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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自从来到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我不必怕什么人，敢说敢为，集体的生活于我很相宜。我虽说很渺小，却感到我的生存。我还能不快乐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观认为，对妇女的特殊压迫主要是由妇女在家庭内的传统地位造成的，婚姻是建立在对妻子的公开或隐蔽的家庭奴役之上的，所以，妇女要想得到解放，就必须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中挣脱出来，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去。抗战时期解放区妇女运动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为支援战争、巩固根据地服务，并且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1正是在解放区这一有着坚实保障的宽松环境中，在集体的劳动实践中，女性的压抑得以解除，身心获得自由的发展，真实地感受到了女性自我的存在。
在初到延安的丁玲看来，在大多数人看来“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丁玲“三八节”有感）的确，解放区在开展妇女解放运动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果，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了男女平等，对妇女的正当权益做了规定和保护。但是，革命是不可能将一切苦难照单全收的，阶级的解放、经济的独立、政治制度的保障，只是妇女解放的必要和前提，而女性更深层、更根本的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有些方面甚至还未被触及。女性的真正解放，还需要一场更为深刻的性别革命。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言：“严格地说，阶级斗争并不解放妇女”“推翻资本主义可以立即创造有利于妇女解放的条件，但真正要获得解放，仍有漫长的路要走。”这一论断之所以被经常引用，正是因为它深刻地洞悉了妇女运动中简单冒进、盲目乐观的症结，并揭示出女性解放之途的艰难曲折——尽管这位伟大的女性主义先驱者起初也曾相信：女性问题将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正象波伏娃在严峻的女性现实面前改变了观点一样，随着对延安生活的深入，丁玲对革命环境中女性的生存现状也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她清醒而不无痛苦地发现：革命所承诺的幸福并没有必然地来临，革命圣地上并没有真正建构起一座女性的“乐园”而置身于“革命”中的女人们——无论是被革命的小米养得“那么红胖”的“女同志们”还是被革命所“解放”的贫苦姐妹们，依然在遭受着压抑、承受着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三八节”有感）写于1940年的小说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年的夜集中体现了丁玲这一阶段的发现和思考，而1942年“38”前夕所写下的“三八节”有感则是一篇真正富有“革命”意义的女性主义宣言，标志着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归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
透过“乐观”的表象，揭示出生活内在的种种缺憾与矛盾，将女性生存的真实图景呈现出来——这正是丁玲用笔的深刻处。在以上提到的几篇小说中，我们很难再读到类似于“等着太阳出来后的明丽的山川，和在山川中一切生命的骚动”（秋收的一天）这样明快、昂扬的句子，弥漫于其间的，是那种最“难于忍耐”的“阴沉和絮聒”（风雨中忆萧红）：“白天的阳光，照射在那些夜晚冻了的牛马粪堆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几个无力的苍蝇在那里打旋。”“当她置身在空阔的窑中时，便感觉得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在医院中）“从那地的尽头，伸出几株枯枝的树，疏疏朗朗地划在那死寂的铅色的天上。”（我在霞村的时候）在这片阴霾的背景中，贞贞、陆萍出现了，她们是“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我在霞村的时候），是“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在医院中），但也正是她们的“热情”与“幻想”注定了她们与这背景的格格不入。对贞贞而言，日寇的蹂躏固然摧残了她的身心，但是，使她更不堪忍受的，则是亲人们的误解、庸人们的鄙弃，以及爱人的怜悯（贞贞需要的并不是怜悯）。在霞村，尽管已建立起革命的基层组织，但是封建意识、传统观念依然是那么顽固。尽管也有一些人理解贞贞（比如那些年轻的活动分子，比如阿桂，比如“我”），但是，更多的人却是怀着一种“看客”的心理，极有兴味地欣赏着这女性的“奇观”：“就在那天黄昏，院子里又热闹起来了天气很冷，他们好奇的心却很热，他们在严寒底下耸着肩，弓着腰，笼着手，他们吹着气，在院子中你看我，我看你，好像在探索着很有趣的事似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看”与“被看”的性别关系模式依旧未变，女性作为被看者的命运依旧未变。“她”不仅要承受着“他们”的赏玩、歧视、监控，还要承受着“她们”的冷眼与傲视：“尤其是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
