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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上却的确反映出他们所体现的那种制度的必然结果。”
万历十五年还详细叙述了几名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的作为：刚愎自用的张居正、首鼠两端的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蛰、以及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笔下的戚继光。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家，他要完成功业，就不得不找张居正做他的后台，不得不向后台老板送银钱美女。他看到了军务体制的致命弱点，但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戚继光的成功便在于他的妥协之道，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戚继光的不幸在于他的妥协，明史说他的“操行”不怎么样，而他亦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紧接着万历十五年，天朝的崩溃则展现出一幅更为悲惨的画面。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垂拱而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无所作为的万历帝幸运地成为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清代的皇帝道光却没这么幸运了，他在一个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环境中，无论无为还是无不为，都挽救不了天朝的崩溃，他把自己的陵墓的规格降得比历代皇帝都低，除了他俭朴的性格外，还有向列祖列宗谢罪的意思。
天朝的崩溃以崭新的历史观看待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理应发生的起点，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作者第一次打破了“忠好不两立”的思维模式，以详实可靠的历史材料为依据，还原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及行为方式。道光帝、林则徐、价善、奕山、伊里布。牛鉴作者并不着力于对他们的功过是非作一个一锤定音的评价，而是研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受到哪些有形无形的历史条件的约束。
鸦片战争之败，并不败在区区几个“卖国贼”身上。运转不灵的体制早已决定了战争的必败：法律过于简单，税收过于短少，政府无操纵经济的能力，以均一雷同的方式统治全国，老牛本已拉不动破车，更那堪旁边又钻出几只老虎来？然而，没有谁意识到制度本身“气数已尽”更没有谁窥透老虎们的野心，即使是后来成为一个神话的林则徐。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称：“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妇，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一部鸦片战争的历史，也是一部谎报军情的历史。前线败绩连连，官员们仍然凯歌高奏，他们的精力不是用在对付英军上，而是用在如何欺骗皇上上。但这并不全是臣下之过，因为皇上是一位乖戾的皇上—一道光在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仿佛“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价。他总以为自己的每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而一旦出现问题，他便把责任推倭于臣下对他的欺骗。于是，臣下只好欺骗他，他也乐于被臣下所欺骗。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便是瞒与骗的文化。
清朝灭亡了，但维系清朝的文化却没有灭亡。所谓民国，不过是草莽中国。叶曙明的草莽中国着重分析地缘、文化与人三者的关系。例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虽然深味西方政治体制的优点，但要在中国掀起革命，他也不得不加入帮会，以帮会头子的身份周旋—一而帮会，恰恰是中国封建文化中最阴暗的一面。这样的举措，对理想主义气质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
土壤已经盐碱化，再好的树苗也养不活。总统内阁制在西方运转自如，在中国却是社会上的游体，所颁布的法律与社会实际情况风马牛不相及。私人的军事力杀就是一切，孙中山崇高的道德感只会被军阀们耻笑。于是“孙大炮”的外号传开了。而军阀们，不过是刘邦、朱元津那样的流氓们的翻版：无论是以没有信念为信念、凭着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和投机成为军阀中的强者的冯玉祥，还是西北文化的化身，以土财主的思想方式解释儒家典籍，稳做山西王的阎锡山；无论是马匪出身、杀人如麻、满口脏话的大帅张作霖，还是上海滩流氓出身代表东部财团利益，最有“领袖”气质的蒋介石，他们之所以拥有脚下的土地，是因为他们首先向土地及土地代表的文化俯首称臣。这个时代的强者只有一种人：手捧说语，心想厚黑学；外表是圣人，骨子里是草莽。
