”——他不同意这门亲事。但我做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壮举：波里斯下次带着女儿来舅舅家时，我把小列奴丝娅叫到我的房间里告诉她我是谁，还说我愿意做她的妈妈。亲爱的小列娜哭了起来，张开手臂抱住我，喊我“妈妈”她用3天时间就为我和爸爸牵上了红线。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共同的生活，我的恐惧心理也很快就消失了，除非有时在睡梦里听了尼尔娅的故事后，大家都很难过，爱丽什卡还抽抽嗒嗒地抹起眼泪，像小孩子一样吸着她的翘鼻子。
吉娜摇着头骂道：“这帮畜生，真是一群禽兽不如的东西如今在我们营里当然也没有娃娃们的好果子吃，可那些家伙毕竟也是我们的人，不是德国法西斯呀，还不至于杀害那些娃娃。”
“你说的是哪个，吉娜？”
“我们的，苏联的劳改营呗，那儿还有娃娃们的住处呢，叫‘母子间’——母亲带孩子住的营房。要是女犯有孩子或是在那儿生了孩子，就被送到‘母子间’去。谢天谢地我眼下没服刑，要不然我这小丫头还不得不住在牢房里。”
“给咱讲讲女营里的事儿吧。”
“今天就算了吧，姑娘们。一天讲两个‘营’太多了。下回再讲。这会儿咱们让爱玛讲吧；这都是她出的点子，咱们听听她讲的。”
故事之九
戏剧导演爱玛讲的是她如何成为一位初次恋爱的小伙子的进攻目标。
我给大家讲讲一个毛头小伙儿是怎样爱上我的，而且爱得那样无私，甚至发狂。
我的第一次婚姻是校园恋爱的产物，很不成功，也很短暂：一年之后便离婚了。这要感谢那项新法律，能尽快地结束这场精神折磨。和那位同学分手后我很快又结婚了。他也是个演员，还是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名角呢，虽然已到了强弩之末。他现在酗酒成性，早已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可在当初，我还觉得我们的婚姻相当成功，唯一使我苦恼的是他那没完没了的婚外恋。他每演一个新角色都会很快爱上和他配戏的搭档。为此我们吵阿打啊，最后我决定我们俩离开这里去外地，或许这是挽救这桩婚姻的唯一途径。我调到西伯利亚一个新建小城里的一个刚成立的剧团当导演。我们打好行李，离开了列宁格勒。我丈夫的想法是：在外地他肯定会成为那里的台柱子，包演所有的主角，何况他妻子还是导演呢。结果确实如此。我导的第一出戏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演罗密欧，尽管从他的年龄和外形来看演傻胖子福斯塔夫更合适，当然，演李尔王他还不够老。你们也许猜到了，他在排练时又爱上了朱丽叶。演朱丽叶的那小姑娘确实漂亮，她刚从戏剧学校毕业，大大的眼睛，娇小的身段。显然她也被我那位旧日的明星给蒙骗住了。他之所以喜欢年轻姑娘也正是如此：稍微老成一些的女人便会一眼看穿他那肤浅的感情。随之而来的事真让我大伤脑筋。排戏时，我那个缺德老头子无耻地向朱丽叶一会儿飞个媚眼，一会儿又捏捏她的手，可自己的戏却演得糟糕极了，台词记不住，语调也不对。你们想想，40多岁的人了，还能演什么罗密欧。在场的演员、舞台监督，还有舞台工作人员等等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还好奇地打量着我，有些人露出同情的神色，但更多的人是想看热闹。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继续工作。第一场还没排完，我就感到了极度的精神疲劳。
就在我几乎快到精神崩溃之际，我忽然注意到，那位年轻的布景美工阿辽沙常常用充满忧郁和爱恋的目光注视着我。我的感觉好多了。以后排练时，每当我那位老来俏罗密欧再当众跟傻丫头朱丽叶调情时，我便看着阿辽沙，这样一来感觉就会好些。
有一天排完戏后，阿辽沙还不走，他等着我；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剧常他向我表达了爱慕之情。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抚摸一下他的脸颊，就走开了。可他还是每次排练都来，自始至终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到了首场演出的日子。演出相当成功，当地的领导们还设宴招待了我们。席间，男主角宣布他要离开我，与他的朱丽叶结合。他真够可以的，选这样美好的场合来解决家庭纠纷。我伤心透了，宴会结束后便和阿辽沙一起绕小城漫步，然后回到他在剧团里的那间小屋，跟他过了夜。此后我的心情有所好转。我感到这种做法对我丈夫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我也有好处。再看见他时，就不那么伤心了，再看看阿辽沙，感觉更好了。
一天阿辽沙问我：“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我吃惊地望着他，告诉他这不可能。
“你敢戏弄我。”他怒气冲天“别忘了，你现在没在剧场里。如果你今天不答应永远和我在一起，我就自杀。”
我耸了耸肩：“想用一支道具手枪枪毙自己吗？那就祝你顺利。”然后扬长而去。
几个小时后我去排练，发现阿辽沙没来。没什么关系，我想，这样我可以安心工作了。近来他盯人的目光常常搞得我心烦意乱。不来更好突然票房经理跑进来告诉我阿辽沙被送进医院正洗胃呢：他吃安眠药中毒了。我第一个念头是：“他怎么敢这样。这不是让我丢丑吗。”
一位年轻演员跑到医院去打听情况，虽然我心急如焚，但还是克制住自己，继续排练，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到了晚上，他们告诉我阿辽沙吃安眠药过量了，已经奄奄一息。
