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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谁的主人。
没有政治局的俄罗斯，椅子安在？
1946年8月，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被正式告知：市政厅决定将他调出米格尔卡内图书馆“升任”科尔多瓦街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西班牙语里鸡、兔是怯懦的同义词，这是庇隆一伙的奇袭艺术。
博尔赫斯的反应令庇隆政府目瞪口呆，他们原以为性格内向的作家会把苍蝇吞到肚子里去，没能想到作家的手指轻轻一弹，将死去的苍蝇弹到他们香啧啧的咖啡里。博尔赫斯在声明中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我刚才讲述的故事是不是一则寓言，然而我怀疑记忆与遗忘的天神，它们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事。如果它们忘却的是其他的事情，如果它们只保留了这一荒唐的传奇，它们或许有一定的道理。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独裁导致愚昧。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诸多的职责之一。”
博尔赫斯，那个优雅而不关心政治的博尔赫斯突然变成阿根廷此后10年里反对权权主义的象征。对他这样一个害羞的、腼腆的人来说，这是个意想不到的角色，然而他毫不畏缩地担当起了这一角色。看来庇隆政府为他的鸡、兔们选错了稽查员。
真正受到侮辱的，并非被侮辱者，而是侮辱者自身。
我有三本书爱不释手：充满豪侠之气的史记、充满雅稚之气的世说、充满狐娃之气的测斋。有此三“气”足以抵挡今世之俗气也。
军训的时候，每逢周六下午，有两种选择：一是去厨房包包子，二是在宿舍里听班长读报纸。包包子，闻多了葱蒜的味道，到了开饭的时候便是一个包子也吃不下去，心里直想呕吐。于是只好听读报纸，读的偏偏又是最枯燥无味的文章。唯一的解脱之道是睁着眼睛养神（不敢闭目养神，因为时不时有教官走进来查看）。养神的时候，把中学时代漂亮的女同学都想象成自己的女朋友，便觉得幸福触手可及。后来一问战友们，十有八九以此法渡过难关。看来，在食色二字上，大家都一样。
小时候，有许多奇思异想。曾想过，假如谁发明一种芯片，植入人的大脑，然后在屏幕前将人的所思所想显露出来，岂不妙哉！现在，我才暗自庆幸，幸亏我没有把这种发明付诸实践。要不然，在神圣的读报时间，英雄的故事在空气里弥漫，电脑屏幕上却将听读报的学员和来视察的教官的大脑活动显示出来。互相之间岂不尴尬—一屏幕里都是美不胜收的裸体女郎。
发型。发型是人身上最能表现个性的地方之一。所以，一进军营，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剪发。男孩子倒是无所谓，排着队理发，嘻嘻哈哈的；女孩子那边呢，青丝缕缕落尘埃，哪能不哭得凄凄惨惨？
一日为兵，一日无“发”内务中明文规定，男兵头发为2.5厘米。大家摸着自己的光头，这才发现每个人的脑袋竟是如此地相似。然而，脑袋的相似，并不等于思想的相似。想出剪发妙方的家伙，一定是个大傻瓜：剪去头发，就能剪去个性和思想吗？回到北大后不久，我打量着昔日的战友们：原来他是这副模样！渐渐地，统一的小平头的形象在记忆里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通异的个性与通异的思想的外化—一通异的发型的形象。
像小孩一样天真的政府总喜欢把民众当作天真的小孩来治理。
吻。一个女人肯接受你的吻，并不意味着她喜欢你。女人有冒险的天性，她让你吻她，多半是想试试；自己敢不敢让人吻和你敢不敢吻她，仅此而已。自作多情的男子往往由此误入歧途，正如年轻时候的我。
同样，竞选中的政治家在街头抱起一个婴儿吻一吻，并不意味着他喜欢小孩。政治家一边吻小孩，一边盯着小孩父母手中的选票，尽管此时淘气的小孩可能撒了一泡尿在他的手上，他恨得牙齿痒痒的。电视机前的观众被政治家的温情深深打动了，他们毫不犹豫地在选票上填上政治家的名字。这一瞬间，他们忘了政治家曾有贪污、欺骗、性骚扰等斑斑的劣迹。多么神奇的一吻！
吻，一种传递错误信息的通讯工具。
讲台上教官滔滔不绝地讲，下面是一片钢笔写字的沙沙声。是在记笔记吗？非也。每个人都在一叠厚厚的信笺纸上写信。时间如此漫长，信写了一封又一封，绞尽脑汁，给每一个能够联系上的朋友都写信去。
卡夫卡曾否定过写信的意义：“真不知道这种想法是怎么产生的：人们可以通过信件互相交流！人们可以想念一个远方的人，人们可以触及一个近处的人，其他一切都超越了人类的力量。写情意味着在贪婪地期待着的幽灵们面前把自己剥光。”然而，当我们被重重包裹起来的时候，剥光自己便成了唯一的冲动。那些日子里，中队的信箱常常爆满，一位朋友说，他一天创下过写18封信的记录。那时，我们的信都成了“军邮”不用贴邮票。
