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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5日，这三地已全部光复，成为革命党人的囊中之物。
王金发在光复杭州的战役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陈英士纪年11月3日这一栏上写着：
委派蒋介石、王金发、张伯歧等率领敢死队100余人抵达杭州，参加浙江起义。
王季高君行述上也说：
孑黎亦由申来杭。遂决定于9月15日夜三时，笕桥、凤凰山两处军兵，肃队入城。张伯歧、蒋介石率敢死队攻抚署，孑黎率所部攻军装局，一鼓作气，马到成功。
这里的九月十五日是阴历，也就是阳历的11月5日。关于杭州光复，当年11月9日的民立报，以“浙江敢死队之壮观”为题，作了生动的报道：
浙江革命军之编制，皆以敢死队为先锋，然后继之以各标新军。敢死队之编制共分五队，以蒋介石为指挥官第四队由王金发为队长，攻击军装局。其实为天然之形胜，守易而难攻。自攻击点起，以至军装局头门，约有三千米之远，巷道深奥，门栅重叠，城池坚固，守备严重，防御绵密，乃为各官局之首。凡察杭垣阵地者，无不以此为最险、最难之区，乃敢死队竟自起点以至军装局头门，直前冲锋，势如霹雳。惟入头门为贼军偷刺队员周尧吉君一员，而军装局遂入吾手矣。
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杭州之光复，有惊无险。对于骁勇善战的王金发来说，这样的冒险根本算不了什么。杭州光复以后，各界在咨议局开会，欢迎立宪派名流汤寿潜自沪抵杭。虽然王金发极力反对，但大多数党人都赞成汤寿潜为光复之后的第一任浙江都督。王金发曾十分愤怒地说:“予等拼性命，炸军库，而汤某坐火车来，为现成都督，奈何坐视不管？”辛亥革命的戏剧性就在这里，革命党人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得了天下，其结局都是拱手相让。继黎元洪当了都督之后，汤寿潜又成了浙江都督，而江苏巡抚程德全也摇身一变，成了光复以后的首任江苏都督。辛亥革命一开始便表现了它的不彻底性。革命党犯了一系列错误，他们只想到要把清朝政府推翻，推翻了以后怎么办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辛亥革命的真正受益者，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如果不是辛亥革命，袁世凯注定要老死在他的老家。我曾见过一张充满田园风味的老照片，被清政府打入冷宫的袁世凯，穿着一身蓑衣，蹲在一条小木船上钓鱼，仿佛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农，让我难忘的是他那双并不安分的眼睛。清朝统治者显然意识到，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对于大清的江山，有比革命党人更潜在的危险。事实也是如此，已被解职遣回老家，而且打算永不叙用的袁世凯，在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五天，便被清政府任命为湖广总督。袁以“足疾”尚未大愈，既不坚辞，也不请求赏假，借故拖延。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此时公然挟革命党以自重，明目张胆地要价，谁都知道重用袁世凯是饮鸩止渴，但是走投无路的清廷，到了这节骨眼上，也只好闭着眼睛喝下这杯毒酒。1911年10月27日，也就是武昌起义后的第18天，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于是，袁世凯走马上任，非常娴熟地玩弄他的两面手腕，先给革命党人一个下马威，让革命党人知道他的厉害，然后继续向清政府要挟。在他上任的一个月之后，袁世凯率兵攻占了武汉的汉阳。
和奸雄袁世凯相比，所有的革命党人都像天真的小孩子，王金发反对汤寿潜当浙江都督，并不是他的觉悟比其他革命党人高，而是他有一种最朴素的农民思想，这就是凭什么要轻易地把自己应得的东西让给别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雅致，那么从容不迫，那么文质彬彬。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革命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小小的手段。袁世凯的厉害，就在于他让革命的正方和反方都奈何不了他。袁世凯攻下汉阳之后，完全可以一鼓作气，趁势拿下武汉三镇，但是他故意不打了，要和革命党人谈判。军事上完全处于上风的袁世凯，要谈判，当然占尽便宜，革命党人在汉口英租界开会，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几个月以后，袁世凯果然成为了大总统。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大总统。在他之前，孙中山虽然当了一个多月的临时大总统，可是很快便被袁世凯所取代。
革命党人还真应该向袁世凯学几招。在江浙革命联军攻克南京的当天，同盟会领袖之一的章太炎提出的口号是“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光复会誓言中也有“功成身退”的警句。所有这些政治高调，抬高了革命党人的身份，也给革命党人带来了许多无形的伤害。辛亥革命的成果，真正落到革命党手中的微乎其微。很多并不革命的人摇身一变，从清朝政府的官吏变为民国的新官僚。继江苏巡抚程德全成为反正的江苏都督，广西巡抚沈秉坤，安徽巡抚朱家宝，福建的统制孙道仁，统统变戏法似的成为了省一级的大都督。好在陈其美和王金发都是明白事理的人，他们没有温文尔雅，趁乱捞到了都督的头衔，管他做得长久不长久，先当了都督再说。在辛亥革命的一系列反正运动中，再也没什么场景，比陈其美当都督，更充满了戏剧性，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一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开会时，李平书先生先发言，跟着李英石、陈英士等几位依次讲话，场内很安静。但在推选都督时发生了争执。李平书和商团代表及起义军官，都推李英石当都督，说他军事学识渊博，指挥上海光复任重功高。同盟会方面的代表则推陈英士当都督。双方争执不下。黄郛脾气躁，第一个拿出手枪来威胁平书先生，说是陈英士首先进入制造局有第一功。在场的起义军官也都把手枪拔了出来，说陈英士进制造局后即被拘禁，后来是李英石指挥起义军和商团打下来的，彼此争论不休。刘福标原在会场内靠墙站着，这里突然高举一颗手榴弹，大呼:“都督非选陈英士不可，否则我手榴弹一扔，大家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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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当上绍兴都督，同样有趣。陈其美在上海选都督，那时候，王金发和蒋介石等皆在杭州。以此二人的脾气，若在上海，扮演逼宫角色的必是他们无疑。王金发完全可能拔出手榴弹来，做和刘福标同样的事。事实上，就算是在杭州，王金发也不是省油的灯。据说他也一度拔出了手枪，威胁大家预备推举的汤寿潜，由于陶成章的劝阻，才又把枪放了回去。王金发当时打出的一张反对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的王牌，就是“秋瑾被害，喧传汤寿潜曾赞一词”这里面难免有莫须有的意思，纯属是捣蛋，然而汤寿潜拿王金发这样的莽男儿也没办法，自己在众人的拥戴下，当了浙江光复后的第一任都督，总得分一杯羹给王金发。最初的位置是浙江都督府的实业部长，王金发坚辞不受，于是改派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
辛亥革命最初的那几个月里，中国最大的奇观，就是一下子不知冒出来多少都督和民政长。城头变幻大王旗，改朝换代的机遇终于来了，人五人六地都跳了出来。仅以我比较熟悉的江苏而论，就有苏州府的江苏都督程德全，清江浦的都督蒋雁行，松江府的上海都督陈其美，镇江府和江宁府的都督林述庆，无锡军政府司令秦毓鎏，扬州府军政长徐宝山，太仓州军政长洪锡范，常州府军政司令何健，淮安府军政长卢根鏊，徐州府民政长朝志正，海州民政长何锋钰，以及海门厅民政长梁孝熊。光复前，江苏共辖八府三州一厅，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各有其主，革命的成果被迫不及待地瓜分一空。
浙江的情况我不太熟悉。反正王金发放弃了寄人篱下的实业部长一职，宁为鸡首，不为牛后，选择了绍兴军政分府都督。出任绍兴都督，是王金发生涯中，继落草为寇当土匪、在上海滩当杀手之后的又一传奇。由于王金发当过强盗，许多人都知道他的莽撞，因为在他上任伊始，他便以强盗都督而闻名。王金发人还未到绍兴，民间已经纷纷传言，说王金发要回绍兴替秋瑾报仇。一时人心惶惶，那些和秋案有关的人士，知道革命党人饶不了自己，要么逃之夭夭，要么变戏法似的，赶紧把自己也打扮成拥护革命的模样。在王金发到达绍兴之前，绍兴的旧官僚们，见风使舵，打着“咸与维新”的招牌，由曾在浙江巡抚衙门当“折奏师爷”的章介眉，串通绍兴的末代知府程赞清，临时拼凑成立了一个“绍兴军政府”这章介眉恰恰是第一个应该对“秋案”负责之人，当年正是他主张先斩后奏，动笔草拟了浙江抚署处理秋案的奏稿“正法”了女侠秋瑾，后来又是他出坏点子，怂恿继任的浙江巡抚增韫，平毁西湖边的秋瑾墓。
鲁迅是绍兴假光复的见证人，他在范爱农中写道：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
据说王金发本来准备向东南方向发展，带兵去浙江的衢州，光复衢州只是王金发的一个借口，其目的是为了要向刚上任的浙江都督索兵索饷。汤寿潜被他逼得十分为难，合署不宁，甚至都有了辞浙江都督的打算。这时候，徐锡麟的三弟叔荪从绍兴来，报告了绍兴的假光复，希望王金发能去绍兴。王金发先是不肯，因为他此时正好让汤寿潜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王金发采取的是胡搅蛮缠的“捣蛋法”好歹和汤寿潜耗着，看这个窝囊的浙江都督怎么办。那天晚上，王金发春风得意地去杭州的挹芳菜馆赴宴，席间经叔荪的再三劝说，加上几杯酒下肚，王金发终于动了心。他一松口，汤寿潜求之不得，立刻封他为绍兴军政分府的都督。
史料上并没有说王金发为什么松口，想象中，一定是来自绍兴的叔荪在言谈中，搔到了王金发的痒处和痛处。绍兴是王金发的革命根据地，在老百姓心目中，王金发既是革命党人，也是著名的强盗头子。不管怎么说，王金发在绍兴大名鼎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贵不还乡，如穿锦衣夜行，革命既然已经成功，应该是王金发露露脸摆摆威风的时候了。王金发当时的神气劲是不难想象的，当叔荪来杭州刚和他见面时，面对昔日恩师徐锡麟的三弟，王金发不等对方开口，就十分爽快地送了一支手枪给他。他这人显然是一身的山大王脾气，想怎么就怎么。凯旋班师回绍兴，无疑有让他兴奋的一面，而且去绍兴不比去衢州，绍兴有许多旧部下，王金发只带兵三百就足够了。
王金发回绍兴真是出尽了风光，人们排着队，在西门等了一天等不来，忽然听说是第二天才会到，并且不就近从西门进来，而是绕道从东门走，理由从东门进绍兴比较吉利。这也不知是哪位风水先生占的卦，过去出兵，班师回朝，都习惯从北门入城，所以北门也称得胜门或德胜门，譬如北京的德胜门就是。到了第二天，大家又一次排了队等到天黑，好在月色很好，加上有火把、风灯和新糊的纸灯笼，还能凑合着看清。原来的绍兴知府程赞清，由两个旧差人搀扶着，战战兢兢地站着恭候，远远地看到王金发的革命军来了，非常做作地冲到河滩边上，两手高举，向前打躬，行的仍然是前清的官礼。这也不能难为他“咸与维新”究竟怎么叫新，小小的知府怎么弄得明白。
王金发一行是乘白篷船来的。在江南水乡，人们出行，照例都是坐船。几支快橹摇着，摇几橹，便朝天胡乱放几枪，仿佛扔爆竹似的。那船终于到了城门口，大兵浩浩荡荡地上岸，穿着军服，打着裹腿，脚上是草鞋，持枪分两排站好，如临大敌。那情形好像做戏，锣鼓声响了一阵以后，英雄人物才可出场，早了，就没那个效果。于是王金发慢腾腾下船，慢腾腾上马，在前呼后拥中，在夹道欢迎的绍兴老百姓的眼皮底下，慢腾腾进城转一圈。此时的王金发，自然不会把那位前来欢迎的旧知府，放在眼里。王金发骑着马，高高在上，谁都能看见他刚刚剃的光脑袋。我不知道这剃光脑袋，是否因为留学东洋，从日本人那学来的，后来的蒋委员长也是这毛病，硬是把脑袋弄得贼亮贼亮，有庄严的一面，但是也难免有滑稽的一面。要知道，辛亥革命男人们才开始剪辫子，光光的脑袋让老百姓看了，真不知会怎么想。王金发在大街上绕了一圈，神气十足地过完了头一把都督瘾，来到府衙门，堂而皇之地进去了。那三百士兵也跟了进去，排队站在那唱歌，唱了几首才解散了。
这以后，前来犒劳的就没断过。人们牵着手，赶着猪，抱着鸡和鸭，挑着酒，进出府衙门。王金发也没什么架子，谁来了都见。最先拜访他的，自然是那些地方上的革命党人，譬如鲁迅和范爱农。后来成为大文豪的鲁迅，此时不过是绍兴一家中学里的监学，这监学也还是临时的，因为四个月前，鲁迅愤然辞去了该校的普通生物教师一职，后来由于学生的强烈要求，因为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工作无人主持，才勉强上任。革命军兴，谣言四起，绍兴地处偏僻，什么样的传说都有。反革命的谣言不断，于是以其矛还其盾，鲁迅等便用革命的谣言对付反革命的谣言。鲁迅当时提出的办法，是组织学生“武装演说队”上街进行革命宣传，散发“溥仪逃，奕被逮”等传单，煽风点火，灭敌人志气，长自己威风。
鲁迅领导的学生，虽然拿的只是体操用的枪，但是在安定地方这一点上，起了积极作用。说起来真可笑，那体操用的枪，并没有真的子弹，就算能找到几颗，也是那种光能喷火，却不能杀敌的练习弹。当时传说有一队溃散的旗兵将从绍兴经过。民间最怕的就是溃兵，溃兵比土匪更不像话，于是店铺纷纷上了铺板，怕溃兵抢劫。为了安定民心，鲁迅率领学生“武装演说队”上街辟谣，学校里教体操的体育老师，当时还没有剪辫子，把辫子在头上打了个结，满头是汗地走在最前头。体育教师平时上课，用的是一把细而长的指挥刀，这时候也换了把可以砍死人的大刀。这一招还真管用，学生“武装演说队”所过之地，店铺胆子立刻就大了，立刻开门做生意。
王金发要来的第一天，鲁迅亲率学生在西门外，白白地等了一天，一直等到深夜，眼见着没希望了，才散队回家睡觉。那天晚上很冷，大家不得不生火取暖，肚子饿了，学生年纪轻，扛不住，便去附近的小馆子敲门买东西吃。鲁迅有个叫孙德卿的同事为人慷慨，掏钱购了几百个煮熟的鸡蛋给学生。在王金发到绍兴当都督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鲁迅和范爱农专程到都督府拜访他，因为大家在日本时就熟悉，范爱农和王金发还有一段同船的经历，且都是徐锡麟的学生。从目前可以查到的资料看，不知道他们当时说了些什么，唯一可以留给人们谈天的材料，是范爱农看着王金发的光头有趣，毫不客气地上前摸了摸，说：
“金发哥哥，侬做都督哉！”
王金发当时很窘。刚做了官的人，有时候非常想见熟人，因为唯有熟人，才能想到你是混阔了。有时候也怕见熟人，因为熟人最知道自己的老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自己混得再阔，你还是你，有些事永远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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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当绍兴都督的功过，是他最引人争议的一笔。毁之者，一味恶毒攻击，誉之者，找出种种理由为其辩护。为了写这篇小说，我重新系统地阅读了一些书，获得的印象是，对于王金发，过去的评价，毁超过了誉，近年来的评价，却是誉超过了毁。所引用的都是差不多的材料，区别只是在于解释。鲁迅仍然是必须被借用的，毁誉双方都能在鲁迅的著作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王金发遇难已经八十多年，事实上，他早就被人遗忘了。正像我在小说一开始所说的那样，王金发能在后来偶尔被人提起，还是大家读了鲁迅著作的缘故。
事实上，王金发只做了八个月的都督，而在这八个月中，他也不是一直留在绍兴。从1911年的11月，到次年的7月，在这所谓当绍兴都督的日子里，王金发曾数次离开绍兴。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自上海抵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据说王金发应陈其美之邀，化装为“总统专列随员”身携双枪，暗中保护孙中山。沈鹏年所撰孙中山和王金发，记载了当时陈其美对邵力子解释这么做的必要性：
我们革命党惯用暗杀手段对付清廷的显要权贵，也要防止他们用暗杀的手段来伤害孙先生。有王金发担任秘密保卫工作，就可以放心了。
我不知这资料是否靠得住，反正从当时的旧报纸，如记载革命党人事颇多的民立报上，见不到王金发在随行人员名单中。既然是化装，自然不会在名单上了。王金发屡次去上海是无疑的，否则，发生在1912年的陶成章被刺案，就不会和他有丝毫的牵连。王金发在陶成章遇刺前两天，曾在上海的汇中旅馆饭厅和陶见过面。这次见面时，陶成章告诉王金发，自己拟入广慈医院治病。两天后，陶成章在广慈医院被刺，王金发因此也背上了黑锅。其实王金发屡去上海的真正原因，是想和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此时革命虽然成功，但是革命的成果并不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
王金发的绍兴军政分府，虽然只管辖府属八个县，客观上起着和在杭州的省都督府分庭抗礼的作用。从一开始，王金发就没把不是革命党人的浙江都督汤寿潜放在眼里。以王金发的资历，一个省的都督位置，还轮不到他来做，不要说是他，就连陈其美，也只是挂名上海都督。当时的上海和今天的概念大不一样，属松江府，归江苏管辖。虽然都是都督，在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陈其美在上海，王金发在绍兴，都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主儿。这两个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绍兴，遥相呼应，大搞独立王国，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嵊县文史资料第八辑上，刊登了汤寿潜致王金发的一封信，注明日期是1912年9月29日。这日期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此时，汤寿潜已不是浙江都督，王金发也不是绍兴都督。正确的日期应该是1911年的11月16日，信尾的日期“九月廿九”是阴历：
季高仁兄大人麾下：
在杭得聆伟论，许为血性男子，恨相识之晚。司令部言，麾下愿往绍兴弹压土匪，画锦一行，便拟北伐，心焉壮之。一到绍城，即以军府闻，旋且以都督闻，初犹疑告者之过，今且接奉电告矣。下走无分寸功劳，且腼然而尸素于此，若麾下之劳苦功高，裂土而封，谁曰不宜。以怀负伟略如麾下，必不待一都督为重轻，且都督可也，因都督而越权限，窃以为过矣。浙江收入，悉抵洋款，盐茶局为收入一大宗，此款一经截留，彼族必来指诘，其时断非空言所能应，势必藉词干涉，是瓜分之端，自吾绍而开，且自下走所许之好男子而开，下走同为绍人，不敢不尽言以相告，无为此得小而失大也。犹记麾下濒行，以同为绍人之故，谆谆焉以尊重荣誉相勖勉。麾下岂不知都督之荣誉，远不如英雄之荣誉为尤大乎。里人来，盛传麾下遇卫士小有所扰于市间，辄枪毙之，执法之严，保民之切，所谓英雄者自宜如是。盐茶局票据簿册，似应发还该局，派员监督以促其进行，防其混匿则无不可，尚有存款，除扣下五千元外，还祈照解省城。敢因麾下之严于卫士，而冀英雄决不严于人而贷于已，不辞饶舌而告前途之荣誉有信于都督者。愿垂意省览，惟亮察，不尽。
