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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偶然，没有这样的激励来挤压出时间，5个月写出《繁花》33万字的初稿，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作为长篇面世。发表后，圈内部分意见是，过去的部分好，现在的部分，一场接一场的饭局，比较轻，甚至重复。我不置可否，我心里明白，后者这些内容在网上，是最受欢迎的段落，每当写到这些吵吵闹闹的男男女女，跟贴马上热络起来，一章停止，下回分解，网上立刻抱怨，爷叔，这是成心吊胃口嘛。所谓古人言，文不能通，俗可通，因此整个小说，考虑方面很多，必须重视内容与读者，不是我说说而已，我没有“读者必然会读”的自信。记得一次退了作者稿子，作者说：“我的稿子，全部到了发表的水平。”这话的意思，是说我阅读上的问题，仿佛文学高人一等，需要更高的慧眼来看，可惜，文学在我眼里，不是庙堂，取悦读者，也不是低下的品质，我喜欢取悦我的读者，很简单，你写的东西，是给读者看的，旧时代，每一个说书人，都极为注意听众的反应，先生在台上说书，发现下面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当夜回去就要改，我老父亲说，这叫“改书”，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宁繁毋略，宁下毋高”。每个说书人，每一位小说作者，心中应该有自己的读者群，你得为他们服务，心存敬畏。
朱小如：程德培说，《繁花》的文本构成难得一见，他评论的题目“我讲你讲他讲”，用这样明白的句式解读，我有同感。这部小说的许多故事情节，不是惯常的直接描写，通过小说某个人物讲述出来。以致西飏认为：“从技术上讲，基本上是退到了话本小说的阶段。”
金宇澄：我感兴趣的是，当下小说形式语言，与旧文本间夹层，会是什么。以前西方专家评论中文作者，“摆脱了说书人的叙事方式”，是一句好话，同时也提出中西都存在的问题———现代书面语的波长，缺少“调性”，如能够到传统文字里寻找力量，瞬息之间，具有“闪耀的韵致”。文学看重语言，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在意小说语言的实验，现今不大在乎了，包括评论界，对于文学语言的研究，也很少见，这就等于大家出门，如今越来越随兴，不需要什么打扮，就可以抛头露面，没人议论，随随便便出来，不管身上穿什么，大街上因此出现很多穿睡衣的人。我每天看稿子，发现很多的文字，如遮盖了作者署名，几乎是一样的西文翻译味道。小说文字，越来越趋同化，是不争的事实了，近几年的杂志或者评论者，也已经退守到了只强调“故事完整性”的地步，“文学对语言造成影响”的功能，完全被削弱了，虽然我们都知道，文学开拓了语言，普鲁斯特说的，文学在语言中的开拓，既非一种语言，也非重新发现的语言，而是语言的生存它者，大民族语言的小民族化，是逃脱了主导体系的巫婆路线(大意)。每位作家，应该“创造”自己的语言，迫使它脱离一般的轨道，西方论者提出“生成过程中的句法”，让句法超越极限，语词的音乐感。我做得怎样，真还不知道，但我感到了《繁花》的弹性，魅力，故事生发之外的，语言的自由与诱惑。
我一直想用吴方言“蓝青官话”，写一部小说，效果如何。在这部小说里，我首次使用母语(沪语)思维写作，同样经历了大幅度的改良，很多沪语句子，不易书面表达，只能舍弃，反复拿捏，用心良苦。因此语言上，实际过渡到了所谓“蓝青官话”程度，整个过程里，我用沪语读一句，用普通话再读一次，虽然至今，还有耐琢磨的地方，但是杜尚说得好，拒绝与接受是一样的。读者有兴趣的话，基本可以明白。
朱小如：我注意到两篇评论似乎都没怎么谈到《繁花》中的“人物”，是如今小说里的“人物”不重要？还是《繁花》的“人物”不够重要了呢？可能你本意就在提供给读者这么一座“群像”，或者叫“众生相”，并不在意充分展示出哪种男女的性别特征。或许因为“群像”，进入每一个个体人物的内心几乎不太可能，“群像”塑造比个体形象塑造难度高？
