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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次注意到大青的脸色异样——它像人一样无法隐藏自己的心情。
屋里,所有人都一声不吭坐着。我觉得空气中有一种瓷器被粉碎那一刻的尖利的声音——我知道空气中只要出现这种声音,大难就要降临了。
我靠紧了外祖母。她伸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我等待着可怕的消息。这时父亲低低地、恶毒地咒骂了一声。母亲忍不住,擦起了眼睛。我不得不开口问一句:"怎么了啊?出了什么事啊?"
外祖母把我搂到怀中,继续抚弄我的头发。
母亲抢答:"什么也没有,没有——你吃饭吧"
我不信。但后来大家都坐到饭桌前了。什么也咽不下。父亲吃得最多,他好像与往日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天,外祖母说要领我到林子里拣干柴采蘑菇。我当然高兴。这已经是很久没有做过的事儿了,这要专门让两个人去林子里,太奢侈了。自从父亲归来,我们就没有好好地到林子里采过蘑菇和浆果,外祖母也没有再做蜜膏
这一天到了中午外祖母还不想回家。我们不知不觉走向了丛林深处。我召唤只顾低头干活的外祖母:该回家吃饭了。
可她说:就在这儿吃,你看我带了午饭呢。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儿——在林子里吃饭!我们的茅屋就在丛林中,离这儿并不太远啊!不管怎么说这太让我兴奋了,我抱住了外祖母。
那顿午饭我真难忘。有咸鱼块、锅饼、米粥,还有一大堆水果——有带来的,也有随手在丛林中采的野果
天快黑了,外祖母一点也不急着走。我提醒她:天完全黑下来时就没法走出丛林了。她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往回走时天已经黑透了,结果我们在归路上差一点迷路。收获是足够多的了:一大捆干柴,一大口袋蘑菇。
进院门时大约是夜里八九点钟了。小院静得可怕。我抛下柴捆就奔屋子,外祖母小声叮嘱:慢点,慢点。
门没有关,虚掩着。原来爸爸妈妈都没有睡,他们坐在炕边,像在凝视黑夜。他们故意不点灯。他们在等我和外祖母吗?
"妈妈妈妈"
妈妈一声不吭。我去扯她的手,发现这手冰凉僵硬。我拥她一下,她搂住了我。
一滴滴眼泪落到我的脸上。我害怕了。
那个夜晚多静啊!
不知怎么熬到了天亮。我醒来了,好像突然觉得院子里缺少了什么。啊,是缺少大青的声音,是它一扭一扭在屋内跑动的样子!我一冲跃到院角,那儿有它的小窝小窝空了!
"大青!大青!"
父亲和母亲,还有外祖母都站在了门口。
"大青呢?!"
母亲看看父亲,父亲沉沉地哼一声:"跑了!"
母亲转过身,回屋了。
我四下寻找,后来发现院子有些不对劲儿:铺上了一层洁净的沙子。而这在过去,只有下过大雨之后才铺这样的沙子,那都是老爷爷亲手去做我一声声呼喊大青。没有任何回应。
我这时看出来,我们的院子好像被铲过,然后又铺了沙子我只觉得身上燃得像炭一样,就快支持不住了。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事情又过了很久我才弄清全部缘由。
原来那些来我们家的人早就恨着大青了。他们说:它咬人,必须宰掉。母亲不知赔了多少礼,说它是多么懂事的一条狗;它从不咬人;而且住在荒原上不比住在村落的人家,离了狗是不行的。他们不睬。又过了几天,来了通知说:你们在三天之内必须把它杀了;如果第三天还不杀,会有人替你们做。凶狠的家伙害怕我们把大青送走,就强调:必须见到狗尸才算数三天过去了。我跟外祖母到丛林中去的那一天,是第四天。
院子被大青的血溅红了。刽子手离开后,父亲把血迹刮去,又担来了沙土那时母亲已经起不来了。
在我眼里,大青是个小妹妹或小弟弟,它与我们情同手足。它知道的茅屋的故事太多了,它到后来深深地沉浸在茅屋悲惨无告的气氛中,几乎一年里没有真正欢跳过。
有人竟然杀死了一个儿童般纯稚的大青。