意城兄均此致意。
弟名正肃九月廿九日
重读这信，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此时的王金发，不过当了一个多星期的都督，无法无天，胆大妄为，已经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原信中，凡遇“麾下”这一敬称时，无不另行顶格。这真不像一个上级给下属写的信，正如汤寿潜信中所言，他于光复无分寸功劳，然而既然尸位素餐，已经当了浙江省都督，有些话却不得不说。光复以后，到处都是些自称“草”字头的人物“草”字头是革命党的另一种说法，汤寿潜活脱是一个受气都督的形象。好在他受气的时间并不长，当王金发在绍兴闹得越来越不像话的时候，他已经调到南京担任临时政府的交通总长。
据说孙中山从海外回国，陈其美曾电召王金发赴沪进见。见面时，孙中山想不明白，问王金发为什么宁愿去绍兴，不愿留在省城杭州任职。王金发愣头愣脑的回答让孙中山很满意。王金发说自己想在绍兴练兵，然后率兵北伐，灭此朝食，直捣黄龙。他一生的可爱，都体现在这莽男儿的“莽”字上面。孙中山称王金发为“东南一英杰”就是在这次见面时说的。不久，孙中山便任命王金发为北伐军副司令，这可是一个不算小的职务，由于南北议和，北伐并没有真正实施，王金发的副司令，也就是一个短暂的空衔。不管怎么说，在绍兴招兵买马，积极备战，这也许是王金发的初衷，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王金发很快就把自己说过的话，忘到脑后去了。
辛亥革命带有很强烈的速成性质。从日期上看，10月10日，武昌首义，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11月初，上海和杭州光复，11月6日，陈其美任上海都督，11月16日，王金发任绍兴都督，12月29日，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个多月以后，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变化实在太快，半年前，由于黄花岗起义失败，革命跌入低潮，然而从低潮转入高潮，这中间连过渡都没有。革命成功如此容易如此省事，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只要清朝政府下台，革命党人和昔日的仇敌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王金发的练兵，准备北伐，显得毫无意义，也完全没那个必要，历史并没有为王金发提供带兵打仗的契机，像他这样善于冲锋陷阵的莽男儿，是否会成为一名卓越的军事指挥官，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被胜利冲昏头脑，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革命党的好心，给了坏人可乘之机。不要说是像王金发这样的草莽英雄，圣贤如孙中山和黄兴等杰出人物，对袁世凯的窃国野心，在当时也缺少必要的认识。孙中山就曾一度以为天下太平，亲自投身铁路考察，想以实业让中国迅速富强起来。许多革命党人自命清高，功成身退，羞于做官，干脆去欧洲留学念书。王金发当了都督以后，也颁布了许多改革措施，他是山大王出身，办起事来说一不二，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还有一招也让老百姓皆大欢喜，这就是开仓放赈，豁免一年的钱粮，减除苛捐杂税，饬令富商粜平价米，平抑市场粮价。此外，在杀人方面毫不手软，据说王金发先后杀了五十多个鱼肉百姓、反对维新的地头恶霸，其中有不少还是王金发亲手处决的。
王金发隆重公祭了徐锡麟和秋瑾等革命先烈，厚恤先烈家属，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王金发当年被迫逃进深山当土匪，如今衣锦还乡了，所有欠的旧账都一笔笔清算。那个对“秋案”应负责的章介眉自然不会放过，由于他已经先一步“咸与维新”伙同原知府程赞清搞了一个所谓“绍兴军政府”并自任治安科长，王金发便以“有要事商量”将章介眉诱至府衙门猝然逮捕。王金发显然喜欢戏剧性的场面，在逮捕章的同时，他派兵出其不意地封锁了章宅，然后调齐章告密的案卷，准备举行公开会审。在那段日子里，章介眉被戴上纸糊的高帽，游街示众，并让他跪在秋瑾烈士就义处的古轩亭口，在他头顶套上一只火油箱做的桶，边上放着棍子和小石块，供路人经过时敲打和投掷。
公审章介眉本来可以成为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公祭了秋瑾和徐锡麟两位先烈以后，人心都很激动，杀了章介眉，犹如大热天里吃一块冰激凌，既降温又解渴。杀了章介眉“秋侠虽死，亦可瞑目九原，含笑泉壤矣”在大家看来，章介眉是死定了，章介眉死有余辜。事实上，王金发一开始也打定主意要杀章介眉，这样的社会蟊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严惩就对不起革命先烈。可是结果却出人意料，王金发似乎心慈手软起来，稀里糊涂地就把章介眉给放了。王金发不杀章介眉，是后人一直指责他的地方，鲁迅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了此事，很有些怪王金发徒有妇人之仁。落水狗不痛打，待一上岸，轻则洒人一身水，弄不好还会被他咬一口。事过二十多年以后，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鲁迅仍然愤愤不平地说：
终于将那主谋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
其实不杀章介眉，恰恰是当时最流行的大趋势。王金发在一篇告示中煞有介事宣布:“现在共和之局已定，断无再有反对之人。”这种糊涂思想，很自然地会导致轻敌的麻痹思想。因此不杀章介眉，不能仅仅看做是妇人之仁。王金发宽宏大量地说:“本都督推诚相见，无诈无虞，愿我同胞，共喻斯义。”王金发的用心是好的，革命的形势发展实在太快，昨天的敌人，转眼间都成了一条战线上的朋友，中华民国说成立就成立，大清朝说没影就没影。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纠缠在王金发脑子里拐不过弯来。杀一个章介眉，对于出身绿林大学的王金发来说，小事一桩，能有这个器量不杀他，还真不容易。有些资料把王金发刀下留人，看成是因为章介眉的能言巧辩，是他摇尾乞怜，蒙得王金发相信了他的鬼话。
依我的想法，王金发再糊涂，还不至于如此轻易地就上章介眉的当。所谓“际此光复，毁家纾难，我亦不辞，故罄我所有，以充军饷，以谋公益，以营秋社，均无不可”这番鬼话，打动了王金发的说法实是靠不住的。章介眉已是死老虎，他的那点家产，即使是不想交出来，王金发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将其没收。王金发当土匪的年头虽然不长，可是绑票勒索这些小伎俩，再熟悉不过。章介眉无论如何狡猾，都逃不出王金发手心。王金发放过章介眉，最重要的原因，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仅是王金发，所有的革命党人，都陷于形势一片大好的迷糊之中。同盟会的第二号人物黄兴，竟然特意派人从南京赶来说情。如果我们说王金发错了，那么就是说黄兴也错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是王金发不想杀章介眉，而是革命党人的大多数，不想杀人积怨。
王金发作为一个小小的绍兴都督，不杀章介眉，有着十分合情理的历史必然。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杀人解决不了问题，不杀人又会出问题，这事实上是中国革命者在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尴尬。杀人不眨眼的王金发不得不向形势让步，忽然有了菩萨心肠，他非常戏剧性地抓了章介眉，同样带有戏剧色彩地释放了章介眉。章介眉果然“毁家纾难”将自己财产的一半，即田产3000余亩，现洋5万元，捐献给绍兴军政分府。王金发派出16名卫兵，用轿子抬着章介眉，将他浩浩荡荡地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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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王金发所颁布的政令都能实施的话，他会成为一位了不得的父母官。他雷厉风行地禁止鸦片，说不让抽，就不让抽，谁抽就杀谁的头。他委任鲁迅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用鲁迅的话说：“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王金发甚至还允许绍兴那么一个小地方，可以办一张越铎日报，这张报纸的创刊词就是鲁迅写的，当时署名是黄棘。这时候的鲁迅还没开始后来的白话文学创作，偶尔写几篇小说，也是文言文。他的越铎出世辞颇有些文学青年的味道，在声明办报宗旨时，抛出了一大堆口号：
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
这其实是一些书呆子在自说自话，不过是钻了王金发这个粗人的空子。在一开始，王金发便被大家称做强盗都督，他虽然时不时要摆摆都督派头，可是许多旧相识，依然称呼他为“金发大哥”要知道，王金发身为革命党，从来就没有什么革命的理论，更没有什么远大的革命理想。他以骁勇善战敢于出生入死而名噪一时，一旦政权到手，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当都督。坐天下和打天下常常是两门完全不同的学问，王金发从来就不是一个当官的料子，革命的结局却造成他可以做官。鲁迅在谈起他们当时为什么要办报时，曾说过是害怕王金发走向腐败，要用舆论监督他。谢震王季高君行述在谈到王金发督绍时的表现，曾委婉地指出了他的不足：
逸之为人，天性豪迈，而急少涵养，又无远虑，故其行亦瑕瑜互见。
瑕是玉上的斑点，瑜是玉的光泽，中国人说话的艺术通常是滑头，所谓瑕瑜互见，包括瑕不掩瑜，其实都是指的缺点和毛病。一个做老百姓的父母官，瑜是应该的，为官不做好事，还做什么官。事实上，王金发当都督没多久，就开始变得不像话起来。像他这样的草莽英雄，躲得过战场上的真枪实弹，未必躲得过糖衣炮弹。旧的习惯势力，总是比我们想象中的强大还要强大。当旧不是新的对手时，它最绝妙的一手，就是迅速地把新也变成旧。王金发当了都督以后，很快就被祖传的捧法，捧得忘乎所以，今天送衣料，明天送鱼翅，耳朵边全是肉麻的好话。难怪鲁迅他们会看不惯：
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越铎日报充满了战斗性，这张报纸令人想起鲁迅先生后来的文风。开首便骂军政府，骂那里面的军人，接下来胆子更大，骂都督，骂都督的亲戚，骂都督的姨太太，骂都督的同乡，凡是一切不顺眼的，都骂。鲁迅在军界痛言一文中指出：
今也吾绍之军，其自待为何如乎？成群闲游者有之，互相斗殴者有之，宿娼寻欢者有之，捉赌私罚者有之身膺军国民之重政，而演无聊赖之恶剧。
敢骂王金发，还真要有些胆子才行，鲁迅是条汉子，一起办报的也都是硬骨头。革命能让所有的人都头脑发热，连皇帝都下台了，一个小小的都督，有了错，凭什么不能骂，而且这错都是秃子头上的疤，明摆着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开骂就是十几天，连篇累牍，不顺眼的事实在太多，骂完了这个，又觉得那个也应该骂，于是接着再骂。有人传话到鲁迅家里，说王都督很生气，他出钱办报纸，怎么还老骂他，真是太不给面子了。消息传得有些走样，又说王都督要派人拿手枪来杀人。鲁迅的母亲自然吓得要死，害怕自己的宝贝儿子有个三长两短。王金发那强盗脾气真犯起来，十个鲁迅他也敢杀。
身为山会师范学堂校长的鲁迅，虽然比王金发大了两岁，这时候也不过才三十刚出头，年轻气盛，不相信王金发真敢杀了自己。王金发毕竟是革命党，革命党如何会胡乱杀人？鲁迅当了校长，本来是有200元开办费的，于是索性幽默一回，再去找王金发要经费。王金发气不打一处出，板着脸说:“又来拿钱，人家都把银子送到我这来孝敬，你倒好，反而还要来拿钱。要，就给你一些，下次没有了。”鲁迅得了钱，并不高兴，因为办学就得要钱，没有钱就办不了学校，将就着又干了没几天，钱用得差不多了，便辞职。王金发那里仍然憋着火，鲁迅辞职，他也不挽留，照准，派来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鲁迅交出账本，账本上的余款仅剩一角又两铜元。那接收大员也不问钱是如何用的，一边擤鼻子，一边打哈哈。
鲁迅辞职以后，便离开了绍兴，到南京的教育部任部员，这部员大约也就是职员的意思。那越铎日报在鲁迅走了以后，继续办着，风格不见收敛，反而越骂越凶，越骂越尖刻。王金发先礼后兵，派人偷偷地给报馆送了500大洋去。这是变相的行贿，几位主持报社工作的就两个问题展开讨论：问题一，收不收钱；问题二，收了钱，还骂不骂。结果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即钱照收，人照骂。收钱，是因为报馆缺钱，王金发拿钱来，收了他的钱，等于把他当做了股东，让王金发当股东，这是给他面子，收钱是看得起他，此其一。股东有错，有错必纠，当然不能徇私了断，当然还应该骂，桥归桥路归路，此其二。王金发没想到会被如此对待，这下子可真惹火了，于是一班兵大爷冲进了报馆，不管三七二十一，见谁打谁，逮住了来不及跑的书呆子们一顿暴打。最糟糕的是报馆的主持人孙德卿，大腿上活生生地被刺了一刀。秀才碰到兵，从来都是有理说不清，当初王金发来，正是这孙德卿热心地买了大批熟鸡蛋，慰问前去迎接王的学生，转眼不过几个月工夫，竟然受此虐待，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幸好鲁迅先生已经离开了绍兴。要不然，活生生地刺一刀，吃几拳头踢几脚，怕是最起码的。那孙德卿吃了一刺刀，疼得大怒，从此以宣传军政府横暴为己任。他跑到照相馆，脱了衣服，拍照为证，可是究竟如何才能展示那刀痕，却让摄影师十分为难。若拍全身照片，刀痕小得几乎看不见，不拍全身，只取刀疤，又如何能证明受伤者的身份。结果还是拍了全身，印了几十张，到处送人。想想那个时代的人真有趣，虽然不能像今天这样动辄电视实况转播，但是似乎也已经很科学了。拍照送人在当时似乎很时髦，如陶成章被刺以后，遗容便被拍了照送人收藏。鲁迅收到孙德卿所寄的照片，委实吓了一跳，照片上赤条条一个男人，春宫不像春宫，若不看文字说明，还以为是一个疯子呢。
王金发的督绍，很快就有了祸绍的恶名。无论现在有人如何替他洗刷，王金发迅速走向腐败，这一点不容置疑。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天下自然得由老子来坐，这种不可一世的态度，不仅体现在王金发一个人身上，更体现在他的手下一群人身上。军纪败坏成了大问题，滋扰民间的事情时有发生。王季高君行述上记载着：
一日王微服查缉，见有兵士在店强买，立命捉之出，举枪疾击死之。又一日，查得有屡在途调笑妇女之兵士一名，暗记其营哨号数，归召其排长及该兵至，将该兵士缚大树上，先以军棍击排长十百下，数其纵兵殃民之罪，然后起身自举枪，毙此士兵
王金发当了都督以后，其管理手段，仍然是绿林好汉的一套，而且他对杀人有瘾，喜欢亲自执行。事实上，军纪并不因此改观，恰恰相反，在王金发督绍的八个月里，自上而下的腐败越演越烈。孔夫子曾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孟夫子也说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由于王金发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他也不可能正确对待别人。譬如在用人方面，王金发对自己的亲戚故旧，大放肥缺，他的舅舅是盐税局长，他的姨表弟是酒捐局长，禁烟局长是他的表兄，便宜都让他熟悉的人占尽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昔日对王金发有恩的人，此时如买了绩优股，大收股市飞涨的回报。那些平时从不来往的亲戚，此时只要腆着脸上门，王金发就绝不让他们空着手回去。王都督如今已经是个阔佬，他反正有的是钱。
王金发身上的浪漫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是个喜欢排场的人，敢做敢当，居则警卫森严，出则前呼后拥。就连小老婆回娘家，也要带着卫队，一路吹吹打打。英雄难过美人关，王金发纳妾征婢，经常带着她们“各乘骏马，驰骤郊外，以为笑乐”他还把自己的外公，从嵊县接到绍兴来共享富贵，用四人大轿抬着，并派人出城鸣炮列队欢迎，吓得老人家差点从轿子里摔出来。敢如此折腾，自然是要钱的，而且要很多钱，于是他刚到绍兴时的种种许诺，便成了说过就算的空话。造福百姓很快变成了鱼肉乡亲，为民请命变成了要老百姓的命。王金发打着筹饷的招牌，拼命捞钱，尤其是为手下的“三黄”大开绿灯。所谓三黄，即黄伯卿黄介卿黄竞白，此三个位居要职，未及三个月便搜刮民财80万，搞得当时的绍兴人咬牙切齿。鲁迅先生就说过“三黄弄权，混蛋透顶”民间百姓干脆利用戏文中的现成句子，大唱“可恨三王太无礼”在江南方言中“黄”和“王”同音，骂三王就是骂三黄。在1958年的乡土史调查中，令人难以相信地发现，事隔已近50年，民间老百姓还能记得骂王金发一伙的顺口溜：
吃的油，
穿的绸，
迟早要杀头。
第四章
1
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演义吴越争霸的地方。古越多侠士，像王金发这样的人，艰难困苦压不倒他，对他有威胁的，是荣华富贵温柔乡。没有什么比醇酒和美人，更能消耗英雄侠士的斗志。王金发一共只做了八个月的都督。如果继续做下去，结果当然好不了。从王金发身上，不难看出辛亥革命的先天不足。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首先是袁世凯篡国，其次和革命党人自身的毛病分不开。革命党人有其幼稚不成熟的一面，譬如拱手把胜利的成果献给了袁世凯。革命党人还有其良莠不齐的一面，表现在一群人身上，是有好有坏，表现在一个人身上，也是有好有坏。晚节不保，是许多革命党人致命的弱点，在不久以后的袁世凯称帝的丑剧中，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中，有一大半便是变质的革命党人，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显然都在王金发之上。革命党人的迅速腐化堕落，是历史值得引以为鉴的经验之一。
袁世凯当了临时总统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解决政令不统一的问题。这是他收拾革命党人的第一步。除了保留省一级的都督之外，袁世凯下令解散各地的军政府，王金发领衔的绍兴军政分府自然也在解散之例。至于王金发离开绍兴时，究竟带走了多少钱，一直是个算不清的账。各种说法都有，反正他是带走了一笔民脂民膏。正是用这笔钱，王金发在上海舒舒服服地做起了寓公。他在上海花了5万元购买了一栋建筑精巧的洋房，地点在嵩山路附近，其豪华说起来让人咋舌。内有议事厅、迷楼、花房、船室、佛楼、荷花池、汽车间、马棚、屋顶花园等等。王金发拥有两辆私人汽车、四辆马车，有司机，自然还得有马夫。他到沪不久，便纳名妓花宝宝为妾。花宝宝即杨月娟，是王为其赎身后改的名。有材料说王在上海同时或先后纳花杨两妾，其实错了。一个人真要富起来，实在没有底，王金发挥金如土，生活奢靡，与革命时的莽男儿相比，早已判若两人。