其实，过去的中国大地便是一个京剧的大舞台。想上舞台当主角，你就得抹上花花绿绿的油彩，穿上奇奇怪怪的服装，做出扭扭捏捏的动作，或男人扮女人，或少年扮老人。在这个舞台上，只有高度扭曲的人，没有丝毫的真实与美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国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都只是一场“乱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戏剧而已。没有一个演员演的是自己喜欢的剧目与角色。正如李敖所说“中华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踉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草莽时代，意味着旧秩序的失控与新秩序的空缺。草莽英雄们，显然不可能有追求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意向。草莽们曾经一无所有，甚至于饿肚子，所以他们的理想便是天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在肉和酒都少得可怜的中国，要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就得有权力。文化的缺陷与人性的弱点相结合，使这个民族只剩下对权力无休止的渴望。还要记住一点，在这个国度，权力是没有制约的。这样的权力谁不爱呢？霍布斯这样分析草莽们孜孜不倦追求权力的心态：“这样不仅是在现状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权力不能满足。而是一个人除非抓扯着更多，他不能相信，现有丰衣足食的条件与能力，已确切在自己掌握中。”
一位西方著名的观察家认为，20世纪“理解中国”的只有三个中国人，即：鲁迅、蒋介石、毛泽东。我认为，鲁迅是唯一有免疫力的人。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毛自诩自己颇有“山野之气”田家英则私下里批评毛“古书读得太多，深味权谋之术”
在鲁迅看来，历史是鬼们的庇护所，而福柯则说，深藏在历史背后的是“存在的话语”这种话语在某一瞬间抓住某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如何了不起，他也像齐天大圣一样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时间久了，被害人与作案人，吃人者与被吃者的界限模糊了，历史成为牛鬼蛇神们一起加入的一次狂欢节。
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在我读完像三部曲一样的三本书的时候，我不得不接受悲观的摆布。那么多美丽的谎言像秋天金黄的银杏叶一样随风而逝，那么多巨大的青铜像被拖到炼狱里五马分尸。
雅斯贝尔斯低沉的声音自回音壁的那一端传过来：“难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手里了。”
生活在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只能这样。
从唯美到极极主义
——读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研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波普尔的代表作之一。可惜的是，中译本只有上卷，在中国，腰斩是译著经常遭遇的悲惨命运。不过，波普尔的思想实在太精彩了，半部书也足以解救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这部书是对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批判性导论，是对一些社会改造原则的审评。波普尔的靶心是历史决定论及其所支撑的极权主义，他采取的是一条上溯的思路：由斯大林到列宁，到马克思到黑格尔，最后揪住了柏拉图的尾巴。他发现了柏拉图的正义学说与现代极权主义之间惊人的相似性“权权主义属于一种恰恰与我们文明同样古老或同样年轻的传统”极权主义所构建的“封闭社会”乃是“开放社会”的死敌，是人道和理性、平等和自由的覆灭力量。
我最感兴趣的是波普尔对柏拉图唯美主义的透视。在此之前，唯美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关系一直是思想界的一个盲点。尽管我隐约感到，许多有唯美倾向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有或多或少的极权主义思想，如王尔德、庞德，甚至中国当代的天才诗人海子，但我未能弄清两个环节究竟是怎样套起来的。
现在，波普尔作出了他的回答。他指出，柏拉图的激进乌托邦思想与唯美主义一脉相承。柏拉图是一位艺术家，他和许多伟大艺术家一样，试图看见一个模型，看见他作品的神圣本源。柏拉图把政治也看作艺术，而且是最高的艺术。柏拉图式的政治家是为了美而创作城邦的。他不是仅仅希望建立一个好一些的和合理一些的世界，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污点的世界：不是一张用碎布拼成的被面，不是一件有补丁的旧衣服，而是全新的大衣，是真正美好的新世界。这种想法是善良的，但却不能实践。这种审美的热情，只有受到理性的约束，受到责任感和援助他人的人道主义紧迫感的约束，才是有价值的，否则，这是一种危险的热情，容易发展为某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
用以说明这一理论的典范便是希特勒。历史学家们面对希特勒时，总是感到迷惑不解：他究竟是恶魔、是撒旦，还是疯子。阴阳人？这些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不负责任的。希特勒确乎是个“卡里斯玛”虽然相貌不威武英俊，但颇有领袖的扭力。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美国记者威廉席勒曾在德国呆了10年，亲眼目睹希特勒青云直上。他是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不得不承认希特勒讲演时的魅力，眼睛像宝石一样纯洁，夺人魂魄。因为希特勒沉醉在唯美主义的狂想中。
