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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
“鲁学”在1949年以后成为显学，成为官学。我的一位朋友说，如果鲁迅真的在他之后的世界里树起一竿大旗，大喝一声：“跟我来！”他一定会喜出望外地看到四面尘上滚滚而来。不再像他生前“荷朝独徘徊”的凄凉。而一旦人马走近，尘埃落定，他定睛打量麾下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的面孔，一定会吓得弃旗而逃，比他生前任何一个流亡的时刻还要仓惶。至于那些好汉们，他们并不追回逃走的主帅。既然他们是冲着那面大旗而来的，现在大旗已经到手，扛走就是。至于鲁迅本人是否参战，已不重要。凭着这旗，就能招兵买马了。
最有趣的还是周作人。他最恨鲁迅，可晚年不得不写回忆鲁迅的文章来混饭吃，只有那样的文章能卖钱。
鲁迅死前对海婴说：“忘了我。”这并非矫情。与其被“阐释”不如被忘却。被忘却是鲁迅最大的、却无法实现的愿望。
朋友最后说了一句跟鲁迅本人一样阴毒的话：在鲁迅的遗体上覆盖写着“民族魂”的旗帜，是无情的中华民族最多情的时刻。
美诞生于丑
安徒生写出了最美的童话，可安徒生是全丹麦最丑的男人。姑娘们说，他是一根连小鸟也不愿在上面鼓息的树干。
丑诞生于美。
那些在星级宾馆里卖淫的妓女，无不具有惊人的美丽。男人们孜孜以求的，不正是这样的美丽吗？
鞋。路还是那条路，而鞋却换了无数双。鞋是最准确的尺子，测量着路的长度。
昂纳克倒台后，记者采访他，问及他打猎的爱好。民德共产党政治局有专门的“打猎区”为了满足政治局委员及来访的外国元首的需要，专门从别处空运野兽到这儿来，特别加以饲养。记者问：“这对于您这位打猎迷难道不是一种反常现象吗？”
昂纳克回答说：“经过一周非常紧张和非常疲劳的工作后，我们想去打猎，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身体。”他再三强调自己遵守打猎法，并非破坏生态平衡“附近村子，对于我打猎一直非常理解，从来没有任何抱怨。我同那里的村长及其他人交谈过。”
我理解这种“理解”——平头百姓难道敢于“不理解”总书记吗？昂纳克轻信了这种“理解”最后被唾液所淹没。
昂纳克还有段妙论，解释他并不喜欢坐巨型轿车。“许多人对我们坐轿车感到气愤，但没有看到我们外出总有陪同人员跟着，经常要进行安检，从而不再有私人生活等等。虽然这些安全人员是非常好、有教养、举止文雅、讲礼貌和非常乐于助人的同志，但我们不高兴周围总是有人陪同着。这不是私人生活。我们希望有人在这方面能同我们换一下。”
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富有的妓女遇见贫寒的贞妇时，往往会说：“我真羡慕你有好名声。”但她真的愿意跟对方换个位置吗？
北魏使者李谐至梁，梁武帝与他一起游历。梁武帝是个笃信佛教的人，有意向李谐炫耀他的仁慈。当他们行到放生池时，武帝问：“彼国亦放生否？”李谐回答说：“不取亦不放。”帝大惭。
“放”的前提是“取”——而正是“取”摧毁了“放”的本质。世间如梁武帝者多如牛毛。
在颐和园的谐趣园，读乾隆的御碑，心想，乾隆是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这么个巧夺天工、集南北园林大成的园子亏他想得出！他的诗虽不佳，但爱写诗毕竟无可厚非。他的书法虽有珠光宝气，但在帝王中亦可算一流了。在五台山显通寺，又见乾隆的不少墨迹，严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心地善良，慈悲为怀。
然而这些都是假象而已，天真的人往往被它们欺骗。高阳有小说乾隆韵事，前些年又流行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不读史书的小百姓耳熏目染，乾隆成了风流才子，可爱得像美国小男孩。还是历史书读得多的两位武侠小说作家看明白了乾隆的真面目，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乾隆阴险毒辣，令人发指，直抵李宗香“厚黑学”的最高境界。
这位“十全老人”御宇六十余年，不能说没干过好事，但干的坏事也堪称空前绝后。仅以文字狱而论，大案就有一百三十多起，文网之密，文祸之巨，让人瞠目结舌。
第一大案为伪造孙嘉涂奏稿案。该稿在民间流传，指斥乾隆“五木解十大过”遍劾满朝重臣。乾隆震怒，酿成巨案，缉捕人犯上干，革职拿办督抚大员十数名。乾隆所发上谕就达三万余言。大学士孙嘉徐心惊肉跳，对围在他身边的妻儿说：“皇上屡戒我好名，伪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我真是罪无可辞！”终于惊惧而死。