沉默使我开始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之后，我却陷落在更深的沉默中。
女人的眼泪。每当她们理亏的时候，她们便开始流泪，一直流到男人恍然大悟理亏的原来是自己为止、男人流泪，只能表明软弱；女人流泪，却能增添可爱。
相信真理，不要相信那些宣称掌握真理的人；怀疑一切，不要怀疑自己所拥有的怀疑能力。
胡适留美归来，相信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文化入手，因此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自我约束。他们一班谈政治的朋友调侃地说：“适之是处女，我们是妓女。”然而，不久胡适就大谈政治，参与实际运作，处女之身也就破了。
想当处女又不甘心，想当妓女又觉得可耻，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
齐克果说：“在哥本哈根我是唯一不被重视的人，是唯—－无所用的人，是一事无成的半痴半癫的怪人。”他不愿做观众，他忍受不了舞台上庸俗的喜剧；他更不愿做小丑，尽管小丑的角色在观众眼里是伟人。他中途退场了，于是观众和演员都向他吐唾沫。
陆军学院请来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作报告，一讲就是3个小时，而且一点儿没有结束的意思。一位同学实在支持不住了，举手向旁边的教导员报告：“教导员，我请假上厕所！”该教导员勃然大怒：“你的膀胱就这么小？”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那么，膀胱的大小显然与觉悟的高低无关。然而，那时候我们谁也不敢说什么。
个性。个性是一捧荆棘，所有的刺都对着自己的肌肤。
小学的时候，老师在给我的通知书上的评语中往往有这么一句话：“该同学个性太强”而我浑然不觉。老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非是当同学们都蹲在教室外的花坛边看地上的一群蚂蚁时，我却一个人趴在窗口看他们。
渴望理解的往往都是弱者。相反，没有人能够理解强者。于是，希特勒便成了同性恋者、女人、两性人及精神病人。
王尔德说过：“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即爱和恨，而不可能存在友谊。”可惜的是，这样的真理却由一名同性恋者道出。
我不喜欢小孩。我曾看见一对5岁的双胞胎抢一大包饼干，他们的妈妈将饼干分成两半，在他们面前各自放了一大堆。他们却用眼光死死盯着对方的那堆。拼命去抢，抢得惊天地泣鬼神。其实，依他们的食量，最多能吃三四片而已。
从那时起，我便不再相信老子所谓的“赤子之心”老子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我才是。
哥伦布。他们用铁链将他押解回国时，他或许也认为自己失败了，但是这不证明地球上没有美利坚这个地方。
我。当我口吃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对世界的认识出现了障碍，恰恰说明我为表层后面的真相所震惊。
钱钟书。吴组湘先生是钱钟书先生的同窗学友。在一次同学会上，两位八旬的老人拥抱在一起，吴先生却说了一句冰冷的话：“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事后钱先生寄了一套厚厚的措锥编给吴先生：‘我的书，你都没读懂卜’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吴先生去世了，而钱先生成了一个活的神话。吴先生去世后，没有人敢质疑这个神话。于是，神话越传越神奇。据说钱先生曾在病房用蛋糕砸到记者的摄像机镜头上，众人五体投地，这年头，谁不想上电视亮亮相？但我总觉得这些故事像是变了味的美酒，姜太公早就酿过了。你姜太公不愿钓鱼，也没有人强迫你钓，你何必垂着敲直了的鱼钩整天坐在水边？我想起了北山移文。
无疑，钱钟书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但他并非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否则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他何必拼命抓牦选英译本编委会负责人这根救命的稻草呢？钱先生字默存，然而，要是他真的保持沉默，他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了。
