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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在共区生活过的人,大概都永远无法摆脱这被窥伺的感觉。
这工役也许是一个党员,有计画地执行他煽动俘虏的任务。但是刘荃想,也说不定他仅只是感到恐惧,感到共产党的眼睛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虽然在现在的境地里也还梦想着立功。
下午五点钟,这工役送晚饭来。这里的饭食相当复杂,战俘里有肺病的占很大的成分,医生给肺病患者规定一种特别的膳食,肠子里有寄生虫的人又吃另一种饭。这工役一份份分配给他们,刘荃防着他要报复,或者饭里搁上点死老鼠死蟑螂之类,但是他倒并没有掏坏。饭后依旧给大家送了凉开水来,刘荃的一杯里面插着一只弯曲的玻璃管子,用不着昂起头来就可以喝水。
晚上看护来给刘荃打了一针,因为他新开刀,需要安定神经。照例还要吃安眠药片,工役送药片来,却是每人一份,他说因为他们被那锯了腿的人吵得睡不着。刘荃却没有吃,他不愿意睡得太沉,心里想宁可创口疼痛得一夜失眠,明天白天再睡。他已经养成了时刻戒备着的习惯。
熄灯以后半小时,又有“床位检查”两个兵戴着钢盔拿着警棍走进来,用电筒四周扫射着。刘荃觉得这条规则有点滑稽,两个兵这样手执棍棒并排走着,仿佛怕被袭击一样。像他这样刚开了刀的人,浑身软绵绵的,连伸手去拿一杯水都要用最大的努力,还会逃走么?他隔壁床上那人也是锯断了腿,还没学会用拐杖。剩下的那一截肉桩,神经不受控制,一感到紧张,那半条腿就在被单里直竖起来。刘荃听见他咕哝着,痛楚地把它揿下去。
那两个兵去后,就没有人来了,夜班看护要到夜里三点钟才上班。中间长长的一段时间,完全是无人之境。
刘荃也不知道他等待着什么,但是他似乎是在等待着。吃了安眠药的人们发出重浊的轩声。
在后半夜,刘荃也蒙-起来,大概是他打的那一针起了作用。刚阖上眼睛没有一会,忽然觉得窒息,他立刻挣扎起来,但是一只枕头紧紧地压在他脸上,再也掀不掉。他一只手伸出去乱抓,抓到隔壁那人倚在墙上的一只拐杖,但是这时候人已经神志不清,力气地快用尽了,把那拐杖拚命一挥,它就脱手飞了出去,隐约听见豁朗朗不知打碎了什么东西。
枕头仍旧揿在他脸上。仿佛有人惊惶地锐叫着,但是那新开刀锯了腿的人反正彻夜地狂叫着,谁也不会理睬他。
他脸上的压力忽然消失了。他推开了那枕头,却被一片强烈的光辉逼得睁不开眼睛。那青白色的光破窗而入。而那玻璃窗也的确是砸破了。是他把那拐杖-出去打破了窗户,-望塔上的探海灯常常四面搜索着可疑的痕迹,刚巧被它发现了。
外面嘘嘘地吹着警笛。几个戴钢盔的兵拿着棍子与沉重的橡皮管子作为武器,冲了进来。
他们已经在甬道里发现了那工役,他虽然抵赖着,而且那惊叫的人也并不肯站出来为刘荃作证,但是医院当局认为刘荃的话是可信的,因为这一类事件实在多得很,亲共战俘殴打以至企图杀害反共战俘。第二天就换了另一个工役来。在这以后不久,不愿意回大陆的伤病战俘与少数愿意回大陆的也隔离了起来,不再在一起治疗。
那两个锯了腿的人都属于愿意遣返的一类。刘荃后来听见说,失去一只手或腿的人,因为开刀后没有人对他们解释,大都误会这是变相的酷刑。他们都要回到共产党那边去。
刘荃不久就出院,进了战俘营。这时候联军根据“志愿遣俘”的原则,把愿意遣返与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已经分别集中起来。战俘们称这一个步骤为“四八大分家”因为是四月八日起施行的。刘荃在医院里的时候已经经过甄别,问了他许多问题,但是现在出院的时候又再三地问他“你明白不明白,你拒绝回去,你家里人会遇到什么后果吗?”“你要求到台湾去,我们目前并没有法子保证什么时候可以实现。”“韩战如果结束了,回大陆的可以立刻遣返,也说不定你们还得在战俘营里耽搁几个月,我们也不能保证以后的待遇有现在这样好。而你仍旧选择反共的立场吗?”