禁书运动。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全面查禁明末清初野史为主的禁书，乃是乾隆的独创。徐述爱（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即被开棺戮尸，果首示众，且让后代子孙也掉了脑袋。乾隆严斥江宁布政使陶易：“如此重大案件，全然不以为事，是成何心！”指示办案官员“徐述葬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悻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郑少秋扮演的笑嘻嘻的乾隆，说得出这样的话来么！王锡侯花对年时间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因未避讳，乾隆发现直书康熙、雍正和他本人的名字，大怒：“罪不容沫，应照大逆律问拟。”结果，王锡侯斩立决，子孙七人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岁之子为奴。在乾隆眼里，人的性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自己的江山无价。于是，杀人便成了保卫江山不变色的正义行为。
我对乾隆这个“明君”的厌恶超过了梁纣等“暴君”
上古我欣赏刑天，欣赏他断首之后仍舞干戚的英姿；中古我欣赏科康，欣赏他刑场奏广陵散的悲壮；近古我欣赏李蛰，欣赏他天牢中挥刀自刎的豪迈；近代我欣赏谭嗣同，欣赏他留下来为求一死的决绝；现代我欣赏鲁迅，欣赏他让海婴“忘了我，好好生活”的透脱；当代我欣赏李敖，欣赏他稳占五百年来汉语写作前三名的骄傲。
有一天，我将欣赏我自己。
以前我很佩服书读得多的人，他们在我的面前宛如庙里的菩萨。后来我发现菩萨是泥塑的，心里顿时凉了。王韬在微隐漫录伯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使刻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干百中不得一工。”
学院是伪君子最多的地方，一个个作高蹈状，一有风吹草动，便成为画眉的张敞。人没有知识并不可怕，人没有骨气也不可怕，怕就怕那些虽有知识却没有骨气的人。
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句名言：“要么著书立说，要么退职回家”这句话令教授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普大的传统：一本好书能提高大学的声望，反之，一个没有建树的教授将影响学校的声望。
北大可不这样认为。北大出版社近年来出的最好的书却是比尔盖茨写的未来之路，这本书与北大无关。北大的教授数目比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多，但数目却与研究实绩不成比例。
泰戈尔与甘地见面。
泰戈尔说：你们不要毁灭艺术。甘地说：艺术不要毁灭我们。
是艺术重要，还是“我们”重要？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也百思不得其解。
殷海光说过：“当人的思想不通时，需靠固执或依靠权威来维持自己的中心观念；当人的思想不透彻时，容易受市面流行的浮词泛语的摇感；当人的思想严密且灵动时，他既不需要依靠权威，又不会受到一时意见的摇惑。”中国知识分子中，前两类人居多，后一类屈指可数。读书破万卷的经学大师们，没有几个是思想“通”了或“透彻”了的，只好走向权威和大众。“帮闲”并非他们的本意，只是实在找不到自己，姑且这样混口饭吃。
小说的命运。
舍斯托夫说：“文学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话。”加缨说：“小说首先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由是，小说的命运是悲惨的。
肯尼亚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吴奇古，因小说中的反独裁倾向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被迫流亡英国。他的笔杆子：抗拒新殖民时期肯尼亚的压迫一文，揭露了独裁体制的‘咱我殖民”比昔日英国白人的殖民主义更加可怕。他的小说一粒麦子、血之花瓣对非洲的命运作了深刻的反思。他的杰作燃争的幸存者）在肯尼亚被查禁，是小说的主人公“马迪加里”闯的祸。肯尼亚总统莫依听见大家说，有个叫马迪加里的家伙在全国宣传革命，他便下令逮捕这个人。警察头子领命后折腾了半天，才发现这人个是小说里的人物。于是，小说便被禁了。
非洲作家也有非洲作家的幸运，他们的独裁者愚昧得有些天真。
杰姆逊说：“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操纵的人。”
这句话击中了乐观主义者的要害。
爱一个人，不要恋栈他。恋栈的结果无一例外是悲剧。谁能白头偕老，谁能海枯石烂？
爱一个人，就要离开他。或说，当你离开他，才会明白你对他的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才是世间最动人的爱情。
尽管这是一首最让人哀伤的唐诗。
最愚蠢的猎人。
最愚蠢的猎人们在熊皮还在活熊身上的时候，便开始讨论。争吵怎样分配熊皮。结果，他们全都丧生在熊掌之下。
