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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难想见,三十年前焦昆到金三角寻父的企图是注定要落空的。
焦昆是昆明知青,在滇西下乡,那时候下乡知青很容易耀武扬威,偷鸡摸狗拔蒜苗,把对命运的绝望不满发泄在当地农民身上。焦昆不这样,他本分得像头绵羊,老乡都夸奖说没见过这么本分的男知青。只有焦昆自己心里清楚,他当然比不得别人,别人有张狂的资本,他没有,因为他父亲是右派,还在劳改农场服刑。
有一天,一个人悄悄带信来,告诉他父亲去了金三角。这个消息很突然,父亲到金三角干什么?金三角那样大,他在哪里呢?焦昆傻眼了,就像面对茫茫大海,一时间不知所措。当然父亲的行动有他的理由,焦昆猜不出来,冥思苦想几天以后,他还是做出一个足以改变他一生的惊人决定:偷越国境去寻父。
关山重重,山大林密,金三角地广人稀,加上语言不通,人地不熟,连线索也没有一个,他到哪里去找父亲呢?流浪一个多月,他很快在腊戌附近被缅甸警察抓住,先痛打一顿,然后关进拘留所。
拘留所是在一座地下室里,没有窗户,刚从明亮的地方进来,两眼一抹黑,就像掉进黑窟窿里,什么也看不见。焦昆闻到一股刺鼻的恶臭气味扑面而来,像掉进了大粪池,熏得他连忙捂住鼻子想:“妈呀,这是什么牢房,怎么这么臭?”
等眼睛适应黑暗,他才看清牢房很像闷罐车厢,地上挤着许多犯人。那些犯人都不出声,坐在草席上看他,眼睛像野兽一样在黑暗中闪动绿荧荧的光。焦昆倒吸一口冷气,幸好这时靠近屎尿桶地方站起一个人来,大声用汉语问他:“你是新来的知青吗?这里有空位置,不过要忍耐些。”
于是他就同牢房里的知青认识了。招呼他的这人是昆明知青,叫秦大力,另外两个,一个是上海知青余新华,另一个是北京知青郜连胜。他还得知,隔壁女牢里还关着两名女知青,一个是余新华尚未结婚的妻子周招娣,另一个也是昆明知青,叫姜小玲。
放风的时候,他见到隔壁的女知青,原来周招娣是个孕妇,挺着大肚子,因为阳光见得少,脸色苍白。姜小玲也没有什么表情,对他们点点头,就顾自蹲在水槽跟前洗头发。大家都觉得很苦闷,很绝望,周招娣忧心忡忡地问余新华:“听说移民局要把偷渡的知青遣返回去,是吗?”
余新华安慰她说:“侬要多保重身体,管他遣不遣返。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
北京知青郜连胜头发直竖,怒发冲冠的样子。他是读过一本叫做格瓦拉日记的油印小册子,然后决心献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料革命没有找到,却被关进牢房,他坚信革命信念决不因为坐牢久了,就像雨季的潮湿天气一样发了霉。他看一眼周招娣的大肚子,鄙夷地说:“嘁!你们这样乱搞男女关系,哪有一丝革命青年的气味?”
余新华脸涨红了,脖子充血,问题是他是上海知青,上海男知青个个长得跟豆芽菜一样,是不兴跟人动手打架的。倒是一旁的秦大力看不过去,站出来愤愤地说:“老郜你不能这样说话,都是知青,各人有各人的难处,你要是思想崇高,到山上打仗去,干么跟别人过不去?”
郜连胜看他一眼,因为秦大力人高马大,动起手来会吃亏,就冷笑着走到一边去。焦昆觉得不解,说:“都什么时候了,身在异国他乡,还这么不团结?”
