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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里包含的信息量很大,所关系的东西,细想起来,却足以让人胆寒。赵冠侯没有接话,而是着力于消灭眼前的一只鸭子,边吃边点头称是。
周学照这时开口道:“冠帅,这两年你修河工,又修铁路,挖矿井,山东的日子,怕是也不好过吧。扶桑人的报纸上,可是连篇累牍的发表过文章,江北百姓苦难记,地狱十日行,千里白骨,这一类的文章我看的不少。共合初立,百业凋零,还是该休养生息为上,要体恤民力啊。现在泰西的经济疲弱,我国商品难以外销,各省财政报解都不足数,财政日益艰难。你们地方上的日子,还好过一些,京里就难了,洋债该付的利息,可不能拖。这个时候,就得勒紧裤腰带过生活,不能铺张。像是淮河疏浚那种大工程,如果再来一次,我可是真的拿不出钱来了。如今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该把目光放到实业上。”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能再搞安守田园,重农抑商的政策。纯粹的小农经济模式,必然会导致国家的落后,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我们的国家要想发展,就得打破这种枷锁,农业让路于工业。我们手上的资金有限,填补到农业上,工业就没有投入资金。万事讲轻重缓急,现在,是该集中力量,发展工业的时候。泰西的经济疲软,正是我们的机会。趁着洋人的力量衰弱,我们该筹措资金,把洋人占去的矿山赎回来,把工厂开起来,发展本国的工商业。等到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我们的资金充裕了,再去做水利工程,才是个正办。”
他说完之后哈哈一笑,先自罚了一杯,以示只是闲话,不为正论。即使赵冠侯听来,周学照的话也不能完全算错。他以财政大臣的身份,订立保守的财政制度,符合他的身份。
在周学照看来,即使抛弃周家田地损失不论,在共合财政的角度看来,淮河疏浚工程,也是劳民伤财,于国无利。从支出层面,一下子拿出数千万元经费,又要导致大批百姓流离失所,人为的制造了难民。
失去祖坟而反抗,随后被打死的,累死在工地上的,因淮河水利工程而丧命的人数颇为可观。不管是从财政上,还是舆论上,这次的治淮,都留下不少烂摊子。虽然整体工程堪称成功,可是因此带来的利益,在周学照看来,十分有限。
共合正体的农业税,已经不是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不是说田租定的低,而是各省都把这部分收入截留了,用来当军饷。山东粮食大丰收,没有水患,对于钟央来说,没多大意义。无非是赵冠侯自己治下粮食变多,老百姓不至于因为缺粮闹事,这个利益属于山东,不属于正府。
山东的税收不上解正府,反倒要钟央拨款,帮山东解决问题,怎么看也是赔本买卖。如果想修,也该是各省自己筹款来修,跟财政部无关。
至于说不修水利,水灾之后的赈济问题……实际上共合正府已经基本放弃赈济灾民这个选项了。灾民到哪一省,就是哪一省的问题,自己解决,流窜到京城的……可以想想雷震冬现在在干什么,就能明白。
周学照是财政大臣,也是实业家,开办工厂矿山,很有一套经营手段。能做到财政大臣,于经济一道也有自己的见解。
在他看来,难民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可以说越多越好。发展工业,离不开人力。这些人为了活命,有一口饭吃就可以干繁重的工作,是现成的廉价劳动力,也是中国的优势所在。
不把这些人赶进工厂里,靠什么发展工业化?在他看来,有限度的自然灾害,实际是越多越好,自然人或许因此受害,但是从国家的角度看,实际是有利的。至少对工业化而言,这些廉价的消耗品,就像是矿石或是棉花一样,没有必要怜悯。要的是他们奉献出自己的价值,为了实现国家的腾飞,总有一代人要牺牲。
赵冠侯把那只鸭子消灭了大半,才回道:“止庵先生(周学照的号),您这话说的没错,至少从国家的角度看,我也是支持的。可是我要反问一句,具体的人,又该怎么办?我是做父母官的,大水一来,我的治下就要多出不知道多少难民。我得给他们找粮吃,找衣穿,做不到,就是我的失职。所以,您看的是天下,我看的是我眼前一亩三分地,在我看来,淮河疏浚这样的工程,比工厂矿山重要多了。从洋人手里赎矿要花钱,将来没钱了借债,还得把它押出去,早晚也是留不住,还不如把这钱,用来换成粮食自己吃了,那才是实惠。就像咱聊天,您说了这么多道理的时候,我已经半只鸭子下肚了。讲道理,我讲不过您,可是这鸭子的实惠,我自己先落下了。”
袁慰亭笑着摇头,“冠侯啊,你这都做了大帅的人,脾气还是没改,依旧那么促狭。止庵是正人君子,不像你这么爱开玩笑,你也好好说。这两年经济不好,大家的日子都难过。我这里,全靠止庵运筹着,勉强维持住局面不崩,他的功劳很大。山东是我起家的地方,情形我很清楚,经济全靠和洋人贸易。现在洋人的钱难赚,你那里能维持?”
