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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了尽头,江湖郎中把盖子一盖,娇妻只好掩面痛哭。接着是江湖郎中高立塔顶,群众的狂热使山摇地动,他的信心更如火烧,张开双臂,仰面向天,朗声誓言:“没有翅膀,照样可以飞。”于是,姿势优美,凌空而下,只听扑通一声,跌成肉酱。
──跌成肉酱的后果是祸延娇妻,上自皇帝,下至观众,一致认为受了欺骗愚弄,这种跳塔自杀的节目,人人都会,有啥可看的。他们鼓噪起来,眼看就要暴动,皇帝老爷不得不下令要江湖郎中的妻子继续去飞。她当然不会飞,但在枪尖围逼下,只好含泪爬上楼梯,为她丈夫的虚骄,也付出一团肉酱的代价。
这是历史故事啦,现实的场面是,今年(一九八年)二月“中华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马尼拉降落时,机长吴黉先生,就有这种膨胀镜头。闻见思先生在台北中央日报上说他:“艺不高而胆大”恐怕太过于客观,盖在主观上,他已到了江湖郎中阶段,认为没有翅膀,跟有翅膀没有分别,只要信心坚定,就是武功高强。他早已发现降落的高度不对劲,但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重来一次。反而收回油门,放下襟翼和起落架,更使用减速板,使飞机降得更快。等到接近跑道尾巴时,下降的趋势更勇不可当,鼻轮和两个主轮,三点式同时重重落地,一声响亮,刹那间翅膀折断,引擎脱落,大火冲天,飞机化成灰烬。四位最倒霉的乘客烧死,三十九位次倒霉的乘客受到轻重之伤。
──吴黉先生一个人虚骄,四十余人遭难。比起江湖郎中只不过夫妻两人断送残生,似乎更价值连城。
就在吴黉先生表演一手之后的次月──三月,司机老爷许万枝先生,也有表演。他开的是游览车,满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的学生,作毕业旅行。行驶途中,车掌小姐照例介绍她自己和司机,当介绍许万枝先生时,称赞他是最好的司机。许公龙心大悦,而且为了表示他确实与众不同,就在危险万状的山路上,放下方向盘,举起双手,向大家抱拳,一方面答谢服务小姐的推荐,一方面向大家展示他优美的驾驶技术,已到了神奇入化之境,虽不用方向盘,照样可以开得四平八稳。当他抱拳的刹那,全车人都出了一身冷汗,有人更喊出声音。但许公神色自若,并且对那些喊出声音的胆小鬼,嗤之以鼻(有没有像江湖郎中踹娇妻那样踹了乘客几脚,报上没有记载,不便瞎猜),盖那太伤他的自尊心啦。于是,到了梨山附近,左撞右撞,终于把车子撞到万丈深渊,十七位大学生死亡。
──无论如何,许万枝先生仍是第二流的司机。他跟吴黉先生不同,吴黉的虚骄,只断送别人的生命。而许万枝先生的虚骄,却用自己的生命殉葬。上面几件壮举,先生都没有亲身参加,只有一件事,我却是荣膺男主角的。那就是,我老人家请吴基福先生诊治眼疾,最初的几个月,每天都需要静脉注射。我既不好意思每天往返八百公里去高雄打针,只好把针剂带回台北,在柏府附近找到一家私人诊所,每天前往挨戳。该诊所的那位女护士,秀色可餐,被秀色可餐捉住手臂乱搞,本也心甘情愿,可是她阁下跟许万枝先生的功夫一样,同是天下高手,许先生可以不用方向盘开车,护士小姐则可以不用眼睛注射。她总是一面注射,一面跟她的男同伴猛聊,聊到得意之处,还咭咭呱呱,前仰后合。我恳求曰:“老奶,请你看着点,这可不是耍的呀。”她的玉容就像挂着帘子似的,刷的一声拉下来曰:“这有啥好紧张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注射。”忽然一阵剧痛,我就哎哟,她曰:“我打针打了整整十年,从没有出过错,你这个老头,怎么还像孩子这么难伺候。”回到家里,左臂一片铁青。第二天再去,指给她看,她曰:“没啥,没啥,用热毛巾一敷就好啦。”只好换打右臂,回到家里,这条不争气的右臂也跟着一片铁青。一个月下来,她谈笑风生不辍,而我老人家的两条胳膊几乎成了两根木炭。