倘若用听单口相声的心境去听元首们的讲话，那么将保证永远不受其迷惑。可惜的是德国人太老实，把希特勒这个相声演员当成了布道者。
检查制度。检查制度划定一个圆圈，规定：禁止踏入！懦弱的写作者，则在自己心中划定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面积是前者的很多倍。
荷马史诗中，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战死疆场。出征前他说：“如果避而不战能永生不死，那么我也不愿冲锋在前了。但是，既然迟早都要死，我们为何不拼死一战，反而把荣誉让给别人？”
说人有选择的自由极度虚妄。我们的处境比赫克托尔要好，我们的表现却比赫克托尔要糟。放弃自由，成为俘虏，充当异族奴隶，多数人走这条道路。
奥勒留说，死亡如同果实从树上熟落，或演员幕落后退场。这是浅薄的乐观主义。绝大多数果实还没有熟便被鸟儿啄坏了，绝大多数演员幕还没有落便倒在舞台上。
大家给党去革命，结果党外的人便成了反革命。
古来请君侧的人太多。但知道问题出在君本身的，却太少了
古来杀皇帝的人很多，但杀了皇帝之后自己不做皇帝的，至今还没有一个例外。
杀来杀去，血流成河，帝国体制却秋毫无损。
正如人有左脸有脸，社会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当半边脸长了个艳芳桃李的大疮，另半边脸也不会再有动人的魅力。
胡适说：“不论在什么国家，只要政治不上轨道，只要政权不能和平转移，只要缺乏合法的民意代表机构，政治改革的责任就永远是落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因为青年人易受激动，无须为妻子儿女着想，敢冒争斗之险而追求理想；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出于纯洁的动机，我们也可以说是出于自然的动机。”
韩国的今天，是青年学生争来的，全斗焕、卢泰愚是否想过自己会成为被告？看到他们在法庭上的虚弱表情，死者瞑目，生者欣慰。没有等来的民主，只有争来的民主。俱往矣，杀气腾腾的全、卢二君的同伴们，且看你们朋友今日的下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系人才济济，半个多世纪出了七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问及其奥秘。系主任曰：“物理系教授和学生的原则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做别人让你做的事。我们不做实用的、尤其是和武器有关的实验，而长期从事纯理论纯科学研究。”
中国高校却像喧哗的菜市场——把所有研究都变成现实生产力。
文章写出来后，朋友减少，敌人增多。这样的文章必是能手古流传的好文章。
研究人性，与其在哲学系里听教授高谈阔论，不如到动物园里去看禽兽张牙舞爪。
赞美观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中人，他们的蚊帐里没有一只蚊子，心安理得在床上打坐修行。
否定现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外人，被蚊子咬得活蹦乱跳，自然要把蚊帐撕扯掉。
只能让儿童读的童话不是好的童话。好的童话还能净化污染了的成人的心灵。
历来“好人”一的定义就是：认认真真地生活在虚伪里。
最好的文学艺术都是悲哀的，第一流的天才也是悲哀的。叔本华说：“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缘故，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光愈明亮，便愈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一副可怜相，便油然兴起悲哀之念。”所以黛玉写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悲哀的诗句。
所有的鞋匠都恨不穿鞋的人，所有的理发师都恨秃子，所有的皇帝都恨童言无忌的孩子。
旧梦是不能重温的，一旦重温，旧梦便破碎了。每个人都常常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每一种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正如鲁迅所说：“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有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返顾。”
重温旧梦，是人们所做的最煞风景的事情。
选举制度是民主的橱窗。
有的橱窗仅供参观，有的确是为了买卖。
“锻炼”是当代汉语中运用频率极高的新词，主体是上级、长辈，受体是下级、青年。对后者而言“锻炼”是求之不得的荣耀，是被信任、被器重的起点。
“锻炼”的意识畸形发展，结果是很多人把摧残当作了培养。
李敖说：“每在电视里看到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 -->>
