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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他放宽心，根本不要相信煞不煞的。有的知青甚至很义气地拍胸脯，说你骂我吧，拣最狠的骂，看能骂出什么鬼来！
复查有些感动，疑疑惑惑地回去了。
过不多久，他见到别人，说着旱情或口粮，一不留神又绕到罗伯的事情上来，说他真是无心的，他只是日头晒得昏了头然后一时说走了嘴云云。这就有些烦人了，有些问题了。
“嘴煞”是一种忌语。其实，话就是话，耳边一阵风而已，不会伤任何人身上任何一根毫毛。但复查很快瘦了一大圈，头上明显多出了白发，即便笑一笑，也是一种没有深度的笑，一种没有根植于血液和内心的脸部努力。他以前习惯于衣服整整齐齐，出门前还要照镜子梳梳头，衣领也总是用几颗回形针夹住以保持挺括。但眼下的他衣冠不整，泥巴上了肩，头发像草窝，一走神就扣错扣子，或者丢了笔，丢了钥匙。他以前做个年终决算只需要一天的时间，现在做了三四天还是满头大汗，账表一塌糊涂。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在账本堆里找来找去，找了半天又忘了自己要找什么东西。最后，他在供销社莫名其妙丢失五百块钱的棉花款以后，队委会觉得他确实不能当会计了。
他自己也觉得不能当会计了，把账本交出来，另外找人。他后来放了一段鸭子，遭了鸭瘟。学了一阵木匠，也没有学会。反正什么事都不是太顺，最后草草收了一房亲，是一个总是头发乱蓬蓬的婆娘。
我很惊讶，一句嘴煞几乎可以影响一个人几十年。他不能做出一些弥补吗？不能从头开始吗？
在很多马桥人看来：不能。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像覆水难收，复查的嘴煞将永远在那里，而且可能越长越大越长越硬再也不会平复消失。
语言的力量，已经深深介入了我们的生命。语言是人的优势，人可以怜惜动物没有语言，因此没有知识，不能组成社会，不能取得文化积累和科学进步的强大威力。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动物永远也不会因为叫错了一个声音，就长时间像复查一样失魂落魄，直至最后几乎失去生存能力。在这一点上，语言也使人变得比狗还要脆弱。
“煞”是人们约定的某种成规，是寄托敬畏之情的形式。凭借语言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们，情感需要找到某种形式给予表达，加以营构和凝固，成为公共心理的依托。马桥人设立语言的禁忌，就如更大世界里的人们结婚需要戒指，国家需要国旗，宗教需要偶像，人道主义需要优雅的歌曲和热情的演讲。当这些被人们袭用之后，它们本身就成为神圣不可冒犯的东西。任何冒犯在袭用者和习用者那里，不再被认为仅仅是恶待了一块金属（戒指），一块布料（国旗），一块石头（偶像），以及一些声波（歌曲和演讲），而是侵凌了他们的情感，准确地说，是他们确定的某种情感形式。
一个彻底的科学主义者，只追究逻辑和实用，不但应该认为马桥人的嘴煞之说是可笑的，也应该视某些金属、布料、石头以及声波的神圣化是可笑的——这些奇怪的心理建筑，在物用逻辑下没有必然如此的任何理由。但事情只能是这样了。一个人已经不是一条狗，不可能把物质仅仅当做物质。即使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他也经常对某些物质赋予虚幻的精神灵光，比方说从一大堆金属物品中分离出一块金属（情人的、母亲的或者祖母的戒指），另眼相看，寄予特别的情感。在这个时候，他有点荒诞了，不那么科学了——但开始真正像一个常人了。
一个戒指不仅仅被看做金属的时候，科学主义就为信仰主义留下了地盘，为一切没有道理的道理留下了地盘。生活的荒诞性和神圣性，就奇异地融合在一起。
孟子的“君子远庖厨”当然是一种情感形式。他不忍看厨房里血淋淋的宰杀场景，但这并不妨碍他大口吃肉。佛教徒的戒杀生甚至戒荤腥，也是一种情感形式。但他们不知道植物同样是生命，在现代生物学的揭示下，一棵树除了不能发出求救的呼叫，同样有痛感，有神经性反应，甚至可以有灵活的身体动作。但我们能嘲笑他们的情感形式吗？或者说，我们能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程度上来嘲笑他们的某种荒诞和虚伪？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如果我们鼓励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孩子大举屠宰小鸡、小狗、小猫、小天鹅以及一切可吃的活物，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在进行这种血淋淋的狂欢，没有任何心灵的悸动不安，荒诞和虚伪诚然没有了，但生活是否同时也缺少了什么？
我们能怎样做呢？是让孩子不吃肉甚至不吃任何东西，还是嘲笑和消灭他们对任何美丽生物的同情？——这种来自孟子、来自佛教徒以及来自其他文化前辈的同情？
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我才理解了复查。他没有来得及退煞，没有来得及为挽救罗伯割下一只鸡头并且用鸡血洗门槛，于是陷入了永不可解脱的罪恶感。
他是毫无道理的。
也是完全有道理的。
磨咒