我再也忍不住了，跑去看他。医院的人知道我是他的领导后让我进了病房。他已经神志不清了，可他认出是我，小眼睛闪出光来。“你现在不会离开我了吧？”他耳语般地问道。
“当然不离开你了。”我口里这样答道，心里却在暗自思忖着：拿这个傻瓜怎么办好呢？怎样才能甩掉他呢？
阿辽沙住院期间我又办回了列宁格勒，可你们猜怎么着？
他身体一恢复，就辞去剧院的工作，一路追我而来。
此后的事简直是场恶梦：他在列宁格勒没有工作，没有住处，到处游荡，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有一天我对他讲：“阿辽沙，你又不是女孩子，又不是我先勾引你，让你怀了孩子后甩了你。你也不害臊。你怎么没一点男人气儿呢？”
可这傻瓜还是不明白。他说：“如果我们真有个孩子，我就养着他，这样也许还好受些。”
结果我因精神过度紧张，进了精神病院。这才使阿辽沙死了心，离开了列宁格勒。他受的打击不校现在每当我听说女孩子被引诱后遭到遗弃时，我总在考虑究竟谁的日子最不好过，是她，还是他。你们知道吗，我宁可自己被人遗弃，也不愿被那疯狂的爱缠个没完没了。这种初恋，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看看舞台上的爱情呢，那里的匕首都是硬纸板做的，毒药呢，是兑上颜料的水。
女人们有的同情阿辽沙，有的同情爱玛。
然后大家转向爱丽什卡，一位好看的胖姑娘，是牛奶厂主任的秘书。
故事之十
爱丽什卡讲的是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我第一次遇见瑟约什卡，我后来的丈夫，是在彼得——保罗要塞的沙滩上。那天天气很热，大家都在游泳，可我正好闹嗓子。我坐在水边一棵倒了的柳树干上，燥热，难受。突然，一只大黑狗跳了过来，开始在我身上嗅起来。我害怕不认识的狗，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想起爸爸说的：“害怕狗时不要动，别显出害怕的样子。”
随后听到一个愉快的声音：“米什卡。你干什么呢？吓唬一位这么漂亮的女孩儿？你看看，她差不多跟你一样漂亮呢。”
狗的主人走了过来，挨着我坐在树干上。“米什卡游泳时，我在这坐一会儿，你不生气吧？”
“你爱坐多久就坐多久。你为什么不跟它一块儿游泳呢？”
“不行，我嗓子疼。你怎么不游泳？”
“我也嗓子疼。”
“那我们就坐在这儿看米什卡游吧。”
我们就坐着，看着，一会儿米什卡从水里出来跑向我们，抖了抖身上的水。它毛上的水像雨点一样落了我们一身，可我们很快活，也不那么热了。
“你叫什么名字？”
“爱拉。你呢？”
“瑟约什卡。在那边晒太阳的是我妈妈。你想见见她吗？
来吧。”
我们来到瑟约什卡的妈妈那里，他说：“妈妈，你看我跟米什卡找到一位多好看的女孩儿。你说呢？她那双眼睛像小母牛的一样。我能和她结婚吗？”
瑟约什卡的妈妈说可以，但要等到将来，她一边说着，一边让我们吃草莓。她从包里拿出一罐草莓来给了我们，瑟约什卡把最大的挑出来给我吃。
“你为什么把最大的都给我呢？这不公平。”
“因为你嗓子疼呀。”
“你也是埃”
“那不算什么，我比你结实，比你有劲儿，我要时时照顾你。说定了？”
“好吧。”
然后我领他去见我的姐姐们，告诉她们他将来要跟我结婚，而且他妈妈已经同意了。她们笑了起来，但都是善意的笑。
该回家了，我们开始收拾东西。
“你明天还来吗？我每天都在那棵树旁带米什卡散步。”
“只要妈妈让我一个人出来。不过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们家有电话。记住这个号码。”
我把号码告诉瑟约什卡，他怕忘了，又重复了几遍。
可是第二天我的病加重了，由嗓子发炎引起心脏的毛病，被送进医院。我躺在床上，想到瑟约什卡在树旁等不到我的难过样子我就哭了起来。我哭还因为自己剃成秃头，这是为了治玻这样一来我就不再像米什卡了。那些天真是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
可是有一天，护士进来让我穿上衣服到走廊里去，说：“有人来看你。”
我很惊讶，因为那天妈妈已经来过了。原来是瑟约什卡和他妈妈来了。他一看见我被剃成秃子就喊了起来。
“你再也不像米什卡了。他们把你弄得好丑好丑。”
我想瑟约什卡一定不再爱我了，我便嚎啕大哭着跑进病房。我觉得自己可能会忧郁而死。但我刚走到门口，瑟约什卡就追了过来。
“你去哪儿？我们带来好多葡萄给你。妈妈说你吃了就会好得快些。好了，别哭了。”
后来我们坐在走廊里的长椅上吃葡萄时，瑟约什卡对我说：“你现在一点也不好看了。你就像一只淋湿的小猫。”
他妈妈说他不应该老把女孩子比做各种动物，她不让他再伤我的心了。她说到做到，从此以后，每当她认为瑟约什卡伤我心时，她都出来保护我。不过他后来再也没有伤过我的感情，生活再也没有这种戏剧般的情节了。我们俩上学后同桌坐了10年，毕业后就结婚了。这就是我的初恋，一直到现在。
这个故事讲完后，就结束了女人十日谈的第一天。
正在这时，婴儿们被护士用车推了进来，母亲们纷纷抱起自己的孩子准备喂奶。她们商定明天大家讲被引诱与遗弃的故事——
整理
演的电视剧。我坐在躺椅上，开始打量“老头儿”可黑咕隆咚的也看不太清。他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只是他的西服是在高级服装店订做的，这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朋友和她的那位相拥而坐，真像一对恩爱的小两口。她的那位是饭店的经理，我们通过他可以认识好多老外。干吗认识老外？当然是探讨国际局势呗，这还不明白？