我见过有不少文章为王金发在上海的声色犬马辩护，共同点是说他佯狂，是借以掩盖自己反袁的政治活动。这说法很难靠得住。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娶姨太太，捧剧场的坤角，以至吃喝嫖赌，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既当婊子，又竖牌坊，反而弄巧成拙。风流就是风流，没必要硬为风流遮羞，硬往潇洒脸上贴金。譬如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一定要把妓也描绘成侠的模样，实在不符合情理。换句话说，把蔡锷说成是佯狂还凑合，因为他尽管早在反袁称帝前，就和小凤仙有了感情，但是毕竟把袁世凯和小凤仙两个人都给蒙了。蔡锷毕竟没有当真娶小凤仙为姨太太，他们毕竟只是临时凑合。郎才女貌，男人在京城远游，在解决性的问题的同时，把感情问题也顺带解决了，把这些事说白说直，也没什么了不得。小凤仙怎么说，也只是个妓，有些人的毛病，就是不肯实事求是，不是把妓说得太好，便是太坏。
蔡锷英年早逝以后，有人代小凤仙拟了挽联：
不信周郎竟薄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这是七言联，文人好事，七言不过瘾，又代拟更长的：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因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燕支，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文人的感觉往往和妓差不多，当然主要是指的那种失意感。中国的古代诗人就喜欢以美人迟暮自比。我不是想在此调侃文人，而是想借此说明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就是男人有风流韵事，在辛亥革命前后，不仅不遭受谴责，相反被人们津津乐道地赞赏。无情未必真豪杰，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些现成的词都是送给风流男人的。老实说，和妓女在一起寻欢作乐，未必就妨碍了王金发的英雄本色，但是风流潇洒，有时候也确实可以成为掩盖男人欲望的遮羞布，当做走向堕落的敲门砖。大上海的十里洋场，是一个巨大的销金窟，王金发有多少钱，在这也派得上用场。早在绍兴当都督时，王金发做了什么过头的事，就有人向他委婉地指出，然而他不屑一顾，为自己开脱:“古今成功者，都这样！”
充分享受荣华富贵，这便是王金发对成功的理解。很多革命者，在卧薪尝胆时期，他们生命中所有带光泽的东西都闪闪发亮。可是一旦革命成功，他们身上的卑鄙猥琐，便统统暴露无遗。想想也是，几年前，王金发亡命深山，风餐露宿，革命意志不移。现在他作为成功者，作为民国的功臣，作为上海的阔佬，和那些被革命的对象已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难怪毛主席他老人家后来要提出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革命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仅王金发变了，王金发的母亲也完全变了。在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她老人家寄食于庙堂，与讨饭的老妇几乎没差别，现在也成了住洋房的阔老太太，享受着西式抽水马桶，享受着一拉就亮的电灯，而且还有一栋专门为她布置的佛楼，她要拜佛念经，就有雇来的尼姑陪着。
陈其美刚当上海都督的时候，有一次去上厕所，正好有一位士兵也在里面方便。陈其美的卫兵大声呵斥，让那士兵赶快离开，陈其美因此很生气，觉得自己的卫兵不应该这么做。他十分严厉地批评了卫兵，并就此警告自己。革命成功以后，只是从上厕所这一件小事上，便能看出特权的可怕。不矜细行，必累大德。孔融临终诗中有这么一句:“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特权常常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喜悦，它能够迷惑人，使人从喜悦不知不觉地过渡到自然和应该。王金发就把自己今日的腐败行为，看做是老子出生入死换来的，看做是天经地义。这也是王金发的思想境界，和陈其美不能相比的地方。境界不同，结局也就不一样。
王金发为其在上海的寓所，题名“逸庐”这个名字起得不俗“逸”正好双关，因为他的籍名就是逸。事实上，他真正安心做寓公的时间也不长，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容不得革命者当寓公，你不去惹别人，别人未必就会放过你。革命党人以为天下从此太平了，却不知袁世凯正磨刀霍霍。在初到上海短短的几个月里，王金发吃喝玩乐之外，兴趣似乎转移到了书法和篆刻上面。王金发既然参加过乡试，一手馆阁体的小楷大约总是能写的，我见到的则是行书，不算好，也不算太坏。值得一提的，是他刻的图章，刀法没什么可取，内容却像青年学生，有白文也有朱文，其中有化论语中的句子“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还有“志士多苦心”最有趣的是“无可奈何”和“逸庐主人”两方章。“无可奈何”四个字组成了一个官的背景，这官还是明朝的打扮，那帽子上有两根细细长长的小棍子戳出去。逸庐主人则是把“人”安排得非常小，小得还不到“庐”的六分之一。
从篆刻的内容来看，王金发仿佛还不甘心堕落。但这仍然不足以当做是他佯狂的证据，有文章说王金发所以走向堕落，是受了陈其美的熏染。因为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陈其美曾请王金发和蒋介石到上海“一品香”吃过大菜，又请他们到清和坊的堂子里打麻将。我不知道是否属实，但是革命党人在妓院秘密聚会，和革命成功之后的花天酒地，绝不可同日而语。陈其美从来没像王金发这么胡闹过，他们在人格上毕竟有区别。由于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恩师，蒋后来成为蒋委员长，反对他的人很多，而且蒋也确实留下了许多话柄，因此，陈其美既沾了蒋介石的光，也跟着他一起挨人唾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就见过有文章称陈其美为“杨梅都督”意思是说他嫖妓时染上杨梅大疮，这种谣言都是袁世凯雇用无耻文人捏造的，根本不足以为信。人们不太喜欢蒋介石，所以也和鲁迅一样懒得替他的老师辩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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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这是袁世凯向革命党人正式动手的信号。在此之前，武昌起义三位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振武，被袁世凯和黎元洪找了借口，在北京杀害。宋教仁被刺以后，流言很多，正如两年前，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刺时一样，有人散布谣言，说宋教仁是陈其美派人暗杀的。散布这种谣言的目的很简单，既可以掩盖袁世凯的罪行，又可以挑拨革命党人的不和。陈其美不作任何声辩，他此时和王金发一样，已被解除了上海都督一职，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蛰居海上，知道只有侦破此案，才可以真正令人信服地告白天下。陈其美熟悉上海秘密会社的情形，和各阶层人物有着广泛的联系，他暗中布置自己的旧部，积极配合租界的捕房搜查凶手。
有文章谈到侦破宋案的关键人物是王金发，这种说法有些夸大。事实上，宋案被侦破的两个突破口，其一是因为陈其美的一个手下，当了上海的电报局长，袁世凯及其爪牙与上海往来的电报，都能被其掌握。最初的线索都是在电报上发现的，哪几个人有电报，哪些人有关系，按图索骥，想跑也跑不了。其二是一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在案发前，曾至宋案的嫌疑人应桂馨家去售字画。应托王找人为其刺杀一个人，王找了一位姓邓的朋友，邓答应了，去应家面谈，谈妥之后，又后悔。宋教仁被刺以后，邓看报纸，发现死者正是应桂馨让其刺杀之人，于是把这事说了出来。
王金发在侦破宋案时扮演的角色，就是陪同租界的巡捕前去捉拿应桂馨。他在辛亥革命前，曾是上海滩搞暗杀的好手，和敌人的杀手也算是同行，对这些熟门熟路。当时有着广泛读者的申报，以“妓院之寻缉”为题，报道了捕应桂馨的经过：
先是国民党特派员某君出外侦察，知应夔丞近常在妓女胡翠云家吸食鸦片，乃由总巡率领巡捕多名，至其处先向胡翠云盘诘。胡谓应未至此，现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家吃酒，系蔡尔卿所请者，密访不虚。乃复由总巡率领巡捕至迎春坊，先将该四弄弄口派人把守，以防逃窜。国民党特派员入内上楼问，应君夔丞在座否，应答曰我在，某君曰，楼下有人与君会晤，应乃匆匆随某君下楼，至门口即被捕。
这里的特派员某君，就是指王金发，而应夔丞就是应桂馨。隐去王金发的真名本义是什么，有各种推测，有人认为王金发和陈其美有很深的关系，在案还没有完全侦破的时候，让人预感到和陈其美关系深的人介入此案，容易引起误会和异议。不管怎么说，王金发重操旧业，牛刀小试，好歹又立了一功。应桂馨束手就擒，从他的住处抄出了许多证据，这些证据不仅有一支凶犯用过的三弹五响手枪，还有大量的足以证明袁世凯是本案主谋的真凭实据。宋案完全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刺杀，元凶除了袁世凯之外，还有当时的政府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桂馨不过是具体的执行人，由他直接收买刺客实施暗杀。
宋教仁在4月20日被刺，三日后，抓获应桂馨，又过一日，抓获应所指使的刺客武士英。至此，宋案已基本查清，袁世凯一伙完全陷入被动。到了第五日，孙中山闻讯风尘仆仆地从日本赶回上海，当天晚上在同孚路的黄兴寓所，与陈其美、戴季陶、居正、柏文蔚等密商对策。孙中山认为，袁世凯破坏民国的罪恶已不可掩，应该乘着人心激愤之际，武力讨袁，以除后患。他提出了“联日”和“速战”两策，说日本与中国相邻，关系密切“助我则我胜，助袁则袁胜”并愿意亲自再往日本接洽。黄兴和陈其美等人，认为以法律解决为好，既然已经抓住了袁的把柄，是非自有公断。毕竟国民党已经成立了，天下已大同，对此复杂问题，宜持冷静态度，而等待正当之解决。从感情上来说，反袁若借助日本人，的确也为大多数革命党人所不能接受，但是不借助外援，以南方数省不足恃的武力，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
王金发似乎还不够格参加最高层次的密谈。革命党人最后决定听由国会裁判。国会在袁世凯的控制下，所谓秉公裁判，自然成为一句空话。就在报纸上披露44件确凿证据的那天，袁世凯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这是中国历史上借的最大一笔外债，有了这笔钱撑腰，袁世凯再也不怕国民党和自己捣蛋。他解除了国民党拥有的几个省都督头衔，他们是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客气，袁世凯就老实不客气。在王金发当了将近一年寓公的时候，讨袁的二次革命终于爆发了，江西、安徽、广东、福建四省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成立声势浩大的讨袁军。可惜讨袁军在战场上，并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很快就处于下风。
二次革命中的王金发，已不像辛亥革命时那样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大放光彩。尽管他那拼命三郎的余威还在，然而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1913年的7月20日，由于浙江的都督朱瑞宣布“中立”王金发便在上海自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协助陈其美攻打制造局。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次王金发变得有些理智，没有冒冒失失地再次充当敢死队队长，而是申请后勤，为冲锋陷阵英勇牺牲的将士输送酒食。他的后勤工作十分差劲，据说行至半途，被人暗算，有坏人向汽车投掷炸弹，汽车受损，此事便不了了之。王金发显然没有受伤，但是，从此就再也没有在战场上见到他矫健的身影。二次革命时，陈其美领导的讨袁军，在上海打得十分顽强，翻阅当时报纸，我们可以见到许多熟悉者的名字，譬如蒋介石、钮永建、陈果夫、黄郛、居正，可就是很难找到王金发。
说王金发贪生怕死躲起来，无疑是一种不负责的说法，不过说他不像过去那么积极，这一点大致不错。也许是事出有因，王金发的旧部都在绍兴，在上海滩，他只是一个空头驻沪总司令。陈其美虽然和他有很深的关系，但是他也不能把别人的人马借给他用，和辛亥革命时一样，革命党人的武装总是带有组合成分，譬如什么商团、浙军、苏军、光复军、奋勇军，各有其主，别人调遣不得。除非王金发放下架子，去做一位马前卒，而他毕竟是当过都督的人，这个委屈如何受得了。有文章说王金发向陈其美要饷，有了饷才能回家把旧部带出来，陈自己忙得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他，两人因此有了龃龉。
事实上，沪上讨袁之战很快就失利，从7月18日陈其美在沪宣布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开始，到8月13日，上海讨袁军完全失败，陈其美不得不避居租界，成了受通缉的要犯。在这段时间里，除了那次半途而废的输送酒食，王金发在干什么，找不到什么文字记载。他的“逸庐”是不是在租界里，我不清楚，能确切知道的，是尽管他表现消极，仍然被列入受通缉的名单。不管怎么说，他是浙江驻沪讨袁军的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踌躇满志的袁世凯通电全国，查缉“重要名人”70余人，并开列赏格，一律以现大洋计算：拿获黄兴者10万元，陈其美5万元，王金发竟然和柏文蔚李烈钧等并列，值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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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后，王金发再一次陷入了亡命生涯。有人认为这一次他没有去日本，其根据是王季高君行述上说：
亡命复亡命，其亡而之东西洋乎，海天辽阔，以遨其游，岂不快哉！季高初意如此，其母不欲令其子远去，且以金钱有限，旅费不足资，而应酬又广，不如暂伏内地之为得。于是季高仍蛰沪上，其母则住旧宅。
但是1913年8月18日时报，一则标题“福建路天然旅馆发现私造炸弹”的报道，却透露出这么一则消息：
业经捕房查明，该旅馆实系为前绍兴都督王金发所开，各情已志前报。王于此事发生后，当即携其爱妾，即前在新清和为娼的花宝宝潜行东渡。
王金发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是否真的亡命日本，本身并不重要。以上两则消息都不可以作为铁证。说王金发去不了日本，是金钱有限，旅费不足，虽然不是实情，而报纸上说王金发已逃亡日本，也很可能是烟幕弹，偌大的一个上海，十里洋场，藏一个王金发，比当年落草为寇，躲在深山里更安全。问题的实质是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了，王金发虽然遭受通缉，他的生命安全还是有保证的。上海的租界几乎就是外国，袁世凯的密探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卖命。事实上，没有几位被通缉“重要名人”落网，明正典刑的更微乎其微，袁世凯是奸雄，善于用心计，他宁愿搞暗杀，也不愿意落下滥杀的罪名。
当时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对于白色恐怖的恐惧，而是看不到革命党人进一步的出路。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稀里糊涂地就大获全胜，二次革命，又莫名其妙地便输了。这里面不仅仅是因为对手发生了变化，关键在于革命党人自身发生了变化。早在1907年，陈其美刚去日本留学时，曾指出留学生中只有二十分之一，脑子里有“国家”二字。换句话说，这应该包括鲁迅和王金发等人的二十分之一虽少，毕竟是有革命思想的精华。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精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陈其美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曾说过：
辛亥革命，手持寸铁，集众数日，武昌一呼，全国振荡者，革命党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拥兵十万，北兵负隅，而全局失败者，革命党中锐气消沉之所致也。
陈其美把二次革命的失败，归结为党人“无团结力，吝自为谋所致”在后来和孙中山的一次谈话中，他承认自己在当初宋教仁被刺时，反对起兵讨袁是错误的，是对袁世凯的险恶用心认识不足。正是在这次谈话时，陈其美说:“二次革命之发生，由于第一次革命敷衍妥协；而第二次革命之失败，由于我党之不统一。”
革命党人的不统一，是直接地表现在了最高层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之间，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孙中山认为失败是因为党内同志“致党魁有似傀儡”根本不服从他的命令。有鉴于此，孙中山决定重建中华革命党，他在给黄兴的信中，口气十分坚决地说：
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天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重建的中华革命党，凡入党者，都得写誓约，盖手印，以表明愿意牺牲一切，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在辛亥革命首义有功的功臣中，尤其是那些做过高级将领的同志，对这种做法都持异义，如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张继等，黄兴更以“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坚决反对。持赞成态度的有陈其美、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等。孙中山再次被选为中华革命党的总理，他过去是同盟会的总理，然而此总理非彼总理，后来的国民党谈到先总理，那些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关系似乎更要近一层，更有嫡系和正传之感，像蒋委员长。而在蒋介石统治的时代，修订民国史，当时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民国元老，显然要吃亏。黄兴和孙中山意见相左，离开革命党人的根据地日本去了美国，让开了第二号的协理位置，孙中山提议陈其美担任，陈其美坚决谦辞，协理的位置空缺着，这样，陈其美在党内的地位迅速提高，为他的得意弟子蒋介石作了极好的铺垫。