从此我永远也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了。它必遭恶报、那恶报将是可怕的。
妈妈和外祖母头上的白发飞快生出。不久,外祖母就病逝了
我再没有一个独特的对话者,只好更加沉默。我回避着,逃窜着,躲开所有人。最好的去处就是黑夜的梦想,是一个人的丛林深处。我在自我的世界中喃喃,我渴求,我追忆,我仇视着、爱着。
在善良无欺的、贫穷如洗的农民面前,我羞愧难耐。在那些流浪汉面前,我感到了煎熬。我不敢长久地去看洁白的小羊、聪慧的小狗与和顺光滑的鸽子因为我不敢想它们的结局。我一生都因为不能挽救善良的弱者而愧疚。我知道这种愧疚已经构成了我的性质,我正忍受着无所不在的戕害。
这就是我的世界,自己的世界。谁来这个世界的边缘与我对话?没有,这儿永远只是我自己的呼吸之声——时而急促时而平静而在我的对面,在那个肮脏的污团中,一些满是油迹的脸大仰着,埋怨我"骄傲了"!我岂止是骄傲。
追求高贵的时刻来到了。我将永远骄傲着。是的,我开始直接说出我对你们的藐视了。
我的导师去世以后,悲愤和绝望压迫着我,几乎无法走到办公室去。我开始用另一种目光审视那座大楼了。我心里非常明白,眼下必须尽快离开那儿,因为无法容忍的污垢已经堆积如山。我陪伴我的导师走到了尽头,使命暂时完成了。
我该走开了,走到一个稍微清爽一点的地方,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我害怕窒息。
到哪里去?我首先想到的是去一个环境宽松之地,当时最羡慕的是某个不必坐班的单位。环顾了一下,这座城市中这样的单位不多,其中包括几个杂志社。一个朋友联系了一家,我以前注意过,这份杂志还比较严肃,就答应下来。
现在看我的选择又是一个错误。但这在当时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一方面我急于躲开、安顿自己,另一方面我所需要的那种环境原本就不存在。我在选择之初还处于相当模糊的时期,在痛苦、犹豫和决绝之间徘徊,追求中还抱着一分幻念。
杂志社的头儿是个四十多一点的女同志,矜持而端庄,看上去只有三十左右,是什么学院常务副院长的第二任妻子。她用一个磁化杯子喝茶,在一个合用的大办公室里办公;她常常与大家一块儿讨论平时遇到的一些问题,给人和蔼随便、认真和有原则的印象。她的对面正好有一个空桌,这会儿就成了我的地方。
每天我都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丁香味儿,她大概使用了那种香型的化妆品。她是一个十分干净利落的女人,打扮上真是一丝不苟。她微胖、白皙,一双眼睛黑亮得像个婴儿,平时很喜欢吃零食,上班时常吃一点新疆葡萄干、松籽和话梅等,每一次都递过来一些。
比起原来的头儿,我觉得她好多了。在这样的单位工作,累一些也没什么。本来杂志社规定一三六上班,可我愿意每天都来这儿。与过去不同的是,我现在要参与讨论版面、稿件、文化科技动态和艺术等等,新鲜而富有弹性。这十分合我的胃口。不久,就由我亲手编发了我的导师的遗作——那些动人心弦的诗作。我们的杂志有文学艺术版面,它以前由主编兼管,这会儿就让我接替了。
杂志社与三所相比,工作人员的福利要差一点,但也相当好了。每个编辑人员除了按时发放工资外,还有坐班费、编辑费及好稿奖励。整个杂志社共二十余人,有一幢办公楼,一座宿舍楼、四辆车,经济上独立。由于杂志发行量几年来一直稳定在二十万份,所以非常宽裕。后来各种严肃报刊的发行量受电视和通俗读物的挤压,数量急剧下降,我们的杂志也保住了十万大限。这样经济收益仍然很好。加上这份杂志一直是政府支付经费,所以它注重的是社会效益,即便发行量下降到几千份,工作人员的工资仍然不成问题。
主编柳萌经常把丈夫对刊物的意见告诉我们,使我知道她非常看重男人的意见。每一次她都让大家一起分享那种特别的欢乐:"他看得才认真哩,哪个标点不对都用铅笔标出来;还有,哪个的该用地,他都划了记号。他说插图太草率"我注意看了看,发觉除"插图草率"一条是绝对正确之外,其他的都搞错了。