普格乔娃总算哭完了，我朋友开了大灯。姑娘们，我一眼就相中了这家伙。你们还没看见他的西装、衬衫、手表呢——都是地地道道的洋货。根本不是船员们带回来的洋垃圾一类的东西，全都是正宗的名牌儿。于是我冲他飞个媚眼，又甜甜一笑，挺了挺奶子，一门心思想迷住他。他把我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一遍，似笑非笑地说：“主妇的酒柜大概空了吧。
该喝点什么上路了。”
我朋友赶快去拿酒，我留在这儿惨兮兮的。这头蠢猪，我想，他竟然不理我。可我还是鼓起劲儿站起来，这儿露出条腿，那儿又露出点屁股，过去帮我朋友拿杯子。我注意到我那位英俊少年这时正用赞许的目光瞧着我。要的正是这种效果。我走过去把电唱机打开，然后转过身，随音乐扭了起来。
这回他靠在椅子上好更仔细地看我。他以鉴赏的目光打量着我的身段儿。我觉得我已经迷住了他。
长话短说，总之我把他勾上手了，姑娘们。他把我带回他的住处，开始了一段妙不可言的爱情。他先让我把自己的衣服都扔了，给我换了一套行头，然后就带我去了黑海。之后我就跟他出国了。我成了他的随身翻译，尽管我压根儿就不懂英语或其它外语。可他逼我学外语，为此我至死都对他感激不尽，因为我现在飞的是国际航班。
要是我想自己挣点体己钱，最不济我也能找个持不同政见者，有时还能拉到外国官员。跟他的那3年里，我见到了你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生活，也去了好多你们根本看不见的地方。我期满以后——他只要20岁以下的女孩——他没像那帮畜生那样把我一脚踢开，而是把我安置到民航当了空姐儿。这就是我的初恋。
听完阿尔宾娜讲的故事，有人惊得合不拢嘴，有人笑得喘不过气。“谢谢你，阿尔宾娜，是你让我们大家开窍儿了。
现在我们总算明白了什么是新潮青年的爱情。阿尔宾娜，真有你的。”
只有“浪荡女”吉娜站在阿尔宾娜一边。“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女孩走这条路也许是因为家庭所迫，或有什么难言之苦，咱们并不了解。从劳改营出来后，我被发配去垦荒，我在那儿算是亲眼见到了那些女孩子的遭遇。她们都是纯洁的小姑娘，有的还是共青团员，到那里去劳动”下面该轮到佳丽娜讲了。她身材瘦小，头发浅黄，看起来就像个小姑娘。她老是捧着本书看，现在听了大家的故事后变得活跃起来，还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故事之七
不同政见者的妻子佳丽娜讲的是她这位“简-爱”式的人物在一次给朋友帮忙的机会中，在苏联政治劳改营里找到了幸福——当然，她自己并不是那里的囚犯。
你们肯定听说过持不同政见者。我丈夫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我的第一个恋人。
大家能看出来，我长得不漂亮，不是那种让男人着魔的女人。我很瘦，戴副眼镜，很不起眼我到了20岁还没被男人吻过呢，我自己也不大想这方面的事。我酷爱戏剧和诗歌，那时是国家艺术学院建筑分院的学生。当然我有朋友，还不少呢。其中一位是很要好的中学同学，叫柳德米拉。上了大学后虽不常见，可一见面就聊个没完，甚至能聊个通宵。
我们的友谊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因为我们都喜爱诗歌。
那时大家都迷上了叶塞宁的诗，后来又迷上了一阵阿萨多夫，而我们俩已经在啃茨维塔耶娃和曼杰利什塔姆的作品。此外，不知什么原因我俩都读吉卜林的作品，还把其中最喜欢的一首小诗谱了曲子一起唱：我从没见过美洲虎，也没见过犰狳——在它的甲胄里伸曲，我大概不会看到，除非我去里约热内卢才会见到这些奇兽——滚落吧——滚落到里约热内卢——真的滚落到里约热内卢。
啊，我真想滚落到里约热内卢
趁我还不老的时候。
上了大学后的一天，我去看望柳德米拉。
她正在包包裹，还一边兴高采烈地唱着我们编的歌，不过歌词却有所改动：我从没见过英雄们大胆发表意见，直到他们被关进监牢，我大概不会看到，除非我去古拉格才会见到这些英豪——滚落——滚落到古拉格——真的滚落到古拉格。
啊，我真想滚落到古拉格
趁我还不老的时候。
在我接着讲下去之前，咱们先约法三章：我讲的这一切你们就当没听见，以后在任何场合都不要提起。尽管我不会透露太多，也不用真实姓名，但还是提醒你们几句为好。这些话尤其是说给你听的，瓦伦蒂娜。不管怎么说，我并没掌握任何国家机密，所以作为党的干部，你的良心不必不安。大家都同意吧？那我就接着讲。
我便开始怀疑我的好朋友是不是跟持不同政见者有什么联系。有时从她那里能听到一些报纸上见不到的消息；有时对那些人人都在谈论却没有人明白的书籍，她能做出解释。她总是很公开地亮出自己的观点。
有一天我去找她，发现她泪流满面地坐在那里，桌子上摆满了不易搞到的紧俏食品：熏肠，速溶咖啡，贴着外国商标的罐头食品，还有一罐鱼子酱。
“老天，你这是怎么啦，柳德米拉，”我问她“对着一桌子好吃的你还哭？这太不合情理了。”
柳德米拉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佳尔卡，真是老天有眼，派你来助我。听我告诉你。你知道那次班机事件吧？”
“知道，你给我讲过。”
“这三年来我一直在探望一个小伙子，他因为那次事件被判得不轻。”
“到哪儿探望？”
“哪儿？弗拉基米尔的中央政治犯监狱。我的身份是他的未婚妻。他没有亲人，也没有结婚。我一直在申请和他结婚，可还没批下来。现在他又被送到劳改营。到了探监的日子了，可我脱不开身。我母亲病得很厉害——昨天刚住院，准备动手术呢。没人能替我去看他，他们也不会放别人进去的，因为他的档案里只注明我一个人。你我长得很像——你可以冒充我去看他。”
