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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次千里大逃亡。h大学离开河南,从陕西最东边的商南一口气逃到陕西最西边的宝鸡,落脚于宝鸡郊区石羊庙及其周围的十多个村庄里。父亲率全家追踪而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在一个名叫宋家庄的小村庄里落脚。
学校发不下薪水,父母的积蓄已经用尽。在逃亡路上为了坐上汽车,父亲把我家剩下的最后一件像样的东西——俄国毛毯,如敬献哈达似地送给了一个军用汽车的司机。到了宋家庄,父亲就向全家宣布:开始“饥饿体验”
父亲说“饥饿体验”十分重要,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对待这种体验的方式之一,是带有感伤意味地咏唱一支儿歌。那是在潭头的“教授大院”留洋归来的关伯伯教我用英文唱的一支英国儿歌,唱的是名字叫塔米、塔克儿的小兄弟两个,到了吃早饭的时候还赖在床上。他们的母亲说,快快起来吃早饭呀,接着就通报了早饭要吃的东西,有面包倒也罢了,还有“奇斯杰母安得巴特儿”——奶酪、果酱和牛油。使我咏叹不已的正是“奇斯杰母安得巴特儿”惹得父母亲心烦意乱,就毅然把哥哥、姐姐疏散到由河南迁来的管吃饭的中学就读,把我和七岁的弟送进了宝鸡难童收容院。
难童收容院坐落在宝鸡西郊的山坡上。我不知道父亲是通过什么关系把我们小哥俩送到这里来的。但是我记得,父亲领着他的“小塔米塔克儿”穿过宝鸡街头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背着背包、面部晒得黑红的女学生。他急忙趋前问道:“请问,你们是从河南来的同学吗?”女生说:“是呀!”父亲又问:“是k女师的同学吗?”女生说:“不是,是k女中!”父亲又问:“你们碰见过k女师的同学或老师吗?”女生说:“碰见过呀!”父亲又问:“你们碰见过她们的音乐老师吗?”父亲采用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战术,却未能锁定目标。女生们说:“哎呀,先生,我们不知道谁是她们的音乐老师!”又模仿父亲的口气说:“请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吗吗?”女生们大笑,父亲不笑,说:“对不起,只剩下一个‘吗’了,你们知道k女师跑到哪里去了吗?”女生们说:“先生,真的不知道,都跑零散了,谁也顾不上谁了!”父亲问:“那么,你们是往哪里去呢?”女生说:“不知道,我们找不到学校了!”
我知道父亲想念宛儿姨,不知道她是被困南阳、还是随学校逃亡他乡了?
我已经顾不上想念宛儿姨。难童收容院收容着上百个流浪儿,大多是逃出战火、与家人离散的河南娃。我和弟弟必须学会跟这些河南娃一样生活。我们一天可以吃到两顿饭。吃饭时,每十个孩子蹲成一个圆圈,每人可以分到一个不能算小的馍馍,共同享用一桶照得见人影的稀汤。一声哨响,都争先恐后地围剿圆圈中心的一盆煮萝卜或是熬白菜。我和弟弟有某种程度上的谦谦君子风度,在一群小勇士们迅速消灭了菜盆里的固体成分之后,我和弟弟就用馍馍蘸着咸咸的液体下肚。但我很快就成了勇士,而且不住声地鼓舞弟弟的士气。
使我最难对付的是“面虫”——先于我和弟弟来到这里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称呼漂在碗里、蒸在馍馍里的一种像蚕、像蛆的昆虫尸体。漂在碗里的比较容易对付,可以用筷子挑出去或是用嘴吹气吹出去。蒸在馍馍里的却必须用心寻找,一条条地掐出去,顾此失彼,失去的是菜盆里的维他命c,是的,父亲讲过的,还有一种十分了得的叶绿素。这时出现了奇迹。一个十二三岁的河南籍少年用温情脉脉的目光望着碗里的“面虫”喊叫:“吃肉肉喽!”就用筷子扒拉着漂在面汤上的“面虫”一条不剩地吸溜到肚子里,然后,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和弟弟碗里的“面虫”我和弟弟惟恐失去属于我们的“肉肉”也连扒拉带吸溜地吃了下去,乃至于吃出了近乎“肉粥”的香味。