她特别注意收集社会上的反应,如果是某个领导的意见,她就会召集大家议一下。所有杂志社的人胆子都蛮大,一些敏感的稿子也敢端到主编面前,她一高兴就签发了。我发现她与一些领导打电话的时间比较长,说话非常随便,而且还不时地插一句:"就不!""我就不!""我才不管哩!"当然,这不是什么大胆的顶撞,电话另一端的人绝不会恼怒的。
凭了柳萌的关系,我们的杂志几次化险为夷——有些稿子当然要得罪人,有的告到上边头儿跟前,头儿就抓起电话直接找柳萌。柳萌据理力争,不时地吐出几个"就不",问题就解决了。
柳萌是杂志社绝不可缺的人物。我觉得她唯一的缺点是容易接受影响,自己内心并无什么固定主张。但她人的确不坏,善良,单纯,心态绝不像四十多岁。同室的一个三十岁左右、毛发非常浓重的男编辑,好像可以拘束柳萌。他不愿做的事情,柳萌也没有办法。男编辑脾气很大,有一次我上班略晚了一点,一进门发现他把一个水杯子扔在地上,柳萌的脸正转向窗外。我坐下来,柳萌还站在窗前,一只手在掏手绢。后来她转过身,让我看到了发红的眼睛——她刚才哭过!
我稍稍有点吃惊。
她极力显得什么事儿也没有,马上笑着问我,说封二的裸女画怎么了?我最不喜欢一窝蜂跟上了:现在几乎所有的杂志都要刊登裸女半裸女。她说:"我们家那位这一次比较解放,他说人体美嘛,这有什么不好?不要太保守,我松了一口气"我觉得这与"保守"毫无关系。这其实是一种迎合,与真正的勇敢并不搭界。柳萌仗着一点什么,很喜欢扮演思想解放的勇士,言别人所不敢言,做别人所不敢做,骨子里却很愿讨人喜欢。她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坚持过什么。
这是我一眼就看得出的。
柳萌在两个方面都会被接受:上层与民间。日子久了,我终于明白那个男编辑与她的关系非比寻常了:他们一起出差、一起参加笔会、加夜班等等。她有时注视对方的目光是十分青春的,那往往是短促的一瞥。而那位副院长老头儿与她恩爱非常,每次都用自己的车接送,她对老院长也像对待一个大孩子。
有一次她与我讨论起"瓷眼"的事情。我不愿提到他,她就一个人谈:"都知道那家伙那方面太糟烂。像畜生一样。我最讨厌这样的人。有一次开会见面,他握住我的手就不放,两眼直勾勾看人还与我们家那位是老朋友呢!什么玩艺儿,他对你的评价根本干扰不了我们,我知道他的德性。当然了,男女的事儿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大惊小怪——关键看是不是有真情实意,就是说感情深不深,两个人如果真"
她端起磁化杯喝茶,没有了下文。
可惜这样悠闲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大约是我进杂志社的第二年,关于刊物自养、自负盈亏的风声就大起来。柳萌让大家不要慌张,说不管他,全城剩下一份刊物由政府补贴,也得是我们。大家对她的话坚信不疑。
果然,全市刊物自补会议开了好几次,不少刊物都从补贴名单上划掉了,我们的刊物仍然照旧。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
第三年春,又是传言刊物自救,说政府改革措施加大,将把各种各类刊物一律推到自由经济之中,砍掉所有补贴。我觉得这一次可能是真的,因为那个男编辑已经受柳萌之托,动手搞一个"基金会"了。他差不多停止了正常工作,一直开一辆专车在外面奔波,社里的小女打字员随其左右,称为"女秘书"。我们问主编刊物前途,她说:"找过上边头儿了,没事。"
男编辑越来越忙,他开始到很远的东部去搞钱了,而且正式提出车上要装备一部无线电话。柳萌同意了。她自己一直想装这样的电话,但没舍得。
基金会进展缓慢,柳萌说现在办什么都难。她开会布置工作,特别强调杂志社的"创收"问题,说尽管我们刊物没事,但仍要提防"无米之炊",要求我们每一个编辑都要关心经济问题,想点子、出方法;还特别提出一个规定让大家讨论:在"创收"中效益显著者的回扣——即从全部款项中抽多少归他所有?她说这之前是严禁的,但如果形势严峻了,这个问题就由不得别人,这关系到一份杂志的生死存亡!"挽救刊物就是挽救未来!"