希特勒有很高的审美能力，美学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部分。希特勒欣赏安格尔画的美女，欣赏瓦格纳的音乐，欣赏凯旋门一类的建筑。他对名画、音乐和建筑的欣赏，是跟奥斯维辛的暴行同时进行的。两者其实是相通的。柏拉图在政治篇中就曾写道：“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按法律程序或不按法律程序，来处死或放逐一些公民，以清洗这个国家，使它比以前为好。这是按科学和正义行事”一个画家只能清洗画布，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画家则会连根拔起现存的各种建构和传统。他必须净化、清洗、驱逐和杀人。这些行为都是创作。据说，希特勒当年让设计师为党卫军冲锋队设计军服时，下过特别命令：德国士兵穿戴的必须是世界各国军服中最漂亮、威风的那种。结果正如元首所望：像戈培尔制造的美妙口号一样，美丽的军服，让不知多少德国男孩雄赳赳气昂昂地抛尸疆场。美与极权主义结合之后，就不单单是美了。
审美冲动是动人的，波普尔自己也说，他非常同情审美的冲动。但他提出如下的条件：每一个人，如果他愿意，必须有权利塑造他自己的生活，只要不过分干涉别人。一个人尽可在唯美中生活，但不能强迫别人也接受这种方式。换言之，人们的生活不能成为满足艺术家自我表现的愿望和手段。否则，唯美便走向了极权。
经历了文革及“前文革”数十年痛苦的中国人，却仍然不能作这样的反思。这究竟是思维的局限还是言说的禁忌？喜欢领袖诗词的人依然不少。领袖天安门城楼的挥手和横渡？长江的壮举，曾令举国上下心醉神迷。领袖是诗人、是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领袖说的话与柏拉图有惊人的相似：“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现实并不是一张白纸，那就把一切都抹去吧！这是极端的浪漫主义，它可以在过去或者在未来中寻找它的天堂城邦；它可以教导我们“回到自然”或“走向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感情而不是诉诸我们的理性
纠缠于“出发点是好的”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由天堂堕落成地狱？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不理解这一点，反思文革无从谈起。当只有一只夜营在歌唱，别的夜营都被割掉舌尖的时候，这只夜驾的歌喉再美妙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当只有一个诗人在写诗，别的诗人都被捆住双手的时候，这个诗人的诗再出色也只能是撒旦的诗篇再把问题追问一步，也就是：美何以为美？如何保证唯美主义与极权主义绝缘？波普尔的药方是：政治必须坚持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美的梦想必须从属于援助在苦难中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这个必要性；从属于为这些目的而设立各种建构的必然性。波普尔不认为美是唯一的，恰恰相反，美之为美，还有正义在支撑着它。墨索里尼不会理会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所以他由人变成了狼。尽管他的女儿在传记中把他描绘成一个在壁炉旁边温柔地弹奏钢琴的音乐家、一位在草坪上和孩子们亲昵地嬉戏的父亲。我丝毫不怀疑这些迷人的叙述，但对那些在监狱中呻吟，在刑场和战场上丧生的人们来说，这些叙述的能指与所指脱钩了。对于领袖而言，个人品德、艺术趣味、感情趋向无足轻重。我们分辨民主领袖与暴君的依据只有一个：他是否破坏美的界限对文革的研究刚刚起步。但这种研究在我看来是先天不足的：亲身经历的一代人，往往被苦难所淹没，痛苦的记忆阻止了理性思考的深入。记谢冕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很不愿谈文革，谈起来只觉得恶心。那代人善于修补他们破碎的经验世界。在“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奇特命名之下，他们并不怎么心安理得地逃逸了。而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一代，由于与文革距离远了，时时不由自主地用一种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段“颇为有趣”的历史。不少青年学者津津有味地评说样板戏艺术精美，领袖的思想具有“后现代”色彩。这些奇谈怪论令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假如两代人都不能成其为阻止由唯美走向极权的中坚力量，那么悲剧的重演便指日可待了。
波普尔眼里，没有完美无缺的黄金世界，只有“逐步完善”的开放社会。“开放”是一个被我们用滥的词，实际上，真正的开放尚未开始。
反叛的诗人
——追求真理的布罗茨基
1996年1月28日，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公寓。一间到处放满书籍的房间里，布罗茨基因心脏病发作，在睡眼里逝世。诗人没有经历任何的痛苦，死亡是在瞬间之内降临的。诗人唇边的一抹微笑，依旧如许温柔，好像在说，我写完最后一行诗，我累了，我走了。55岁的俄罗斯诗人结束了与帝国的对立。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目睹了放逐他的帝国像纸房子般地倒塌。红色政权回归历史河湾，而他的诗句在他深爱的土地上口耳相传。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年生于列宁格勒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童年时代，战争刚刚结束，灰色和浅绿色的建筑物立面上弹痕累累，无尽头的、空旷的街道上很少行人和车辆。父母是高雅的知识分子，从小给他以良好的艺术熏陶，但也赋予他抹不去的犹太血统——在苏联“犹太人”一词的处境有些像一个脏字或某种性病的名称。7岁的时候，小男孩在学校撒谎说，不知道自己的民族是什么。然而很快全班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他为此吃尽苦头。