终于，倔强的贞贞决定远离亲人和村庄，到延安去，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去，她相信那里能够“另有一番新的气象”但是“延安”果真是一方净土吗？“革命的队伍”真的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吗？真实的情况远非如此乐观“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三八节”有感）“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在医院中）凭着一个写作者的责任和良知，丁玲敏锐地意识到：革命的火光并没有烛亮人性深处的幽暗，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改造国民性”的重任还远未完成。在那个“离延安四十里地”的医院中，不仅有一个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的外行院长，还有一群仍然需要解放、需要革命的“革命女性”：化验员林莎爱用一种“敌意的眼睛”望着同类；抗大同学张芳子是一个“最会糊糊涂涂地懒惰地打发去每一个日子的人”；产科主任的妻子“总用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而张医生的老婆和总务处长的老婆之所以跑来做看护，并非是出自兴趣和认识，而是因为“她们不能不工作”“新的恐惶在增加着，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正是从她们的身上，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女性解放的艰难和女性革命的迫切。在这样的女性群体中，不仅很难建立起亲密的姊妹情谊，形成巩固的女性同盟，而且，在强大的男权意识的统摄和同化下，女性的主体意识也很难获得孕育发展，因而，陆萍，这个追求个性、渴望平等的知识女性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孤立的境地。“是的，应该斗争呀！”——当她试图从这种“可怕”的“现实生活”中挣脱出来时，她发现自己陷入了“无物之阵”中：“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的人吗？”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斗争”习惯势力是如此的强大，它往往以“正义”、“公理”的面孔出现，不容置疑地将越轨者拽入到既定的轨道，这注定了陆萍作为女性、也作为知识者的失败。终于，陆萍被“激怒”了“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责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贞贞的身上：“贞贞把脸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望得见两颗狰狰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她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她像一个复仇的女神，她憎恨着谁呢，为什么要做出那么一副残酷的样子？”而在夜中，何华明的妻子一出场，就给我们一种狂躁、怨忿的感觉：“在她脸上的每条皱纹里都埋伏得有风暴”“她哭得更厉害，捶打着什么，大声咒骂；她希望能激怒他。”屈从于感情的控制往往使女性陷入自我的迷狂中——丁玲在创作之初，即已通过梦珂、莎菲们的精神危机，凸显了这一女性的弱点，并主张用理性、意志加以克服。不过，随着对女性问题思考的渐趋深入，丁玲越来越认识到：女性的愤怒源于她对自身境况的醒悟与反抗，正如苏珊格里芬在她著名的自然女性一书中所说的：“我们被自己的感情压倒，这种感情长期以来一直积压在我们心中。我们说，残暴使我们从内心深处反感：我们不会甘愿受罚。”既然革命没有真正解决性别压迫问题，那么女性的“愤怒”也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不仅如此，革命甚至通过隐秘的话语形式赋予了“压迫”以某种合理性，而女性在反抗的同时，也就将自己置于了更不可理喻的尴尬境地。在夜中，自从何华明做了乡指导员后，他和妻子便“更难以和好，像有着解不开的仇恨”妻子因而“更觉得难过了，因为他越来越沉默，好像他的脾气变得好了，而她的更坏，其实是他离去的更远，她毫不能把握他。她要的是安适的生活，而他到底要什么呢？她不懂，这简直是荒唐。”在革命的话语体系中，一个不懂政治、贪图安逸的“落后”的老婆自然是不可爱的，而“艰深的政治问题”、“繁难”的革命工作也的确可以作为何华明“离去的更远”的理由。不过，从何华明对母牛产仔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的关注中，从他看到赵家姑娘时那种“很奇异的感觉”以及面对侯桂英的诱惑所产生的可怕的冲动中，我们不难觉察到：更真实、更具决定性的原因恐怕还是关乎于“性”：在男权社会中，一个年老色衰、失去生育能力的女性是没有价值的，是理应被男人抛弃的。但是，当何华明跃跃欲试地想离婚，想“做一件吓人的事”时“另一个东西压住了他”：“咱们都是干部，要受批评的”“闹离婚影响不好”——如果我们不否认何华明的欲望要求也有自其合理性的话，我们也就不能不承认，何华明也是一个牺牲者。夜的深刻犀利处，就在于它揭示出了男女两性共同遭受着政治与性的双重压抑，对于何华明而言，政治的压抑导致了性的自我压抑，而在何妻那里，性别的压抑是通过政治的压抑实现的。当意识到政治的、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时，一场家庭风暴被控制住了，生活似乎又恢复了正常“映在曙光里的这窑洞倒也显得很温暖很恬适”但这不过是一种压抑替代了另一种压抑，两性生存更本质更内在的矛盾并没有被触及，使我们更为悲哀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压抑”已成为一种合理的生存方式。
