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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难于设想,如果大舅在抗大分校毕业后听从朱老总的安排,留在学校当政治教官,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听说朱老总十分欣赏大舅的性格和才华,甚至对他持空枪追赶“跳蚤”的故事也赞不绝口。但是,大舅说,他必须到前线去,他来此学习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到前线去。朱老总说:“哦,我想起来了,你还给土肥原留着一颗子弹哩,要得,我不能拦你。”就送给他一块怀表,说:“这是战利品,请你带上它,一路走好。再过一些年头,我们再走到一起相会时,你和这块表都要走得‘噌噌’的。”
大舅模仿着四川口音,绘形绘声地向我三姥爷叙述了他与朱老总的会见。他说朱老总大智若愚,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仁厚长者。他还说他能穿过横七竖八的日伪封锁线,全靠形形色色的“地下交通员”:有赶大车的车把式,有敌后武工队队员,有药材行的伙计,有铁道线上的巡道员,有十五六岁的放羊娃,还有在大浪滔天的黄河上把舵行船的老艄公。他说,共产党叫他看到了民众,是他从未看见过的“大写”的民众。三姥爷静静地听着,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好,你以后就给朱德将军‘对表’吧,不要错过了时辰。”
那时候,齐楚已经把游击队拉到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彭雪枫将军会合,并入新四军四师。睢杞太抗日游击根据地正在经受着日伪军频繁、残酷的大“扫荡”三姥爷担任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武装——睢杞太抗敌自卫总团团长,而担任副总团长的共产党员与中共睢杞太特委书记都已在日伪军的“扫荡”中壮烈牺牲。大舅一时找不到共产党,就把朱老总送给他的怀表放在耳边,倾听着“噌噌”的响声,说:“三伯,我跟朱老总‘对表’了,表说,你要打‘新四军’的旗号。”三姥爷说:“你知道吗?刚刚发生了‘皖南事变’,蒋介石已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了。”大舅说:“我就是冲着这个同室操戈无所不用其极的蒋某人,偏要打新四军的旗号。”三姥爷说:“好小子,我就喜欢听你这个话!”遂把三个乡的自卫分团交给我大舅指挥,又卖了一百多亩地,购买了第三批枪支弹药,组建了一支拥有三百多人、三百多条枪的抗日武装,号称“新四军睢杞太抗日第二大队”第一仗就一窝端了一个区公所,击毙汉奸区长、区队长,生俘“狗子兵”三十多人。第二仗又摧毁了一个土围子,歼灭了一支投靠鬼子、积极参加大“扫荡”的土匪武装。新到任的中共睢杞太特委书记韩达生闻讯大喜“哎呀,新四军派部队来了!”跑来一看,却是我大舅。韩达生也是“新私塾”出来的学生,与我大舅从小就是朋友。大舅说:“对不起,我未经许可,就为你招兵买马了。”韩达生说:“我感谢还来不及呢!鬼子正在扫荡,国民党也在猖狂反共,除了你孟大公子,谁肯打出新四军的旗号?”
这支游击队又被列入新四军游击支队独立团建制,编为二营,由大舅任营长。他主动要求增派共产党员来二营担任教导员和连指导员,与他们结下了生死之交。大舅颇有一些宽慰地对我三姥爷说:“三伯,我这匹烈性马,给自己戴上牛笼头了!”
三姥爷说:“是吗?我的右眼皮还跳着呢!”
大舅碰上了一双眼睛。独立团黄团长兼政委正在唆唆地盯视着他。教导员和连指导员与大舅的亲密往来也引起了黄团长的革命警惕,他特意提醒他的同志们务必记住斯大林同志的教导:“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三营营长是共产党员王其梅,他后来成了将军,曾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将军回忆说,我听得出黄团长话中有话,就对他讲,你过分高涨的革命警惕性已经发展到草木皆兵的程度了!孟营长是个一眼就能看透的人,一个典型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嘛!黄团长说,幼稚!难道有哪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要留在党外吗?王其梅说,那又怎么样?他能拉起队伍主动找党,打日本鬼子,你还要挑剔什么!你这样疑神疑鬼,不觉得累吗?黄团长说,我就是要疑神疑鬼,项英同志见鬼不疑,才有了“皖南事变”才牺牲了我们数千名好同志,包括他自己,你不觉得他死得冤枉吗?
大舅不会想到,同一个“皖南事变”却十分合理地造就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心态。
一九四一年春,独立团正在进行军事训练,鬼子和皇协军数百人突乘十多辆汽车包抄过来,情况十分危急。黄团长命令我大舅率二营四连掩护全团撤离。大舅以河堤为屏障,阻击数倍于我的敌人。战斗异常惨烈,一个排的战士英勇牺牲。眼看鬼子兵在河堤上冲开了一个缺口,举着“膏药旗”蜂拥而上。大舅赤膊率战士与鬼子白刃格斗,将鬼子赶下河堤,劈杀鬼子旗手,夺了“膏药旗”倒挂在河堤柳树上。众皆欢呼。大舅的锁骨被子弹洞穿,血染征衣而浑然不觉,仍手拿指挥旗,奔腾跳跃于枪林弹雨中。全团顺利撤离后,大舅率队在夜色中撤出战斗。黄团长送我大舅离队到傅集养伤,久久望着离去的担架,啧啧称赞说:“果真是一条好汉!”转身又对身边人说:“这样的人留在我们队伍里,而且让他带兵,是十分危险的!”