──一个女孩子的虚骄,先生就得为她赎罪。幸亏我注射的不是含有剧毒的六六,如果是六六,当场就在她玉足前满地打滚矣。
恐龙型人物最大的特征是生活在日落西山斜照下的影子里。眼看太阳就要没啦,影子也要没啦,但他却觉得一切都是永恒的。一个人只要驾了一阵飞机,就自以为可以直起直落。只要开了一阵汽车,就自以为双手凌空,仍能转弯抹角。只要当了几年护士,就自以为闭着眼睛就可以找到静脉血管。
于是,一个人只要有了一点钱,他就觉得神通广大,所有的人都得向他朝拜。手里稍微有点权,他就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教对方领教领教他手里的玩意。只要出了两本书,他就成了文豪,全世界都得向他欢呼。只要当上一个主管,不管是二三流的或七八九流的,他的能力就跟着高涨,职位比他低的家伙,都成了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辈。只要弄到一个学位,不管是青蛙妈死脱,或跳蚤打狗脱,他就以为连对同性恋都是权威。只要会说几句英文,如果不在谈话中夹几个字,屁眼都能憋出黑烟。只要认识几个洋大人,那就更不得了啦,更得随时随地亮出招牌。
──至于先生,自从巷口摆地摊的有一天看我教敝孙女唱:“月奶奶,明光光,打开后门洗衣裳。”赞扬我是伟大的声乐家之后,我就觉得台湾这个小岛简直容我不下,每天早上都把铺盖卷好,准备出洋去当贝多芬的教习(我最近就要写一大文,揭发贝多芬田园交响乐十大谬误,读者老爷拭目以待可也)。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国土,中国人理应见多识广,充满深厚的气度和胸襟,却有这么多恐龙型人物晃来晃去,好像参加恐龙竞技大会,各显各的神通。跟我们深厚的文化背景,如此地相悖,实在教人越想越糊涂。沾沾自喜和浮夸肤浅,只有使一个人陶醉在自己的影子里,惹人生厌生畏,自己却再不能吸收任何新的东西,再没有长进。大多数人都如此,中国殆矣。
至少是近百年来的事,中国人走两个极端,不是沮丧自卑,就是盲目自傲,而很少能有自尊。呜呼,跳出影子,别当恐龙,祛除虚骄,应是中国人的第一要务。
崇洋,但不媚外
封神榜是中国的伊利亚特,神仙如云,妖怪似雨,虽然最后都归结于邪不胜正,但双方打斗过程,仍花样百出,轰轰烈烈。封神榜神怪中最厉害的角色之一是殷郊先生,他阁下的翻天印,乃天下第一等盖世奇宝,只要口中念念有词,喝一声“疾”该盖世奇宝就被祭升空,砸将下来,不要说人的血肉之躯,就是喜马拉雅山,都能一劈两半。这还不算叫座,叫座的是连把法术传授给他的师父广城子先生,都无法抗拒,一见殷郊先生翻脸无情,祭起那玩意,立刻魂飞天外,落荒而逃。
先生这些时吉星高照,忽然间也遇到了这种盖世奇宝,不过时代不同,现代化的“翻天印”不叫“翻天印”改名换姓,另行修炼,而叫“崇洋媚外”只要“崇洋媚外”这句话被现代殷郊先生隆隆祭出,比三千年前的“翻天印”还要雷霆万钧。洛杉矶一次聚会上,我正头顶石臼,努力演唱,一位听众老爷忽然传来一张字条,上面写曰:“老头,想不到你竟崇洋媚外,认为美国一切完美,而美国绝不像你想像中那么完美。”稍后,洛杉矶南华时报刊出铎民先生一文,其中一段曰:“崇洋媚外观念,应该猛批。老头也像许多刚踏上美国本土的老中一样,迷失在这个社会表象的美好之中,先是自惭形秽,接着是妄自菲薄。假如他能够呆上个三年五载,相信观感必会大不一样。”
“崇洋媚外”这个盖世奇宝,大概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之后,才炼成正果,为害人间的。这奇宝的内容,可用一个老汉朋友的吼叫作为代表:“你们这些崇洋媚外的家伙(这还算客气的,有时候简直成了‘汉奸’、‘洋奴’、‘卖国贼’),千言万语一句话,无论是啥,都是美国的好,要说美国科学好,我还服,要说连美国的文化比我们好,我就不服,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事,也要学美国?”