卑微者最先醒来。“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家里。其统治者，从人类的各种观念来看都可以被称为堕落者。但是没有人这样称呼过。”领袖的肖像就挂在小男孩床铺上方的墙上，每天两双眸子都是经历若干次艰难的对峙。小男孩想：是乌鸦重要还是太阳重要？是乌鸦的翅膀遮住了太阳，还是太阳把乌鸦变成一个小黑点？他把自己所在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看作一个幸存者，而幸存者是不能用列宁来命名的。他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停止了的文明里，生活在卡夫卡的世界里。
小男孩15岁时退了学，这与其说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不如说是一次勇敢的反抗。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并无明显的原因，他在一节课的中间站起身来，走出学校的大门。在老师与同学惊诧的目光里，向洒满阳光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街奔跑而去。那时，布罗茨基一家一贫如洗，父亲因为是犹太人，被赶出军队，失去收入。小男孩决心独立生活，开始在庞大的帝国的角落里漂泊，好似艾芜南行记中的主人公。不过，布罗茨基没有那么浓的书生气，他什么粗活都干得了，先后做过火车司炉、地质勘探队员、水手、车工等十多种工作。在他看来，这些工作与写诗没有什么差别。抡起斧头来的时候，那么重，又那么轻，提起笔杆时的感觉也一样。
“今日我们就要永远分手，朋友。在纸上画一个普通的圆圈好了。这就是我：内心空空如也。将来只须看上一眼，随后你就擦掉。”哀歌里并不出现“悲哀”这个词，这是布罗茨基的风格；在最轻松的叙述方式中藏着最深广的忧愤。他的诗句像是一条道路，当你走上去的时候，才发现是一根绊脚索。读者不得不与作者一起感受跌倒时的剧痛。“一所学校就是一座工厂、一首诗、一家监狱、一门学问、一种无聊，并伴有恐惧的闪回。”应当更多地关注谎言，因为谎言比真理更能指认这个时代，诗人是渔夫，不网鱼，却捞起河口的水。
一切创造自身的诗人都否定主人与奴隶的世界。生活在一个自称“革命”的政权下，诗人的反叛却受到了可耻的镇压。1964年，布罗茨基受到苏联官方的审讯，罪名是“社会寄生虫”这名从事的强度体力劳动远远超过他的前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人，居然成了“寄生虫”这一审判暴露了帝国全部的非正义性。按照加级的说法，革命就是把思想灌输到历史经验中去，而反叛只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反叛者发现了革命的蜕变，革命立即把反叛者关进监狱。布罗茨基和他的同伴们“衣衫破旧，不知为何却仍有几分优雅；被他们顶头上司无声的手招来挥去，兔子般地逃避国家豢养的为数甚多的猎狗和数目更多的狐狸。穷困潦倒，日益衰老，但他们依然对那些不存在的、被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痴情不改。”
诗人被判入狱5年，后来减至一年半。1972年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这固然是一种灼人的痛苦，但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等人来，则要幸运得多。“还不知道要走多少个千里尤其是每一次都得从零算起。”1977年，布罗茨基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声称：“我的心灵永远为俄罗斯歌唱。”没有人比他更懂得文学和历史，没有人比他更能自如地运用俄语，没有人比他更彻底地蔑视覆盖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大帝国。他用诗歌为自己重建一个世界。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41本著作，绝大部分是诗歌。因为他相信，对于灵魂来说，没有比诗歌更好的居所了。1987年，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称他“具有伟大的历史眼光”他的诗歌“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当时，布罗茨基年仅47岁，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获诺贝尔奖的作家。
卡夫卡说过：“生活叫作：置身于生活之中，用我们在其中创造了生活的眼光看生活。”市罗茨基尝试着这样做了——他虽然没有颠覆大帝国，却成功地证明了一首诗可以比一个帝国重。“在茫茫的宇宙间。地球就这样运转，我们时而热，时而冷，时而在光明的白天，时而在晦暗的夜间。”暴君和杀人者并不可怕，在这晦明未定的时刻，谁是法官谁是罪人，且听下回分解。
帝国先于诗人隐匿在黑皮的史书里。疲惫的诗人也该休息了、记得里戈有句名言：“你们都是诗人，而站在死亡一边。”布罗茨基则说“死”即便是作为一个词，也和诗人自己的作品，即一首诗那样是确定的。一首诗主要的特征在于其最后一行。“当我们阅读一位诗人时，我们是在参与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他对死亡早有预料，像朋友一样，等待死亡的到来。
那天夜晚，他拧灭台灯，拉上窗帘，纽约的万家灯火被他隔在外面。他想起了忧郁的母亲，以及母亲教他朗诵的普希金的诗篇。他躺在床上，眸子盯着天花板，盯着俄罗斯，市满森林和监狱的俄罗斯。他笑了。
