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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我有我的自由，希望到哪里去，不必告诉你。倘或你们仍旧当我是俘虏，到哪里去都没有我作主张的余地，也就不必多说了。”
态度始终是如此傲岸！但后宫亦起能忍耐；用解释的语气说：“陈先生，你误会了，我们的意思是，你愿意到哪里去，告诉了我们，好替你准备交通工作。”
陈友仁想了一下答说：“上海虽已沦陷，但照国际公法，仍旧是中国的领土。我愿意回上海。”
即使想赴内地，也必然说是愿意到上海；到时候再设法转道，比在香港、九龙要方便得多。事实上，日本军方，也已作了决定，这批高级俘虏，以移送到上海，最为妥当。
这期间，南京、上海方面，不断有人派来，而目的不同。来自南京的，自然是汪政府的特使，希望争取有分量的在野名流，金融巨头，参加”和平运动”这个工作没有成功，但也不是完全失败；有些人已作了口头承诺，只以日本军方要听东京的指示，一时还不能将愿意参加汪政府的人，交给南京来人。
来自上海的，情况最复杂，有受杜月笙之命，到香港来营救”老朋友”的徐采丞；也有”76号”派人”抓人”的。最大的一个目标是陶希圣，但他早已举家混入第一批疏散到曲江的难民队伍中，间关抵达”行在”了。
香港大酒店中的羁客，能恢复自由的，只有3个人，一个是许崇智，他与新任香港总督矶谷廉介是老朋友，而且在表面上，日本人”交代”他做的事，很巧妙地都敷衍过去了，所以提前释放。
一个是胡文虎。他在香港虽只有一座”虎豹别墅”与一张报纸；但在南洋一带，事业甚多，号召力亦不小，日本人有用得着他的地方，自然特加青睐。
再有一个就是曾云霈，他是留日出身；当北洋政府的段祺瑞时代，很得意过一阵子；在日本阁员级的要人中，朋友很多。而且十几年来，他亦未曾参加实际政治工作，生活靠蒋委员长迎段南下，月饭2万元中，分润维持；段祺瑞一去世，境况更窘。这些情形，日本人是谅解的；因而宽大处理放他一条生路。
除此以外，另有3个人受到特别优待。第一个是”北平李丽”；虽然美人迟暮，但风华如昔，典型犹存，广东特务机关长兼任香港民政长的矢崎，一见惊为天人，倾倒不已。于是”北平李丽”成了香港名女人中的名女人。她本来以手面豪阔出名；这一来更得畅行其志了。
那时有好些人受过”北平李丽”的惠；而受惠最深的，却是梅兰芳，他曾”降尊纡贵”陪”北平李丽”唱过戏，就因为这一重粉墨因缘，”北平李丽”在矢崎面前极力称颂，梅兰芳亦成了矢崎公馆中的座上客。但是，矢崎无法逼他再出现在舞台上；这便是”北平李丽”的卫护之功——梅兰芳特意留起一撇小胡子；梨园行蓄此与”剁网巾”皆是不再唱戏的决绝表示。倘非”北平李丽”不能任他”蓄髭明志”
再有一个便是影后胡蝶；据说是日本军方曾特别下令保护。她亦经常出现在矢崎的公馆中，终于获得通行上的方便，悄悄潜返内地了。
除了颜惠庆坐船以外，其余香港大酒店中的高级俘虏，都坐日本所派的专机，飞抵上海。平时正是”江南三月，草长莺飞”的时候。
这些名流到达上海的消息，已在日本军部控制之下的报纸，是不准登载的；但在私底下——汪政府的要员及上海的”上流社会”中，却很引起了一番热闹；访客陆续登门，细叙契阔、悲欢杂陈。一阵接风压惊的应酬过后，情绪慢慢平静，便有许多正事要谈了。
其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亦都是银行家，一个金城银行的董事长周作民；一个是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还有一个是久任银行公会秘书长的林康侯。周、唐二人是周佛海的旧交，与周作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当然无话不可谈。
“太平洋战争一起，首蒙迫害的就是我们东南财赋之区；军需供应，尤其是粮食，日本人搜括得很厉害，自己划定了一个军米区。民以食为天，如果一旦民食供应不上，不知会成为什么局面？”周佛海问说，”作民兄，你有什么好办法？”
“在这种一面倒，又是军事大帽子往下压的情况之下，能想出办法来，已经很好了；哪里还谈得到好办法；我看，唯一的办法是：与其你来做，不如我自己来做？自己做，总还有腾挪闪避，甚至暗中掣肘的余地。不过，”周作民特别强调，”不管怎么做，总要先取得重庆的谅解。”