“无论怎么样,我不愿意回大陆去,”刘荃说。他被送到济州岛木索浦的战俘营。营中用双层铁丝网圈出一块块广阔的场地,因为是新辟出来的广场,上面寸草不生,只是一大片铲平的黄土,灰沙特别大,一阵风吹过,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就连在荒凉的朝鲜,也很难找到这样荒漠的所在。
一个“联队长”是战俘们自己选出来的,他告诉刘荃这广场上住着有八百人上下,每五十个人住一座小小的铅皮顶石屋。他带刘荃进去,屋子里长长的两排小木床,收拾得很干净。然后又带他去看场西新辟出来的菜园。
在斜阳中,四周的群山变得蒙-而渺茫,像一个个淡金色的沙丘。
在这里忽然听见胡琴声,刘荃很感到意外。悠扬地拉着一段摇板。
“哪儿来的胡琴?”他笑着问。
“自己做的。用装啤酒的洋铁罐子做的。哪,你来看,这种啤酒罐什么都能做。”
他们走近一座石屋,檐下坐着一群战俘,有一个人把那橄榄色的洋铁罐剖开来摊平了,改制一只灯罩,又有一个人用啤酒罐做成一只小坦克车,大家都围在那里互相传观,连屋子里都有人从窗口伸出头来看。联队长给他们介绍了一下。那倚在窗口的人一抬头看见刘荃,突然脸上呆了一呆。刘荃也呆住了。他再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叶景奎。
沉重的喜悦使他们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里遇见,不但是重逢,而且立刻可以知道彼此的立场是一样的,因为这里只有反共的战俘。
“我们是老朋友了,”叶景奎说。他迟缓地向窗口跨了出来,握住刘荃的手。
“你换了这身打扮,差点不认识你了,”刘荃说。
他们都穿著太长太大的橄榄色美军制服,头上戴着美军的便帽。一提起衣服,大家都有点着恼地笑了起来。似乎这是他们这里的一个老笑话。
“你没看见陶全海冬天穿上大衣,走路真得摔交。”叶景奎指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同伴。“早上做早操,两只胳膊往上一伸,脑袋就不见了。──喂,陶全海,怎么不叫你妈给你多缝上点,明年等你长高了再放出来?”他不断地大声说着笑话,似乎抑制不住心里的喜悦。
陶全海是被他们取笑惯了的,鼓着脸没说什么。
“你瞧这鞋这么大,也真弩扭,”另一个人说:“一个个战俘都是走路踢哩塌噜的,倒是好,不用想逃跑。”
“都成了小脚老太婆了,鞋里塞上些烂棉花,”叶景奎说。
“你们都是皮鞋,我是靴子,”刘荃说。
“也有一批人领到靴子。他们把脚背上这块铁拆下来,”叶景奎弯下腰来指点着:“做成一把小刀子,又快又经用,真不错。做锉子也行。”
大家背上都有白漆写的pow三个大字。一个眼不见,陶全海用粉笔把叶景奎脊梁正中的那o字添上头尾与四只脚,成了一只乌龟。大家发现了,又哄笑起来。
刘荃觉得他们简直像一群天真的无忧无虑的中学生。但是当然并不是无忧无虑的。谁也不喜欢在铁丝网背后过日子。而且前途的暗礁正多,板门店会议仍旧为换俘问题在争执着拖下去,拖下去。大家都恐惧着联军当局最后在外交压力下还是会牺牲他们,把他们交还给共方。
吹哨子召集大家吃晚饭。在餐室里,大家拿着自己的碗排着队走上去,一个当值的战俘从一只庞大的洋铁罐里一大匙一大匙舀出饭来,米饭与蔬菜碎肉煮在一起。
“他妈的,真像猫饭,”陶全海咕噜着。
“听说这还是由医生每天算好了热量,开的菜单子,”叶景奎告诉刘荃。
“这饭倒是营养丰富,就是不大配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刘荃笑着说。
“可不是,大家每月磅一磅,倒是体重都增加了,可是还是抱怨吃得不好。”
晚饭后他们看着别人下棋,看了一会。叶景奎送刘荃回屋里去,两人在那石屋的门外站着抽着香烟谈话。叶景奎也是在争夺那座山头那一役受伤被俘的。他从他们别后的情形谈起,把他过去的事统统告诉了刘荃。
在他的故乡河南,一直从抗日战争的时候起就有共军来来去去,常常盘踞一个时期,又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退却了。在一九四六年,他十九岁,正在读中学,共产党占领了他那村庄,立刻开始征兵。唯一的逃避方法是到一个共党办的学校去读书。叶景奎的父母就让他转学转到泰兴第八中学,是共产党新开办的。同年七月,共军撤出这个区域,把学生全都带了去,在山西的共区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的训练,这一批学生毕业后就全部“下部队”服务。
他离家的时候,共产党对富农的态度还很好,毫无敌意,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他父母的田地全部充了公,老夫妇俩流落为丐,相继死去。
叶景奎工作非常努力,一九四八年入了党,一九四九年被任为第十五军文工团团长,负责经管士兵思想改造。他随军南下,除了管文牍,还要主持无数的检讨会议,在万分紧张疲倦情形下,一时疏忽,丢了一笔钱,是连部的伙食费,约合港币二十八元。这是一个严重的过失,他被处罚,送到第十五军的一个特殊的学校去,经过几个月的改造、学习,才又派到云南去,在第四军司令部服务,担任新改编的卢汉的军队的思想改造。
在云南,他看见云南出产的锡,大量经由亚洲内部运往苏联。
他又被派回第十五军服务。那时候第十五军驻在四川。韩战已经开始了,在秘密的党员会议里,赴朝作战保卫东北成为讨论的课题,但是大家都以为这行动将是出于志愿方式,没想到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第十五军就直截地被派赴朝鲜。大部分的士兵连“志愿军”三个字是什么意义都不知道。
路上经过老共区。本来一直听见许多宣传,说老区怎样富庶,像乌托邦一样。但是叶景奎看见许多老百姓吃糠。
乘火车到东三省去,他看见一车一车装满粮食,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都是经过东三省运到苏联去的。
军队在中朝边境上的安东驻扎了几个星期,因为士兵情绪低落,没有斗志,需要积极训练他们的思想。叶景奎寄住在当地民家,屋主人是一个孤老太婆,他问她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她说她儿子七年前跟着共军走了,从此就没有音信。她说起他的年岁性情和小时候的一些琐事,她静静地啜泣起来,再三重复着说:“你们谁都不想家!你们谁都不想家!”
