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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过的情感。”诗意的迷失则又一次宣布了“找寻”的无意义，物欲世界里被无限的需求与冲动所左右的男性难以与女性达到诗意的共鸣，女性诗者命定要背负孤独踢踢独行。在女性通往救赎的漫漫长路上，男性同行者宽厚有力的救援之手，也许只能成为假想中的浪漫与温情。
横越的意义在于它戳穿了女性臆想中的诗意镜像，揭示出“诗意的找寻”只能是镜中之行。但在这里，宁檬，确切地说是写作者不可回避地陷入了女性的自我割裂之中。两性之间纯而又纯的精神吸引是大可令人怀疑的，宁檬难以抗拒与郎桦见面的诱惑难道仅仅出于知已者的惺惺相惜？爱慕在本质上难道能剔除性的成份吗？但写作者为了维护诗意的圣洁与完美，必然要人为地净化宁、郎之间的关系，而女性真实的性别内涵则被模糊了。宁檬对“妻性”的排斥，一方面是为了摆脱男性欲望的操纵，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女性对自身性别身份的无法正视：“性”意味着堕落、罪恶、不洁，它是与“诗意”水火不容的。就这样，写作者在解构男性欲望的同时，又不期然间迎合了男权中心话语对女性的文化预设：女性应该是贞静自守、无欲无求的圣母。可是，面对郎桦所承诺于她的优裕的物质条件，宁檬不禁困惑了，她不能否认这一切的诱惑力。这实质上更透露出写作者的困惑：在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欲望与诗情间苦苦徘徊的知识女性，应该凭借怎样的勇气与智慧去做出抉择呢？
如果说横越是回旋于都市一隅的一曲哀婉、清雅的牧笛，那么纪念则汇人了蓬勃沸腾的都市交响乐中。纪念中，殷慧芬从怀旧的怅惘中走出来，显示出直面城市的勇气和力度。女记者纪念也是如宁檬一般敏感聪慧，才情俱佳，富于幻想和激情的成熟知识女性。但她与宁檬的不同在于“她并不排斥物质和享受”“她是一个生活的女人”在这里，可以感觉到写作者观念的转变，她敏锐地捕捉到了工商业文明孕育下的城市人格和市民精神的新质，并由此审视都市人灵魂深处的阴暗或光芒。都市是个戏剧化的大舞台，它意味着冒险机遇，新奇与浪漫，诱惑与刺激。纪念正是一个渴望着戏剧化人生的女人，她的体内躁动着热情和疯狂，与都市的动感节奏相合拍。纪念难以坦然无悔地正视她与山东男人安杰的婚姻，她无法抗拒温雅精致的南方男人的吸引。于是，在与安杰的一番口角之后，儒雅、温柔、风度翩翩、精明强干的企业家狄仁适时地出现了。他的出现与其说是偶然和巧合，不如说是纪念无法抵御的欲念与诱惑——尽管这诱惑是如此的致命。风月老手狄仁以极其老到，高超的性爱技巧唤起了她“潜藏在体内的古老的欲望，她变得物质和急切了”狄仁同时唤醒了纪念十岁时因对一个成年男人的爱恋而许下的宿愿：和出色的男人疯狂。“疯狂”这个常常与女性的淫欲、邪恶、叛逆相联系的字眼是男性文化所极力排斥、禁锢的，当用它来表述一个十岁女孩的宿愿时“疯狂”则具有了反叛、对抗的色彩，它使长久被压抑的女性欲望有了喷薄欲出之势。殷慧芬擅长于让她的女主人公被遥远的往昔之梦所牵引，无羁无绊地跟着自己的感觉行进，对诗情对浪漫的追寻也正是为了开解那个“永远的心结”在与狄仁欲仙欲死的激情之爱中，纪念以为她已修补了令她心醉而又心悸的童年伤痛。
