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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郎瑛七修类稿中"绿头巾"条下说:"但又思当时李封何必欲用绿巾?及见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娼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然后知从来己远。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则深于乐人耳。"唐朝从李封用罚戴绿头巾方法整人,当时绿头巾主要是象征贱人之服,还没有定型成"敝眷"跟别人睡觉的确定意义,后来龟蛇之说、龟xx之色、头巾之绿、娼妓之家,等等等等,各路附会大集合,于是,自戴绿巾而戴绿帽子,就一片绿矣!(绿帽子是清以后的用法,易实甫作王之春赋,有"帽儿改绿,顶子飞红"之句,是最有名的。)
王八出场
至于乌龟以外,又有王八之说,是怎么回事呢?
欲知原委,得先谈王八。
王八作为人名,最早见于辽史,辽圣宗时有安州团练使工八副马保祐,留守开京。到了金史忠义传中,有这样一段:
王毅,大兴人。经义进士,累官东明令。贞祐二年,东明围急,毅率民兵愿战者数百人拒守。城破,毅犹率众抗战,力穷被执,与县人王八等四人同驱之郭外。先杀二人。王八即前跪将降,毅以足路之,厉声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躯毅者以刃斫其胫,毅不屈而死。赠曹州刺史。
这些历史中带出的王八,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早期王八。但看全文语气,王八是人名,尚无不雅之称,但到了新五代史前蜀世家里,王八就变质了: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后为忠武军卒,稍迁队将。
这段历史中,王八虽天始不雅,但照茶余客话考证:"骂人王八贼,盖五代王建行八,素盗驴、贩私盐,人骂王八贼也。"可见不论"贼王八"还是"工八贼",虽已不雅,并没不雅到和绿帽有关。
虽然王八之初,只不过真人真名而已,但从"贼王八"之后,王八在北方,慢慢约定俗成,成为乌龟的俗称,也成为骂人的词儿。慢慢在南方称乌龟时候,多以王八代之。一些民间谚语、歇后语,也就全部出笼,像"王八好做气难当"啦,像"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啦、像"王八看绿豆——对眼"啦都是。虽然王八是北方的口语,但是南方人最初多不知道,广谐铎中就有这样的笑话:
苏人某,有事赴〔北〕京,反至津门,拟做一二日游,投寓旅馆。一日因事他出,苦不知路径。欲唤黄包车(人力车)代步,于是操其半强之京话,高唤"黄八车"不止。一般黄包车夫多侧目视之,而不之应。某乃执一车夫而问之曰:余唤汝,汝何弗应?岂余不名一钱那?车夫怒目答之曰:君所唤者,乃"黄八车"非"橡皮车",吾辈非"黄"(王八)故不汝应也!甲闻之始不敢再言。后问于京友,京友告以"黄八车"乃妓女所坐者,其车大名"黄八",即南边所称"乌龟",而街头所停者,虽是南方之黄包车,然若辈名之曰"橡皮车",盖欲与妓车有区别也。甲方知言语之不同,于是不复再唤"黄八车"矣。
于法无损
照"王杂俎"的说法,乌龟是"污闺之讹",是从奸污了大闺女变出来的;王八是"忘八"之变,"以其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者俱忘也"。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的。乌龟王八的流变,这样解释,显然跟事实与情理都扣不上,自是附会无疑。
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恶、不甘,流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似)。在法律上,自己太太与人通奸,"奸夫淫妇"犯的只是告诉乃论的相奸罪,但却有人在恐惧、厌恶与不甘之余,却提出妨害名誉之诉,因为他认为他当了王八,而高等法院法官竟也有跟着乱判的。试看一则台湾最高法院法官的驳回理由,就可领教了:最高法院民事判决一九六三年度台上字第一六八号
上诉人郑祖瑾住高雄市左营成功路二号
被上诉人毛维理住同右中山路二十三号
上当事人间,请求损害赔偿事件,上诉人对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日,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二审判决,提起上拆。本院判决如下:
主文
原判决关于命上诉人赔偿及负担诉讼费用部分废弃,发回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理由