对作恶多端的夷边人，马桥人的报复手段之一就是“磨咒”。比如有人在马桥人的祖坟上随便屙尿，或者对马桥的妇人非礼，马桥人可以不动声色，偷偷绕着夷边人走三个圈。做完了这个手脚，静静地等待那贼养的走上岭，走进林子。他们到时候口里念念有词，是一种把岭上各处地名拆散之后再加以混杂的极为复杂极为绕口的口诀，也就是他们的迷山咒。
一般来说，咒语十分灵验。可恶的夷边人必定在林子里天旋地转，不辨东西，走着走着就撞回原地，面对越来越暗下去的天色，喊爹叫娘也不管用。他们可能要在岭上挨冻受饥，可能踏入捕兽的套夹，也可能碰上马蜂或者毒蚁，蜇得一脸一身血肿。据说曾经有一个偷牛的夷边人，还在那里送了命，再也没有走出天子岭北面那一片并不怎么茂密的枞树林。
还有一种取魂咒。只要取了恶人的一根头发，把咒语一遍遍磨下去，恶人就会神志不清，最终变成行尸走肉。
黑相公病退回城以后，有一种悄悄的议论。有些人怀疑仲琪的婆娘在给黑相公磨咒。我当然对这种议论不以为然。我看见过那个婆娘，她虽然怨恨黑相公，但也没有什么恶言，有时还在邻家妇人面前痴痴地叹息，她这一辈子不求钱财不图高寿，只是想生两个黑相公那样人高马大的儿子，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要是那样，她也不枉两个nai子挂了一世。
懈
兆青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掉了脑袋。我在深夜值班站岗的时候，望着月色中突然壮**近了的天子岭，想起了他的生前。因为他的下流，因为他的小气，我没说过他什么好话。直到他死后，我才想起有一次我奉命爬到墙上刷写毛主席语录，突然梯子不可阻挡地往下滑，我靠手攀一根横梁，才没有栽下去。远远的兆青看见这一切，吓得手里的一碗饭都倾了，掉在地上发出脆响。“救命呵——救命呵——不得了呵——”他呼天抢地地大跳，跳来跳去昏了头，没做什么事又跳回来，哇哇地大哭。
也许我并没有那么危险，他不必要那么大哭，那么大跳，他甚至没有做出什么实事帮我一把。但当时我所有在场的朋友和熟人中，除了他，没有人惊吓和慌乱成他那个样，没有人为我情不自禁地哭泣。我感谢他的泪水——虽然只有短短的片刻，虽然很快就消失在一双我永远也无法亲近的小眼珠里。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无论走到何方，我无论要遗忘多少城市和乡村，也不会忘记我在那一刻的俯瞰：下面有一张脸，仅仅只有一张脸，在透视关系中放大了，把后面瘦小的身子统统遮盖无余，为我喷洒出哗啦啦的黄泪。
我想说一句感谢他的话，或者让他从我身上占去一点便宜，比方几块钱，比方一块碱，但他不会了。
我抱了一床旧棉毯送到他家里，嘱他婆娘垫入兆青的棺木。他一生都习惯睡在扁担上，往后应该让他好好地睡一觉了。他一生忙忙碌碌，往后应该让他好好地懈一懈。
“懈”，发音hai，去声，在马桥语言中是休息的意思。
懒（男人的用法）
我有一个朋友在城里当老板，领着一支工程队，经常需要添加人手。我把魁元以及随他同来的后生介绍过去，也算是去混一碗饭吃，学一点手艺。
没料到几天以后，他们敲开我的房门，苦着两张脸，齐声说实在没法干。嗯啦，实在没法干了。
“怎么回事？”
“也没什么。”
“晕街了？”
“我倒是从来不晕街，就是……晒。”
“你是说太阳晒？”
“就是。”
“你没戴个帽子？”
“戴了还是晒呵。”
“你在乡下不晒太阳的？我在你们马桥当知青那阵不是也天天晒么？”
“我……从来不做田里的功夫。”
“你成天做什么？”
“不做什么，有时候帮盐午哥收点谷，讨点账，大部分时候就耍一耍，打牌，打桌球，坐人家。”
魁元笑一笑，朝同来的那个后生递了个眼色。后生正瞟着电视机嗑瓜子，也适时地笑了一笑。
“你们年纪轻轻的，就这样——懒？”我说出一个很重的字。
“是懒，确实是懒。”魁元居然很高兴地接过话头，“我在家里还懒一些，从来不打柴，从来不挑水，从小到现在，我还不晓得米是如何淘的，潲是如何煮的。”
嗑瓜子的后生说：“我也是，你要问我屋里的弯刀钎担在哪里，问我屋里的猪一餐要吃几多，我肯定不晓得。”
“我出去打牌，一打就是半个月。”
“牌我不打，我到县里三舅舅屋里去耍，骑摩托玩，看电视。”
我有些吃惊。从他们不无自豪的口气里，从他们多少有些夸张的自我介绍里，我发现了词义的蜕变，一场语言重新定义运动早已开始而我还蒙在鼓里。我所憎恶的“懒”字，在他们那里早已成为一枚勋章，被他们竞相抢夺，往自己胸前佩戴。我正在指责的耻辱，在他们那里早已成为潇洒、舒适、有面子、有本事的同义语，被他们两眼发亮地向往和追慕。我下一步如何同他们说话？
当然，他们不一定完全取消了“懒”的原义，比如说到找对象的时候，他们说谁家的婆娘懒，谁家的姑娘不懒，对懒人还是一一贬斥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不过是新增了一本男人的词典，对女性不适用的词典。“懒”正是在这本新词典里获得了夺目光辉。可以想见，懒是如此，那么欺骗、剥削、强霸、凶恶、奸诈、无赖、贪污、偷盗、投机、媚俗、腐败、下流、拍马屁等等，都可能成为男人最新词典里的赞辞和奖辞——至少在相当一部分男人那里是这样。在他们的眼里，如果还有男人不承认这本词典，并不能说明这本词典不存在，只是说明这些男人是一些语言异类，十足的可怜虫，落在词义革新的潮流之后，落后于历史的暗影里。