在纪念中，我们感觉到殷慧芬对于“诗意”有了新的理解，她不再回避“性欲”也不再掩饰人性中更为深邃复杂、非理性的一面。在现代都市文明之风的涤荡下，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愈加苍白无力。身居都市的殷慧芬并非没有感受到新旧交替所带来的无序与混乱，但她并没有在道德层面去剖析纪念这个被传统条律判定为“失贞”的“不洁”女子。她更加倾心于揭示纪念们“内心深处积燃的热情和宿命的伤感”那是“凄美而令人心痛”1的。纪念所渴望的，并非单纯的肉欲的满足，而是诗意与欲望的完美结合，是那种灵肉合一的神境。哲学家、社会学家西美尔曾分析过自近代以来爱欲在品质上的质变：人的欲爱成了孤立的、缺乏超个体关联的生命表达，以至丧失了欲爱本来具有的审美质素2。女性神学家索勒将真正的爱欲理解为肉体与心灵、志趣与审美、情欲与精神的整合，它传达着对象相互间的慰藉与信赖，是在消融自身中达致生命本身的欢乐，并体会到上升的冲动和超越自身的感觉3。真正的爱欲是与诗意不可分割的。当纪念在与狄仁的缱绻中“舒展自己发现自己”的时候，她以为她已在爱欲的诗意表达中升临美的极致，但悲哀的是，这只是纪念一厢情愿的幻觉“女人用心去爱，男人用身体去爱”纪念所体味到的“诗意”只是技巧和经验的复制品，它诞生于一个深谙风月之道的男性对爱欲的娴熟的技术操作之中。在女性对男性之爱的“误读”中“诗意”虚幻地滋生——这不能不说是残酷而令人心酸的一笔。
纪念是个对男性世界充满幻想的女人，她相信男人能使女人智慧和超凡脱俗，而狄仁正是她寻觅已久的“梦中情人”狄仁调动起了女性潜在的“受虐”心理，用恰到好处的抒情或疯狂，控制、导引着纪念的欲望。在一番云雨之后，狄仁成了一个“兴趣盎然的旁观者”这让我们又一次窥测到了男性亘古不变的“看”的愿望。“看”显示了男性较之于女性的优越地位“无论历史如何变迁，男性都一如既往地保留了其结构、安排和奇观所看对象的权力地位和可能”4在这场裂变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的“看与被看”中，隐含着几千年的两性关系式和集体无意识：女性承受男性的目光，指称他人的欲望，从而转化为欲望代码。在狄仁的眼中，纪念是琴弦，是小猪，这些“物化”的比喻再次昭示了女性被视为“物”的客体地位。一旦成为“物”女性作为男性异已者的危险性才会减弱、消隐。“喜爱和蹂躏女人”并非狄仁一已的欲念，它同时暴露出男性性心理的阴暗与复杂。女人是可欲念可亲近的对象，但又是让男性感到难以理喻的“他者”她威胁着“菲勒斯”的神圣性，并使男性产生阉割的焦虑。通过占有并摧残女性的美丽，男性获得了一种“强壮和无所不能”的虚幻的满足感，并使恐惧和焦虑得到想象性的缓解和释放。
文学批评家李洁非曾谈到：物化现实的空间，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欲望的空间，在物逐渐取得对人的精神的统治权威时，人本身也就成为物的复写和摹拟，成为物的一个符号5。市场化经济鼓励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可一旦物欲恶性膨胀，其对人的精神空间的挤压是无情的。当狄仁们将女人视为尤物，并玩弄于股掌之上时，他们自身能逃脱被“物化”的命运吗？男性对女性的“物化”恰恰也是暴露了他们自身人性的异化，而“物化”的现实又使异化的程度加深。当在纪念家中与情人幽会的狄仁，几乎赤裸着被男主人撞见时，他先发制人地质问纪念：为什么执意要我来你家？你为什么要和你男人串通一气来搞我？这些自私、冷漠、铁腕的男人们，已在残酷的竞争和狡诈的权术中迷失了自己，既得利益的丧失与否永远是他们首要的关注点。他们已丧失了爱的能力，无法感知到女性的柔情，成了真正的被动之“物”
“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绝望，我对人们如此热衷于看到牺牲感到绝望，而且我觉得女人往往是男人的牺牲品，当女人一个个伤痕累累，支离破碎时，男人依旧完好无损，道貌岸然。”(殷慧芬厂医梅芳)早在发表于1989年的这篇小说中，殷慧芬便已表达了对女性境遇的伤感。在纪念中，伤痛的感觉又一次浮现，在这个令女人心痛不已的故事里，唯一没有受伤害的是狄仁。他官运亨通，纵横驰骋且另觅新欢。当纪念在一遍遍的回顾与审视中渐渐读出狄仁的虚伪与卑鄙时，纪念的心中，是否也被绝望所笼罩呢？都市包装、塑造了纪念这样的女性，她们似乎已从传统的禁忌、规范以及人身依附中走了出来，凭借她们的才情与智慧自由地挥洒人生。可是，在一个依然由男性的意愿和欲望所主宰的世界里，女性所谓的自由是依赖于男性社会的观赏和评判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必然要触及到男权禁忌，成为男性文化所不容的异端。“诗意”的渴求体现了女性在经济上获得了较大的独立之后，对自我的深层探寻。可是，殷慧芬以她的作品不无伤感地向我们揭示了物欲化的男性社会中“诗意”在追寻中无可挽回的失落。