刚巧这时候有个村干部来访问,看见她在流泪,第二天就把所有驻兵的人家都叫去开会。会上说了些什么,叶景奎也不知道,只知道那老太婆从此不敢和他说话了。
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但是他那时候心里还是很矛盾,仍旧不肯让它破坏他对于党的信心。他只归罪于“过左”的干部。
在朝鲜,叶景奎一直在后方担任第一百三十三营政工部的人事工作。第十五军连打了五个大败仗,在一九五二年春天调回后方。他自己那一营人死了三分之二。疲乏而消沉的残余部队回后方休息,又要加紧思想训练。叶景奎正是工作得最紧张的时候,忽然三反运动“反”到他们部队里来了。
军中有些大学生出身的党员干部,初露头角,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先进干部排挤得很厉害。他们抓住这机会打击叶景奎。旧案重翻,他在一九四九遗失了合港币二十八元的一笔款子。并且他处理连部的党务工作者家属救济金,也太浪费。这是因为他工作太忙,而且因为体谅有些家属急待救济,所以径自批准了,没有请示营部党小组。
部队开全体大会,在会上控诉叶景奎贪污浪费的罪行。政工部主任站出来说他从前遗失的那笔钱是嫖妓用掉的。
叶景奎受了很大的刺激。他全心全意献身给党,他节俭到洗澡洗衣服都不用肥皂,倒诬赖他浪费。而且他是纯洁的,他的道德观念几乎近于清教徒的严厉。说他嫖妓,他就连现在提起这件事还十分愤慨,屡次说:“我们家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们崴嫡庵只埃?br>他面对着几千个士兵为自己剖白。如果他肯认错,倒也许不过罚他再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改造。他不认错,难道倒要党向他认错?于是政工部主任更是加强火力攻击他。叶景奎知道他是没有希望了。他第一吹尝到了党内的黑暗。
他完全为党生活着,而它倒过来恶毒地咬他一口。他那俭啬可怜的生命突然失去了意义。他连一个妻子与小孩都不能有,因为他的工作不容许他结婚。
叶景奎找出手枪来自杀。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扳枪机,讲台上坐着的同志们就把枪夺了过去。这企图自杀的举动更是犯罪的铁证。叶景奎被开除党籍,革去一切职位,判了三个月徒刑,期满再派赴前线。
在这三个月里,他挖沟渠,挑担子运军火,同时改造思想。但是他实在“改造”够了。
“我老对自已说:共产党并不要我这样的人。共产党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要。”
他恨恨地说着,流露出那样一种年轻人的天真的骄傲,刘荃看着他,不由得心酸起来。
他被释放之后,立刻派往前方,以一个新入伍的士兵的身分挑担子运军火。他受不了这个,并不是这工作太辛苦,而是他实在不愿意为共产党工作了。他要求上前线作战,他希望战死。
他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在争夺山头的拉锯战里,共方损失惨重。叶景奎竟当上了一名班长,纯粹是因为其它能当班长的全死光了。
在他遇见刘荃的后一天,联军占领了一个小山,正俯瞰中共阵地。在炮火下他们全军覆没了。
叶景奎受了重伤怕被敌军发现,爬到一个炮弹穴里躲着。一连躲了三天,下起雪来了,他舐着雪止渴。但是失血过多,他想他不痛死也要冻死了,不冻死也要饿死。
太阳出来了,他看见南韩兵士在上面山坡上站岗。
党虽然把他像一口痰似地吐在鞋底下踏来踏去,他绝对没有想到背叛它。他没有想到有选择的可能。他深信落到联军手里一定要受酷刑然后被杀。所以他躺在那洞穴里,又挨了六天。最后他被饥寒与痛楚磨折得发狂了。他决定向守兵喊叫,心里想:“如果他们是不人道的,索性一刺刀戳死我,也免得我再受苦。”
南韩的士兵听见他微弱的呼喊,跑下山坡来看。他们救了他,把他送到医疗站去,然后转送医院。此后他的经历也和刘荃差不多,但是对于他的影响只有更大,因为在他完全是第一次与外界接触。他渐渐知道铁幕外的世界是怎样的,知道他以前受了多么大的欺骗。
他只要一提出共产党三个字,就愤恨得全身都紧张起来。他说话仍旧沿用着共党的词汇,但是说起苏联人来总是用“大鼻子”的名称。
他断断续续说了许久。战俘营外的守兵正吹着军号。今天晚上月亮很圆,那黄土的广场在月光中成为一种苍淡的黄白色。四面的荒山筋纹毕露,都浴在那清光里。苍蓝的天空上白隐隐的像罩着一层霜。那月光下呜呜的喇叭声,很有一种塞外悲茄的意味。
刘荃也说起自己的经历,也提起三反的时候下狱的经过,不过没有提到任何女人。
“你有爱人没有?”叶景奎问。
刘荃略微顿了一顿,才说“没有。”但是这样回答了之后,却觉得往事如潮,顿时都涌上心头。他向西南方望去,隔着那一层层的山岭,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
那一年七月,韩战结束了,联军忠实履行他们对战俘的诺言,坚持到底,终于在停战协议中规定“志愿遣俘”但是原则上是如此,手续方面却没有说清楚,在九十日的“解释”期间,一切都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这叫战俘们怎么能放心呢?五个中立国,倒有两个是苏联的卫星国,波兰与捷克。其余三个,瑞士、瑞典、印度,又都是承认中共的国家。
联军把战俘交给印军监管,他们全部迁移到不设防区新划定的一个“印度村”这村落仅只是在山冈上搭着许多帐篷,外面围着铁丝网。迁入不久,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就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战俘:“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不让你们受任何胁迫向你们保证你们要求遣返的自由,那是你们的权利。”又说战俘“绝对必需”听取解释。解释员“会告诉你们,你们回国后可以度和平生活,而且完全自由。”
这封信的口吻完全一面倒,而且附和中共的论调,暗指战俘不愿回去是受人胁迫,而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自由。一般战俘读了这封信,大家讨论着,更加害怕中立国并不中立,会出卖他们。
印度村的播音器终日大声播送着印度军乐与恋歌,印方称它为“中立音乐”那呜哩呜哩的曲调万转千回,充满了一种幽暗魅艳的异国风情,但是在心境恶劣的中国人耳朵里听来,只觉得烦躁。战俘们用力敲打着铁锅与洋铁罐,大声叫喊着“打倒毛泽东!打倒共产党!”仿佛作为对抗。他们替彼此身上刺花,刺上反共口号或是青天白日旗,因为他们感到一种心理上的需要,要把他们的决心成为不可挽回的,否则总觉得未来太不确定。
九十日的限期似乎又有延期的征象,印度一再提出这样的要求。战俘中有一个用剃刀自杀的,引起了暴动,印军武装弹压,打死了三个战俘,群情愤激。他们把厕所的碎磁盘都扳下来作为防身的武器。他们不断地唱歌、开会、给彼此打气。
刘荃和叶景奎还算是比较镇定的,至少在表面上。
“联合国纯粹为了人道观点,坚持志愿遣俘,已经多打了一年零六个月的仗,牺牲了多少人力物力,不见得这时候又会背弃我们,”刘荃说。
他看叶景奎很相信他的话,自己不知道怎么也就安心了许多。
等到“解释”一开始,他们所有的疑虑都冰消瓦解了。战俘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在“解释帐篷”里,他们斩钉截铁拒绝回大陆。在严密警备下他们无法跑上去殴打共党解释员,只能向他们吐唾沫、醒鼻涕、蹬脚、挤破了疮泡把脓水往他们身上甩,使他们无法说完他们准备好的诱骗的辞句。战俘们站在全世界注目的场所,侮辱了他们的仇敌,初次表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意志。
在最初两天的解释里,一千个华籍反共战俘内只有二十个被说服了,不过百分之二的比例。共方面子上太下不去,第三天立刻停止解释,改以北韩战俘为对象,坚持要向他们进行解释工作,因为北韩战俘坚决地拒受解释,所以共方就利用这个作为借口,企图归罪于对方。
整整一个星期,印度奔走调停,请求中共继续向华籍战俘进行解释,但是这局面仍旧僵持下去。
华籍战俘在他们的营地里胜利地笑了,鼓噪着:“解释员呢?我们要求见解释员!要求见解释员!”
