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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看来，中国家族制度大抵是一种特别保护老幼的办法，因为幼年、少年和老年既然占据我们的半生。那么，幼者和老者是应该过着美满的生活的：这一点很重要。幼者确比较微弱无力，比较不能照顾自己，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比老人更能够过着一种缺乏物质上的舒适的生活。儿童常常是不大感觉到物质环境的艰难的，因此，穷孩子常和富家的孩子一样快活，如果不是更加快活的话。他也许是赤着足的，可是那在他不但不是什么苦事，反而是一种舒服的事情，而在另一方面，赤足走路在老年人常常是一种不可忍受的苦事。这是因为儿童有着较大的活力，有着活跃的青春。他也许有其一时的悲愁，可是他把这些悲愁忘得多么容易啊。他没有老人家那种金钱的念头和做百万富翁的梦想。他至多只是搜集一些香烟画片，希望换点钱去买小孩玩的空气炮，而在另一方面，有财产的寡妇却在搜集“救国公债”以这两种搜集的东西而论，其间的乐趣是无法比拟的。原因是儿童还不会象成人那样，受过人生的威胁，他的私人习惯还不曾养成，他不是某一咖啡商标的奴隶，他是随遇而安的。他的种族偏见很少，而且完全没有宗教上的偏见。他的思想和观念还不曾堕入某一些常轨。所以，老年人甚至于比儿童更需要依赖人家，因为他们的恐惧比较明显，他们的欲望也比较确定。
中国民族的原始意识里早已有这种对老年人的深情，这种情感我觉得和西方的尊重闺秀之侠义与对女人的殷勤颇为相同。如果古代的中国人有尊重闺秀之侠义的话，那不是以妇孺为对象，而是以老人为对象的。这种情感在孟子的言论里有着明显的表现，例如他说：“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就是王政的最后目标。孟子也说出世界上四种最无能力的人：“鳏寡孤独。”在这四种人之中，第一二种应该由经济学去加以救济，其办法是使天下没有旷夫怨女。至于孤儿应如何处置，据我们所知，孟子并没有发表过意见，虽则孤儿院和养老金一样，是古已有之的。然而，大家都知道孤儿院和养老金并不足以替代家庭。看来只有家庭才能够使老幼得到美满的生活。可是讲到幼者的生活，那当然是不必多说的，因为他们可以得到天然的父母之爱。中国人常常说：“水流下不流上。”所以人们对父母和祖父母的情爱是比较缺乏的，比较需要教导的工夫的。一个天生自然的人爱他的孩子，可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是爱他的父母的。到了最后，敬老爱老的教训成为一般人所公认的原则，有一些作家说，他们希望得到奉养年老的双亲的权利，这种愿望是极为强烈的。一个中国君子的最大遗憾是：老父老母病入膏肓时不能亲侍汤药，临终时不能随侍在侧。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官如果不能请他的父母由故乡来京都和家人同住，而且“晨昏定省”便无异犯了道德上的罪恶，应该认为是可耻的事情，而且须不断地向朋友和同事解释，说一些推托的话。有一个人回家时双亲已死，便说出下列的两句话：
树欲静而风不息，
子欲养而亲不在。
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度过了诗一般的一生，他一定会视老年为他最幸福的时期，他不但不会使可怕的老年来得迟些，反而会期望着老年的来临，渐渐把老年造成他一生最幸福的时期。我在比较东西人生观念时，并没有找到绝对的差异，只有在对老年人的态度这一方面，发见一些绝对不同的地方。关于我们对性，对女人，对工作，游戏和事业的态度，其差别都是相对的；中国人的夫妻关系和西洋人的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父母子女间的关系亦莫不然。可是在我们对老年人的态度方面，其差异是绝对的。东方和西方的见解是相反的。