人们的对话，常常在两种或多种词典之间进行。词义翻译的困难，尤其是深层感觉里词义翻译的一个个陷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随时慎察的。一九八六年我参观了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艺术家殖民地”，也就是一个艺术家创作中心。colony（殖民地）一词一直使我感到别扭。我后来才知道，在西方诸多殖民地宗主国，在很多西方人那里，colony并不具有殖民地人民记忆中杀人、放火、强X、抢掠以及鸦片输入之类的形象，相反，它词义平和，只不过是侨居地、聚居地、拓殖地的别名；甚至还隐隐散发出开发者、冒险者的浪漫诗意，与帝国记忆里援外开拓、航海探险、文明传播的种种法案和证词相联系。“殖民地”甚至是先锋的驿地，英雄的营垒，胜利者的天堂。西方人用这个词指示艺术家艰难工作的处所，会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么？
也就是在美国，我遇到一个叫汉森的人，懂中文，娶了个中国老婆，在一家大报社当亚洲版的记者。听我谈到中国人的苦难以后，他深表同情，对苦难的制造者深表愤怒。但我突然发现他在同情之后，愤怒之后，有一个奇怪的动作：眼镜片里闪烁着笑目，一根食指在餐桌上的某个位置不停地来回划着，像在空中写一个什么字，或者在指挥心目中一支激动人心的乐队。他按捺不住内心的亢奋，终于用英文给朋友打电话，邀请朋友也来认识我，说我带来的一些故事太动人了，太可贵了！他相信这是全世界最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觉得心里猛地痛了一下，准确地说，是被“精彩”这个词刺痛。我的父亲自杀了，他沉入河底的时候感到“精彩”么？我一位朋友的弟弟在一桩错案中被枪毙了，他临刑前在人群中找不到父母来送别的面孔而嚎啕大哭的时候觉得“精彩”么？我一位朋友的儿子被流氓团伙误杀了，父亲从大学里领回了儿子的遗物并且做梦也没有想到是自己而不是别人为儿子写墓志碑文的时候是否感觉到任何“精彩”？……我不想怀疑汉森的同情心，不，他一直在他的版面里呼唤正义，一直在尽可能帮助中国人，包括帮助我获得访问学者的待遇和资助。但他的“精彩”出自一本我不能理解的词典。
显然，在那本词典里，苦难不仅仅是苦难，也是写作或演讲的素材，是激发人们反抗意志的必备条件，因此苦难越深重就越好，越能放**——彩——的光芒。那本词典暗含了一种法则：为了消灭苦难的制造者，必须有更多的苦难作证，让更多的人明白这场斗争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崇高性。这就是说，为了消灭苦难，必须先有苦难。他人的苦难，是救难者的悲悯所在，也是他们的喜悦和欣慰所在，是他们英雄成绩单上一次次重要的得分。
我不想再说下去，并且突然改变主意，坚决不让对方为我的啤酒和比萨饼付费，弄得他有些迷惑不解。
我经常不无惶恐地发现，说话不容易，言词一旦飞出去，经常播种着误解。我还发现，即便是强有力的宣传机器，也从来没有对理解的控制权，同样是一次次陷入歧义的泥沼。我需要提到随同魁元来到我家的后生。我后来知道，他姓张，曾是县电影公司职工，因为超生一胎被开除公职。他不是不明白超生的后果，国家关于计划生育奖惩条令的宣传，可以说是连篇累牍车载斗量，在他的耳膜上磨出了茧子。他也不喜爱小孩，事实上，他已有的两个儿女都极少见到他，很难得到他的笑脸，甚至一直是他打算离婚的障碍和负担。他没有任何理由再生下一个。
在我与他谈话以后，在我百思不得其解以后，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有另外一套词汇体系。在那个体系里，很多词义超出了常人想象。比方说“违法乱纪”吧，这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丑事，恰恰相反，违法乱纪常常是强者的证明，是强者的特权，是荣耀和享乐最重要的源泉。如果说“违法乱纪”词条下包括了贪污、走私、官倒、**、撞红灯、随地吐痰、公款吃喝等一些内容的话，那么没有一条不是令这位后生心向往之的美事。如果他没有完全做到这些，只是因为眼下他的能力还不够。
不难理解，当超生也划入“违法乱纪”之列，当这个行为尚未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他会不假思索地决定什么。
他的超生完全不合常理，不是出自利益的权衡，只是出自他理解事物的惯性，出自他对一切特权行为的追求冲动。也许，他认识的一个局长或者老板，就是因为堂堂皇皇生下三胎或四胎而旁人莫可奈何，一直受到他暗中的羡慕。因此，一旦他也做了常人不敢做的事情，这本身就给了他不同凡响出人头地的自我感觉，一种局长或老板的感觉。他违法了，但这就像一个人窝藏了百万元赃款，足以让他偷偷地自鸣得意，不断回味自己胆大妄为的战绩。
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说，宣传有什么用呢？法纪的宣传有什么用呢？当然有：那就是强化他铤而走险的激情，日复一日给予他诱惑。
我找不到其他的解释。
如果上述解释大致不错，那么这整个事情不过是一次语言事件，是一次词义错接和词义短路的荒唐作业。违法者最终丢掉了自己的饭碗，为一个或几个极普通的词付出了代价。而执政者们对他的宣传，差不多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在一本完全陌生的词典里，在一位完全不可捉摸的读解者这里，催生了一个毛头毛脑大哭大叫的女婴。这个女婴其实是任何一方都不需要的。但这个错误无法永远藏匿，没法用改正液涂掉，没法用橡皮头擦掉。