从此,这位名叫杨锁的河南籍少年成了我的人生导师。
他首先教我学推磨。我在磨道里转了几圈就喊叫头晕。他寻思说,小毛驴拉磨不头晕,是因为扣上了草帽辫儿编的“碍眼”你不是毛驴儿,不能戴“碍眼”就用我这条高级毛巾蒙到你眼上试试。那毛巾黑糊糊的像一条抹桌布,还发出刺鼻的馊味和汗臭。我毫不领情地推开了毛巾。他说,咋?你嫌它脏?这可是一个小娘们儿用过的上等毛巾,是我扒火车来宝鸡时,从车厢行李架上掳下来的。原本白生生的,还洒过香水儿。你认认毛巾上印的是啥字儿?我从黢黑的污垢下边找到了“祝君早安”他就怪样地笑着说,听听,是向咱问安哩,蒙上这毛巾吉利!他哄着我蒙上毛巾,我又在一片漆黑中迟迟不敢迈步。他又取下毛巾,露出痛心疾首的样子,仰天叹息说:“你那个教授爹是咋着调教你的,你们家的玉米粒儿总不能囫囵个儿地吃吧!”他觉得我不堪造就,只好让我去罗面,看我笨手笨脚,却干得满头冒汗,又产生了恻隐之心,说:“你好比戏里唱的落难公子,按说,应该有个心肠好、模样俊的女子来搭救你,可咱收容院里没女娃儿,你就忍着点儿,叫我想想办法。”
那天磨了玉米,他十分郑重地问我:“你想不想吃肉?不是面虫,是真真格格的肉。”我比较含蓄地点了点头。他就领着我溜出了收容院,沿着墙根向暗处走,找到地上的窟窿,瞄准撒了一泡热尿,不多时,窟窿里就有一只屎壳郎拱出来逃避水灾。他看了看说:“不行,是个公的!”就一脚踹了屎壳郎,又找到一个窟窿,让我如法炮制了一泡热尿,又有一个屎壳郎拱出来,他惊叹说:“咦,还是教授家的娃子尿好,一泡尿就浇出来一个母的,肚大肉多!”他把母屎壳郎攥到手里,领我进了山沟,捡来一捆柴火,取出藏在石头夹缝里的铁锨头,用石头支起来,说:“这是咱的锅。”他向铁锨头上堆了细细的沙子,点起柴火烤着沙子,又把屎壳郎焐在柴火里。不多时,屎壳郎的外壳烤成了焦炭,肚子上滋滋地冒出油来。他捡起一根带尖杈的柴梗如同拿起吃西餐的叉子,叉起屎壳郎递给我说:“中了,肉熟了!”我没有勇气接受他的馈赠,他就当仁不让地一口吞了下去,用舌头搅拌着烫嘴的烤肉,呜里呜噜说:“你得学会吃这肉。西安有个很大很大的飞机场,那些开飞机的美国兵就这样拿着叉子吃烤肉。”
杨锁又向铁锨头下边续了柴火,解开他的扎腿带,竟有金黄色的玉米粒儿从他的裤腿里源源不断、稀里哗啦流出来。我问这玉米是谁给的?他说:“谁也不会给咱。磨玉米的时候,我几次背着脸,解开裤腰带挠痒痒,就把布袋里的玉米挠到裤裆里了。”这时,他讲了一个警句:“记住,人的手就是耙子,得学会叫它抓挠东西。”他把玉米粒儿埋在滚烫的沙子里,不多时,沙子里“噼啪”作响,香喷喷的玉米花儿竞相开放。
我们吃饱了玉米花儿,又经他允许,把一兜玉米花留给了弟弟。他夸张地打了一个饱嗝儿,开始夸耀他卖过蒸红薯的光荣历史,然后仰脸躺在山坡上,扯着嗓子让我聆听属于他的音乐:“不甜~不面~不要钱的热~红~薯~喽~~!”嗓音婉转嘹亮,在山沟里引起了震荡不已的回响。他也要听听我的腔口,我就鼓起勇气,跟着他喊了一嗓子。他夸我腔口不赖,等到打败了鬼子,他还要回到河南老家卖红薯,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扒火车回去。我由于弟弟的牵累而迟疑不决。他对此表示遗憾,感到我的弟弟葬送了我的前程,要不,我跟着他卖红薯,一定是个好样的!
我跟他勾了中指,他说这是同生共死的意思,从此我应该尊他为“义兄”我是他的“贤弟”但是,在我跟“义兄”同生共死的节骨眼儿上,宛儿姨的影子扑闪了一下,我就乱了方寸,给“义兄”带来了一场意外的灾难。
那一天,杨锁拉着架子车,说他好比“驾辕”的骡子,又在车把上系了麻绳,要我为他充当“帮梢”的毛驴,进城把两布袋玉米拉了回来。路过一条胡同,他看四下里没人,就把架子车拉进胡同里说:“你去胡同口盯着,要是看见有咱收容院的人过来,你就喊一声‘红薯热哩’!”