在询问人家岁数或说出自己的年龄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得到最明显的例证。在中国，一个人正式访谒人家，第一句问尊姓大名，第二句便是问：“贵庚？”如果对方歉然说他今年二十三岁或二十八岁，访问者普通总安慰他，说他前程远大，将来会享高寿。可是如果对方说他今年三十五岁或三十八岁，访问者马上表示莫大的敬意说：“福气！”其热诚是随着对方的岁数而增高的；如果对方的年龄在五十岁以上，访问者立刻低声下气的表示谦卑和尊敬。所以，老人家如果办得到的话，都应该跑到中国去住，在那边，甚至一个胡须花白的乞丐也可以得到人们格外的善遇。中年的人都在盼望到五十晋一的时候可以做寿，至于那些飞黄腾达的商人或官吏，他们连四十晋一的生日时也会大做其寿，热闹一番。可是到了五十一岁的生日——活过了半世纪——无论哪一阶级的人都是欢欣鼓舞的。六十一岁的寿辰比五十一岁更快乐更伟大，七十一岁的寿辰自然又比六十一岁更快乐更伟大了；一个人如果能够庆祝八十一岁的寿辰，人家便当他是得天独厚的幸运儿。留胡须成为那些做祖父者的特权，一个人如果还不够资格，如果还未做祖父或不上五十岁，留起胡须来是有受人背后讥笑的危险的。因此，青年人常常模仿老人家的态度、尊严和见解，希望使人看起来年岁大些；我知道有些中学毕业的中国青年作家，年纪不出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却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劝青年应该读什么书，不应该读什么书，同时，以父兄垂爱后辈的态度，讨论青年的陷阱。
当我们知道一般中国人对老年人的重视时，这种变成老人或有着老成样子的欲望是可以了解的。第一，老人有说话的特权，青年人必须倾耳静听，免开尊口。中国有句俗语说：“少年人有耳无嘴。”三十岁的人在说话时，二十岁的人照理是应该静听的，四十岁的人在说话时，三十岁的人也应该静听。人们既然几乎都有说话给人家听的欲望，那么，一个人年纪越大，在社会上越有说话给人听的机会。这是一种大公无私的人生游戏，因为人人都有成为老人家的机会。因此，父亲在教训儿子的时候，如果祖母开口说话，他便须突然停下来，改变态度，他当然是希望有一天会占据祖母的地位的。这是十分公平的，因为当老人家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马路还要多呢”的时候，青年人有什么权利可以开口呢？青年人有什么权力可以说话呢？
我虽然颇为熟悉西洋生活和西洋人对老年的态度，可是有些话听起来还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使我不断地觉得惊奇。这种态度的新例证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我听见一个老太太说她有几个孙儿，可是“使我觉得苦恼的倒是第一个”我深知美国人不愿使人有年老的印象，可是我还是料不到他们会说出这种话来。我颇能谅解那些不上五十岁的中年人，我知道他们要给人家一种印象，以为他们还是活跃有生气的，可是我有一次碰见一个白发的老太婆，在谈话中自然而然地谈到她的岁数，不料她竟用诙谐的态度把话题转到天气上去。我时常忘掉这一点，要让老人先入电梯或汽车。“老人先走”这句习惯的话几乎脱口而出，我连忙让这句话缩进去，可是找不到适当的话可以代替。有一天，我在车上碰到一个非常和蔼庄重的老人和他的妻子，我无意中向这位老人家说出一句惯常的敬老的话，不料那老人家却转过头去，用滑稽的口吻对着坐在旁边的妻子说：“这个青年竟这么厚颜，以为他比我更年轻呢！”
这是极无意义的事情。我真是迷惑不解。我不明白青年和中年的未婚女人为什么不愿说出她们的岁数，因为青春的可贵是十分自然的。中国少女如果到二十一岁时尚未结婚或订婚，也会觉得有点恐慌。年岁是很无情地溜过去了。她们有一种怕被撇在外边的恐惧感觉，即德国人所谓
torschlusspanik（一个人在城门关闭时怕挤不进城的恐慌），她们怕公园夜间关闭的时候，她们留在里边不能出来。因此，有人说二十九岁那一年是女人毕生最长的一年；她一连过了四五年还是二十九岁呢。可是，除此之外，... -->>