她越长越大并且将要活生生地进入未来。
她是一句有血有肉的错译。
醒
在汉语的众多辞书里，“醒”字都没有贬义。如《辞源》（商务印书馆一九**年)释以“醉解”、“梦觉”、“觉悟”等等，醒都是与昏乱迷惑相对立，只可延伸出理智、清明和聪慧的含义。
屈原的《渔父》诗中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名句，对醒字注入了明亮的光彩。
马桥人不是这样看的。恰恰相反，马桥人已经习惯了用缩鼻子歪嘴巴的鄙弃表情，来使用这个字，指示一切愚行。“醒”是蠢的意思。“醒子”当然就是指蠢货。这种习惯是不是从他们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时候开始？
约在公元前二七八年，醒的屈原，自认为醒的屈原，不堪无边无际的举世昏醉，决意以身殉道，以死抗恶，投水自毙于汨罗江，也就是罗江的下游——现在那里叫做楚塘乡。他是受贬放逐而来的。他所忠诚报效的楚国，当时“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引自《战国策》），是容不下他的。他回望郢都，长歌当哭，壮志难酬，悲慨问天。如果他不能救助这个世界的话，他至少可以拒绝这个世界。如果他不能容忍四周的叛卖和虚伪，他至少可以闭上眼睛。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江底的暗寂，在那里安顿自己苦楚的心。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流放路线经辰阳、溆浦等地，最后沿湘江绕达罗地。其实，这是一个楚国贬臣最不应该到达的地方。罗人曾经被强大的楚国无情驱杀，先一步流落到这里。当楚人被更强大的秦国所驱杀时，屈原几乎循着同样的路线，随后也飘泊而至。历史在重演，只是已经换了角色。同泊异乡，相继沦落，恩怨复何言？
屈原当过楚国的左徒，主持朝廷的文案，当然熟知楚国的历史，熟知楚国对罗国的驱杀。我不知道他凄然登上罗江之岸时，见到似曾相识的面容，听到似曾相识的语音，身历似曾相识的民风乡俗——这侥幸逃脱了楚人刀斧的一切，心里有何感想？我更难想象，当屈辱而贫弱的罗人面对侵略国的前任大臣，默默无言地迎上来，默默地按住了刀柄，终于援以一箪一瓢之时，大臣的双手是否有过颤抖？
历史没有记载这一切，疏漏了这一切。
我突然觉得，屈原选择这里作为长眠之地，很可能有我们尚未知晓的复杂原因。罗地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他透看兴衰分合的荒诞。罗地是一剂猛药，可以让他大泻朝臣内心的矜持。江上冷冷的涛声，抽打着他的记忆，不仅仅是在拷问他对楚国的怨，也在拷问他对楚国的忠贞，拷问他一直自我珍视并且毕生为之奋斗的信念。此时的他，并非第一次受贬，应该具有对付落难的足够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他已经长旅蛮地日久，对流放途中的饥寒劳顿也应该习以为常不难担当。他终于在汨罗江边消逝，留下空空的江岸，一定是他的精神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动摇，使他对生命之外更大的生命感到惊惧，对历史之外更大的历史感到无可解脱的迷惘，只能一脚踩空。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得到更为明亮刺目的——醒？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更能理解自己一直珍视的——醒？
这是一种揣测。
屈原在罗地的时候，散发赤足，披花戴草，饮露餐菊，呼风唤雨，与日月对话，与虫鸟同眠，想必是已经神志失常。他是醒了（他自己以及后来《辞源》之类的看法），也确确实实是醒了（马桥人的看法）。
他以自己的临江一跃，沟通了醒字的两种含义：愚昧和明智，地狱和天堂，形而下的此刻和形而上的恒久。
罗人不大可能理解楚臣的忠贞，但他们谅解了已经败落的敌手，对屈原同样给予了悲怜——这就是后来每年五月初五划龙船的传统。他们抛下粽子，希望鱼虾不要吃屈原的尸骨。他们大锣大鼓地喧闹，希望唤醒沉睡江底的诗人。他们一遍遍声嘶力竭地招魂，喊得男女老幼青筋直暴，眼球圆睁，嗓门嘶哑，大汗淋漓。他们接天的声浪完全淹盖了对楚营的万世深仇，只为了救活一个人，一个陌生的诗人。
这种习俗，最早见于南朝时梁人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这以前并无端午纪念屈原的说法。事实上，划龙船是南方早就常见的祀神仪式，与屈原并没有可以确证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很可能是文人对历史的杜撰和幻想，为了屈原，也是为了自己。越来越隆重的追祭意味着：如果终究有一种永久的辉煌可以作为回报，作为许诺，那么文明的殉道者是否多一点安全和欣慰？
屈原没有看到辉煌，也不是任何一位屈原都能收入辉煌。相反，马桥人对“醒”字的理解和运用，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先人们对强国政治和异质文化的冷眼，隐藏着不同历史定位之间的必然歧义。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罗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