大学者，除钱钟书外。还有陈寅格。扣年代初。新政权邀其北上任学术要职，陈氏却要约法三章：“不学马列，不参加会议，不见高官显贵。”如此不识时务，日后只能落得个目盲脚腹的悲惨下场。“读史早知今日率”、“读书久识人生苦”看透人世沧桑而不作乡愿之人，这需要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气。
在柳如是别传中，我读出了陈寅惜的面貌音容；在借锥编中，我读到了密密麻麻的注释，而钱钟书自己的面目却模糊不清。
思想：在黑暗中触摸每一张息息相关的面孔。一只铁栅栏中伸出去的伤痕累累的手。
当一个学者思想枯竭的时候，也就是他在报纸上给青年学生开“必读书目”的时候。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著名的论文“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中说：“‘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久居美利坚的大学者并不理解中国：倘若先天足而后天调，那就不叫“五四”运动了。在中国，只有宫廷政变是“先天足而后天调”的。
街道杂志报道，1996年8月15日，在上海商业超市供配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办公室内，翰维广告公司的沈双为一生首次下跪，成了上海第一个向客户下跪的广告人。
6月17日夜起，沈双为连着干了3个通宵，及时将广告策划书交到对方进出口部经理手中，开价1.2万元。但对方却以种种理由推托，迟迟未能付款。当沈第11次踏进该公司时，仍吃白板。此时沈突然下跪，达5分多钟。沈认为自己选择这种“斯文扫地”的形式绝非仅仅为了1.2万元。他多次对该公司经理们重复了一点：请尊重我的智力劳动。
读着这则报道，我的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古人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今人则说，人入膝下有尊严。沈氏之举动，自己首先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别人怎么可能尊重你的智力劳动呢？报道的行文，好像十分欣赏沈的“敬业精神”有意为其立一个“下跪牌坊”
中国人总爱下跪，一见清官大老爷膝盖就不由自主地软下来。下跪便表明自己是弱者，是正义的，是值得同情的。下跪包蕴了极为丰富的身体语言，它将评判是非的标准悬空了，它给人以这样一种误解—一人家都已下跪了，你还不满足人家的要求，你是人还是畜牲？
报道说，这是沈的第一次下跪，我怀疑；报道说，沈下跪不是为了1.2万元钱，我更怀疑。
这样的敬业精神泛滥起来实在有些可怕。我们便成了乞丐的国度。
异曲同工，在1996年9月11日的南方周末上又看到这样一则报道：“‘不跪的人’上学了”说的是韩国女老板让中国工人下跪时，唯一不下跪的打工仔孙天帅，最近被郑州大学录取。10月7日，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专门为孙天帅举行了入学仪式。郑州大学学生处处长将“郑州大学”校徽戴在孙天帅胸前。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院长说，孙天帅可贵的气节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的行为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所表现所呼唤的，同时也是现今社会有些缺乏的，我们免费接收孙天帅入学，是对他这种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的推崇和彰扬。
我读到这则报道时，也有一种不对味的直觉。就好像一道精美的某，各种佐料放得恰如其分，但一入口味道便令人皱眉头。孙天帅的民族气节固然令人钦佩，但品德高尚并不能说明他具备了读大学的文化素质，报道没有指出孙天帅所受的教育程度，大约是不便提及。大学不是树贞节牌坊的地方，也不是先贤词，它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70年代工农兵大学生的“炮制”效果如何，大家都知道。
物以稀为贵。道德、品质、气节这些东西是这个时代缺乏的东西，假如把它们当作进入大学的通行证时，它们自身的价值也就被颠覆了。因为知识与道德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有人有知识而无道德，有人有道德而无知识，有人既无知识又无道德，也有人既有知识又有道德。我们不能说：有知识就拥有了一切，或者有道德就有了一切。
传授知识的大学是要靠考试进入的。当然，我们不妨为品德高尚的年轻人们办一所道德大学。
当一位学者的创造力枯竭的时候，他便使用“学术规范”的话语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和捍卫自己已取得的、而且将要失去的地位。
