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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人类心灵最柔软的记忆，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身处何地，它都是一个甜美的梦，一杯陈年的酒，一首激越的歌。记述乡愁，不是离乡强说愁，而是去沉钓一段具象的往昔，重播一部封存的胶片电影，把业已虚化、飘忽的乡愁激活，唤起我们对故土的眷恋，使我们的生命之氧有一缕清新
——题记
1
我的故乡保康是个奇特有趣的地方，巍巍荆山自东向西横贯全县中部，将其自然分割为南北两片。左传。昭公四年有述：“荆山，九州之险”由于山大坡陡，南蔽北障，保康向有湖北的“西北利亚”之称。
但是，荆山又是丰赡而富实的——楚之先祖，筚路蓝缕“辟在荆山”（司马迁史记。楚世家），厚积实力，成就了开疆拓土、威霸春秋战国840余载的伟业。
小的时候，我和弟弟、妹妹随做乡村教师的父母，辗转于荆山以南（也称保南）的欧店、歇马、马良、重阳、店垭等区乡（公社）的乡村学校，虽非颠沛流离，却是迁徙频密，往往一个地方只呆一年半载便要转迁邻乡它隅（不知那个年代对乡村教师的调动为何那样频繁）。在随父母不断流离转徙的过程中，我幼小的心灵播上了一颗“漂移”的种子——搬家—安家—再搬家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总感到我的家是在流动中，是在漂泊中，没有根基，没有定所。好在那个时候搬家简单，一根扁担，一只背篓，请上一个老乡（有时甚至只是父亲自己），挑起被褥衣物，背上锅盆碗盏，母亲照看着我们兄妹，在某一个暑假或寒假行将结束、新的学期将要开始的某一天，全家便缓缓走在了一条通往新的地方的崎岖山路上（那时候乡村没有公路）。少则大半天，多则一整天，我们便会来到另一所乡村学校。像搬离原校没有仍何欢送一样地没有仍何迎接，父母自己找到新校已经腾出来的一间土坯房，再如搬家时拾掇物品一样简单而迅速地安顿好新家，我们便在又一个新的环境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种高频率、小半径的迁徙，使我稚拙的步履几乎踏遍了保南的山山水水，感受到了荆山的奇特魅力和物产的丰富。当然，也让我的童年充满了无奈奔波、不断调适的怅惘，饱尝了担惊受怕、嫩肩负重的艰辛。
2
荆山南，沮水源。源流一般都不浩大，因之，沮河的冲击平原便零碎而单薄。那些碎片似的袖珍平原，随了季节变换，如一方方绿的、黄的、褐的绸缎，却怎么都裹不住荆山硕大无比的脚。如果攀上荆山肩头腑视，那些小块平地则又幻化为一缕缕丝带，悠然飘浮于沮河两岸，为蜿蜒而流、柔声吟唱的河水轻轻打着节拍。而沿河的村庄呢，整体看上去便像了一幅工笔画——农舍，炊烟，菜园，村路，溪流，农田因了大自然的枯荣而随类敷色，渐次描笔，轮回着艳丽、明快、苍涩与古逸的况味。
在荆山行走，必会遇见“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无论山怎么高，路怎么陡，只要耐着性子走上去，穿过密实的树林，越过幽深的沟壑，在山的半腰甚至山顶，都会有一畈好田、一脉清泉、一爿人家在等着你，给你带来辛苦跋涉后的欣慰与愉悦。
荆山山高水高，因了水的跳跃奔泻，因了水的弯弯绕绕，因了水的千姿百态，茫茫荆山，万物皆长，水所润泽的物产装点了荆山的每一道山梁，水所幻化的风情美丽了荆山的每一条山川，水把荆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宝葫芦，随了四时风景的不同，年复一年没有止境地向人们奉献着木耳、香菇、茶叶、药材、核桃、板粟、柑桔、柿子、石榴等众多特产，而黄土地里的五谷杂粮，舍前屋后的七色菜蔬、土鸡土猪无不地道纯正，食之滋香味久。