都要他放宽心，根本不要相信煞不煞的。有的知青甚至很义气地拍胸脯，说你骂我吧，拣最狠的骂，看能骂出什么鬼来！
复查有些感动，疑疑惑惑地回去了。
过不多久，他见到别人，说着旱情或口粮，一不留神又绕到罗伯的事情上来，说他真是无心的，他只是日头晒得昏了头然后一时说走了嘴云云。这就有些烦人了，有些问题了。
“嘴煞”是一种忌语。其实，话就是话，耳边一阵风而已，不会伤任何人身上任何一根毫毛。但复查很快瘦了一大圈，头上明显多出了白发，即便笑一笑，也是一种没有深度的笑，一种没有根植于血液和内心的脸部努力。他以前习惯于衣服整整齐齐，出门前还要照镜子梳梳头，衣领也总是用几颗回形针夹住以保持挺括。但眼下的他衣冠不整，泥巴上了肩，头发像草窝，一走神就扣错扣子，或者丢了笔，丢了钥匙。他以前做个年终决算只需要一天的时间，现在做了三四天还是满头大汗，账表一塌糊涂。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在账本堆里找来找去，找了半天又忘了自己要找什么东西。最后，他在供销社莫名其妙丢失五百块钱的棉花款以后，队委会觉得他确实不能当会计了。
他自己也觉得不能当会计了，把账本交出来，另外找人。他后来放了一段鸭子，遭了鸭瘟。学了一阵木匠，也没有学会。反正什么事都不是太顺，最后草草收了一房亲，是一个总是头发乱蓬蓬的婆娘。
我很惊讶，一句嘴煞几乎可以影响一个人几十年。他不能做出一些弥补吗？不能从头开始吗？
在很多马桥人看来：不能。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像覆水难收，复查的嘴煞将永远在那里，而且可能越长越大越长越硬再也不会平复消失。
语言的力量，已经深深介入了我们的生命。语言是人的优势，人可以怜惜动物没有语言，因此没有知识，不能组成社会，不能取得文化积累和科学进步的强大威力。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动物永远也不会因为叫错了一个声音，就长时间像复查一样失魂落魄，直至最后几乎失去生存能力。在这一点上，语言也使人变得比狗还要脆弱。
“煞”是人们约定的某种成规，是寄托敬畏之情的形式。凭借语言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们，情感需要找到某种形式给予表达，加以营构和凝固，成为公共心理的依托。马桥人设立语言的禁忌，就如更大世界里的人们结婚需要戒指，国家需要国旗，宗教需要偶像，人道主义需要优雅的歌曲和热情的演讲。当这些被人们袭用之后，它们本身就成为神圣不可冒犯的东西。任何冒犯在袭用者和习用者那里，不再被认为仅仅是恶待了一块金属（戒指），一块布料（国旗），一块石头（偶像），以及一些声波（歌曲和演讲），而是侵凌了他们的情感，准确地说，是他们确定的某种情感形式。
一个彻底的科学主义者，只追究逻辑和实用，不但应该认为马桥人的嘴煞之说是可笑的，也应该视某些金属、布料、石头以及声波的神圣化是可笑的——这些奇怪的心理建筑，在物用逻辑下没有必然如此的任何理由。但事情只能是这样了。一个人已经不是一条狗，不可能把物质仅仅当做物质。即使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他也经常对某些物质赋予虚幻的精神灵光，比方说从一大堆金属物品中分离出一块金属（情人的、母亲的或者祖母的戒指），另眼相看，寄予特别的情感。在这个时候，他有点荒诞了，不那么科学了——但开始真正像一个常人了。
一个戒指不仅仅被看做金属的时候，科学主义就为信仰主义留下了地盘，为一切没有道理的道理留下了地盘。生活的荒诞性和神圣性，就奇异地融合在一起。
孟子的“君子远庖厨”当然是一种情感形式。他不忍看厨房里血淋淋的宰杀场景，但这并不妨碍他大口吃肉。佛教徒的戒杀生甚至戒荤腥，也是一种情感形式。但他们不知道植物同样是生命，在现代生物学的揭示下，一棵树除了不能发出求救的呼叫，同样有痛感，有神经性反应，甚至可以有灵活的身体动作。但我们能嘲笑他们的情感形式吗？或者说，我们能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程度上来嘲笑他们的某种荒诞和虚伪？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如果我们鼓励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孩子大举屠宰小鸡、小狗、小猫、小天鹅以及一切可吃的活物，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在进行这种血淋淋的狂欢，没有任何心灵的悸动不安，荒诞和虚伪诚然没有了，但生活是否同时也缺少了什么？
我们能怎样做呢？是让孩子不吃肉甚至不吃任何东西，还是嘲笑和消灭他们对任何美丽生物的同情？——这种来自孟子、来自佛教徒以及来自其他文化前辈的同情？
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我才理解了复查。他没有来得及退煞，没有来得及为挽救罗伯割下一只鸡头并且用鸡血洗门槛，于是陷入了永不可解脱的罪恶感。
他是毫无道理的。
也是完全有道理的。
磨咒