中共经过半个月的检讨、研究和布置,在十月卅一日终于又鼓起勇气,再度向华俘进行解释工作。
那天上午,印军用卡车运了许多战俘来。刘荃和叶景奎同坐在一辆卡车上,远远地还听见同伴们在印度村当当当敲打着锅子罐头,为他们助威。
卡车来到山谷里的解释场地,他们经过抄身的手续,然后被送到一个帐篷里等着,大家围着一只大肚子的煤炉,环坐在地下。北国的深秋,已经寒风猎猎了,监守的印军把帐篷钮了起来。
三十二个“解释帐篷”同时进行工作,但是他们这里的人都是属于一组的。第一个人进去了四小时,还没有来叫第二个人。
“成了疲劳审问了,”刘荃低声说。
“他们改变战略了,”叶景奎说。这次的疲劳审问竟长达五小时四十分钟。印军终于带了一个译员来传唤下一名受讯者。
“叶景奎,”译员拿着张名单高声念了出来。
叶景奎跟着他走向解释帐篷。三个印军簇拥着他,两个架着他手臂,一个揪住他的腰带。
帐篷里面,上首排列着八张桌子,他知道坐在正中的是三个中共解释员,五个中立国代表分坐两旁。后面黑压压地站着各国的译员。
“请坐,”一个共党解释员客气地说。
叶景奎面向着他们坐在一张椅子上,几个印军仍旧紧紧地拉着他,防他动武。
那年轻的印度主席叽哩咕噜说了一段,随即由他身后站着的译员翻了出来:“我们是五个中立国的代表。这几位解释员要和你谈话,提出几个问题来问你。你如果觉得是胁迫你,可以拒绝回答”
中共的解释员一开口就郑重地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要回台湾去。我不要听你这些话。”叶景奎简截地说。他知道他的声调太急促。
“请你听着,”那解释员微笑着说:“我们知道你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也知道你父母都在等着你,欢迎你回去──”
“我父母早死了,是共产党害死他们的。”叶景奎涨红了脸大声说。
“你听我说。”那解释员仍旧温和地微笑着。“我们知道你在这儿是受压迫的,你的行动都不是自愿的,我们准备原宥你一切反人民的罪行。你决定回家去,只要从这扇门走出去就得了。”他指了指那排桌子背后的一个门。
门上并没有任何文字的标志。那茶青帆布帐篷里光光的没有贴着任何招纸或是标语。叶景奎突然有点眩晕起来,他像所有的战俘一样,在万分紧张的情绪下往往疑心自己会听错了话,认错了门,或是被人愚弄,把话说反了,使他走错一扇门。生死路之间仿佛只隔着一线。
“哪个门是上台湾去的?我要回台湾!”他叫喊着。
“你到台湾去没有前途的,台湾也没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我到朝鲜来是我自己要来的吗?我有自由吗?”极度的愤怒倒使他渐渐冷静了下来。
“我绝对保证,你回去可以过和平的生活,现在国内的建设有惊人的进步,有很好的职业在等着你──”
“只听见你们说建设,建设,我们在国内过的什么日子?看见你们大批大批的东西往苏联运,你们这些王八蛋狗入的,都是大鼻子的奴隶!”
那解释员严肃地站了起来。“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回来看看,就知道我们这两年有了多大的进步。而且现在停战了,往后日子过得更好了”
“停战;你们的仗永远打不完的,还要解放东南亚,解放全世界!我们没你们这么大的野心,我们就想解放中国!”
“我对这人解释完了,”那解释员别过头来,安静地向印度主席说:“请你把下一个人领进来。”
叶景奎从他进来的那扇门走了出去。印军把他送到场地另一角的一座茅屋里等着。他拭着汗,可是心里很痛快,简直等不及,恨不得马上就把那一段谈话复述给刘荃听。刚才那小子要不是怕了他,决不会这样快结束了他们的谈话。
刘荃这时候已经坐在解释帐篷里了:“你的父母都在等着欢迎你回去。你回来看,国内的经济建设有了惊人的进步。祖国需要你,现在已经有个很好的职业在等着你。”
刘荃一语不发,扯了扯他的衣领,仿佛窒息似的。
“你这样年轻的人,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想想自己的未来。你的未来是属于中国的,你应该回来为祖国服务。”
“我要回去,”刘荃突然说。他激动得厉害,他希望他的声音不太颤抖。
“好极了,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那解释员满意地说:“你从这扇门出去。”
刘荃站起身来。他的第一个感想就是叶景奎今天晚上回到营地里,不看见他回来,一定以为他意志薄弱,信了共产党的花言巧语,被骗回去了。他知道叶景奎会觉得愤怒、鄙夷、失望。
其实他作了这样的决定,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但是一直没能告诉叶景奎。他为自己选择的这种工作,第一个前提就是什么人都是不能完全信任,少告诉一个人好一个,最亲密的人也不是例外。
叶景奎是他最后的一个朋友了。失去这样一个朋友,实在心里很难受,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东西,把心一横,最后的一点友情也就这样丢弃了。