金宇澄：我们无数新闻报道，故事专访，纪录片，乡野照片，尤其一直在读这类的所谓底层小说，很多认识上的常规，尤其文学的重点铺陈，多少年来，作家努力发掘这类人物的内涵，逢人深挖的探究，使我烂熟于心，无数的小说，中篇，短篇，普通小人物的常规经历内涵，再写下去，也就是那些了，已经走到底了，你写的东西和其他的小说，内容意思，与新闻追踪，普通揭露网文，是一样的了，我有个很有知名度的作者朋友，把人尽皆知的一个社会底层新闻，改换了人名，用了内心独白，用了温暖提升，表现小百姓相濡以沫，千人一面的小说框架套路，出笼了。我说，这也太显眼了，读者都知道这故事的主要情节，你挖得再深，大家都明白的，不会感到温暖与力量，不能满意。说了这些，是我已经懂得，可以省略这种共同的，一般的经验的所谓叙事，压缩这样人尽皆知的空间，试一试用速写，快速走过场，只交代几句，是否可以，《繁花》即采用了这种压缩式叙事，你所说的“群像”，一般的论判，肯定是“人物不够深刻”，我的理解是，这种常规化的深刻，不要也罢，我借古画，对人物的认识，寥寥几笔，画一个人，散点透视，清明上河图，多画一些人来人往，不再用重复厚重的笔墨，表现一个小民脸上“深刻”的光，内心一条深刻的皱纹，因为，观看者已在无数模仿的洋画中，重复读到过了，读者已具备常规的判断经验。
朱小如：说起上海这些年的文学叙事，似乎越“老”的上海越有“审美”价值，然而，从写作的职业角度来衡量，可能越“老”的上海越容易把握一些，相反越“新”的越难呈现。由此，我想到你这部《繁花》将六十年代的上海和九十年代的上海的时序有意识地打乱，是否意味着要把“老”生活进行“翻新”而不是“做旧”呢？
金宇澄：我回答了人物压缩，时间也如此，我觉得即使写出来也是一般的时间过程，不重要的时间，可以省略，把时间压缩，容纳更多有意思的时间，此外，是担心从头至尾，按时序讲故事，读者会厌倦，现在的读者，是最有文化的读者，可以接受任何闪回桥段的电影观众，对于拖沓缓慢的爬行叙事，接受者越来越少了，我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以一章新，一章旧的节奏来延伸。我们回望过去，回望一种积淀，小说等于一出戏，如果有了更多的，包括老一辈内容，等于戏台加了多层背景帷幕，读者觉得深了几重，更有看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金宇澄朱小如）文章来源:文学报
金宇澄，原名金舒舒。上海人。1969年赴黑龙江农场务农。1977年回沪。1988年起任《上海文学》杂志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编审，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个不高产的个性作家，搁笔20年的之后，2012年以满纸沪语完成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一问世就反响强烈，一举摘得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认为：“《繁花》建立了一个文学的博物馆，多少年以后你要回过头来看上海，到小说里找就行了。
最近区书友会推荐读《繁花》，是一本要慢慢的细细的品味的很特别的有着浓浓的上海味的书，嗯，看到收悉的十足的上海腔调的话语真的十分亲切，上传推荐这篇文，也推荐看看用沪语写的《繁花》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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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诚洒满书评,
用支持增进友情；
用问候渲染祝福,
用文字传递情谊；
祝福祝福：
祝生活幸福美满，
天天都有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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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如：程德培说，《繁花》的文本构成难得一见，他评论的题目“我讲你讲他讲”，用这样明白的句式解读，我有同感。这部小说的许多故事情节，不是惯常的直接描写，通过小说某个人物讲述出来。以致西飏认为：“从技术上讲，基本上是退到了话本小说的阶段。”