──怒吼的不仅这么一位老汉,而是很多老汉,事实上很多小汉也同样怒吼,就使我老人家的血压大增。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课题,有些人竟能把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和并没有因果关系的两种行为,不经大脑,就能用唾沫粘在一起,实在是高级技术人员。“崇洋”与“媚外”相距十万八千里,风马牛互不相及,经过如此这般的硬生生粘在一起,动不动就掏将出来“猛批”灾难遂无远弗届。不过受伤害的并不是被詈为“崇洋媚外”之辈,而是因怕“媚外”而不敢“崇洋”的人民。柏老的意思不是说根本没有人崇洋媚外,这种动物可多得要几箩筐有几箩筐。而只是说,更多的朋友,却是“崇洋”而并不“媚外”在洛杉矶会场上,我一时紧张,忘了自己客人身分,把脸一抹,露出本相,立即反问与会的绅士淑女,为啥不坐独轮车而开汽车来瞧老头?开汽车就是崇洋。为啥不梳辫子,不束发盘到头顶,而弄成左分右分模样?左分右分模样就是崇洋。为啥女士们不缠三寸金莲,走路一拧一拧,而天足穿高跟鞋?天足穿高跟鞋就是崇洋。为啥男人不穿长袍马褂,或更古的京戏上宽衣大袖,而穿西服?穿西服就是崇洋。为啥不吸水烟旱烟,而吸纸烟雪茄?吸纸烟雪茄就是崇洋。为啥煮饭时不用煤球木柴麦秸,爬到灶头吹火,而用电炉瓦斯?用电炉瓦斯就是崇洋。为啥不睡土炕,而睡弹簧床水床?睡弹簧床水床就是崇洋。为啥见了顶头上司不扑通一声跪下磕头,而只握手喊“嗨”?握手喊“嗨”就是崇洋。为啥不弄碗豆油燃亮,挑灯夜读,而用电灯?用电灯就是崇洋。为啥寄信时不托朋友顺便带去,而弄张邮票一贴,往一个密封筒子里一投?贴邮票投邮筒就是崇洋。为啥不去看皮影戏,而去看电影?看电影就是崇洋。为啥不拉着嗓门猛喊,而去拨电话?拨电话就是崇洋。然而,我可不相信各位绅士淑女媚外。
回到国内,心里更沉重得像挂个秤锤,觉得事情必须弄个一清二楚,才能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轰隆隆阅兵大典刚过,各位读者老爷的记忆犹新,夫洋枪洋炮、洋鼓洋号、洋指挥刀、洋军乐队,哪一样不是崇洋产物,可是,却又哪一样媚了外?地面分列式、空中分列式,更是崇洋产物,又跟媚外怎么攀上内亲?深入家庭社会一瞧,简直更成了惊弓之鸟。写稿也好,写文也好,写黑信告先生挑拨“人民”与“政府”之间感情也好,都只用原珠笔、钢笔而不用毛笔,原珠笔、钢笔(加上打字复印)固努力崇洋者也,与媚外又有何干?客厅也好,办公室也好,公共场所也好,只坐软绵绵的沙发,而不坐硬邦邦的长板凳,软绵绵沙发固努力崇洋者也,跟媚外又有何干?上星期去一位朋友家串门,他当面吆喝我“崇洋媚外”把我吆喝得发起酒疯,找了个头,要把他家的抽水马桶砸个稀烂。他太太苦苦哀求,我也不理,誓言跟崇洋媚外的抽水马桶,不共戴天,等砸了抽水马桶后,我还要砸电视机、砸收音机、砸电冰箱、砸瓦斯炉、砸电话、砸电灯最后还是他家姑娘,大学堂毕业生,深中“崇洋”之毒,不知道敬老尊贤,不知道礼让大义,而竟诉之于法,召来警察,把我轰出大门,才算结束这场闹剧。否则,一头下去,他们可是住在十二楼的,全家屁股立刻就没地方放。不过,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该姑娘有啥地方媚了外。
呜呼,真不敢想像,如果上帝老爷一旦大发神威,把中国人“崇洋”所得到的东西,全部抽掉,不知道中国还剩下了些啥?翻天印朋友鼻孔冒烟曰:“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世也要学洋人?”咦,真是一个糨糊罐,这还要问,我们在做人处世上,当然更要崇洋,更要学习洋人的优点,但这跟媚外又有啥瓜葛?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崇洋已崇到过了头,首先就把五千年帝王世袭传统一笔勾销,猛学洋大人的投票选举。接着把封建制一脚踢,猛学洋大人的民主政治。在经济制度上,摒弃五千年的重农轻商,猛学洋大人的工商第一。更摒弃五千年做官为惟一途径的人生观,猛学洋大人多层面结构。在文化上,整个大众传播工具,包括报纸、电视;整个艺术创作,包括小说、诗、话剧、绘画、音乐,又有哪一样不是崇洋崇得晕头转向。可是,岂全国上下都死心塌地地媚了外?