美丽而庄严的一句警语——从哪儿学来的?这不像她的语言,也不像她那个胖乎乎软绵绵的老头儿的。
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们这个杂志不同于其他杂志,物质基础相当雄厚,长期以来又得到上边的有力支持,而且订数直到目前居高不下;再加上广告费,自保当是没问题的。从长计议对,但如此惊慌,磨刀悬赏,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了。如果我们过去不是那么大手大脚花钱,基金会早成了。大家得捞且捞,比一比那些勉强维持着基本工资的严肃杂志,比一比那些长期发不出工资的企业,我们这样搞钱实在有愧。我们办这么一份粗浅而不邪恶的刊物,有什么理由大把地分钱?
我知道她真正害怕的不是刊物办不下去,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危险;她担心的是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分钱。
真正有经济之虞的杂志当然有,但它们大多是那些真正严肃和纯洁的刊物;而这样的刊物,我们这座城市暂时还没有呢。
那个男编辑的地位本来就特殊,这一来更是目中无人。他仗着那身浓重的毛发,交往了不少不道德的女孩子。不止一次有姑娘眼泪汪汪跑来,诉说她的幸与不幸。这种时刻如果柳萌在场,整个杂志社就乱了套。她会一改平时的娴静温和,大声训人,噔噔噔楼上楼下喊这样忙上半天,直到小姑娘溜了,她才能坐下喝茶。她的脸汗津津的,说现在这个年头,什么事都有,还说不准她是什么东西呢!"你看见她了吧?
连脚趾甲都染成了蓝的!"
多毛男子十天半月不来单位一次,带着身材微小的女打字员飞一样来去。有一天他回来了,柳萌立刻不失时机把他关到里屋,叫嚷:"好好谈谈,该好好谈谈了!"
里面很快就传出一阵吵闹。男编辑嗓门大得吓人,一会儿又发出委屈的鼻音。接着是一阵寂静,静得让人担忧。谢天谢地又有了声音,是柳萌弱小而坚定的声音:"就不!就不!
"
半个多小时之后,两人和颜悦色出来了。多毛男子向我、向其他人举手行礼,又对柳萌说:"我先去了,主编!"就下了楼。
柳萌微皱着眉头自语一句:"这个人哪,唉,也不容易"
但无论如何,柳萌对他的不满还是明显增大。首先是嫌他走了不及时回来,再就是"名堂太多","名堂"大概指那些花花绿绿的事儿。于是只要她逮住男编辑,就要往狠里戴一次。弄到最后有一个人沉不住气了,就是小女打字员。她平时不言不语,这会儿突然勇敢起来,在主编独自喃喃的时候,竟然撅起嘴"哼"了一声。柳萌砰地放下杯子,"你哼什么?""我哼不公!""你懂得什么公不公?""就是不公。人家为社里跑断了腿,还不如吃饱蹲赚好儿!"
柳萌差点跳起来。所有人都停了手里的活儿。这"吃饱蹲"三个字太刺激人了,而且矛头显面易见指向了大多数在办公室编稿子的人。好像是我们不务正业似的。柳萌手指着打字员说道:
"你懂什么?再胡说八道我停你的职!"
小打字员弓着腰进里屋躲了。
柳萌长叹着,环顾四周:"你们有时间也出去跑跑,找找门路,不能让哪一个人垄断了!"
整个一天气氛紧张,大家都非常不快。我明白:这儿最后的一点宁静也完结了,我们开始走入喧嚣。
柳萌与多毛男子的口角只是偶尔发生,他们相处仍大致愉快。有好几次主编亲自与他到外边拉赞助、谈项目,回来时眉飞色舞:"他这方面是个天才,接触人快,切入正题快。
我们杂志社今后就依靠他了小怪物!"