这些土得掉渣的“荆”品，3000多年前滋养的是楚之先祖，厚植的是一个国家的强盛之基；而在公元1960—70年代，养育的却是那个中国特殊时期的荆山子民，以及我的童年与我移动的家。
3
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政治氛围愈来愈浓（我们小孩子自然感受不到）。这年我5岁，妹妹3岁，随父母在歇马公社茅坪小学生活。那时候没有幼儿园，我无忧无虑地整天领着妹妹在乡场上看热闹，只见一个由大人们用篾条编织骨架、硬纸剪裁衣服套身、头戴尖尖高帽（上书“内奸工贼”）跟真人一样站在木轮车上的假人，随着人们高呼“打倒xxx”的口号，那掌控木轮车者拽一拽手里的绳索，篾纸人便老老实实地低头弯腰挨斗。有一天，我从已经停课数日的教室窗口，见一些人也在这样斗着我的父亲，随着“打倒黑帮张贵棠”的呼喊，我的父亲低着头、弯着腰、挨着斗。已经有些懂事的我瞬间感到了莫大的羞辱，赶紧牵着妹妹逃回家，关紧房门，深怕被人们发现也拉去挨斗。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场运动需要层层揪斗“代理人”而延伸至大队一级“代理人”难找，队上便到学校寻找目标，了解到我爷爷旧社会是私塾先生，解放后因小有家财被划为富农，在任教马桥完小时直话直说，1957年被打成右派批斗折磨致死。这样，富农成份加上右派老子，噩运便降到了我父亲的头上——理所当然地成了茅坪大队的“修正主义路线代理人”
幸亏父亲人好，又找不出其他政治问题，队上只是做了做运动的样子，以后并未再怎么揪斗父亲。可是，亲眼目睹过父亲挨斗的场景，亲耳听闻过打倒父亲的口号，我幼小的心灵还是布满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且此后常常受到小伙伴们的讥讽和欺负。有天傍晚，我跟小伙伴们滚“铁环”在经过一处堰塘时，有个比我大的伙伴喊道：“小黑帮，敢跑我前面”话出手到，冲上来便推搡，没有防备的我一下子栽进了堰塘，连呛几口水后，我本能地抱住“龙桩”（堰内连接堰外灌溉渠道的木质闸板把柄）费劲爬上堰埂，小伙伴们都作鸟兽散了。满身泥水的我一路哭回家，父母后怕不已。母亲拿出棉袄给我裹上（时为初夏，因全身湿透加之惊吓，我全身发抖，母亲担心感冒给我裹了棉袄），神情幽怨地为我擦拭头上的水迹；父亲则严厉地罚我坐到门外去数天上的星星（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的责罚其实是消除我当时心理紧张的最好办法）
4
1969年秋，教师各回原籍。在那个什么都讲阶级出身的年代，我们随贫农出身的母亲从茅坪回到外婆所在的店垭公社白果大队是最好的选择。
白果距茅坪上百里，毗邻宜昌樟村坪公社三包垭大队。村子呈y字形布展着三条山冲，冲冲都是平展展的埫田，埫田的山根边都有着深不可测的天坑，无论下多大的雨，天坑都能把雨水喝了。村子存不住水，又没有河流，看上去没有一点灵气（这也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总是忧伤地思念茅坪的沮河）。但奇怪的是，三条冲子埫田正中的堰塘，靠天蓄水，却绝少干涸，且清清亮亮。一冲一堰，一堰一片，周围的农户人畜饮水，都靠那口土堰。村上人家，户户都备有一口可容纳三、五担水的木缸，一年四季，一早一晚，下堰担水者络绎不绝，堰水却总也担不尽、挑不干。到了冬天，代生产队养牛的农户，皆在傍晚时候由半大的孩子赶着挂了铃铛的牛去土堰饮水，牛铃叮当，牧童吆呵，甚是热闹。至今我都没弄明白，那牛在饮水时，前蹄踏在堰水里，甚至有时连粪便也拉在堰埂上，而堰水是不流动的，为何始终都能保持清澈？有时候，夏天的大暴雨一下子把堰塘灌得满满的，把堰水搅得浑浑的，却也只需一、两天的沉淀，便又是一塘碧水，如村子明亮的眼睛。
村子名为白果（银杏），村西那条冲子更被叫作白果树埫，却并不见标志性的白果树。外婆说，埫中间原本有着两棵千年白果树，枝冠大得延展到了二面山上，可惜1958年大办钢铁被砍伐送进了炼钢炉。