“那是一定的。”周佛海点点头说：“你的原则很好；我让他们去拟好了办法，再跟你来请教。”
周佛海召集专家，拟定了一个”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的组织规程；下面又分米粮、纱布、日用品等等专业委员会。所谓”统制”对日本人的说法是配给之意；以有限的物资，作最经济的分配。日本方面不但表示同意，而且要求尽快成立；因为对”统制”二字，各有会心，在他们看，可以利用这个委员会有效达成搜刮的目的，何乐不为。
依照组织规程的精神，此一统制会是商界自动自发的组织，因此，负责人便须从商界中去找。上海从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等人一走，崛起了另一批闻人，其中年高德劭，以闻兰亭为首。
他是江苏常州人，这年高寿已七十有三，但精神矍铄；清癯的身材，撇一部银髯，真有仙风道骨之概。他的本行是纱布，民国10年以前，便已崭露头角，担任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理事长；又是上海最大的一家交易所，虞洽卿所办的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常务事理。一生敬业乐群，赋性淡泊，但对社会福利事业，颇为热心，所以物望甚高。只是以前有杜月笙、虞洽卿在，声光不免被掩而已。
周佛海根据上海商界巨子的反应，决定请闻兰亭出山。他是茹素念佛的，周佛海特地精治了一席素筵，而且请了好些有名的”居士”作陪，提出要求，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作个敦劝的总讲；闻兰亭慨诺不辞，不过他有个附带条件，要请两个人帮他的忙，至少也得是两个之中的一个。
一个就是刚由香港回上海的林康侯。他是上海本地人，进过学，即是一名秀才，前清末年，做过南洋公学小学部的校长，以后又参加上海时报，做过主笔。平时各省都在提倡自办铁路，林康侯与当时一班立宪派的名流，创办苏州铁路，又跟”梁财神”——梁士诒组织新华储蓄银行，自此弃儒习贾，在交通金融事业上，有过一番作为。
民国17年开始，林康侯一直担任上海银行公会的秘书长，金融巨子，无一不熟，而且做事任劳任怨，不矜不伐。有此两项长处，闻兰亭觉得他是最理想的助手。
再一个是大陆银行的叶扶霄，与闻兰亭的交情极好；但交情是交情，做人是做人，叶扶霄不愿淌浑水。所以最后是林康侯经不住各方劝驾，觉得盛情难却，做了”商统会”的秘书长。
秘书长有了，便须物色所属的5个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米粮统制委员会。闻兰亭与林康侯，不约而同地都看中了一个人。
此人叫袁履登，籍隶浙江宁波，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第一届的毕业生，除了创办宁绍轮船公司、宁绍保险公司以外，一直担任公职，并有两个头衔，一个是纳税华人会的理事，仿佛民意代表；一个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籍董事，对于公共租界的设施，是有发言权的。这两个公职，造成了他在上海滩上的特殊地位。加以为人和平敦厚，乐于助人，所以声望很高。
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公共租界，工部局当然要改组，英美籍的董事，一律送入集中营；原来的日籍董事冈崎，成为总董；袁履登也水涨船高，被推为副总董，但权力却反不如前，因为工部局的董事会已经有名无实，难得开会，就开会亦只是听冈崎一个人大放厥词，根本无他人置喙的余地。
袁履登之出任米粮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自须先谋之于冈崎；同时提出条件，必须按起配给”户口米”冈崎表示，这个条件他也同意，然而无法作主，要取得”登部队”的许诺。
冈崎又提出一个要求，想请袁履登出任保甲委员会主任委员，彻底清查上海的户口。这件事与食米配给有密切关系；袁履登是无法推辞的。不过，趁此机会，却可以提出一个条件，不得再有封锁的情事发生。