在如此复杂的党内斗争中，以王金发的莽撞，没有办法分清是是非非。在他的第二次逃亡中，王金发显然是去过日本的。当时的革命党人，从上海去日本实在太容易，在80年代初期，有人曾访问王金发的女儿王侠雄，她对父亲携其去日的情景记忆犹新，她记得自己身穿日本女孩的和服，常常有朋友来看望她父亲。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王金发参加了重组的中华革命党，甚至都见不到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继续和党人保持来往的记录。许多革命党人已经丧失了继续革命的斗志，而王金发无疑是丧失斗志的人之一。
王金发大部分时间都躲在上海，其处境有些狼狈。王季高君行述上这样记载：
然斯时内地之亡命者麇集于此，无论从前与季高有否关系，觅一介绍人，即向其母索借旅费，至再至三无已时，甚有一次不遂，遽出恶言以相詈者。而各处暴动案，辄云受王逸委任，报纸上数数登载。其母殊懊恼，尝曰:“吾儿季高，以奔走革命故，家产荡尽，逃难时，吾如老丐妇，向亲友借贷不得，唯有质布衣，惑忍饿饮泣耳！吾前半世辛苦至矣！今年已老，犹若此，岂必不许我吃一顿安稳饭乎！”
这位岳飞之母式的革命老妈妈，似乎也有些不耐烦了。以她的觉悟，当然不明白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如何奸坏。清朝的皇帝已经下台，革命已经成功，汉人的统治已经恢复，天下都已经太平了，为什么还不让她老人家安度晚年，吃顿安稳饭。老太太越想越气，抑郁成疾，卧床不起。有一天，一位客人来探病，问起王金发的处境，王母于是大诉苦衷。客人别有用心地说:“你儿子是大本事的人，还怕无用武之地。不如你亲自出面，代他向政府自愿悔过投诚，为国效力，肯定能得到特赦。”王母顿时心动，待客人走了，便和儿子商量，王金发人虽莽撞，却不敢答应，知道这一步险棋不可以随便走的。
然而王金发最后还是走了这步险棋。王季高君行述上，强调是王母瞒着王金发，偷偷地给陆军部写了信，并花两万元巨款为儿子疏通。结果，在1915年1月，陆军部发出“奉部批准免于通缉”的批文。于是王母大喜，强迫儿子赴京面谢。事已如此，想回头也难，王金发是大孝子，母命不可违，临了，不得不勉强赴京。我对王金发对母亲给陆军部写信，完全被蒙在鼓里一事，始终表示怀疑，总觉得有“为贤者讳”的成分。事实上，王金发在沪期间，与陆军部驻沪代表王百川和李鲁生时相过从。那封请求陆军部“免于通缉”的信，显然和这两人有关。
王金发在去北京谢恩前，心情十分矛盾，这是无疑的。投诚事小，失节事大。他找来了老朋友谢震，希望他帮他拿主意。谢震明白王金发去意已定，所谓拿主意，也不过是求其谅解罢了。谢震快人快语，说:“丈夫贵立志，能成事，何必斤斤求谅于人哉！”王金发仍然犹豫，怕过去的战友忌恨自己。谢震只好安慰他，说只要不改革命的初衷，作为好友，他自然会为他解释。谢震提醒王金发，大丈夫能屈能伸，既然去了北京，就不要白去，应该捞个职务，手中有了权，养势待时，他日再起，要方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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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就这样在母亲的安排下，稀里糊涂地去了北京。这时候，他的智力状态已经出现问题。去北京无疑等于上贼船，上去了，就不是那么轻易可以下来。所谓捞个职务，以图他日再举，根本就是自己骗自己的笑话。凭王金发的莽撞，和袁世凯玩心眼，那是班门弄斧，关老爷面前耍大刀。袁世凯和他的陆军部，绝不像谢震想象的那样容易欺骗，王金发到了北京，银子花了不少，官没封到，却还要他拿出投诚的实际行动来。这实际行动就是要王金发限期拿获韩恢、詹大悲、蒋介石、姚勇忱等革命党人。既然当了婊子，就得卖身，这是人之常情，天经地义。王金发十分为难，卖友求荣，这是不能接受的条件，可是人已经到了北京，这条件不能接受，也不能拒绝。王金发陷入进退两难走投无路的尴尬境地。
王金发的请求免于投诚，走的陆军总长段祺瑞的路子，然而军政执法处闻讯王金发已入京“威拟逮捕，以伸国法”并指责“段总长信小节而不顾大局”这种传闻也许只是想吓唬吓唬王金发，而王金发的确也被吓得不轻，于是“踉跄出京”赶快逃跑，北上仅逗留了一个星期，所有的事情不了了之。投诚之事，在一开始就草率，临了，还是草率。投诚的双方都没有太多的诚意可言，王金发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免于通缉，从此可以公开活动。对于王金发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坏的结局，因为他花钱投诚的目的，很可能就在于此。过分强调王金发准备东山再起，显然不是事实。
此时的王金发，已经不是越王勾践。越王勾践为了报仇雪恨，卧薪尝胆，而王金发回到上海滩的十里洋场，从此车水马龙，花天酒地，所谓“入声色也消愁”“终日以醇酒妇人自遣”
两次亡命之王季高，一变而为豪赌冶游之王季高矣！
事实上，早在二次革命前，王金发身上的许多坏毛病，就已经露端倪。现在有了苦闷这个堂皇的借口，更是顺理成章名正言顺，索性一条路走到尽头。“投诚”之举，害得王金发里外不能做人，两头不能讨好。袁世凯方面要他限期捉人，潜伏在上海的党内同志，听说他从北京归来，疑惧万端，只怕自己成了王金发献媚袁大总统的礼物，一个个都躲他远远的，海外同志更不相谅，纷纷来信质骂，并云将派人暗杀。王金发有口难辩，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听天由命。漫道温柔消壮志，醇酒妇人亦英雄，于是他以吃喝嫖赌来更加迅速地堕落自己。
再也没有什么比王金发的死更窝囊的事情。王金发似乎忘记了自己处在双重的危险之中。在1915年的5月，也就是在他去北京投诚的五个月以后，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二十一条”准备称帝前夕，王金发忽发奇想“以调查旧部动静，并消弭乱萌为辞”向上海的镇守使郑汝成请示，要去浙江一游，并打算在西湖边上建别墅。郑汝成批准了王金发的要求，亲自打电报给浙江都督朱瑞，请其保护接洽。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是袁世凯在南方的心腹，陈其美领导的上海二次革命，就是惨败在他的手下。郑是革命党人的心腹大患，陈其美后来不得不派人将其暗杀。而浙江的第三任都督朱瑞，却是一位变质的老革命党人，他早在1907年，就由秋瑾介绍参加了光复会，辛亥革命率领新军攻打杭州时，曾和王金发并肩作战。
按说王金发和朱瑞真应该有些旧交情。从王金发去杭州时要请示，要保护，说明他当时被软禁监视，也害怕革命党人行刺。王金发犯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没想到昔日情同手足的战友会加害自己。他没想到早在自己没去杭州以前，朱瑞便密电袁世凯，说王金发“来杭意图叵测”王金发到杭州后，挥金如土，会客请酒，相续不绝。过了三天，一向躲着不见面的朱端，忽然决定在百井坊巷自己的公馆，宴请王金发。有人劝王金发，说朱瑞可能没安好心，此去弄不好便是鸿门宴，还是不去为妙。王金发也心存蹊跷，但是想到朱和自己毕竟有过交情，绝不会如此负义。席至半酣，朱瑞拿出袁世凯的电报，很痛苦地说:“上峰有令，我已无法帮忙。”就这样，王金发被关进了陆军监狱，一关就是二十多天，至6月2日下午4时，惨遭杀害。
我曾见过王金发临刑前的照片，照片上的王金发毫无恐惧，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他被绑着双手，捆在用树棍搭起的架子上。行文至此，我又一次找出了这张照片，不由得百感交集。这张照片曾登在报纸上示众，当年一定很轰动，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没见过王金发本人，第一次看到他，也是见的这张照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王金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王金发传奇一生的终结，是他不平凡人生的一个句号，一个很不圆满的句号。王金发实在不应该是这样死的。
王金发被杀，当年那位被他释放的章介眉，曾起了推波助澜投井下石的作用。这位为杀秋瑾女侠出谋划策的千古罪人，此时又混到北京的总统府里当秘书，掌管机要，王金发当年没有痛打落水狗，饶他不死，他却不肯感恩放过王金发，据说他曾急电政府，振振有词“有稂莠不去，嘉禾不生，恳即明断，以张纪法”促成了袁世凯下决心杀王金发。这好像又是个农夫和蛇的故事。为此，鲁迅几次写文章警世，最著名的就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此文曾经被选入“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学课本。那时候上中学的人，都应该读过这篇文章。“费厄泼赖”是宽容的意思，对敌人宽容必吃苦头，王金发的教训就是例子。不过一个小小的章介眉，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还可以提出疑问。朱瑞身为一省的都督，想杀王金发，也必须是有了袁世凯的电报才敢动手，把王金发之死赖在章介眉身上，可能也是觉得这样更有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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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这样的莽男儿，最适合马革裹尸当英雄。他应该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应该是徐锡麟和秋瑾，应该死于前清时的捕役，应该死于光复时的枪林弹雨。历史让王金发选择了一个最不应该的死，不死于节，不死于义，偏偏死于投诚之后的鬼魅官场。王金发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冤枉。他糊里糊涂地送了命，不管后人如何为他辩解，他一生的名誉随“投诚”二字而毁。这真是一个最糟糕的死法。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应该死而不死，往往不是件好事。譬如汪精卫，他正好和王金发同年，如果在刺杀摄政王未遂后，当真被判了死刑，立地正法，了却他“引头成一快”的心愿，也不会在后来留下一辈子的骂名。晚节不保向来就是个严重问题，很多人都是小事清醒，大事糊涂，一失足成千古恨。
大事万万糊涂不得，王金发死了以后，颇有大快人心的一面。人们自然会很轻易地相信报纸所说，除了极少数的亲友之外，大多数人都觉得他死有余辜。据说在绍兴，人们开会庆祝，坚信这是王金发“祸绍”的报应。前清的遗老们心头一定很痛快，弹冠相庆，因为大清的江山，就是被王金发这样的乱党推翻，杀一个王金发虽不足以解恨，但是杀总比不杀好。最让人心疼的，是昔日并肩作战的革命党人，也觉得王金发活该，这就是投诚和变节的恶果。王金发被杀的一个重要罪名，是他不肯出卖昔日的战友，换句话说，他的投诚有些莫名其妙，毫无“诚”字可言。他从北京回上海以后，政府“派员赴沪监督，意延宕数月之久，迄未捕获一匪，反与乱党随时往来”于袁世凯的角度，杀王金发也没杀错。
袁世凯是一个很懂得利用舆论的高手，他知道如何不惜重金，收买那些无聊的文人，编造一连串的谎言，颠倒黑白，搅乱是非。既然要杀一个人，就必须彻底把他搞臭。王金发冤枉，就在于所有的人都觉得他该死。人总是容易轻信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日本的古屋奎二所撰蒋介石秘录，就为当时报纸上的谎言所蒙骗，其中有一段，煞有介事地说蒋介石在上海，因为王金发的告密，差一点落入袁世凯的侦探手中。这样的小道消息，蒋介石自己是否相信，不得而知。
蒋介石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比王金发著名得多的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比王金发更有眼光。尽管他们的经历差不多，年龄相仿。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和王金发的故乡嵊县相邻，但是蒋介石的展望未来，要比王金发远得多。作为战士，辛亥革命成功，王金发的革命生涯也就走到头了；而对蒋介石来说，虽然不时也去过妓院，对前途也沮丧失望过，但是醇酒妇人并没有消亡他。他们的起点差不多，发展的轨迹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结局完全不一样。历史证明王金发这样的莽男儿，绝对不会成为蒋介石那样的人。我们可以为王金发辩护，说他是假“投诚”说他胸有大志，还想东山再起，然而美好的愿望，毕竟不能代替血写的事实。
吴越争霸的故事中，越王勾践是最终的胜利者，然而从感情上来说，我不喜欢勾践。这也许和小时候看过的故事有关，我记得在林汉达先生所写的春秋故事中，写到越国失败以后，勾践为了麻痹吴王夫差，不仅俯首听命“请为臣”而且还把老婆献出去“妻为妾”更有装孙子到了丧心病狂的一步，竟然用嘴去品尝夫差拉的屎。吴王夫差生病许久，有一天勾践说，大王的病就要好了，因为我尝过大王拉的屎，味道有些酸，说明大王的消化系统已经有所改善。吴王夫差很感动，觉得勾践对自己很忠心，从此放松了警惕放虎归山。结果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打败吴国，杀了夫差。我不明白勾践的行为有什么可称道的，士可杀不可辱，说什么也不应该吃屎，也不应该牺牲西施，搞美人计，更不应该把自己的老婆贡献出去。对于有些人来说，最终的结果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过程那么无耻，再好的结果又有什么意义？
差不多同样的道理，王金发身上有许多比蒋委员长更可爱的地方。王金发之为人，任其天然之性，嬉笑怒骂，皆露本真。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在最后关头，不自量力地强学越王勾践。勾践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学的，以王金发的莽撞和修养，要学也只能半截子，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会演戏就别演戏，演戏演到一半，想下台，也下不了。谢震王季高君行述在结尾部分说得非常好：
凡人当常提自觉心，与其硬学智巧，何如率其本真。
学勾践只学一半，临了还把命给搭进去，这就是王金发的悲剧。脸皮不够厚，就别去做那种丢人现眼的事。王金发硬学智巧，以己之短，去和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斗，结果就只能是找死。事实上，王金发已不可能卧薪尝胆，他的思想已经变质，妇人和美酒已经消磨了他的壮志。王金发已经彻底落伍了，他注定应该是被历史淘汰的对象。
王金发死的时候，只有33岁，在他死后的一年左右，辛亥革命时期的几位重要人物相继去世。先是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紧接着是袁世凯自己，因为称帝众叛亲离，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死去。然后是黄兴和蔡锷的病逝，两人仅相差八天。人都有一死，这些如此了得的人物集中地离开，预示着辛亥革命作为一个时代，已经真的结束了。黄兴和蔡锷功不可没，他们死后不仅享受了国葬的待遇，而且修建了十分壮观的坟墓，供后人缅怀和瞻仰。国民党人曾力争要为陈其美举行国葬，国葬不成，于是就募款厚葬，在陈其美死后的第二年，在他的家乡湖州，建造了一座美丽的英士公园。袁世凯的死也颇让人咀嚼，虽然有豪华的葬礼，有很不错的墓穴，但是从他死的那天开始，他的骂名就没有停止过。
我的这篇小说，其实可以加一个小小的副标题，那就是“重温辛亥革命”王金发这个人物是小说的圆心，半径便是整个辛亥革命时期。有人流芳百世，有人遗臭万年。至此，我不由得想起黄兴写给袁世凯的一封信，这是在武昌起义的一个月以后，袁世凯刚复出不久，黄兴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面建拿破仑、华盛顿之功”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南北各省人民都将拱手听命”历史不止一次赋予袁世凯极好的际遇，早在戊戌维新的时候，如果他不出卖谭嗣同，无论变法成功与否，他都是名垂千秋的人物，可是袁世凯偏偏选择了告密，在自己身上留下一个极大的污点。同样，现成的民选大总统不当，非要过一把皇帝瘾，前后做了几十天皇帝，结果连三岁的小毛孩，都知道他不是个东西。历史不能假设，他要是早死几年，说不定还真成了中国的拿破仑和华盛顿。狗肉不上台盘，竖子不足为谋，在流芳和遗臭之间，袁世凯咎由自取选择了后者。不妨把杨度悼蔡锷的挽联借来一用：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空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这是一个失意者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叹。豪杰为神，所谓一死重如泰山，黄兴也好，蔡锷也好，包括陈其美，这些人都是死得其所。杨度因为拥护袁世凯称帝而臭名昭著，因此他的挽联在赞颂别人的时候，仍然嵌着小小的骨头。和黄兴、蔡锷以及陈其美这些共和元勋相比，王金发就要寒酸得多。王金发后来被安葬在西湖边的卧龙桥畔，地方固然是个好地方，可是只要想一想美丽的西湖边，葬的都是什么人物，便会觉得王金发有些僭越。葬在西湖边上的应该是精忠报国的岳飞，是挽救明朝于危亡之中的于谦，是慷慨就义的鉴湖女侠秋瑾，王金发如何配和这些人齐名？青山有幸埋忠骨，王金发葬在西湖边上，是他沾了西湖的光，因为他似乎还不够为西湖增色的格。
王金发注定成不了神，他的身上只有传奇，没有神话，人都有一死，一了百了，所谓“当时成败已沧桑”辛亥革命留给我们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推翻了帝制，却没有来得及铲除封建思想的基础。王金发毫不犹豫地革了别人的命，偏偏忘了革自己的命。即使没有投诚这件尴尬事，王金发的前程也不容乐观，他的思想境界上有着严重的问题。辛亥革命本质上仍然是改朝换代。这也就是为什么对后来的五四运动会有更高的评价，尽管五四运动本身，只是学生运动，然而治疗满目疮痍，还得靠学生们开出的两剂药才管用，这两剂药便是“科学”和“民主”要想救中国，必须靠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的历史教材中，现代史的开端，历来有两种主张，一是从辛亥革命始，一是从五四运动始。过去我一直倾向于前一种说法，虽然在我读书的年头里，标准答案应该是后一种，课堂上考试必须这样答题才能拿满分。写完了手头的这部小说以后，我由衷地赞成后一种说法。