那即兴而出的外号正好表达了... -->>
我这一次注意到大青的脸色异样——它像人一样无法隐藏自己的心情。
屋里,所有人都一声不吭坐着。我觉得空气中有一种瓷器被粉碎那一刻的尖利的声音——我知道空气中只要出现这种声音,大难就要降临了。
我靠紧了外祖母。她伸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我等待着可怕的消息。这时父亲低低地、恶毒地咒骂了一声。母亲忍不住,擦起了眼睛。我不得不开口问一句:"怎么了啊?出了什么事啊?"
外祖母把我搂到怀中,继续抚弄我的头发。
母亲抢答:"什么也没有,没有——你吃饭吧"
我不信。但后来大家都坐到饭桌前了。什么也咽不下。父亲吃得最多,他好像与往日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天,外祖母说要领我到林子里拣干柴采蘑菇。我当然高兴。这已经是很久没有做过的事儿了,这要专门让两个人去林子里,太奢侈了。自从父亲归来,我们就没有好好地到林子里采过蘑菇和浆果,外祖母也没有再做蜜膏
这一天到了中午外祖母还不想回家。我们不知不觉走向了丛林深处。我召唤只顾低头干活的外祖母:该回家吃饭了。
可她说:就在这儿吃,你看我带了午饭呢。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儿——在林子里吃饭!我们的茅屋就在丛林中,离这儿并不太远啊!不管怎么说这太让我兴奋了,我抱住了外祖母。
那顿午饭我真难忘。有咸鱼块、锅饼、米粥,还有一大堆水果——有带来的,也有随手在丛林中采的野果
天快黑了,外祖母一点也不急着走。我提醒她:天完全黑下来时就没法走出丛林了。她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往回走时天已经黑透了,结果我们在归路上差一点迷路。收获是足够多的了:一大捆干柴,一大口袋蘑菇。
进院门时大约是夜里八九点钟了。小院静得可怕。我抛下柴捆就奔屋子,外祖母小声叮嘱:慢点,慢点。
门没有关,虚掩着。原来爸爸妈妈都没有睡,他们坐在炕边,像在凝视黑夜。他们故意不点灯。他们在等我和外祖母吗?
"妈妈妈妈"
妈妈一声不吭。我去扯她的手,发现这手冰凉僵硬。我拥她一下,她搂住了我。
一滴滴眼泪落到我的脸上。我害怕了。
那个夜晚多静啊!
不知怎么熬到了天亮。我醒来了,好像突然觉得院子里缺少了什么。啊,是缺少大青的声音,是它一扭一扭在屋内跑动的样子!我一冲跃到院角,那儿有它的小窝小窝空了!
"大青!大青!"
父亲和母亲,还有外祖母都站在了门口。
"大青呢?!"
母亲看看父亲,父亲沉沉地哼一声:"跑了!"
母亲转过身,回屋了。
我四下寻找,后来发现院子有些不对劲儿:铺上了一层洁净的沙子。而这在过去,只有下过大雨之后才铺这样的沙子,那都是老爷爷亲手去做我一声声呼喊大青。没有任何回应。
我这时看出来,我们的院子好像被铲过,然后又铺了沙子我只觉得身上燃得像炭一样,就快支持不住了。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事情又过了很久我才弄清全部缘由。
原来那些来我们家的人早就恨着大青了。他们说:它咬人,必须宰掉。母亲不知赔了多少礼,说它是多么懂事的一条狗;它从不咬人;而且住在荒原上不比住在村落的人家,离了狗是不行的。他们不睬。又过了几天,来了通知说:你们在三天之内必须把它杀了;如果第三天还不杀,会有人替你们做。凶狠的家伙害怕我们把大青送走,就强调:必须见到狗尸才算数三天过去了。我跟外祖母到丛林中去的那一天,是第四天。
院子被大青的血溅红了。刽子手离开后,父亲把血迹刮去,又担来了沙土那时母亲已经起不来了。
在我眼里,大青是个小妹妹或小弟弟,它与我们情同手足。它知道的茅屋的故事太多了,它到后来深深地沉浸在茅屋悲惨无告的气氛中,几乎一年里没有真正欢跳过。
有人竟然杀死了一个儿童般纯稚的大青。
从此我永远也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了。它必遭恶报、那恶报将是可怕的。