我去胡同口放哨时,看见对面一座大院子门前贴着一张条幅:“k女师流亡师生报到处”心里一动,想起了宛儿姨,却忘了自己是杨锁的哨兵。我鬼使神差地溜进“报到处”问一个穿长衫的老人,您知不知道一个叫宛儿的音乐老师,她来报到没有?老人认真翻了报名册说,找不到她的名字,她还没来报到。我又看见屋内的山墙就是一整块黑板,上写“留言处”墙上贴着许多写了字的纸条,还有用粉笔写下的留言:某某来后,速到某地联络,某某在那里等你;某某来后,速告某地某某,以免悬念,等等。我拿起一截粉笔,爬上方凳,在黑板上留言:“宛姨:我想你,爸爸找你。来后,速到宝鸡难童收容院找我。”老人在我背后说:“叫她去收容院找你,你是谁呀?”我又郑重地写上了“斑斑”加上了年月日。老头说:“娃呀,写这样的留言也真难为你了!”
我从“报到处”出来,才想起我是杨锁的哨兵,急忙跑进胡同,杨锁和架子车已经没了踪影。我一口气跑回收容院,却望见杨锁正竖在影壁墙底下罚站,脚下放着冒尖两大碗玉米粒儿。我怯生生地凑过去看他,他给了我一个愤怒的鬼脸,然后就仰脸怒视着天空。弟弟说,他躲在胡同里向自己的大裤裆里装玉米,被“同学”看见,向院长告发了他。院长解开他的扎腿带,玉米粒儿就像流水一样从他的裤腿里流出来。
从此,我结束了与爆米花儿刚刚开始的黄金岁月。收容院让杨锁远离与粮食有关的一切活计,让他为两个大寝室管理四个尿桶。我深深感到对不起他,向他解释说,我有个宛儿姨,宛儿姨找到了一个“玉”我要找到宛儿姨,她就会让我们吃煎饼而且会卷上肉丝。那天我忘了站岗,就是为了找到宛儿姨。杨锁露出无限神往的样子,却又鄙夷地一撇嘴说:“咱们不是一... -->>
那是一次千里大逃亡。h大学离开河南,从陕西最东边的商南一口气逃到陕西最西边的宝鸡,落脚于宝鸡郊区石羊庙及其周围的十多个村庄里。父亲率全家追踪而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在一个名叫宋家庄的小村庄里落脚。
学校发不下薪水,父母的积蓄已经用尽。在逃亡路上为了坐上汽车,父亲把我家剩下的最后一件像样的东西——俄国毛毯,如敬献哈达似地送给了一个军用汽车的司机。到了宋家庄,父亲就向全家宣布:开始“饥饿体验”
父亲说“饥饿体验”十分重要,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对待这种体验的方式之一,是带有感伤意味地咏唱一支儿歌。那是在潭头的“教授大院”留洋归来的关伯伯教我用英文唱的一支英国儿歌,唱的是名字叫塔米、塔克儿的小兄弟两个,到了吃早饭的时候还赖在床上。他们的母亲说,快快起来吃早饭呀,接着就通报了早饭要吃的东西,有面包倒也罢了,还有“奇斯杰母安得巴特儿”——奶酪、果酱和牛油。使我咏叹不已的正是“奇斯杰母安得巴特儿”惹得父母亲心烦意乱,就毅然把哥哥、姐姐疏散到由河南迁来的管吃饭的中学就读,把我和七岁的弟送进了宝鸡难童收容院。
难童收容院坐落在宝鸡西郊的山坡上。我不知道父亲是通过什么关系把我们小哥俩送到这里来的。但是我记得,父亲领着他的“小塔米塔克儿”穿过宝鸡街头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背着背包、面部晒得黑红的女学生。他急忙趋前问道:“请问,你们是从河南来的同学吗?”女生说:“是呀!”父亲又问:“是k女师的同学吗?”女生说:“不是,是k女中!”父亲又问:“你们碰见过k女师的同学或老师吗?”女生说:“碰见过呀!”父亲又问:“你们碰见过她们的音乐老师吗?”父亲采用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战术,却未能锁定目标。女生们说:“哎呀,先生,我们不知道谁是她们的音乐老师!”又模仿父亲的口气说:“请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吗吗?”女生们大笑,父亲不笑,说:“对不起,只剩下一个‘吗’了,你们知道k女师跑到哪里去了吗?”女生们说:“先生,真的不知道,都跑零散了,谁也顾不上谁了!”父亲问:“那么,你们是往哪里去呢?”女生说:“不知道,我们找不到学校了!”