一位大师诞生以后，他便成为某种“规范”这是背叛他的学生们的杰作。学生们本人成不了“规范”只能依靠这些“规范”混碗饭吃。这样，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一切突破“规范”的行为当作打破他们饭碗的行为。于是，突破“规范”的年轻人便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爱因斯坦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是在几年前由卡尔波普尔推广的：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用来评价某种理论的科学标准并不在于人们可以据此来检验每种对该理论提出质疑的新体验的精确性，而恰恰相反，在于人们可以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指出它的错误。为此，科学中应该具有缺口。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来说也完全一样。
我不喜欢读规范化的学术论文，我写学术论文时总喜欢“出格”寂静无声的学术界，有几个淘气的孩子或齐天大圣，岂不有趣得多？
从不谈足球，哪怕因此受到攻击。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滔滔不绝地谈国安队，我却一言不发。他开始眉飞色舞，后来脸色阴沉下来，心里也许在南咕：居然有这样的怪人！到了目的地，司机狠狠地多要了我好几块钱，就因为我不谈足球。
人人都在谈足球，如痴如狂，即使是女孩子们也着魔似地加入进来。我仍然不谈足球，因为这是我的自由—一别人爱干什么，绝对与我无关。
周策纵教授的五四运动史出版后，罗素夫人勃拉克致信给他说：“我于1920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在你的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实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与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说过，我已经从在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了我的生命哲学。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有像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校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
那种能够穿透一个外国人的皮肤的精神与气氛令我神往。那是一个鸟儿在天空中飞翔，鱼儿在江水中游的时代。他们的血液是鲜红的，他们的笑容是灿烂的，他们的声音是清脆的，他们的心灵是透明的，他们的头发是冲冠的，他们与我们是如此的不同—一除了惭愧，我们一无所有。
人最大的有限性在于，他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当我认识到这种有限性的时候，我更加痛苦。
社会封闭，图腾高悬。
社会开放，图腾崩溃。
在不健全的社会里，沉默意味着一种恶劣的态度，一种异端的身份。
在健全的社会里，沉默仅仅是不作判断，有那么一些保持不作判断的姿态的人，整个社会的判断才有可能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片茶叶一旦曝晒在阳光之下就会变色。这是远离孤独的保护、背叛孤独的惩罚。只有蚂蚁才喜欢成群结队，并为食物而互相撕咬。像我这样的人，只有在孤独中才能感受到幸福。
写作是孤独的分泌物。
聂鲁达说：“孤独培养不出写作的意愿，它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嚎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何必让人理会呢？放不下桂冠诗人架子的聂鲁达，不敢在孤独中写作，因而被博尔赫斯视为名利场中的俗人。
孤独是篱笆。有篱笆，才有自己的园地。
儿童喜欢独白，成人渴望交流。
所以，成人比儿童更软弱，更缺乏自信。成长是一个丧失的过程。
教授桃李满天下、教授的儿子却沦为不良少年。能够教好学生，却不能教好儿子，这是教授的困惑，也是教育本身的困惑。
谁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当我求学北京之后，母亲每天都关注北京的天气预报。父亲说，看北京的天气预报是母亲一天中最重要的事。
在蜀中的母亲，居然能像把脉一样，把出北京的体温。而母亲，至今没到过北京。北京的1000多万人口中，母亲只认识她的儿子一个人。