上海知青就乘机说了郜连胜许多坏话,什么自大狂、极左思潮、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等等,听得焦、秦二人无话可说。放风结束,回到牢房里,几个人都气鼓鼓的不想说话。
开饭时候,牢卒给每人发一只芭蕉叶饭团,只有一二两大小。焦昆放在鼻子底下闻闻,觉得气味不对头,打开来一看果然是馊的,吃不下去。他看见那个郜连胜一点也不挑剔,大口吃得很香,心里觉得很佩服。余新华恳求牢卒说:“请把我的饭团给我妻子,她怀孕了,行行好!”秦大力很同情他,说:“你不吃饭怎么行?”就把自己饭团分一半给他。上海知青很感激,接过来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吃完就抹开眼泪,说:“早知道受这么多罪,干么还要往外跑?”
郜连胜像个坚定的革命者那样说:“只能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我们必须越狱!”秦大力赞同道:“对!得想法出去!”
拘留所好比一座垃圾中转站,旧垃圾还没有运走,新垃圾又来了。金三角形形色色的人都在这里出入,小偷,毒贩,杀人越货的强盗土匪,也有不少背景复杂的政治犯,比如反政府武装分子,国民党情报人员,等等。总之你很难辨别他们的身份,弄清朋友还是敌人。
这天夜里,隔壁女牢突然传出凄厉的喊叫,夹杂着敲打铁门的哐啷声。余新华脸一下子白了,抓住铁门发疯地喊叫:“来人啦!哦,招娣,招娣,你怎么啦?是不是要生产啦?!”
一个值班牢卒睡眼惺忪地走进来,大声呵斥道:“闹什么啊!再闹,明天给你戴脚镣!看你们老实不老实!”
余新华央求他:“我妻子要生孩子了,行行好,把她送进医院,求求你了。”
牢卒瞪起眼睛骂道:“想得倒美!你是什么东西,还想进医院?生就等她生在牢里,明天叫人来收尸。”
知青都气炸了,扑到门边破口大骂:你一个反动派走卒算什么东西?老子堂堂中国知青,受你这样侮辱?你还是不是人,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你只配做条狗!帝国主义的乏走狗!
正闹得不可开交,有个人从地上站起来,用标准的汉语劝说他们:“好了好了,你们别跟他吵,救人要紧,让我来想想办法。”
大家一愣,这是个新来的犯人,有四十多岁年纪,穿掸族服装,其貌不扬的样子。他原本不声不响地坐着,谁也没有在意他,把他混同于其他缅甸犯人。只见他低声用缅语说了几句,牢卒的态度立刻像演戏一样发生变化,暴躁与怒火像乌云一样从脸上退去,温驯和恭敬的笑容像潮水一样爬上来。他唯唯诺诺,出去打了一通电话,不久就有一辆破破烂烂的救护车开进来,用担架把产妇抬走了。
余新华噗通一声跪在地上,连声说救命恩人救命恩人。那人扶起上海知青,摇着头说都是中国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大家为他的见义勇为而感动,许多日子的苦水委屈无处倾诉,这天晚上他们就热烈而激动地讲了一夜话。那人自己称姓卢,金三角华侨,在仰光做玉石生意,这回因为路上遇上麻烦,才被警察关进拘留所。他说少则两三天,多则一星期他就会被朋友保释出去。焦昆天真地问他,怎么一下子就让牢卒变得像狗一样听话?他笑着说我告诉他如果按我的话去办,明天他就能到一个朋友那里领一笔赏钱。这个朋友的名字在这一带很有影响。郜连胜紧皱眉头,像哲学家一样庄严地思考着,他慢慢张开嘴,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法?”
那人摇摇头,表示不大清楚或者无可奉告。郜连胜没有找到辩论对手,就一脸不屑地坐到一边去不说话。上海知青脑子转得快,他分明对卢先生刚才关于朋友的话产生兴趣,这时他突然急促地说道:“好心的卢先生,能不能请你的朋友,也把我们保释出去?我们会永远感激不尽的!”