妈妈和外祖母头上的白发飞快生出。不久,外祖母就病逝了
我再没有一个独特的对话者,只好更加沉默。我回避着,逃窜着,躲开所有人。最好的去处就是黑夜的梦想,是一个人的丛林深处。我在自我的世界中喃喃,我渴求,我追忆,我仇视着、爱着。
在善良无欺的、贫穷如洗的农民面前,我羞愧难耐。在那些流浪汉面前,我感到了煎熬。我不敢长久地去看洁白的小羊、聪慧的小狗与和顺光滑的鸽子因为我不敢想它们的结局。我一生都因为不能挽救善良的弱者而愧疚。我知道这种愧疚已经构成了我的性质,我正忍受着无所不在的戕害。
这就是我的世界,自己的世界。谁来这个世界的边缘与我对话?没有,这儿永远只是我自己的呼吸之声——时而急促时而平静而在我的对面,在那个肮脏的污团中,一些满是油迹的脸大仰着,埋怨我"骄傲了"!我岂止是骄傲。
追求高贵的时刻来到了。我将永远骄傲着。是的,我开始直接说出我对你们的藐视了。
我的导师去世以后,悲愤和绝望压迫着我,几乎无法走到办公室去。我开始用另一种目光审视那座大楼了。我心里非常明白,眼下必须尽快离开那儿,因为无法容忍的污垢已经堆积如山。我陪伴我的导师走到了尽头,使命暂时完成了。
我该走开了,走到一个稍微清爽一点的地方,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我害怕窒息。
到哪里去?我首先想到的是去一个环境宽松之地,当时最羡慕的是某个不必坐班的单位。环顾了一下,这座城市中这样的单位不多,其中包括几个杂志社。一个朋友联系了一家,我以前注意过,这份杂志还比较严肃,就答应下来。
现在看我的选择又是一个错误。但这在当时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一方面我急于躲开、安顿自己,另一方面我所需要的那种环境原本就不存在。我在选择之初还处于相当模糊的时期,在痛苦、犹豫和决绝之间徘徊,追求中还抱着一分幻念。
杂志社的头儿是个四十多一点的女同志,矜持而端庄,看上去只有三十左右,是什么学院常务副院长的第二任妻子。她用一个磁化杯子喝茶,在一个合用的大办公室里办公;她常常与大家一块儿讨论平时遇到的一些问题,给人和蔼随便、认真和有原则的印象。她的对面正好有一个空桌,这会儿就成了我的地方。
每天我都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丁香味儿,她大概使用了那种香型的化妆品。她是一个十分干净利落的女人,打扮上真是一丝不苟。她微胖、白皙,一双眼睛黑亮得像个婴儿,平时很喜欢吃零食,上班时常吃一点新疆葡萄干、松籽和话梅等,每一次都递过来一些。
比起原来的头儿,我觉得她好多了。在这样的单位工作,累一些也没什么。本来杂志社规定一三六上班,可我愿意每天都来这儿。与过去不同的是,我现在要参与讨论版面、稿件、文化科技动态和艺术等等,新鲜而富有弹性。这十分合我的胃口。不久,就由我亲手编发了我的导师的遗作——那些动人心弦的诗作。我们的杂志有文学艺术版面,它以前由主编兼管,这会儿就让我接替了。
杂志社与三所相比,工作人员的福利要差一点,但也相当好了。每个编辑人员除了按时发放工资外,还有坐班费、编辑费及好稿奖励。整个杂志社共二十余人,有一幢办公楼,一座宿舍楼、四辆车,经济上独立。由于杂志发行量几年来一直稳定在二十万份,所以非常宽裕。后来各种严肃报刊的发行量受电视和通俗读物的挤压,数量急剧下降,我们的杂志也保住了十万大限。这样经济收益仍然很好。加上这份杂志一直是政府支付经费,所以它注重的是社会效益,即便发行量下降到几千份,工作人员的工资仍然不成问题。
主编柳萌经常把丈夫对刊物的意见告诉我们,使我知道她非常看重男人的意见。每一次她都让大家一起分享那种特别的欢乐:"他看得才认真哩,哪个标点不对都用铅笔标出来;还有,哪个的该用地,他都划了记号。他说插图太草率"我注意看了看,发觉除"插图草率"一条是绝对正确之外,其他的都搞错了。
