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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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女人?摇井宋先生按刘先生的意思把院子和房间清理一遍,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院子里的荒草被喷上了除草剂,墙角的井四围铺上了水泥,树底下的灌木被伐倒了,过几天就可以当作柴烧。做这一切的宋先生像刘先生一样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只愿周玉玲一家能过得好。
宋先生还说出了刘先生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在此之前,房子里放满了刘先生一位朋友的物品,刘先生决定把房子借给周玉玲居住之后,是这么跟他的朋友说的:“对不起,我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因为特殊原因要住到这里来,你能让出来她住吗?”
刘先生还交待宋先生,以前装的防盗门不够牢固,过些天装就个新的。家居生活用品买来之后,周玉玲立即提上桶子去打水,穿过院子时,她说:“院子里、山上有好多柴禾,都可以捡来烧饭,不怕没饭吃。”
摇井旁边,周玉玲就像一个农家妇女抓住摇柄,一上一下,动作娴熟,表情宁静、安详,那个画面,真像一段失而复得的乡谣。
两天后,主任对我说:“小石,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激动啊,刚刚有读者打电话给我,说周玉玲又回到了南昌讨钱,还在百货大楼一带。”我没有跳起来。
也没有激动得失态骂粗话,我落泪了,我想起了半个月来为乞丐母女东奔西走的心酸,我想起了顶着烈日从街头到街尾为乞丐母女挑选家具的辛苦,我委屈啊。其它的记者轻松极了,每天写一两篇几百字的通讯稿,其中很多是传真稿,根本不需要亲自跑一趟,不时还能参加新闻发布会,参加新闻发布会不但有车接送,还有红包拿。
而我,不但没有红包没有车接送,还得天天跟踪不停漏尿的周玉玲,为不伤她的自尊,闻着她浓烈的尿臊味,还得装出一副没闻到的样子,还得跟她一块儿吃饭。
其实在接她去新居的那天,我就知道她不可能长住。那天一大早我赶到她住的地方时,除了看到周玉玲没有做任何搬家的准备,还看到她女儿睡在楼下一个40多岁的捡破烂的瘸腿的男人床上,我气极了。
问周彩跟那个男人什么关系,周彩说:“我跟他没什么关系,我也没有跟他睡一块儿,我儿子想看电视,我就带他来看电视。”
周彩明显在撒谎,她的儿子才一两岁,怎么可能想看电视,就算是想看电视也不可能大清早躺在一个男人的床上看电视。
我打电话给主任告诉他我看到的一切,并告诉他,当我问周玉玲到底想不想搬家时,周玉玲说随便,我向主任提出不送乞丐母女去新居。主任说:“那怎么行呢?报道都见报了,义卖也举行了,如果不送她们去新居,报道没法收场。”
想想也是,我只好忍气吞声劝周玉玲收拾东西。我知道周玉玲只是应付我,因为我告诉她。到新居后,我才能把募捐的几千块钱给她。
我心想我仁至义尽,她实在不愿自食其力,我也没办法。可我万万没想到,她只在“新家”待不到两天,吃光了临走时给她买的饼干和方便面就回到了南昌重操旧业。她实在太不争气了,我还想着休息两天就到医院活动活动,找家医院为周玉玲免费治病。
周玉玲回到南昌后,我的情绪陷入了低谷,唉声叹乞中充满了挫败感。我害怕听到“乞丐”两个字,谁跟我提到乞丐,我就心烦。
平时碰到乞丐,即使知道是职业乞丐,我也会扔个五毛、一块,可是自从周玉玲回南昌后,我看到乞丐,别说发善心扔几个钱,连看都不愿多看一眼,恨不得把乞丐要钱的碗一脚踹飞。有同事建议我去见见乞丐母女,问问她们为什么这么快就回到了南昌。
我没有去,我怕去了忍不住骂她们,有一次实在没法避免要经过她们讨钱的百货大楼门口,老远我就看到被捆成蚱蜢的几个乞丐孩子,周玉玲、周彩仍旧穿着我第一次接触她们的时穿的衣裳,我立即走到街的对面,不愿意从她们身边经过。
一个星期后,浙江卫视的两位记者到南昌来拍乞丐母女,他们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拍的时候换了一个角度,从我的角度,也就是一个记者如何帮助乞丐母女的角度。
我带着电视台的记者到了我为帮助周玉玲一家去过的许多地方:新家、丰城、乞丐母女平时要钱的地方及她们的住处。自然我又见了到乞丐母女,我问... -->>
院子?女人?摇井宋先生按刘先生的意思把院子和房间清理一遍,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院子里的荒草被喷上了除草剂,墙角的井四围铺上了水泥,树底下的灌木被伐倒了,过几天就可以当作柴烧。做这一切的宋先生像刘先生一样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只愿周玉玲一家能过得好。
宋先生还说出了刘先生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在此之前,房子里放满了刘先生一位朋友的物品,刘先生决定把房子借给周玉玲居住之后,是这么跟他的朋友说的:“对不起,我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因为特殊原因要住到这里来,你能让出来她住吗?”