原来当日军刚入租界时，常有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或者只是激于义愤的爱国情绪，每每伏击”皇军”及汉奸，只要某一地区发生暗杀事件，预先安设好的警铃一响，日本宪兵立即出动，用麻绳圈出事地点四周，成为局部封锁地区。真所谓”画地为牢”在”牢”中的住户商品，不准有人外出；路人则在原地停止，听候检查”良民证”无辜被捕的不知凡几；幸而通过检查的，也并不能立刻恢复自由；对锁自几小时至几星期不定，甚至”真凶”既获，犹不解除封锁。这是从纳粹那里学来的残酷的惩罚手段；目的是要使得爱国志士，想到一出了事，便会连累无辜、同胞，饱受失却行动自由，以及生活必需品无从补给的痛苦，因而踟蹰罢手。
袁履登所提出的两个条件，日本军方自非允许不可；因为他们亦已看出来，中国人适应环境的本事最大，任何高压手段，只有引其中国人更多的痛恨，更坚持不屈，恰好与他们希望软化中国人的目标，背道而驰。倒不如略为宽大处理，反可以省却许多麻烦。
平时的袁履登亦已古稀之年，因此与闻兰亭、林康侯，为人合称为”三老”这”三老”几乎每天都会见面；因为不是被请去证婚、就是被邀剪彩，每人每天至少有五六个应酬，筵席上一定会遇到。
除了林康侯以外，由香港送回来的名流，几乎每一个都不能免于日本军方或汪政府的登门拜访，延请”出山”当然，像郑洪年那样热中的人，一拍即合，出任了管辖京沪、沪杭两条铁路的华中铁道公司总裁；此外大多虚与委蛇，或则设法延宕，或则担任一个空头名义。只有两个人比较特殊，一个是陈友仁，闭门坚卧，纤尘不染；一个是李思浩，担任了素无渊源的新闻报董事会主席，只为了帮朋友的忙，而且是取得政府默许的。
原来当太平洋战争一发生，日本进入租界，首先要控制的便是申、新两大报。两报当然要改组；而改组两报的权柄，却很奇怪地是握在日本海军手中。日本陆海军对于在中国的占领区，各有势力范围；上海是一例外，属于陆海军共管区域；西藏路以东因为接近黄浦江，所以归海军管理，作为上海报馆集中地的望平街正在此区域之内。
日本海军所选中的申报主持人，名叫陈彬壧，他是？苏州人，战前曾在申报主持笔政，颇得史量才的信任；史量才被刺，申报内部清除左倾分子，陈彬和远走香港，替陈济棠办”港报”跟日本方面搭上了关系。所以此时以申报旧人来主持申报，顺理成章，毫不为奇。
新闻报的商业色彩比较重，日本军方认为人事不必更动，只责成新闻报加强替日本宣传而已。但政府方面却认为董事会主席吴蕴斋，也是知名的银行家，他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这所谓”北四行”集团中的中坚分子。北四行在上海有两笔很重要的投资，一是握有相当数量的新闻报股权；一是有名的国际饭店。自北四行的领导人周作民离开上海，这些事业都由吴蕴斋出面主持；事实上他在新闻报并不大管事。如今来自重庆的消息，说他不见谅于政府，当然亟图摆脱。但是日本海军又岂能容他高蹈？再说所代表的股权，亦不能随便放弃；因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这时便有人献计，说要找一位资历辉煌，而又为日本所信得过的人来接手，才能脱身。吴蕴斋深以为然；几次计议，物色到了李思浩。
李思浩字赞侯，浙江慈溪人，长于度支，是段祺瑞一系真正有实力的大将；日本军认为由在北洋政府历任财政总长，而在国民政府中并未任过任何要职的他来主持新闻报的董事会，是很适当的人选。于是，吴蕴斋便向蛰居在法租界偏僻的惇信路，吃斋念经，不问外事的李思浩游说，力劝他？出山来保全这一张行销全国，发行数字占第一位的新闻报，庶几沦陷区的同胞，还有一处可以诉若，说说话，让日本人觉得是不能不顾忌的喉舌。
就为了这个原因，李思浩托徐采丞用秘密电台向重庆请示，获得同意，方由吴蕴斋正式向日本海军驻上海的最官员近藤推荐，接任新闻报社长。
李思浩出山之时，闻兰亭却已有倦勤之意。原来此时有关东南的物资，成为三方面争夺的目标，一是日本军方；二是汪政府；三是我们的大后方。
为了维持抗战，大后方必须海外及沦陷区的物资支援。？际采购，本可通过香港及上海的中央信托局办理；太平洋战争一发生，这两处的中信局不能再发生作用，对于沦陷区物资的争取，就更显得重要了。
大后方的这个争取工作，分多方面进行；主要的是两条线，一条是由杜月笙的代表徐采丞与日本陆军登部队打交道；一条是由第三战区设法搜购，自浙东输内地，不幸的是第三战区的经济特派员平祖仁夫妇，双双为76号逮捕了。