从横越到纪念“诗意”从空灵绝尘的象牙塔里走出，汇入了尘世的欲望之海。这显示了写作者精神向度的转变。但无论是形而上的精神漫游，还是“欲海里的诗情守望”“诗意”都在女性的一次又一次追寻中迷失，在没有得到时即已旁落。在浮士德的结尾处，歌德这样写道：“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在人类精神家园的建构中。女性不仅仅只是文化意义上的隐喻和象征。殷慧芬正是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真淳开掘着女性丰富的精神天地，但同时她亦以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清醒告诉我们：“彼岸还很远，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王安忆弟兄们）
注释：
1殷慧芬：面对城市，小说月报1996年第1期。
2转引自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80页。
3同上，第181页。
4黎慧：欲望、代码、升华——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上海文论1992年第2期。
5李洁非：物的挤压——我们的文学现实，上海文论1993年第11期。
获得过的情感。”诗意的迷失则又一次宣布了“找寻”的无意义，物欲世界里被无限的需求与冲动所左右的男性难以与女性达到诗意的共鸣，女性诗者命定要背负孤独踢踢独行。在女性通往救赎的漫漫长路上，男性同行者宽厚有力的救援之手，也许只能成为假想中的浪漫与温情。
横越的意义在于它戳穿了女性臆想中的诗意镜像，揭示出“诗意的找寻”只能是镜中之行。但在这里，宁檬，确切地说是写作者不可回避地陷入了女性的自我割裂之中。两性之间纯而又纯的精神吸引是大可令人怀疑的，宁檬难以抗拒与郎桦见面的诱惑难道仅仅出于知已者的惺惺相惜？爱慕在本质上难道能剔除性的成份吗？但写作者为了维护诗意的圣洁与完美，必然要人为地净化宁、郎之间的关系，而女性真实的性别内涵则被模糊了。宁檬对“妻性”的排斥，一方面是为了摆脱男性欲望的操纵，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女性对自身性别身份的无法正视：“性”意味着堕落、罪恶、不洁，它是与“诗意”水火不容的。就这样，写作者在解构男性欲望的同时，又不期然间迎合了男权中心话语对女性的文化预设：女性应该是贞静自守、无欲无求的圣母。可是，面对郎桦所承诺于她的优裕的物质条件，宁檬不禁困惑了，她不能否认这一切的诱惑力。这实质上更透露出写作者的困惑：在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欲望与诗情间苦苦徘徊的知识女性，应该凭借怎样的勇气与智慧去做出抉择呢？