刘先生还交待宋先生,以前装的防盗门不够牢固,过些天装就个新的。家居生活用品买来之后,周玉玲立即提上桶子去打水,穿过院子时,她说:“院子里、山上有好多柴禾,都可以捡来烧饭,不怕没饭吃。”
摇井旁边,周玉玲就像一个农家妇女抓住摇柄,一上一下,动作娴熟,表情宁静、安详,那个画面,真像一段失而复得的乡谣。
两天后,主任对我说:“小石,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激动啊,刚刚有读者打电话给我,说周玉玲又回到了南昌讨钱,还在百货大楼一带。”我没有跳起来。
也没有激动得失态骂粗话,我落泪了,我想起了半个月来为乞丐母女东奔西走的心酸,我想起了顶着烈日从街头到街尾为乞丐母女挑选家具的辛苦,我委屈啊。其它的记者轻松极了,每天写一两篇几百字的通讯稿,其中很多是传真稿,根本不需要亲自跑一趟,不时还能参加新闻发布会,参加新闻发布会不但有车接送,还有红包拿。
而我,不但没有红包没有车接送,还得天天跟踪不停漏尿的周玉玲,为不伤她的自尊,闻着她浓烈的尿臊味,还得装出一副没闻到的样子,还得跟她一块儿吃饭。
其实在接她去新居的那天,我就知道她不可能长住。那天一大早我赶到她住的地方时,除了看到周玉玲没有做任何搬家的准备,还看到她女儿睡在楼下一个40多岁的捡破烂的瘸腿的男人床上,我气极了。
问周彩跟那个男人什么关系,周彩说:“我跟他没什么关系,我也没有跟他睡一块儿,我儿子想看电视,我就带他来看电视。”
周彩明显在撒谎,她的儿子才一两岁,怎么可能想看电视,就算是想看电视也不可能大清早躺在一个男人的床上看电视。
我打电话给主任告诉他我看到的一切,并告诉他,当我问周玉玲到底想不想搬家时,周玉玲说随便,我向主任提出不送乞丐母女去新居。主任说:“那怎么行呢?报道都见报了,义卖也举行了,如果不送她们去新居,报道没法收场。”
想想也是,我只好忍气吞声劝周玉玲收拾东西。我知道周玉玲只是应付我,因为我告诉她。到新居后,我才能把募捐的几千块钱给她。
我心想我仁至义尽,她实在不愿自食其力,我也没办法。可我万万没想到,她只在“新家”待不到两天,吃光了临走时给她买的饼干和方便面就回到了南昌重操旧业。她实在太不争气了,我还想着休息两天就到医院活动活动,找家医院为周玉玲免费治病。
周玉玲回到南昌后,我的情绪陷入了低谷,唉声叹乞中充满了挫败感。我害怕听到“乞丐”两个字,谁跟我提到乞丐,我就心烦。
平时碰到乞丐,即使知道是职业乞丐,我也会扔个五毛、一块,可是自从周玉玲回南昌后,我看到乞丐,别说发善心扔几个钱,连看都不愿多看一眼,恨不得把乞丐要钱的碗一脚踹飞。有同事建议我去见见乞丐母女,问问她们为什么这么快就回到了南昌。
我没有去,我怕去了忍不住骂她们,有一次实在没法避免要经过她们讨钱的百货大楼门口,老远我就看到被捆成蚱蜢的几个乞丐孩子,周玉玲、周彩仍旧穿着我第一次接触她们的时穿的衣裳,我立即走到街的对面,不愿意从她们身边经过。
一个星期后,浙江卫视的两位记者到南昌来拍乞丐母女,他们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拍的时候换了一个角度,从我的角度,也就是一个记者如何帮助乞丐母女的角度。
我带着电视台的记者到了我为帮助周玉玲一家去过的许多地方:新家、丰城、乞丐母女平时要钱的地方及她们的住处。自然我又见了到乞丐母女,我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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