情绪化的翻天印“崇洋媚外”是语意学上的差误,经不起思考,经不起分析。铎民先生曰:“假如在美国住上三年五载,相信观感必会大不一样。”这是可能的,但也不见得。我们盼望中国的武器更精密,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的工商管理得更有效率,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人一团祥和,要求崇洋学习说“对不起”、“谢谢你”我们盼望中国人排队,要求崇洋学习一条龙。我们盼望中国人尊重斑马线,要求崇洋学习严守交通规则。我们盼望中国人过弹簧门缓缓松手,以免后面的人脑震荡,要求崇洋学习伫立以待。我们盼望中国人都有开阔的侠情,要求崇洋学习笑容满面,乐于助人。我们盼望中国人身体健壮如牛,要求崇洋学习把时间花在运动上,不花在窝里斗上。———这一切,怎么扯上他妈的媚外?面对彬彬有礼的洋大人,我们难道不自惭形秽,反应该“不忘本”到底,横眉竖目到底?古书曰:“知耻近乎勇。”死不认错只要情绪冲动,捶胸打跌,就可功德圆满。而知道啥是羞耻,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能。
──铎民先生在“自惭形秽”下,紧接着“妄自菲薄”这两句话同样没有因果的必然关系。自惭形秽固然可能妄自菲薄,但也可能突然醒悟、发愤图强。日本老爷的明治维新,就是这么搞起来的。情绪激动的夹缠,属于风火轮战术,中国人特质之一。
美国一位教授写了一本日本第一,没有一个美国人怒詈他崇洋媚外。先生只不过写了几篇仅涉及到皮毛印象,便翻天印乱飞。呜呼,你就是掐着我的脖子,我还是要嚷:“绝对崇洋,但不媚外!”还请读者老爷思量。
集天下之大鲜
殖民地意识下的社会,以母国的语文为最高级、最尊贵和最神圣的语文。中国虽然没有当过殖民地,但中国人有殖民地意识。留华学生白安理先生,意大利米兰人也,在台湾八年,他发现他去店里买东西,讲中国话时,店员爱理不理,可是一讲英文,店员马上就变成了马屁精。以致白安理先生虽然中文呱呱叫,当买东西时,仍是用英文。呜呼,白安理先生也属于少见多怪,固不仅店员如此,他如果到高阶层打打转,恐怕他会发现英文更威不可当。今年(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台北联合报上,有一段新闻,一字不改,恭抄于后。
新闻曰:
台湾邮政的服务良好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有服务不周的时候。纽约州立大学校长约翰托尔,最近到台湾访问时,曾希望透过台湾良好的邮政服务,去约晤一位学生家长,却令他失望了(柏老按:把“寄一封信”写成“透过良好的邮政服务”以加强压力,可谓神来之笔,真得递佩服书)。
约翰托尔校长,到我国访问时,住在台北圆山饭店,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他学生罗玉珍的家长,希望见面谈叙,结果因这封信未附注中文地址,由于时间耽搁,待罗玉珍的父亲罗明鉴收到信时,已过了约定时间,托尔也已返国。罗明鉴认为邮局把此信退回很不合理(柏老按:好一个不合理)。
托尔校长于四月二十四日,随美国大学校长访问抵华,在二十七日写信给就读纽约州立大学罗玉珍的家长,约定二十九日下午七时见面叙谈,结果这封信五月初才送达罗玉珍家里。
罗明鉴指出,他收到信时,信封上虽加注中文地址,但邮局已加盖“退回”的戳记,上面并注明“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字样,显然是此信退回圆山饭店后,再由别人加注中文地址的。
罗明鉴说,外籍人士不一定会写中文,邮局上项国内函件应注中文地址的规定,应仅指国人相互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封,照理仍应立即按照所写英文地址投送。
台北邮局人员表示,此信可能是被邮政人员误认为是国人投寄信函,以后决予改进。
这则新闻真是集天下之大鲜,这位可敬的罗明鉴先生因未能及时晋见洋大人,失望后跳高之情,跃然纸上。邮局明明规定:“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罗明鉴先生却解释为:“应指国人相互间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件,照理”呜呼,照理,照的是啥理?一封英文信寄出,邮局老爷是不是都要拆开瞧瞧,如是洋名就照寄,如是单音节就退回?有些华裔的美国人,如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直用的是k。h。sun,根本没有洋名,邮局老爷又如何分辨。如果只看信封,又怎么知道他是“外籍人士”和“内籍假洋鬼子”?这还不说,中国人在美国用中文写信,行耶,不行耶?阿拉伯人在台湾用阿拉伯文写信,泰国人在台湾用泰文写信,又是行耶?不行耶?邮局老爷迫不及待地承认错误,真不知错在哪里,误在何方?又拍胸脯保证改进,更不知哪里可改,啥地方可进。
我们对这种现象,没啥可说,只是提醒一点,在如此强大的殖民地意识、洋奴意识压力下,中国人的嘴脸,已经大变,变得可憎!