千年白果树对我们只是一个传说。可是，白果却是我和妹妹的出生地。在我和妹妹临产时，母亲都要从百里之外回到外婆身边静待我们生产，并在这里把我们养到满月，再背抱着我们返回到学校去。
并且，每年春节，母亲都照例带我们去外婆家过。听母亲讲，我3岁那年，刚放寒假，外婆就打发舅舅带着箩筐，两头摸黑地跋涉一整天，赶到歇马羊五小学接我们回家。舅舅来时轻松，回时却一只箩筐一个孩子，与父亲轮换担着箩筐内的我和妹妹，小心翼翼地下岭、涉河、爬坡。那天出发得晚了，加上冬季天黑得早，第一天竟只走至马良界山。晚上住在山垭上一个旧庙改造的客栈，门旧窗破，北风呼啸，客栈似冰窖一样。这一夜，父母一人怀里一个孩子，用他们的体温把我和妹妹一直抱到天明启程。
5
在白果，我们与外婆以及外婆后嫁的秦姓外公一起生活了5年。白果，成为我整个童年时期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
可是，白果也并非是外婆的家乡，外婆是解放前随外公躲壮丁从邻县远安逃乱至此的。外婆讲，外公兄弟3人，国民党“三丁抽一”外公作为老大“抽”他是必然。但外公和外婆当时已有了我姨妈、舅舅和母亲3个孩子，母亲才2岁，外公实在不想丢下嗷嗷待哺的孩子去当壮丁，便连夜带着全家逃到了保（康）宜（昌）界边的白果。可在白果的后山上刚把窝棚搭建起来，拉壮丁者就追撵而至，硬是把躲在卷席筒（篾片编织的席子，可呈圆筒形卷起来）内的外公搜走了。外公走时对外婆说他即使到了天边也还会回来，如果万一回不来，一定要把小丫头（我母亲）留在身边。外公一语成谶，从此音讯全无，外婆觉得再回远安也没什么依靠，索性就在后山拖儿带女，开荒度日，直至解放后嫁与秦姓外公。
秦外公也是被拉壮丁后机智逃脱的。他讲他是趁长官不注意，将石灰揉进眼睛装瞎被放回家的。由于出身雇农，为人正派，解放后被推选为乡贫协主席。在主持村里土改工作中，公平公正分配地主财产，将位于后山脚下的地主房屋分给了外迁来村、住着窝棚、寡母带儿的外婆，却无意间收获了外婆的爱情。他与外婆成家后，没有再育子嗣，视我舅舅和母亲为己出（姨妈已出嫁），养育他们成长。
我们回到白果，暂时结束了那种漂忽不定、频繁迁徙的生活。母亲任教于大队小学，只有父亲在万寿、断缰、重阳等几所学校调来调去。
我们的回家定居，着实让外婆高兴，她力所能及地为我们做好吃的，常常在忙完一天的活后，或在夏天场院边的石榴树下，或在冬季火屋的火塘边，教唱我们兄妹童谣：
一二三
当阳关；
阳关道
吹洋号；
洋号响
打老将；
老将坏
天让败。
又教唱：
推个磨
拐个磨
一升麦子做两个；
爹一个
妈一个
婆婆没得舔簸箩。
还教唱：
阳剌（la）子，*
你姓阳
我姓张；
砸你的浆
抹我的疮；
你死了
我好了。
这些童谣，既有爱憎分明的敌我元素，又具活泼幽默的生活气息，尤其那首阳剌子，更是直接教会了我日后在山上拾柴或放羊被“阳剌子”伤后自疗肿疼的办法。
6
然而，快乐的日子总会被生活的不易偷走一些。
回外婆家不到一年，便因我们的滞留，外婆与舅母之间出现了农村常见的婆媳关系紧张问题。我们只好与舅舅家分开居住，商定秦外公由舅舅养老，外婆由母亲养老。但不久秦外公得了哽食病，并致全身骨节疼痛，不仅干不了重体力活，而且看病吃药常有花费。这样，母亲干脆让两位老人随我们一起生活，搬住到了下院。
下院的房子是地主最早的老房子，共有4间，天星院两旁的主梁因遭白蚁蛀噬而成了危房。母亲请求队上支援几根修房木头得到了许可，每逢星期天，她都与从几十里外赶回来的父亲一起上后山伐木断筒，用绳索绑着拖回家。木料备齐后，利用暑假请乡亲们帮忙拆建，以“干打垒”方式在天星院的南北二面新盖了厨房与火屋（冬天取暖用），并打通“暗龙”（天星院子的下水通道），重立院门，使老屋面貌焕然一新。
新屋盖起后，外墙需涂一层麦糠泥浆遮挡飘风雨。有个周日，病中的秦外公指导我脱光双脚，去掺了麦糠的泥堆中反复踩踏，泥中的麦芒扎得脚板钻心的疼，他却笑着说“造泥”（通过反复踩踏可使泥浆更软更粘）是男子汉的活呢。当然，他也看出我确实干不了此活，并未让我干下去，最终还是父亲把泥堆踩成了符合刷墙标准的泥浆。
