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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在论自杀（引自生存空虚说）中用赞扬赋予自杀以高贵和尊严。
加缪也曾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
自杀是与生命的存在和延续相对立的，它以一种否定的方式证明生命的存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宗教和文化都反对自杀，它们普遍认为人类与上帝争夺对生命的裁决权是愚蠢和无礼的。犹太教甚至认为，自杀是一种罪恶。——在许多真真假假的濒死体验的记录中也支持这一观念，在这些记录中正常死亡者往往感到轻松和幸福，而自杀者则相反。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曾想象过对自杀的体验。这一半是因为标新立异，另一半则是思索生命、生活的结果。
自杀者会去自杀，肯定是由于生命的延续遭遇到重大的障碍，做人已经完全失去快乐与希望而采取激烈的方法自我否定它。
我一直惊讶、欣赏于自杀者的勇气，很多时候自杀所要求的勇气远超过爱的勇气。你可以想象，当你一步步拾阶而上，最终还能从高楼一跃而下，作最后的绝望飞翔，那一种勇敢的确非常人可比。
但对于自杀，我们需要分类。所谓自杀者的勇气并不攘括所有自杀者。我所钦佩的自杀者是那些冷静的自杀者，而不是冲动的自杀者。
冲动地自杀（为情所困者居多），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它的勇气，可它往往更多的是一时的激情，距离真正的勇敢还有一段差距。
冷静地自杀，它则是一种理性、客观的选择，是一种对生命、生活分析判断的结果。它不为感性冲动所控制，而是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丧失之后履行的一种自杀者认为必须的程序而已，尽管它采取了旁人看来极端、非常感性的方式。
理性的自杀常常是某种智慧的结果，它用死的方式凄美又浪漫地维护着自杀者生的尊严。如海明威，当他自觉江郎才尽、生命失去意义之后，他并没有享受虚荣或无聊地残喘人生，而是最终选择举枪自尽――他不苟且。
当尼采喊出“上帝已死”、“价值重估”的雷霆之音，他已预见到现代人人性的急剧扩张有可能威胁到上帝的地位。
萨特给我们开出一条存在主义的哲学公式，那就是“存在先于本质”这就意味着你的本质不在于先验的设定，而在于更为自由的自我选择，原来属于上帝的责任已转入你自己的手中。你最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拥有莫大的权利，也必须承担莫大的责任。当然，这艰难痛苦的抉择中包括生与死的选择。
理性自杀的悲剧色彩突显出一种生命的悖论，人类的高级智慧使人类能够掌握自我，但自我掌握又使生命的荒谬和矛盾必须自我承受。当承受力无力承担生命之重时，又会导致自我取消。智慧使人类接近上帝，却遗失了幸福。这就是“失乐园”的寓意啊。
好在能够发现生命内在矛盾冲突并勇敢直面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人宁愿回避生命真相，放弃自我道德的逼问而选择浑浑噩噩但幸福快乐地生活。
以上议论自杀的思维模式和语言模式基本是西方式的和个人主义的，当我们的眼光转向东方时，却可以发现消解生命沉重的另类模式。
当人类萌生自我意识之时，生命结构性、永远无法摆脱的悖论在东西方文化体系中同样存在。东方文化解决生命内在矛盾的方法不是西式的硬性碰撞，而是柔性的腾挪和超越。道家和禅宗干脆融解自我，消灭分析与逻辑，用无我之心包容和消解生命的内在矛盾，从而使“自我”升华为不可言传的“大我”
这种生命哲学对自杀的勇气和尊严提出不同的解释。不错，理性自杀是勇敢的行为。但用内在的坚韧与清醒忍受着外在的矛盾和痛苦是否更具非凡的勇气呢？（东方式的生死抉择的思考可参照春秋中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这就是中国俗语“好死不如赖活”的哲学根源。
然而庸俗化的生命哲学却庸俗化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苟且与对长寿的无原则崇拜使广大中国人的生命之火日益麻木和萎缩。
难道我们中国没有刚性的生命表达方式吗？不，我们可简略浏览一下中国人的自杀史。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他们不苟且；屈原自沉汨罗，他不苟且；西楚霸王饮恨江东，他不苟且；陆秀夫负帝坠海，他不苟且；李贽挥刀溅血，他不苟且；陈天华蹈海明志，他不苟且；甚至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会共赴黄泉，他们也不苟且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东方西方，爱好理性自杀者往往都是精英人士，他们无一例外地在非常时刻果敢地选择道德制高点，他们一向懂得如何义无反顾地制造道德美感以证明曾经存在过的生命的尊贵。
我决不会否认中国式的、阴柔的对生命之重承载的非凡勇气。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是对中国男人承载生命之重的一种浅白形象的诠释。我只是觉得，我们普通中国人应该反思我们对自杀本能的恐惧和厌恶，反思我们民族的精神生存状态。