对作恶多端的夷边人，马桥人的报复手段之一就是“磨咒”。比如有人在马桥人的祖坟上随便屙尿，或者对马桥的妇人非礼，马桥人可以不动声色，偷偷绕着夷边人走三个圈。做完了这个手脚，静静地等待那贼养的走上岭，走进林子。他们到时候口里念念有词，是一种把岭上各处地名拆散之后再加以混杂的极为复杂极为绕口的口诀，也就是他们的迷山咒。
一般来说，咒语十分灵验。可恶的夷边人必定在林子里天旋地转，不辨东西，走着走着就撞回原地，面对越来越暗下去的天色，喊爹叫娘也不管用。他们可能要在岭上挨冻受饥，可能踏入捕兽的套夹，也可能碰上马蜂或者毒蚁，蜇得一脸一身血肿。据说曾经有一个偷牛的夷边人，还在那里送了命，再也没有走出天子岭北面那一片并不怎么茂密的枞树林。
还有一种取魂咒。只要取了恶人的一根头发，把咒语一遍遍磨下去，恶人就会神志不清，最终变成行尸走肉。
黑相公病退回城以后，有一种悄悄的议论。有些人怀疑仲琪的婆娘在给黑相公磨咒。我当然对这种议论不以为然。我看见过那个婆娘，她虽然怨恨黑相公，但也没有什么恶言，有时还在邻家妇人面前痴痴地叹息，她这一辈子不求钱财不图高寿，只是想生两个黑相公那样人高马大的儿子，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要是那样，她也不枉两个nai子挂了一世。
懈
兆青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掉了脑袋。我在深夜值班站岗的时候，望着月色中突然壮**近了的天子岭，想起了他的生前。因为他的下流，因为他的小气，我没说过他什么好话。直到他死后，我才想起有一次我奉命爬到墙上刷写毛主席语录，突然梯子不可阻挡地往下滑，我靠手攀一根横梁，才没有栽下去。远远的兆青看见这一切，吓得手里的一碗饭都倾了，掉在地上发出脆响。“救命呵——救命呵——不得了呵——”他呼天抢地地大跳，跳来跳去昏了头，没做什么事又跳回来，哇哇地大哭。
也许我并没有那么危险，他不必要那么大哭，那么大跳，他甚至没有做出什么实事帮我一把。但当时我所有在场的朋友和熟人中，除了他，没有人惊吓和慌乱成他那个样，没有人为我情不自禁地哭泣。我感谢他的泪水——虽然只有短短的片刻，虽然很快就消失在一双我永远也无法亲近的小眼珠里。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无论走到何方，我无论要遗忘多少城市和乡村，也不会忘记我在那一刻的俯瞰：下面有一张脸，仅仅只有一张脸，在透视关系中放大了，把后面瘦小的身子统统遮盖无余，为我喷洒出哗啦啦的黄泪。
我想说一句感谢他的话，或者让他从我身上占去一点便宜，比方几块钱，比方一块碱，但他不会了。
我抱了一床旧棉毯送到他家里，嘱他婆娘垫入兆青的棺木。他一生都习惯睡在扁担上，往后应该让他好好地睡一觉了。他一生忙忙碌碌，往后应该让他好好地懈一懈。
“懈”，发音hai，去声，在马桥语言中是休息的意思。
懒（男人的用法）
我有一个朋友在城里当老板，领着一支工程队，经常需要添加人手。我把魁元以及随他同来的后生介绍过去，也算是去混一碗饭吃，学一点手艺。
没料到几天以后，他们敲开我的房门，苦着两张脸，齐声说实在没法干。嗯啦，实在没法干了。
“怎么回事？”
“也没什么。”
“晕街了？”
“我倒是从来不晕街，就是……晒。”
“你是说太阳晒？”
“就是。”
“你没戴个帽子？”
“戴了还是晒呵。”
“你在乡下不晒太阳的？我在你们马桥当知青那阵不是也天天晒么？”
“我……从来不做田里的功夫。”
“你成天做什么？”
“不做什么，有时候帮盐午哥收点谷，讨点账，大部分时候就耍一耍，打牌，打桌球，坐人家。”
魁元笑一笑，朝同来的那个后生递了个眼色。后生正瞟着电视机嗑瓜子，也适时地笑了一笑。
“你们年纪轻轻的，就这样——懒？”我说出一个很重的字。
“是懒，确实是懒。”魁元居然很高兴地接过话头，“我在家里还懒一些，从来不打柴，从来不挑水，从小到现在，我还不晓得米是如何淘的，潲是如何煮的。”
嗑瓜子的后生说：“我也是，你要问我屋里的弯刀钎担在哪里，问我屋里的猪一餐要吃几多，我肯定不晓得。”
“我出去打牌，一打就是半个月。”
“牌我不打，我到县里三舅舅屋里去耍，骑摩托玩，看电视。”
我有些吃惊。从他们不无自豪的口气里，从他们多少有些夸张的自我介绍里，我发现了词义的蜕变，一场语言重新定义运动早已开始而我还蒙在鼓里。我所憎恶的“懒”字，在他们那里早已成为一枚勋章，被他们竞相抢夺，往自己胸前佩戴。我正在指责的耻辱，在他们那里早已成为潇洒、舒适、有面子、有本事的同义语，被他们两眼发亮地向往和追慕。我下一步如何同他们说话？
当然，他们不一定完全取消了“懒”的原义，比如说到找对象的时候，他们说谁家的婆娘懒，谁家的姑娘不懒，对懒人还是一一贬斥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不过是新增了一本男人的词典，对女性不适用的词典。“懒”正是在这本新词典里获得了夺目光辉。可以想见，懒是如此，那么欺骗、剥削、强霸、凶恶、奸诈、无赖、贪污、偷盗、投机、媚俗、腐败、下流、拍马屁等等，都可能成为男人最新词典里的赞辞和奖辞——至少在相当一部分男人那里是这样。在他们的眼里，如果还有男人不承认这本词典，并不能说明这本词典不存在，只是说明这些男人是一些语言异类，十足的可怜虫，落在词义革新的潮流之后，落后于历史的暗影里。