为了治好秦外公的病，父母不断求医弄药，但都不见疗效。后来母亲打听到一位包姓老中医，迅即请上门来为秦外公诊疗，开出了由枇杷叶、金银花、牵牛花、地牯牛、冰糖等组成的偏方。“一叶两花”村子里到处都有，冰糖用母亲积攒的糖票去购买也不难；地牯牛则是一种昆虫的幼虫，生活在房屋干檐及山上岩屋干爽的细土里，但干檐角落的地牯牛不易生存，要么做卫生被清扫，要么被鸡寻着吃了。于是，去后山岩屋捉地牯牛的差事便落到了我的头上。其实，这种神奇的小生灵挺好找，攀上岩屋，只要发现细土表面有小圆窝，那窝的底端便必有一只。不过要尽量选择大点儿的圆窝，这样捉将出来的地牯牛个头便大些。这地牯牛空有“牛”名，大者也不过稍大于米粒，通体黑褐色，呈条状花纹，头部有两根短小的触须，腹部多足，样子似虫非虫，没有虫子那样丑陋、渗人。捉够煎药需用的七、八只数量，用纸包好，飞跑下山，我便完成了任务。秦外公用此偏方煎汤口服几个疗程后，哽食病竟渐渐痊愈，但骨节疼痛之疾必须每天吃一包头疼粉或一粒安乃静才可遏制，以致抑疼成份让他上了瘾。只到后来我参加工作回去看他，给他带一瓶安乃静便是最好的礼物。
7
秦外公因病出不了工，外婆不得不每天都去生产队里挣... -->>
乡愁是人类心灵最柔软的记忆，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身处何地，它都是一个甜美的梦，一杯陈年的酒，一首激越的歌。记述乡愁，不是离乡强说愁，而是去沉钓一段具象的往昔，重播一部封存的胶片电影，把业已虚化、飘忽的乡愁激活，唤起我们对故土的眷恋，使我们的生命之氧有一缕清新
——题记
1
我的故乡保康是个奇特有趣的地方，巍巍荆山自东向西横贯全县中部，将其自然分割为南北两片。左传。昭公四年有述：“荆山，九州之险”由于山大坡陡，南蔽北障，保康向有湖北的“西北利亚”之称。
但是，荆山又是丰赡而富实的——楚之先祖，筚路蓝缕“辟在荆山”（司马迁史记。楚世家），厚积实力，成就了开疆拓土、威霸春秋战国840余载的伟业。
小的时候，我和弟弟、妹妹随做乡村教师的父母，辗转于荆山以南（也称保南）的欧店、歇马、马良、重阳、店垭等区乡（公社）的乡村学校，虽非颠沛流离，却是迁徙频密，往往一个地方只呆一年半载便要转迁邻乡它隅（不知那个年代对乡村教师的调动为何那样频繁）。在随父母不断流离转徙的过程中，我幼小的心灵播上了一颗“漂移”的种子——搬家—安家—再搬家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总感到我的家是在流动中，是在漂泊中，没有根基，没有定所。好在那个时候搬家简单，一根扁担，一只背篓，请上一个老乡（有时甚至只是父亲自己），挑起被褥衣物，背上锅盆碗盏，母亲照看着我们兄妹，在某一个暑假或寒假行将结束、新的学期将要开始的某一天，全家便缓缓走在了一条通往新的地方的崎岖山路上（那时候乡村没有公路）。少则大半天，多则一整天，我们便会来到另一所乡村学校。像搬离原校没有仍何欢送一样地没有仍何迎接，父母自己找到新校已经腾出来的一间土坯房，再如搬家时拾掇物品一样简单而迅速地安顿好新家，我们便在又一个新的环境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种高频率、小半径的迁徙，使我稚拙的步履几乎踏遍了保南的山山水水，感受到了荆山的奇特魅力和物产的丰富。当然，也让我的童年充满了无奈奔波、不断调适的怅惘，饱尝了担惊受怕、嫩肩负重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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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山南，沮水源。源流一般都不浩大，因之，沮河的冲击平原便零碎而单薄。那些碎片似的袖珍平原，随了季节变换，如一方方绿的、黄的、褐的绸缎，却怎么都裹不住荆山硕大无比的脚。如果攀上荆山肩头腑视，那些小块平地则又幻化为一缕缕丝带，悠然飘浮于沮河两岸，为蜿蜒而流、柔声吟唱的河水轻轻打着节拍。而沿河的村庄呢，整体看上去便像了一幅工笔画——农舍，炊烟，菜园，村路，溪流，农田因了大自然的枯荣而随类敷色，渐次描笔，轮回着艳丽、明快、苍涩与古逸的况味。
