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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先并不抽烟，来c地学校上课后才慢慢抽上了。
来学校报到那天，校长望着我一张细白苍苍的脸，直怀疑我有血友病。现在我这张脸在香烟的熏陶下，已远远成熟到年龄前头去了。上课第一天，校长让我猜个谜。谜面是：生不能吃，熟不能吃，只能边烧边吃。我半天没猜出来。我说，我猜不出来了，校长你告诉我谜底吧。校长却不肯说，只管笑眯眯地抽烟。校长说，过段日子你自然就知道了。
过了段日子，我闲着没事就叼起了香烟。
学校的纪律很严，在学校的时候不吃零食、看书报、打盹、说笑取闹等等，只有抽烟是个例外。有时领导半夜来走访，见你精神状态不错，说不定还会递给你一根好烟，说声辛苦了之类的。从某种意义上，抽烟可以说是一种学校人的需要。当然，抽烟不是什么岗位业务，也不是值得提倡的先进事迹，但岗位上抽烟的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学校虽然是八小时工作制，但为了教出成绩，早上七点上课，到傍晚五点下课；傍晚有补习的，要到第十点钟下课。上课时间长得要命，查作业过程又简单得要死，对，错，对错。
犯困的时候，憋闷的时候，抽几口烟就有精神了。
校长是个比较乐观的人，说话做事都很放松。校长有一套烟具，休息天他带着烟具走出教学楼时的样子，总是显得轻松而纯真。我很欣赏。上课时，校长喜欢将一只脚搁到值班桌上，将另一只脚骑在椅子的护手上。这样的姿势很舒展，呈盛开状，富有观赏性。校长抽烟的姿势更是值得一提。点烟时，校长眉微扬，睫低垂，颔紧收，待一朵火苗跳蹿出来，校长的脸上便闪动着一种难得的庄重。随着第一口烟的徐徐呼出，校长的神态又一下子放松下来，烟头一明一暗，烟雾一进一出，他的神态便绚烂开来，富有生气。校长点烟和吸烟时那种境界，很像绘画大师提笔添墨时的专注入神和泼墨时的娴熟洒脱。
校长一直夸我好学，这一点我不否认，我在一个月内，也学会了抽烟。起初校长笑我抽烟的样子，像“瘸子撒尿”业精于勤，我很快从“瘸子撒尿”的状态里脱颖而出，抽烟业务日臻成熟。我首先打破了由我校长保持的学校吐烟圈之最，一口烟能喷出三十多个烟圈，并一下子吸收回去七八个圈。见过我这一手的人都大为惊叹，说是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了。连校长也说，名师出高徒嘛！校长也只是说说，我那套技术性动作在校长眼里大概也只能算是花拳绣腿。我抽烟时脑子里老是有烟雾一样的东西在弥漫，始终无法像校长那样放松和酣畅，也就达不到校长那种神韵和境界。这是无法模仿的。
学校的日子很单调，像学生上课一样不断走来走去。后来学校的教学质量上升了不少，校舍也作了些扩建，区一级学校改称为市一级学校。如果说是省一级是一等学校，但学校的格局和规模还是介于三等和四等之间，所以我们学校的存在实际上有些尴尬，显得不三不四。学校人有自知之明，在外一概以学校人自谦。我的朋友提到我时，也还是习惯于学校的说法。
学校离c城有十多公里路，到c城时，我大多要去看看我的朋友罗海飞，跟他聊聊天。每次我去海飞家，海飞总是先替我沏杯茶，打开电视机，然后坐下来，通常一聊就是半天。后来，聊天时间长了，我就想抽烟。海飞最反感有人在他面前抽烟。海飞说，某些人自己不珍惜生命，还加害别人。所以我老得忍着。没有烟抽，我的语言开始显得无精打采了。海飞不断给我添茶，我就不断打哈欠，不断地思念香烟。有次我说，我想抽烟。我说，海飞你不知道，没有烟抽的感受就像生活在黑暗的旧社会，就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被压迫者。海飞说，压迫你的不是别人，是香烟。海飞别过脸去看电视，不再理我。随后我说，现在的电视没什么好看的，不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海飞就来了兴致，调正了坐姿。我说有个条件，你得先让我抽根烟。海飞的嘴角起了折皱，但他接着说，先讲故事，以质论价。我的表情痛苦了一下，一根香烟已经夹在我手上了，我将香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又闻。