他们身上却的确反映出他们所体现的那种制度的必然结果。”
万历十五年还详细叙述了几名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的作为：刚愎自用的张居正、首鼠两端的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蛰、以及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笔下的戚继光。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家，他要完成功业，就不得不找张居正做他的后台，不得不向后台老板送银钱美女。他看到了军务体制的致命弱点，但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戚继光的成功便在于他的妥协之道，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戚继光的不幸在于他的妥协，明史说他的“操行”不怎么样，而他亦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紧接着万历十五年，天朝的崩溃则展现出一幅更为悲惨的画面。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垂拱而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无所作为的万历帝幸运地成为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清代的皇帝道光却没这么幸运了，他在一个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环境中，无论无为还是无不为，都挽救不了天朝的崩溃，他把自己的陵墓的规格降得比历代皇帝都低，除了他俭朴的性格外，还有向列祖列宗谢罪的意思。
天朝的崩溃以崭新的历史观看待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理应发生的起点，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作者第一次打破了“忠好不两立”的思维模式，以详实可靠的历史材料为依据，还原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及行为方式。道光帝、林则徐、价善、奕山、伊里布。牛鉴作者并不着力于对他们的功过是非作一个一锤定音的评价，而是研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受到哪些有形无形的历史条件的约束。
鸦片战争之败，并不败在区区几个“卖国贼”身上。运转不灵的体制早已决定了战争的必败：法律过于简单，税收过于短少，政府无操纵经济的能力，以均一雷同的方式统治全国，老牛本已拉不动破车，更那堪旁边又钻出几只老虎来？然而，没有谁意识到制度本身“气数已尽”更没有谁窥透老虎们的野心，即使是后来成为一个神话的林则徐。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称：“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妇，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一部鸦片战争的历史，也是一部谎报军情的历史。前线败绩连连，官员们仍然凯歌高奏，他们的精力不是用在对付英军上，而是用在如何欺骗皇上上。但这并不全是臣下之过，因为皇上是一位乖戾的皇上—一道光在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仿佛“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价。他总以为自己的每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而一旦出现问题，他便把责任推倭于臣下对他的欺骗。于是，臣下只好欺骗他，他也乐于被臣下所欺骗。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便是瞒与骗的文化。
清朝灭亡了，但维系清朝的文化却没有灭亡。所谓民国，不过是草莽中国。叶曙明的草莽中国着重分析地缘、文化与人三者的关系。例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虽然深味西方政治体制的优点，但要在中国掀起革命，他也不得不加入帮会，以帮会头子的身份周旋—一而帮会，恰恰是中国封建文化中最阴暗的一面。这样的举措，对理想主义气质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
土壤已经盐碱化，再好的树苗也养不活。总统内阁制在西方运转自如，在中国却是社会上的游体，所颁布的法律与社会实际情况风马牛不相及。私人的军事力杀就是一切，孙中山崇高的道德感只会被军阀们耻笑。于是“孙大炮”的外号传开了。而军阀们，不过是刘邦、朱元津那样的流氓们的翻版：无论是以没有信念为信念、凭着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和投机成为军阀中的强者的冯玉祥，还是西北文化的化身，以土财主的思想方式解释儒家典籍，稳做山西王的阎锡山；无论是马匪出身、杀人如麻、满口脏话的大帅张作霖，还是上海滩流氓出身代表东部财团利益，最有“领袖”气质的蒋介石，他们之所以拥有脚下的土地，是因为他们首先向土地及土地代表的文化俯首称臣。这个时代的强者只有一种人：手捧说语，心想厚黑学；外表是圣人，骨子里是草莽。