关于爱，没有比这更好的定义了。
谁是谁的主人。
没有政治局的俄罗斯，椅子安在？
1946年8月，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被正式告知：市政厅决定将他调出米格尔卡内图书馆“升任”科尔多瓦街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西班牙语里鸡、兔是怯懦的同义词，这是庇隆一伙的奇袭艺术。
博尔赫斯的反应令庇隆政府目瞪口呆，他们原以为性格内向的作家会把苍蝇吞到肚子里去，没能想到作家的手指轻轻一弹，将死去的苍蝇弹到他们香啧啧的咖啡里。博尔赫斯在声明中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我刚才讲述的故事是不是一则寓言，然而我怀疑记忆与遗忘的天神，它们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事。如果它们忘却的是其他的事情，如果它们只保留了这一荒唐的传奇，它们或许有一定的道理。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独裁导致愚昧。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诸多的职责之一。”
博尔赫斯，那个优雅而不关心政治的博尔赫斯突然变成阿根廷此后10年里反对权权主义的象征。对他这样一个害羞的、腼腆的人来说，这是个意想不到的角色，然而他毫不畏缩地担当起了这一角色。看来庇隆政府为他的鸡、兔们选错了稽查员。
真正受到侮辱的，并非被侮辱者，而是侮辱者自身。
我有三本书爱不释手：充满豪侠之气的史记、充满雅稚之气的世说、充满狐娃之气的测斋。有此三“气”足以抵挡今世之俗气也。
军训的时候，每逢周六下午，有两种选择：一是去厨房包包子，二是在宿舍里听班长读报纸。包包子，闻多了葱蒜的味道，到了开饭的时候便是一个包子也吃不下去，心里直想呕吐。于是只好听读报纸，读的偏偏又是最枯燥无味的文章。唯一的解脱之道是睁着眼睛养神（不敢闭目养神，因为时不时有教官走进来查看）。养神的时候，把中学时代漂亮的女同学都想象成自己的女朋友，便觉得幸福触手可及。后来一问战友们，十有八九以此法渡过难关。看来，在食色二字上，大家都一样。
小时候，有许多奇思异想。曾想过，假如谁发明一种芯片，植入人的大脑，然后在屏幕前将人的所思所想显露出来，岂不妙哉！现在，我才暗自庆幸，幸亏我没有把这种发明付诸实践。要不然，在神圣的读报时间，英雄的故事在空气里弥漫，电脑屏幕上却将听读报的学员和来视察的教官的大脑活动显示出来。互相之间岂不尴尬—一屏幕里都是美不胜收的裸体女郎。
发型。发型是人身上最能表现个性的地方之一。所以，一进军营，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剪发。男孩子倒是无所谓，排着队理发，嘻嘻哈哈的；女孩子那边呢，青丝缕缕落尘埃，哪能不哭得凄凄惨惨？
一日为兵，一日无“发”内务中明文规定，男兵头发为2.5厘米。大家摸着自己的光头，这才发现每个人的脑袋竟是如此地相似。然而，脑袋的相似，并不等于思想的相似。想出剪发妙方的家伙，一定是个大傻瓜：剪去头发，就能剪去个性和思想吗？回到北大后不久，我打量着昔日的战友们：原来他是这副模样！渐渐地，统一的小平头的形象在记忆里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通异的个性与通异的思想的外化—一通异的发型的形象。
像小孩一样天真的政府总喜欢把民众当作天真的小孩来治理。
吻。一个女人肯接受你的吻，并不意味着她喜欢你。女人有冒险的天性，她让你吻她，多半是想试试；自己敢不敢让人吻和你敢不敢吻她，仅此而已。自作多情的男子往往由此误入歧途，正如年轻时候的我。
同样，竞选中的政治家在街头抱起一个婴儿吻一吻，并不意味着他喜欢小孩。政治家一边吻小孩，一边盯着小孩父母手中的选票，尽管此时淘气的小孩可能撒了一泡尿在他的手上，他恨得牙齿痒痒的。电视机前的观众被政治家的温情深深打动了，他们毫不犹豫地在选票上填上政治家的名字。这一瞬间，他们忘了政治家曾有贪污、欺骗、性骚扰等斑斑的劣迹。多么神奇的一吻！
吻，一种传递错误信息的通讯工具。
讲台上教官滔滔不绝地讲，下面是一片钢笔写字的沙沙声。是在记笔记吗？非也。每个人都在一叠厚厚的信笺纸上写信。时间如此漫长，信写了一封又一封，绞尽脑汁，给每一个能够联系上的朋友都写信去。
卡夫卡曾否定过写信的意义：“真不知道这种想法是怎么产生的：人们可以通过信件互相交流！人们可以想念一个远方的人，人们可以触及一个近处的人，其他一切都超越了人类的力量。写情意味着在贪婪地期待着的幽灵们面前把自己剥光。”然而，当我们被重重包裹起来的时候，剥光自己便成了唯一的冲动。那些日子里，中队的信箱常常爆满，一位朋友说，他一天创下过写18封信的记录。那时，我们的信都成了“军邮”不用贴邮票。
沉默使我开始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之后，我却陷落在更深的沉默中。