在荆山行走，必会遇见“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无论山怎么高，路怎么陡，只要耐着性子走上去，穿过密实的树林，越过幽深的沟壑，在山的半腰甚至山顶，都会有一畈好田、一脉清泉、一爿人家在等着你，给你带来辛苦跋涉后的欣慰与愉悦。
荆山山高水高，因了水的跳跃奔泻，因了水的弯弯绕绕，因了水的千姿百态，茫茫荆山，万物皆长，水所润泽的物产装点了荆山的每一道山梁，水所幻化的风情美丽了荆山的每一条山川，水把荆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宝葫芦，随了四时风景的不同，年复一年没有止境地向人们奉献着木耳、香菇、茶叶、药材、核桃、板粟、柑桔、柿子、石榴等众多特产，而黄土地里的五谷杂粮，舍前屋后的七色菜蔬、土鸡土猪无不地道纯正，食之滋香味久。
这些土得掉渣的“荆”品，3000多年前滋养的是楚之先祖，厚植的是一个国家的强盛之基；而在公元1960—70年代，养育的却是那个中国特殊时期的荆山子民，以及我的童年与我移动的家。
3
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政治氛围愈来愈浓（我们小孩子自然感受不到）。这年我5岁，妹妹3岁，随父母在歇马公社茅坪小学生活。那时候没有幼儿园，我无忧无虑地整天领着妹妹在乡场上看热闹，只见一个由大人们用篾条编织骨架、硬纸剪裁衣服套身、头戴尖尖高帽（上书“内奸工贼”）跟真人一样站在木轮车上的假人，随着人们高呼“打倒xxx”的口号，那掌控木轮车者拽一拽手里的绳索，篾纸人便老老实实地低头弯腰挨斗。有一天，我从已经停课数日的教室窗口，见一些人也在这样斗着我的父亲，随着“打倒黑帮张贵棠”的呼喊，我的父亲低着头、弯着腰、挨着斗。已经有些懂事的我瞬间感到了莫大的羞辱，赶紧牵着妹妹逃回家，关紧房门，深怕被人们发现也拉去挨斗。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场运动需要层层揪斗“代理人”而延伸至大队一级“代理人”难找，队上便到学校寻找目标，了解到我爷爷旧社会是私塾先生，解放后因小有家财被划为富农，在任教马桥完小时直话直说，1957年被打成右派批斗折磨致死。这样，富农成份加上右派老子，噩运便降到了我父亲的头上——理所当然地成了茅坪大队的“修正主义路线代理人”
幸亏父亲人好，又找不出其他政治问题，队上只是做了做运动的样子，以后并未再怎么揪斗父亲。可是，亲眼目睹过父亲挨斗的场景，亲耳听闻过打倒父亲的口号，我幼小的心灵还是布满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且此后常常受到小伙伴们的讥讽和欺负。有天傍晚，我跟小伙伴们滚“铁环”在经过一处堰塘时，有个比我大的伙伴喊道：“小黑帮，敢跑我前面”话出手到，冲上来便推搡，没有防备的我一下子栽进了堰塘，连呛几口水后，我本能地抱住“龙桩”（堰内连接堰外灌溉渠道的木质闸板把柄）费劲爬上堰埂，小伙伴们都作鸟兽散了。满身泥水的我一路哭回家，父母后怕不已。母亲拿出棉袄给我裹上（时为初夏，因全身湿透加之惊吓，我全身发抖，母亲担心感冒给我裹了棉袄），神情幽怨地为我擦拭头上的水迹；父亲则严厉地罚我坐到门外去数天上的星星（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的责罚其实是消除我当时心理紧张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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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秋，教师各回原籍。在那个什么都讲阶级出身的年代，我们随贫农出身的母亲从茅坪回到外婆所在的店垭公社白果大队是最好的选择。