其实，过去的中国大地便是一个京剧的大舞台。想上舞台当主角，你就得抹上花花绿绿的油彩，穿上奇奇怪怪的服装，做出扭扭捏捏的动作，或男人扮女人，或少年扮老人。在这个舞台上，只有高度扭曲的人，没有丝毫的真实与美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国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都只是一场“乱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戏剧而已。没有一个演员演的是自己喜欢的剧目与角色。正如李敖所说“中华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踉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草莽时代，意味着旧秩序的失控与新秩序的空缺。草莽英雄们，显然不可能有追求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意向。草莽们曾经一无所有，甚至于饿肚子，所以他们的理想便是天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在肉和酒都少得可怜的中国，要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就得有权力。文化的缺陷与人性的弱点相结合，使这个民族只剩下对权力无休止的渴望。还要记住一点，在这个国度，权力是没有制约的。这样的权力谁不爱呢？霍布斯这样分析草莽们孜孜不倦追求权力的心态：“这样不仅是在现状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权力不能满足。而是一个人除非抓扯着更多，他不能相信，现有丰衣足食的条件与能力，已确切在自己掌握中。”
一位西方著名的观察家认为，20世纪“理解中国”的只有三个中国人，即：鲁迅、蒋介石、毛泽东。我认为，鲁迅是唯一有免疫力的人。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毛自诩自己颇有“山野之气”田家英则私下里批评毛“古书读得太多，深味权谋之术”
在鲁迅看来，历史是鬼们的庇护所，而福柯则说，深藏在历史背后的是“存在的话语”这种话语在某一瞬间抓住某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如何了不起，他也像齐天大圣一样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时间久了，被害人与作案人，吃人者与被吃者的界限模糊了，历史成为牛鬼蛇神们一起加入的一次狂欢节。
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在我读完像三部曲一样的三本书的时候，我不得不接受悲观的摆布。那么多美丽的谎言像秋天金黄的银杏叶一样随风而逝，那么多巨大的青铜像被拖到炼狱里五马分尸。
雅斯贝尔斯低沉的声音自回音壁的那一端传过来：“难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手里了。”
生活在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只能这样。
从唯美到极极主义
——读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研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波普尔的代表作之一。可惜的是，中译本只有上卷，在中国，腰斩是译著经常遭遇的悲惨命运。不过，波普尔的思想实在太精彩了，半部书也足以解救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这部书是对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批判性导论，是对一些社会改造原则的审评。波普尔的靶心是历史决定论及其所支撑的极权主义，他采取的是一条上溯的思路：由斯大林到列宁，到马克思到黑格尔，最后揪住了柏拉图的尾巴。他发现了柏拉图的正义学说与现代极权主义之间惊人的相似性“权权主义属于一种恰恰与我们文明同样古老或同样年轻的传统”极权主义所构建的“封闭社会”乃是“开放社会”的死敌，是人道和理性、平等和自由的覆灭力量。
我最感兴趣的是波普尔对柏拉图唯美主义的透视。在此之前，唯美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关系一直是思想界的一个盲点。尽管我隐约感到，许多有唯美倾向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有或多或少的极权主义思想，如王尔德、庞德，甚至中国当代的天才诗人海子，但我未能弄清两个环节究竟是怎样套起来的。
现在，波普尔作出了他的回答。他指出，柏拉图的激进乌托邦思想与唯美主义一脉相承。柏拉图是一位艺术家，他和许多伟大艺术家一样，试图看见一个模型，看见他作品的神圣本源。柏拉图把政治也看作艺术，而且是最高的艺术。柏拉图式的政治家是为了美而创作城邦的。他不是仅仅希望建立一个好一些的和合理一些的世界，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污点的世界：不是一张用碎布拼成的被面，不是一件有补丁的旧衣服，而是全新的大衣，是真正美好的新世界。这种想法是善良的，但却不能实践。这种审美的热情，只有受到理性的约束，受到责任感和援助他人的人道主义紧迫感的约束，才是有价值的，否则，这是一种危险的热情，容易发展为某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
用以说明这一理论的典范便是希特勒。历史学家们面对希特勒时，总是感到迷惑不解：他究竟是恶魔、是撒旦，还是疯子。阴阳人？这些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不负责任的。希特勒确乎是个“卡里斯玛”虽然相貌不威武英俊，但颇有领袖的扭力。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美国记者威廉席勒曾在德国呆了10年，亲眼目睹希特勒青云直上。他是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不得不承认希特勒讲演时的魅力，眼睛像宝石一样纯洁，夺人魂魄。因为希特勒沉醉在唯美主义的狂想中。