听到袁慰亭问,赵冠侯才正色道:“我在大总统面前不说谎,这两年山东的日子很难,全靠借债过日子。华比银行和正元,要是不借钱给山东,我还不知道怎么维持。将来这些债要怎么还,也想不好,最后搞不好要卖地皮。可是,越是这样,越得抓农业。有钱的时候还好办,等到没钱了,怎么给老百姓找饭吃,就是件极为要紧的事,事情做不好,是要民变的。我趁着有钱时疏通河道,把水灾的危机降到最低,就是防着将来世道不好,再闹水时,我怕是连赈灾的款子都拿不出来。至于发展工业之类的事情是好事,但是办好事的前提是,尽量少流血,最好不流血。河工上是死了人,不过大部分是战俘,死了也就死了。死他们,总比死安善良民要好,我治山东有一句话,要羊不要狼。做羊的,我会想方设法给他们找活路,做狼的,就得做好准备,被我拔牙断爪,再去做牛做马。所以一样都是死人,但死的是谁,终归大有区别。”
“哦,这么说,今年山东粮食收成不错?”
赵冠侯点点头“托大总统洪福,今年山东是个大丰收。官府收的粮食极多,足够应付一次灾荒了。照这样下去,再来几个丰收,就不怕了。”
袁慰亭点头道:“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三军之中,以粮为本。军饷固然要紧,可如果没有粮草军火,仗也打不下去。当... -->>
这话里包含的信息量很大,所关系的东西,细想起来,却足以让人胆寒。赵冠侯没有接话,而是着力于消灭眼前的一只鸭子,边吃边点头称是。
周学照这时开口道:“冠帅,这两年你修河工,又修铁路,挖矿井,山东的日子,怕是也不好过吧。扶桑人的报纸上,可是连篇累牍的发表过文章,江北百姓苦难记,地狱十日行,千里白骨,这一类的文章我看的不少。共合初立,百业凋零,还是该休养生息为上,要体恤民力啊。现在泰西的经济疲弱,我国商品难以外销,各省财政报解都不足数,财政日益艰难。你们地方上的日子,还好过一些,京里就难了,洋债该付的利息,可不能拖。这个时候,就得勒紧裤腰带过生活,不能铺张。像是淮河疏浚那种大工程,如果再来一次,我可是真的拿不出钱来了。如今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该把目光放到实业上。”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能再搞安守田园,重农抑商的政策。纯粹的小农经济模式,必然会导致国家的落后,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我们的国家要想发展,就得打破这种枷锁,农业让路于工业。我们手上的资金有限,填补到农业上,工业就没有投入资金。万事讲轻重缓急,现在,是该集中力量,发展工业的时候。泰西的经济疲软,正是我们的机会。趁着洋人的力量衰弱,我们该筹措资金,把洋人占去的矿山赎回来,把工厂开起来,发展本国的工商业。等到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我们的资金充裕了,再去做水利工程,才是个正办。”
他说完之后哈哈一笑,先自罚了一杯,以示只是闲话,不为正论。即使赵冠侯听来,周学照的话也不能完全算错。他以财政大臣的身份,订立保守的财政制度,符合他的身份。
在周学照看来,即使抛弃周家田地损失不论,在共合财政的角度看来,淮河疏浚工程,也是劳民伤财,于国无利。从支出层面,一下子拿出数千万元经费,又要导致大批百姓流离失所,人为的制造了难民。
失去祖坟而反抗,随后被打死的,累死在工地上的,因淮河水利工程而丧命的人数颇为可观。不管是从财政上,还是舆论上,这次的治淮,都留下不少烂摊子。虽然整体工程堪称成功,可是因此带来的利益,在周学照看来,十分有限。