王金发这样的莽男儿，只是结束了一个顽固的旧时代。真正的新时代，的确应该是从五四开始。我们常常以为结束旧的，自然便是新的开始，事实有时候并不是这样简单。还是以柳亚子先生写的莽男儿来做结束语，对于王金发这样的旧人，以旧题诗结尾为最好：
功罪何当付盖棺，纷纭谣诼总无端。
秦人倘识苻生枉，蜀老难为葛相宽。
败寇成王谁定论，恩牛怨李此旁观。
荒坟鬼哭鸱鸺叫，一卷丛残带泪看。
1997年5月
，至5日，这三地已全部光复，成为革命党人的囊中之物。
王金发在光复杭州的战役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陈英士纪年11月3日这一栏上写着：
委派蒋介石、王金发、张伯歧等率领敢死队100余人抵达杭州，参加浙江起义。
王季高君行述上也说：
孑黎亦由申来杭。遂决定于9月15日夜三时，笕桥、凤凰山两处军兵，肃队入城。张伯歧、蒋介石率敢死队攻抚署，孑黎率所部攻军装局，一鼓作气，马到成功。
这里的九月十五日是阴历，也就是阳历的11月5日。关于杭州光复，当年11月9日的民立报，以“浙江敢死队之壮观”为题，作了生动的报道：
浙江革命军之编制，皆以敢死队为先锋，然后继之以各标新军。敢死队之编制共分五队，以蒋介石为指挥官第四队由王金发为队长，攻击军装局。其实为天然之形胜，守易而难攻。自攻击点起，以至军装局头门，约有三千米之远，巷道深奥，门栅重叠，城池坚固，守备严重，防御绵密，乃为各官局之首。凡察杭垣阵地者，无不以此为最险、最难之区，乃敢死队竟自起点以至军装局头门，直前冲锋，势如霹雳。惟入头门为贼军偷刺队员周尧吉君一员，而军装局遂入吾手矣。
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杭州之光复，有惊无险。对于骁勇善战的王金发来说，这样的冒险根本算不了什么。杭州光复以后，各界在咨议局开会，欢迎立宪派名流汤寿潜自沪抵杭。虽然王金发极力反对，但大多数党人都赞成汤寿潜为光复之后的第一任浙江都督。王金发曾十分愤怒地说:“予等拼性命，炸军库，而汤某坐火车来，为现成都督，奈何坐视不管？”辛亥革命的戏剧性就在这里，革命党人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得了天下，其结局都是拱手相让。继黎元洪当了都督之后，汤寿潜又成了浙江都督，而江苏巡抚程德全也摇身一变，成了光复以后的首任江苏都督。辛亥革命一开始便表现了它的不彻底性。革命党犯了一系列错误，他们只想到要把清朝政府推翻，推翻了以后怎么办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辛亥革命的真正受益者，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如果不是辛亥革命，袁世凯注定要老死在他的老家。我曾见过一张充满田园风味的老照片，被清政府打入冷宫的袁世凯，穿着一身蓑衣，蹲在一条小木船上钓鱼，仿佛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农，让我难忘的是他那双并不安分的眼睛。清朝统治者显然意识到，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对于大清的江山，有比革命党人更潜在的危险。事实也是如此，已被解职遣回老家，而且打算永不叙用的袁世凯，在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五天，便被清政府任命为湖广总督。袁以“足疾”尚未大愈，既不坚辞，也不请求赏假，借故拖延。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此时公然挟革命党以自重，明目张胆地要价，谁都知道重用袁世凯是饮鸩止渴，但是走投无路的清廷，到了这节骨眼上，也只好闭着眼睛喝下这杯毒酒。1911年10月27日，也就是武昌起义后的第18天，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于是，袁世凯走马上任，非常娴熟地玩弄他的两面手腕，先给革命党人一个下马威，让革命党人知道他的厉害，然后继续向清政府要挟。在他上任的一个月之后，袁世凯率兵攻占了武汉的汉阳。
和奸雄袁世凯相比，所有的革命党人都像天真的小孩子，王金发反对汤寿潜当浙江都督，并不是他的觉悟比其他革命党人高，而是他有一种最朴素的农民思想，这就是凭什么要轻易地把自己应得的东西让给别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雅致，那么从容不迫，那么文质彬彬。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革命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小小的手段。袁世凯的厉害，就在于他让革命的正方和反方都奈何不了他。袁世凯攻下汉阳之后，完全可以一鼓作气，趁势拿下武汉三镇，但是他故意不打了，要和革命党人谈判。军事上完全处于上风的袁世凯，要谈判，当然占尽便宜，革命党人在汉口英租界开会，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几个月以后，袁世凯果然成为了大总统。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大总统。在他之前，孙中山虽然当了一个多月的临时大总统，可是很快便被袁世凯所取代。
革命党人还真应该向袁世凯学几招。在江浙革命联军攻克南京的当天，同盟会领袖之一的章太炎提出的口号是“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光复会誓言中也有“功成身退”的警句。所有这些政治高调，抬高了革命党人的身份，也给革命党人带来了许多无形的伤害。辛亥革命的成果，真正落到革命党手中的微乎其微。很多并不革命的人摇身一变，从清朝政府的官吏变为民国的新官僚。继江苏巡抚程德全成为反正的江苏都督，广西巡抚沈秉坤，安徽巡抚朱家宝，福建的统制孙道仁，统统变戏法似的成为了省一级的大都督。好在陈其美和王金发都是明白事理的人，他们没有温文尔雅，趁乱捞到了都督的头衔，管他做得长久不长久，先当了都督再说。在辛亥革命的一系列反正运动中，再也没什么场景，比陈其美当都督，更充满了戏剧性，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一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开会时，李平书先生先发言，跟着李英石、陈英士等几位依次讲话，场内很安静。但在推选都督时发生了争执。李平书和商团代表及起义军官，都推李英石当都督，说他军事学识渊博，指挥上海光复任重功高。同盟会方面的代表则推陈英士当都督。双方争执不下。黄郛脾气躁，第一个拿出手枪来威胁平书先生，说是陈英士首先进入制造局有第一功。在场的起义军官也都把手枪拔了出来，说陈英士进制造局后即被拘禁，后来是李英石指挥起义军和商团打下来的，彼此争论不休。刘福标原在会场内靠墙站着，这里突然高举一颗手榴弹，大呼:“都督非选陈英士不可，否则我手榴弹一扔，大家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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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当上绍兴都督，同样有趣。陈其美在上海选都督，那时候，王金发和蒋介石等皆在杭州。以此二人的脾气，若在上海，扮演逼宫角色的必是他们无疑。王金发完全可能拔出手榴弹来，做和刘福标同样的事。事实上，就算是在杭州，王金发也不是省油的灯。据说他也一度拔出了手枪，威胁大家预备推举的汤寿潜，由于陶成章的劝阻，才又把枪放了回去。王金发当时打出的一张反对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的王牌，就是“秋瑾被害，喧传汤寿潜曾赞一词”这里面难免有莫须有的意思，纯属是捣蛋，然而汤寿潜拿王金发这样的莽男儿也没办法，自己在众人的拥戴下，当了浙江光复后的第一任都督，总得分一杯羹给王金发。最初的位置是浙江都督府的实业部长，王金发坚辞不受，于是改派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
辛亥革命最初的那几个月里，中国最大的奇观，就是一下子不知冒出来多少都督和民政长。城头变幻大王旗，改朝换代的机遇终于来了，人五人六地都跳了出来。仅以我比较熟悉的江苏而论，就有苏州府的江苏都督程德全，清江浦的都督蒋雁行，松江府的上海都督陈其美，镇江府和江宁府的都督林述庆，无锡军政府司令秦毓鎏，扬州府军政长徐宝山，太仓州军政长洪锡范，常州府军政司令何健，淮安府军政长卢根鏊，徐州府民政长朝志正，海州民政长何锋钰，以及海门厅民政长梁孝熊。光复前，江苏共辖八府三州一厅，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各有其主，革命的成果被迫不及待地瓜分一空。
浙江的情况我不太熟悉。反正王金发放弃了寄人篱下的实业部长一职，宁为鸡首，不为牛后，选择了绍兴军政分府都督。出任绍兴都督，是王金发生涯中，继落草为寇当土匪、在上海滩当杀手之后的又一传奇。由于王金发当过强盗，许多人都知道他的莽撞，因为在他上任伊始，他便以强盗都督而闻名。王金发人还未到绍兴，民间已经纷纷传言，说王金发要回绍兴替秋瑾报仇。一时人心惶惶，那些和秋案有关的人士，知道革命党人饶不了自己，要么逃之夭夭，要么变戏法似的，赶紧把自己也打扮成拥护革命的模样。在王金发到达绍兴之前，绍兴的旧官僚们，见风使舵，打着“咸与维新”的招牌，由曾在浙江巡抚衙门当“折奏师爷”的章介眉，串通绍兴的末代知府程赞清，临时拼凑成立了一个“绍兴军政府”这章介眉恰恰是第一个应该对“秋案”负责之人，当年正是他主张先斩后奏，动笔草拟了浙江抚署处理秋案的奏稿“正法”了女侠秋瑾，后来又是他出坏点子，怂恿继任的浙江巡抚增韫，平毁西湖边的秋瑾墓。
鲁迅是绍兴假光复的见证人，他在范爱农中写道：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
据说王金发本来准备向东南方向发展，带兵去浙江的衢州，光复衢州只是王金发的一个借口，其目的是为了要向刚上任的浙江都督索兵索饷。汤寿潜被他逼得十分为难，合署不宁，甚至都有了辞浙江都督的打算。这时候，徐锡麟的三弟叔荪从绍兴来，报告了绍兴的假光复，希望王金发能去绍兴。王金发先是不肯，因为他此时正好让汤寿潜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王金发采取的是胡搅蛮缠的“捣蛋法”好歹和汤寿潜耗着，看这个窝囊的浙江都督怎么办。那天晚上，王金发春风得意地去杭州的挹芳菜馆赴宴，席间经叔荪的再三劝说，加上几杯酒下肚，王金发终于动了心。他一松口，汤寿潜求之不得，立刻封他为绍兴军政分府的都督。
史料上并没有说王金发为什么松口，想象中，一定是来自绍兴的叔荪在言谈中，搔到了王金发的痒处和痛处。绍兴是王金发的革命根据地，在老百姓心目中，王金发既是革命党人，也是著名的强盗头子。不管怎么说，王金发在绍兴大名鼎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贵不还乡，如穿锦衣夜行，革命既然已经成功，应该是王金发露露脸摆摆威风的时候了。王金发当时的神气劲是不难想象的，当叔荪来杭州刚和他见面时，面对昔日恩师徐锡麟的三弟，王金发不等对方开口，就十分爽快地送了一支手枪给他。他这人显然是一身的山大王脾气，想怎么就怎么。凯旋班师回绍兴，无疑有让他兴奋的一面，而且去绍兴不比去衢州，绍兴有许多旧部下，王金发只带兵三百就足够了。
王金发回绍兴真是出尽了风光，人们排着队，在西门等了一天等不来，忽然听说是第二天才会到，并且不就近从西门进来，而是绕道从东门走，理由从东门进绍兴比较吉利。这也不知是哪位风水先生占的卦，过去出兵，班师回朝，都习惯从北门入城，所以北门也称得胜门或德胜门，譬如北京的德胜门就是。到了第二天，大家又一次排了队等到天黑，好在月色很好，加上有火把、风灯和新糊的纸灯笼，还能凑合着看清。原来的绍兴知府程赞清，由两个旧差人搀扶着，战战兢兢地站着恭候，远远地看到王金发的革命军来了，非常做作地冲到河滩边上，两手高举，向前打躬，行的仍然是前清的官礼。这也不能难为他“咸与维新”究竟怎么叫新，小小的知府怎么弄得明白。
王金发一行是乘白篷船来的。在江南水乡，人们出行，照例都是坐船。几支快橹摇着，摇几橹，便朝天胡乱放几枪，仿佛扔爆竹似的。那船终于到了城门口，大兵浩浩荡荡地上岸，穿着军服，打着裹腿，脚上是草鞋，持枪分两排站好，如临大敌。那情形好像做戏，锣鼓声响了一阵以后，英雄人物才可出场，早了，就没那个效果。于是王金发慢腾腾下船，慢腾腾上马，在前呼后拥中，在夹道欢迎的绍兴老百姓的眼皮底下，慢腾腾进城转一圈。此时的王金发，自然不会把那位前来欢迎的旧知府，放在眼里。王金发骑着马，高高在上，谁都能看见他刚刚剃的光脑袋。我不知道这剃光脑袋，是否因为留学东洋，从日本人那学来的，后来的蒋委员长也是这毛病，硬是把脑袋弄得贼亮贼亮，有庄严的一面，但是也难免有滑稽的一面。要知道，辛亥革命男人们才开始剪辫子，光光的脑袋让老百姓看了，真不知会怎么想。王金发在大街上绕了一圈，神气十足地过完了头一把都督瘾，来到府衙门，堂而皇之地进去了。那三百士兵也跟了进去，排队站在那唱歌，唱了几首才解散了。
这以后，前来犒劳的就没断过。人们牵着手，赶着猪，抱着鸡和鸭，挑着酒，进出府衙门。王金发也没什么架子，谁来了都见。最先拜访他的，自然是那些地方上的革命党人，譬如鲁迅和范爱农。后来成为大文豪的鲁迅，此时不过是绍兴一家中学里的监学，这监学也还是临时的，因为四个月前，鲁迅愤然辞去了该校的普通生物教师一职，后来由于学生的强烈要求，因为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工作无人主持，才勉强上任。革命军兴，谣言四起，绍兴地处偏僻，什么样的传说都有。反革命的谣言不断，于是以其矛还其盾，鲁迅等便用革命的谣言对付反革命的谣言。鲁迅当时提出的办法，是组织学生“武装演说队”上街进行革命宣传，散发“溥仪逃，奕被逮”等传单，煽风点火，灭敌人志气，长自己威风。
鲁迅领导的学生，虽然拿的只是体操用的枪，但是在安定地方这一点上，起了积极作用。说起来真可笑，那体操用的枪，并没有真的子弹，就算能找到几颗，也是那种光能喷火，却不能杀敌的练习弹。当时传说有一队溃散的旗兵将从绍兴经过。民间最怕的就是溃兵，溃兵比土匪更不像话，于是店铺纷纷上了铺板，怕溃兵抢劫。为了安定民心，鲁迅率领学生“武装演说队”上街辟谣，学校里教体操的体育老师，当时还没有剪辫子，把辫子在头上打了个结，满头是汗地走在最前头。体育教师平时上课，用的是一把细而长的指挥刀，这时候也换了把可以砍死人的大刀。这一招还真管用，学生“武装演说队”所过之地，店铺胆子立刻就大了，立刻开门做生意。
王金发要来的第一天，鲁迅亲率学生在西门外，白白地等了一天，一直等到深夜，眼见着没希望了，才散队回家睡觉。那天晚上很冷，大家不得不生火取暖，肚子饿了，学生年纪轻，扛不住，便去附近的小馆子敲门买东西吃。鲁迅有个叫孙德卿的同事为人慷慨，掏钱购了几百个煮熟的鸡蛋给学生。在王金发到绍兴当都督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鲁迅和范爱农专程到都督府拜访他，因为大家在日本时就熟悉，范爱农和王金发还有一段同船的经历，且都是徐锡麟的学生。从目前可以查到的资料看，不知道他们当时说了些什么，唯一可以留给人们谈天的材料，是范爱农看着王金发的光头有趣，毫不客气地上前摸了摸，说：
“金发哥哥，侬做都督哉！”
王金发当时很窘。刚做了官的人，有时候非常想见熟人，因为唯有熟人，才能想到你是混阔了。有时候也怕见熟人，因为熟人最知道自己的老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自己混得再阔，你还是你，有些事永远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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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当绍兴都督的功过，是他最引人争议的一笔。毁之者，一味恶毒攻击，誉之者，找出种种理由为其辩护。为了写这篇小说，我重新系统地阅读了一些书，获得的印象是，对于王金发，过去的评价，毁超过了誉，近年来的评价，却是誉超过了毁。所引用的都是差不多的材料，区别只是在于解释。鲁迅仍然是必须被借用的，毁誉双方都能在鲁迅的著作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王金发遇难已经八十多年，事实上，他早就被人遗忘了。正像我在小说一开始所说的那样，王金发能在后来偶尔被人提起，还是大家读了鲁迅著作的缘故。
事实上，王金发只做了八个月的都督，而在这八个月中，他也不是一直留在绍兴。从1911年的11月，到次年的7月，在这所谓当绍兴都督的日子里，王金发曾数次离开绍兴。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自上海抵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据说王金发应陈其美之邀，化装为“总统专列随员”身携双枪，暗中保护孙中山。沈鹏年所撰孙中山和王金发，记载了当时陈其美对邵力子解释这么做的必要性：
我们革命党惯用暗杀手段对付清廷的显要权贵，也要防止他们用暗杀的手段来伤害孙先生。有王金发担任秘密保卫工作，就可以放心了。
我不知这资料是否靠得住，反正从当时的旧报纸，如记载革命党人事颇多的民立报上，见不到王金发在随行人员名单中。既然是化装，自然不会在名单上了。王金发屡次去上海是无疑的，否则，发生在1912年的陶成章被刺案，就不会和他有丝毫的牵连。王金发在陶成章遇刺前两天，曾在上海的汇中旅馆饭厅和陶见过面。这次见面时，陶成章告诉王金发，自己拟入广慈医院治病。两天后，陶成章在广慈医院被刺，王金发因此也背上了黑锅。其实王金发屡去上海的真正原因，是想和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此时革命虽然成功，但是革命的成果并不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
王金发的绍兴军政分府，虽然只管辖府属八个县，客观上起着和在杭州的省都督府分庭抗礼的作用。从一开始，王金发就没把不是革命党人的浙江都督汤寿潜放在眼里。以王金发的资历，一个省的都督位置，还轮不到他来做，不要说是他，就连陈其美，也只是挂名上海都督。当时的上海和今天的概念大不一样，属松江府，归江苏管辖。虽然都是都督，在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陈其美在上海，王金发在绍兴，都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主儿。这两个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绍兴，遥相呼应，大搞独立王国，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嵊县文史资料第八辑上，刊登了汤寿潜致王金发的一封信，注明日期是1912年9月29日。这日期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此时，汤寿潜已不是浙江都督，王金发也不是绍兴都督。正确的日期应该是1911年的11月16日，信尾的日期“九月廿九”是阴历：
季高仁兄大人麾下：