直到了尽头,江湖郎中把盖子一盖,娇妻只好掩面痛哭。接着是江湖郎中高立塔顶,群众的狂热使山摇地动,他的信心更如火烧,张开双臂,仰面向天,朗声誓言:“没有翅膀,照样可以飞。”于是,姿势优美,凌空而下,只听扑通一声,跌成肉酱。
──跌成肉酱的后果是祸延娇妻,上自皇帝,下至观众,一致认为受了欺骗愚弄,这种跳塔自杀的节目,人人都会,有啥可看的。他们鼓噪起来,眼看就要暴动,皇帝老爷不得不下令要江湖郎中的妻子继续去飞。她当然不会飞,但在枪尖围逼下,只好含泪爬上楼梯,为她丈夫的虚骄,也付出一团肉酱的代价。
这是历史故事啦,现实的场面是,今年(一九八年)二月“中华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马尼拉降落时,机长吴黉先生,就有这种膨胀镜头。闻见思先生在台北中央日报上说他:“艺不高而胆大”恐怕太过于客观,盖在主观上,他已到了江湖郎中阶段,认为没有翅膀,跟有翅膀没有分别,只要信心坚定,就是武功高强。他早已发现降落的高度不对劲,但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重来一次。反而收回油门,放下襟翼和起落架,更使用减速板,使飞机降得更快。等到接近跑道尾巴时,下降的趋势更勇不可当,鼻轮和两个主轮,三点式同时重重落地,一声响亮,刹那间翅膀折断,引擎脱落,大火冲天,飞机化成灰烬。四位最倒霉的乘客烧死,三十九位次倒霉的乘客受到轻重之伤。
──吴黉先生一个人虚骄,四十余人遭难。比起江湖郎中只不过夫妻两人断送残生,似乎更价值连城。
就在吴黉先生表演一手之后的次月──三月,司机老爷许万枝先生,也有表演。他开的是游览车,满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的学生,作毕业旅行。行驶途中,车掌小姐照例介绍她自己和司机,当介绍许万枝先生时,称赞他是最好的司机。许公龙心大悦,而且为了表示他确实与众不同,就在危险万状的山路上,放下方向盘,举起双手,向大家抱拳,一方面答谢服务小姐的推荐,一方面向大家展示他优美的驾驶技术,已到了神奇入化之境,虽不用方向盘,照样可以开得四平八稳。当他抱拳的刹那,全车人都出了一身冷汗,有人更喊出声音。但许公神色自若,并且对那些喊出声音的胆小鬼,嗤之以鼻(有没有像江湖郎中踹娇妻那样踹了乘客几脚,报上没有记载,不便瞎猜),盖那太伤他的自尊心啦。于是,到了梨山附近,左撞右撞,终于把车子撞到万丈深渊,十七位大学生死亡。
──无论如何,许万枝先生仍是第二流的司机。他跟吴黉先生不同,吴黉的虚骄,只断送别人的生命。而许万枝先生的虚骄,却用自己的生命殉葬。上面几件壮举,先生都没有亲身参加,只有一件事,我却是荣膺男主角的。那就是,我老人家请吴基福先生诊治眼疾,最初的几个月,每天都需要静脉注射。我既不好意思每天往返八百公里去高雄打针,只好把针剂带回台北,在柏府附近找到一家私人诊所,每天前往挨戳。该诊所的那位女护士,秀色可餐,被秀色可餐捉住手臂乱搞,本也心甘情愿,可是她阁下跟许万枝先生的功夫一样,同是天下高手,许先生可以不用方向盘开车,护士小姐则可以不用眼睛注射。她总是一面注射,一面跟她的男同伴猛聊,聊到得意之处,还咭咭呱呱,前仰后合。我恳求曰:“老奶,请你看着点,这可不是耍的呀。”她的玉容就像挂着帘子似的,刷的一声拉下来曰:“这有啥好紧张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注射。”忽然一阵剧痛,我就哎哟,她曰:“我打针打了整整十年,从没有出过错,你这个老头,怎么还像孩子这么难伺候。”回到家里,左臂一片铁青。第二天再去,指给她看,她曰:“没啥,没啥,用热毛巾一敷就好啦。”只好换打右臂,回到家里,这条不争气的右臂也跟着一片铁青。一个月下来,她谈笑风生不辍,而我老人家的两条胳膊几乎成了两根木炭。
──一个女孩子的虚骄,先生就得为她赎罪。幸亏我注射的不是含有剧毒的六六,如果是六六,当场就在她玉足前满地打滚矣。