如果说横越是回旋于都市一隅的一曲哀婉、清雅的牧笛，那么纪念则汇人了蓬勃沸腾的都市交响乐中。纪念中，殷慧芬从怀旧的怅惘中走出来，显示出直面城市的勇气和力度。女记者纪念也是如宁檬一般敏感聪慧，才情俱佳，富于幻想和激情的成熟知识女性。但她与宁檬的不同在于“她并不排斥物质和享受”“她是一个生活的女人”在这里，可以感觉到写作者观念的转变，她敏锐地捕捉到了工商业文明孕育下的城市人格和市民精神的新质，并由此审视都市人灵魂深处的阴暗或光芒。都市是个戏剧化的大舞台，它意味着冒险机遇，新奇与浪漫，诱惑与刺激。纪念正是一个渴望着戏剧化人生的女人，她的体内躁动着热情和疯狂，与都市的动感节奏相合拍。纪念难以坦然无悔地正视她与山东男人安杰的婚姻，她无法抗拒温雅精致的南方男人的吸引。于是，在与安杰的一番口角之后，儒雅、温柔、风度翩翩、精明强干的企业家狄仁适时地出现了。他的出现与其说是偶然和巧合，不如说是纪念无法抵御的欲念与诱惑——尽管这诱惑是如此的致命。风月老手狄仁以极其老到，高超的性爱技巧唤起了她“潜藏在体内的古老的欲望，她变得物质和急切了”狄仁同时唤醒了纪念十岁时因对一个成年男人的爱恋而许下的宿愿：和出色的男人疯狂。“疯狂”这个常常与女性的淫欲、邪恶、叛逆相联系的字眼是男性文化所极力排斥、禁锢的，当用它来表述一个十岁女孩的宿愿时“疯狂”则具有了反叛、对抗的色彩，它使长久被压抑的女性欲望有了喷薄欲出之势。殷慧芬擅长于让她的女主人公被遥远的往昔之梦所牵引，无羁无绊地跟着自己的感觉行进，对诗情对浪漫的追寻也正是为了开解那个“永远的心结”在与狄仁欲仙欲死的激情之爱中，纪念以为她已修补了令她心醉而又心悸的童年伤痛。
在纪念中，我们感觉到殷慧芬对于“诗意”有了新的理解，她不再回避“性欲”也不再掩饰人性中更为深邃复杂、非理性的一面。在现代都市文明之风的涤荡下，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愈加苍白无力。身居都市的殷慧芬并非没有感受到新旧交替所带来的无序与混乱，但她并没有在道德层面去剖析纪念这个被传统条律判定为“失贞”的“不洁”女子。她更加倾心于揭示纪念们“内心深处积燃的热情和宿命的伤感”那是“凄美而令人心痛”1的。纪念所渴望的，并非单纯的肉欲的满足，而是诗意与欲望的完美结合，是那种灵肉合一的神境。哲学家、社会学家西美尔曾分析过自近代以来爱欲在品质上的质变：人的欲爱成了孤立的、缺乏超个体关联的生命表达，以至丧失了欲爱本来具有的审美质素2。女性神学家索勒将真正的爱欲理解为肉体与心灵、志趣与审美、情欲与精神的整合，它传达着对象相互间的慰藉与信赖，是在消融自身中达致生命本身的欢乐，并体会到上升的冲动和超越自身的感觉3。真正的爱欲是与诗意不可分割的。当纪念在与狄仁的缱绻中“舒展自己发现自己”的时候，她以为她已在爱欲的诗意表达中升临美的极致，但悲哀的是，这只是纪念一厢情愿的幻觉“女人用心去爱，男人用身体去爱”纪念所体味到的“诗意”只是技巧和经验的复制品，它诞生于一个深谙风月之道的男性对爱欲的娴熟的技术操作之中。在女性对男性之爱的“误读”中“诗意”虚幻地滋生——这不能不说是残酷而令人心酸的一笔。
纪念是个对男性世界充满幻想的女人，她相信男人能使女人智慧和超凡脱俗，而狄仁正是她寻觅已久的“梦中情人”狄仁调动起了女性潜在的“受虐”心理，用恰到好处的抒情或疯狂，控制、导引着纪念的欲望。在一番云雨之后，狄仁成了一个“兴趣盎然的旁观者”这让我们又一次窥测到了男性亘古不变的“看”的愿望。“看”显示了男性较之于女性的优越地位“无论历史如何变迁，男性都一如既往地保留了其结构、安排和奇观所看对象的权力地位和可能”4在这场裂变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的“看与被看”中，隐含着几千年的两性关系式和集体无意识：女性承受男性的目光，指称他人的欲望，从而转化为欲望代码。在狄仁的眼中，纪念是琴弦，是小猪，这些“物化”的比喻再次昭示了女性被视为“物”的客体地位。一旦成为“物”女性作为男性异已者的危险性才会减弱、消隐。“喜爱和蹂躏女人”并非狄仁一已的欲念，它同时暴露出男性性心理的阴暗与复杂。女人是可欲念可亲近的对象，但又是让男性感到难以理喻的“他者”她威胁着“菲勒斯”的神圣性，并使男性产生阉割的焦虑。通过占有并摧残女性的美丽，男性获得了一种“强壮和无所不能”的虚幻的满足感，并使恐惧和焦虑得到想象性的缓解和释放。