他要回大陆去,离开这里的战俘,回到另一个俘虏群里。只要有他这样一个人在他们之间,共产党就永远不能放心。
他并不指望再看见黄绢,但是他的生命是她的幸福换来的,他总觉得他应当对她负责,善用他的生命。他想不出更好的用途了。
他知道反共战俘回去是要遇到惨酷的报复的,但是他现在学乖了,他相信他能够胜利地通过这一切,回到群众中。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他不会永远是一个人。一万四千的战俘的坚决与勇敢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当然这种工作危险的成分非常大,被杀害只是迟早间的事。死亡将永远跟在他后面,像他自己的影子。他相信无论什么事都能渐渐习惯,一个人可以学会与死亡一同生活,看惯了它的脸也就不觉得它可怕。
他向那扇门走去,在那短短的几步路里想起了许多事。不能得到叶景奎的谅解,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他的手在口袋里摸到他的那把菜刀,那是他用马靴的脚背上那块金属品改制的,叶景奎似乎很喜欢它,可惜忘了给他留下。他的手指轻轻抚摸那口刀,觉得非常惆怅。
“再见了,叶景奎,”他在心里说:“你尽管看不起我,可是我希望我们永远是好同志。希望你一帆风顺,你自己保重。”
。只要是在共区生活过的人,大概都永远无法摆脱这被窥伺的感觉。
这工役也许是一个党员,有计画地执行他煽动俘虏的任务。但是刘荃想,也说不定他仅只是感到恐惧,感到共产党的眼睛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虽然在现在的境地里也还梦想着立功。
下午五点钟,这工役送晚饭来。这里的饭食相当复杂,战俘里有肺病的占很大的成分,医生给肺病患者规定一种特别的膳食,肠子里有寄生虫的人又吃另一种饭。这工役一份份分配给他们,刘荃防着他要报复,或者饭里搁上点死老鼠死蟑螂之类,但是他倒并没有掏坏。饭后依旧给大家送了凉开水来,刘荃的一杯里面插着一只弯曲的玻璃管子,用不着昂起头来就可以喝水。
晚上看护来给刘荃打了一针,因为他新开刀,需要安定神经。照例还要吃安眠药片,工役送药片来,却是每人一份,他说因为他们被那锯了腿的人吵得睡不着。刘荃却没有吃,他不愿意睡得太沉,心里想宁可创口疼痛得一夜失眠,明天白天再睡。他已经养成了时刻戒备着的习惯。
熄灯以后半小时,又有“床位检查”两个兵戴着钢盔拿着警棍走进来,用电筒四周扫射着。刘荃觉得这条规则有点滑稽,两个兵这样手执棍棒并排走着,仿佛怕被袭击一样。像他这样刚开了刀的人,浑身软绵绵的,连伸手去拿一杯水都要用最大的努力,还会逃走么?他隔壁床上那人也是锯断了腿,还没学会用拐杖。剩下的那一截肉桩,神经不受控制,一感到紧张,那半条腿就在被单里直竖起来。刘荃听见他咕哝着,痛楚地把它揿下去。
那两个兵去后,就没有人来了,夜班看护要到夜里三点钟才上班。中间长长的一段时间,完全是无人之境。
刘荃也不知道他等待着什么,但是他似乎是在等待着。吃了安眠药的人们发出重浊的轩声。
在后半夜,刘荃也蒙-起来,大概是他打的那一针起了作用。刚阖上眼睛没有一会,忽然觉得窒息,他立刻挣扎起来,但是一只枕头紧紧地压在他脸上,再也掀不掉。他一只手伸出去乱抓,抓到隔壁那人倚在墙上的一只拐杖,但是这时候人已经神志不清,力气地快用尽了,把那拐杖拚命一挥,它就脱手飞了出去,隐约听见豁朗朗不知打碎了什么东西。
枕头仍旧揿在他脸上。仿佛有人惊惶地锐叫着,但是那新开刀锯了腿的人反正彻夜地狂叫着,谁也不会理睬他。
他脸上的压力忽然消失了。他推开了那枕头,却被一片强烈的光辉逼得睁不开眼睛。那青白色的光破窗而入。而那玻璃窗也的确是砸破了。是他把那拐杖-出去打破了窗户,-望塔上的探海灯常常四面搜索着可疑的痕迹,刚巧被它发现了。
外面嘘嘘地吹着警笛。几个戴钢盔的兵拿着棍子与沉重的橡皮管子作为武器,冲了进来。
他们已经在甬道里发现了那工役,他虽然抵赖着,而且那惊叫的人也并不肯站出来为刘荃作证,但是医院当局认为刘荃的话是可信的,因为这一类事件实在多得很,亲共战俘殴打以至企图杀害反共战俘。第二天就换了另一个工役来。在这以后不久,不愿意回大陆的伤病战俘与少数愿意回大陆的也隔离了起来,不再在一起治疗。
那两个锯了腿的人都属于愿意遣返的一类。刘荃后来听见说,失去一只手或腿的人,因为开刀后没有人对他们解释,大都误会这是变相的酷刑。他们都要回到共产党那边去。
刘荃不久就出院,进了战俘营。这时候联军根据“志愿遣俘”的原则,把愿意遣返与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已经分别集中起来。战俘们称这一个步骤为“四八大分家”因为是四月八日起施行的。刘荃在医院里的时候已经经过甄别,问了他许多问题,但是现在出院的时候又再三地问他“你明白不明白,你拒绝回去,你家里人会遇到什么后果吗?”“你要求到台湾去,我们目前并没有法子保证什么时候可以实现。”“韩战如果结束了,回大陆的可以立刻遣返,也说不定你们还得在战俘营里耽搁几个月,我们也不能保证以后的待遇有现在这样好。而你仍旧选择反共的立场吗?”