在杭得聆伟论，许为血性男子，恨相识之晚。司令部言，麾下愿往绍兴弹压土匪，画锦一行，便拟北伐，心焉壮之。一到绍城，即以军府闻，旋且以都督闻，初犹疑告者之过，今且接奉电告矣。下走无分寸功劳，且腼然而尸素于此，若麾下之劳苦功高，裂土而封，谁曰不宜。以怀负伟略如麾下，必不待一都督为重轻，且都督可也，因都督而越权限，窃以为过矣。浙江收入，悉抵洋款，盐茶局为收入一大宗，此款一经截留，彼族必来指诘，其时断非空言所能应，势必藉词干涉，是瓜分之端，自吾绍而开，且自下走所许之好男子而开，下走同为绍人，不敢不尽言以相告，无为此得小而失大也。犹记麾下濒行，以同为绍人之故，谆谆焉以尊重荣誉相勖勉。麾下岂不知都督之荣誉，远不如英雄之荣誉为尤大乎。里人来，盛传麾下遇卫士小有所扰于市间，辄枪毙之，执法之严，保民之切，所谓英雄者自宜如是。盐茶局票据簿册，似应发还该局，派员监督以促其进行，防其混匿则无不可，尚有存款，除扣下五千元外，还祈照解省城。敢因麾下之严于卫士，而冀英雄决不严于人而贷于已，不辞饶舌而告前途之荣誉有信于都督者。愿垂意省览，惟亮察，不尽。
意城兄均此致意。
弟名正肃九月廿九日
重读这信，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此时的王金发，不过当了一个多星期的都督，无法无天，胆大妄为，已经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原信中，凡遇“麾下”这一敬称时，无不另行顶格。这真不像一个上级给下属写的信，正如汤寿潜信中所言，他于光复无分寸功劳，然而既然尸位素餐，已经当了浙江省都督，有些话却不得不说。光复以后，到处都是些自称“草”字头的人物“草”字头是革命党的另一种说法，汤寿潜活脱是一个受气都督的形象。好在他受气的时间并不长，当王金发在绍兴闹得越来越不像话的时候，他已经调到南京担任临时政府的交通总长。
据说孙中山从海外回国，陈其美曾电召王金发赴沪进见。见面时，孙中山想不明白，问王金发为什么宁愿去绍兴，不愿留在省城杭州任职。王金发愣头愣脑的回答让孙中山很满意。王金发说自己想在绍兴练兵，然后率兵北伐，灭此朝食，直捣黄龙。他一生的可爱，都体现在这莽男儿的“莽”字上面。孙中山称王金发为“东南一英杰”就是在这次见面时说的。不久，孙中山便任命王金发为北伐军副司令，这可是一个不算小的职务，由于南北议和，北伐并没有真正实施，王金发的副司令，也就是一个短暂的空衔。不管怎么说，在绍兴招兵买马，积极备战，这也许是王金发的初衷，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王金发很快就把自己说过的话，忘到脑后去了。
辛亥革命带有很强烈的速成性质。从日期上看，10月10日，武昌首义，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11月初，上海和杭州光复，11月6日，陈其美任上海都督，11月16日，王金发任绍兴都督，12月29日，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个多月以后，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变化实在太快，半年前，由于黄花岗起义失败，革命跌入低潮，然而从低潮转入高潮，这中间连过渡都没有。革命成功如此容易如此省事，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只要清朝政府下台，革命党人和昔日的仇敌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王金发的练兵，准备北伐，显得毫无意义，也完全没那个必要，历史并没有为王金发提供带兵打仗的契机，像他这样善于冲锋陷阵的莽男儿，是否会成为一名卓越的军事指挥官，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被胜利冲昏头脑，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革命党的好心，给了坏人可乘之机。不要说是像王金发这样的草莽英雄，圣贤如孙中山和黄兴等杰出人物，对袁世凯的窃国野心，在当时也缺少必要的认识。孙中山就曾一度以为天下太平，亲自投身铁路考察，想以实业让中国迅速富强起来。许多革命党人自命清高，功成身退，羞于做官，干脆去欧洲留学念书。王金发当了都督以后，也颁布了许多改革措施，他是山大王出身，办起事来说一不二，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还有一招也让老百姓皆大欢喜，这就是开仓放赈，豁免一年的钱粮，减除苛捐杂税，饬令富商粜平价米，平抑市场粮价。此外，在杀人方面毫不手软，据说王金发先后杀了五十多个鱼肉百姓、反对维新的地头恶霸，其中有不少还是王金发亲手处决的。
王金发隆重公祭了徐锡麟和秋瑾等革命先烈，厚恤先烈家属，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王金发当年被迫逃进深山当土匪，如今衣锦还乡了，所有欠的旧账都一笔笔清算。那个对“秋案”应负责的章介眉自然不会放过，由于他已经先一步“咸与维新”伙同原知府程赞清搞了一个所谓“绍兴军政府”并自任治安科长，王金发便以“有要事商量”将章介眉诱至府衙门猝然逮捕。王金发显然喜欢戏剧性的场面，在逮捕章的同时，他派兵出其不意地封锁了章宅，然后调齐章告密的案卷，准备举行公开会审。在那段日子里，章介眉被戴上纸糊的高帽，游街示众，并让他跪在秋瑾烈士就义处的古轩亭口，在他头顶套上一只火油箱做的桶，边上放着棍子和小石块，供路人经过时敲打和投掷。
公审章介眉本来可以成为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公祭了秋瑾和徐锡麟两位先烈以后，人心都很激动，杀了章介眉，犹如大热天里吃一块冰激凌，既降温又解渴。杀了章介眉“秋侠虽死，亦可瞑目九原，含笑泉壤矣”在大家看来，章介眉是死定了，章介眉死有余辜。事实上，王金发一开始也打定主意要杀章介眉，这样的社会蟊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严惩就对不起革命先烈。可是结果却出人意料，王金发似乎心慈手软起来，稀里糊涂地就把章介眉给放了。王金发不杀章介眉，是后人一直指责他的地方，鲁迅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了此事，很有些怪王金发徒有妇人之仁。落水狗不痛打，待一上岸，轻则洒人一身水，弄不好还会被他咬一口。事过二十多年以后，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鲁迅仍然愤愤不平地说：
终于将那主谋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
其实不杀章介眉，恰恰是当时最流行的大趋势。王金发在一篇告示中煞有介事宣布:“现在共和之局已定，断无再有反对之人。”这种糊涂思想，很自然地会导致轻敌的麻痹思想。因此不杀章介眉，不能仅仅看做是妇人之仁。王金发宽宏大量地说:“本都督推诚相见，无诈无虞，愿我同胞，共喻斯义。”王金发的用心是好的，革命的形势发展实在太快，昨天的敌人，转眼间都成了一条战线上的朋友，中华民国说成立就成立，大清朝说没影就没影。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纠缠在王金发脑子里拐不过弯来。杀一个章介眉，对于出身绿林大学的王金发来说，小事一桩，能有这个器量不杀他，还真不容易。有些资料把王金发刀下留人，看成是因为章介眉的能言巧辩，是他摇尾乞怜，蒙得王金发相信了他的鬼话。
依我的想法，王金发再糊涂，还不至于如此轻易地就上章介眉的当。所谓“际此光复，毁家纾难，我亦不辞，故罄我所有，以充军饷，以谋公益，以营秋社，均无不可”这番鬼话，打动了王金发的说法实是靠不住的。章介眉已是死老虎，他的那点家产，即使是不想交出来，王金发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将其没收。王金发当土匪的年头虽然不长，可是绑票勒索这些小伎俩，再熟悉不过。章介眉无论如何狡猾，都逃不出王金发手心。王金发放过章介眉，最重要的原因，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仅是王金发，所有的革命党人，都陷于形势一片大好的迷糊之中。同盟会的第二号人物黄兴，竟然特意派人从南京赶来说情。如果我们说王金发错了，那么就是说黄兴也错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是王金发不想杀章介眉，而是革命党人的大多数，不想杀人积怨。
王金发作为一个小小的绍兴都督，不杀章介眉，有着十分合情理的历史必然。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杀人解决不了问题，不杀人又会出问题，这事实上是中国革命者在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尴尬。杀人不眨眼的王金发不得不向形势让步，忽然有了菩萨心肠，他非常戏剧性地抓了章介眉，同样带有戏剧色彩地释放了章介眉。章介眉果然“毁家纾难”将自己财产的一半，即田产3000余亩，现洋5万元，捐献给绍兴军政分府。王金发派出16名卫兵，用轿子抬着章介眉，将他浩浩荡荡地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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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王金发所颁布的政令都能实施的话，他会成为一位了不得的父母官。他雷厉风行地禁止鸦片，说不让抽，就不让抽，谁抽就杀谁的头。他委任鲁迅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用鲁迅的话说：“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王金发甚至还允许绍兴那么一个小地方，可以办一张越铎日报，这张报纸的创刊词就是鲁迅写的，当时署名是黄棘。这时候的鲁迅还没开始后来的白话文学创作，偶尔写几篇小说，也是文言文。他的越铎出世辞颇有些文学青年的味道，在声明办报宗旨时，抛出了一大堆口号：
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
这其实是一些书呆子在自说自话，不过是钻了王金发这个粗人的空子。在一开始，王金发便被大家称做强盗都督，他虽然时不时要摆摆都督派头，可是许多旧相识，依然称呼他为“金发大哥”要知道，王金发身为革命党，从来就没有什么革命的理论，更没有什么远大的革命理想。他以骁勇善战敢于出生入死而名噪一时，一旦政权到手，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当都督。坐天下和打天下常常是两门完全不同的学问，王金发从来就不是一个当官的料子，革命的结局却造成他可以做官。鲁迅在谈起他们当时为什么要办报时，曾说过是害怕王金发走向腐败，要用舆论监督他。谢震王季高君行述在谈到王金发督绍时的表现，曾委婉地指出了他的不足：
逸之为人，天性豪迈，而急少涵养，又无远虑，故其行亦瑕瑜互见。
瑕是玉上的斑点，瑜是玉的光泽，中国人说话的艺术通常是滑头，所谓瑕瑜互见，包括瑕不掩瑜，其实都是指的缺点和毛病。一个做老百姓的父母官，瑜是应该的，为官不做好事，还做什么官。事实上，王金发当都督没多久，就开始变得不像话起来。像他这样的草莽英雄，躲得过战场上的真枪实弹，未必躲得过糖衣炮弹。旧的习惯势力，总是比我们想象中的强大还要强大。当旧不是新的对手时，它最绝妙的一手，就是迅速地把新也变成旧。王金发当了都督以后，很快就被祖传的捧法，捧得忘乎所以，今天送衣料，明天送鱼翅，耳朵边全是肉麻的好话。难怪鲁迅他们会看不惯：
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越铎日报充满了战斗性，这张报纸令人想起鲁迅先生后来的文风。开首便骂军政府，骂那里面的军人，接下来胆子更大，骂都督，骂都督的亲戚，骂都督的姨太太，骂都督的同乡，凡是一切不顺眼的，都骂。鲁迅在军界痛言一文中指出：
今也吾绍之军，其自待为何如乎？成群闲游者有之，互相斗殴者有之，宿娼寻欢者有之，捉赌私罚者有之身膺军国民之重政，而演无聊赖之恶剧。
敢骂王金发，还真要有些胆子才行，鲁迅是条汉子，一起办报的也都是硬骨头。革命能让所有的人都头脑发热，连皇帝都下台了，一个小小的都督，有了错，凭什么不能骂，而且这错都是秃子头上的疤，明摆着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开骂就是十几天，连篇累牍，不顺眼的事实在太多，骂完了这个，又觉得那个也应该骂，于是接着再骂。有人传话到鲁迅家里，说王都督很生气，他出钱办报纸，怎么还老骂他，真是太不给面子了。消息传得有些走样，又说王都督要派人拿手枪来杀人。鲁迅的母亲自然吓得要死，害怕自己的宝贝儿子有个三长两短。王金发那强盗脾气真犯起来，十个鲁迅他也敢杀。
身为山会师范学堂校长的鲁迅，虽然比王金发大了两岁，这时候也不过才三十刚出头，年轻气盛，不相信王金发真敢杀了自己。王金发毕竟是革命党，革命党如何会胡乱杀人？鲁迅当了校长，本来是有200元开办费的，于是索性幽默一回，再去找王金发要经费。王金发气不打一处出，板着脸说:“又来拿钱，人家都把银子送到我这来孝敬，你倒好，反而还要来拿钱。要，就给你一些，下次没有了。”鲁迅得了钱，并不高兴，因为办学就得要钱，没有钱就办不了学校，将就着又干了没几天，钱用得差不多了，便辞职。王金发那里仍然憋着火，鲁迅辞职，他也不挽留，照准，派来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鲁迅交出账本，账本上的余款仅剩一角又两铜元。那接收大员也不问钱是如何用的，一边擤鼻子，一边打哈哈。
鲁迅辞职以后，便离开了绍兴，到南京的教育部任部员，这部员大约也就是职员的意思。那越铎日报在鲁迅走了以后，继续办着，风格不见收敛，反而越骂越凶，越骂越尖刻。王金发先礼后兵，派人偷偷地给报馆送了500大洋去。这是变相的行贿，几位主持报社工作的就两个问题展开讨论：问题一，收不收钱；问题二，收了钱，还骂不骂。结果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即钱照收，人照骂。收钱，是因为报馆缺钱，王金发拿钱来，收了他的钱，等于把他当做了股东，让王金发当股东，这是给他面子，收钱是看得起他，此其一。股东有错，有错必纠，当然不能徇私了断，当然还应该骂，桥归桥路归路，此其二。王金发没想到会被如此对待，这下子可真惹火了，于是一班兵大爷冲进了报馆，不管三七二十一，见谁打谁，逮住了来不及跑的书呆子们一顿暴打。最糟糕的是报馆的主持人孙德卿，大腿上活生生地被刺了一刀。秀才碰到兵，从来都是有理说不清，当初王金发来，正是这孙德卿热心地买了大批熟鸡蛋，慰问前去迎接王的学生，转眼不过几个月工夫，竟然受此虐待，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幸好鲁迅先生已经离开了绍兴。要不然，活生生地刺一刀，吃几拳头踢几脚，怕是最起码的。那孙德卿吃了一刺刀，疼得大怒，从此以宣传军政府横暴为己任。他跑到照相馆，脱了衣服，拍照为证，可是究竟如何才能展示那刀痕，却让摄影师十分为难。若拍全身照片，刀痕小得几乎看不见，不拍全身，只取刀疤，又如何能证明受伤者的身份。结果还是拍了全身，印了几十张，到处送人。想想那个时代的人真有趣，虽然不能像今天这样动辄电视实况转播，但是似乎也已经很科学了。拍照送人在当时似乎很时髦，如陶成章被刺以后，遗容便被拍了照送人收藏。鲁迅收到孙德卿所寄的照片，委实吓了一跳，照片上赤条条一个男人，春宫不像春宫，若不看文字说明，还以为是一个疯子呢。
王金发的督绍，很快就有了祸绍的恶名。无论现在有人如何替他洗刷，王金发迅速走向腐败，这一点不容置疑。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天下自然得由老子来坐，这种不可一世的态度，不仅体现在王金发一个人身上，更体现在他的手下一群人身上。军纪败坏成了大问题，滋扰民间的事情时有发生。王季高君行述上记载着：
一日王微服查缉，见有兵士在店强买，立命捉之出，举枪疾击死之。又一日，查得有屡在途调笑妇女之兵士一名，暗记其营哨号数，归召其排长及该兵至，将该兵士缚大树上，先以军棍击排长十百下，数其纵兵殃民之罪，然后起身自举枪，毙此士兵
王金发当了都督以后，其管理手段，仍然是绿林好汉的一套，而且他对杀人有瘾，喜欢亲自执行。事实上，军纪并不因此改观，恰恰相反，在王金发督绍的八个月里，自上而下的腐败越演越烈。孔夫子曾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孟夫子也说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由于王金发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他也不可能正确对待别人。譬如在用人方面，王金发对自己的亲戚故旧，大放肥缺，他的舅舅是盐税局长，他的姨表弟是酒捐局长，禁烟局长是他的表兄，便宜都让他熟悉的人占尽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昔日对王金发有恩的人，此时如买了绩优股，大收股市飞涨的回报。那些平时从不来往的亲戚，此时只要腆着脸上门，王金发就绝不让他们空着手回去。王都督如今已经是个阔佬，他反正有的是钱。
王金发身上的浪漫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是个喜欢排场的人，敢做敢当，居则警卫森严，出则前呼后拥。就连小老婆回娘家，也要带着卫队，一路吹吹打打。英雄难过美人关，王金发纳妾征婢，经常带着她们“各乘骏马，驰骤郊外，以为笑乐”他还把自己的外公，从嵊县接到绍兴来共享富贵，用四人大轿抬着，并派人出城鸣炮列队欢迎，吓得老人家差点从轿子里摔出来。敢如此折腾，自然是要钱的，而且要很多钱，于是他刚到绍兴时的种种许诺，便成了说过就算的空话。造福百姓很快变成了鱼肉乡亲，为民请命变成了要老百姓的命。王金发打着筹饷的招牌，拼命捞钱，尤其是为手下的“三黄”大开绿灯。所谓三黄，即黄伯卿黄介卿黄竞白，此三个位居要职，未及三个月便搜刮民财80万，搞得当时的绍兴人咬牙切齿。鲁迅先生就说过“三黄弄权，混蛋透顶”民间百姓干脆利用戏文中的现成句子，大唱“可恨三王太无礼”在江南方言中“黄”和“王”同音，骂三王就是骂三黄。在1958年的乡土史调查中，令人难以相信地发现，事隔已近50年，民间老百姓还能记得骂王金发一伙的顺口溜：
吃的油，
穿的绸，
迟早要杀头。
第四章
1
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演义吴越争霸的地方。古越多侠士，像王金发这样的人，艰难困苦压不倒他，对他有威胁的，是荣华富贵温柔乡。没有什么比醇酒和美人，更能消耗英雄侠士的斗志。王金发一共只做了八个月的都督。如果继续做下去，结果当然好不了。从王金发身上，不难看出辛亥革命的先天不足。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首先是袁世凯篡国，其次和革命党人自身的毛病分不开。革命党人有其幼稚不成熟的一面，譬如拱手把胜利的成果献给了袁世凯。革命党人还有其良莠不齐的一面，表现在一群人身上，是有好有坏，表现在一个人身上，也是有好有坏。晚节不保，是许多革命党人致命的弱点，在不久以后的袁世凯称帝的丑剧中，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中，有一大半便是变质的革命党人，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显然都在王金发之上。革命党人的迅速腐化堕落，是历史值得引以为鉴的经验之一。
袁世凯当了临时总统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解决政令不统一的问题。这是他收拾革命党人的第一步。除了保留省一级的都督之外，袁世凯下令解散各地的军政府，王金发领衔的绍兴军政分府自然也在解散之例。至于王金发离开绍兴时，究竟带走了多少钱，一直是个算不清的账。各种说法都有，反正他是带走了一笔民脂民膏。正是用这笔钱，王金发在上海舒舒服服地做起了寓公。他在上海花了5万元购买了一栋建筑精巧的洋房，地点在嵩山路附近，其豪华说起来让人咋舌。内有议事厅、迷楼、花房、船室、佛楼、荷花池、汽车间、马棚、屋顶花园等等。王金发拥有两辆私人汽车、四辆马车，有司机，自然还得有马夫。他到沪不久，便纳名妓花宝宝为妾。花宝宝即杨月娟，是王为其赎身后改的名。有材料说王在上海同时或先后纳花杨两妾，其实错了。一个人真要富起来，实在没有底，王金发挥金如土，生活奢靡，与革命时的莽男儿相比，早已判若两人。