她特别注意收集社会上的反应,如果是某个领导的意见,她就会召集大家议一下。所有杂志社的人胆子都蛮大,一些敏感的稿子也敢端到主编面前,她一高兴就签发了。我发现她与一些领导打电话的时间比较长,说话非常随便,而且还不时地插一句:"就不!""我就不!""我才不管哩!"当然,这不是什么大胆的顶撞,电话另一端的人绝不会恼怒的。
凭了柳萌的关系,我们的杂志几次化险为夷——有些稿子当然要得罪人,有的告到上边头儿跟前,头儿就抓起电话直接找柳萌。柳萌据理力争,不时地吐出几个"就不",问题就解决了。
柳萌是杂志社绝不可缺的人物。我觉得她唯一的缺点是容易接受影响,自己内心并无什么固定主张。但她人的确不坏,善良,单纯,心态绝不像四十多岁。同室的一个三十岁左右、毛发非常浓重的男编辑,好像可以拘束柳萌。他不愿做的事情,柳萌也没有办法。男编辑脾气很大,有一次我上班略晚了一点,一进门发现他把一个水杯子扔在地上,柳萌的脸正转向窗外。我坐下来,柳萌还站在窗前,一只手在掏手绢。后来她转过身,让我看到了发红的眼睛——她刚才哭过!
我稍稍有点吃惊。
她极力显得什么事儿也没有,马上笑着问我,说封二的裸女画怎么了?我最不喜欢一窝蜂跟上了:现在几乎所有的杂志都要刊登裸女半裸女。她说:"我们家那位这一次比较解放,他说人体美嘛,这有什么不好?不要太保守,我松了一口气"我觉得这与"保守"毫无关系。这其实是一种迎合,与真正的勇敢并不搭界。柳萌仗着一点什么,很喜欢扮演思想解放的勇士,言别人所不敢言,做别人所不敢做,骨子里却很愿讨人喜欢。她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坚持过什么。
这是我一眼就看得出的。
柳萌在两个方面都会被接受:上层与民间。日子久了,我终于明白那个男编辑与她的关系非比寻常了:他们一起出差、一起参加笔会、加夜班等等。她有时注视对方的目光是十分青春的,那往往是短促的一瞥。而那位副院长老头儿与她恩爱非常,每次都用自己的车接送,她对老院长也像对待一个大孩子。
有一次她与我讨论起"瓷眼"的事情。我不愿提到他,她就一个人谈:"都知道那家伙那方面太糟烂。像畜生一样。我最讨厌这样的人。有一次开会见面,他握住我的手就不放,两眼直勾勾看人还与我们家那位是老朋友呢!什么玩艺儿,他对你的评价根本干扰不了我们,我知道他的德性。当然了,男女的事儿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大惊小怪——关键看是不是有真情实意,就是说感情深不深,两个人如果真"
她端起磁化杯喝茶,没有了下文。
可惜这样悠闲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大约是我进杂志社的第二年,关于刊物自养、自负盈亏的风声就大起来。柳萌让大家不要慌张,说不管他,全城剩下一份刊物由政府补贴,也得是我们。大家对她的话坚信不疑。
果然,全市刊物自补会议开了好几次,不少刊物都从补贴名单上划掉了,我们的刊物仍然照旧。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
第三年春,又是传言刊物自救,说政府改革措施加大,将把各种各类刊物一律推到自由经济之中,砍掉所有补贴。我觉得这一次可能是真的,因为那个男编辑已经受柳萌之托,动手搞一个"基金会"了。他差不多停止了正常工作,一直开一辆专车在外面奔波,社里的小女打字员随其左右,称为"女秘书"。我们问主编刊物前途,她说:"找过上边头儿了,没事。"
男编辑越来越忙,他开始到很远的东部去搞钱了,而且正式提出车上要装备一部无线电话。柳萌同意了。她自己一直想装这样的电话,但没舍得。
基金会进展缓慢,柳萌说现在办什么都难。她开会布置工作,特别强调杂志社的"创收"问题,说尽管我们刊物没事,但仍要提防"无米之炊",要求我们每一个编辑都要关心经济问题,想点子、出方法;还特别提出一个规定让大家讨论:在"创收"中效益显著者的回扣——即从全部款项中抽多少归他所有?她说这之前是严禁的,但如果形势严峻了,这个问题就由不得别人,这关系到一份杂志的生死存亡!"挽救刊物就是挽救未来!"