人们的对话，常常在两种或多种词典之间进行。词义翻译的困难，尤其是深层感觉里词义翻译的一个个陷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随时慎察的。一九八六年我参观了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艺术家殖民地”，也就是一个艺术家创作中心。colony（殖民地）一词一直使我感到别扭。我后来才知道，在西方诸多殖民地宗主国，在很多西方人那里，colony并不具有殖民地人民记忆中杀人、放火、强X、抢掠以及鸦片输入之类的形象，相反，它词义平和，只不过是侨居地、聚居地、拓殖地的别名；甚至还隐隐散发出开发者、冒险者的浪漫诗意，与帝国记忆里援外开拓、航海探险、文明传播的种种法案和证词相联系。“殖民地”甚至是先锋的驿地，英雄的营垒，胜利者的天堂。西方人用这个词指示艺术家艰难工作的处所，会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么？
也就是在美国，我遇到一个叫汉森的人，懂中文，娶了个中国老婆，在一家大报社当亚洲版的记者。听我谈到中国人的苦难以后，他深表同情，对苦难的制造者深表愤怒。但我突然发现他在同情之后，愤怒之后，有一个奇怪的动作：眼镜片里闪烁着笑目，一根食指在餐桌上的某个位置不停地来回划着，像在空中写一个什么字，或者在指挥心目中一支激动人心的乐队。他按捺不住内心的亢奋，终于用英文给朋友打电话，邀请朋友也来认识我，说我带来的一些故事太动人了，太可贵了！他相信这是全世界最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觉得心里猛地痛了一下，准确地说，是被“精彩”这个词刺痛。我的父亲自杀了，他沉入河底的时候感到“精彩”么？我一位朋友的弟弟在一桩错案中被枪毙了，他临刑前在人群中找不到父母来送别的面孔而嚎啕大哭的时候觉得“精彩”么？我一位朋友的儿子被流氓团伙误杀了，父亲从大学里领回了儿子的遗物并且做梦也没有想到是自己而不是别人为儿子写墓志碑文的时候是否感觉到任何“精彩”？……我不想怀疑汉森的同情心，不，他一直在他的版面里呼唤正义，一直在尽可能帮助中国人，包括帮助我获得访问学者的待遇和资助。但他的“精彩”出自一本我不能理解的词典。
显然，在那本词典里，苦难不仅仅是苦难，也是写作或演讲的素材，是激发人们反抗意志的必备条件，因此苦难越深重就越好，越能放**——彩——的光芒。那本词典暗含了一种法则：为了消灭苦难的制造者，必须有更多的苦难作证，让更多的人明白这场斗争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崇高性。这就是说，为了消灭苦难，必须先有苦难。他人的苦难，是救难者的悲悯所在，也是他们的喜悦和欣慰所在，是他们英雄成绩单上一次次重要的得分。
我不想再说下去，并且突然改变主意，坚决不让对方为我的啤酒和比萨饼付费，弄得他有些迷惑不解。
我经常不无惶恐地发现，说话不容易，言词一旦飞出去，经常播种着误解。我还发现，即便是强有力的宣传机器，也从来没有对理解的控制权，同样是一次次陷入歧义的泥沼。我需要提到随同魁元来到我家的后生。我后来知道，他姓张，曾是县电影公司职工，因为超生一胎被开除公职。他不是不明白超生的后果，国家关于计划生育奖惩条令的宣传，可以说是连篇累牍车载斗量，在他的耳膜上磨出了茧子。他也不喜爱小孩，事实上，他已有的两个儿女都极少见到他，很难得到他的笑脸，甚至一直是他打算离婚的障碍和负担。他没有任何理由再生下一个。
在我与他谈话以后，在我百思不得其解以后，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有另外一套词汇体系。在那个体系里，很多词义超出了常人想象。比方说“违法乱纪”吧，这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丑事，恰恰相反，违法乱纪常常是强者的证明，是强者的特权，是荣耀和享乐最重要的源泉。如果说“违法乱纪”词条下包括了贪污、走私、官倒、**、撞红灯、随地吐痰、公款吃喝等一些内容的话，那么没有一条不是令这位后生心向往之的美事。如果他没有完全做到这些，只是因为眼下他的能力还不够。
不难理解，当超生也划入“违法乱纪”之列，当这个行为尚未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他会不假思索地决定什么。
他的超生完全不合常理，不是出自利益的权衡，只是出自他理解事物的惯性，出自他对一切特权行为的追求冲动。也许，他认识的一个局长或者老板，就是因为堂堂皇皇生下三胎或四胎而旁人莫可奈何，一直受到他暗中的羡慕。因此，一旦他也做了常人不敢做的事情，这本身就给了他不同凡响出人头地的自我感觉，一种局长或老板的感觉。他违法了，但这就像一个人窝藏了百万元赃款，足以让他偷偷地自鸣得意，不断回味自己胆大妄为的战绩。
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说，宣传有什么用呢？法纪的宣传有什么用呢？当然有：那就是强化他铤而走险的激情，日复一日给予他诱惑。
我找不到其他的解释。
如果上述解释大致不错，那么这整个事情不过是一次语言事件，是一次词义错接和词义短路的荒唐作业。违法者最终丢掉了自己的饭碗，为一个或几个极普通的词付出了代价。而执政者们对他的宣传，差不多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在一本完全陌生的词典里，在一位完全不可捉摸的读解者这里，催生了一个毛头毛脑大哭大叫的女婴。这个女婴其实是任何一方都不需要的。但这个错误无法永远藏匿，没法用改正液涂掉，没法用橡皮头擦掉。
她越长越大并且将要活生生地进入未来。
她是一句有血有肉的错译。
醒