我知道父亲想念宛儿姨,不知道她是被困南阳、还是随学校逃亡他乡了?
我已经顾不上想念宛儿姨。难童收容院收容着上百个流浪儿,大多是逃出战火、与家人离散的河南娃。我和弟弟必须学会跟这些河南娃一样生活。我们一天可以吃到两顿饭。吃饭时,每十个孩子蹲成一个圆圈,每人可以分到一个不能算小的馍馍,共同享用一桶照得见人影的稀汤。一声哨响,都争先恐后地围剿圆圈中心的一盆煮萝卜或是熬白菜。我和弟弟有某种程度上的谦谦君子风度,在一群小勇士们迅速消灭了菜盆里的固体成分之后,我和弟弟就用馍馍蘸着咸咸的液体下肚。但我很快就成了勇士,而且不住声地鼓舞弟弟的士气。
使我最难对付的是“面虫”——先于我和弟弟来到这里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称呼漂在碗里、蒸在馍馍里的一种像蚕、像蛆的昆虫尸体。漂在碗里的比较容易对付,可以用筷子挑出去或是用嘴吹气吹出去。蒸在馍馍里的却必须用心寻找,一条条地掐出去,顾此失彼,失去的是菜盆里的维他命c,是的,父亲讲过的,还有一种十分了得的叶绿素。这时出现了奇迹。一个十二三岁的河南籍少年用温情脉脉的目光望着碗里的“面虫”喊叫:“吃肉肉喽!”就用筷子扒拉着漂在面汤上的“面虫”一条不剩地吸溜到肚子里,然后,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和弟弟碗里的“面虫”我和弟弟惟恐失去属于我们的“肉肉”也连扒拉带吸溜地吃了下去,乃至于吃出了近乎“肉粥”的香味。
从此,这位名叫杨锁的河南籍少年成了我的人生导师。
他首先教我学推磨。我在磨道里转了几圈就喊叫头晕。他寻思说,小毛驴拉磨不头晕,是因为扣上了草帽辫儿编的“碍眼”你不是毛驴儿,不能戴“碍眼”就用我这条高级毛巾蒙到你眼上试试。那毛巾黑糊糊的像一条抹桌布,还发出刺鼻的馊味和汗臭。我毫不领情地推开了毛巾。他说,咋?你嫌它脏?这可是一个小娘们儿用过的上等毛巾,是我扒火车来宝鸡时,从车厢行李架上掳下来的。原本白生生的,还洒过香水儿。你认认毛巾上印的是啥字儿?我从黢黑的污垢下边找到了“祝君早安”他就怪样地笑着说,听听,是向咱问安哩,蒙上这毛巾吉利!他哄着我蒙上毛巾,我又在一片漆黑中迟迟不敢迈步。他又取下毛巾,露出痛心疾首的样子,仰天叹息说:“你那个教授爹是咋着调教你的,你们家的玉米粒儿总不能囫囵个儿地吃吧!”他觉得我不堪造就,只好让我去罗面,看我笨手笨脚,却干得满头冒汗,又产生了恻隐之心,说:“你好比戏里唱的落难公子,按说,应该有个心肠好、模样俊的女子来搭救你,可咱收容院里没女娃儿,你就忍着点儿,叫我想想办法。”
那天磨了玉米,他十分郑重地问我:“你想不想吃肉?不是面虫,是真真格格的肉。”我比较含蓄地点了点头。他就领着我溜出了收容院,沿着墙根向暗处走,找到地上的窟窿,瞄准撒了一泡热尿,不多时,窟窿里就有一只屎壳郎拱出来逃避水灾。他看了看说:“不行,是个公的!”就一脚踹了屎壳郎,又找到一个窟窿,让我如法炮制了一泡热尿,又有一个屎壳郎拱出来,他惊叹说:“咦,还是教授家的娃子尿好,一泡尿就浇出来一个母的,肚大肉多!”他把母屎壳郎攥到手里,领我进了山沟,捡来一捆柴火,取出藏在石头夹缝里的铁锨头,用石头支起来,说:“这是咱的锅。”他向铁锨头上堆了细细的沙子,点起柴火烤着沙子,又把屎壳郎焐在柴火里。不多时,屎壳郎的外壳烤成了焦炭,肚子上滋滋地冒出油来。他捡起一根带尖杈的柴梗如同拿起吃西餐的叉子,叉起屎壳郎递给我说:“中了,肉熟了!”我没有勇气接受他的馈赠,他就当仁不让地一口吞了下去,用舌头搅拌着烫嘴的烤肉,呜里呜噜说:“你得学会吃这肉。西安有个很大很大的飞机场,那些开飞机的美国兵就这样拿着叉子吃烤肉。”