恐龙型人物最大的特征是生活在日落西山斜照下的影子里。眼看太阳就要没啦,影子也要没啦,但他却觉得一切都是永恒的。一个人只要驾了一阵飞机,就自以为可以直起直落。只要开了一阵汽车,就自以为双手凌空,仍能转弯抹角。只要当了几年护士,就自以为闭着眼睛就可以找到静脉血管。
于是,一个人只要有了一点钱,他就觉得神通广大,所有的人都得向他朝拜。手里稍微有点权,他就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教对方领教领教他手里的玩意。只要出了两本书,他就成了文豪,全世界都得向他欢呼。只要当上一个主管,不管是二三流的或七八九流的,他的能力就跟着高涨,职位比他低的家伙,都成了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辈。只要弄到一个学位,不管是青蛙妈死脱,或跳蚤打狗脱,他就以为连对同性恋都是权威。只要会说几句英文,如果不在谈话中夹几个字,屁眼都能憋出黑烟。只要认识几个洋大人,那就更不得了啦,更得随时随地亮出招牌。
──至于先生,自从巷口摆地摊的有一天看我教敝孙女唱:“月奶奶,明光光,打开后门洗衣裳。”赞扬我是伟大的声乐家之后,我就觉得台湾这个小岛简直容我不下,每天早上都把铺盖卷好,准备出洋去当贝多芬的教习(我最近就要写一大文,揭发贝多芬田园交响乐十大谬误,读者老爷拭目以待可也)。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国土,中国人理应见多识广,充满深厚的气度和胸襟,却有这么多恐龙型人物晃来晃去,好像参加恐龙竞技大会,各显各的神通。跟我们深厚的文化背景,如此地相悖,实在教人越想越糊涂。沾沾自喜和浮夸肤浅,只有使一个人陶醉在自己的影子里,惹人生厌生畏,自己却再不能吸收任何新的东西,再没有长进。大多数人都如此,中国殆矣。
至少是近百年来的事,中国人走两个极端,不是沮丧自卑,就是盲目自傲,而很少能有自尊。呜呼,跳出影子,别当恐龙,祛除虚骄,应是中国人的第一要务。
崇洋,但不媚外
封神榜是中国的伊利亚特,神仙如云,妖怪似雨,虽然最后都归结于邪不胜正,但双方打斗过程,仍花样百出,轰轰烈烈。封神榜神怪中最厉害的角色之一是殷郊先生,他阁下的翻天印,乃天下第一等盖世奇宝,只要口中念念有词,喝一声“疾”该盖世奇宝就被祭升空,砸将下来,不要说人的血肉之躯,就是喜马拉雅山,都能一劈两半。这还不算叫座,叫座的是连把法术传授给他的师父广城子先生,都无法抗拒,一见殷郊先生翻脸无情,祭起那玩意,立刻魂飞天外,落荒而逃。
先生这些时吉星高照,忽然间也遇到了这种盖世奇宝,不过时代不同,现代化的“翻天印”不叫“翻天印”改名换姓,另行修炼,而叫“崇洋媚外”只要“崇洋媚外”这句话被现代殷郊先生隆隆祭出,比三千年前的“翻天印”还要雷霆万钧。洛杉矶一次聚会上,我正头顶石臼,努力演唱,一位听众老爷忽然传来一张字条,上面写曰:“老头,想不到你竟崇洋媚外,认为美国一切完美,而美国绝不像你想像中那么完美。”稍后,洛杉矶南华时报刊出铎民先生一文,其中一段曰:“崇洋媚外观念,应该猛批。老头也像许多刚踏上美国本土的老中一样,迷失在这个社会表象的美好之中,先是自惭形秽,接着是妄自菲薄。假如他能够呆上个三年五载,相信观感必会大不一样。”
“崇洋媚外”这个盖世奇宝,大概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之后,才炼成正果,为害人间的。这奇宝的内容,可用一个老汉朋友的吼叫作为代表:“你们这些崇洋媚外的家伙(这还算客气的,有时候简直成了‘汉奸’、‘洋奴’、‘卖国贼’),千言万语一句话,无论是啥,都是美国的好,要说美国科学好,我还服,要说连美国的文化比我们好,我就不服,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事,也要学美国?”