历史及时地提供了一个解除这个危险的机会。
大舅养伤期间,独立团奉命东进豫皖苏边区与新四军四师会合。黄团长却对我大舅封锁消息,径自带独立团悄然离去。大舅的警卫员猴子闻讯告诉了大舅。大舅急带猴子追至永城一个村庄才追上了部队,压下满腔怒火向黄团长报到。黄团长十分亲切地告诉他,二营已任命了新营长,让他好好休息。这时,齐楚远在新四军四师师部任政治部主任。大舅求见齐楚重新分配工作,苦不得见。只是有人捎话,齐楚认为处置不当,又给了大舅一个副团长的名义,却从此失去了指挥作战的权力。团部开会从来没有通知过他。
警卫员猴子陪着我大舅度过了一段十分困窘的日子。猴子原来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叫花子。三姥爷碰见他手拿弹弓打了一串麻雀,用泥巴糊住麻雀,拾了一堆柴火,在野地里烧麻雀吃。三姥爷就领走了他,对虎子说,这个孩子有“材料”把他放在“看家队”给你当个“小跑腿儿的”好好调教,会有出息的。“看家队”改编时,嫌他年纪小,把他“漏编”了。大舅从山西回来后,他就当了大舅的警卫员。
猴子说,我大舅住在远离团部的一个磨坊里,天天围着一个磨盘打转,他刚刚趋于平和的脾气又变得十分暴躁,甚至不能容忍乌鸦。乌鸦在一颗老榆树上“呱呱”叫了两声,他也要勃然大怒,说:“这是怎么搞的,世上怎么有这么多的乌鸦!”猴子还记得那块怀表。大舅整晌地坐在磨盘上,脸上毫无表情,把胳膊撑在磨扇上,手里攥着怀表,耳朵贴上去,听怀表“噌噌”走动的声音,闭着眼,一动不动。猴子站在门外看天,手里拿着一块土坷垃,随时提防着乌鸦。
猴子说,虎子所在团队就在邻村驻防,听说我大舅来了,就约了原“看家队”几个队员跑来看他。“看家队”编成的特务队早已撤销了建制,队员们被拆散编入了各个连队。大家说了几句怀旧的话,话题... -->>
我难于设想,如果大舅在抗大分校毕业后听从朱老总的安排,留在学校当政治教官,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听说朱老总十分欣赏大舅的性格和才华,甚至对他持空枪追赶“跳蚤”的故事也赞不绝口。但是,大舅说,他必须到前线去,他来此学习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到前线去。朱老总说:“哦,我想起来了,你还给土肥原留着一颗子弹哩,要得,我不能拦你。”就送给他一块怀表,说:“这是战利品,请你带上它,一路走好。再过一些年头,我们再走到一起相会时,你和这块表都要走得‘噌噌’的。”
大舅模仿着四川口音,绘形绘声地向我三姥爷叙述了他与朱老总的会见。他说朱老总大智若愚,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仁厚长者。他还说他能穿过横七竖八的日伪封锁线,全靠形形色色的“地下交通员”:有赶大车的车把式,有敌后武工队队员,有药材行的伙计,有铁道线上的巡道员,有十五六岁的放羊娃,还有在大浪滔天的黄河上把舵行船的老艄公。他说,共产党叫他看到了民众,是他从未看见过的“大写”的民众。三姥爷静静地听着,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好,你以后就给朱德将军‘对表’吧,不要错过了时辰。”
那时候,齐楚已经把游击队拉到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彭雪枫将军会合,并入新四军四师。睢杞太抗日游击根据地正在经受着日伪军频繁、残酷的大“扫荡”三姥爷担任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武装——睢杞太抗敌自卫总团团长,而担任副总团长的共产党员与中共睢杞太特委书记都已在日伪军的“扫荡”中壮烈牺牲。大舅一时找不到共产党,就把朱老总送给他的怀表放在耳边,倾听着“噌噌”的响声,说:“三伯,我跟朱老总‘对表’了,表说,你要打‘新四军’的旗号。”三姥爷说:“你知道吗?刚刚发生了‘皖南事变’,蒋介石已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了。”大舅说:“我就是冲着这个同室操戈无所不用其极的蒋某人,偏要打新四军的旗号。”三姥爷说:“好小子,我就喜欢听你这个话!”遂把三个乡的自卫分团交给我大舅指挥,又卖了一百多亩地,购买了第三批枪支弹药,组建了一支拥有三百多人、三百多条枪的抗日武装,号称“新四军睢杞太抗日第二大队”第一仗就一窝端了一个区公所,击毙汉奸区长、区队长,生俘“狗子兵”三十多人。第二仗又摧毁了一个土围子,歼灭了一支投靠鬼子、积极参加大“扫荡”的土匪武装。新到任的中共睢杞太特委书记韩达生闻讯大喜“哎呀,新四军派部队来了!”跑来一看,却是我大舅。韩达生也是“新私塾”出来的学生,与我大舅从小就是朋友。大舅说:“对不起,我未经许可,就为你招兵买马了。”韩达生说:“我感谢还来不及呢!鬼子正在扫荡,国民党也在猖狂反共,除了你孟大公子,谁肯打出新四军的旗号?”