在谈到意识形态中的性别统治模式时，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艾斯勒这样写道：“正如托洛茨基试图评论的那样（但只是在他下台和流放之后），共产主义革命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领导没有完成对家庭内部父权制关系的变革。或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它没有对人类两半之间的关系进行任何基本的改革，这种关系仍然以等级而不是以联系为基础。”2在“三八节”有感中，通过对延安两性生存中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揭示，丁玲也尖锐地指出：革命，并没有撼动性别统治的基石“妇女”依然是需要被重视、被特别提出的字眼。尽管她清醒地意识到现实处境的复杂艰难、女性革命的任重道远，但还是以乐观、昂扬的姿态提出了她的极具现实意义的女性对策：“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这不仅仅是莎菲们“独立”呼声的延续，在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探索之后，丁玲的女性解放观中已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性别内涵和新的时代内容，在“人”的意义上建构起了真实的女性主体。
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凭着对女性自身的强烈关注，丁玲在不断的反思、不断的超越中为女性解放提供了一份珍贵的答卷，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丁玲的女性探索出现了停滞。但是，她关于“革命”、关于“女性”的独特而富有建设性的思考，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显示出了它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历史意义。
注释：
1妇运史全国妇女联合会妇运史研究室编，1986年版，第233页。
2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美]理安艾斯勒，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原载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
说道：“自从来到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我不必怕什么人，敢说敢为，集体的生活于我很相宜。我虽说很渺小，却感到我的生存。我还能不快乐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观认为，对妇女的特殊压迫主要是由妇女在家庭内的传统地位造成的，婚姻是建立在对妻子的公开或隐蔽的家庭奴役之上的，所以，妇女要想得到解放，就必须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中挣脱出来，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去。抗战时期解放区妇女运动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为支援战争、巩固根据地服务，并且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1正是在解放区这一有着坚实保障的宽松环境中，在集体的劳动实践中，女性的压抑得以解除，身心获得自由的发展，真实地感受到了女性自我的存在。
在初到延安的丁玲看来，在大多数人看来“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丁玲“三八节”有感）的确，解放区在开展妇女解放运动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果，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了男女平等，对妇女的正当权益做了规定和保护。但是，革命是不可能将一切苦难照单全收的，阶级的解放、经济的独立、政治制度的保障，只是妇女解放的必要和前提，而女性更深层、更根本的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有些方面甚至还未被触及。女性的真正解放，还需要一场更为深刻的性别革命。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言：“严格地说，阶级斗争并不解放妇女”“推翻资本主义可以立即创造有利于妇女解放的条件，但真正要获得解放，仍有漫长的路要走。”