开始我真吃了一惊。我非常害怕，这很自然：到政治犯集中营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可看到柳德米拉哭得如此伤心，为他感到如此难过，我便有些动心了。她拿出他的信来给我看，每封信里都是对她的感激之辞，都洋溢着热情；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想象着他在那里焦急地盼着、等着，却空等一唱-柳德米拉和我长得确实很相似——小时候人们都说我们是姐妹俩。况且这个想法多么富有浪漫色彩。于是我决定去一趟。
柳德米拉高兴地使劲亲我，差点把我吃了。她又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路怎么走，找谁，怎么说等等——还有一些不便在此透露的细节。
在去那个被上帝所遗忘的莫德维亚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大包小包的食品几乎把胳膊压断，至于交通——只好赶上什么就坐什么。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没有柳德米拉在身旁，恐惧渐渐占了上风。
到了集中营后我愈加害怕：简直就像描写德国法西斯的电影中的镜头。瓦伦蒂娜，请你不要发表议论好不好。集中营就是集中营，不论大门口是挂着五星还是d字，对于里面的人来说都同样恐怖。也请你不要忘记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多少你们的党员同志。不，这不是从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看到的，虽然我读过他的书。这是我们的赫鲁晓夫从上面向人民大众公布的消息。好了，我们讲的是初恋，不谈那些。
他们让我填了几张表，然后领着抖得半死的我穿过一条走廊，来到会见室。屋内有一张很长的桌子，桌子的两边放着椅子。他们让我坐下等着。屋里就剩我一个人时，我抖成了一团。一会儿，要是我的“未婚夫”被带进来后，我该怎样做呢？我知道他的名字，也见过他被捕前的照片，大概能够认出他来。可我该怎么跟他打招呼，才会使他立刻明白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望他的呢？要是他说：“她不是我的未婚妻，我不认识她”可怎么办呀？也许他们带进来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那可怎么办呢？这屋里也可能同时安排了其他人见面，我要是认错了人，把别人的兄弟或丈夫当成了我的未婚夫，那又怎么办呢？除此之外，我该怎样跟他打招呼呢？
是简单地问候，还是过去吻吻他？这些问题搅得我头昏脑涨，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嘀咕着：我肯定会露出马脚来，然后也被送进去，因为用了柳德米拉的证件，最后连她也得被抓进来，至少得关她十年。这时，我看见卫兵带进来一名身穿囚服的高个儿小伙子，我立即冲了过去，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喊道：“斯拉瓦，亲爱的。亲爱的。”又吻起他来。同时还小声告诉他：“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你的”他也拥抱了我一下，看了看我，眨一眨眼。之后他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开始亲我——我几乎快晕过去了。他一边亲我，一边低声说：“告诉柳德米拉，盖克在医院里病得很重。他需要动手术，可他们只给他吃止痛片。我们为他的性命而担忧。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声援活动。”
卫兵把我们分开，让我们中间隔着桌子坐下，然后他也坐在旁边听我们谈话。可是我们有什么可谈的呢？有好几次我们互相询问健康情况。然后沉默了一、两分钟。我忽然想起来，应该把我的实际生活情况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我父亲已经在托斯可夫买下一幢名符其实的消夏别墅，附近有湖，还有个跳水板。我们全家下个月就去度假。突然他来了精神，用更加友善的声音问道：“是科波亚威湖还是运河？”
“就是跳水板后面的半岛。”
“我祖母曾在那里住过，你们是有意选中那个地方呢，还是巧合？”
“是巧合。我们的一切都是巧合。噢，你别生气”“我怎么会生气呢，我非常高兴。你比上次来时更漂亮了。”
虽然柳德米拉和我长得很像，可她比我有趣得多，而且会打扮自己。跟她相比，我就像个十足的女学究所以我感到局促不安，可斯拉瓦用那种目光盯着我，一直看到我的心。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这种眼神看我。而且从他的眼睛里就能看出他是个心地纯洁、而又异常深刻的人。我刚才的不安消失得无影无踪请你别这样，瓦伦蒂娜。你讲你的模范家庭时我可没打断你。难道你还没注意到我只字不提政治？我们只不过在谈论爱情，没别的。其他人还想听吗？那我就讲下去。瓦伦蒂娜，你不想听可以找本书看。
第一次见面我们还谈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到时间了。我跑这么远的路就为了这两个小时。斯拉瓦走过来，抱住我的肩膀，默默地吻了一下我的脸，又吻了一个我的手。这两个吻简直太让我吃惊了。
他们把他押走了。我带来的食品，卫兵只允许他拿了些苹果和一点香肠。这个卫兵还算不错呢，后来有的人连这些都不准他拿。我只好再把东西带回去。