女人的眼泪。每当她们理亏的时候，她们便开始流泪，一直流到男人恍然大悟理亏的原来是自己为止、男人流泪，只能表明软弱；女人流泪，却能增添可爱。
相信真理，不要相信那些宣称掌握真理的人；怀疑一切，不要怀疑自己所拥有的怀疑能力。
胡适留美归来，相信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文化入手，因此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自我约束。他们一班谈政治的朋友调侃地说：“适之是处女，我们是妓女。”然而，不久胡适就大谈政治，参与实际运作，处女之身也就破了。
想当处女又不甘心，想当妓女又觉得可耻，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
齐克果说：“在哥本哈根我是唯一不被重视的人，是唯—－无所用的人，是一事无成的半痴半癫的怪人。”他不愿做观众，他忍受不了舞台上庸俗的喜剧；他更不愿做小丑，尽管小丑的角色在观众眼里是伟人。他中途退场了，于是观众和演员都向他吐唾沫。
陆军学院请来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作报告，一讲就是3个小时，而且一点儿没有结束的意思。一位同学实在支持不住了，举手向旁边的教导员报告：“教导员，我请假上厕所！”该教导员勃然大怒：“你的膀胱就这么小？”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那么，膀胱的大小显然与觉悟的高低无关。然而，那时候我们谁也不敢说什么。
个性。个性是一捧荆棘，所有的刺都对着自己的肌肤。
小学的时候，老师在给我的通知书上的评语中往往有这么一句话：“该同学个性太强”而我浑然不觉。老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非是当同学们都蹲在教室外的花坛边看地上的一群蚂蚁时，我却一个人趴在窗口看他们。
渴望理解的往往都是弱者。相反，没有人能够理解强者。于是，希特勒便成了同性恋者、女人、两性人及精神病人。
王尔德说过：“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即爱和恨，而不可能存在友谊。”可惜的是，这样的真理却由一名同性恋者道出。
我不喜欢小孩。我曾看见一对5岁的双胞胎抢一大包饼干，他们的妈妈将饼干分成两半，在他们面前各自放了一大堆。他们却用眼光死死盯着对方的那堆。拼命去抢，抢得惊天地泣鬼神。其实，依他们的食量，最多能吃三四片而已。
从那时起，我便不再相信老子所谓的“赤子之心”老子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我才是。
哥伦布。他们用铁链将他押解回国时，他或许也认为自己失败了，但是这不证明地球上没有美利坚这个地方。
我。当我口吃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对世界的认识出现了障碍，恰恰说明我为表层后面的真相所震惊。
钱钟书。吴组湘先生是钱钟书先生的同窗学友。在一次同学会上，两位八旬的老人拥抱在一起，吴先生却说了一句冰冷的话：“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事后钱先生寄了一套厚厚的措锥编给吴先生：‘我的书，你都没读懂卜’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吴先生去世了，而钱先生成了一个活的神话。吴先生去世后，没有人敢质疑这个神话。于是，神话越传越神奇。据说钱先生曾在病房用蛋糕砸到记者的摄像机镜头上，众人五体投地，这年头，谁不想上电视亮亮相？但我总觉得这些故事像是变了味的美酒，姜太公早就酿过了。你姜太公不愿钓鱼，也没有人强迫你钓，你何必垂着敲直了的鱼钩整天坐在水边？我想起了北山移文。
无疑，钱钟书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但他并非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否则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他何必拼命抓牦选英译本编委会负责人这根救命的稻草呢？钱先生字默存，然而，要是他真的保持沉默，他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了。
大学者，除钱钟书外。还有陈寅格。扣年代初。新政权邀其北上任学术要职，陈氏却要约法三章：“不学马列，不参加会议，不见高官显贵。”如此不识时务，日后只能落得个目盲脚腹的悲惨下场。“读史早知今日率”、“读书久识人生苦”看透人世沧桑而不作乡愿之人，这需要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气。