──怒吼的不仅这么一位老汉,而是很多老汉,事实上很多小汉也同样怒吼,就使我老人家的血压大增。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课题,有些人竟能把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和并没有因果关系的两种行为,不经大脑,就能用唾沫粘在一起,实在是高级技术人员。“崇洋”与“媚外”相距十万八千里,风马牛互不相及,经过如此这般的硬生生粘在一起,动不动就掏将出来“猛批”灾难遂无远弗届。不过受伤害的并不是被詈为“崇洋媚外”之辈,而是因怕“媚外”而不敢“崇洋”的人民。柏老的意思不是说根本没有人崇洋媚外,这种动物可多得要几箩筐有几箩筐。而只是说,更多的朋友,却是“崇洋”而并不“媚外”在洛杉矶会场上,我一时紧张,忘了自己客人身分,把脸一抹,露出本相,立即反问与会的绅士淑女,为啥不坐独轮车而开汽车来瞧老头?开汽车就是崇洋。为啥不梳辫子,不束发盘到头顶,而弄成左分右分模样?左分右分模样就是崇洋。为啥女士们不缠三寸金莲,走路一拧一拧,而天足穿高跟鞋?天足穿高跟鞋就是崇洋。为啥男人不穿长袍马褂,或更古的京戏上宽衣大袖,而穿西服?穿西服就是崇洋。为啥不吸水烟旱烟,而吸纸烟雪茄?吸纸烟雪茄就是崇洋。为啥煮饭时不用煤球木柴麦秸,爬到灶头吹火,而用电炉瓦斯?用电炉瓦斯就是崇洋。为啥不睡土炕,而睡弹簧床水床?睡弹簧床水床就是崇洋。为啥见了顶头上司不扑通一声跪下磕头,而只握手喊“嗨”?握手喊“嗨”就是崇洋。为啥不弄碗豆油燃亮,挑灯夜读,而用电灯?用电灯就是崇洋。为啥寄信时不托朋友顺便带去,而弄张邮票一贴,往一个密封筒子里一投?贴邮票投邮筒就是崇洋。为啥不去看皮影戏,而去看电影?看电影就是崇洋。为啥不拉着嗓门猛喊,而去拨电话?拨电话就是崇洋。然而,我可不相信各位绅士淑女媚外。
回到国内,心里更沉重得像挂个秤锤,觉得事情必须弄个一清二楚,才能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轰隆隆阅兵大典刚过,各位读者老爷的记忆犹新,夫洋枪洋炮、洋鼓洋号、洋指挥刀、洋军乐队,哪一样不是崇洋产物,可是,却又哪一样媚了外?地面分列式、空中分列式,更是崇洋产物,又跟媚外怎么攀上内亲?深入家庭社会一瞧,简直更成了惊弓之鸟。写稿也好,写文也好,写黑信告先生挑拨“人民”与“政府”之间感情也好,都只用原珠笔、钢笔而不用毛笔,原珠笔、钢笔(加上打字复印)固努力崇洋者也,与媚外又有何干?客厅也好,办公室也好,公共场所也好,只坐软绵绵的沙发,而不坐硬邦邦的长板凳,软绵绵沙发固努力崇洋者也,跟媚外又有何干?上星期去一位朋友家串门,他当面吆喝我“崇洋媚外”把我吆喝得发起酒疯,找了个头,要把他家的抽水马桶砸个稀烂。他太太苦苦哀求,我也不理,誓言跟崇洋媚外的抽水马桶,不共戴天,等砸了抽水马桶后,我还要砸电视机、砸收音机、砸电冰箱、砸瓦斯炉、砸电话、砸电灯最后还是他家姑娘,大学堂毕业生,深中“崇洋”之毒,不知道敬老尊贤,不知道礼让大义,而竟诉之于法,召来警察,把我轰出大门,才算结束这场闹剧。否则,一头下去,他们可是住在十二楼的,全家屁股立刻就没地方放。不过,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该姑娘有啥地方媚了外。
呜呼,真不敢想像,如果上帝老爷一旦大发神威,把中国人“崇洋”所得到的东西,全部抽掉,不知道中国还剩下了些啥?翻天印朋友鼻孔冒烟曰:“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世也要学洋人?”咦,真是一个糨糊罐,这还要问,我们在做人处世上,当然更要崇洋,更要学习洋人的优点,但这跟媚外又有啥瓜葛?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崇洋已崇到过了头,首先就把五千年帝王世袭传统一笔勾销,猛学洋大人的投票选举。接着把封建制一脚踢,猛学洋大人的民主政治。在经济制度上,摒弃五千年的重农轻商,猛学洋大人的工商第一。更摒弃五千年做官为惟一途径的人生观,猛学洋大人多层面结构。在文化上,整个大众传播工具,包括报纸、电视;整个艺术创作,包括小说、诗、话剧、绘画、音乐,又有哪一样不是崇洋崇得晕头转向。可是,岂全国上下都死心塌地地媚了外?