我见过有不少文章为王金发在上海的声色犬马辩护，共同点是说他佯狂，是借以掩盖自己反袁的政治活动。这说法很难靠得住。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娶姨太太，捧剧场的坤角，以至吃喝嫖赌，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既当婊子，又竖牌坊，反而弄巧成拙。风流就是风流，没必要硬为风流遮羞，硬往潇洒脸上贴金。譬如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一定要把妓也描绘成侠的模样，实在不符合情理。换句话说，把蔡锷说成是佯狂还凑合，因为他尽管早在反袁称帝前，就和小凤仙有了感情，但是毕竟把袁世凯和小凤仙两个人都给蒙了。蔡锷毕竟没有当真娶小凤仙为姨太太，他们毕竟只是临时凑合。郎才女貌，男人在京城远游，在解决性的问题的同时，把感情问题也顺带解决了，把这些事说白说直，也没什么了不得。小凤仙怎么说，也只是个妓，有些人的毛病，就是不肯实事求是，不是把妓说得太好，便是太坏。
蔡锷英年早逝以后，有人代小凤仙拟了挽联：
不信周郎竟薄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这是七言联，文人好事，七言不过瘾，又代拟更长的：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因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燕支，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文人的感觉往往和妓差不多，当然主要是指的那种失意感。中国的古代诗人就喜欢以美人迟暮自比。我不是想在此调侃文人，而是想借此说明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就是男人有风流韵事，在辛亥革命前后，不仅不遭受谴责，相反被人们津津乐道地赞赏。无情未必真豪杰，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些现成的词都是送给风流男人的。老实说，和妓女在一起寻欢作乐，未必就妨碍了王金发的英雄本色，但是风流潇洒，有时候也确实可以成为掩盖男人欲望的遮羞布，当做走向堕落的敲门砖。大上海的十里洋场，是一个巨大的销金窟，王金发有多少钱，在这也派得上用场。早在绍兴当都督时，王金发做了什么过头的事，就有人向他委婉地指出，然而他不屑一顾，为自己开脱:“古今成功者，都这样！”
充分享受荣华富贵，这便是王金发对成功的理解。很多革命者，在卧薪尝胆时期，他们生命中所有带光泽的东西都闪闪发亮。可是一旦革命成功，他们身上的卑鄙猥琐，便统统暴露无遗。想想也是，几年前，王金发亡命深山，风餐露宿，革命意志不移。现在他作为成功者，作为民国的功臣，作为上海的阔佬，和那些被革命的对象已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难怪毛主席他老人家后来要提出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革命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仅王金发变了，王金发的母亲也完全变了。在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她老人家寄食于庙堂，与讨饭的老妇几乎没差别，现在也成了住洋房的阔老太太，享受着西式抽水马桶，享受着一拉就亮的电灯，而且还有一栋专门为她布置的佛楼，她要拜佛念经，就有雇来的尼姑陪着。
陈其美刚当上海都督的时候，有一次去上厕所，正好有一位士兵也在里面方便。陈其美的卫兵大声呵斥，让那士兵赶快离开，陈其美因此很生气，觉得自己的卫兵不应该这么做。他十分严厉地批评了卫兵，并就此警告自己。革命成功以后，只是从上厕所这一件小事上，便能看出特权的可怕。不矜细行，必累大德。孔融临终诗中有这么一句:“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特权常常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喜悦，它能够迷惑人，使人从喜悦不知不觉地过渡到自然和应该。王金发就把自己今日的腐败行为，看做是老子出生入死换来的，看做是天经地义。这也是王金发的思想境界，和陈其美不能相比的地方。境界不同，结局也就不一样。
王金发为其在上海的寓所，题名“逸庐”这个名字起得不俗“逸”正好双关，因为他的籍名就是逸。事实上，他真正安心做寓公的时间也不长，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容不得革命者当寓公，你不去惹别人，别人未必就会放过你。革命党人以为天下从此太平了，却不知袁世凯正磨刀霍霍。在初到上海短短的几个月里，王金发吃喝玩乐之外，兴趣似乎转移到了书法和篆刻上面。王金发既然参加过乡试，一手馆阁体的小楷大约总是能写的，我见到的则是行书，不算好，也不算太坏。值得一提的，是他刻的图章，刀法没什么可取，内容却像青年学生，有白文也有朱文，其中有化论语中的句子“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还有“志士多苦心”最有趣的是“无可奈何”和“逸庐主人”两方章。“无可奈何”四个字组成了一个官的背景，这官还是明朝的打扮，那帽子上有两根细细长长的小棍子戳出去。逸庐主人则是把“人”安排得非常小，小得还不到“庐”的六分之一。
从篆刻的内容来看，王金发仿佛还不甘心堕落。但这仍然不足以当做是他佯狂的证据，有文章说王金发所以走向堕落，是受了陈其美的熏染。因为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陈其美曾请王金发和蒋介石到上海“一品香”吃过大菜，又请他们到清和坊的堂子里打麻将。我不知道是否属实，但是革命党人在妓院秘密聚会，和革命成功之后的花天酒地，绝不可同日而语。陈其美从来没像王金发这么胡闹过，他们在人格上毕竟有区别。由于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恩师，蒋后来成为蒋委员长，反对他的人很多，而且蒋也确实留下了许多话柄，因此，陈其美既沾了蒋介石的光，也跟着他一起挨人唾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就见过有文章称陈其美为“杨梅都督”意思是说他嫖妓时染上杨梅大疮，这种谣言都是袁世凯雇用无耻文人捏造的，根本不足以为信。人们不太喜欢蒋介石，所以也和鲁迅一样懒得替他的老师辩诬。
2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这是袁世凯向革命党人正式动手的信号。在此之前，武昌起义三位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振武，被袁世凯和黎元洪找了借口，在北京杀害。宋教仁被刺以后，流言很多，正如两年前，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刺时一样，有人散布谣言，说宋教仁是陈其美派人暗杀的。散布这种谣言的目的很简单，既可以掩盖袁世凯的罪行，又可以挑拨革命党人的不和。陈其美不作任何声辩，他此时和王金发一样，已被解除了上海都督一职，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蛰居海上，知道只有侦破此案，才可以真正令人信服地告白天下。陈其美熟悉上海秘密会社的情形，和各阶层人物有着广泛的联系，他暗中布置自己的旧部，积极配合租界的捕房搜查凶手。
有文章谈到侦破宋案的关键人物是王金发，这种说法有些夸大。事实上，宋案被侦破的两个突破口，其一是因为陈其美的一个手下，当了上海的电报局长，袁世凯及其爪牙与上海往来的电报，都能被其掌握。最初的线索都是在电报上发现的，哪几个人有电报，哪些人有关系，按图索骥，想跑也跑不了。其二是一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在案发前，曾至宋案的嫌疑人应桂馨家去售字画。应托王找人为其刺杀一个人，王找了一位姓邓的朋友，邓答应了，去应家面谈，谈妥之后，又后悔。宋教仁被刺以后，邓看报纸，发现死者正是应桂馨让其刺杀之人，于是把这事说了出来。
王金发在侦破宋案时扮演的角色，就是陪同租界的巡捕前去捉拿应桂馨。他在辛亥革命前，曾是上海滩搞暗杀的好手，和敌人的杀手也算是同行，对这些熟门熟路。当时有着广泛读者的申报，以“妓院之寻缉”为题，报道了捕应桂馨的经过：
先是国民党特派员某君出外侦察，知应夔丞近常在妓女胡翠云家吸食鸦片，乃由总巡率领巡捕多名，至其处先向胡翠云盘诘。胡谓应未至此，现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家吃酒，系蔡尔卿所请者，密访不虚。乃复由总巡率领巡捕至迎春坊，先将该四弄弄口派人把守，以防逃窜。国民党特派员入内上楼问，应君夔丞在座否，应答曰我在，某君曰，楼下有人与君会晤，应乃匆匆随某君下楼，至门口即被捕。
这里的特派员某君，就是指王金发，而应夔丞就是应桂馨。隐去王金发的真名本义是什么，有各种推测，有人认为王金发和陈其美有很深的关系，在案还没有完全侦破的时候，让人预感到和陈其美关系深的人介入此案，容易引起误会和异议。不管怎么说，王金发重操旧业，牛刀小试，好歹又立了一功。应桂馨束手就擒，从他的住处抄出了许多证据，这些证据不仅有一支凶犯用过的三弹五响手枪，还有大量的足以证明袁世凯是本案主谋的真凭实据。宋案完全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刺杀，元凶除了袁世凯之外，还有当时的政府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桂馨不过是具体的执行人，由他直接收买刺客实施暗杀。
宋教仁在4月20日被刺，三日后，抓获应桂馨，又过一日，抓获应所指使的刺客武士英。至此，宋案已基本查清，袁世凯一伙完全陷入被动。到了第五日，孙中山闻讯风尘仆仆地从日本赶回上海，当天晚上在同孚路的黄兴寓所，与陈其美、戴季陶、居正、柏文蔚等密商对策。孙中山认为，袁世凯破坏民国的罪恶已不可掩，应该乘着人心激愤之际，武力讨袁，以除后患。他提出了“联日”和“速战”两策，说日本与中国相邻，关系密切“助我则我胜，助袁则袁胜”并愿意亲自再往日本接洽。黄兴和陈其美等人，认为以法律解决为好，既然已经抓住了袁的把柄，是非自有公断。毕竟国民党已经成立了，天下已大同，对此复杂问题，宜持冷静态度，而等待正当之解决。从感情上来说，反袁若借助日本人，的确也为大多数革命党人所不能接受，但是不借助外援，以南方数省不足恃的武力，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
王金发似乎还不够格参加最高层次的密谈。革命党人最后决定听由国会裁判。国会在袁世凯的控制下，所谓秉公裁判，自然成为一句空话。就在报纸上披露44件确凿证据的那天，袁世凯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这是中国历史上借的最大一笔外债，有了这笔钱撑腰，袁世凯再也不怕国民党和自己捣蛋。他解除了国民党拥有的几个省都督头衔，他们是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客气，袁世凯就老实不客气。在王金发当了将近一年寓公的时候，讨袁的二次革命终于爆发了，江西、安徽、广东、福建四省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成立声势浩大的讨袁军。可惜讨袁军在战场上，并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很快就处于下风。
二次革命中的王金发，已不像辛亥革命时那样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大放光彩。尽管他那拼命三郎的余威还在，然而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1913年的7月20日，由于浙江的都督朱瑞宣布“中立”王金发便在上海自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协助陈其美攻打制造局。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次王金发变得有些理智，没有冒冒失失地再次充当敢死队队长，而是申请后勤，为冲锋陷阵英勇牺牲的将士输送酒食。他的后勤工作十分差劲，据说行至半途，被人暗算，有坏人向汽车投掷炸弹，汽车受损，此事便不了了之。王金发显然没有受伤，但是，从此就再也没有在战场上见到他矫健的身影。二次革命时，陈其美领导的讨袁军，在上海打得十分顽强，翻阅当时报纸，我们可以见到许多熟悉者的名字，譬如蒋介石、钮永建、陈果夫、黄郛、居正，可就是很难找到王金发。
说王金发贪生怕死躲起来，无疑是一种不负责的说法，不过说他不像过去那么积极，这一点大致不错。也许是事出有因，王金发的旧部都在绍兴，在上海滩，他只是一个空头驻沪总司令。陈其美虽然和他有很深的关系，但是他也不能把别人的人马借给他用，和辛亥革命时一样，革命党人的武装总是带有组合成分，譬如什么商团、浙军、苏军、光复军、奋勇军，各有其主，别人调遣不得。除非王金发放下架子，去做一位马前卒，而他毕竟是当过都督的人，这个委屈如何受得了。有文章说王金发向陈其美要饷，有了饷才能回家把旧部带出来，陈自己忙得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他，两人因此有了龃龉。
事实上，沪上讨袁之战很快就失利，从7月18日陈其美在沪宣布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开始，到8月13日，上海讨袁军完全失败，陈其美不得不避居租界，成了受通缉的要犯。在这段时间里，除了那次半途而废的输送酒食，王金发在干什么，找不到什么文字记载。他的“逸庐”是不是在租界里，我不清楚，能确切知道的，是尽管他表现消极，仍然被列入受通缉的名单。不管怎么说，他是浙江驻沪讨袁军的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踌躇满志的袁世凯通电全国，查缉“重要名人”70余人，并开列赏格，一律以现大洋计算：拿获黄兴者10万元，陈其美5万元，王金发竟然和柏文蔚李烈钧等并列，值2万元。
3
二次革命后，王金发再一次陷入了亡命生涯。有人认为这一次他没有去日本，其根据是王季高君行述上说：
亡命复亡命，其亡而之东西洋乎，海天辽阔，以遨其游，岂不快哉！季高初意如此，其母不欲令其子远去，且以金钱有限，旅费不足资，而应酬又广，不如暂伏内地之为得。于是季高仍蛰沪上，其母则住旧宅。
但是1913年8月18日时报，一则标题“福建路天然旅馆发现私造炸弹”的报道，却透露出这么一则消息：
业经捕房查明，该旅馆实系为前绍兴都督王金发所开，各情已志前报。王于此事发生后，当即携其爱妾，即前在新清和为娼的花宝宝潜行东渡。
王金发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是否真的亡命日本，本身并不重要。以上两则消息都不可以作为铁证。说王金发去不了日本，是金钱有限，旅费不足，虽然不是实情，而报纸上说王金发已逃亡日本，也很可能是烟幕弹，偌大的一个上海，十里洋场，藏一个王金发，比当年落草为寇，躲在深山里更安全。问题的实质是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了，王金发虽然遭受通缉，他的生命安全还是有保证的。上海的租界几乎就是外国，袁世凯的密探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卖命。事实上，没有几位被通缉“重要名人”落网，明正典刑的更微乎其微，袁世凯是奸雄，善于用心计，他宁愿搞暗杀，也不愿意落下滥杀的罪名。
当时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对于白色恐怖的恐惧，而是看不到革命党人进一步的出路。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稀里糊涂地就大获全胜，二次革命，又莫名其妙地便输了。这里面不仅仅是因为对手发生了变化，关键在于革命党人自身发生了变化。早在1907年，陈其美刚去日本留学时，曾指出留学生中只有二十分之一，脑子里有“国家”二字。换句话说，这应该包括鲁迅和王金发等人的二十分之一虽少，毕竟是有革命思想的精华。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精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陈其美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曾说过：
辛亥革命，手持寸铁，集众数日，武昌一呼，全国振荡者，革命党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拥兵十万，北兵负隅，而全局失败者，革命党中锐气消沉之所致也。
陈其美把二次革命的失败，归结为党人“无团结力，吝自为谋所致”在后来和孙中山的一次谈话中，他承认自己在当初宋教仁被刺时，反对起兵讨袁是错误的，是对袁世凯的险恶用心认识不足。正是在这次谈话时，陈其美说:“二次革命之发生，由于第一次革命敷衍妥协；而第二次革命之失败，由于我党之不统一。”
革命党人的不统一，是直接地表现在了最高层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之间，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孙中山认为失败是因为党内同志“致党魁有似傀儡”根本不服从他的命令。有鉴于此，孙中山决定重建中华革命党，他在给黄兴的信中，口气十分坚决地说：
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天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重建的中华革命党，凡入党者，都得写誓约，盖手印，以表明愿意牺牲一切，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在辛亥革命首义有功的功臣中，尤其是那些做过高级将领的同志，对这种做法都持异义，如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张继等，黄兴更以“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坚决反对。持赞成态度的有陈其美、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等。孙中山再次被选为中华革命党的总理，他过去是同盟会的总理，然而此总理非彼总理，后来的国民党谈到先总理，那些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关系似乎更要近一层，更有嫡系和正传之感，像蒋委员长。而在蒋介石统治的时代，修订民国史，当时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民国元老，显然要吃亏。黄兴和孙中山意见相左，离开革命党人的根据地日本去了美国，让开了第二号的协理位置，孙中山提议陈其美担任，陈其美坚决谦辞，协理的位置空缺着，这样，陈其美在党内的地位迅速提高，为他的得意弟子蒋介石作了极好的铺垫。