共合正体的农业税,已经不是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不是说田租定的低,而是各省都把这部分收入截留了,用来当军饷。山东粮食大丰收,没有水患,对于钟央来说,没多大意义。无非是赵冠侯自己治下粮食变多,老百姓不至于因为缺粮闹事,这个利益属于山东,不属于正府。
山东的税收不上解正府,反倒要钟央拨款,帮山东解决问题,怎么看也是赔本买卖。如果想修,也该是各省自己筹款来修,跟财政部无关。
至于说不修水利,水灾之后的赈济问题……实际上共合正府已经基本放弃赈济灾民这个选项了。灾民到哪一省,就是哪一省的问题,自己解决,流窜到京城的……可以想想雷震冬现在在干什么,就能明白。
周学照是财政大臣,也是实业家,开办工厂矿山,很有一套经营手段。能做到财政大臣,于经济一道也有自己的见解。
在他看来,难民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可以说越多越好。发展工业,离不开人力。这些人为了活命,有一口饭吃就可以干繁重的工作,是现成的廉价劳动力,也是中国的优势所在。
不把这些人赶进工厂里,靠什么发展工业化?在他看来,有限度的自然灾害,实际是越多越好,自然人或许因此受害,但是从国家的角度看,实际是有利的。至少对工业化而言,这些廉价的消耗品,就像是矿石或是棉花一样,没有必要怜悯。要的是他们奉献出自己的价值,为了实现国家的腾飞,总有一代人要牺牲。
赵冠侯把那只鸭子消灭了大半,才回道:“止庵先生(周学照的号),您这话说的没错,至少从国家的角度看,我也是支持的。可是我要反问一句,具体的人,又该怎么办?我是做父母官的,大水一来,我的治下就要多出不知道多少难民。我得给他们找粮吃,找衣穿,做不到,就是我的失职。所以,您看的是天下,我看的是我眼前一亩三分地,在我看来,淮河疏浚这样的工程,比工厂矿山重要多了。从洋人手里赎矿要花钱,将来没钱了借债,还得把它押出去,早晚也是留不住,还不如把这钱,用来换成粮食自己吃了,那才是实惠。就像咱聊天,您说了这么多道理的时候,我已经半只鸭子下肚了。讲道理,我讲不过您,可是这鸭子的实惠,我自己先落下了。”
袁慰亭笑着摇头,“冠侯啊,你这都做了大帅的人,脾气还是没改,依旧那么促狭。止庵是正人君子,不像你这么爱开玩笑,你也好好说。这两年经济不好,大家的日子都难过。我这里,全靠止庵运筹着,勉强维持住局面不崩,他的功劳很大。山东是我起家的地方,情形我很清楚,经济全靠和洋人贸易。现在洋人的钱难赚,你那里能维持?”
听到袁慰亭问,赵冠侯才正色道:“我在大总统面前不说谎,这两年山东的日子很难,全靠借债过日子。华比银行和正元,要是不借钱给山东,我还不知道怎么维持。将来这些债要怎么还,也想不好,最后搞不好要卖地皮。可是,越是这样,越得抓农业。有钱的时候还好办,等到没钱了,怎么给老百姓找饭吃,就是件极为要紧的事,事情做不好,是要民变的。我趁着有钱时疏通河道,把水灾的危机降到最低,就是防着将来世道不好,再闹水时,我怕是连赈灾的款子都拿不出来。至于发展工业之类的事情是好事,但是办好事的前提是,尽量少流血,最好不流血。河工上是死了人,不过大部分是战俘,死了也就死了。死他们,总比死安善良民要好,我治山东有一句话,要羊不要狼。做羊的,我会想方设法给他们找活路,做狼的,就得做好准备,被我拔牙断爪,再去做牛做马。所以一样都是死人,但死的是谁,终归大有区别。”
“哦,这么说,今年山东粮食收成不错?”
赵冠侯点点头“托大总统洪福,今年山东是个大丰收。官府收的粮食极多,足够应付一次灾荒了。照这样下去,再来几个丰收,就不怕了。”
袁慰亭点头道:“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三军之中,以粮为本。军饷固然要紧,可如果没有粮草军火,仗也打不下去。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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