这支游击队又被列入新四军游击支队独立团建制,编为二营,由大舅任营长。他主动要求增派共产党员来二营担任教导员和连指导员,与他们结下了生死之交。大舅颇有一些宽慰地对我三姥爷说:“三伯,我这匹烈性马,给自己戴上牛笼头了!”
三姥爷说:“是吗?我的右眼皮还跳着呢!”
大舅碰上了一双眼睛。独立团黄团长兼政委正在唆唆地盯视着他。教导员和连指导员与大舅的亲密往来也引起了黄团长的革命警惕,他特意提醒他的同志们务必记住斯大林同志的教导:“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三营营长是共产党员王其梅,他后来成了将军,曾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将军回忆说,我听得出黄团长话中有话,就对他讲,你过分高涨的革命警惕性已经发展到草木皆兵的程度了!孟营长是个一眼就能看透的人,一个典型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嘛!黄团长说,幼稚!难道有哪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要留在党外吗?王其梅说,那又怎么样?他能拉起队伍主动找党,打日本鬼子,你还要挑剔什么!你这样疑神疑鬼,不觉得累吗?黄团长说,我就是要疑神疑鬼,项英同志见鬼不疑,才有了“皖南事变”才牺牲了我们数千名好同志,包括他自己,你不觉得他死得冤枉吗?
大舅不会想到,同一个“皖南事变”却十分合理地造就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心态。
一九四一年春,独立团正在进行军事训练,鬼子和皇协军数百人突乘十多辆汽车包抄过来,情况十分危急。黄团长命令我大舅率二营四连掩护全团撤离。大舅以河堤为屏障,阻击数倍于我的敌人。战斗异常惨烈,一个排的战士英勇牺牲。眼看鬼子兵在河堤上冲开了一个缺口,举着“膏药旗”蜂拥而上。大舅赤膊率战士与鬼子白刃格斗,将鬼子赶下河堤,劈杀鬼子旗手,夺了“膏药旗”倒挂在河堤柳树上。众皆欢呼。大舅的锁骨被子弹洞穿,血染征衣而浑然不觉,仍手拿指挥旗,奔腾跳跃于枪林弹雨中。全团顺利撤离后,大舅率队在夜色中撤出战斗。黄团长送我大舅离队到傅集养伤,久久望着离去的担架,啧啧称赞说:“果真是一条好汉!”转身又对身边人说:“这样的人留在我们队伍里,而且让他带兵,是十分危险的!”
历史及时地提供了一个解除这个危险的机会。
大舅养伤期间,独立团奉命东进豫皖苏边区与新四军四师会合。黄团长却对我大舅封锁消息,径自带独立团悄然离去。大舅的警卫员猴子闻讯告诉了大舅。大舅急带猴子追至永城一个村庄才追上了部队,压下满腔怒火向黄团长报到。黄团长十分亲切地告诉他,二营已任命了新营长,让他好好休息。这时,齐楚远在新四军四师师部任政治部主任。大舅求见齐楚重新分配工作,苦不得见。只是有人捎话,齐楚认为处置不当,又给了大舅一个副团长的名义,却从此失去了指挥作战的权力。团部开会从来没有通知过他。
警卫员猴子陪着我大舅度过了一段十分困窘的日子。猴子原来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叫花子。三姥爷碰见他手拿弹弓打了一串麻雀,用泥巴糊住麻雀,拾了一堆柴火,在野地里烧麻雀吃。三姥爷就领走了他,对虎子说,这个孩子有“材料”把他放在“看家队”给你当个“小跑腿儿的”好好调教,会有出息的。“看家队”改编时,嫌他年纪小,把他“漏编”了。大舅从山西回来后,他就当了大舅的警卫员。
猴子说,我大舅住在远离团部的一个磨坊里,天天围着一个磨盘打转,他刚刚趋于平和的脾气又变得十分暴躁,甚至不能容忍乌鸦。乌鸦在一颗老榆树上“呱呱”叫了两声,他也要勃然大怒,说:“这是怎么搞的,世上怎么有这么多的乌鸦!”猴子还记得那块怀表。大舅整晌地坐在磨盘上,脸上毫无表情,把胳膊撑在磨扇上,手里攥着怀表,耳朵贴上去,听怀表“噌噌”走动的声音,闭着眼,一动不动。猴子站在门外看天,手里拿着一块土坷垃,随时提防着乌鸦。
猴子说,虎子所在团队就在邻村驻防,听说我大舅来了,就约了原“看家队”几个队员跑来看他。“看家队”编成的特务队早已撤销了建制,队员们被拆散编入了各个连队。大家说了几句怀旧的话,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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