希特勒有很高的审美能力，美学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部分。希特勒欣赏安格尔画的美女，欣赏瓦格纳的音乐，欣赏凯旋门一类的建筑。他对名画、音乐和建筑的欣赏，是跟奥斯维辛的暴行同时进行的。两者其实是相通的。柏拉图在政治篇中就曾写道：“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按法律程序或不按法律程序，来处死或放逐一些公民，以清洗这个国家，使它比以前为好。这是按科学和正义行事”一个画家只能清洗画布，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画家则会连根拔起现存的各种建构和传统。他必须净化、清洗、驱逐和杀人。这些行为都是创作。据说，希特勒当年让设计师为党卫军冲锋队设计军服时，下过特别命令：德国士兵穿戴的必须是世界各国军服中最漂亮、威风的那种。结果正如元首所望：像戈培尔制造的美妙口号一样，美丽的军服，让不知多少德国男孩雄赳赳气昂昂地抛尸疆场。美与极权主义结合之后，就不单单是美了。
审美冲动是动人的，波普尔自己也说，他非常同情审美的冲动。但他提出如下的条件：每一个人，如果他愿意，必须有权利塑造他自己的生活，只要不过分干涉别人。一个人尽可在唯美中生活，但不能强迫别人也接受这种方式。换言之，人们的生活不能成为满足艺术家自我表现的愿望和手段。否则，唯美便走向了极权。
经历了文革及“前文革”数十年痛苦的中国人，却仍然不能作这样的反思。这究竟是思维的局限还是言说的禁忌？喜欢领袖诗词的人依然不少。领袖天安门城楼的挥手和横渡？长江的壮举，曾令举国上下心醉神迷。领袖是诗人、是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领袖说的话与柏拉图有惊人的相似：“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现实并不是一张白纸，那就把一切都抹去吧！这是极端的浪漫主义，它可以在过去或者在未来中寻找它的天堂城邦；它可以教导我们“回到自然”或“走向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感情而不是诉诸我们的理性
纠缠于“出发点是好的”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由天堂堕落成地狱？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不理解这一点，反思文革无从谈起。当只有一只夜营在歌唱，别的夜营都被割掉舌尖的时候，这只夜驾的歌喉再美妙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当只有一个诗人在写诗，别的诗人都被捆住双手的时候，这个诗人的诗再出色也只能是撒旦的诗篇再把问题追问一步，也就是：美何以为美？如何保证唯美主义与极权主义绝缘？波普尔的药方是：政治必须坚持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美的梦想必须从属于援助在苦难中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这个必要性；从属于为这些目的而设立各种建构的必然性。波普尔不认为美是唯一的，恰恰相反，美之为美，还有正义在支撑着它。墨索里尼不会理会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所以他由人变成了狼。尽管他的女儿在传记中把他描绘成一个在壁炉旁边温柔地弹奏钢琴的音乐家、一位在草坪上和孩子们亲昵地嬉戏的父亲。我丝毫不怀疑这些迷人的叙述，但对那些在监狱中呻吟，在刑场和战场上丧生的人们来说，这些叙述的能指与所指脱钩了。对于领袖而言，个人品德、艺术趣味、感情趋向无足轻重。我们分辨民主领袖与暴君的依据只有一个：他是否破坏美的界限对文革的研究刚刚起步。但这种研究在我看来是先天不足的：亲身经历的一代人，往往被苦难所淹没，痛苦的记忆阻止了理性思考的深入。记谢冕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很不愿谈文革，谈起来只觉得恶心。那代人善于修补他们破碎的经验世界。在“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奇特命名之下，他们并不怎么心安理得地逃逸了。而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一代，由于与文革距离远了，时时不由自主地用一种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段“颇为有趣”的历史。不少青年学者津津有味地评说样板戏艺术精美，领袖的思想具有“后现代”色彩。这些奇谈怪论令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假如两代人都不能成其为阻止由唯美走向极权的中坚力量，那么悲剧的重演便指日可待了。
波普尔眼里，没有完美无缺的黄金世界，只有“逐步完善”的开放社会。“开放”是一个被我们用滥的词，实际上，真正的开放尚未开始。
反叛的诗人
——追求真理的布罗茨基
1996年1月28日，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公寓。一间到处放满书籍的房间里，布罗茨基因心脏病发作，在睡眼里逝世。诗人没有经历任何的痛苦，死亡是在瞬间之内降临的。诗人唇边的一抹微笑，依旧如许温柔，好像在说，我写完最后一行诗，我累了，我走了。55岁的俄罗斯诗人结束了与帝国的对立。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目睹了放逐他的帝国像纸房子般地倒塌。红色政权回归历史河湾，而他的诗句在他深爱的土地上口耳相传。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年生于列宁格勒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童年时代，战争刚刚结束，灰色和浅绿色的建筑物立面上弹痕累累，无尽头的、空旷的街道上很少行人和车辆。父母是高雅的知识分子，从小给他以良好的艺术熏陶，但也赋予他抹不去的犹太血统——在苏联“犹太人”一词的处境有些像一个脏字或某种性病的名称。7岁的时候，小男孩在学校撒谎说，不知道自己的民族是什么。然而很快全班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他为此吃尽苦头。