我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我村子那个学校，学校只有两条线路，一上一下，比我们那个学校小许多。有人称其为五等学校，有人称其为招待所，反正很小。学校四周都是山，只有前面是一溜开垦出来的坡地，半荒着。学校的四周平时很少能碰到人，倒是有个捕蛇佬经常出现在学校附近的山地间。捕蛇佬以捕蛇为生，据说效益很不错，城里的酒家饭店甚至跟他长期挂钩，他那只编织袋里也就时常会发出咝咝的声音，让学校的人敬畏有加。捕蛇佬自始至终给学校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起初，孤立的学校经常闹鬼。有人半夜里听到后山上有哭声，那种哭声相当凄凉，一时有，一时又没了；有人说，夜里听到屋顶上有脚步声；又有人说，半夜醒来，他看到窗户上有个影子，似人非人的。他想开电灯看个究竟，但他的手怎么也摸不着那根熟悉的开关线。后来总算摸到了，他的手却被另外一只毛茸茸的手一把捏住了，怎么挣也挣不脱。那人说，等他用尽全力拉亮电灯时，那只毛茸茸的手又一下子消失了，电灯线也被拉断了。神神鬼鬼的事一闹，大家就不敢单独过夜了。学校的校长一次次在会上大声疾呼世上根本没有什么鬼，让大家安心工作，不要听信那些无稽之谈。但不久校长自己也碰上这档子事了。那夜，一位青工跟校长同住一室，两人各据一床，抽着烟，说着话。校长说，香烟真是个好东西，临睡一支烟，快活如神仙。
我又将香烟放到鼻子下面闻了闻。海飞看了我一眼，用鼻孔笑了一声。
校长抽完一支烟，就睡去了。半夜里校长醒来，发现那位青工不知何时已钻到自己被窝里来了。校长碰了他一下含糊着说，你怎么这么胆小，以后一个人怎么值夜班看校？对方没回音。校长又用手肘用力碰了两下，还是没动静。校长心里毛起来，就用力推身边的人，可怎么推也推不动。校长慌了，赶紧开了灯，喘着大气一看，身边什么也没有。那位青工也刚从另一张床上坐起来，一双睡眼惺忪又奇异地看着校长。
海飞说，你刚才说是个真实的故事，我怎么听着有点聊斋味道？我笑着说，有聊斋味道，就说明我离蒲松龄不远了，说明故事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我可以抽烟了。海飞说，慢着，现在到处在打假，假冒伪劣的事情太多了，讲完了再说。我只好继续讲。
我说，后来学校出事了。
我说，张朋林是我哥的中学同学。我哥听了有关张朋林的消息后说，朋林是个好人，因为长得太瘦弱，又老实，读书时老是被人欺侮。张朋林是那个五等学校的代课教师，因为离家远，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学校里。张朋林有天晚上突然发起了高烧，通身火烫火烫，嘴里也尽说胡话。同室的人连夜搭货车将他送进了医院。第二天，吊着盐水的张朋林就开始退烧了，退得很快，第三天就出院了，没事人一样。过了段日子，学校又陆续有人无缘无故地发烧，烧起来也是说胡话，通身像着了火，那样子跟张朋林发病时差不多。奇怪的是，不管发烧的人送医院没送医院，一两天后都退了烧。学校人慌乱起来，说这地方一定有鬼怪在作弄他们，大家纷纷打报告，要求调离；有人干脆请了长病假。教育局知道学校闹鬼的事后，也觉得奇怪，说是要调查调查。领导说了话，还没来得及行动，张朋林已经第二次发高烧了。这次张朋林的烧一直没有退下来，发烧的第五天，张朋林就死在医院的急救室里了。这下轮到上级慌乱了，市教育局和区局当即派出精兵强将着手调查此事。没用几天，有关张朋林的死因便水落石出了。张朋林是死于鼠疫病。分局的有关专家说，学校周围的环境很糟糕，老鼠猖獗成患，学校人饮用的地下水里面就有鼠疫病菌。专家说，传染上这种鼠疫后的前阶段，人在晚上容易出现幻觉；第二阶段是短时间发高烧，可能有反复几次，这要看患者的体质和抵抗力；发展到后期就没治了。经专家这么一说，学校人的身子全发软了。随即，学校的职工全用上了抗菌药和疫苗，饮用水也全部用专车运送。第二年村子开通了公路，那个五等学校也拆了，重新修建。曾经在学校工作过的人，都刻骨铭心记着那里的两个人，一个是张朋林，一个是捕蛇佬。