几个中国知青,这时才突然意识到,卢先生的出现对于他们的命运转折意义重大。他的朋友能够保释他,为什么不可以保释别人呢?他们难道还有别的救星或者机会吗?于是他们一齐紧张地望着卢先生,好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卢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如果能帮忙他一定想办法。这个回答很像圆滑世故的推诿,也可以看作一个借口,当然不能使知青满意。刚刚燃起的希望立刻又破灭了,他们都很失望,个个垂头丧气的样子。话说回来,要把一群外国偷渡者弄出拘留所决非易事,谁愿意无缘无故地惹这个麻烦呢?
第二天医院传来消息,上海女知青生下一个女儿,母女平安。大家对这个喜报激动不起来,悲观的情绪像虫子啃啮他们的心脏,要知道,产妇和婴儿对这群人来说意味着多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原先还梦想越狱,你能背着孩子越狱么?你能把产妇孩子扔下不管么?!
两天后,卢先生果然自由了,他的那个有地位的当地朋友将他保释出去。卢先生的出狱极大刺激了男知青,郜连胜像狮子一样在牢房里走来走去,他变得越发烦躁和神经质,连睡觉都在说梦话:“越狱!越狱!”
郜连胜的绝望像传染病一样影响男知青,他们开始认真研究怎样夺枪,怎样越狱,然后怎样击退追兵,从哪个方向沿着怎样路线上山去。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号始终困扰他们,那就是,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郜连胜回答说:“干革命!唤醒广大劳动人民,推翻反动政府!”
秦大力反驳说:“你懂缅语吗?连缅语都不会,怎么唤醒?”
郜连胜哑口无言。焦昆却喃喃地说:“我要去找父亲。”
余新华说:“你父亲在哪里?总不能像瞎子一样找下去吧?金三角有多大,你怎么找?你这一辈子也找不完。”
于是灰心和悲观绝望的气氛又像大雾一样笼罩他们,知青们整日懒洋洋的没有力气,个个都像患了恶性贫血症。现在就是放着越狱的机会,他们大约也懒得去冒险,与命运的抗争的结果是更加茫然,因此日子就像令人恶心的脏水一样慢吞吞从他们身边流过。又过了十多天,走廊里响起杂沓的脚步声,牢卒哐啷一声很不情愿地打开牢门,大声对知青吼道:“还不快滚!下次再见到你们,决没有你们好果子吃!”
几个人还没有清醒过来,就被莫名其妙赶出拘留所。他们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明亮的阳光下面,手捧一束鲜花,亲切友好地朝他们点头微笑。焦昆最先认出那人是卢先生,他像孩子见到亲人一样“哇”地放声大哭起来。
卢先生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口吻向知青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你们愿意做先生么?去教那些中国人的孩子吧,他们需要先生。”
2
战争是一种类似在刀尖上行走的生活方式,你简直没法预料什么时候这把刀子会将你削成两段,或者削去你身体的某个部分,再不然就把你的同学朋友同你永远分开。刘黑子的朋友陈倭瓜、郑九九、郭老四就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相继离他而去,陈倭瓜几乎没有落到全尸,郑九九踩上地雷身亡,而郭老四死得更惨,他被政府军抓了俘虏,绑在树上开了膛,活活喂了野狗。大约半年之后,刘黑子忽然向他的朋友李大毛和杨红梅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打仗?”
朋友看着他,觉得这个问题很深奥,把“他们”同“我们”分开,说明刘黑子已经放弃弄个省长市长干干的雄心壮志。李大毛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说:“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呢?”杨红梅的公开身份是游击队卫生员,她是刘黑子女朋友,他们很早以前就有了那种暧昧关系。她小声建议说:“听人说南边有个泰国,那里生活好,不打仗,人人都有汽车。我们往泰国跑吧。”
刘黑子说:“是资本主义吧?”
杨红梅没有把握地回答:“可能是吧。反正能过好日子。”
刘黑子一拍大腿,咬牙切齿地说:“日他妈!老子想来想去,就去找那个资本主义!”