“无论怎么样,我不愿意回大陆去,”刘荃说。他被送到济州岛木索浦的战俘营。营中用双层铁丝网圈出一块块广阔的场地,因为是新辟出来的广场,上面寸草不生,只是一大片铲平的黄土,灰沙特别大,一阵风吹过,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就连在荒凉的朝鲜,也很难找到这样荒漠的所在。
一个“联队长”是战俘们自己选出来的,他告诉刘荃这广场上住着有八百人上下,每五十个人住一座小小的铅皮顶石屋。他带刘荃进去,屋子里长长的两排小木床,收拾得很干净。然后又带他去看场西新辟出来的菜园。
在斜阳中,四周的群山变得蒙-而渺茫,像一个个淡金色的沙丘。
在这里忽然听见胡琴声,刘荃很感到意外。悠扬地拉着一段摇板。
“哪儿来的胡琴?”他笑着问。
“自己做的。用装啤酒的洋铁罐子做的。哪,你来看,这种啤酒罐什么都能做。”
他们走近一座石屋,檐下坐着一群战俘,有一个人把那橄榄色的洋铁罐剖开来摊平了,改制一只灯罩,又有一个人用啤酒罐做成一只小坦克车,大家都围在那里互相传观,连屋子里都有人从窗口伸出头来看。联队长给他们介绍了一下。那倚在窗口的人一抬头看见刘荃,突然脸上呆了一呆。刘荃也呆住了。他再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叶景奎。
沉重的喜悦使他们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里遇见,不但是重逢,而且立刻可以知道彼此的立场是一样的,因为这里只有反共的战俘。
“我们是老朋友了,”叶景奎说。他迟缓地向窗口跨了出来,握住刘荃的手。
“你换了这身打扮,差点不认识你了,”刘荃说。
他们都穿著太长太大的橄榄色美军制服,头上戴着美军的便帽。一提起衣服,大家都有点着恼地笑了起来。似乎这是他们这里的一个老笑话。
“你没看见陶全海冬天穿上大衣,走路真得摔交。”叶景奎指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同伴。“早上做早操,两只胳膊往上一伸,脑袋就不见了。──喂,陶全海,怎么不叫你妈给你多缝上点,明年等你长高了再放出来?”他不断地大声说着笑话,似乎抑制不住心里的喜悦。
陶全海是被他们取笑惯了的,鼓着脸没说什么。
“你瞧这鞋这么大,也真弩扭,”另一个人说:“一个个战俘都是走路踢哩塌噜的,倒是好,不用想逃跑。”
“都成了小脚老太婆了,鞋里塞上些烂棉花,”叶景奎说。
“你们都是皮鞋,我是靴子,”刘荃说。
“也有一批人领到靴子。他们把脚背上这块铁拆下来,”叶景奎弯下腰来指点着:“做成一把小刀子,又快又经用,真不错。做锉子也行。”
大家背上都有白漆写的pow三个大字。一个眼不见,陶全海用粉笔把叶景奎脊梁正中的那o字添上头尾与四只脚,成了一只乌龟。大家发现了,又哄笑起来。
刘荃觉得他们简直像一群天真的无忧无虑的中学生。但是当然并不是无忧无虑的。谁也不喜欢在铁丝网背后过日子。而且前途的暗礁正多,板门店会议仍旧为换俘问题在争执着拖下去,拖下去。大家都恐惧着联军当局最后在外交压力下还是会牺牲他们,把他们交还给共方。
吹哨子召集大家吃晚饭。在餐室里,大家拿着自己的碗排着队走上去,一个当值的战俘从一只庞大的洋铁罐里一大匙一大匙舀出饭来,米饭与蔬菜碎肉煮在一起。
“他妈的,真像猫饭,”陶全海咕噜着。
“听说这还是由医生每天算好了热量,开的菜单子,”叶景奎告诉刘荃。
“这饭倒是营养丰富,就是不大配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刘荃笑着说。
“可不是,大家每月磅一磅,倒是体重都增加了,可是还是抱怨吃得不好。”
晚饭后他们看着别人下棋,看了一会。叶景奎送刘荃回屋里去,两人在那石屋的门外站着抽着香烟谈话。叶景奎也是在争夺那座山头那一役受伤被俘的。他从他们别后的情形谈起,把他过去的事统统告诉了刘荃。
在他的故乡河南,一直从抗日战争的时候起就有共军来来去去,常常盘踞一个时期,又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退却了。在一九四六年,他十九岁,正在读中学,共产党占领了他那村庄,立刻开始征兵。唯一的逃避方法是到一个共党办的学校去读书。叶景奎的父母就让他转学转到泰兴第八中学,是共产党新开办的。同年七月,共军撤出这个区域,把学生全都带了去,在山西的共区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的训练,这一批学生毕业后就全部“下部队”服务。
他离家的时候,共产党对富农的态度还很好,毫无敌意,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他父母的田地全部充了公,老夫妇俩流落为丐,相继死去。
叶景奎工作非常努力,一九四八年入了党,一九四九年被任为第十五军文工团团长,负责经管士兵思想改造。他随军南下,除了管文牍,还要主持无数的检讨会议,在万分紧张疲倦情形下,一时疏忽,丢了一笔钱,是连部的伙食费,约合港币二十八元。这是一个严重的过失,他被处罚,送到第十五军的一个特殊的学校去,经过几个月的改造、学习,才又派到云南去,在第四军司令部服务,担任新改编的卢汉的军队的思想改造。
在云南,他看见云南出产的锡,大量经由亚洲内部运往苏联。
他又被派回第十五军服务。那时候第十五军驻在四川。韩战已经开始了,在秘密的党员会议里,赴朝作战保卫东北成为讨论的课题,但是大家都以为这行动将是出于志愿方式,没想到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第十五军就直截地被派赴朝鲜。大部分的士兵连“志愿军”三个字是什么意义都不知道。
路上经过老共区。本来一直听见许多宣传,说老区怎样富庶,像乌托邦一样。但是叶景奎看见许多老百姓吃糠。
乘火车到东三省去,他看见一车一车装满粮食,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都是经过东三省运到苏联去的。
军队在中朝边境上的安东驻扎了几个星期,因为士兵情绪低落,没有斗志,需要积极训练他们的思想。叶景奎寄住在当地民家,屋主人是一个孤老太婆,他问她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她说她儿子七年前跟着共军走了,从此就没有音信。她说起他的年岁性情和小时候的一些琐事,她静静地啜泣起来,再三重复着说:“你们谁都不想家!你们谁都不想家!”