在汉语的众多辞书里，“醒”字都没有贬义。如《辞源》（商务印书馆一九**年)释以“醉解”、“梦觉”、“觉悟”等等，醒都是与昏乱迷惑相对立，只可延伸出理智、清明和聪慧的含义。
屈原的《渔父》诗中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名句，对醒字注入了明亮的光彩。
马桥人不是这样看的。恰恰相反，马桥人已经习惯了用缩鼻子歪嘴巴的鄙弃表情，来使用这个字，指示一切愚行。“醒”是蠢的意思。“醒子”当然就是指蠢货。这种习惯是不是从他们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时候开始？
约在公元前二七八年，醒的屈原，自认为醒的屈原，不堪无边无际的举世昏醉，决意以身殉道，以死抗恶，投水自毙于汨罗江，也就是罗江的下游——现在那里叫做楚塘乡。他是受贬放逐而来的。他所忠诚报效的楚国，当时“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引自《战国策》），是容不下他的。他回望郢都，长歌当哭，壮志难酬，悲慨问天。如果他不能救助这个世界的话，他至少可以拒绝这个世界。如果他不能容忍四周的叛卖和虚伪，他至少可以闭上眼睛。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江底的暗寂，在那里安顿自己苦楚的心。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流放路线经辰阳、溆浦等地，最后沿湘江绕达罗地。其实，这是一个楚国贬臣最不应该到达的地方。罗人曾经被强大的楚国无情驱杀，先一步流落到这里。当楚人被更强大的秦国所驱杀时，屈原几乎循着同样的路线，随后也飘泊而至。历史在重演，只是已经换了角色。同泊异乡，相继沦落，恩怨复何言？
屈原当过楚国的左徒，主持朝廷的文案，当然熟知楚国的历史，熟知楚国对罗国的驱杀。我不知道他凄然登上罗江之岸时，见到似曾相识的面容，听到似曾相识的语音，身历似曾相识的民风乡俗——这侥幸逃脱了楚人刀斧的一切，心里有何感想？我更难想象，当屈辱而贫弱的罗人面对侵略国的前任大臣，默默无言地迎上来，默默地按住了刀柄，终于援以一箪一瓢之时，大臣的双手是否有过颤抖？
历史没有记载这一切，疏漏了这一切。
我突然觉得，屈原选择这里作为长眠之地，很可能有我们尚未知晓的复杂原因。罗地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他透看兴衰分合的荒诞。罗地是一剂猛药，可以让他大泻朝臣内心的矜持。江上冷冷的涛声，抽打着他的记忆，不仅仅是在拷问他对楚国的怨，也在拷问他对楚国的忠贞，拷问他一直自我珍视并且毕生为之奋斗的信念。此时的他，并非第一次受贬，应该具有对付落难的足够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他已经长旅蛮地日久，对流放途中的饥寒劳顿也应该习以为常不难担当。他终于在汨罗江边消逝，留下空空的江岸，一定是他的精神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动摇，使他对生命之外更大的生命感到惊惧，对历史之外更大的历史感到无可解脱的迷惘，只能一脚踩空。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得到更为明亮刺目的——醒？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更能理解自己一直珍视的——醒？
这是一种揣测。
屈原在罗地的时候，散发赤足，披花戴草，饮露餐菊，呼风唤雨，与日月对话，与虫鸟同眠，想必是已经神志失常。他是醒了（他自己以及后来《辞源》之类的看法），也确确实实是醒了（马桥人的看法）。
他以自己的临江一跃，沟通了醒字的两种含义：愚昧和明智，地狱和天堂，形而下的此刻和形而上的恒久。
罗人不大可能理解楚臣的忠贞，但他们谅解了已经败落的敌手，对屈原同样给予了悲怜——这就是后来每年五月初五划龙船的传统。他们抛下粽子，希望鱼虾不要吃屈原的尸骨。他们大锣大鼓地喧闹，希望唤醒沉睡江底的诗人。他们一遍遍声嘶力竭地招魂，喊得男女老幼青筋直暴，眼球圆睁，嗓门嘶哑，大汗淋漓。他们接天的声浪完全淹盖了对楚营的万世深仇，只为了救活一个人，一个陌生的诗人。
这种习俗，最早见于南朝时梁人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这以前并无端午纪念屈原的说法。事实上，划龙船是南方早就常见的祀神仪式，与屈原并没有可以确证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很可能是文人对历史的杜撰和幻想，为了屈原，也是为了自己。越来越隆重的追祭意味着：如果终究有一种永久的辉煌可以作为回报，作为许诺，那么文明的殉道者是否多一点安全和欣慰？
屈原没有看到辉煌，也不是任何一位屈原都能收入辉煌。相反，马桥人对“醒”字的理解和运用，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先人们对强国政治和异质文化的冷眼，隐藏着不同历史定位之间的必然歧义。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罗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