逃跑是一种反叛行为,在游击队,两种人抓住没有好下场,一种是逃兵,另一种是叛徒。他们趁半夜下大雨逃离营地,躲进一个山洞,等游击队开拔后才沿着萨尔温江往南走。三个人在老百姓竹楼里换了便服,碰巧一队马帮到瓦城运货,经再三央求,并声明免费做脚力,首领才勉强同意让他们跟了一程。就这样,三个中国知青,他们既没有钱,当然有钱也解决不了问题,也不懂当地语言,不懂缅语、掸帮语、克钦语和佤语,再加上人地生疏,无论给游击队或者政府军抓去都没有好下场。但是他们有枪,凭着求生本能,小心翼翼,昼伏夜行,绕开大路村镇,沿着萨尔温江险峻的丛林小道往南走。其实小路也不安全,不但常有毒蛇猛兽出没,而且土匪强盗多如牛毛,防不胜防。他们变成惊弓之鸟,一刻也不敢离开枪,困了抱着上膛的枪打个盹,饿了到寨子里讨口饭吃,遇到老百姓的玉米红薯地就偷上一大抱,躲在树林里大嚼一顿。
这天下午他们来到一座山谷,看见前面有些竹楼和庄稼散落在山坡上,两个男知青躲在树林里,让女知青杨红艳空着手去讨些吃的。按照以往经验,年轻姑娘去讨东西,往往会得到善良主人的同情,讨得一些山薯干玉米棒子,有时还会捧回一竹筒白生生的米饭来。金三角民风淳朴,许多竹楼里都供奉普渡众生的西天佛祖,所以刘黑子往地上一坐说:“小红,给我要撮烟丝来,我的烟瘾实在熬不住了。”
杨红艳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就走了。两个男知青看着她走出树林的阴影,走进闪耀着金色光斑的太阳里,女青年步履有些不稳,身体瘦弱,头发被山风吹起来,像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他们都没有说话,刘黑子抱着枪想心事,李大毛打起盹来。
过了十多分钟,寨子里突然响起刺耳的枪声,他们吓得跳起来。只见杨红艳跌跌撞撞奔回来,一群穿土黄布军装的缅兵在追赶她。女知青显然又饿又累,渐渐跑不动了,士兵像一群黄狗快要追上她。她绝望地挥动双手,脸拧歪了,大声喊叫什么,大约是让他们快逃,也许是让他们开枪,但是风把她羸弱的声音刮得支离破碎。黄狗追上她,把她按倒在地上,然后开始撕扯她的衣服,士兵显然逮住一个美妙猎物,他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强xx她,把她弄死。李大毛紧张得声音变了调,他绝望地问:“怎、怎么、办?”
刘黑子手脚冰凉,他明白自己挽救不了即将遭受蹂躏的女友,求生的本能压倒一切,因为即使挺身而出,也只能白白增加两个牺牲品。可是杨红艳毕竟是他的女友,如果放在重庆,谁敢碰一碰她,他准会打烂他的脑袋。
问题是环境不同了,他们在虎狼横行的金三角,面前是一队杀人不眨眼的敌人士兵,他能怎么样呢?你要是愿意送死,谁也不会同情你。他终于被自己的软弱打败了,从嗓眼里挤出一个字:“走!”