据我看来，中国家族制度大抵是一种特别保护老幼的办法，因为幼年、少年和老年既然占据我们的半生。那么，幼者和老者是应该过着美满的生活的：这一点很重要。幼者确比较微弱无力，比较不能照顾自己，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比老人更能够过着一种缺乏物质上的舒适的生活。儿童常常是不大感觉到物质环境的艰难的，因此，穷孩子常和富家的孩子一样快活，如果不是更加快活的话。他也许是赤着足的，可是那在他不但不是什么苦事，反而是一种舒服的事情，而在另一方面，赤足走路在老年人常常是一种不可忍受的苦事。这是因为儿童有着较大的活力，有着活跃的青春。他也许有其一时的悲愁，可是他把这些悲愁忘得多么容易啊。他没有老人家那种金钱的念头和做百万富翁的梦想。他至多只是搜集一些香烟画片，希望换点钱去买小孩玩的空气炮，而在另一方面，有财产的寡妇却在搜集“救国公债”以这两种搜集的东西而论，其间的乐趣是无法比拟的。原因是儿童还不会象成人那样，受过人生的威胁，他的私人习惯还不曾养成，他不是某一咖啡商标的奴隶，他是随遇而安的。他的种族偏见很少，而且完全没有宗教上的偏见。他的思想和观念还不曾堕入某一些常轨。所以，老年人甚至于比儿童更需要依赖人家，因为他们的恐惧比较明显，他们的欲望也比较确定。
中国民族的原始意识里早已有这种对老年人的深情，这种情感我觉得和西方的尊重闺秀之侠义与对女人的殷勤颇为相同。如果古代的中国人有尊重闺秀之侠义的话，那不是以妇孺为对象，而是以老人为对象的。这种情感在孟子的言论里有着明显的表现，例如他说：“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就是王政的最后目标。孟子也说出世界上四种最无能力的人：“鳏寡孤独。”在这四种人之中，第一二种应该由经济学去加以救济，其办法是使天下没有旷夫怨女。至于孤儿应如何处置，据我们所知，孟子并没有发表过意见，虽则孤儿院和养老金一样，是古已有之的。然而，大家都知道孤儿院和养老金并不足以替代家庭。看来只有家庭才能够使老幼得到美满的生活。可是讲到幼者的生活，那当然是不必多说的，因为他们可以得到天然的父母之爱。中国人常常说：“水流下不流上。”所以人们对父母和祖父母的情爱是比较缺乏的，比较需要教导的工夫的。一个天生自然的人爱他的孩子，可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是爱他的父母的。到了最后，敬老爱老的教训成为一般人所公认的原则，有一些作家说，他们希望得到奉养年老的双亲的权利，这种愿望是极为强烈的。一个中国君子的最大遗憾是：老父老母病入膏肓时不能亲侍汤药，临终时不能随侍在侧。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官如果不能请他的父母由故乡来京都和家人同住，而且“晨昏定省”便无异犯了道德上的罪恶，应该认为是可耻的事情，而且须不断地向朋友和同事解释，说一些推托的话。有一个人回家时双亲已死，便说出下列的两句话：
树欲静而风不息，
子欲养而亲不在。
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度过了诗一般的一生，他一定会视老年为他最幸福的时期，他不但不会使可怕的老年来得迟些，反而会期望着老年的来临，渐渐把老年造成他一生最幸福的时期。我在比较东西人生观念时，并没有找到绝对的差异，只有在对老年人的态度这一方面，发见一些绝对不同的地方。关于我们对性，对女人，对工作，游戏和事业的态度，其差别都是相对的；中国人的夫妻关系和西洋人的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父母子女间的关系亦莫不然。可是在我们对老年人的态度方面，其差异是绝对的。东方和西方的见解是相反的。在询问人家岁数或说出自己的年龄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得到最明显的例证。在中国，一个人正式访谒人家，第一句问尊姓大名，第二句便是问：“贵庚？”