杨锁又向铁锨头下边续了柴火,解开他的扎腿带,竟有金黄色的玉米粒儿从他的裤腿里源源不断、稀里哗啦流出来。我问这玉米是谁给的?他说:“谁也不会给咱。磨玉米的时候,我几次背着脸,解开裤腰带挠痒痒,就把布袋里的玉米挠到裤裆里了。”这时,他讲了一个警句:“记住,人的手就是耙子,得学会叫它抓挠东西。”他把玉米粒儿埋在滚烫的沙子里,不多时,沙子里“噼啪”作响,香喷喷的玉米花儿竞相开放。
我们吃饱了玉米花儿,又经他允许,把一兜玉米花留给了弟弟。他夸张地打了一个饱嗝儿,开始夸耀他卖过蒸红薯的光荣历史,然后仰脸躺在山坡上,扯着嗓子让我聆听属于他的音乐:“不甜~不面~不要钱的热~红~薯~喽~~!”嗓音婉转嘹亮,在山沟里引起了震荡不已的回响。他也要听听我的腔口,我就鼓起勇气,跟着他喊了一嗓子。他夸我腔口不赖,等到打败了鬼子,他还要回到河南老家卖红薯,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扒火车回去。我由于弟弟的牵累而迟疑不决。他对此表示遗憾,感到我的弟弟葬送了我的前程,要不,我跟着他卖红薯,一定是个好样的!
我跟他勾了中指,他说这是同生共死的意思,从此我应该尊他为“义兄”我是他的“贤弟”但是,在我跟“义兄”同生共死的节骨眼儿上,宛儿姨的影子扑闪了一下,我就乱了方寸,给“义兄”带来了一场意外的灾难。
那一天,杨锁拉着架子车,说他好比“驾辕”的骡子,又在车把上系了麻绳,要我为他充当“帮梢”的毛驴,进城把两布袋玉米拉了回来。路过一条胡同,他看四下里没人,就把架子车拉进胡同里说:“你去胡同口盯着,要是看见有咱收容院的人过来,你就喊一声‘红薯热哩’!”
我去胡同口放哨时,看见对面一座大院子门前贴着一张条幅:“k女师流亡师生报到处”心里一动,想起了宛儿姨,却忘了自己是杨锁的哨兵。我鬼使神差地溜进“报到处”问一个穿长衫的老人,您知不知道一个叫宛儿的音乐老师,她来报到没有?老人认真翻了报名册说,找不到她的名字,她还没来报到。我又看见屋内的山墙就是一整块黑板,上写“留言处”墙上贴着许多写了字的纸条,还有用粉笔写下的留言:某某来后,速到某地联络,某某在那里等你;某某来后,速告某地某某,以免悬念,等等。我拿起一截粉笔,爬上方凳,在黑板上留言:“宛姨:我想你,爸爸找你。来后,速到宝鸡难童收容院找我。”老人在我背后说:“叫她去收容院找你,你是谁呀?”我又郑重地写上了“斑斑”加上了年月日。老头说:“娃呀,写这样的留言也真难为你了!”
我从“报到处”出来,才想起我是杨锁的哨兵,急忙跑进胡同,杨锁和架子车已经没了踪影。我一口气跑回收容院,却望见杨锁正竖在影壁墙底下罚站,脚下放着冒尖两大碗玉米粒儿。我怯生生地凑过去看他,他给了我一个愤怒的鬼脸,然后就仰脸怒视着天空。弟弟说,他躲在胡同里向自己的大裤裆里装玉米,被“同学”看见,向院长告发了他。院长解开他的扎腿带,玉米粒儿就像流水一样从他的裤腿里流出来。
从此,我结束了与爆米花儿刚刚开始的黄金岁月。收容院让杨锁远离与粮食有关的一切活计,让他为两个大寝室管理四个尿桶。我深深感到对不起他,向他解释说,我有个宛儿姨,宛儿姨找到了一个“玉”我要找到宛儿姨,她就会让我们吃煎饼而且会卷上肉丝。那天我忘了站岗,就是为了找到宛儿姨。杨锁露出无限神往的样子,却又鄙夷地一撇嘴说:“咱们不是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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