两个男人像兔子一样蹿起来,慌慌张张地向树林深处逃去。然而另外一群狡猾的士兵已经从另一个方向包抄过来,他们断定树林里一定藏着姑娘的同伙,欲将这些叛乱分子一网打尽。刘黑子只得负隅顽抗,边打边跑,两支冲锋枪竟也撂倒几个敌人。但是李大毛在这个关键时刻却没有跟上来,原来他腿上中弹,跪在地上,脸色苍白。他的脸疼得挤成一团,喘着大气说:“大哥救、救我,别扔、扔下我”
刘黑子突然流下痛悔的眼泪来,他想起女知青杨红艳,半小时前他们手里也握着冲锋枪,与其都是死,为什么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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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见,三十年前焦昆到金三角寻父的企图是注定要落空的。
焦昆是昆明知青,在滇西下乡,那时候下乡知青很容易耀武扬威,偷鸡摸狗拔蒜苗,把对命运的绝望不满发泄在当地农民身上。焦昆不这样,他本分得像头绵羊,老乡都夸奖说没见过这么本分的男知青。只有焦昆自己心里清楚,他当然比不得别人,别人有张狂的资本,他没有,因为他父亲是右派,还在劳改农场服刑。
有一天,一个人悄悄带信来,告诉他父亲去了金三角。这个消息很突然,父亲到金三角干什么?金三角那样大,他在哪里呢?焦昆傻眼了,就像面对茫茫大海,一时间不知所措。当然父亲的行动有他的理由,焦昆猜不出来,冥思苦想几天以后,他还是做出一个足以改变他一生的惊人决定:偷越国境去寻父。
关山重重,山大林密,金三角地广人稀,加上语言不通,人地不熟,连线索也没有一个,他到哪里去找父亲呢?流浪一个多月,他很快在腊戌附近被缅甸警察抓住,先痛打一顿,然后关进拘留所。
拘留所是在一座地下室里,没有窗户,刚从明亮的地方进来,两眼一抹黑,就像掉进黑窟窿里,什么也看不见。焦昆闻到一股刺鼻的恶臭气味扑面而来,像掉进了大粪池,熏得他连忙捂住鼻子想:“妈呀,这是什么牢房,怎么这么臭?”
等眼睛适应黑暗,他才看清牢房很像闷罐车厢,地上挤着许多犯人。那些犯人都不出声,坐在草席上看他,眼睛像野兽一样在黑暗中闪动绿荧荧的光。焦昆倒吸一口冷气,幸好这时靠近屎尿桶地方站起一个人来,大声用汉语问他:“你是新来的知青吗?这里有空位置,不过要忍耐些。”
于是他就同牢房里的知青认识了。招呼他的这人是昆明知青,叫秦大力,另外两个,一个是上海知青余新华,另一个是北京知青郜连胜。他还得知,隔壁女牢里还关着两名女知青,一个是余新华尚未结婚的妻子周招娣,另一个也是昆明知青,叫姜小玲。
放风的时候,他见到隔壁的女知青,原来周招娣是个孕妇,挺着大肚子,因为阳光见得少,脸色苍白。姜小玲也没有什么表情,对他们点点头,就顾自蹲在水槽跟前洗头发。大家都觉得很苦闷,很绝望,周招娣忧心忡忡地问余新华:“听说移民局要把偷渡的知青遣返回去,是吗?”
余新华安慰她说:“侬要多保重身体,管他遣不遣返。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
北京知青郜连胜头发直竖,怒发冲冠的样子。他是读过一本叫做格瓦拉日记的油印小册子,然后决心献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料革命没有找到,却被关进牢房,他坚信革命信念决不因为坐牢久了,就像雨季的潮湿天气一样发了霉。他看一眼周招娣的大肚子,鄙夷地说:“嘁!你们这样乱搞男女关系,哪有一丝革命青年的气味?”
余新华脸涨红了,脖子充血,问题是他是上海知青,上海男知青个个长得跟豆芽菜一样,是不兴跟人动手打架的。倒是一旁的秦大力看不过去,站出来愤愤地说:“老郜你不能这样说话,都是知青,各人有各人的难处,你要是思想崇高,到山上打仗去,干么跟别人过不去?”
郜连胜看他一眼,因为秦大力人高马大,动起手来会吃亏,就冷笑着走到一边去。焦昆觉得不解,说:“都什么时候了,身在异国他乡,还这么不团结?”