如果对方歉然说他今年二十三岁或二十八岁，访问者普通总安慰他，说他前程远大，将来会享高寿。可是如果对方说他今年三十五岁或三十八岁，访问者马上表示莫大的敬意说：“福气！”其热诚是随着对方的岁数而增高的；如果对方的年龄在五十岁以上，访问者立刻低声下气的表示谦卑和尊敬。所以，老人家如果办得到的话，都应该跑到中国去住，在那边，甚至一个胡须花白的乞丐也可以得到人们格外的善遇。中年的人都在盼望到五十晋一的时候可以做寿，至于那些飞黄腾达的商人或官吏，他们连四十晋一的生日时也会大做其寿，热闹一番。可是到了五十一岁的生日——活过了半世纪——无论哪一阶级的人都是欢欣鼓舞的。六十一岁的寿辰比五十一岁更快乐更伟大，七十一岁的寿辰自然又比六十一岁更快乐更伟大了；一个人如果能够庆祝八十一岁的寿辰，人家便当他是得天独厚的幸运儿。留胡须成为那些做祖父者的特权，一个人如果还不够资格，如果还未做祖父或不上五十岁，留起胡须来是有受人背后讥笑的危险的。因此，青年人常常模仿老人家的态度、尊严和见解，希望使人看起来年岁大些；我知道有些中学毕业的中国青年作家，年纪不出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却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劝青年应该读什么书，不应该读什么书，同时，以父兄垂爱后辈的态度，讨论青年的陷阱。
当我们知道一般中国人对老年人的重视时，这种变成老人或有着老成样子的欲望是可以了解的。第一，老人有说话的特权，青年人必须倾耳静听，免开尊口。中国有句俗语说：“少年人有耳无嘴。”三十岁的人在说话时，二十岁的人照理是应该静听的，四十岁的人在说话时，三十岁的人也应该静听。人们既然几乎都有说话给人家听的欲望，那么，一个人年纪越大，在社会上越有说话给人听的机会。这是一种大公无私的人生游戏，因为人人都有成为老人家的机会。因此，父亲在教训儿子的时候，如果祖母开口说话，他便须突然停下来，改变态度，他当然是希望有一天会占据祖母的地位的。这是十分公平的，因为当老人家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马路还要多呢”的时候，青年人有什么权利可以开口呢？青年人有什么权力可以说话呢？
我虽然颇为熟悉西洋生活和西洋人对老年的态度，可是有些话听起来还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使我不断地觉得惊奇。这种态度的新例证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我听见一个老太太说她有几个孙儿，可是“使我觉得苦恼的倒是第一个”我深知美国人不愿使人有年老的印象，可是我还是料不到他们会说出这种话来。我颇能谅解那些不上五十岁的中年人，我知道他们要给人家一种印象，以为他们还是活跃有生气的，可是我有一次碰见一个白发的老太婆，在谈话中自然而然地谈到她的岁数，不料她竟用诙谐的态度把话题转到天气上去。我时常忘掉这一点，要让老人先入电梯或汽车。“老人先走”这句习惯的话几乎脱口而出，我连忙让这句话缩进去，可是找不到适当的话可以代替。有一天，我在车上碰到一个非常和蔼庄重的老人和他的妻子，我无意中向这位老人家说出一句惯常的敬老的话，不料那老人家却转过头去，用滑稽的口吻对着坐在旁边的妻子说：“这个青年竟这么厚颜，以为他比我更年轻呢！”
这是极无意义的事情。我真是迷惑不解。我不明白青年和中年的未婚女人为什么不愿说出她们的岁数，因为青春的可贵是十分自然的。中国少女如果到二十一岁时尚未结婚或订婚，也会觉得有点恐慌。年岁是很无情地溜过去了。她们有一种怕被撇在外边的恐惧感觉，即德国人所谓
torschlusspanik（一个人在城门关闭时怕挤不进城的恐慌），她们怕公园夜间关闭的时候，她们留在里边不能出来。因此，有人说二十九岁那一年是女人毕生最长的一年；她一连过了四五年还是二十九岁呢。可是，除此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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