释放，我有我的自由，希望到哪里去，不必告诉你。倘或你们仍旧当我是俘虏，到哪里去都没有我作主张的余地，也就不必多说了。”
态度始终是如此傲岸！但后宫亦起能忍耐；用解释的语气说：“陈先生，你误会了，我们的意思是，你愿意到哪里去，告诉了我们，好替你准备交通工作。”
陈友仁想了一下答说：“上海虽已沦陷，但照国际公法，仍旧是中国的领土。我愿意回上海。”
即使想赴内地，也必然说是愿意到上海；到时候再设法转道，比在香港、九龙要方便得多。事实上，日本军方，也已作了决定，这批高级俘虏，以移送到上海，最为妥当。
这期间，南京、上海方面，不断有人派来，而目的不同。来自南京的，自然是汪政府的特使，希望争取有分量的在野名流，金融巨头，参加”和平运动”这个工作没有成功，但也不是完全失败；有些人已作了口头承诺，只以日本军方要听东京的指示，一时还不能将愿意参加汪政府的人，交给南京来人。
来自上海的，情况最复杂，有受杜月笙之命，到香港来营救”老朋友”的徐采丞；也有”76号”派人”抓人”的。最大的一个目标是陶希圣，但他早已举家混入第一批疏散到曲江的难民队伍中，间关抵达”行在”了。
香港大酒店中的羁客，能恢复自由的，只有3个人，一个是许崇智，他与新任香港总督矶谷廉介是老朋友，而且在表面上，日本人”交代”他做的事，很巧妙地都敷衍过去了，所以提前释放。
一个是胡文虎。他在香港虽只有一座”虎豹别墅”与一张报纸；但在南洋一带，事业甚多，号召力亦不小，日本人有用得着他的地方，自然特加青睐。
再有一个就是曾云霈，他是留日出身；当北洋政府的段祺瑞时代，很得意过一阵子；在日本阁员级的要人中，朋友很多。而且十几年来，他亦未曾参加实际政治工作，生活靠蒋委员长迎段南下，月饭2万元中，分润维持；段祺瑞一去世，境况更窘。这些情形，日本人是谅解的；因而宽大处理放他一条生路。
除此以外，另有3个人受到特别优待。第一个是”北平李丽”；虽然美人迟暮，但风华如昔，典型犹存，广东特务机关长兼任香港民政长的矢崎，一见惊为天人，倾倒不已。于是”北平李丽”成了香港名女人中的名女人。她本来以手面豪阔出名；这一来更得畅行其志了。
那时有好些人受过”北平李丽”的惠；而受惠最深的，却是梅兰芳，他曾”降尊纡贵”陪”北平李丽”唱过戏，就因为这一重粉墨因缘，”北平李丽”在矢崎面前极力称颂，梅兰芳亦成了矢崎公馆中的座上客。但是，矢崎无法逼他再出现在舞台上；这便是”北平李丽”的卫护之功——梅兰芳特意留起一撇小胡子；梨园行蓄此与”剁网巾”皆是不再唱戏的决绝表示。倘非”北平李丽”不能任他”蓄髭明志”
再有一个便是影后胡蝶；据说是日本军方曾特别下令保护。她亦经常出现在矢崎的公馆中，终于获得通行上的方便，悄悄潜返内地了。
除了颜惠庆坐船以外，其余香港大酒店中的高级俘虏，都坐日本所派的专机，飞抵上海。平时正是”江南三月，草长莺飞”的时候。
这些名流到达上海的消息，已在日本军部控制之下的报纸，是不准登载的；但在私底下——汪政府的要员及上海的”上流社会”中，却很引起了一番热闹；访客陆续登门，细叙契阔、悲欢杂陈。一阵接风压惊的应酬过后，情绪慢慢平静，便有许多正事要谈了。
其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亦都是银行家，一个金城银行的董事长周作民；一个是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还有一个是久任银行公会秘书长的林康侯。周、唐二人是周佛海的旧交，与周作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当然无话不可谈。
“太平洋战争一起，首蒙迫害的就是我们东南财赋之区；军需供应，尤其是粮食，日本人搜括得很厉害，自己划定了一个军米区。民以食为天，如果一旦民食供应不上，不知会成为什么局面？”周佛海问说，”作民兄，你有什么好办法？”
“在这种一面倒，又是军事大帽子往下压的情况之下，能想出办法来，已经很好了；哪里还谈得到好办法；我看，唯一的办法是：与其你来做，不如我自己来做？自己做，总还有腾挪闪避，甚至暗中掣肘的余地。不过，”周作民特别强调，”不管怎么做，总要先取得重庆的谅解。”
“那是一定的。”周佛海点点头说：“你的原则很好；我让他们去拟好了办法，再跟你来请教。”