本件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赔偿损害,系以上诉人诱奸其妻毛陈春子,经法院判处罪刑有案,并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均受重大之损害,依民法第一九五条规定,应负赔偿责任,为诉之原因事实(见卷附刑事附带民诉状)。卷查刑事确定判决,系依刑法第二三九条后段相奸罪,判处上诉人罪刑,并未载有上诉人以何种方法,侵害被上诉人名誉情事。按名誉权为人格权之一种,而夫妻之人格各别,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又依原判决记载,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海讯日报所刊上诉人与毛陈春子通奸之新闻,系由与上诉人同屋居住之闻波告知新闻记者汪宗藩者,并非上诉人发布该项消息,是上诉人亦无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受损情事。原判徒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妻相好及污闻披诸报端之事,即令上诉人赔偿新台币四千元,尚有未合,本件上诉,应认为有理由。
据上论结,本件上诉为有理由。依民事诉讼法第四百七十四条第一项、第四百七十五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三日
最高法院法官显然相信:使人当王八,尚不算侵害"名誉权",因为名誉权是人格权的一种,夫妻之人格,各归各的,"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这一判例,显示了法律比社会观念进步的一个面,倒是颇为有趣的。
综合上面的种种讨论,我们清楚地看到王八每况愈下的种种方面,最后在法律上,甚至当了王八,也不过乃尔,这对卫道之士说来,真要大发思古之幽情了。因在古代,不但法律上要保护王八,并且保护得连王八都要挨揍,唐朝法律虽然对"奸夫淫妇"判两年(赎铜四十斤),比起今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不算重,但是它不但"不在自首之例",并且不是告诉乃论罪,而是邻居都可以告发的罪。元朝法律规定不告发是"纵奸",连邻居都要挨罚的。至于甘愿做王八的,更不得了的。元朝明定甘愿做王八的,本夫与"奸夫淫妇"各杖八十六下,明朝清朝各杖九十下,可见当王八都要挨狠揍。如今王八就是王八了,至少不要再挨狠揍,这种进步,都是王八一落千丈的结果。行文至此,不禁大笑国民党亦有德政,至少他们"忘八"之时、"望八"之余,不再打王八了!
一九八四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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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郎瑛七修类稿中"绿头巾"条下说:"但又思当时李封何必欲用绿巾?及见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娼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然后知从来己远。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则深于乐人耳。"唐朝从李封用罚戴绿头巾方法整人,当时绿头巾主要是象征贱人之服,还没有定型成"敝眷"跟别人睡觉的确定意义,后来龟蛇之说、龟xx之色、头巾之绿、娼妓之家,等等等等,各路附会大集合,于是,自戴绿巾而戴绿帽子,就一片绿矣!(绿帽子是清以后的用法,易实甫作王之春赋,有"帽儿改绿,顶子飞红"之句,是最有名的。)
王八出场
至于乌龟以外,又有王八之说,是怎么回事呢?
欲知原委,得先谈王八。
王八作为人名,最早见于辽史,辽圣宗时有安州团练使工八副马保祐,留守开京。到了金史忠义传中,有这样一段:
王毅,大兴人。经义进士,累官东明令。贞祐二年,东明围急,毅率民兵愿战者数百人拒守。城破,毅犹率众抗战,力穷被执,与县人王八等四人同驱之郭外。先杀二人。王八即前跪将降,毅以足路之,厉声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躯毅者以刃斫其胫,毅不屈而死。赠曹州刺史。
这些历史中带出的王八,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早期王八。但看全文语气,王八是人名,尚无不雅之称,但到了新五代史前蜀世家里,王八就变质了: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后为忠武军卒,稍迁队将。
这段历史中,王八虽天始不雅,但照茶余客话考证:"骂人王八贼,盖五代王建行八,素盗驴、贩私盐,人骂王八贼也。"可见不论"贼王八"还是"工八贼",虽已不雅,并没不雅到和绿帽有关。
虽然王八之初,只不过真人真名而已,但从"贼王八"之后,王八在北方,慢慢约定俗成,成为乌龟的俗称,也成为骂人的词儿。慢慢在南方称乌龟时候,多以王八代之。一些民间谚语、歇后语,也就全部出笼,像"王八好做气难当"啦,像"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啦、像"王八看绿豆——对眼"啦都是。虽然王八是北方的口语,但是南方人最初多不知道,广谐铎中就有这样的笑话:
苏人某,有事赴〔北〕京,反至津门,拟做一二日游,投寓旅馆。一日因事他出,苦不知路径。欲唤黄包车(人力车)代步,于是操其半强之京话,高唤"黄八车"不止。一般黄包车夫多侧目视之,而不之应。某乃执一车夫而问之曰:余唤汝,汝何弗应?岂余不名一钱那?车夫怒目答之曰:君所唤者,乃"黄八车"非"橡皮车",吾辈非"黄"(王八)故不汝应也!甲闻之始不敢再言。后问于京友,京友告以"黄八车"乃妓女所坐者,其车大名"黄八",即南边所称"乌龟",而街头所停者,虽是南方之黄包车,然若辈名之曰"橡皮车",盖欲与妓车有区别也。甲方知言语之不同,于是不复再唤"黄八车"矣。
于法无损
照"王杂俎"的说法,乌龟是"污闺之讹",是从奸污了大闺女变出来的;王八是"忘八"之变,"以其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者俱忘也"。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的。乌龟王八的流变,这样解释,显然跟事实与情理都扣不上,自是附会无疑。
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恶、不甘,流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似)。在法律上,自己太太与人通奸,"奸夫淫妇"犯的只是告诉乃论的相奸罪,但却有人在恐惧、厌恶与不甘之余,却提出妨害名誉之诉,因为他认为他当了王八,而高等法院法官竟也有跟着乱判的。试看一则台湾最高法院法官的驳回理由,就可领教了:最高法院民事判决一九六三年度台上字第一六八号
上诉人郑祖瑾住高雄市左营成功路二号
被上诉人毛维理住同右中山路二十三号
上当事人间,请求损害赔偿事件,上诉人对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日,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二审判决,提起上拆。本院判决如下:
主文
原判决关于命上诉人赔偿及负担诉讼费用部分废弃,发回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理由
本件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赔偿损害,系以上诉人诱奸其妻毛陈春子,经法院判处罪刑有案,并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均受重大之损害,依民法第一九五条规定,应负赔偿责任,为诉之原因事实(见卷附刑事附带民诉状)。卷查刑事确定判决,系依刑法第二三九条后段相奸罪,判处上诉人罪刑,并未载有上诉人以何种方法,侵害被上诉人名誉情事。按名誉权为人格权之一种,而夫妻之人格各别,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又依原判决记载,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海讯日报所刊上诉人与毛陈春子通奸之新闻,系由与上诉人同屋居住之闻波告知新闻记者汪宗藩者,并非上诉人发布该项消息,是上诉人亦无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受损情事。原判徒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妻相好及污闻披诸报端之事,即令上诉人赔偿新台币四千元,尚有未合,本件上诉,应认为有理由。
据上论结,本件上诉为有理由。依民事诉讼法第四百七十四条第一项、第四百七十五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三日
最高法院法官显然相信:使人当王八,尚不算侵害"名誉权",因为名誉权是人格权的一种,夫妻之人格,各归各的,"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这一判例,显示了法律比社会观念进步的一个面,倒是颇为有趣的。
综合上面的种种讨论,我们清楚地看到王八每况愈下的种种方面,最后在法律上,甚至当了王八,也不过乃尔,这对卫道之士说来,真要大发思古之幽情了。因在古代,不但法律上要保护王八,并且保护得连王八都要挨揍,唐朝法律虽然对"奸夫淫妇"判两年(赎铜四十斤),比起今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不算重,但是它不但"不在自首之例",并且不是告诉乃论罪,而是邻居都可以告发的罪。元朝法律规定不告发是"纵奸",连邻居都要挨罚的。至于甘愿做王八的,更不得了的。元朝明定甘愿做王八的,本夫与"奸夫淫妇"各杖八十六下,明朝清朝各杖九十下,可见当王八都要挨狠揍。如今王八就是王八了,至少不要再挨狠揍,这种进步,都是王八一落千丈的结果。行文至此,不禁大笑国民党亦有德政,至少他们"忘八"之时、"望八"之余,不再打王八了!
一九八四年三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