回到列宁格勒后，我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向柳德米拉汇报了关于盖克的情况。我以后几乎天天都去她那里。她很惊讶，而我又不好意思问她斯拉瓦来信没有。后来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斯拉瓦刚刚来了封信。我想可能是是写给你的”我接过信读了起来：“亲爱的柳达，上次我一见到你就知道我一生中苦苦寻觅的就是你这样的姑娘，你支配自己的不是思想、观念和高尚的情感，而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和蔼与善良，那样慷慨，又是那样纯情”信中还有许多美丽的辞句，都是写给我的，不是给柳德米拉的。我的好朋友瞄了我一眼问道：“我们的斯拉瓦是不是找到真正的未婚妻了？”
“现在还说不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所以请你告诉我怎么申请和政治犯结婚。”
下次探望斯拉瓦时我用的是自己的证件。我担心他们会不让我见，又怕碰见上次的卫兵和狱长，他们会发现我又换了名字。结果还算顺利。三年以后，我们得到许可，结婚了。
安德鲁什卡就是我在一次探监时带回来的小东西。现在他的爸爸正在流放，等我儿子再大一点、长得壮一些时，我们就去加入他爸爸的行列。
“原来不同政见者就是这样的。”爱丽什卡听佳丽娜讲完后叫道“我还以为你们是一种特殊的人呢”“还能长着4只耳朵？好能收听敌台？”娜塔莎笑道“人就是人。我们单位有个不同政见者，他从前搞过征集签名，可现在特别老实。显然，时代不同了不是被抓进去，就是一走了之。人们都这么看。”
接着大家又谈起了政治犯的妻子。她们还把19世纪和20世纪做了个比较，看看到底哪个时代政治犯的妻子更不容易。多数人认为上个世纪的要更难一些，特别是对于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贵族太太们，因为今天的妇女对苦日子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
“我从电影里看到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老婆在西伯利亚游荡时，个个都穿着毛皮大衣，那款式、质地，嘿，没说的，准震了阿尔宾娜这样的时髦女郎。依我看哪，有这样的大衣穿在身上，还有什么受不了的罪。”
这通议论自然又是流浪女吉娜发表的。忽然，拉丽莎想到了尼尔娅：“尼尔娅，现在该给我们讲讲你母亲的事了吧？我记得你开始时曾提到她的猫皮大衣。”
“好吧，我讲。只不过这不是关于初恋的。因为我没能像正常人那样体验初恋，这里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够。”
故事之八
音乐教师尼尔娅在这里讲了她是如何先学会了恨，而不是爱。本书作者把这个中篇敬献给那位最善良的俄国诗人——诺姆-柯扎文，他曾写过一首题为“人折磨孩子”的诗，写的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孩子们。这首诗在苏联的劳改营广为传抄——这都是作者亲眼所见。作者还建议那些对尼尔娅的故事并非无动于衷的人找来诺姆-柯扎文的诗读一读。
我在大战的前夕生于利沃夫，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波兰人。我总觉得自己是犹太人这倒不是因为犹太民族习惯让孩子随母亲的民族，而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你们以后就会明白。
我的父母都酷爱音乐。我对那时生活的唯一记忆就是母亲在弹钢琴。后来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一直以为那个记忆是一场梦：那时的生活怎么会那样美好？窗户半开着，和风荡起带花边的窗帘，花边轻轻地触着钢琴。母亲坐在钢琴前，穿着洁白的衣裙，是那样美丽动人。她不时地把微笑着的脸庞向我转过来，头随着乐曲的节奏轻微地点着——在光洁如镜的琴盖上，在她洁白如云的衣裙上，在清香宜人的嫩黄色地板上，一束束阳光也在音乐的伴奏下轻快地舞蹈。窗外，一株大树轻轻摇动，树叶在舞蹈，窗帘在舞蹈，我也手舞足蹈起来——手抓住小床的栏杆，一蹦一蹦的，可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舞蹈。以后再告诉你们我是怎样弄清楚这不是一场梦这就是那时的情景。后来战争爆发了，这也印在我的记忆中，法西斯开进了利沃夫，开始了犹太人大搜捕。我们的父亲——这是我长大后妈妈告诉我的——决定还是收拾东西，第二天早晨赶到火车站，这是对所有犹太人下的命令。我们家的犹太人包括母亲和她的3个孩子。我两岁，哥哥列夫什卡12岁，姐姐琴娅7岁。对犹太人下的命令不包括我父亲，我说过他是波兰人母亲哭了起来——她担心3个孩子。
“你担什么心呀，”父亲有点发急“德国是文明之国，他们不会伤害你们的。你们会被疏散到德国的安全地带，到那儿以后你就给我写信。别忘记首先告诉他们你是位著名的钢琴演奏家——说不定他们会在德国为你安排一次巡回演出呢。他们都是有文化素养的人，芭丝娅。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
可父亲的话并没有使母亲平静下来，她说要到亲戚家看看他们打算怎么办。她匆忙赶到阿朗舅舅家，想听听他的主意。
阿朗舅舅非常聪明、有见识。他悄悄地告诉大家，要想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真地倾听法西斯的每一项命令，然后反其道而行之。母亲来到阿朗舅舅家时发现他们全家都忙着收拾东西。