上海知青就乘机说了郜连胜许多坏话,什么自大狂、极左思潮、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等等,听得焦、秦二人无话可说。放风结束,回到牢房里,几个人都气鼓鼓的不想说话。
开饭时候,牢卒给每人发一只芭蕉叶饭团,只有一二两大小。焦昆放在鼻子底下闻闻,觉得气味不对头,打开来一看果然是馊的,吃不下去。他看见那个郜连胜一点也不挑剔,大口吃得很香,心里觉得很佩服。余新华恳求牢卒说:“请把我的饭团给我妻子,她怀孕了,行行好!”秦大力很同情他,说:“你不吃饭怎么行?”就把自己饭团分一半给他。上海知青很感激,接过来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吃完就抹开眼泪,说:“早知道受这么多罪,干么还要往外跑?”
郜连胜像个坚定的革命者那样说:“只能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我们必须越狱!”秦大力赞同道:“对!得想法出去!”
拘留所好比一座垃圾中转站,旧垃圾还没有运走,新垃圾又来了。金三角形形色色的人都在这里出入,小偷,毒贩,杀人越货的强盗土匪,也有不少背景复杂的政治犯,比如反政府武装分子,国民党情报人员,等等。总之你很难辨别他们的身份,弄清朋友还是敌人。
这天夜里,隔壁女牢突然传出凄厉的喊叫,夹杂着敲打铁门的哐啷声。余新华脸一下子白了,抓住铁门发疯地喊叫:“来人啦!哦,招娣,招娣,你怎么啦?是不是要生产啦?!”
一个值班牢卒睡眼惺忪地走进来,大声呵斥道:“闹什么啊!再闹,明天给你戴脚镣!看你们老实不老实!”
余新华央求他:“我妻子要生孩子了,行行好,把她送进医院,求求你了。”
牢卒瞪起眼睛骂道:“想得倒美!你是什么东西,还想进医院?生就等她生在牢里,明天叫人来收尸。”
知青都气炸了,扑到门边破口大骂:你一个反动派走卒算什么东西?老子堂堂中国知青,受你这样侮辱?你还是不是人,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你只配做条狗!帝国主义的乏走狗!
正闹得不可开交,有个人从地上站起来,用标准的汉语劝说他们:“好了好了,你们别跟他吵,救人要紧,让我来想想办法。”
大家一愣,这是个新来的犯人,有四十多岁年纪,穿掸族服装,其貌不扬的样子。他原本不声不响地坐着,谁也没有在意他,把他混同于其他缅甸犯人。只见他低声用缅语说了几句,牢卒的态度立刻像演戏一样发生变化,暴躁与怒火像乌云一样从脸上退去,温驯和恭敬的笑容像潮水一样爬上来。他唯唯诺诺,出去打了一通电话,不久就有一辆破破烂烂的救护车开进来,用担架把产妇抬走了。
余新华噗通一声跪在地上,连声说救命恩人救命恩人。那人扶起上海知青,摇着头说都是中国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大家为他的见义勇为而感动,许多日子的苦水委屈无处倾诉,这天晚上他们就热烈而激动地讲了一夜话。那人自己称姓卢,金三角华侨,在仰光做玉石生意,这回因为路上遇上麻烦,才被警察关进拘留所。他说少则两三天,多则一星期他就会被朋友保释出去。焦昆天真地问他,怎么一下子就让牢卒变得像狗一样听话?他笑着说我告诉他如果按我的话去办,明天他就能到一个朋友那里领一笔赏钱。这个朋友的名字在这一带很有影响。郜连胜紧皱眉头,像哲学家一样庄严地思考着,他慢慢张开嘴,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法?”
那人摇摇头,表示不大清楚或者无可奉告。郜连胜没有找到辩论对手,就一脸不屑地坐到一边去不说话。上海知青脑子转得快,他分明对卢先生刚才关于朋友的话产生兴趣,这时他突然急促地说道:“好心的卢先生,能不能请你的朋友,也把我们保释出去?我们会永远感激不尽的!”