文学批评家李洁非曾谈到：物化现实的空间，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欲望的空间，在物逐渐取得对人的精神的统治权威时，人本身也就成为物的复写和摹拟，成为物的一个符号5。市场化经济鼓励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可一旦物欲恶性膨胀，其对人的精神空间的挤压是无情的。当狄仁们将女人视为尤物，并玩弄于股掌之上时，他们自身能逃脱被“物化”的命运吗？男性对女性的“物化”恰恰也是暴露了他们自身人性的异化，而“物化”的现实又使异化的程度加深。当在纪念家中与情人幽会的狄仁，几乎赤裸着被男主人撞见时，他先发制人地质问纪念：为什么执意要我来你家？你为什么要和你男人串通一气来搞我？这些自私、冷漠、铁腕的男人们，已在残酷的竞争和狡诈的权术中迷失了自己，既得利益的丧失与否永远是他们首要的关注点。他们已丧失了爱的能力，无法感知到女性的柔情，成了真正的被动之“物”
“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绝望，我对人们如此热衷于看到牺牲感到绝望，而且我觉得女人往往是男人的牺牲品，当女人一个个伤痕累累，支离破碎时，男人依旧完好无损，道貌岸然。”(殷慧芬厂医梅芳)早在发表于1989年的这篇小说中，殷慧芬便已表达了对女性境遇的伤感。在纪念中，伤痛的感觉又一次浮现，在这个令女人心痛不已的故事里，唯一没有受伤害的是狄仁。他官运亨通，纵横驰骋且另觅新欢。当纪念在一遍遍的回顾与审视中渐渐读出狄仁的虚伪与卑鄙时，纪念的心中，是否也被绝望所笼罩呢？都市包装、塑造了纪念这样的女性，她们似乎已从传统的禁忌、规范以及人身依附中走了出来，凭借她们的才情与智慧自由地挥洒人生。可是，在一个依然由男性的意愿和欲望所主宰的世界里，女性所谓的自由是依赖于男性社会的观赏和评判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必然要触及到男权禁忌，成为男性文化所不容的异端。“诗意”的渴求体现了女性在经济上获得了较大的独立之后，对自我的深层探寻。可是，殷慧芬以她的作品不无伤感地向我们揭示了物欲化的男性社会中“诗意”在追寻中无可挽回的失落。
从横越到纪念“诗意”从空灵绝尘的象牙塔里走出，汇入了尘世的欲望之海。这显示了写作者精神向度的转变。但无论是形而上的精神漫游，还是“欲海里的诗情守望”“诗意”都在女性的一次又一次追寻中迷失，在没有得到时即已旁落。在浮士德的结尾处，歌德这样写道：“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在人类精神家园的建构中。女性不仅仅只是文化意义上的隐喻和象征。殷慧芬正是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真淳开掘着女性丰富的精神天地，但同时她亦以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清醒告诉我们：“彼岸还很远，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王安忆弟兄们）
注释：
1殷慧芬：面对城市，小说月报1996年第1期。
2转引自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80页。
3同上，第181页。
4黎慧：欲望、代码、升华——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上海文论1992年第2期。
5李洁非：物的挤压——我们的文学现实，上海文论199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