白果距茅坪上百里，毗邻宜昌樟村坪公社三包垭大队。村子呈y字形布展着三条山冲，冲冲都是平展展的埫田，埫田的山根边都有着深不可测的天坑，无论下多大的雨，天坑都能把雨水喝了。村子存不住水，又没有河流，看上去没有一点灵气（这也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总是忧伤地思念茅坪的沮河）。但奇怪的是，三条冲子埫田正中的堰塘，靠天蓄水，却绝少干涸，且清清亮亮。一冲一堰，一堰一片，周围的农户人畜饮水，都靠那口土堰。村上人家，户户都备有一口可容纳三、五担水的木缸，一年四季，一早一晚，下堰担水者络绎不绝，堰水却总也担不尽、挑不干。到了冬天，代生产队养牛的农户，皆在傍晚时候由半大的孩子赶着挂了铃铛的牛去土堰饮水，牛铃叮当，牧童吆呵，甚是热闹。至今我都没弄明白，那牛在饮水时，前蹄踏在堰水里，甚至有时连粪便也拉在堰埂上，而堰水是不流动的，为何始终都能保持清澈？有时候，夏天的大暴雨一下子把堰塘灌得满满的，把堰水搅得浑浑的，却也只需一、两天的沉淀，便又是一塘碧水，如村子明亮的眼睛。
村子名为白果（银杏），村西那条冲子更被叫作白果树埫，却并不见标志性的白果树。外婆说，埫中间原本有着两棵千年白果树，枝冠大得延展到了二面山上，可惜1958年大办钢铁被砍伐送进了炼钢炉。
千年白果树对我们只是一个传说。可是，白果却是我和妹妹的出生地。在我和妹妹临产时，母亲都要从百里之外回到外婆身边静待我们生产，并在这里把我们养到满月，再背抱着我们返回到学校去。
并且，每年春节，母亲都照例带我们去外婆家过。听母亲讲，我3岁那年，刚放寒假，外婆就打发舅舅带着箩筐，两头摸黑地跋涉一整天，赶到歇马羊五小学接我们回家。舅舅来时轻松，回时却一只箩筐一个孩子，与父亲轮换担着箩筐内的我和妹妹，小心翼翼地下岭、涉河、爬坡。那天出发得晚了，加上冬季天黑得早，第一天竟只走至马良界山。晚上住在山垭上一个旧庙改造的客栈，门旧窗破，北风呼啸，客栈似冰窖一样。这一夜，父母一人怀里一个孩子，用他们的体温把我和妹妹一直抱到天明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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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果，我们与外婆以及外婆后嫁的秦姓外公一起生活了5年。白果，成为我整个童年时期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
可是，白果也并非是外婆的家乡，外婆是解放前随外公躲壮丁从邻县远安逃乱至此的。外婆讲，外公兄弟3人，国民党“三丁抽一”外公作为老大“抽”他是必然。但外公和外婆当时已有了我姨妈、舅舅和母亲3个孩子，母亲才2岁，外公实在不想丢下嗷嗷待哺的孩子去当壮丁，便连夜带着全家逃到了保（康）宜（昌）界边的白果。可在白果的后山上刚把窝棚搭建起来，拉壮丁者就追撵而至，硬是把躲在卷席筒（篾片编织的席子，可呈圆筒形卷起来）内的外公搜走了。外公走时对外婆说他即使到了天边也还会回来，如果万一回不来，一定要把小丫头（我母亲）留在身边。外公一语成谶，从此音讯全无，外婆觉得再回远安也没什么依靠，索性就在后山拖儿带女，开荒度日，直至解放后嫁与秦姓外公。
秦外公也是被拉壮丁后机智逃脱的。他讲他是趁长官不注意，将石灰揉进眼睛装瞎被放回家的。由于出身雇农，为人正派，解放后被推选为乡贫协主席。在主持村里土改工作中，公平公正分配地主财产，将位于后山脚下的地主房屋分给了外迁来村、住着窝棚、寡母带儿的外婆，却无意间收获了外婆的爱情。他与外婆成家后，没有再育子嗣，视我舅舅和母亲为己出（姨妈已出嫁），养育他们成长。