在柳如是别传中，我读出了陈寅惜的面貌音容；在借锥编中，我读到了密密麻麻的注释，而钱钟书自己的面目却模糊不清。
思想：在黑暗中触摸每一张息息相关的面孔。一只铁栅栏中伸出去的伤痕累累的手。
当一个学者思想枯竭的时候，也就是他在报纸上给青年学生开“必读书目”的时候。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著名的论文“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中说：“‘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久居美利坚的大学者并不理解中国：倘若先天足而后天调，那就不叫“五四”运动了。在中国，只有宫廷政变是“先天足而后天调”的。
街道杂志报道，1996年8月15日，在上海商业超市供配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办公室内，翰维广告公司的沈双为一生首次下跪，成了上海第一个向客户下跪的广告人。
6月17日夜起，沈双为连着干了3个通宵，及时将广告策划书交到对方进出口部经理手中，开价1.2万元。但对方却以种种理由推托，迟迟未能付款。当沈第11次踏进该公司时，仍吃白板。此时沈突然下跪，达5分多钟。沈认为自己选择这种“斯文扫地”的形式绝非仅仅为了1.2万元。他多次对该公司经理们重复了一点：请尊重我的智力劳动。
读着这则报道，我的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古人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今人则说，人入膝下有尊严。沈氏之举动，自己首先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别人怎么可能尊重你的智力劳动呢？报道的行文，好像十分欣赏沈的“敬业精神”有意为其立一个“下跪牌坊”
中国人总爱下跪，一见清官大老爷膝盖就不由自主地软下来。下跪便表明自己是弱者，是正义的，是值得同情的。下跪包蕴了极为丰富的身体语言，它将评判是非的标准悬空了，它给人以这样一种误解—一人家都已下跪了，你还不满足人家的要求，你是人还是畜牲？
报道说，这是沈的第一次下跪，我怀疑；报道说，沈下跪不是为了1.2万元钱，我更怀疑。
这样的敬业精神泛滥起来实在有些可怕。我们便成了乞丐的国度。
异曲同工，在1996年9月11日的南方周末上又看到这样一则报道：“‘不跪的人’上学了”说的是韩国女老板让中国工人下跪时，唯一不下跪的打工仔孙天帅，最近被郑州大学录取。10月7日，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专门为孙天帅举行了入学仪式。郑州大学学生处处长将“郑州大学”校徽戴在孙天帅胸前。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院长说，孙天帅可贵的气节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的行为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所表现所呼唤的，同时也是现今社会有些缺乏的，我们免费接收孙天帅入学，是对他这种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的推崇和彰扬。
我读到这则报道时，也有一种不对味的直觉。就好像一道精美的某，各种佐料放得恰如其分，但一入口味道便令人皱眉头。孙天帅的民族气节固然令人钦佩，但品德高尚并不能说明他具备了读大学的文化素质，报道没有指出孙天帅所受的教育程度，大约是不便提及。大学不是树贞节牌坊的地方，也不是先贤词，它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70年代工农兵大学生的“炮制”效果如何，大家都知道。
物以稀为贵。道德、品质、气节这些东西是这个时代缺乏的东西，假如把它们当作进入大学的通行证时，它们自身的价值也就被颠覆了。因为知识与道德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有人有知识而无道德，有人有道德而无知识，有人既无知识又无道德，也有人既有知识又有道德。我们不能说：有知识就拥有了一切，或者有道德就有了一切。
传授知识的大学是要靠考试进入的。当然，我们不妨为品德高尚的年轻人们办一所道德大学。
当一位学者的创造力枯竭的时候，他便使用“学术规范”的话语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和捍卫自己已取得的、而且将要失去的地位。