周佛海召集专家，拟定了一个”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的组织规程；下面又分米粮、纱布、日用品等等专业委员会。所谓”统制”对日本人的说法是配给之意；以有限的物资，作最经济的分配。日本方面不但表示同意，而且要求尽快成立；因为对”统制”二字，各有会心，在他们看，可以利用这个委员会有效达成搜刮的目的，何乐不为。
依照组织规程的精神，此一统制会是商界自动自发的组织，因此，负责人便须从商界中去找。上海从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等人一走，崛起了另一批闻人，其中年高德劭，以闻兰亭为首。
他是江苏常州人，这年高寿已七十有三，但精神矍铄；清癯的身材，撇一部银髯，真有仙风道骨之概。他的本行是纱布，民国10年以前，便已崭露头角，担任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理事长；又是上海最大的一家交易所，虞洽卿所办的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常务事理。一生敬业乐群，赋性淡泊，但对社会福利事业，颇为热心，所以物望甚高。只是以前有杜月笙、虞洽卿在，声光不免被掩而已。
周佛海根据上海商界巨子的反应，决定请闻兰亭出山。他是茹素念佛的，周佛海特地精治了一席素筵，而且请了好些有名的”居士”作陪，提出要求，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作个敦劝的总讲；闻兰亭慨诺不辞，不过他有个附带条件，要请两个人帮他的忙，至少也得是两个之中的一个。
一个就是刚由香港回上海的林康侯。他是上海本地人，进过学，即是一名秀才，前清末年，做过南洋公学小学部的校长，以后又参加上海时报，做过主笔。平时各省都在提倡自办铁路，林康侯与当时一班立宪派的名流，创办苏州铁路，又跟”梁财神”——梁士诒组织新华储蓄银行，自此弃儒习贾，在交通金融事业上，有过一番作为。
民国17年开始，林康侯一直担任上海银行公会的秘书长，金融巨子，无一不熟，而且做事任劳任怨，不矜不伐。有此两项长处，闻兰亭觉得他是最理想的助手。
再一个是大陆银行的叶扶霄，与闻兰亭的交情极好；但交情是交情，做人是做人，叶扶霄不愿淌浑水。所以最后是林康侯经不住各方劝驾，觉得盛情难却，做了”商统会”的秘书长。
秘书长有了，便须物色所属的5个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米粮统制委员会。闻兰亭与林康侯，不约而同地都看中了一个人。
此人叫袁履登，籍隶浙江宁波，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第一届的毕业生，除了创办宁绍轮船公司、宁绍保险公司以外，一直担任公职，并有两个头衔，一个是纳税华人会的理事，仿佛民意代表；一个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籍董事，对于公共租界的设施，是有发言权的。这两个公职，造成了他在上海滩上的特殊地位。加以为人和平敦厚，乐于助人，所以声望很高。
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公共租界，工部局当然要改组，英美籍的董事，一律送入集中营；原来的日籍董事冈崎，成为总董；袁履登也水涨船高，被推为副总董，但权力却反不如前，因为工部局的董事会已经有名无实，难得开会，就开会亦只是听冈崎一个人大放厥词，根本无他人置喙的余地。
袁履登之出任米粮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自须先谋之于冈崎；同时提出条件，必须按起配给”户口米”冈崎表示，这个条件他也同意，然而无法作主，要取得”登部队”的许诺。
冈崎又提出一个要求，想请袁履登出任保甲委员会主任委员，彻底清查上海的户口。这件事与食米配给有密切关系；袁履登是无法推辞的。不过，趁此机会，却可以提出一个条件，不得再有封锁的情事发生。