“你们不是去火车站吧？”她吃惊地问道。
“好像是不去。”阿朗舅舅说“我们要去地下。”
原来阿朗舅舅和其他几位有勇有谋的犹太人设法搞到了一份利沃夫市区地下排污系统的图纸，他们决定顺着污水管爬到横穿全市的地下河。阿朗舅舅让母亲回家收拾东西，带上所有的必需品，尽量多带些食品，穿上厚衣服，夜里带孩子赶到他家。他还叮嘱母亲别把这事告诉父亲，只对他说亲戚们决定一起去火车站，以免路上大家走散。
夜深人静时，我们便向阿朗舅舅家摸去。路上有哨兵巡逻，很危险。我们终于赶到阿朗舅舅家，和他们全家还有另外几个犹太人一起穿过后花园来到很远的一处院子里。这里有一个能钻进人去的洞口，通着排水道，洞口的盖子已经打开。我们一个挨一个地钻了进去，太小的孩子就让大人递下去。阿朗舅舅的母亲已经老得走不动了，也让大家抬了下去。
以后几个月的地下生活，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到处都是漆黑一片，自制的油灯光线昏暗，四处都在滴水，里面的气味令人作呕。有时能听到上面电车开过的声音和车铃声。孩子们哭闹着要出去。我自然也不愿呆在里面。听母亲讲她必须时刻紧紧抱住我：稍一松手，我就会往外跑。里面还有许多大耗子，到处乱窜，偷吃我们带的干粮。这样一来，母亲不光得搂着我，还必须紧紧地把干粮袋抱在怀里。她不敢把干粮袋交给我哥哥列夫什卡和姐姐琴娅看管，因为这里空气太坏，他们不停地打盹，耗子会趁机偷吃。可是有一次，耗子还是把我们剩下不多的食品偷了个精光。不知是母亲睡着了，还是昏过去了。耗子咬破了她的皮大衣，又啃坏了口袋，把东西全都拖走了。母亲借了一根针，用破口袋把大衣上的窟窿补好。我们并没有挨饿；母亲在集中营里还穿着这件补丁的大衣，那里的德国女人常常笑话她。是的，我们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德国人带着警犬找到我们，又把我们带到奥斯威辛。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抓走了，有九家人设法逃了出去。显然，他们是利沃夫市的犹太人中唯一逃出去的。
我们被赶上火车，拉到德国。这对所有的犹太人来说简直是一大灾难。可对那些还不懂事的孩子却不然，他们很高兴能见到阳光。当然，刚从地下上来的时候我们怕见阳光——眼睛受不了——过一段时间就恢复了。
这里我就不讲集中营的事了，你们从电影里、书里都看到不少，比我知道的还要详细——我那时还小，不大记事。唯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这些跟妈妈一起住在女牢房的孩子们都十分害怕男人。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牢牢地刻上了这样的原则：女人就是安全，而男人则是可怕的危险。他们打小孩，杀小孩，他们会仅仅因为孩子哭的声大就把他像只小狗一样杀死。最可怕的是，他们会把你和妈妈分开。年龄小的孩子吓得寸步不离妈妈；我们时刻拉住妈妈的衣服不松手。
列夫什卡哥哥被带到男牢房，后来再也没见到他。琴娅很快就病倒了，被送到医院，又从医院被拉到焚尸炉。剩母亲和我了。我们还算幸运，居然活了下来，又回到了利沃夫。
可父亲在家中又娶了一个位新太太，还生了个孩子。他给母亲路费，让她到列宁格勒投奔亲戚。他还答应给我生活费，但母亲拒绝了：那种时候钱算什么，她相信，自己是位钢琴家，在列宁格勒会很快找到工作。然而正是这种单纯与天真毁了她。
我还要讲一讲发生在奥斯威辛的另一件事。一天，女囚们发现一项灭绝所有犹太儿童的命令正在策划之中。实际上那时在那里的犹太孩子已经被灭绝得差不多了，尽管大家都想方设法保护我们，可还是无济于事。我母亲叮嘱我切不可离开她半步，要是看到“好看的男人”不管他是谁，我必须赶紧跑回去，钻到我们那张床的褥垫下面藏起来。我那时瘦得皮包骨头，趴在垫子底下上面连个包都鼓不起来。后来，母亲强迫我改掉这个坏习惯时可真费了不少劲。甚至我们到列宁格勒住下之后，我又懂了些事，每当有陌生男子进我们家，像房管所的人或是邻居，我都会一言不发地径直跑到母亲的褥子底下躲起来。
我一天天长大，开始上学了。我不再往褥子底下藏，可对男人的恐惧心理还没有消失。在学校，我门门功课都是优秀，除了美术——这门课的任课老师是男教师。每次我在走廊遇见校长，我都畏缩地退到墙根，他跟我说话时我一个字也答不出来，我吓得根本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地好些了。可到了十几岁时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我的朋友们：她们怎么会跟青年男人产生温柔的感情？每当男孩子跟我接近时，我便想象他穿着德国党卫军的制服。母亲给我讲她跟父亲的事，这在我心中已播下了对男人不信任的种子；但最可怕的是在集中营时打下的烙印：一有男人来就赶快藏起来，不然就会大难临头。
大家也许会奇怪，既然有恐惧心理，我怎么还结了婚呢？
很简单。母亲逝去后，亲戚们供我读完音乐中学又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他们便开始操心我的婚事，想让我尽快成家安定下来。抚养我的舅舅和姨妈年纪都大了，他们想尽快实现对母亲许下的诺言，而不想在我还没找到归宿以前就离去。他们给我介绍了好几个聪明漂亮的年轻人，都是犹太人，而且他们都想娶一位住在列宁格勒的姑娘。其中好多人都很喜欢我，可我每次都哭着拒绝了，说我不想使我的家庭不幸福。有一天舅舅的朋友来看他，那是一位年近40岁的鳏夫，想让舅舅替他介绍一位性情贞静、贤惠的女人，来为他12岁的女儿当妈妈。这个人我一点也不害怕，并且我还十分可怜那小姑娘：我也是12岁的时候没了母亲的。