关于鲁迅。
“鲁学”在1949年以后成为显学，成为官学。我的一位朋友说，如果鲁迅真的在他之后的世界里树起一竿大旗，大喝一声：“跟我来！”他一定会喜出望外地看到四面尘上滚滚而来。不再像他生前“荷朝独徘徊”的凄凉。而一旦人马走近，尘埃落定，他定睛打量麾下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的面孔，一定会吓得弃旗而逃，比他生前任何一个流亡的时刻还要仓惶。至于那些好汉们，他们并不追回逃走的主帅。既然他们是冲着那面大旗而来的，现在大旗已经到手，扛走就是。至于鲁迅本人是否参战，已不重要。凭着这旗，就能招兵买马了。
最有趣的还是周作人。他最恨鲁迅，可晚年不得不写回忆鲁迅的文章来混饭吃，只有那样的文章能卖钱。
鲁迅死前对海婴说：“忘了我。”这并非矫情。与其被“阐释”不如被忘却。被忘却是鲁迅最大的、却无法实现的愿望。
朋友最后说了一句跟鲁迅本人一样阴毒的话：在鲁迅的遗体上覆盖写着“民族魂”的旗帜，是无情的中华民族最多情的时刻。
美诞生于丑
安徒生写出了最美的童话，可安徒生是全丹麦最丑的男人。姑娘们说，他是一根连小鸟也不愿在上面鼓息的树干。
丑诞生于美。
那些在星级宾馆里卖淫的妓女，无不具有惊人的美丽。男人们孜孜以求的，不正是这样的美丽吗？
鞋。路还是那条路，而鞋却换了无数双。鞋是最准确的尺子，测量着路的长度。
昂纳克倒台后，记者采访他，问及他打猎的爱好。民德共产党政治局有专门的“打猎区”为了满足政治局委员及来访的外国元首的需要，专门从别处空运野兽到这儿来，特别加以饲养。记者问：“这对于您这位打猎迷难道不是一种反常现象吗？”
昂纳克回答说：“经过一周非常紧张和非常疲劳的工作后，我们想去打猎，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身体。”他再三强调自己遵守打猎法，并非破坏生态平衡“附近村子，对于我打猎一直非常理解，从来没有任何抱怨。我同那里的村长及其他人交谈过。”
我理解这种“理解”——平头百姓难道敢于“不理解”总书记吗？昂纳克轻信了这种“理解”最后被唾液所淹没。
昂纳克还有段妙论，解释他并不喜欢坐巨型轿车。“许多人对我们坐轿车感到气愤，但没有看到我们外出总有陪同人员跟着，经常要进行安检，从而不再有私人生活等等。虽然这些安全人员是非常好、有教养、举止文雅、讲礼貌和非常乐于助人的同志，但我们不高兴周围总是有人陪同着。这不是私人生活。我们希望有人在这方面能同我们换一下。”
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富有的妓女遇见贫寒的贞妇时，往往会说：“我真羡慕你有好名声。”但她真的愿意跟对方换个位置吗？
北魏使者李谐至梁，梁武帝与他一起游历。梁武帝是个笃信佛教的人，有意向李谐炫耀他的仁慈。当他们行到放生池时，武帝问：“彼国亦放生否？”李谐回答说：“不取亦不放。”帝大惭。
“放”的前提是“取”——而正是“取”摧毁了“放”的本质。世间如梁武帝者多如牛毛。
在颐和园的谐趣园，读乾隆的御碑，心想，乾隆是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这么个巧夺天工、集南北园林大成的园子亏他想得出！他的诗虽不佳，但爱写诗毕竟无可厚非。他的书法虽有珠光宝气，但在帝王中亦可算一流了。在五台山显通寺，又见乾隆的不少墨迹，严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心地善良，慈悲为怀。
然而这些都是假象而已，天真的人往往被它们欺骗。高阳有小说乾隆韵事，前些年又流行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不读史书的小百姓耳熏目染，乾隆成了风流才子，可爱得像美国小男孩。还是历史书读得多的两位武侠小说作家看明白了乾隆的真面目，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乾隆阴险毒辣，令人发指，直抵李宗香“厚黑学”的最高境界。
这位“十全老人”御宇六十余年，不能说没干过好事，但干的坏事也堪称空前绝后。仅以文字狱而论，大案就有一百三十多起，文网之密，文祸之巨，让人瞠目结舌。
第一大案为伪造孙嘉涂奏稿案。该稿在民间流传，指斥乾隆“五木解十大过”遍劾满朝重臣。乾隆震怒，酿成巨案，缉捕人犯上干，革职拿办督抚大员十数名。乾隆所发上谕就达三万余言。大学士孙嘉徐心惊肉跳，对围在他身边的妻儿说：“皇上屡戒我好名，伪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我真是罪无可辞！”终于惊惧而死。