原来当日军刚入租界时，常有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或者只是激于义愤的爱国情绪，每每伏击”皇军”及汉奸，只要某一地区发生暗杀事件，预先安设好的警铃一响，日本宪兵立即出动，用麻绳圈出事地点四周，成为局部封锁地区。真所谓”画地为牢”在”牢”中的住户商品，不准有人外出；路人则在原地停止，听候检查”良民证”无辜被捕的不知凡几；幸而通过检查的，也并不能立刻恢复自由；对锁自几小时至几星期不定，甚至”真凶”既获，犹不解除封锁。这是从纳粹那里学来的残酷的惩罚手段；目的是要使得爱国志士，想到一出了事，便会连累无辜、同胞，饱受失却行动自由，以及生活必需品无从补给的痛苦，因而踟蹰罢手。
袁履登所提出的两个条件，日本军方自非允许不可；因为他们亦已看出来，中国人适应环境的本事最大，任何高压手段，只有引其中国人更多的痛恨，更坚持不屈，恰好与他们希望软化中国人的目标，背道而驰。倒不如略为宽大处理，反可以省却许多麻烦。
平时的袁履登亦已古稀之年，因此与闻兰亭、林康侯，为人合称为”三老”这”三老”几乎每天都会见面；因为不是被请去证婚、就是被邀剪彩，每人每天至少有五六个应酬，筵席上一定会遇到。
除了林康侯以外，由香港送回来的名流，几乎每一个都不能免于日本军方或汪政府的登门拜访，延请”出山”当然，像郑洪年那样热中的人，一拍即合，出任了管辖京沪、沪杭两条铁路的华中铁道公司总裁；此外大多虚与委蛇，或则设法延宕，或则担任一个空头名义。只有两个人比较特殊，一个是陈友仁，闭门坚卧，纤尘不染；一个是李思浩，担任了素无渊源的新闻报董事会主席，只为了帮朋友的忙，而且是取得政府默许的。
原来当太平洋战争一发生，日本进入租界，首先要控制的便是申、新两大报。两报当然要改组；而改组两报的权柄，却很奇怪地是握在日本海军手中。日本陆海军对于在中国的占领区，各有势力范围；上海是一例外，属于陆海军共管区域；西藏路以东因为接近黄浦江，所以归海军管理，作为上海报馆集中地的望平街正在此区域之内。
日本海军所选中的申报主持人，名叫陈彬壧，他是？苏州人，战前曾在申报主持笔政，颇得史量才的信任；史量才被刺，申报内部清除左倾分子，陈彬和远走香港，替陈济棠办”港报”跟日本方面搭上了关系。所以此时以申报旧人来主持申报，顺理成章，毫不为奇。
新闻报的商业色彩比较重，日本军方认为人事不必更动，只责成新闻报加强替日本宣传而已。但政府方面却认为董事会主席吴蕴斋，也是知名的银行家，他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这所谓”北四行”集团中的中坚分子。北四行在上海有两笔很重要的投资，一是握有相当数量的新闻报股权；一是有名的国际饭店。自北四行的领导人周作民离开上海，这些事业都由吴蕴斋出面主持；事实上他在新闻报并不大管事。如今来自重庆的消息，说他不见谅于政府，当然亟图摆脱。但是日本海军又岂能容他高蹈？再说所代表的股权，亦不能随便放弃；因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这时便有人献计，说要找一位资历辉煌，而又为日本所信得过的人来接手，才能脱身。吴蕴斋深以为然；几次计议，物色到了李思浩。
李思浩字赞侯，浙江慈溪人，长于度支，是段祺瑞一系真正有实力的大将；日本军认为由在北洋政府历任财政总长，而在国民政府中并未任过任何要职的他来主持新闻报的董事会，是很适当的人选。于是，吴蕴斋便向蛰居在法租界偏僻的惇信路，吃斋念经，不问外事的李思浩游说，力劝他？出山来保全这一张行销全国，发行数字占第一位的新闻报，庶几沦陷区的同胞，还有一处可以诉若，说说话，让日本人觉得是不能不顾忌的喉舌。
就为了这个原因，李思浩托徐采丞用秘密电台向重庆请示，获得同意，方由吴蕴斋正式向日本海军驻上海的最官员近藤推荐，接任新闻报社长。
李思浩出山之时，闻兰亭却已有倦勤之意。原来此时有关东南的物资，成为三方面争夺的目标，一是日本军方；二是汪政府；三是我们的大后方。
为了维持抗战，大后方必须海外及沦陷区的物资支援。？际采购，本可通过香港及上海的中央信托局办理；太平洋战争一发生，这两处的中信局不能再发生作用，对于沦陷区物资的争取，就更显得重要了。
大后方的这个争取工作，分多方面进行；主要的是两条线，一条是由杜月笙的代表徐采丞与日本陆军登部队打交道；一条是由第三战区设法搜购，自浙东输内地，不幸的是第三战区的经济特派员平祖仁夫妇，双双为76号逮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