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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象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

    后母戊鼎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根据铸痕观察,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共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而且,制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铸造这样大型的青铜器,首先要分别铸出部件,然后再合铸成为一个整体,工艺十分复杂。铸造时需要二三百个工匠同时操作,密切配合,才能完成。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它反映了商朝工匠的聪明才智。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以及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妌而制的。

    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郭沫若先生,称其为司母戊鼎,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了。但争议一直不断,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于是在此后出版的《辞海》对“司母戊鼎”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或释“后母戊”)。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做。如今,把“司”改为“后”,实际上是否定了从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

    大部分专家认为“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2011年3月底,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后母戊鼎正式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移至该馆,亮相时鼎前的标牌已赫然显示“后母戊鼎”。央视播出后,随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司”“后”之争也由学界扩展到社会争论,令人尴尬的事情出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殷墟博物苑、中国文字博物馆三个中国举足轻重的博物馆,在展示同一件青铜大鼎(殷墟、文字博物馆为复制品)时,出现了不同的称谓,位于首都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称“后母戊鼎”,而在其出土地——殷墟、国内唯一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它的释名为“司母戊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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