刚巧这时候有个村干部来访问,看见她在流泪,第二天就把所有驻兵的人家都叫去开会。会上说了些什么,叶景奎也不知道,只知道那老太婆从此不敢和他说话了。
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但是他那时候心里还是很矛盾,仍旧不肯让它破坏他对于党的信心。他只归罪于“过左”的干部。
在朝鲜,叶景奎一直在后方担任第一百三十三营政工部的人事工作。第十五军连打了五个大败仗,在一九五二年春天调回后方。他自己那一营人死了三分之二。疲乏而消沉的残余部队回后方休息,又要加紧思想训练。叶景奎正是工作得最紧张的时候,忽然三反运动“反”到他们部队里来了。
军中有些大学生出身的党员干部,初露头角,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先进干部排挤得很厉害。他们抓住这机会打击叶景奎。旧案重翻,他在一九四九遗失了合港币二十八元的一笔款子。并且他处理连部的党务工作者家属救济金,也太浪费。这是因为他工作太忙,而且因为体谅有些家属急待救济,所以径自批准了,没有请示营部党小组。
部队开全体大会,在会上控诉叶景奎贪污浪费的罪行。政工部主任站出来说他从前遗失的那笔钱是嫖妓用掉的。
叶景奎受了很大的刺激。他全心全意献身给党,他节俭到洗澡洗衣服都不用肥皂,倒诬赖他浪费。而且他是纯洁的,他的道德观念几乎近于清教徒的严厉。说他嫖妓,他就连现在提起这件事还十分愤慨,屡次说:“我们家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们崴嫡庵只埃?br>他面对着几千个士兵为自己剖白。如果他肯认错,倒也许不过罚他再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改造。他不认错,难道倒要党向他认错?于是政工部主任更是加强火力攻击他。叶景奎知道他是没有希望了。他第一吹尝到了党内的黑暗。
他完全为党生活着,而它倒过来恶毒地咬他一口。他那俭啬可怜的生命突然失去了意义。他连一个妻子与小孩都不能有,因为他的工作不容许他结婚。
叶景奎找出手枪来自杀。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扳枪机,讲台上坐着的同志们就把枪夺了过去。这企图自杀的举动更是犯罪的铁证。叶景奎被开除党籍,革去一切职位,判了三个月徒刑,期满再派赴前线。
在这三个月里,他挖沟渠,挑担子运军火,同时改造思想。但是他实在“改造”够了。
“我老对自已说:共产党并不要我这样的人。共产党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要。”
他恨恨地说着,流露出那样一种年轻人的天真的骄傲,刘荃看着他,不由得心酸起来。
他被释放之后,立刻派往前方,以一个新入伍的士兵的身分挑担子运军火。他受不了这个,并不是这工作太辛苦,而是他实在不愿意为共产党工作了。他要求上前线作战,他希望战死。
他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在争夺山头的拉锯战里,共方损失惨重。叶景奎竟当上了一名班长,纯粹是因为其它能当班长的全死光了。
在他遇见刘荃的后一天,联军占领了一个小山,正俯瞰中共阵地。在炮火下他们全军覆没了。
叶景奎受了重伤怕被敌军发现,爬到一个炮弹穴里躲着。一连躲了三天,下起雪来了,他舐着雪止渴。但是失血过多,他想他不痛死也要冻死了,不冻死也要饿死。
太阳出来了,他看见南韩兵士在上面山坡上站岗。
党虽然把他像一口痰似地吐在鞋底下踏来踏去,他绝对没有想到背叛它。他没有想到有选择的可能。他深信落到联军手里一定要受酷刑然后被杀。所以他躺在那洞穴里,又挨了六天。最后他被饥寒与痛楚磨折得发狂了。他决定向守兵喊叫,心里想:“如果他们是不人道的,索性一刺刀戳死我,也免得我再受苦。”
南韩的士兵听见他微弱的呼喊,跑下山坡来看。他们救了他,把他送到医疗站去,然后转送医院。此后他的经历也和刘荃差不多,但是对于他的影响只有更大,因为在他完全是第一次与外界接触。他渐渐知道铁幕外的世界是怎样的,知道他以前受了多么大的欺骗。
他只要一提出共产党三个字,就愤恨得全身都紧张起来。他说话仍旧沿用着共党的词汇,但是说起苏联人来总是用“大鼻子”的名称。
他断断续续说了许久。战俘营外的守兵正吹着军号。今天晚上月亮很圆,那黄土的广场在月光中成为一种苍淡的黄白色。四面的荒山筋纹毕露,都浴在那清光里。苍蓝的天空上白隐隐的像罩着一层霜。那月光下呜呜的喇叭声,很有一种塞外悲茄的意味。
刘荃也说起自己的经历,也提起三反的时候下狱的经过,不过没有提到任何女人。
“你有爱人没有?”叶景奎问。
刘荃略微顿了一顿,才说“没有。”但是这样回答了之后,却觉得往事如潮,顿时都涌上心头。他向西南方望去,隔着那一层层的山岭,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
那一年七月,韩战结束了,联军忠实履行他们对战俘的诺言,坚持到底,终于在停战协议中规定“志愿遣俘”但是原则上是如此,手续方面却没有说清楚,在九十日的“解释”期间,一切都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这叫战俘们怎么能放心呢?五个中立国,倒有两个是苏联的卫星国,波兰与捷克。其余三个,瑞士、瑞典、印度,又都是承认中共的国家。
联军把战俘交给印军监管,他们全部迁移到不设防区新划定的一个“印度村”这村落仅只是在山冈上搭着许多帐篷,外面围着铁丝网。迁入不久,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就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战俘:“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不让你们受任何胁迫向你们保证你们要求遣返的自由,那是你们的权利。”又说战俘“绝对必需”听取解释。解释员“会告诉你们,你们回国后可以度和平生活,而且完全自由。”
这封信的口吻完全一面倒,而且附和中共的论调,暗指战俘不愿回去是受人胁迫,而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自由。一般战俘读了这封信,大家讨论着,更加害怕中立国并不中立,会出卖他们。
印度村的播音器终日大声播送着印度军乐与恋歌,印方称它为“中立音乐”那呜哩呜哩的曲调万转千回,充满了一种幽暗魅艳的异国风情,但是在心境恶劣的中国人耳朵里听来,只觉得烦躁。战俘们用力敲打着铁锅与洋铁罐,大声叫喊着“打倒毛泽东!打倒共产党!”仿佛作为对抗。他们替彼此身上刺花,刺上反共口号或是青天白日旗,因为他们感到一种心理上的需要,要把他们的决心成为不可挽回的,否则总觉得未来太不确定。
九十日的限期似乎又有延期的征象,印度一再提出这样的要求。战俘中有一个用剃刀自杀的,引起了暴动,印军武装弹压,打死了三个战俘,群情愤激。他们把厕所的碎磁盘都扳下来作为防身的武器。他们不断地唱歌、开会、给彼此打气。
刘荃和叶景奎还算是比较镇定的,至少在表面上。
“联合国纯粹为了人道观点,坚持志愿遣俘,已经多打了一年零六个月的仗,牺牲了多少人力物力,不见得这时候又会背弃我们,”刘荃说。
他看叶景奎很相信他的话,自己不知道怎么也就安心了许多。
等到“解释”一开始,他们所有的疑虑都冰消瓦解了。战俘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在“解释帐篷”里,他们斩钉截铁拒绝回大陆。在严密警备下他们无法跑上去殴打共党解释员,只能向他们吐唾沫、醒鼻涕、蹬脚、挤破了疮泡把脓水往他们身上甩,使他们无法说完他们准备好的诱骗的辞句。战俘们站在全世界注目的场所,侮辱了他们的仇敌,初次表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意志。
在最初两天的解释里,一千个华籍反共战俘内只有二十个被说服了,不过百分之二的比例。共方面子上太下不去,第三天立刻停止解释,改以北韩战俘为对象,坚持要向他们进行解释工作,因为北韩战俘坚决地拒受解释,所以共方就利用这个作为借口,企图归罪于对方。
整整一个星期,印度奔走调停,请求中共继续向华籍战俘进行解释,但是这局面仍旧僵持下去。
华籍战俘在他们的营地里胜利地笑了,鼓噪着:“解释员呢?我们要求见解释员!要求见解释员!”