但是波里斯-尼古拉维奇根本没注意我，那小姑娘也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他们走后，我鼓起勇气告诉舅舅说只有这个人我不害怕，我可以嫁给他。可舅舅吃了一惊，想说服我：“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你怎么能抚养那么大的女儿呢？”——他不同意这门亲事。但我做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壮举：波里斯下次带着女儿来舅舅家时，我把小列奴丝娅叫到我的房间里告诉她我是谁，还说我愿意做她的妈妈。亲爱的小列娜哭了起来，张开手臂抱住我，喊我“妈妈”她用3天时间就为我和爸爸牵上了红线。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共同的生活，我的恐惧心理也很快就消失了，除非有时在睡梦里听了尼尔娅的故事后，大家都很难过，爱丽什卡还抽抽嗒嗒地抹起眼泪，像小孩子一样吸着她的翘鼻子。
吉娜摇着头骂道：“这帮畜生，真是一群禽兽不如的东西如今在我们营里当然也没有娃娃们的好果子吃，可那些家伙毕竟也是我们的人，不是德国法西斯呀，还不至于杀害那些娃娃。”
“你说的是哪个，吉娜？”
“我们的，苏联的劳改营呗，那儿还有娃娃们的住处呢，叫‘母子间’——母亲带孩子住的营房。要是女犯有孩子或是在那儿生了孩子，就被送到‘母子间’去。谢天谢地我眼下没服刑，要不然我这小丫头还不得不住在牢房里。”
“给咱讲讲女营里的事儿吧。”
“今天就算了吧，姑娘们。一天讲两个‘营’太多了。下回再讲。这会儿咱们让爱玛讲吧；这都是她出的点子，咱们听听她讲的。”
故事之九
戏剧导演爱玛讲的是她如何成为一位初次恋爱的小伙子的进攻目标。
我给大家讲讲一个毛头小伙儿是怎样爱上我的，而且爱得那样无私，甚至发狂。
我的第一次婚姻是校园恋爱的产物，很不成功，也很短暂：一年之后便离婚了。这要感谢那项新法律，能尽快地结束这场精神折磨。和那位同学分手后我很快又结婚了。他也是个演员，还是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名角呢，虽然已到了强弩之末。他现在酗酒成性，早已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可在当初，我还觉得我们的婚姻相当成功，唯一使我苦恼的是他那没完没了的婚外恋。他每演一个新角色都会很快爱上和他配戏的搭档。为此我们吵阿打啊，最后我决定我们俩离开这里去外地，或许这是挽救这桩婚姻的唯一途径。我调到西伯利亚一个新建小城里的一个刚成立的剧团当导演。我们打好行李，离开了列宁格勒。我丈夫的想法是：在外地他肯定会成为那里的台柱子，包演所有的主角，何况他妻子还是导演呢。结果确实如此。我导的第一出戏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演罗密欧，尽管从他的年龄和外形来看演傻胖子福斯塔夫更合适，当然，演李尔王他还不够老。你们也许猜到了，他在排练时又爱上了朱丽叶。演朱丽叶的那小姑娘确实漂亮，她刚从戏剧学校毕业，大大的眼睛，娇小的身段。显然她也被我那位旧日的明星给蒙骗住了。他之所以喜欢年轻姑娘也正是如此：稍微老成一些的女人便会一眼看穿他那肤浅的感情。随之而来的事真让我大伤脑筋。排戏时，我那个缺德老头子无耻地向朱丽叶一会儿飞个媚眼，一会儿又捏捏她的手，可自己的戏却演得糟糕极了，台词记不住，语调也不对。你们想想，40多岁的人了，还能演什么罗密欧。在场的演员、舞台监督，还有舞台工作人员等等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还好奇地打量着我，有些人露出同情的神色，但更多的人是想看热闹。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继续工作。第一场还没排完，我就感到了极度的精神疲劳。
就在我几乎快到精神崩溃之际，我忽然注意到，那位年轻的布景美工阿辽沙常常用充满忧郁和爱恋的目光注视着我。我的感觉好多了。以后排练时，每当我那位老来俏罗密欧再当众跟傻丫头朱丽叶调情时，我便看着阿辽沙，这样一来感觉就会好些。
有一天排完戏后，阿辽沙还不走，他等着我；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剧常他向我表达了爱慕之情。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抚摸一下他的脸颊，就走开了。可他还是每次排练都来，自始至终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到了首场演出的日子。演出相当成功，当地的领导们还设宴招待了我们。席间，男主角宣布他要离开我，与他的朱丽叶结合。他真够可以的，选这样美好的场合来解决家庭纠纷。我伤心透了，宴会结束后便和阿辽沙一起绕小城漫步，然后回到他在剧团里的那间小屋，跟他过了夜。此后我的心情有所好转。我感到这种做法对我丈夫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我也有好处。再看见他时，就不那么伤心了，再看看阿辽沙，感觉更好了。
一天阿辽沙问我：“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我吃惊地望着他，告诉他这不可能。
“你敢戏弄我。”他怒气冲天“别忘了，你现在没在剧场里。如果你今天不答应永远和我在一起，我就自杀。”
我耸了耸肩：“想用一支道具手枪枪毙自己吗？那就祝你顺利。”然后扬长而去。
