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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颇不太平,远有黄巾之祸,近有群雄割据,时局纷杂,百姓流离失所,粮食更是奇缺。富义看似远离纷争,公子岂知战乱何时来袭,若如此,纵有千金万金,能换回多少粮食,能解多少疾苦?”
刘墉听得是脊背发凉、冷汗凛凛,我怎么没想到呢?若真是有大军来袭,只怕千万钱在手也买不到一石粮食啊,看来我的想法真是幼稚啊。
刘墉在他的那个时代也有“三农”问题,只是远不如汉末那么突出,因而并没有引起他太多的重视。他想当然地以为只要发展了制造业和商业,通过税收积累大量的财富便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确实想得过于乐观了。在现代社会中粮食问题并不太突出,一是因为粮食产量要高得多,国家平时便有大量的积蓄;二是交通发达便捷。只要有钱,可以随时从国外进口。然而这是在汉朝啊!这种以粮食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极其薄弱,稍有些变故就会轰然倒塌。本来安心种田的就少,如还在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不是釜底抽薪吗?
刘墉咀嚼消化着众人的话语,深思片刻,如醍醐灌顶,拱手致谢,诚恳道:“多谢诸公提醒,刘墉受教了。”
虞翻点点头道:“公子需明白,老夫也不是反对发展工业和商业,只是粮食充盈才是民心安定、富国强兵的根本。只有百姓丰衣足食,才能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公子不是正在读书吗?老夫先推荐你去读读晁错大夫的《论贵粟疏》,相信对你是极有用的。”
刘墉肃容道:“在下一定认真领会。”又道,“诸公有何高见,刘墉诚心受教。”
虞翻颔首道:“老夫与在座诸公商议了一下,起因只有一个,粮贱伤农。老夫以为咱们不能再建工厂了,已建成的规模也不要一味扩大,这样需要的人工便会少得多。不过要想百姓安心种田,提高粮价是关键所在。晁错大夫采用的法子我们也可以用,各种税赋的解交不要金银,也不要绢帛,只要粮食;百姓可以用粮食来求赏或免罚,如此一来粮价自然便提高了。如果再能提高粮食产量,百姓便更会安心种田了。”
刘墉在虞翻的点化下清醒了过来,找来了《论贵粟疏》认真地读了起来。对于晁错这个人,刘墉看《汉武大帝》时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晁错,颍川郡人,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汉景帝时升至御史大夫。当时商人势力膨胀,土地兼并严重,以致农民背井离乡,农业生产凋敝,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阶级矛盾渐趋激化,天下隐隐有暴乱之象,晁错慧眼独具,看清了其中的弊端,便向汉文帝上了一篇奏疏。
这便是被鲁迅先生喻为“西汉鸿文”之一的《论贵粟疏》。这篇文章逻辑严密,说理透辟,辞意畅达,立论紧扣论点,环环相扣,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晁错认为,商业发展,商人聚敛财富,大肆兼并侵吞土地以及各级官僚急征暴敛是造成当时农业生产凋敝,农民穷困劳苦,贫富分化,阶级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晁错还认为一个国家的粮食积蓄得越多,则民心越安定,社会越稳定,政局越稳固;而要增加积蓄,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安心于农业生产,于是提出了“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以及重农抑商和入粟受爵的建议。此项措施被汉文帝采纳,并经文、景两朝推行,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日益富足,社会逐渐安定,经济相对繁荣。以至于武帝初年,出现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鄙廪庾尽满”的富庶景象。
可惜晁错的结局并不好。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又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实行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然而,便如清康熙时代削藩的结果一样,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不满朝廷削减他们的权力,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联兵反叛。而无论晁错还是景帝,都没有事先做好应对的方案,以致叛乱伊始,朝廷军兵败如山倒。景帝惊恐万分,又接受其他朝臣的建议,将晁错腰斩于市想以此换取叛军退兵。然而,叛军并没因晁错身死而退兵,而是继续向长安进军,只是因战略失当而被朝廷和梁王联手平定。整个平定叛乱的过程仅区区三个月,刘墉既感叹汉景帝的“过河拆桥、刻薄寡恩”,又感叹晁错的“急功近利、遇人不淑”。
读后,刘墉感慨万分,原来农民竟是如此之穷,如此之苦。“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便是如此辛勤劳作,百亩的土地也仅有百石的收成,不仅如此,还要服劳役、纳税赋,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即是这样,每年还会遭受各种灾害,应付官府急征暴敛,各种摊派。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是多么的不公啊!难怪农民不能安心务农了。
刘墉眼噙热泪,心中暗下决心,“若不能让这些可怜又可敬的农民都富足起来,刘墉啊刘墉,你还算是一个人吗?”
刘墉避开众人,寻了一处僻静地方,借鉴历史及前世的“三农”政策,冥思苦想多日,摊开竹简,将想到的对策书写起来。
“蔡伦是东汉的吧?改良造纸已经有些年头了,为什么还在用这种又重又不便的竹简呢?”刘墉心中十分不解,摇摇头,“等一下一并问问虞县令好了。”
天下颇不太平,远有黄巾之祸,近有群雄割据,时局纷杂,百姓流离失所,粮食更是奇缺。富义看似远离纷争,公子岂知战乱何时来袭,若如此,纵有千金万金,能换回多少粮食,能解多少疾苦?”