金宇澄：我感兴趣的是，当下小说形式语言，与旧文本间夹层，会是什么。以前西方专家评论中文作者，“摆脱了说书人的叙事方式”，是一句好话，同时也提出中西都存在的问题———现代书面语的波长，缺少“调性”，如能够到传统文字里寻找力量，瞬息之间，具有“闪耀的韵致”。文学看重语言，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在意小说语言的实验，现今不大在乎了，包括评论界，对于文学语言的研究，也很少见，这就等于大家出门，如今越来越随兴，不需要什么打扮，就可以抛头露面，没人议论，随随便便出来，不管身上穿什么，大街上因此出现很多穿睡衣的人。我每天看稿子，发现很多的文字，如遮盖了作者署名，几乎是一样的西文翻译味道。小说文字，越来越趋同化，是不争的事实了，近几年的杂志或者评论者，也已经退守到了只强调“故事完整性”的地步，“文学对语言造成影响”的功能，完全被削弱了，虽然我们都知道，文学开拓了语言，普鲁斯特说的，文学在语言中的开拓，既非一种语言，也非重新发现的语言，而是语言的生存它者，大民族语言的小民族化，是逃脱了主导体系的巫婆路线(大意)。每位作家，应该“创造”自己的语言，迫使它脱离一般的轨道，西方论者提出“生成过程中的句法”，让句法超越极限，语词的音乐感。我做得怎样，真还不知道，但我感到了《繁花》的弹性，魅力，故事生发之外的，语言的自由与诱惑。
我一直想用吴方言“蓝青官话”，写一部小说，效果如何。在这部小说里，我首次使用母语(沪语)思维写作，同样经历了大幅度的改良，很多沪语句子，不易书面表达，只能舍弃，反复拿捏，用心良苦。因此语言上，实际过渡到了所谓“蓝青官话”程度，整个过程里，我用沪语读一句，用普通话再读一次，虽然至今，还有耐琢磨的地方，但是杜尚说得好，拒绝与接受是一样的。读者有兴趣的话，基本可以明白。
朱小如：我注意到两篇评论似乎都没怎么谈到《繁花》中的“人物”，是如今小说里的“人物”不重要？还是《繁花》的“人物”不够重要了呢？可能你本意就在提供给读者这么一座“群像”，或者叫“众生相”，并不在意充分展示出哪种男女的性别特征。或许因为“群像”，进入每一个个体人物的内心几乎不太可能，“群像”塑造比个体形象塑造难度高？
金宇澄：我们无数新闻报道，故事专访，纪录片，乡野照片，尤其一直在读这类的所谓底层小说，很多认识上的常规，尤其文学的重点铺陈，多少年来，作家努力发掘这类人物的内涵，逢人深挖的探究，使我烂熟于心，无数的小说，中篇，短篇，普通小人物的常规经历内涵，再写下去，也就是那些了，已经走到底了，你写的东西和其他的小说，内容意思，与新闻追踪，普通揭露网文，是一样的了，我有个很有知名度的作者朋友，把人尽皆知的一个社会底层新闻，改换了人名，用了内心独白，用了温暖提升，表现小百姓相濡以沫，千人一面的小说框架套路，出笼了。我说，这也太显眼了，读者都知道这故事的主要情节，你挖得再深，大家都明白的，不会感到温暖与力量，不能满意。说了这些，是我已经懂得，可以省略这种共同的，一般的经验的所谓叙事，压缩这样人尽皆知的空间，试一试用速写，快速走过场，只交代几句，是否可以，《繁花》即采用了这种压缩式叙事，你所说的“群像”，一般的论判，肯定是“人物不够深刻”，我的理解是，这种常规化的深刻，不要也罢，我借古画，对人物的认识，寥寥几笔，画一个人，散点透视，清明上河图，多画一些人来人往，不再用重复厚重的笔墨，表现一个小民脸上“深刻”的光，内心一条深刻的皱纹，因为，观看者已在无数模仿的洋画中，重复读到过了，读者已具备常规的判断经验。
朱小如：说起上海这些年的文学叙事，似乎越“老”的上海越有“审美”价值，然而，从写作的职业角度来衡量，可能越“老”的上海越容易把握一些，相反越“新”的越难呈现。由此，我想到你这部《繁花》将六十年代的上海和九十年代的上海的时序有意识地打乱，是否意味着要把“老”生活进行“翻新”而不是“做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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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原名金舒舒。上海人。1969年赴黑龙江农场务农。1977年回沪。1988年起任《上海文学》杂志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编审，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个不高产的个性作家，搁笔20年的之后，2012年以满纸沪语完成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一问世就反响强烈，一举摘得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认为：“《繁花》建立了一个文学的博物馆，多少年以后你要回过头来看上海，到小说里找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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