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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说就是小说
真正在小说上觉醒，得益于元大吓传教式的口水。
原先说实话，在心里只是知道东西该怎么写，口里却是无的。说不出来。只知道写。这样是不行的。就像一支队伍，开头凭本能和勇气杀几个敌人，很容易，真正上了几千人几万的统领，没有规则与军事是绝然不行的。
我觉得文章的第一要素，叫做有条件的“文章真命达”当然，我并非要大家去亲历，去吃苦。而是一定要细细地咀嚼我们面临的一切直接或间接经验，一定要引起灵魂上的回应。对人的生命的感觉，比一般人要更深入，更本质，更灵魂。有了这个生命亲切意识，载体和故事只是虚构就行了。好比有了过河的想法，至于是建桥还是修船，则是统一在这一想法之下的事情了。因为它们只是载体。比如，一件事情，你看透了它的本质，别人哭，他也同情，别人笑，你也同情；如果你的经验与认识能力停留在与别人同样层次，别人哭你同情，别人笑你没事，那就永远也做不了一名好小说作者。这方面，大画家吴冠中所说的，苦难是她的主题，文学是真正的艺术。只有这两者结合，才会产生中国的大师。
第二要素是好故事加好细节。简而言之，情节与细节是小说的属性。正如男性特征是男人属性一样，几乎没有讨论的余地。不然，有散文和哲学趣谈在那儿等着我们。有时候，小说的思想包容的内容，是多种哲学思想的溶合与矛盾的混合体，它没有哲学上的严密与周全；有时候它们又是摇摆的。有时它们随着创作的的推进不断发生变化的。我们一直强调政治也好，文化也好，不要直接干预文学，那么同样，哲学干预文学也是不对的。必须被文学揉碎之后，吞进文学的肚子里消化长成一个人体（小说），才是正常的。这中间加入了多少物理与化学因因素，明白人一眼就明白了。
第三才是好的语言。上下左右前后相互颠覆之后而又能形成一种生动的语流，生动的语态，生动的文学构架，则是上上好的话语。当然，这一方面非一日之功，另一方机面需要语言天赋和顿悟。在语言的内部暗藏着一种汉语的勃勃生机。
同样是吴冠中，他说，创作好比在一个多面体的山上爬，各人看不各人，只有上到峰顶之后，才能相通，在中间是不能相通的。我说上面这些话，一定会是很多人的笑料。这一点我非常自知。
二、在停顿里思考
从去年六月直至2003年春节，我的创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非常坦率地说，在这期间，从没对文学动摇过的我，面临着一种动摇。最直接的表现是，文学作品的出路越来越小，越来越窄，让人感到窒息。市场对待文学的态度，比任何事物都残酷。体制可能因为人的因素，还有可能给予文学一些怜悯，而市场没有这种法则。中间态的本质就是中庸，而创造永远属于孤独和寂寞的时间。
文学像其它产品一样，先找到了市场，然后才去生产。顺从与适应成了它的主题，提升与引导成了痴人说梦的事情。再好的稿子，没有一定的渠道，很难发出来。作者与社会的沟通呈现一种失语的状态。大量被市场倾销的东东一方面在赚读者的“美丽”一方面货真价实的作品被种种媒介阻挡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即使一个几万字的东西发了出来，可是它所赚得和稿费，远远不够写作它的时间开销。两个周写出2万字小说，五六百元的稿费，作者根本就没有生存的余地。这就是文学的现状。
所以，我一直在寻思市场这种东西。我们应怎样顺应，怎样改造，怎样扭转它。如果我们不这样，可能就会永远丧失让文学重新站起来的机遇。
三、关于小说的实话
我是从1999年开始写小说的。最初，我是非常鄙夷小说。这源于我的无知。源于我以为我身边几个人的创作就是创作小说的真相。我以为一位刚识了几个生字的文盲就能写出小说来。更要命的是，我以为小说就是写故事，编故事，结构故事。而我，因为一直走着顺路，制造故事的能力非常差。所以一度，我非常沮丧地认为，自己天生就不是写小说的料。就像我对数字没有多大认识一样。与此同时，一些人土得掉渣的小说，确实损伤过我对小说的美感。
一种无能，加上无知，加上视野的狭窄，让我对小说产生了偏见。其间，即或出现了莫言的红高粱，出现了李锐的厚土这些我非常热爱的小说，但是，我仍然没能真正潜心到小说上来。90年代，因为工作忙，我几乎成了那个时代散文热的发起人。从91年起，我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几百篇散文，后来发展到在花溪发头条散文。幸亏我的产量不大，一年只有上十篇散文出笼，否则，我会将自己写废。当我将散文写到尽头时，我发现，要想大规模建立起自己的文本意图，没有小说是不行的。
于是，我悄悄从98年底开始转变。在这个时间里，我天真地写完了两个中篇小说尔雅书院和困兽。在尔中，我感念当下教育的空前繁荣，同时又被新科举化，就从晚清的故纸堆里虚构了一个故事，写了一个土匪想把自己的儿子变成良民，而他的先生又重新把他变成土匪的故事。按说土匪的故事是非常吸引人的，而且是非常豪气的。但是，我把这样... -->>