我们回到白果，暂时结束了那种漂忽不定、频繁迁徙的生活。母亲任教于大队小学，只有父亲在万寿、断缰、重阳等几所学校调来调去。
我们的回家定居，着实让外婆高兴，她力所能及地为我们做好吃的，常常在忙完一天的活后，或在夏天场院边的石榴树下，或在冬季火屋的火塘边，教唱我们兄妹童谣：
一二三
当阳关；
阳关道
吹洋号；
洋号响
打老将；
老将坏
天让败。
又教唱：
推个磨
拐个磨
一升麦子做两个；
爹一个
妈一个
婆婆没得舔簸箩。
还教唱：
阳剌（la）子，*
你姓阳
我姓张；
砸你的浆
抹我的疮；
你死了
我好了。
这些童谣，既有爱憎分明的敌我元素，又具活泼幽默的生活气息，尤其那首阳剌子，更是直接教会了我日后在山上拾柴或放羊被“阳剌子”伤后自疗肿疼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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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快乐的日子总会被生活的不易偷走一些。
回外婆家不到一年，便因我们的滞留，外婆与舅母之间出现了农村常见的婆媳关系紧张问题。我们只好与舅舅家分开居住，商定秦外公由舅舅养老，外婆由母亲养老。但不久秦外公得了哽食病，并致全身骨节疼痛，不仅干不了重体力活，而且看病吃药常有花费。这样，母亲干脆让两位老人随我们一起生活，搬住到了下院。
下院的房子是地主最早的老房子，共有4间，天星院两旁的主梁因遭白蚁蛀噬而成了危房。母亲请求队上支援几根修房木头得到了许可，每逢星期天，她都与从几十里外赶回来的父亲一起上后山伐木断筒，用绳索绑着拖回家。木料备齐后，利用暑假请乡亲们帮忙拆建，以“干打垒”方式在天星院的南北二面新盖了厨房与火屋（冬天取暖用），并打通“暗龙”（天星院子的下水通道），重立院门，使老屋面貌焕然一新。
新屋盖起后，外墙需涂一层麦糠泥浆遮挡飘风雨。有个周日，病中的秦外公指导我脱光双脚，去掺了麦糠的泥堆中反复踩踏，泥中的麦芒扎得脚板钻心的疼，他却笑着说“造泥”（通过反复踩踏可使泥浆更软更粘）是男子汉的活呢。当然，他也看出我确实干不了此活，并未让我干下去，最终还是父亲把泥堆踩成了符合刷墙标准的泥浆。
为了治好秦外公的病，父母不断求医弄药，但都不见疗效。后来母亲打听到一位包姓老中医，迅即请上门来为秦外公诊疗，开出了由枇杷叶、金银花、牵牛花、地牯牛、冰糖等组成的偏方。“一叶两花”村子里到处都有，冰糖用母亲积攒的糖票去购买也不难；地牯牛则是一种昆虫的幼虫，生活在房屋干檐及山上岩屋干爽的细土里，但干檐角落的地牯牛不易生存，要么做卫生被清扫，要么被鸡寻着吃了。于是，去后山岩屋捉地牯牛的差事便落到了我的头上。其实，这种神奇的小生灵挺好找，攀上岩屋，只要发现细土表面有小圆窝，那窝的底端便必有一只。不过要尽量选择大点儿的圆窝，这样捉将出来的地牯牛个头便大些。这地牯牛空有“牛”名，大者也不过稍大于米粒，通体黑褐色，呈条状花纹，头部有两根短小的触须，腹部多足，样子似虫非虫，没有虫子那样丑陋、渗人。捉够煎药需用的七、八只数量，用纸包好，飞跑下山，我便完成了任务。秦外公用此偏方煎汤口服几个疗程后，哽食病竟渐渐痊愈，但骨节疼痛之疾必须每天吃一包头疼粉或一粒安乃静才可遏制，以致抑疼成份让他上了瘾。只到后来我参加工作回去看他，给他带一瓶安乃静便是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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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外公因病出不了工，外婆不得不每天都去生产队里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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