这一论断之所以被经常引用，正是因为它深刻地洞悉了妇女运动中简单冒进、盲目乐观的症结，并揭示出女性解放之途的艰难曲折——尽管这位伟大的女性主义先驱者起初也曾相信：女性问题将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正象波伏娃在严峻的女性现实面前改变了观点一样，随着对延安生活的深入，丁玲对革命环境中女性的生存现状也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她清醒而不无痛苦地发现：革命所承诺的幸福并没有必然地来临，革命圣地上并没有真正建构起一座女性的“乐园”而置身于“革命”中的女人们——无论是被革命的小米养得“那么红胖”的“女同志们”还是被革命所“解放”的贫苦姐妹们，依然在遭受着压抑、承受着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三八节”有感）写于1940年的小说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年的夜集中体现了丁玲这一阶段的发现和思考，而1942年“38”前夕所写下的“三八节”有感则是一篇真正富有“革命”意义的女性主义宣言，标志着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归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
透过“乐观”的表象，揭示出生活内在的种种缺憾与矛盾，将女性生存的真实图景呈现出来——这正是丁玲用笔的深刻处。在以上提到的几篇小说中，我们很难再读到类似于“等着太阳出来后的明丽的山川，和在山川中一切生命的骚动”（秋收的一天）这样明快、昂扬的句子，弥漫于其间的，是那种最“难于忍耐”的“阴沉和絮聒”（风雨中忆萧红）：“白天的阳光，照射在那些夜晚冻了的牛马粪堆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几个无力的苍蝇在那里打旋。”“当她置身在空阔的窑中时，便感觉得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在医院中）“从那地的尽头，伸出几株枯枝的树，疏疏朗朗地划在那死寂的铅色的天上。”（我在霞村的时候）在这片阴霾的背景中，贞贞、陆萍出现了，她们是“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我在霞村的时候），是“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在医院中），但也正是她们的“热情”与“幻想”注定了她们与这背景的格格不入。对贞贞而言，日寇的蹂躏固然摧残了她的身心，但是，使她更不堪忍受的，则是亲人们的误解、庸人们的鄙弃，以及爱人的怜悯（贞贞需要的并不是怜悯）。在霞村，尽管已建立起革命的基层组织，但是封建意识、传统观念依然是那么顽固。尽管也有一些人理解贞贞（比如那些年轻的活动分子，比如阿桂，比如“我”），但是，更多的人却是怀着一种“看客”的心理，极有兴味地欣赏着这女性的“奇观”：“就在那天黄昏，院子里又热闹起来了天气很冷，他们好奇的心却很热，他们在严寒底下耸着肩，弓着腰，笼着手，他们吹着气，在院子中你看我，我看你，好像在探索着很有趣的事似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看”与“被看”的性别关系模式依旧未变，女性作为被看者的命运依旧未变。“她”不仅要承受着“他们”的赏玩、歧视、监控，还要承受着“她们”的冷眼与傲视：“尤其是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
终于，倔强的贞贞决定远离亲人和村庄，到延安去，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去，她相信那里能够“另有一番新的气象”但是“延安”果真是一方净土吗？“革命的队伍”真的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吗？真实的情况远非如此乐观“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三八节”有感）“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在医院中）凭着一个写作者的责任和良知，丁玲敏锐地意识到：革命的火光并没有烛亮人性深处的幽暗，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改造国民性”的重任还远未完成。在那个“离延安四十里地”的医院中，不仅有一个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的外行院长，还有一群仍然需要解放、需要革命的“革命女性”：化验员林莎爱用一种“敌意的眼睛”望着同类；抗大同学张芳子是一个“最会糊糊涂涂地懒惰地打发去每一个日子的人”；产科主任的妻子“总用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而张医生的老婆和总务处长的老婆之所以跑来做看护，并非是出自兴趣和认识，而是因为“她们不能不工作”“新的恐惶在增加着，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正是从她们的身上，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女性解放的艰难和女性革命的迫切。在这样的女性群体中，不仅很难建立起亲密的姊妹情谊，形成巩固的女性同盟，而且，在强大的男权意识的统摄和同化下，女性的主体意识也很难获得孕育发展，因而，陆萍，这个追求个性、渴望平等的知识女性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孤立的境地。“是的，应该斗争呀！”——当她试图从这种“可怕”的“现实生活”中挣脱出来时，她发现自己陷入了“无物之阵”中：“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的人吗？”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斗争”习惯势力是如此的强大，它往往以“正义”、“公理”的面孔出现，不容置疑地将越轨者拽入到既定的轨道，这注定了陆萍作为女性、也作为知识者的失败。