海飞听完这个真实故事后，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我抽烟时，海飞一直用手托着下巴，皱着眉头，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和海飞是好朋友，但因为我抽烟的事，我们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一些不愉快。我想我不可能一直在他面前忍着不抽烟，也不可能每次抽烟前先来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还得有听头。这是比较为难的。
那次讲故事后，我回c城的次数明显少了，每次去也只是在海飞家里小坐。大多数时候，我住在那个不三不四的宿舍里。宿舍很旧，据说是一九五三年建造的，青砖平瓦。宿舍分两排，一排是混凝土地面，许多细石子已经破土而出，另一排是木板地面，住这里的人差不多都跟木板下面的老鼠有过亲密的接触。校园改建时，新的宿舍楼也建在那里，职工大多搬过去了。我还是住在五三年的宿舍里，与退休职工和家属们为邻。休息天我时常坐在门口，与老人聊天，听他们讲“大跃进”讲“文革”听他们骂儿子哄孙子。这种时候自然少不了香烟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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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先并不抽烟，来c地学校上课后才慢慢抽上了。
来学校报到那天，校长望着我一张细白苍苍的脸，直怀疑我有血友病。现在我这张脸在香烟的熏陶下，已远远成熟到年龄前头去了。上课第一天，校长让我猜个谜。谜面是：生不能吃，熟不能吃，只能边烧边吃。我半天没猜出来。我说，我猜不出来了，校长你告诉我谜底吧。校长却不肯说，只管笑眯眯地抽烟。校长说，过段日子你自然就知道了。
过了段日子，我闲着没事就叼起了香烟。
学校的纪律很严，在学校的时候不吃零食、看书报、打盹、说笑取闹等等，只有抽烟是个例外。有时领导半夜来走访，见你精神状态不错，说不定还会递给你一根好烟，说声辛苦了之类的。从某种意义上，抽烟可以说是一种学校人的需要。当然，抽烟不是什么岗位业务，也不是值得提倡的先进事迹，但岗位上抽烟的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学校虽然是八小时工作制，但为了教出成绩，早上七点上课，到傍晚五点下课；傍晚有补习的，要到第十点钟下课。上课时间长得要命，查作业过程又简单得要死，对，错，对错。
犯困的时候，憋闷的时候，抽几口烟就有精神了。
校长是个比较乐观的人，说话做事都很放松。校长有一套烟具，休息天他带着烟具走出教学楼时的样子，总是显得轻松而纯真。我很欣赏。上课时，校长喜欢将一只脚搁到值班桌上，将另一只脚骑在椅子的护手上。这样的姿势很舒展，呈盛开状，富有观赏性。校长抽烟的姿势更是值得一提。点烟时，校长眉微扬，睫低垂，颔紧收，待一朵火苗跳蹿出来，校长的脸上便闪动着一种难得的庄重。随着第一口烟的徐徐呼出，校长的神态又一下子放松下来，烟头一明一暗，烟雾一进一出，他的神态便绚烂开来，富有生气。校长点烟和吸烟时那种境界，很像绘画大师提笔添墨时的专注入神和泼墨时的娴熟洒脱。