中共经过半个月的检讨、研究和布置,在十月卅一日终于又鼓起勇气,再度向华俘进行解释工作。
那天上午,印军用卡车运了许多战俘来。刘荃和叶景奎同坐在一辆卡车上,远远地还听见同伴们在印度村当当当敲打着锅子罐头,为他们助威。
卡车来到山谷里的解释场地,他们经过抄身的手续,然后被送到一个帐篷里等着,大家围着一只大肚子的煤炉,环坐在地下。北国的深秋,已经寒风猎猎了,监守的印军把帐篷钮了起来。
三十二个“解释帐篷”同时进行工作,但是他们这里的人都是属于一组的。第一个人进去了四小时,还没有来叫第二个人。
“成了疲劳审问了,”刘荃低声说。
“他们改变战略了,”叶景奎说。这次的疲劳审问竟长达五小时四十分钟。印军终于带了一个译员来传唤下一名受讯者。
“叶景奎,”译员拿着张名单高声念了出来。
叶景奎跟着他走向解释帐篷。三个印军簇拥着他,两个架着他手臂,一个揪住他的腰带。
帐篷里面,上首排列着八张桌子,他知道坐在正中的是三个中共解释员,五个中立国代表分坐两旁。后面黑压压地站着各国的译员。
“请坐,”一个共党解释员客气地说。
叶景奎面向着他们坐在一张椅子上,几个印军仍旧紧紧地拉着他,防他动武。
那年轻的印度主席叽哩咕噜说了一段,随即由他身后站着的译员翻了出来:“我们是五个中立国的代表。这几位解释员要和你谈话,提出几个问题来问你。你如果觉得是胁迫你,可以拒绝回答”
中共的解释员一开口就郑重地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要回台湾去。我不要听你这些话。”叶景奎简截地说。他知道他的声调太急促。
“请你听着,”那解释员微笑着说:“我们知道你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也知道你父母都在等着你,欢迎你回去──”
“我父母早死了,是共产党害死他们的。”叶景奎涨红了脸大声说。
“你听我说。”那解释员仍旧温和地微笑着。“我们知道你在这儿是受压迫的,你的行动都不是自愿的,我们准备原宥你一切反人民的罪行。你决定回家去,只要从这扇门走出去就得了。”他指了指那排桌子背后的一个门。
门上并没有任何文字的标志。那茶青帆布帐篷里光光的没有贴着任何招纸或是标语。叶景奎突然有点眩晕起来,他像所有的战俘一样,在万分紧张的情绪下往往疑心自己会听错了话,认错了门,或是被人愚弄,把话说反了,使他走错一扇门。生死路之间仿佛只隔着一线。
“哪个门是上台湾去的?我要回台湾!”他叫喊着。
“你到台湾去没有前途的,台湾也没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我到朝鲜来是我自己要来的吗?我有自由吗?”极度的愤怒倒使他渐渐冷静了下来。
“我绝对保证,你回去可以过和平的生活,现在国内的建设有惊人的进步,有很好的职业在等着你──”
“只听见你们说建设,建设,我们在国内过的什么日子?看见你们大批大批的东西往苏联运,你们这些王八蛋狗入的,都是大鼻子的奴隶!”
那解释员严肃地站了起来。“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回来看看,就知道我们这两年有了多大的进步。而且现在停战了,往后日子过得更好了”
“停战;你们的仗永远打不完的,还要解放东南亚,解放全世界!我们没你们这么大的野心,我们就想解放中国!”
“我对这人解释完了,”那解释员别过头来,安静地向印度主席说:“请你把下一个人领进来。”
叶景奎从他进来的那扇门走了出去。印军把他送到场地另一角的一座茅屋里等着。他拭着汗,可是心里很痛快,简直等不及,恨不得马上就把那一段谈话复述给刘荃听。刚才那小子要不是怕了他,决不会这样快结束了他们的谈话。
刘荃这时候已经坐在解释帐篷里了:“你的父母都在等着欢迎你回去。你回来看,国内的经济建设有了惊人的进步。祖国需要你,现在已经有个很好的职业在等着你。”
刘荃一语不发,扯了扯他的衣领,仿佛窒息似的。
“你这样年轻的人,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想想自己的未来。你的未来是属于中国的,你应该回来为祖国服务。”
“我要回去,”刘荃突然说。他激动得厉害,他希望他的声音不太颤抖。
“好极了,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那解释员满意地说:“你从这扇门出去。”
刘荃站起身来。他的第一个感想就是叶景奎今天晚上回到营地里,不看见他回来,一定以为他意志薄弱,信了共产党的花言巧语,被骗回去了。他知道叶景奎会觉得愤怒、鄙夷、失望。
其实他作了这样的决定,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但是一直没能告诉叶景奎。他为自己选择的这种工作,第一个前提就是什么人都是不能完全信任,少告诉一个人好一个,最亲密的人也不是例外。
叶景奎是他最后的一个朋友了。失去这样一个朋友,实在心里很难受,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东西,把心一横,最后的一点友情也就这样丢弃了。
他要回大陆去,离开这里的战俘,回到另一个俘虏群里。只要有他这样一个人在他们之间,共产党就永远不能放心。
他并不指望再看见黄绢,但是他的生命是她的幸福换来的,他总觉得他应当对她负责,善用他的生命。他想不出更好的用途了。
他知道反共战俘回去是要遇到惨酷的报复的,但是他现在学乖了,他相信他能够胜利地通过这一切,回到群众中。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他不会永远是一个人。一万四千的战俘的坚决与勇敢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当然这种工作危险的成分非常大,被杀害只是迟早间的事。死亡将永远跟在他后面,像他自己的影子。他相信无论什么事都能渐渐习惯,一个人可以学会与死亡一同生活,看惯了它的脸也就不觉得它可怕。
他向那扇门走去,在那短短的几步路里想起了许多事。不能得到叶景奎的谅解,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他的手在口袋里摸到他的那把菜刀,那是他用马靴的脚背上那块金属品改制的,叶景奎似乎很喜欢它,可惜忘了给他留下。他的手指轻轻抚摸那口刀,觉得非常惆怅。
“再见了,叶景奎,”他在心里说:“你尽管看不起我,可是我希望我们永远是好同志。希望你一帆风顺,你自己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