美丽而庄严的一句警语——从哪儿学来的?这不像她的语言,也不像她那个胖乎乎软绵绵的老头儿的。
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们这个杂志不同于其他杂志,物质基础相当雄厚,长期以来又得到上边的有力支持,而且订数直到目前居高不下;再加上广告费,自保当是没问题的。从长计议对,但如此惊慌,磨刀悬赏,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了。如果我们过去不是那么大手大脚花钱,基金会早成了。大家得捞且捞,比一比那些勉强维持着基本工资的严肃杂志,比一比那些长期发不出工资的企业,我们这样搞钱实在有愧。我们办这么一份粗浅而不邪恶的刊物,有什么理由大把地分钱?
我知道她真正害怕的不是刊物办不下去,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危险;她担心的是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分钱。
真正有经济之虞的杂志当然有,但它们大多是那些真正严肃和纯洁的刊物;而这样的刊物,我们这座城市暂时还没有呢。
那个男编辑的地位本来就特殊,这一来更是目中无人。他仗着那身浓重的毛发,交往了不少不道德的女孩子。不止一次有姑娘眼泪汪汪跑来,诉说她的幸与不幸。这种时刻如果柳萌在场,整个杂志社就乱了套。她会一改平时的娴静温和,大声训人,噔噔噔楼上楼下喊这样忙上半天,直到小姑娘溜了,她才能坐下喝茶。她的脸汗津津的,说现在这个年头,什么事都有,还说不准她是什么东西呢!"你看见她了吧?
连脚趾甲都染成了蓝的!"
多毛男子十天半月不来单位一次,带着身材微小的女打字员飞一样来去。有一天他回来了,柳萌立刻不失时机把他关到里屋,叫嚷:"好好谈谈,该好好谈谈了!"
里面很快就传出一阵吵闹。男编辑嗓门大得吓人,一会儿又发出委屈的鼻音。接着是一阵寂静,静得让人担忧。谢天谢地又有了声音,是柳萌弱小而坚定的声音:"就不!就不!
"
半个多小时之后,两人和颜悦色出来了。多毛男子向我、向其他人举手行礼,又对柳萌说:"我先去了,主编!"就下了楼。
柳萌微皱着眉头自语一句:"这个人哪,唉,也不容易"
但无论如何,柳萌对他的不满还是明显增大。首先是嫌他走了不及时回来,再就是"名堂太多","名堂"大概指那些花花绿绿的事儿。于是只要她逮住男编辑,就要往狠里戴一次。弄到最后有一个人沉不住气了,就是小女打字员。她平时不言不语,这会儿突然勇敢起来,在主编独自喃喃的时候,竟然撅起嘴"哼"了一声。柳萌砰地放下杯子,"你哼什么?""我哼不公!""你懂得什么公不公?""就是不公。人家为社里跑断了腿,还不如吃饱蹲赚好儿!"
柳萌差点跳起来。所有人都停了手里的活儿。这"吃饱蹲"三个字太刺激人了,而且矛头显面易见指向了大多数在办公室编稿子的人。好像是我们不务正业似的。柳萌手指着打字员说道:
"你懂什么?再胡说八道我停你的职!"
小打字员弓着腰进里屋躲了。
柳萌长叹着,环顾四周:"你们有时间也出去跑跑,找找门路,不能让哪一个人垄断了!"
整个一天气氛紧张,大家都非常不快。我明白:这儿最后的一点宁静也完结了,我们开始走入喧嚣。
柳萌与多毛男子的口角只是偶尔发生,他们相处仍大致愉快。有好几次主编亲自与他到外边拉赞助、谈项目,回来时眉飞色舞:"他这方面是个天才,接触人快,切入正题快。
我们杂志社今后就依靠他了小怪物!"
那即兴而出的外号正好表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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