禁书运动。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全面查禁明末清初野史为主的禁书，乃是乾隆的独创。徐述爱（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即被开棺戮尸，果首示众，且让后代子孙也掉了脑袋。乾隆严斥江宁布政使陶易：“如此重大案件，全然不以为事，是成何心！”指示办案官员“徐述葬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悻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郑少秋扮演的笑嘻嘻的乾隆，说得出这样的话来么！王锡侯花对年时间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因未避讳，乾隆发现直书康熙、雍正和他本人的名字，大怒：“罪不容沫，应照大逆律问拟。”结果，王锡侯斩立决，子孙七人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岁之子为奴。在乾隆眼里，人的性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自己的江山无价。于是，杀人便成了保卫江山不变色的正义行为。
我对乾隆这个“明君”的厌恶超过了梁纣等“暴君”
上古我欣赏刑天，欣赏他断首之后仍舞干戚的英姿；中古我欣赏科康，欣赏他刑场奏广陵散的悲壮；近古我欣赏李蛰，欣赏他天牢中挥刀自刎的豪迈；近代我欣赏谭嗣同，欣赏他留下来为求一死的决绝；现代我欣赏鲁迅，欣赏他让海婴“忘了我，好好生活”的透脱；当代我欣赏李敖，欣赏他稳占五百年来汉语写作前三名的骄傲。
有一天，我将欣赏我自己。
以前我很佩服书读得多的人，他们在我的面前宛如庙里的菩萨。后来我发现菩萨是泥塑的，心里顿时凉了。王韬在微隐漫录伯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使刻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干百中不得一工。”
学院是伪君子最多的地方，一个个作高蹈状，一有风吹草动，便成为画眉的张敞。人没有知识并不可怕，人没有骨气也不可怕，怕就怕那些虽有知识却没有骨气的人。
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句名言：“要么著书立说，要么退职回家”这句话令教授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普大的传统：一本好书能提高大学的声望，反之，一个没有建树的教授将影响学校的声望。
北大可不这样认为。北大出版社近年来出的最好的书却是比尔盖茨写的未来之路，这本书与北大无关。北大的教授数目比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多，但数目却与研究实绩不成比例。
泰戈尔与甘地见面。
泰戈尔说：你们不要毁灭艺术。甘地说：艺术不要毁灭我们。
是艺术重要，还是“我们”重要？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也百思不得其解。
殷海光说过：“当人的思想不通时，需靠固执或依靠权威来维持自己的中心观念；当人的思想不透彻时，容易受市面流行的浮词泛语的摇感；当人的思想严密且灵动时，他既不需要依靠权威，又不会受到一时意见的摇惑。”中国知识分子中，前两类人居多，后一类屈指可数。读书破万卷的经学大师们，没有几个是思想“通”了或“透彻”了的，只好走向权威和大众。“帮闲”并非他们的本意，只是实在找不到自己，姑且这样混口饭吃。
小说的命运。
舍斯托夫说：“文学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话。”加缨说：“小说首先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由是，小说的命运是悲惨的。
肯尼亚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吴奇古，因小说中的反独裁倾向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被迫流亡英国。他的笔杆子：抗拒新殖民时期肯尼亚的压迫一文，揭露了独裁体制的‘咱我殖民”比昔日英国白人的殖民主义更加可怕。他的小说一粒麦子、血之花瓣对非洲的命运作了深刻的反思。他的杰作燃争的幸存者）在肯尼亚被查禁，是小说的主人公“马迪加里”闯的祸。肯尼亚总统莫依听见大家说，有个叫马迪加里的家伙在全国宣传革命，他便下令逮捕这个人。警察头子领命后折腾了半天，才发现这人个是小说里的人物。于是，小说便被禁了。
非洲作家也有非洲作家的幸运，他们的独裁者愚昧得有些天真。
杰姆逊说：“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操纵的人。”
这句话击中了乐观主义者的要害。
爱一个人，不要恋栈他。恋栈的结果无一例外是悲剧。谁能白头偕老，谁能海枯石烂？
爱一个人，就要离开他。或说，当你离开他，才会明白你对他的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才是世间最动人的爱情。
尽管这是一首最让人哀伤的唐诗。
最愚蠢的猎人。
最愚蠢的猎人们在熊皮还在活熊身上的时候，便开始讨论。争吵怎样分配熊皮。结果，他们全都丧生在熊掌之下。
倘若用听单口相声的心境去听元首们的讲话，那么将保证永远不受其迷惑。可惜的是德国人太老实，把希特勒这个相声演员当成了布道者。