刘墉听得是脊背发凉、冷汗凛凛,我怎么没想到呢?若真是有大军来袭,只怕千万钱在手也买不到一石粮食啊,看来我的想法真是幼稚啊。
刘墉在他的那个时代也有“三农”问题,只是远不如汉末那么突出,因而并没有引起他太多的重视。他想当然地以为只要发展了制造业和商业,通过税收积累大量的财富便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确实想得过于乐观了。在现代社会中粮食问题并不太突出,一是因为粮食产量要高得多,国家平时便有大量的积蓄;二是交通发达便捷。只要有钱,可以随时从国外进口。然而这是在汉朝啊!这种以粮食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极其薄弱,稍有些变故就会轰然倒塌。本来安心种田的就少,如还在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不是釜底抽薪吗?
刘墉咀嚼消化着众人的话语,深思片刻,如醍醐灌顶,拱手致谢,诚恳道:“多谢诸公提醒,刘墉受教了。”
虞翻点点头道:“公子需明白,老夫也不是反对发展工业和商业,只是粮食充盈才是民心安定、富国强兵的根本。只有百姓丰衣足食,才能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公子不是正在读书吗?老夫先推荐你去读读晁错大夫的《论贵粟疏》,相信对你是极有用的。”
刘墉肃容道:“在下一定认真领会。”又道,“诸公有何高见,刘墉诚心受教。”
虞翻颔首道:“老夫与在座诸公商议了一下,起因只有一个,粮贱伤农。老夫以为咱们不能再建工厂了,已建成的规模也不要一味扩大,这样需要的人工便会少得多。不过要想百姓安心种田,提高粮价是关键所在。晁错大夫采用的法子我们也可以用,各种税赋的解交不要金银,也不要绢帛,只要粮食;百姓可以用粮食来求赏或免罚,如此一来粮价自然便提高了。如果再能提高粮食产量,百姓便更会安心种田了。”
刘墉在虞翻的点化下清醒了过来,找来了《论贵粟疏》认真地读了起来。对于晁错这个人,刘墉看《汉武大帝》时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晁错,颍川郡人,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汉景帝时升至御史大夫。当时商人势力膨胀,土地兼并严重,以致农民背井离乡,农业生产凋敝,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阶级矛盾渐趋激化,天下隐隐有暴乱之象,晁错慧眼独具,看清了其中的弊端,便向汉文帝上了一篇奏疏。
这便是被鲁迅先生喻为“西汉鸿文”之一的《论贵粟疏》。这篇文章逻辑严密,说理透辟,辞意畅达,立论紧扣论点,环环相扣,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晁错认为,商业发展,商人聚敛财富,大肆兼并侵吞土地以及各级官僚急征暴敛是造成当时农业生产凋敝,农民穷困劳苦,贫富分化,阶级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晁错还认为一个国家的粮食积蓄得越多,则民心越安定,社会越稳定,政局越稳固;而要增加积蓄,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安心于农业生产,于是提出了“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以及重农抑商和入粟受爵的建议。此项措施被汉文帝采纳,并经文、景两朝推行,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日益富足,社会逐渐安定,经济相对繁荣。以至于武帝初年,出现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鄙廪庾尽满”的富庶景象。
可惜晁错的结局并不好。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又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实行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然而,便如清康熙时代削藩的结果一样,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不满朝廷削减他们的权力,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联兵反叛。而无论晁错还是景帝,都没有事先做好应对的方案,以致叛乱伊始,朝廷军兵败如山倒。景帝惊恐万分,又接受其他朝臣的建议,将晁错腰斩于市想以此换取叛军退兵。然而,叛军并没因晁错身死而退兵,而是继续向长安进军,只是因战略失当而被朝廷和梁王联手平定。整个平定叛乱的过程仅区区三个月,刘墉既感叹汉景帝的“过河拆桥、刻薄寡恩”,又感叹晁错的“急功近利、遇人不淑”。
读后,刘墉感慨万分,原来农民竟是如此之穷,如此之苦。“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便是如此辛勤劳作,百亩的土地也仅有百石的收成,不仅如此,还要服劳役、纳税赋,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即是这样,每年还会遭受各种灾害,应付官府急征暴敛,各种摊派。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是多么的不公啊!难怪农民不能安心务农了。
刘墉眼噙热泪,心中暗下决心,“若不能让这些可怜又可敬的农民都富足起来,刘墉啊刘墉,你还算是一个人吗?”
刘墉避开众人,寻了一处僻静地方,借鉴历史及前世的“三农”政策,冥思苦想多日,摊开竹简,将想到的对策书写起来。
“蔡伦是东汉的吧?改良造纸已经有些年头了,为什么还在用这种又重又不便的竹简呢?”刘墉心中十分不解,摇摇头,“等一下一并问问虞县令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