几个中国知青,这时才突然意识到,卢先生的出现对于他们的命运转折意义重大。他的朋友能够保释他,为什么不可以保释别人呢?他们难道还有别的救星或者机会吗?于是他们一齐紧张地望着卢先生,好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卢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如果能帮忙他一定想办法。这个回答很像圆滑世故的推诿,也可以看作一个借口,当然不能使知青满意。刚刚燃起的希望立刻又破灭了,他们都很失望,个个垂头丧气的样子。话说回来,要把一群外国偷渡者弄出拘留所决非易事,谁愿意无缘无故地惹这个麻烦呢?
第二天医院传来消息,上海女知青生下一个女儿,母女平安。大家对这个喜报激动不起来,悲观的情绪像虫子啃啮他们的心脏,要知道,产妇和婴儿对这群人来说意味着多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原先还梦想越狱,你能背着孩子越狱么?你能把产妇孩子扔下不管么?!
两天后,卢先生果然自由了,他的那个有地位的当地朋友将他保释出去。卢先生的出狱极大刺激了男知青,郜连胜像狮子一样在牢房里走来走去,他变得越发烦躁和神经质,连睡觉都在说梦话:“越狱!越狱!”
郜连胜的绝望像传染病一样影响男知青,他们开始认真研究怎样夺枪,怎样越狱,然后怎样击退追兵,从哪个方向沿着怎样路线上山去。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号始终困扰他们,那就是,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郜连胜回答说:“干革命!唤醒广大劳动人民,推翻反动政府!”
秦大力反驳说:“你懂缅语吗?连缅语都不会,怎么唤醒?”
郜连胜哑口无言。焦昆却喃喃地说:“我要去找父亲。”
余新华说:“你父亲在哪里?总不能像瞎子一样找下去吧?金三角有多大,你怎么找?你这一辈子也找不完。”
于是灰心和悲观绝望的气氛又像大雾一样笼罩他们,知青们整日懒洋洋的没有力气,个个都像患了恶性贫血症。现在就是放着越狱的机会,他们大约也懒得去冒险,与命运的抗争的结果是更加茫然,因此日子就像令人恶心的脏水一样慢吞吞从他们身边流过。又过了十多天,走廊里响起杂沓的脚步声,牢卒哐啷一声很不情愿地打开牢门,大声对知青吼道:“还不快滚!下次再见到你们,决没有你们好果子吃!”
几个人还没有清醒过来,就被莫名其妙赶出拘留所。他们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明亮的阳光下面,手捧一束鲜花,亲切友好地朝他们点头微笑。焦昆最先认出那人是卢先生,他像孩子见到亲人一样“哇”地放声大哭起来。
卢先生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口吻向知青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你们愿意做先生么?去教那些中国人的孩子吧,他们需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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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一种类似在刀尖上行走的生活方式,你简直没法预料什么时候这把刀子会将你削成两段,或者削去你身体的某个部分,再不然就把你的同学朋友同你永远分开。刘黑子的朋友陈倭瓜、郑九九、郭老四就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相继离他而去,陈倭瓜几乎没有落到全尸,郑九九踩上地雷身亡,而郭老四死得更惨,他被政府军抓了俘虏,绑在树上开了膛,活活喂了野狗。大约半年之后,刘黑子忽然向他的朋友李大毛和杨红梅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打仗?”
朋友看着他,觉得这个问题很深奥,把“他们”同“我们”分开,说明刘黑子已经放弃弄个省长市长干干的雄心壮志。李大毛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说:“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呢?”杨红梅的公开身份是游击队卫生员,她是刘黑子女朋友,他们很早以前就有了那种暧昧关系。她小声建议说:“听人说南边有个泰国,那里生活好,不打仗,人人都有汽车。我们往泰国跑吧。”
刘黑子说:“是资本主义吧?”
杨红梅没有把握地回答:“可能是吧。反正能过好日子。”
刘黑子一拍大腿,咬牙切齿地说:“日他妈!老子想来想去,就去找那个资本主义!”