情绪化的翻天印“崇洋媚外”是语意学上的差误,经不起思考,经不起分析。铎民先生曰:“假如在美国住上三年五载,相信观感必会大不一样。”这是可能的,但也不见得。我们盼望中国的武器更精密,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的工商管理得更有效率,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人一团祥和,要求崇洋学习说“对不起”、“谢谢你”我们盼望中国人排队,要求崇洋学习一条龙。我们盼望中国人尊重斑马线,要求崇洋学习严守交通规则。我们盼望中国人过弹簧门缓缓松手,以免后面的人脑震荡,要求崇洋学习伫立以待。我们盼望中国人都有开阔的侠情,要求崇洋学习笑容满面,乐于助人。我们盼望中国人身体健壮如牛,要求崇洋学习把时间花在运动上,不花在窝里斗上。———这一切,怎么扯上他妈的媚外?面对彬彬有礼的洋大人,我们难道不自惭形秽,反应该“不忘本”到底,横眉竖目到底?古书曰:“知耻近乎勇。”死不认错只要情绪冲动,捶胸打跌,就可功德圆满。而知道啥是羞耻,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能。
──铎民先生在“自惭形秽”下,紧接着“妄自菲薄”这两句话同样没有因果的必然关系。自惭形秽固然可能妄自菲薄,但也可能突然醒悟、发愤图强。日本老爷的明治维新,就是这么搞起来的。情绪激动的夹缠,属于风火轮战术,中国人特质之一。
美国一位教授写了一本日本第一,没有一个美国人怒詈他崇洋媚外。先生只不过写了几篇仅涉及到皮毛印象,便翻天印乱飞。呜呼,你就是掐着我的脖子,我还是要嚷:“绝对崇洋,但不媚外!”还请读者老爷思量。
集天下之大鲜
殖民地意识下的社会,以母国的语文为最高级、最尊贵和最神圣的语文。中国虽然没有当过殖民地,但中国人有殖民地意识。留华学生白安理先生,意大利米兰人也,在台湾八年,他发现他去店里买东西,讲中国话时,店员爱理不理,可是一讲英文,店员马上就变成了马屁精。以致白安理先生虽然中文呱呱叫,当买东西时,仍是用英文。呜呼,白安理先生也属于少见多怪,固不仅店员如此,他如果到高阶层打打转,恐怕他会发现英文更威不可当。今年(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台北联合报上,有一段新闻,一字不改,恭抄于后。
新闻曰:
台湾邮政的服务良好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有服务不周的时候。纽约州立大学校长约翰托尔,最近到台湾访问时,曾希望透过台湾良好的邮政服务,去约晤一位学生家长,却令他失望了(柏老按:把“寄一封信”写成“透过良好的邮政服务”以加强压力,可谓神来之笔,真得递佩服书)。
约翰托尔校长,到我国访问时,住在台北圆山饭店,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他学生罗玉珍的家长,希望见面谈叙,结果因这封信未附注中文地址,由于时间耽搁,待罗玉珍的父亲罗明鉴收到信时,已过了约定时间,托尔也已返国。罗明鉴认为邮局把此信退回很不合理(柏老按:好一个不合理)。
托尔校长于四月二十四日,随美国大学校长访问抵华,在二十七日写信给就读纽约州立大学罗玉珍的家长,约定二十九日下午七时见面叙谈,结果这封信五月初才送达罗玉珍家里。
罗明鉴指出,他收到信时,信封上虽加注中文地址,但邮局已加盖“退回”的戳记,上面并注明“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字样,显然是此信退回圆山饭店后,再由别人加注中文地址的。
罗明鉴说,外籍人士不一定会写中文,邮局上项国内函件应注中文地址的规定,应仅指国人相互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封,照理仍应立即按照所写英文地址投送。
台北邮局人员表示,此信可能是被邮政人员误认为是国人投寄信函,以后决予改进。
这则新闻真是集天下之大鲜,这位可敬的罗明鉴先生因未能及时晋见洋大人,失望后跳高之情,跃然纸上。邮局明明规定:“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罗明鉴先生却解释为:“应指国人相互间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件,照理”呜呼,照理,照的是啥理?一封英文信寄出,邮局老爷是不是都要拆开瞧瞧,如是洋名就照寄,如是单音节就退回?有些华裔的美国人,如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直用的是k。h。sun,根本没有洋名,邮局老爷又如何分辨。如果只看信封,又怎么知道他是“外籍人士”和“内籍假洋鬼子”?这还不说,中国人在美国用中文写信,行耶,不行耶?阿拉伯人在台湾用阿拉伯文写信,泰国人在台湾用泰文写信,又是行耶?不行耶?邮局老爷迫不及待地承认错误,真不知错在哪里,误在何方?又拍胸脯保证改进,更不知哪里可改,啥地方可进。
我们对这种现象,没啥可说,只是提醒一点,在如此强大的殖民地意识、洋奴意识压力下,中国人的嘴脸,已经大变,变得可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