在如此复杂的党内斗争中，以王金发的莽撞，没有办法分清是是非非。在他的第二次逃亡中，王金发显然是去过日本的。当时的革命党人，从上海去日本实在太容易，在80年代初期，有人曾访问王金发的女儿王侠雄，她对父亲携其去日的情景记忆犹新，她记得自己身穿日本女孩的和服，常常有朋友来看望她父亲。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王金发参加了重组的中华革命党，甚至都见不到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继续和党人保持来往的记录。许多革命党人已经丧失了继续革命的斗志，而王金发无疑是丧失斗志的人之一。
王金发大部分时间都躲在上海，其处境有些狼狈。王季高君行述上这样记载：
然斯时内地之亡命者麇集于此，无论从前与季高有否关系，觅一介绍人，即向其母索借旅费，至再至三无已时，甚有一次不遂，遽出恶言以相詈者。而各处暴动案，辄云受王逸委任，报纸上数数登载。其母殊懊恼，尝曰:“吾儿季高，以奔走革命故，家产荡尽，逃难时，吾如老丐妇，向亲友借贷不得，唯有质布衣，惑忍饿饮泣耳！吾前半世辛苦至矣！今年已老，犹若此，岂必不许我吃一顿安稳饭乎！”
这位岳飞之母式的革命老妈妈，似乎也有些不耐烦了。以她的觉悟，当然不明白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如何奸坏。清朝的皇帝已经下台，革命已经成功，汉人的统治已经恢复，天下都已经太平了，为什么还不让她老人家安度晚年，吃顿安稳饭。老太太越想越气，抑郁成疾，卧床不起。有一天，一位客人来探病，问起王金发的处境，王母于是大诉苦衷。客人别有用心地说:“你儿子是大本事的人，还怕无用武之地。不如你亲自出面，代他向政府自愿悔过投诚，为国效力，肯定能得到特赦。”王母顿时心动，待客人走了，便和儿子商量，王金发人虽莽撞，却不敢答应，知道这一步险棋不可以随便走的。
然而王金发最后还是走了这步险棋。王季高君行述上，强调是王母瞒着王金发，偷偷地给陆军部写了信，并花两万元巨款为儿子疏通。结果，在1915年1月，陆军部发出“奉部批准免于通缉”的批文。于是王母大喜，强迫儿子赴京面谢。事已如此，想回头也难，王金发是大孝子，母命不可违，临了，不得不勉强赴京。我对王金发对母亲给陆军部写信，完全被蒙在鼓里一事，始终表示怀疑，总觉得有“为贤者讳”的成分。事实上，王金发在沪期间，与陆军部驻沪代表王百川和李鲁生时相过从。那封请求陆军部“免于通缉”的信，显然和这两人有关。
王金发在去北京谢恩前，心情十分矛盾，这是无疑的。投诚事小，失节事大。他找来了老朋友谢震，希望他帮他拿主意。谢震明白王金发去意已定，所谓拿主意，也不过是求其谅解罢了。谢震快人快语，说:“丈夫贵立志，能成事，何必斤斤求谅于人哉！”王金发仍然犹豫，怕过去的战友忌恨自己。谢震只好安慰他，说只要不改革命的初衷，作为好友，他自然会为他解释。谢震提醒王金发，大丈夫能屈能伸，既然去了北京，就不要白去，应该捞个职务，手中有了权，养势待时，他日再起，要方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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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就这样在母亲的安排下，稀里糊涂地去了北京。这时候，他的智力状态已经出现问题。去北京无疑等于上贼船，上去了，就不是那么轻易可以下来。所谓捞个职务，以图他日再举，根本就是自己骗自己的笑话。凭王金发的莽撞，和袁世凯玩心眼，那是班门弄斧，关老爷面前耍大刀。袁世凯和他的陆军部，绝不像谢震想象的那样容易欺骗，王金发到了北京，银子花了不少，官没封到，却还要他拿出投诚的实际行动来。这实际行动就是要王金发限期拿获韩恢、詹大悲、蒋介石、姚勇忱等革命党人。既然当了婊子，就得卖身，这是人之常情，天经地义。王金发十分为难，卖友求荣，这是不能接受的条件，可是人已经到了北京，这条件不能接受，也不能拒绝。王金发陷入进退两难走投无路的尴尬境地。
王金发的请求免于投诚，走的陆军总长段祺瑞的路子，然而军政执法处闻讯王金发已入京“威拟逮捕，以伸国法”并指责“段总长信小节而不顾大局”这种传闻也许只是想吓唬吓唬王金发，而王金发的确也被吓得不轻，于是“踉跄出京”赶快逃跑，北上仅逗留了一个星期，所有的事情不了了之。投诚之事，在一开始就草率，临了，还是草率。投诚的双方都没有太多的诚意可言，王金发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免于通缉，从此可以公开活动。对于王金发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坏的结局，因为他花钱投诚的目的，很可能就在于此。过分强调王金发准备东山再起，显然不是事实。
此时的王金发，已经不是越王勾践。越王勾践为了报仇雪恨，卧薪尝胆，而王金发回到上海滩的十里洋场，从此车水马龙，花天酒地，所谓“入声色也消愁”“终日以醇酒妇人自遣”
两次亡命之王季高，一变而为豪赌冶游之王季高矣！
事实上，早在二次革命前，王金发身上的许多坏毛病，就已经露端倪。现在有了苦闷这个堂皇的借口，更是顺理成章名正言顺，索性一条路走到尽头。“投诚”之举，害得王金发里外不能做人，两头不能讨好。袁世凯方面要他限期捉人，潜伏在上海的党内同志，听说他从北京归来，疑惧万端，只怕自己成了王金发献媚袁大总统的礼物，一个个都躲他远远的，海外同志更不相谅，纷纷来信质骂，并云将派人暗杀。王金发有口难辩，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听天由命。漫道温柔消壮志，醇酒妇人亦英雄，于是他以吃喝嫖赌来更加迅速地堕落自己。
再也没有什么比王金发的死更窝囊的事情。王金发似乎忘记了自己处在双重的危险之中。在1915年的5月，也就是在他去北京投诚的五个月以后，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二十一条”准备称帝前夕，王金发忽发奇想“以调查旧部动静，并消弭乱萌为辞”向上海的镇守使郑汝成请示，要去浙江一游，并打算在西湖边上建别墅。郑汝成批准了王金发的要求，亲自打电报给浙江都督朱瑞，请其保护接洽。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是袁世凯在南方的心腹，陈其美领导的上海二次革命，就是惨败在他的手下。郑是革命党人的心腹大患，陈其美后来不得不派人将其暗杀。而浙江的第三任都督朱瑞，却是一位变质的老革命党人，他早在1907年，就由秋瑾介绍参加了光复会，辛亥革命率领新军攻打杭州时，曾和王金发并肩作战。
按说王金发和朱瑞真应该有些旧交情。从王金发去杭州时要请示，要保护，说明他当时被软禁监视，也害怕革命党人行刺。王金发犯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没想到昔日情同手足的战友会加害自己。他没想到早在自己没去杭州以前，朱瑞便密电袁世凯，说王金发“来杭意图叵测”王金发到杭州后，挥金如土，会客请酒，相续不绝。过了三天，一向躲着不见面的朱端，忽然决定在百井坊巷自己的公馆，宴请王金发。有人劝王金发，说朱瑞可能没安好心，此去弄不好便是鸿门宴，还是不去为妙。王金发也心存蹊跷，但是想到朱和自己毕竟有过交情，绝不会如此负义。席至半酣，朱瑞拿出袁世凯的电报，很痛苦地说:“上峰有令，我已无法帮忙。”就这样，王金发被关进了陆军监狱，一关就是二十多天，至6月2日下午4时，惨遭杀害。
我曾见过王金发临刑前的照片，照片上的王金发毫无恐惧，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他被绑着双手，捆在用树棍搭起的架子上。行文至此，我又一次找出了这张照片，不由得百感交集。这张照片曾登在报纸上示众，当年一定很轰动，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没见过王金发本人，第一次看到他，也是见的这张照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王金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王金发传奇一生的终结，是他不平凡人生的一个句号，一个很不圆满的句号。王金发实在不应该是这样死的。
王金发被杀，当年那位被他释放的章介眉，曾起了推波助澜投井下石的作用。这位为杀秋瑾女侠出谋划策的千古罪人，此时又混到北京的总统府里当秘书，掌管机要，王金发当年没有痛打落水狗，饶他不死，他却不肯感恩放过王金发，据说他曾急电政府，振振有词“有稂莠不去，嘉禾不生，恳即明断，以张纪法”促成了袁世凯下决心杀王金发。这好像又是个农夫和蛇的故事。为此，鲁迅几次写文章警世，最著名的就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此文曾经被选入“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学课本。那时候上中学的人，都应该读过这篇文章。“费厄泼赖”是宽容的意思，对敌人宽容必吃苦头，王金发的教训就是例子。不过一个小小的章介眉，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还可以提出疑问。朱瑞身为一省的都督，想杀王金发，也必须是有了袁世凯的电报才敢动手，把王金发之死赖在章介眉身上，可能也是觉得这样更有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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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这样的莽男儿，最适合马革裹尸当英雄。他应该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应该是徐锡麟和秋瑾，应该死于前清时的捕役，应该死于光复时的枪林弹雨。历史让王金发选择了一个最不应该的死，不死于节，不死于义，偏偏死于投诚之后的鬼魅官场。王金发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冤枉。他糊里糊涂地送了命，不管后人如何为他辩解，他一生的名誉随“投诚”二字而毁。这真是一个最糟糕的死法。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应该死而不死，往往不是件好事。譬如汪精卫，他正好和王金发同年，如果在刺杀摄政王未遂后，当真被判了死刑，立地正法，了却他“引头成一快”的心愿，也不会在后来留下一辈子的骂名。晚节不保向来就是个严重问题，很多人都是小事清醒，大事糊涂，一失足成千古恨。
大事万万糊涂不得，王金发死了以后，颇有大快人心的一面。人们自然会很轻易地相信报纸所说，除了极少数的亲友之外，大多数人都觉得他死有余辜。据说在绍兴，人们开会庆祝，坚信这是王金发“祸绍”的报应。前清的遗老们心头一定很痛快，弹冠相庆，因为大清的江山，就是被王金发这样的乱党推翻，杀一个王金发虽不足以解恨，但是杀总比不杀好。最让人心疼的，是昔日并肩作战的革命党人，也觉得王金发活该，这就是投诚和变节的恶果。王金发被杀的一个重要罪名，是他不肯出卖昔日的战友，换句话说，他的投诚有些莫名其妙，毫无“诚”字可言。他从北京回上海以后，政府“派员赴沪监督，意延宕数月之久，迄未捕获一匪，反与乱党随时往来”于袁世凯的角度，杀王金发也没杀错。
袁世凯是一个很懂得利用舆论的高手，他知道如何不惜重金，收买那些无聊的文人，编造一连串的谎言，颠倒黑白，搅乱是非。既然要杀一个人，就必须彻底把他搞臭。王金发冤枉，就在于所有的人都觉得他该死。人总是容易轻信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日本的古屋奎二所撰蒋介石秘录，就为当时报纸上的谎言所蒙骗，其中有一段，煞有介事地说蒋介石在上海，因为王金发的告密，差一点落入袁世凯的侦探手中。这样的小道消息，蒋介石自己是否相信，不得而知。
蒋介石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比王金发著名得多的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比王金发更有眼光。尽管他们的经历差不多，年龄相仿。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和王金发的故乡嵊县相邻，但是蒋介石的展望未来，要比王金发远得多。作为战士，辛亥革命成功，王金发的革命生涯也就走到头了；而对蒋介石来说，虽然不时也去过妓院，对前途也沮丧失望过，但是醇酒妇人并没有消亡他。他们的起点差不多，发展的轨迹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结局完全不一样。历史证明王金发这样的莽男儿，绝对不会成为蒋介石那样的人。我们可以为王金发辩护，说他是假“投诚”说他胸有大志，还想东山再起，然而美好的愿望，毕竟不能代替血写的事实。
吴越争霸的故事中，越王勾践是最终的胜利者，然而从感情上来说，我不喜欢勾践。这也许和小时候看过的故事有关，我记得在林汉达先生所写的春秋故事中，写到越国失败以后，勾践为了麻痹吴王夫差，不仅俯首听命“请为臣”而且还把老婆献出去“妻为妾”更有装孙子到了丧心病狂的一步，竟然用嘴去品尝夫差拉的屎。吴王夫差生病许久，有一天勾践说，大王的病就要好了，因为我尝过大王拉的屎，味道有些酸，说明大王的消化系统已经有所改善。吴王夫差很感动，觉得勾践对自己很忠心，从此放松了警惕放虎归山。结果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打败吴国，杀了夫差。我不明白勾践的行为有什么可称道的，士可杀不可辱，说什么也不应该吃屎，也不应该牺牲西施，搞美人计，更不应该把自己的老婆贡献出去。对于有些人来说，最终的结果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过程那么无耻，再好的结果又有什么意义？
差不多同样的道理，王金发身上有许多比蒋委员长更可爱的地方。王金发之为人，任其天然之性，嬉笑怒骂，皆露本真。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在最后关头，不自量力地强学越王勾践。勾践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学的，以王金发的莽撞和修养，要学也只能半截子，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会演戏就别演戏，演戏演到一半，想下台，也下不了。谢震王季高君行述在结尾部分说得非常好：
凡人当常提自觉心，与其硬学智巧，何如率其本真。
学勾践只学一半，临了还把命给搭进去，这就是王金发的悲剧。脸皮不够厚，就别去做那种丢人现眼的事。王金发硬学智巧，以己之短，去和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斗，结果就只能是找死。事实上，王金发已不可能卧薪尝胆，他的思想已经变质，妇人和美酒已经消磨了他的壮志。王金发已经彻底落伍了，他注定应该是被历史淘汰的对象。
王金发死的时候，只有33岁，在他死后的一年左右，辛亥革命时期的几位重要人物相继去世。先是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紧接着是袁世凯自己，因为称帝众叛亲离，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死去。然后是黄兴和蔡锷的病逝，两人仅相差八天。人都有一死，这些如此了得的人物集中地离开，预示着辛亥革命作为一个时代，已经真的结束了。黄兴和蔡锷功不可没，他们死后不仅享受了国葬的待遇，而且修建了十分壮观的坟墓，供后人缅怀和瞻仰。国民党人曾力争要为陈其美举行国葬，国葬不成，于是就募款厚葬，在陈其美死后的第二年，在他的家乡湖州，建造了一座美丽的英士公园。袁世凯的死也颇让人咀嚼，虽然有豪华的葬礼，有很不错的墓穴，但是从他死的那天开始，他的骂名就没有停止过。
我的这篇小说，其实可以加一个小小的副标题，那就是“重温辛亥革命”王金发这个人物是小说的圆心，半径便是整个辛亥革命时期。有人流芳百世，有人遗臭万年。至此，我不由得想起黄兴写给袁世凯的一封信，这是在武昌起义的一个月以后，袁世凯刚复出不久，黄兴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面建拿破仑、华盛顿之功”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南北各省人民都将拱手听命”历史不止一次赋予袁世凯极好的际遇，早在戊戌维新的时候，如果他不出卖谭嗣同，无论变法成功与否，他都是名垂千秋的人物，可是袁世凯偏偏选择了告密，在自己身上留下一个极大的污点。同样，现成的民选大总统不当，非要过一把皇帝瘾，前后做了几十天皇帝，结果连三岁的小毛孩，都知道他不是个东西。历史不能假设，他要是早死几年，说不定还真成了中国的拿破仑和华盛顿。狗肉不上台盘，竖子不足为谋，在流芳和遗臭之间，袁世凯咎由自取选择了后者。不妨把杨度悼蔡锷的挽联借来一用：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空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这是一个失意者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叹。豪杰为神，所谓一死重如泰山，黄兴也好，蔡锷也好，包括陈其美，这些人都是死得其所。杨度因为拥护袁世凯称帝而臭名昭著，因此他的挽联在赞颂别人的时候，仍然嵌着小小的骨头。和黄兴、蔡锷以及陈其美这些共和元勋相比，王金发就要寒酸得多。王金发后来被安葬在西湖边的卧龙桥畔，地方固然是个好地方，可是只要想一想美丽的西湖边，葬的都是什么人物，便会觉得王金发有些僭越。葬在西湖边上的应该是精忠报国的岳飞，是挽救明朝于危亡之中的于谦，是慷慨就义的鉴湖女侠秋瑾，王金发如何配和这些人齐名？青山有幸埋忠骨，王金发葬在西湖边上，是他沾了西湖的光，因为他似乎还不够为西湖增色的格。
王金发注定成不了神，他的身上只有传奇，没有神话，人都有一死，一了百了，所谓“当时成败已沧桑”辛亥革命留给我们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推翻了帝制，却没有来得及铲除封建思想的基础。王金发毫不犹豫地革了别人的命，偏偏忘了革自己的命。即使没有投诚这件尴尬事，王金发的前程也不容乐观，他的思想境界上有着严重的问题。辛亥革命本质上仍然是改朝换代。这也就是为什么对后来的五四运动会有更高的评价，尽管五四运动本身，只是学生运动，然而治疗满目疮痍，还得靠学生们开出的两剂药才管用，这两剂药便是“科学”和“民主”要想救中国，必须靠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的历史教材中，现代史的开端，历来有两种主张，一是从辛亥革命始，一是从五四运动始。过去我一直倾向于前一种说法，虽然在我读书的年头里，标准答案应该是后一种，课堂上考试必须这样答题才能拿满分。写完了手头的这部小说以后，我由衷地赞成后一种说法。
王金发这样的莽男儿，只是结束了一个顽固的旧时代。真正的新时代，的确应该是从五四开始。我们常常以为结束旧的，自然便是新的开始，事实有时候并不是这样简单。还是以柳亚子先生写的莽男儿来做结束语，对于王金发这样的旧人，以旧题诗结尾为最好：
功罪何当付盖棺，纷纭谣诼总无端。
秦人倘识苻生枉，蜀老难为葛相宽。
败寇成王谁定论，恩牛怨李此旁观。
荒坟鬼哭鸱鸺叫，一卷丛残带泪看。
199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