校长一直夸我好学，这一点我不否认，我在一个月内，也学会了抽烟。起初校长笑我抽烟的样子，像“瘸子撒尿”业精于勤，我很快从“瘸子撒尿”的状态里脱颖而出，抽烟业务日臻成熟。我首先打破了由我校长保持的学校吐烟圈之最，一口烟能喷出三十多个烟圈，并一下子吸收回去七八个圈。见过我这一手的人都大为惊叹，说是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了。连校长也说，名师出高徒嘛！校长也只是说说，我那套技术性动作在校长眼里大概也只能算是花拳绣腿。我抽烟时脑子里老是有烟雾一样的东西在弥漫，始终无法像校长那样放松和酣畅，也就达不到校长那种神韵和境界。这是无法模仿的。
学校的日子很单调，像学生上课一样不断走来走去。后来学校的教学质量上升了不少，校舍也作了些扩建，区一级学校改称为市一级学校。如果说是省一级是一等学校，但学校的格局和规模还是介于三等和四等之间，所以我们学校的存在实际上有些尴尬，显得不三不四。学校人有自知之明，在外一概以学校人自谦。我的朋友提到我时，也还是习惯于学校的说法。
学校离c城有十多公里路，到c城时，我大多要去看看我的朋友罗海飞，跟他聊聊天。每次我去海飞家，海飞总是先替我沏杯茶，打开电视机，然后坐下来，通常一聊就是半天。后来，聊天时间长了，我就想抽烟。海飞最反感有人在他面前抽烟。海飞说，某些人自己不珍惜生命，还加害别人。所以我老得忍着。没有烟抽，我的语言开始显得无精打采了。海飞不断给我添茶，我就不断打哈欠，不断地思念香烟。有次我说，我想抽烟。我说，海飞你不知道，没有烟抽的感受就像生活在黑暗的旧社会，就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被压迫者。海飞说，压迫你的不是别人，是香烟。海飞别过脸去看电视，不再理我。随后我说，现在的电视没什么好看的，不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海飞就来了兴致，调正了坐姿。我说有个条件，你得先让我抽根烟。海飞的嘴角起了折皱，但他接着说，先讲故事，以质论价。我的表情痛苦了一下，一根香烟已经夹在我手上了，我将香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又闻。
我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我村子那个学校，学校只有两条线路，一上一下，比我们那个学校小许多。有人称其为五等学校，有人称其为招待所，反正很小。学校四周都是山，只有前面是一溜开垦出来的坡地，半荒着。学校的四周平时很少能碰到人，倒是有个捕蛇佬经常出现在学校附近的山地间。捕蛇佬以捕蛇为生，据说效益很不错，城里的酒家饭店甚至跟他长期挂钩，他那只编织袋里也就时常会发出咝咝的声音，让学校的人敬畏有加。捕蛇佬自始至终给学校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起初，孤立的学校经常闹鬼。有人半夜里听到后山上有哭声，那种哭声相当凄凉，一时有，一时又没了；有人说，夜里听到屋顶上有脚步声；又有人说，半夜醒来，他看到窗户上有个影子，似人非人的。他想开电灯看个究竟，但他的手怎么也摸不着那根熟悉的开关线。后来总算摸到了，他的手却被另外一只毛茸茸的手一把捏住了，怎么挣也挣不脱。那人说，等他用尽全力拉亮电灯时，那只毛茸茸的手又一下子消失了，电灯线也被拉断了。神神鬼鬼的事一闹，大家就不敢单独过夜了。学校的校长一次次在会上大声疾呼世上根本没有什么鬼，让大家安心工作，不要听信那些无稽之谈。但不久校长自己也碰上这档子事了。那夜，一位青工跟校长同住一室，两人各据一床，抽着烟，说着话。校长说，香烟真是个好东西，临睡一支烟，快活如神仙。
我又将香烟放到鼻子下面闻了闻。海飞看了我一眼，用鼻孔笑了一声。