05。5。8
叔本华在论自杀（引自生存空虚说）中用赞扬赋予自杀以高贵和尊严。
加缪也曾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
自杀是与生命的存在和延续相对立的，它以一种否定的方式证明生命的存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宗教和文化都反对自杀，它们普遍认为人类与上帝争夺对生命的裁决权是愚蠢和无礼的。犹太教甚至认为，自杀是一种罪恶。——在许多真真假假的濒死体验的记录中也支持这一观念，在这些记录中正常死亡者往往感到轻松和幸福，而自杀者则相反。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曾想象过对自杀的体验。这一半是因为标新立异，另一半则是思索生命、生活的结果。
自杀者会去自杀，肯定是由于生命的延续遭遇到重大的障碍，做人已经完全失去快乐与希望而采取激烈的方法自我否定它。
我一直惊讶、欣赏于自杀者的勇气，很多时候自杀所要求的勇气远超过爱的勇气。你可以想象，当你一步步拾阶而上，最终还能从高楼一跃而下，作最后的绝望飞翔，那一种勇敢的确非常人可比。
但对于自杀，我们需要分类。所谓自杀者的勇气并不攘括所有自杀者。我所钦佩的自杀者是那些冷静的自杀者，而不是冲动的自杀者。
冲动地自杀（为情所困者居多），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它的勇气，可它往往更多的是一时的激情，距离真正的勇敢还有一段差距。
冷静地自杀，它则是一种理性、客观的选择，是一种对生命、生活分析判断的结果。它不为感性冲动所控制，而是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丧失之后履行的一种自杀者认为必须的程序而已，尽管它采取了旁人看来极端、非常感性的方式。
理性的自杀常常是某种智慧的结果，它用死的方式凄美又浪漫地维护着自杀者生的尊严。如海明威，当他自觉江郎才尽、生命失去意义之后，他并没有享受虚荣或无聊地残喘人生，而是最终选择举枪自尽――他不苟且。
当尼采喊出“上帝已死”、“价值重估”的雷霆之音，他已预见到现代人人性的急剧扩张有可能威胁到上帝的地位。
萨特给我们开出一条存在主义的哲学公式，那就是“存在先于本质”这就意味着你的本质不在于先验的设定，而在于更为自由的自我选择，原来属于上帝的责任已转入你自己的手中。你最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拥有莫大的权利，也必须承担莫大的责任。当然，这艰难痛苦的抉择中包括生与死的选择。
理性自杀的悲剧色彩突显出一种生命的悖论，人类的高级智慧使人类能够掌握自我，但自我掌握又使生命的荒谬和矛盾必须自我承受。当承受力无力承担生命之重时，又会导致自我取消。智慧使人类接近上帝，却遗失了幸福。这就是“失乐园”的寓意啊。
好在能够发现生命内在矛盾冲突并勇敢直面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人宁愿回避生命真相，放弃自我道德的逼问而选择浑浑噩噩但幸福快乐地生活。
以上议论自杀的思维模式和语言模式基本是西方式的和个人主义的，当我们的眼光转向东方时，却可以发现消解生命沉重的另类模式。
当人类萌生自我意识之时，生命结构性、永远无法摆脱的悖论在东西方文化体系中同样存在。东方文化解决生命内在矛盾的方法不是西式的硬性碰撞，而是柔性的腾挪和超越。道家和禅宗干脆融解自我，消灭分析与逻辑，用无我之心包容和消解生命的内在矛盾，从而使“自我”升华为不可言传的“大我”
这种生命哲学对自杀的勇气和尊严提出不同的解释。不错，理性自杀是勇敢的行为。但用内在的坚韧与清醒忍受着外在的矛盾和痛苦是否更具非凡的勇气呢？（东方式的生死抉择的思考可参照春秋中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这就是中国俗语“好死不如赖活”的哲学根源。
然而庸俗化的生命哲学却庸俗化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苟且与对长寿的无原则崇拜使广大中国人的生命之火日益麻木和萎缩。
难道我们中国没有刚性的生命表达方式吗？不，我们可简略浏览一下中国人的自杀史。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他们不苟且；屈原自沉汨罗，他不苟且；西楚霸王饮恨江东，他不苟且；陆秀夫负帝坠海，他不苟且；李贽挥刀溅血，他不苟且；陈天华蹈海明志，他不苟且；甚至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会共赴黄泉，他们也不苟且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东方西方，爱好理性自杀者往往都是精英人士，他们无一例外地在非常时刻果敢地选择道德制高点，他们一向懂得如何义无反顾地制造道德美感以证明曾经存在过的生命的尊贵。
我决不会否认中国式的、阴柔的对生命之重承载的非凡勇气。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是对中国男人承载生命之重的一种浅白形象的诠释。我只是觉得，我们普通中国人应该反思我们对自杀本能的恐惧和厌恶，反思我们民族的精神生存状态。
0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