一、小说就是小说
真正在小说上觉醒，得益于元大吓传教式的口水。
原先说实话，在心里只是知道东西该怎么写，口里却是无的。说不出来。只知道写。这样是不行的。就像一支队伍，开头凭本能和勇气杀几个敌人，很容易，真正上了几千人几万的统领，没有规则与军事是绝然不行的。
我觉得文章的第一要素，叫做有条件的“文章真命达”当然，我并非要大家去亲历，去吃苦。而是一定要细细地咀嚼我们面临的一切直接或间接经验，一定要引起灵魂上的回应。对人的生命的感觉，比一般人要更深入，更本质，更灵魂。有了这个生命亲切意识，载体和故事只是虚构就行了。好比有了过河的想法，至于是建桥还是修船，则是统一在这一想法之下的事情了。因为它们只是载体。比如，一件事情，你看透了它的本质，别人哭，他也同情，别人笑，你也同情；如果你的经验与认识能力停留在与别人同样层次，别人哭你同情，别人笑你没事，那就永远也做不了一名好小说作者。这方面，大画家吴冠中所说的，苦难是她的主题，文学是真正的艺术。只有这两者结合，才会产生中国的大师。
第二要素是好故事加好细节。简而言之，情节与细节是小说的属性。正如男性特征是男人属性一样，几乎没有讨论的余地。不然，有散文和哲学趣谈在那儿等着我们。有时候，小说的思想包容的内容，是多种哲学思想的溶合与矛盾的混合体，它没有哲学上的严密与周全；有时候它们又是摇摆的。有时它们随着创作的的推进不断发生变化的。我们一直强调政治也好，文化也好，不要直接干预文学，那么同样，哲学干预文学也是不对的。必须被文学揉碎之后，吞进文学的肚子里消化长成一个人体（小说），才是正常的。这中间加入了多少物理与化学因因素，明白人一眼就明白了。
第三才是好的语言。上下左右前后相互颠覆之后而又能形成一种生动的语流，生动的语态，生动的文学构架，则是上上好的话语。当然，这一方面非一日之功，另一方机面需要语言天赋和顿悟。在语言的内部暗藏着一种汉语的勃勃生机。
同样是吴冠中，他说，创作好比在一个多面体的山上爬，各人看不各人，只有上到峰顶之后，才能相通，在中间是不能相通的。我说上面这些话，一定会是很多人的笑料。这一点我非常自知。
二、在停顿里思考
从去年六月直至2003年春节，我的创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非常坦率地说，在这期间，从没对文学动摇过的我，面临着一种动摇。最直接的表现是，文学作品的出路越来越小，越来越窄，让人感到窒息。市场对待文学的态度，比任何事物都残酷。体制可能因为人的因素，还有可能给予文学一些怜悯，而市场没有这种法则。中间态的本质就是中庸，而创造永远属于孤独和寂寞的时间。
文学像其它产品一样，先找到了市场，然后才去生产。顺从与适应成了它的主题，提升与引导成了痴人说梦的事情。再好的稿子，没有一定的渠道，很难发出来。作者与社会的沟通呈现一种失语的状态。大量被市场倾销的东东一方面在赚读者的“美丽”一方面货真价实的作品被种种媒介阻挡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即使一个几万字的东西发了出来，可是它所赚得和稿费，远远不够写作它的时间开销。两个周写出2万字小说，五六百元的稿费，作者根本就没有生存的余地。这就是文学的现状。
所以，我一直在寻思市场这种东西。我们应怎样顺应，怎样改造，怎样扭转它。如果我们不这样，可能就会永远丧失让文学重新站起来的机遇。
三、关于小说的实话
我是从1999年开始写小说的。最初，我是非常鄙夷小说。这源于我的无知。源于我以为我身边几个人的创作就是创作小说的真相。我以为一位刚识了几个生字的文盲就能写出小说来。更要命的是，我以为小说就是写故事，编故事，结构故事。而我，因为一直走着顺路，制造故事的能力非常差。所以一度，我非常沮丧地认为，自己天生就不是写小说的料。就像我对数字没有多大认识一样。与此同时，一些人土得掉渣的小说，确实损伤过我对小说的美感。
一种无能，加上无知，加上视野的狭窄，让我对小说产生了偏见。其间，即或出现了莫言的红高粱，出现了李锐的厚土这些我非常热爱的小说，但是，我仍然没能真正潜心到小说上来。90年代，因为工作忙，我几乎成了那个时代散文热的发起人。从91年起，我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几百篇散文，后来发展到在花溪发头条散文。幸亏我的产量不大，一年只有上十篇散文出笼，否则，我会将自己写废。当我将散文写到尽头时，我发现，要想大规模建立起自己的文本意图，没有小说是不行的。
于是，我悄悄从98年底开始转变。在这个时间里，我天真地写完了两个中篇小说尔雅书院和困兽。在尔中，我感念当下教育的空前繁荣，同时又被新科举化，就从晚清的故纸堆里虚构了一个故事，写了一个土匪想把自己的儿子变成良民，而他的先生又重新把他变成土匪的故事。按说土匪的故事是非常吸引人的，而且是非常豪气的。但是，我把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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