校长抽完一支烟，就睡去了。半夜里校长醒来，发现那位青工不知何时已钻到自己被窝里来了。校长碰了他一下含糊着说，你怎么这么胆小，以后一个人怎么值夜班看校？对方没回音。校长又用手肘用力碰了两下，还是没动静。校长心里毛起来，就用力推身边的人，可怎么推也推不动。校长慌了，赶紧开了灯，喘着大气一看，身边什么也没有。那位青工也刚从另一张床上坐起来，一双睡眼惺忪又奇异地看着校长。
海飞说，你刚才说是个真实的故事，我怎么听着有点聊斋味道？我笑着说，有聊斋味道，就说明我离蒲松龄不远了，说明故事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我可以抽烟了。海飞说，慢着，现在到处在打假，假冒伪劣的事情太多了，讲完了再说。我只好继续讲。
我说，后来学校出事了。
我说，张朋林是我哥的中学同学。我哥听了有关张朋林的消息后说，朋林是个好人，因为长得太瘦弱，又老实，读书时老是被人欺侮。张朋林是那个五等学校的代课教师，因为离家远，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学校里。张朋林有天晚上突然发起了高烧，通身火烫火烫，嘴里也尽说胡话。同室的人连夜搭货车将他送进了医院。第二天，吊着盐水的张朋林就开始退烧了，退得很快，第三天就出院了，没事人一样。过了段日子，学校又陆续有人无缘无故地发烧，烧起来也是说胡话，通身像着了火，那样子跟张朋林发病时差不多。奇怪的是，不管发烧的人送医院没送医院，一两天后都退了烧。学校人慌乱起来，说这地方一定有鬼怪在作弄他们，大家纷纷打报告，要求调离；有人干脆请了长病假。教育局知道学校闹鬼的事后，也觉得奇怪，说是要调查调查。领导说了话，还没来得及行动，张朋林已经第二次发高烧了。这次张朋林的烧一直没有退下来，发烧的第五天，张朋林就死在医院的急救室里了。这下轮到上级慌乱了，市教育局和区局当即派出精兵强将着手调查此事。没用几天，有关张朋林的死因便水落石出了。张朋林是死于鼠疫病。分局的有关专家说，学校周围的环境很糟糕，老鼠猖獗成患，学校人饮用的地下水里面就有鼠疫病菌。专家说，传染上这种鼠疫后的前阶段，人在晚上容易出现幻觉；第二阶段是短时间发高烧，可能有反复几次，这要看患者的体质和抵抗力；发展到后期就没治了。经专家这么一说，学校人的身子全发软了。随即，学校的职工全用上了抗菌药和疫苗，饮用水也全部用专车运送。第二年村子开通了公路，那个五等学校也拆了，重新修建。曾经在学校工作过的人，都刻骨铭心记着那里的两个人，一个是张朋林，一个是捕蛇佬。
海飞听完这个真实故事后，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我抽烟时，海飞一直用手托着下巴，皱着眉头，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和海飞是好朋友，但因为我抽烟的事，我们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一些不愉快。我想我不可能一直在他面前忍着不抽烟，也不可能每次抽烟前先来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还得有听头。这是比较为难的。
那次讲故事后，我回c城的次数明显少了，每次去也只是在海飞家里小坐。大多数时候，我住在那个不三不四的宿舍里。宿舍很旧，据说是一九五三年建造的，青砖平瓦。宿舍分两排，一排是混凝土地面，许多细石子已经破土而出，另一排是木板地面，住这里的人差不多都跟木板下面的老鼠有过亲密的接触。校园改建时，新的宿舍楼也建在那里，职工大多搬过去了。我还是住在五三年的宿舍里，与退休职工和家属们为邻。休息天我时常坐在门口，与老人聊天，听他们讲“大跃进”讲“文革”听他们骂儿子哄孙子。这种时候自然少不了香烟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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