几个小时后我去排练，发现阿辽沙没来。没什么关系，我想，这样我可以安心工作了。近来他盯人的目光常常搞得我心烦意乱。不来更好突然票房经理跑进来告诉我阿辽沙被送进医院正洗胃呢：他吃安眠药中毒了。我第一个念头是：“他怎么敢这样。这不是让我丢丑吗。”
一位年轻演员跑到医院去打听情况，虽然我心急如焚，但还是克制住自己，继续排练，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到了晚上，他们告诉我阿辽沙吃安眠药过量了，已经奄奄一息。
我再也忍不住了，跑去看他。医院的人知道我是他的领导后让我进了病房。他已经神志不清了，可他认出是我，小眼睛闪出光来。“你现在不会离开我了吧？”他耳语般地问道。
“当然不离开你了。”我口里这样答道，心里却在暗自思忖着：拿这个傻瓜怎么办好呢？怎样才能甩掉他呢？
阿辽沙住院期间我又办回了列宁格勒，可你们猜怎么着？
他身体一恢复，就辞去剧院的工作，一路追我而来。
此后的事简直是场恶梦：他在列宁格勒没有工作，没有住处，到处游荡，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有一天我对他讲：“阿辽沙，你又不是女孩子，又不是我先勾引你，让你怀了孩子后甩了你。你也不害臊。你怎么没一点男人气儿呢？”
可这傻瓜还是不明白。他说：“如果我们真有个孩子，我就养着他，这样也许还好受些。”
结果我因精神过度紧张，进了精神病院。这才使阿辽沙死了心，离开了列宁格勒。他受的打击不校现在每当我听说女孩子被引诱后遭到遗弃时，我总在考虑究竟谁的日子最不好过，是她，还是他。你们知道吗，我宁可自己被人遗弃，也不愿被那疯狂的爱缠个没完没了。这种初恋，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看看舞台上的爱情呢，那里的匕首都是硬纸板做的，毒药呢，是兑上颜料的水。
女人们有的同情阿辽沙，有的同情爱玛。
然后大家转向爱丽什卡，一位好看的胖姑娘，是牛奶厂主任的秘书。
故事之十
爱丽什卡讲的是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我第一次遇见瑟约什卡，我后来的丈夫，是在彼得——保罗要塞的沙滩上。那天天气很热，大家都在游泳，可我正好闹嗓子。我坐在水边一棵倒了的柳树干上，燥热，难受。突然，一只大黑狗跳了过来，开始在我身上嗅起来。我害怕不认识的狗，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想起爸爸说的：“害怕狗时不要动，别显出害怕的样子。”
随后听到一个愉快的声音：“米什卡。你干什么呢？吓唬一位这么漂亮的女孩儿？你看看，她差不多跟你一样漂亮呢。”
狗的主人走了过来，挨着我坐在树干上。“米什卡游泳时，我在这坐一会儿，你不生气吧？”
“你爱坐多久就坐多久。你为什么不跟它一块儿游泳呢？”
“不行，我嗓子疼。你怎么不游泳？”
“我也嗓子疼。”
“那我们就坐在这儿看米什卡游吧。”
我们就坐着，看着，一会儿米什卡从水里出来跑向我们，抖了抖身上的水。它毛上的水像雨点一样落了我们一身，可我们很快活，也不那么热了。
“你叫什么名字？”
“爱拉。你呢？”
“瑟约什卡。在那边晒太阳的是我妈妈。你想见见她吗？
来吧。”
我们来到瑟约什卡的妈妈那里，他说：“妈妈，你看我跟米什卡找到一位多好看的女孩儿。你说呢？她那双眼睛像小母牛的一样。我能和她结婚吗？”
瑟约什卡的妈妈说可以，但要等到将来，她一边说着，一边让我们吃草莓。她从包里拿出一罐草莓来给了我们，瑟约什卡把最大的挑出来给我吃。
“你为什么把最大的都给我呢？这不公平。”
“因为你嗓子疼呀。”
“你也是埃”
“那不算什么，我比你结实，比你有劲儿，我要时时照顾你。说定了？”
“好吧。”
然后我领他去见我的姐姐们，告诉她们他将来要跟我结婚，而且他妈妈已经同意了。她们笑了起来，但都是善意的笑。
该回家了，我们开始收拾东西。
“你明天还来吗？我每天都在那棵树旁带米什卡散步。”
“只要妈妈让我一个人出来。不过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们家有电话。记住这个号码。”
我把号码告诉瑟约什卡，他怕忘了，又重复了几遍。
可是第二天我的病加重了，由嗓子发炎引起心脏的毛病，被送进医院。我躺在床上，想到瑟约什卡在树旁等不到我的难过样子我就哭了起来。我哭还因为自己剃成秃头，这是为了治玻这样一来我就不再像米什卡了。那些天真是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
可是有一天，护士进来让我穿上衣服到走廊里去，说：“有人来看你。”
我很惊讶，因为那天妈妈已经来过了。原来是瑟约什卡和他妈妈来了。他一看见我被剃成秃子就喊了起来。
“你再也不像米什卡了。他们把你弄得好丑好丑。”
我想瑟约什卡一定不再爱我了，我便嚎啕大哭着跑进病房。我觉得自己可能会忧郁而死。但我刚走到门口，瑟约什卡就追了过来。
“你去哪儿？我们带来好多葡萄给你。妈妈说你吃了就会好得快些。好了，别哭了。”
后来我们坐在走廊里的长椅上吃葡萄时，瑟约什卡对我说：“你现在一点也不好看了。你就像一只淋湿的小猫。”
他妈妈说他不应该老把女孩子比做各种动物，她不让他再伤我的心了。她说到做到，从此以后，每当她认为瑟约什卡伤我心时，她都出来保护我。不过他后来再也没有伤过我的感情，生活再也没有这种戏剧般的情节了。我们俩上学后同桌坐了10年，毕业后就结婚了。这就是我的初恋，一直到现在。
这个故事讲完后，就结束了女人十日谈的第一天。
正在这时，婴儿们被护士用车推了进来，母亲们纷纷抱起自己的孩子准备喂奶。她们商定明天大家讲被引诱与遗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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