检查制度。检查制度划定一个圆圈，规定：禁止踏入！懦弱的写作者，则在自己心中划定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面积是前者的很多倍。
荷马史诗中，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战死疆场。出征前他说：“如果避而不战能永生不死，那么我也不愿冲锋在前了。但是，既然迟早都要死，我们为何不拼死一战，反而把荣誉让给别人？”
说人有选择的自由极度虚妄。我们的处境比赫克托尔要好，我们的表现却比赫克托尔要糟。放弃自由，成为俘虏，充当异族奴隶，多数人走这条道路。
奥勒留说，死亡如同果实从树上熟落，或演员幕落后退场。这是浅薄的乐观主义。绝大多数果实还没有熟便被鸟儿啄坏了，绝大多数演员幕还没有落便倒在舞台上。
大家给党去革命，结果党外的人便成了反革命。
古来请君侧的人太多。但知道问题出在君本身的，却太少了
古来杀皇帝的人很多，但杀了皇帝之后自己不做皇帝的，至今还没有一个例外。
杀来杀去，血流成河，帝国体制却秋毫无损。
正如人有左脸有脸，社会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当半边脸长了个艳芳桃李的大疮，另半边脸也不会再有动人的魅力。
胡适说：“不论在什么国家，只要政治不上轨道，只要政权不能和平转移，只要缺乏合法的民意代表机构，政治改革的责任就永远是落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因为青年人易受激动，无须为妻子儿女着想，敢冒争斗之险而追求理想；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出于纯洁的动机，我们也可以说是出于自然的动机。”
韩国的今天，是青年学生争来的，全斗焕、卢泰愚是否想过自己会成为被告？看到他们在法庭上的虚弱表情，死者瞑目，生者欣慰。没有等来的民主，只有争来的民主。俱往矣，杀气腾腾的全、卢二君的同伴们，且看你们朋友今日的下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系人才济济，半个多世纪出了七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问及其奥秘。系主任曰：“物理系教授和学生的原则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做别人让你做的事。我们不做实用的、尤其是和武器有关的实验，而长期从事纯理论纯科学研究。”
中国高校却像喧哗的菜市场——把所有研究都变成现实生产力。
文章写出来后，朋友减少，敌人增多。这样的文章必是能手古流传的好文章。
研究人性，与其在哲学系里听教授高谈阔论，不如到动物园里去看禽兽张牙舞爪。
赞美观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中人，他们的蚊帐里没有一只蚊子，心安理得在床上打坐修行。
否定现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外人，被蚊子咬得活蹦乱跳，自然要把蚊帐撕扯掉。
只能让儿童读的童话不是好的童话。好的童话还能净化污染了的成人的心灵。
历来“好人”一的定义就是：认认真真地生活在虚伪里。
最好的文学艺术都是悲哀的，第一流的天才也是悲哀的。叔本华说：“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缘故，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光愈明亮，便愈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一副可怜相，便油然兴起悲哀之念。”所以黛玉写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悲哀的诗句。
所有的鞋匠都恨不穿鞋的人，所有的理发师都恨秃子，所有的皇帝都恨童言无忌的孩子。
旧梦是不能重温的，一旦重温，旧梦便破碎了。每个人都常常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每一种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正如鲁迅所说：“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有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返顾。”
重温旧梦，是人们所做的最煞风景的事情。
选举制度是民主的橱窗。
有的橱窗仅供参观，有的确是为了买卖。
“锻炼”是当代汉语中运用频率极高的新词，主体是上级、长辈，受体是下级、青年。对后者而言“锻炼”是求之不得的荣耀，是被信任、被器重的起点。
“锻炼”的意识畸形发展，结果是很多人把摧残当作了培养。
李敖说：“每在电视里看到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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