卑微者最先醒来。“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家里。其统治者，从人类的各种观念来看都可以被称为堕落者。但是没有人这样称呼过。”领袖的肖像就挂在小男孩床铺上方的墙上，每天两双眸子都是经历若干次艰难的对峙。小男孩想：是乌鸦重要还是太阳重要？是乌鸦的翅膀遮住了太阳，还是太阳把乌鸦变成一个小黑点？他把自己所在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看作一个幸存者，而幸存者是不能用列宁来命名的。他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停止了的文明里，生活在卡夫卡的世界里。
小男孩15岁时退了学，这与其说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不如说是一次勇敢的反抗。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并无明显的原因，他在一节课的中间站起身来，走出学校的大门。在老师与同学惊诧的目光里，向洒满阳光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街奔跑而去。那时，布罗茨基一家一贫如洗，父亲因为是犹太人，被赶出军队，失去收入。小男孩决心独立生活，开始在庞大的帝国的角落里漂泊，好似艾芜南行记中的主人公。不过，布罗茨基没有那么浓的书生气，他什么粗活都干得了，先后做过火车司炉、地质勘探队员、水手、车工等十多种工作。在他看来，这些工作与写诗没有什么差别。抡起斧头来的时候，那么重，又那么轻，提起笔杆时的感觉也一样。
“今日我们就要永远分手，朋友。在纸上画一个普通的圆圈好了。这就是我：内心空空如也。将来只须看上一眼，随后你就擦掉。”哀歌里并不出现“悲哀”这个词，这是布罗茨基的风格；在最轻松的叙述方式中藏着最深广的忧愤。他的诗句像是一条道路，当你走上去的时候，才发现是一根绊脚索。读者不得不与作者一起感受跌倒时的剧痛。“一所学校就是一座工厂、一首诗、一家监狱、一门学问、一种无聊，并伴有恐惧的闪回。”应当更多地关注谎言，因为谎言比真理更能指认这个时代，诗人是渔夫，不网鱼，却捞起河口的水。
一切创造自身的诗人都否定主人与奴隶的世界。生活在一个自称“革命”的政权下，诗人的反叛却受到了可耻的镇压。1964年，布罗茨基受到苏联官方的审讯，罪名是“社会寄生虫”这名从事的强度体力劳动远远超过他的前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人，居然成了“寄生虫”这一审判暴露了帝国全部的非正义性。按照加级的说法，革命就是把思想灌输到历史经验中去，而反叛只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反叛者发现了革命的蜕变，革命立即把反叛者关进监狱。布罗茨基和他的同伴们“衣衫破旧，不知为何却仍有几分优雅；被他们顶头上司无声的手招来挥去，兔子般地逃避国家豢养的为数甚多的猎狗和数目更多的狐狸。穷困潦倒，日益衰老，但他们依然对那些不存在的、被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痴情不改。”
诗人被判入狱5年，后来减至一年半。1972年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这固然是一种灼人的痛苦，但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等人来，则要幸运得多。“还不知道要走多少个千里尤其是每一次都得从零算起。”1977年，布罗茨基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声称：“我的心灵永远为俄罗斯歌唱。”没有人比他更懂得文学和历史，没有人比他更能自如地运用俄语，没有人比他更彻底地蔑视覆盖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大帝国。他用诗歌为自己重建一个世界。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41本著作，绝大部分是诗歌。因为他相信，对于灵魂来说，没有比诗歌更好的居所了。1987年，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称他“具有伟大的历史眼光”他的诗歌“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当时，布罗茨基年仅47岁，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获诺贝尔奖的作家。
卡夫卡说过：“生活叫作：置身于生活之中，用我们在其中创造了生活的眼光看生活。”市罗茨基尝试着这样做了——他虽然没有颠覆大帝国，却成功地证明了一首诗可以比一个帝国重。“在茫茫的宇宙间。地球就这样运转，我们时而热，时而冷，时而在光明的白天，时而在晦暗的夜间。”暴君和杀人者并不可怕，在这晦明未定的时刻，谁是法官谁是罪人，且听下回分解。
帝国先于诗人隐匿在黑皮的史书里。疲惫的诗人也该休息了、记得里戈有句名言：“你们都是诗人，而站在死亡一边。”布罗茨基则说“死”即便是作为一个词，也和诗人自己的作品，即一首诗那样是确定的。一首诗主要的特征在于其最后一行。“当我们阅读一位诗人时，我们是在参与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他对死亡早有预料，像朋友一样，等待死亡的到来。
那天夜晚，他拧灭台灯，拉上窗帘，纽约的万家灯火被他隔在外面。他想起了忧郁的母亲，以及母亲教他朗诵的普希金的诗篇。他躺在床上，眸子盯着天花板，盯着俄罗斯，市满森林和监狱的俄罗斯。他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