一位大师诞生以后，他便成为某种“规范”这是背叛他的学生们的杰作。学生们本人成不了“规范”只能依靠这些“规范”混碗饭吃。这样，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一切突破“规范”的行为当作打破他们饭碗的行为。于是，突破“规范”的年轻人便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爱因斯坦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是在几年前由卡尔波普尔推广的：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用来评价某种理论的科学标准并不在于人们可以据此来检验每种对该理论提出质疑的新体验的精确性，而恰恰相反，在于人们可以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指出它的错误。为此，科学中应该具有缺口。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来说也完全一样。
我不喜欢读规范化的学术论文，我写学术论文时总喜欢“出格”寂静无声的学术界，有几个淘气的孩子或齐天大圣，岂不有趣得多？
从不谈足球，哪怕因此受到攻击。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滔滔不绝地谈国安队，我却一言不发。他开始眉飞色舞，后来脸色阴沉下来，心里也许在南咕：居然有这样的怪人！到了目的地，司机狠狠地多要了我好几块钱，就因为我不谈足球。
人人都在谈足球，如痴如狂，即使是女孩子们也着魔似地加入进来。我仍然不谈足球，因为这是我的自由—一别人爱干什么，绝对与我无关。
周策纵教授的五四运动史出版后，罗素夫人勃拉克致信给他说：“我于1920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在你的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实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与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说过，我已经从在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了我的生命哲学。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有像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校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
那种能够穿透一个外国人的皮肤的精神与气氛令我神往。那是一个鸟儿在天空中飞翔，鱼儿在江水中游的时代。他们的血液是鲜红的，他们的笑容是灿烂的，他们的声音是清脆的，他们的心灵是透明的，他们的头发是冲冠的，他们与我们是如此的不同—一除了惭愧，我们一无所有。
人最大的有限性在于，他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当我认识到这种有限性的时候，我更加痛苦。
社会封闭，图腾高悬。
社会开放，图腾崩溃。
在不健全的社会里，沉默意味着一种恶劣的态度，一种异端的身份。
在健全的社会里，沉默仅仅是不作判断，有那么一些保持不作判断的姿态的人，整个社会的判断才有可能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片茶叶一旦曝晒在阳光之下就会变色。这是远离孤独的保护、背叛孤独的惩罚。只有蚂蚁才喜欢成群结队，并为食物而互相撕咬。像我这样的人，只有在孤独中才能感受到幸福。
写作是孤独的分泌物。
聂鲁达说：“孤独培养不出写作的意愿，它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嚎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何必让人理会呢？放不下桂冠诗人架子的聂鲁达，不敢在孤独中写作，因而被博尔赫斯视为名利场中的俗人。
孤独是篱笆。有篱笆，才有自己的园地。
儿童喜欢独白，成人渴望交流。
所以，成人比儿童更软弱，更缺乏自信。成长是一个丧失的过程。
教授桃李满天下、教授的儿子却沦为不良少年。能够教好学生，却不能教好儿子，这是教授的困惑，也是教育本身的困惑。
谁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当我求学北京之后，母亲每天都关注北京的天气预报。父亲说，看北京的天气预报是母亲一天中最重要的事。
在蜀中的母亲，居然能像把脉一样，把出北京的体温。而母亲，至今没到过北京。北京的1000多万人口中，母亲只认识她的儿子一个人。
关于爱，没有比这更好的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