终于，陆萍被“激怒”了“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责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贞贞的身上：“贞贞把脸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望得见两颗狰狰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她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她像一个复仇的女神，她憎恨着谁呢，为什么要做出那么一副残酷的样子？”而在夜中，何华明的妻子一出场，就给我们一种狂躁、怨忿的感觉：“在她脸上的每条皱纹里都埋伏得有风暴”“她哭得更厉害，捶打着什么，大声咒骂；她希望能激怒他。”屈从于感情的控制往往使女性陷入自我的迷狂中——丁玲在创作之初，即已通过梦珂、莎菲们的精神危机，凸显了这一女性的弱点，并主张用理性、意志加以克服。不过，随着对女性问题思考的渐趋深入，丁玲越来越认识到：女性的愤怒源于她对自身境况的醒悟与反抗，正如苏珊格里芬在她著名的自然女性一书中所说的：“我们被自己的感情压倒，这种感情长期以来一直积压在我们心中。我们说，残暴使我们从内心深处反感：我们不会甘愿受罚。”既然革命没有真正解决性别压迫问题，那么女性的“愤怒”也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不仅如此，革命甚至通过隐秘的话语形式赋予了“压迫”以某种合理性，而女性在反抗的同时，也就将自己置于了更不可理喻的尴尬境地。在夜中，自从何华明做了乡指导员后，他和妻子便“更难以和好，像有着解不开的仇恨”妻子因而“更觉得难过了，因为他越来越沉默，好像他的脾气变得好了，而她的更坏，其实是他离去的更远，她毫不能把握他。她要的是安适的生活，而他到底要什么呢？她不懂，这简直是荒唐。”在革命的话语体系中，一个不懂政治、贪图安逸的“落后”的老婆自然是不可爱的，而“艰深的政治问题”、“繁难”的革命工作也的确可以作为何华明“离去的更远”的理由。不过，从何华明对母牛产仔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的关注中，从他看到赵家姑娘时那种“很奇异的感觉”以及面对侯桂英的诱惑所产生的可怕的冲动中，我们不难觉察到：更真实、更具决定性的原因恐怕还是关乎于“性”：在男权社会中，一个年老色衰、失去生育能力的女性是没有价值的，是理应被男人抛弃的。但是，当何华明跃跃欲试地想离婚，想“做一件吓人的事”时“另一个东西压住了他”：“咱们都是干部，要受批评的”“闹离婚影响不好”——如果我们不否认何华明的欲望要求也有自其合理性的话，我们也就不能不承认，何华明也是一个牺牲者。夜的深刻犀利处，就在于它揭示出了男女两性共同遭受着政治与性的双重压抑，对于何华明而言，政治的压抑导致了性的自我压抑，而在何妻那里，性别的压抑是通过政治的压抑实现的。当意识到政治的、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时，一场家庭风暴被控制住了，生活似乎又恢复了正常“映在曙光里的这窑洞倒也显得很温暖很恬适”但这不过是一种压抑替代了另一种压抑，两性生存更本质更内在的矛盾并没有被触及，使我们更为悲哀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压抑”已成为一种合理的生存方式。
在谈到意识形态中的性别统治模式时，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艾斯勒这样写道：“正如托洛茨基试图评论的那样（但只是在他下台和流放之后），共产主义革命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领导没有完成对家庭内部父权制关系的变革。或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它没有对人类两半之间的关系进行任何基本的改革，这种关系仍然以等级而不是以联系为基础。”2在“三八节”有感中，通过对延安两性生存中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揭示，丁玲也尖锐地指出：革命，并没有撼动性别统治的基石“妇女”依然是需要被重视、被特别提出的字眼。尽管她清醒地意识到现实处境的复杂艰难、女性革命的任重道远，但还是以乐观、昂扬的姿态提出了她的极具现实意义的女性对策：“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这不仅仅是莎菲们“独立”呼声的延续，在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探索之后，丁玲的女性解放观中已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性别内涵和新的时代内容，在“人”的意义上建构起了真实的女性主体。
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凭着对女性自身的强烈关注，丁玲在不断的反思、不断的超越中为女性解放提供了一份珍贵的答卷，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丁玲的女性探索出现了停滞。但是，她关于“革命”、关于“女性”的独特而富有建设性的思考，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显示出了它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历史意义。
注释：
1妇运史全国妇女联合会妇运史研究室编，1986年版，第233页。
2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美]理安艾斯勒，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原载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