逃跑是一种反叛行为,在游击队,两种人抓住没有好下场,一种是逃兵,另一种是叛徒。他们趁半夜下大雨逃离营地,躲进一个山洞,等游击队开拔后才沿着萨尔温江往南走。三个人在老百姓竹楼里换了便服,碰巧一队马帮到瓦城运货,经再三央求,并声明免费做脚力,首领才勉强同意让他们跟了一程。就这样,三个中国知青,他们既没有钱,当然有钱也解决不了问题,也不懂当地语言,不懂缅语、掸帮语、克钦语和佤语,再加上人地生疏,无论给游击队或者政府军抓去都没有好下场。但是他们有枪,凭着求生本能,小心翼翼,昼伏夜行,绕开大路村镇,沿着萨尔温江险峻的丛林小道往南走。其实小路也不安全,不但常有毒蛇猛兽出没,而且土匪强盗多如牛毛,防不胜防。他们变成惊弓之鸟,一刻也不敢离开枪,困了抱着上膛的枪打个盹,饿了到寨子里讨口饭吃,遇到老百姓的玉米红薯地就偷上一大抱,躲在树林里大嚼一顿。
这天下午他们来到一座山谷,看见前面有些竹楼和庄稼散落在山坡上,两个男知青躲在树林里,让女知青杨红艳空着手去讨些吃的。按照以往经验,年轻姑娘去讨东西,往往会得到善良主人的同情,讨得一些山薯干玉米棒子,有时还会捧回一竹筒白生生的米饭来。金三角民风淳朴,许多竹楼里都供奉普渡众生的西天佛祖,所以刘黑子往地上一坐说:“小红,给我要撮烟丝来,我的烟瘾实在熬不住了。”
杨红艳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就走了。两个男知青看着她走出树林的阴影,走进闪耀着金色光斑的太阳里,女青年步履有些不稳,身体瘦弱,头发被山风吹起来,像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他们都没有说话,刘黑子抱着枪想心事,李大毛打起盹来。
过了十多分钟,寨子里突然响起刺耳的枪声,他们吓得跳起来。只见杨红艳跌跌撞撞奔回来,一群穿土黄布军装的缅兵在追赶她。女知青显然又饿又累,渐渐跑不动了,士兵像一群黄狗快要追上她。她绝望地挥动双手,脸拧歪了,大声喊叫什么,大约是让他们快逃,也许是让他们开枪,但是风把她羸弱的声音刮得支离破碎。黄狗追上她,把她按倒在地上,然后开始撕扯她的衣服,士兵显然逮住一个美妙猎物,他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强xx她,把她弄死。李大毛紧张得声音变了调,他绝望地问:“怎、怎么、办?”
刘黑子手脚冰凉,他明白自己挽救不了即将遭受蹂躏的女友,求生的本能压倒一切,因为即使挺身而出,也只能白白增加两个牺牲品。可是杨红艳毕竟是他的女友,如果放在重庆,谁敢碰一碰她,他准会打烂他的脑袋。
问题是环境不同了,他们在虎狼横行的金三角,面前是一队杀人不眨眼的敌人士兵,他能怎么样呢?你要是愿意送死,谁也不会同情你。他终于被自己的软弱打败了,从嗓眼里挤出一个字:“走!”
两个男人像兔子一样蹿起来,慌慌张张地向树林深处逃去。然而另外一群狡猾的士兵已经从另一个方向包抄过来,他们断定树林里一定藏着姑娘的同伙,欲将这些叛乱分子一网打尽。刘黑子只得负隅顽抗,边打边跑,两支冲锋枪竟也撂倒几个敌人。但是李大毛在这个关键时刻却没有跟上来,原来他腿上中弹,跪在地上,脸色苍白。他的脸疼得挤成一团,喘着大气说:“大哥救、救我,别扔、扔下我”
刘黑子突然流下痛悔的眼泪来,他想起女知青杨红艳,半小时前他们手里也握着冲锋枪,与其都是死,为什么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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